江蘇運河城市文化發展的空間關聯網絡及驅動因素研究

李芬芬

(江蘇科技大學圖書館,江蘇 鎮江 212100)

為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的重要指示精神,2019年11月29日,江蘇省十三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全票通過《關于促進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的決定》,提出要把大運河文化帶打造成“高品位、高水平的文化長廊、生態長廊、旅游長廊”,致力于推動大運河文化帶江蘇段建設走在全國前列,打造江蘇文化發展高質量的鮮明標志和閃亮名片。文化發展是提升城市軟實力的重要抓手[1]。因此,江蘇運河城市的文化發展是推動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促進大運河文化帶江蘇段建設高質量發展,增強運河城市文化軟實力的靈魂。

運河城市文化發展涵蓋了文化資源挖掘、文化載體構建、文化產業升級、文化發展績效等多個方面[2-3]。運河城市文化研究體系可概括為遺產保護利用、文旅融合發展等主題[4],而運河城市文化資源挖掘研究基于城市空間格局、歷史演化、景觀建筑、生態資源等視角[5],以活化利用為抓手[6],構建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體系,從而實現運河文化多方位的歷史價值、時代價值和未來價值[7]。運河城市文化載體構建研究糅合了空間范圍上的地理位置和時間范疇內的人文積淀,在文化空間、記憶場所等層面對文化保護傳承利用載體進行探討[8-9],江蘇運河城市目前主要側重于運河主題博物館、主題公園等記憶載體和景觀載體的構建,同時也重視戲劇、民俗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載體創新。文化產業的發展需要戰略性發展規劃、創意性產品開發、高效性生產輸入、個性化營銷策略、可行性調節機制等[10-11]的措施共同配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大數據和信息化潮流驅動著文化產業數字化[12-13],數字技術引導文化產業集聚賦能產業結構升級成為提升城市文化帶一體化建設的重要路徑[11,14]。文化發展績效的研究主要包括構建、完善城市文化發展評價指標體系,進而進行評價分析,提出可行性路徑,如Wu等[15]利用層次分析法和DEA模型構建并分析驗證了歷史街區公共空間的建設效率評價模型,向勇等[16]以文化產業的5個核心要素為依據總結了“一帶一路”文化產業合作發展指標。

綜上所述,運河城市文化發展或以單個要素為切入點,或以一體化為整體框架,旨在研究文化發展的具體要素、發展方向、評價體系以及提升路徑等問題,缺少對區域協調中個體間空間關聯和相互作用的剖析,在一體化進程中容易陷入結構趨同、內容寡淡、創新不足等瓶頸。本文以修正引力模型為基礎,以江蘇省運河城市截面數據為樣本,以2014—2020年為時間序列,采用社會網絡分析方法揭示運河城市文化發展空間網絡的結構特點和關聯關系,并對關聯網絡的驅動因素進行回歸分析,以期對運河城市文化發展提供參考。

1 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1.1 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城市文化生產、文化生活和文化生態共同構成了城市文化發展的完整體系[17]。文化產業與市場是映射城市文化發展現狀和潛力的關鍵性指標[3]。在借鑒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根據數據的可獲得性和適用性,構建城市文化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

表1 城市文化發展評價指標體系

1.2 研究方法

1.2.1城市文化發展評價方法

CRITIC方法是一種客觀權重賦權法,該方法以指標的對比強度和沖突性為基礎,確定指標的客觀權數,兼顧指標變異性與相關性,充分利用了數字本身的客觀屬性[18]。但CRITIC方法缺乏對指標間離散程度的衡量,單獨使用CRITIC方法對城市文化發展進行評價具有一定的缺陷。熵權法同樣是一種客觀權重賦權法,其利用信息熵計算出各指標的熵權,以此判斷指標數據的離散程度,從而為多指標綜合評價提供依據[19]。熵權法正好有效彌補了CRITIC方法的不足之處,因此,本文采用CRITIC-熵權法的客觀組合賦權模型對各城市文化發展水平和現狀進行客觀評價,并計算得到指標權重,如表2所示。

表2 基于CRITIC-熵權法組合賦權法的指標權重

1.2.2社會網絡分析法

社會網絡分析法是社會學家根據數學模型和圖論,以“關系數據”為基礎,描述網絡關系及其特征的一種定量分析方法[20]。本研究將8座運河城市抽象為網絡中的節點,將各運河城市文化發展的相關關系抽象為網絡關系,構建江蘇省運河城市文化發展的空間關聯網絡,并借助Ucinet社會網絡分析軟件,從整體網絡特征、個體網絡特征和塊模型分析3個層面解析江蘇省運河城市文化發展的空間關聯網絡的結構、內在關系以及時間序列特征。

a.整體網絡特征。網絡密度、網絡關聯度、網絡等級度、網絡效率等指標可以用來描述江蘇省運河城市文化發展關聯網絡的具體特征。其中,網絡密度反映了城際文化發展聯系的緊密性,網絡關聯度揭示了江蘇運河城市文化發展空間關聯網絡的穩定性,網絡等級度反映了網絡的層次結構,網絡效率表明各城市在文化發展網絡中的關聯效率。

b.個體網絡特征。網絡中心性是揭示空間關聯網絡個體性特征的重要指標。網絡中心性是指整個網絡的中心化程度,一個節點的中心化程度越高,則網絡中心性越高。本研究基于點度中心度、中介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來分析各運河城市的網絡中心性及其特征屬性。點度中心度反映了各城市在整個文化發展空間關聯網絡中的核心程度。中介中心度表示某一城市處于其他城市的關聯捷徑上,經過該城市的關聯捷徑越多,中介中心度越高,城市在網絡中越關鍵,對其他城市的控制能力和依賴性越強烈。接近中心度代表一個城市不受其他城市控制的程度。

c.塊模型分析。White 等在1976年最早提出塊模型分析,將關聯網絡中的節點按照一定的標準劃分為板塊,并對每個板塊之間及板塊內部間的關聯關系進行分析?；?020年樣本數據,借助 Ucinet 軟件中的 CONCOR算法,計算文化發展空間關系網絡矩陣中各個行(或者各個列)之間的相關系數,并將得到相關系數矩陣多次迭代,最終將江蘇省8座運河城市分為4個板塊。4個板塊的角色,主要是依據Wasserman等和種照輝等開發的評價位置內部關系趨勢的指標進行定位,具體判別過程為:假設整體網絡中有N個主體,目標區塊B中有n個主體,則n(n-1)/n(N-1)=(n-1)/(N-1)可以作為指標來評價區塊B中內部關系趨勢,即期望內部關系比例,其中,n(n-1)為區塊B內部可能具有的關系總數,n(N-1)為區塊B中n個主體所有可能的關系總數。在同樣的假設條件下,i/I為區塊B中實際內部關系比例的評價指標,其中i為區塊B內部n個主體實際發生的關系總數,I為n個主體在整體網絡中實際發生的關系總數。據此,可根據板塊內部及板塊間的關系將其劃分為4類,如表3所示,但在特定的網絡分析中,這4種板塊不一定同時存在。

表3 塊模型中的板塊分類

1.2.3引力模型

采用區域經濟定量分析的修正引力模型分析江蘇省運河城市文化發展的空間相關性。修正后的引力模型可以利用截面數據描述空間關聯網絡的屬性,同時考慮了地理和經濟因素,模型構建如下:

(1)

kij=Ui/(Ui+Uj)

(2)

式中:yij為i市和j市之間的文化發展關系強度;P為常住人口;U為城市文化發展水平;G為GDP;Dij為i市和j市間的球面距離,由ArcGIS軟件計算所得;g為人均GDP;kij為i市對i市和j市文化發展關系的貢獻率。

考慮到城市之間的經濟差距和地理距離對城市文化發展相關性的影響,用兩市之間的球面距離與兩市之間的人均GDP差異之比來表示城市之間的“距離”[21]。由式(1)可得運河城市文化發展的引力矩陣,取矩陣每一行的平均值為臨界值,然后將矩陣二值化:當yij大于臨界值時,表示i市的文化發展與j市的文化發展具有相關性,將其賦值為1;否則,沒有相關性,并將該值賦值為0。

1.2.4QAP回歸方法

在對江蘇省運河城市文化發展空間關聯網絡的結構特征進行分析的基礎上,精準識別其驅動因素,有利于進一步構建區域文化發展協同提升的關聯網絡。為規避解釋變量的多重共線性影響,采用非參數方法QAP回歸來檢驗各影響因素對城市文化發展空間關聯網絡的驅動機理[22],結合江蘇運河城市文化發展的特性,提取了江蘇省運河城市文化發展空間關聯網絡的驅動因素[23-26],如表4所示。

表4 江蘇省運河城市文化發展空間關聯網絡的驅動因素

QAP回歸模型如下:

Y=f(M,L,E,O,D,P,T)

(3)

式中:Y為江蘇運河城市文化發展的空間關聯網絡矩陣;M、L、E、O、P、T分別為各驅動因素的差異矩陣;D為地理鄰接矩陣。

1.3 數據來源

以蘇州市、無錫市、常州市、鎮江市、揚州市、淮安市、宿遷市和徐州市這8個運河城市為節點,研究時間跨度為中國大運河申遺成功至今,鑒于數據的可獲取性,具體選擇的時間段為2014—2020年?？紤]到城市規模、經濟和地理位置對文化發展的影響,在模型構建部分,原始數據還包括城市常住人口、GDP和城際距離。數據由《江蘇省統計年鑒》、各市統計年鑒、《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以及江蘇省文化和旅游廳和江蘇省文化館公布數據獲得。

2 江蘇運河城市文化發展的空間關聯網絡分析

2.1 網絡形成機制

隨著文化強國戰略的推進,城市文化發展水平和現狀逐步成為衡量城市綜合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區域一體化背景下,一個城市文化發展水平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周邊城市的文化發展進程,即文化發展具有空間溢出效應。各城市文化發展的相互影響,構成了區域內城際文化發展的空間關聯網絡,主要表現在地理位置的空間關聯、文化生產的效益關聯、文化生活的主體關聯和文化生態的歷史關聯。

a.各城市的地理位置存在空間關聯。江蘇省8座運河城市的文化發展存在密切的地理聯系,它們都坐落在運河兩岸,南北相連,文化發展生命周期中的諸多要素在各城市間流通時沒有空間壁壘。且越是毗鄰城市,流通渠道就越便利,文化發展的聯系也越緊密,形成了文化發展空間關聯網絡的傳播路徑。

b.各城市的文化生產存在效益關聯。文化生產的綜合效益源自文化投入,直觀效率體現在文化產業,核心載體依附于文化服務。財政支出作為文化投入的重要來源,處于國家和江蘇省的統一規劃中,遵循國家及區域文化發展的規律,在制度和戰略層面存在內在關聯。文化投入決定產出,各城市的文化產業作為文化產出的核心效益,在投入源頭上密不可分。同時,文化產業發展在空間分布上具有較強的空間依賴性與集聚效應[27],文化產業的集聚促進各城市資金、技術、人才和政策等要素的發展和流通,進而形成區域規模效益。文化服務量化了城市文化的供給能力,不僅深受行業規模的影響,還取決于文化市場的需求,本身就處于一個密切聯系的環境中。

c.各城市的文化生活存在主體關聯。文化消費和文化參與度反映了居民的文化生活水平。在文化消費層面,文化生產決定了消費的主體、方式和質量,因此,文化消費主體及主體的消費方式和消費質量之間呈現一定的關聯性。在文化參與層面,居民的文化參與度折射出城市文化供給的效率和居民的文化需求,各城市文化市場的供給和需求情況形成了復雜的文化參與關聯網。此外,作為消費主體和參與主體,各城市居民具有流動性,各城市居民的頻繁流動促成了文化生活的關聯路徑。

d.各城市的文化生態具有歷史關聯。文化資源、文化環境和文化包容構成了一個城市文化發展的生態體系。運河文化源遠流長,在運河精神的滋養下,8座城市的文化內涵同氣連枝,文化底蘊一脈相承,直接引致了各城市在文化資源方面的相似性和關聯性,也決定了運河發展的廣度、深度以及文化的包容性。另外,一個城市的歷史基因奠定了城市的經濟環境和社會環境的根基,從而影響了文化發展的整體環境。因此,各城市文化資源、文化環境和文化包容之間相同的歷史淵源決定了文化生態的復雜關系。

依據城市文化發展關聯網絡的形成機制,基于改進的引力模型計算城際文化發展空間關聯強度,構建城際文化發展空間關聯矩陣,并利用Ucinet軟件將其網絡化。以2020年數據為基礎,繪制了2020年江蘇運河城市文化發展空間關聯網絡,如圖1所示(圖中網絡中每個節點代表對應的城市,節點之間的關系表示城際文化發展的空間關系)。

圖1 2020年江蘇運河城市文化發展空間關聯網絡

由圖1可知,江蘇運河城市文化發展空間關聯呈現出典型的網絡拓撲結構,其中,無錫市與其他城市7座城市均有聯系,而50%的運河城市與其他城市之間的互動較弱,合作交流有待提升。

2.2 整體網絡特征

2014—2020年江蘇省運河城市文化發展空間關聯網絡的密度演變特征如表5所示。

表5 2014—2020年江蘇省運河城市文化發展空間關聯網絡密度演變特征

表5中,從網絡密度的演變趨勢來看,2019年之前網絡密度呈波動上升趨勢,2019年急速下降至考察期間最低水平,2020年則有所緩和,但和峰值仍有差距。但整體而言,江蘇省運河城市文化發展空間關聯的緊密程度一直處于較高水平,網絡密度始終不低于0.5,說明在大運河申遺成功的背景下,各城市以運河文化內涵為紐帶,以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為抓手,在文化發展層面保持城際之間的良好互動?？臻g關聯網絡密度在2016—2017年達到峰值,關聯關系數達到33條,契合了習近平總書記 “保護大運河是運河沿線所有地區的共同責任”的重要指示[28],彰顯了積極的政策制度和政府導向在城市文化發展進程中的重要價值,推動了運河城市在文化發展層面的互動和關聯。2018—2019年,網絡密度下滑,2019年跌入谷底,一方面,可能由于同年2月國務院印發了《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規劃綱要》,各城市對綱要的解讀和另外需要一定的時間,進而對之前的文化發展規劃進行相應的調整,并形成各自的規劃綱要,以實現統籌發展,因此各城市之間的互動有所欠缺。另一方面,由于2016—2017年的密切關聯,運河城市的文化發展同質化現象日趨嚴重,各城市逐漸意識到個性化特征在文化發展進程中的重要性,從而減少了與周邊城市的文化交流活動?？梢娫谖幕l展中,政府作為一只看得見的手,輔助著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引導著文化發展的良性循環。另外,疫情是2019—2020年網絡密度下滑的重要原因,疫情的沖擊不僅影響了城市經濟的發展、文化的投入與產出,也限制了文化發展主體和客體的生活習慣,對文化生活和文化生態造成消極作用,從而影響了網絡中各節點間的自由互動。

2014—2020年,整體江蘇省運河城市文化發展空間網絡的關聯度始終為1,表明整體網絡穩定性強,城際文化發展聯系密切,具有顯著的空間關聯及空間溢出效應。然而,據網絡等級度指標可知,僅2016年、2017年和2020年的等級度為0,即整體網絡在這3年間等級結構松散,城際之間文化發展的可達性水平較高,聯系趨于緊密。2014—2015年網絡等級度高,在申遺初期,各城市的文化發展處于摸索階段,具有一定的空間壁壘,互相缺乏溝通,可定義為文化發展的探索階段。明確方向后,各城市在2016—2017年的相互關注,打破了空間壁壘,驅動了城際間文化發展的積極交流,可定義為文化發展的成長階段。2018—2019年,網絡等級度再次回到0.4286,表明各城市的個性化發展初見成效,個別城市在文化發展方面的轉折性改善導致其他城市邊緣化,可定義為文化發展的轉型階段。2020年,在轉型的基礎上,網絡等級消除,城際關聯回升,定義為文化發展的成熟階段。

樣本考察期間,江蘇省運河城市文化發展空間關聯網絡的效率波動較小,僅在2017年出現下降,2019年出現最高值,但始終沒有突破0.5。平穩的波動趨勢反映了關聯網絡中各節點間通達渠道單一,路徑缺乏多樣性,不利于網絡的穩定。同時,較低水平的網絡效率也直接導致了網絡中冗余路徑的集聚,使得城際間關聯效率低下,資源配置急需優化。

總體而言,江蘇省運河城市文化發展空間關聯網絡的整體網絡指標在2014—2020年經歷了3次較大的變動,揭示了江蘇省運河城市文化發展在4個階段的3個重要轉折,分別是:①2015—2016年,江蘇省運河城市文化發展從探索階段步入成長階段,表現在網絡密度提高,網絡等級度下降,通達性達到空前水平;②2017—2018年,江蘇省運河城市文化發展從成長階段步入轉型階段,表現在網絡密度降低,網絡等級度提高,形成一定的交流壁壘;③2019—2020年,江蘇省運河城市文化發展從轉型階段步入成熟階段,表現在關聯關系的恢復,通達壁壘的打通。2020年之后,網絡效率有待提升,各城市在文化發展中的要素配置還需進一步優化。

2.3 個體網絡特征

在把握網絡整體結構特征的基礎上,還需要進一步探討各節點在網絡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本文借助中心度指標來挖掘江蘇省運河城市文化發展空間關聯網絡的個體網絡特征,各城市中心度指標計算結果如表6所示。

表6 2014—2020年江蘇省運河城市文化發展空間關聯網絡中心性分析

a.點度中心度。點度中心度計算結果顯示,2014—2020年,僅無錫市的點度中心度始終高于平均水平,表明無錫市在文化發展層面與其他7座運河城市始終保持密切聯系,在整個空間關聯網絡中的核心地位不可動搖。宿遷市在2019年之前,點度中心度始終徘徊于平均值和平均值之下,2019年之后實現質的飛躍,凌駕于平均水平之上,可見宿遷市文化發展與其他城市的空間關聯不斷加強,同時也揭示了江蘇運河城市文化發展空間關聯網絡的核心已經逐步從以蘇州為代表的蘇南城市轉移至以宿遷為代表的蘇北城市,江蘇運河文化發展區域協同格局日漸明朗。進一步從出入度層面分析發現,2014—2020年,在空間關聯網絡中,江蘇運河城市基本上每年都有50%及以上的城市點出度高于均值,即江蘇省有半數以上的運河城市在文化發展層面存在空間溢出效應。而且,淮安、宿遷、徐州3座城市,除了2017年之外,其點出度不僅高于平均值,更大于或等于其點入度,進一步表明,蘇北城市在運河文化發展方面不僅能夠做到文化資源的自給自足,還能對蘇中、蘇南地區進行資源溢出,在一定程度上歸因于,蘇北城市經濟欠發達的經濟基礎限制了文化發展的高度,使得文化資源充足甚至閑置,而蘇中、蘇南地區經濟發達,文化資源稟賦滿足不了日益增長的文化發展需求,從而依賴于蘇北城市的資源輸出。

b.中介中心度。由表6可知,2014—2020年江蘇省運河城市文化發展空間關聯網絡中介中心度均值整體波動浮動較小,表明在此期間,各城市地位和角色變動較小,即江蘇省運河城市文化發展空間關聯網絡結構相對穩定。2014—2018年,僅蘇州和無錫的中介中心度一直保持在平均水平之上,說明蘇州和無錫在此期間處于網絡核心地位,并承擔著城際間文化發展的橋梁和紐帶。但2014—2018年,蘇州和無錫的中介中心度整體呈現下降趨勢,在網絡中對其他城市的控制和支配能力不斷弱化,直到2019年新的網絡格局形成。2019—2020年,無錫市的中介中心度始終居于首位,而淮安和宿遷開始超過蘇州,網絡核心呈現蘇南、蘇北兩極均衡局勢,這對整體網絡格局的優化起到了關鍵作用,有利于江蘇省運河城市文化發展的統籌規劃。

c.接近中心度。由表6可知,江蘇省運河城市文化發展空間關聯網絡接近中心度均值處于波動上升狀態,8座運河城市在文化發展方面的能力不斷提升,行動力逐步加強,城際間的通達性日益順暢。其中,鎮江和徐州的接近中心度在整個考察期間基本都處于墊底區域。鎮江市雖然隸屬蘇南地區,但可能由于城市規模、品牌的限制,對其他城市文化資源的溢出效應不敏感,需求不顯著,導致文化發展行動消極,形成蘇南城市文化發展洼地,與蘇錫常地區形成鮮明對比。徐州市雖然在經濟建設和城市人口方面占據一定優勢,但地處江蘇省邊緣,影響了省內城際間溝通交流,使得徐州市處于整理網絡的邊緣,行動受限。

2.4 塊模型分析

設置最大分割深度為2、集中標準為0.2,得到將8座城市文化發展空間關聯板塊的溢出效應,如表7所示。

表7 江蘇省運河城市文化發展空間關聯板塊的溢出效應

2020年江蘇省運河城市文化發展空間關聯網絡的關聯關系數為29,其中板塊內部的關聯關系數為4,各板塊間的關聯關系數為25,反映了各板塊在文化發展層面存在顯著的空間關聯和溢出效應。由表7可知,板塊Ⅰ包括蘇州和揚州兩座城市,接受關系數為6,發出關系數為7,同時不存在板塊內部關系,且實際內部關系比例小于期望內部關系比例,因此,將板塊Ⅰ 定義為“經紀人”板塊?！敖浖o人”板塊屬性揭示了蘇州和揚州在文化發展空間關聯網絡中不僅接收來自其他區塊的關系,還向其他區塊發送溢出關系,在整個網絡中起到橋梁和中介的作用。板Ⅱ包括了無錫和常州,接受關系數為12,發出關系數為4,其中板塊內部關系數為2,從其他板塊接收到的溢出關系數量遠高于發送給其他板塊的溢出關系數量,故板塊Ⅱ符合“凈受益”板塊的特征。根據“凈受益”板塊的屬性可知,無錫、常州兩座城市的文化發展對外部資源具有較強的吸引力,在自身資源稟賦不足的情況下更依賴于外部資源的流入。板塊Ⅲ僅含鎮江一座城市,共6個外部關系,其中發送給其他板塊的關系數量遠大于接受其他板塊的關系。板塊Ⅳ的城市數量最多,分別為淮安、宿遷、徐州市。該板塊共有14個溢出關系,其中12個指向板塊外,期望內部關系比例大于實際內部關系比例。根據上述數據特征,可將板塊Ⅲ、板塊Ⅳ歸類為“凈溢出”板塊,即鎮江、淮安、宿遷、徐州市自身資源充足,在文化發展過程中,能夠實現資源自給自足,在資源數量大和資源需求小的矛盾下,能夠對其他板塊進行有效輸出,具有顯著的空間溢出效應,在一定程度上也引導了被溢出城市的文化發展方向為進一步揭示江蘇運河城市文化發展空間關聯網絡中各板塊之間的相互關系和相互作用,依據表7計算出Ⅳ個板塊的網絡密度,并形成矩陣文化發展空間關聯板塊的密度矩陣,在此基礎上,以2020年江蘇運河城市文化發展空間關聯網絡的密度值0.517為閾值,構建相應的像矩陣,若板塊密度大于閾值,則記為 1,若板塊密度小于等于閾值,則記為 0,結果如表8所示。

表8 文化發展空間關聯板塊的密度矩陣和像矩陣

由表8可知:板塊Ⅰ作為“經紀人”板塊,關聯關系的發出和接受主要針對板塊Ⅳ,即在城市文化發展上,淮安、宿遷、徐州雖然隸屬同一板塊,但內部關聯缺失,依賴于板塊Ⅰ,即蘇州、揚州市的中介作用。蘇州經濟水平發達,地理位置優越,而揚州作為運河文化的牽頭城市,文化傳播渠道多樣,資源稟賦豐厚,二者作為“經紀人”,不僅能搭建城際文化發展的橋梁,還能主動優化資源,引導文化發展方向,提高城市文化發展水平。板塊Ⅱ作為“凈受益”板塊,主要接受板塊Ⅲ、Ⅳ的溢出關系,同時也存在板塊內部的關聯,反映了無錫和常州市的資源稟賦面對其發達的經濟水平和多元的文化需求顯得相對緊張,迫切需要甚至依賴其他城市的資源溢出,尤其是鎮江、淮安、宿遷、徐州等經濟相對欠發達或者地理位置相對偏僻的城市。板塊Ⅲ、Ⅳ雖然同為“凈溢出”板塊,在整個網絡中發揮“引擎”作用,但鎮江市的溢出效應主要傾向于板塊Ⅱ、Ⅳ,淮安、宿遷、徐州市的溢出效應則集中在板塊Ⅰ、Ⅱ,這一方面說明了板塊Ⅱ的城市文化發展面臨資源嚴重不足的現狀,需要依賴兩個板塊的共同輸入,另一方面也揭示了資源的溢出效應在一定程度上受空間地理環境的影響,鎮江市地處蘇南、蘇中兩個區域的交叉點,在經濟、文化、社會等資源上具有一定的同一性,無法實現板塊Ⅰ的差異化需求,所以資源溢出路線為“北下”趨勢,自動規避了“同質化”風險,而淮安、宿遷、徐州市在各類資源上與板塊Ⅰ差距較大,導致資源溢出路線呈現“南上”趨勢。板塊Ⅲ、Ⅳ的資源溢出方向不同,也決定了資源溢出的程度差異,板塊Ⅳ的溢出效應較板塊Ⅲ而言,更為顯著。

3 江蘇運河城市文化發展的空間關聯網絡驅動因素分析

設置隨機置換次數為10000次后,得到的QAP回歸分析結果如表9所示。

表9 江蘇省運河城市文化發展空間關聯網絡驅動因素的QAP回歸結果

由回歸結果可知,調整后的R2均值為0.16,均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即本研究提取的驅動因素可以詮釋江蘇省運河城市文化發展空間關聯網絡16%的結果變化。

a.對外開放程度的標準化系數在2014—2017年和2019年均為負值,且在2015年顯著。表明2014—2017年各市對外開放程度的差異越小,越使文化發展要素的流通聚集在區域范圍內,從而有利于空間關聯網絡的形成。而2018年和2020年,對外開放程度的標準化系數均為正值,表示城市對外開放程度的差異大,越有利于空間關聯網絡的形成,說明隨著文化對外傳播的迫切需求和國際化趨勢,交流渠道呈現多元化格局,文化發展空間的突破加速了城際文化發展的溢出效應。

b.技術創新水平在考察期內,標準化系數均為0,且不顯著?？梢娂夹g創新水平的差異對空間關聯網絡的形成驅動效應不明顯,進一步揭示了江蘇省運河城市的文化發展缺乏科技引領,創新程度低,傾向于傳統文化發展模式,在信息技術高速發展的新時代,不利于城市文化的高質量發展。

c.經濟發展水平的標準化系數在2016年之后均顯著為正。即各城市間的經濟差異越大,在文化發展上的空間關聯越緊密,原因在于經濟發展水平是城市文化發展的內源性動力,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城市具有更高的資源需求,市場經濟的推動力小,經濟發展落后的城市承擔市場供給角色,空間溢出效應顯著,頻繁的供求關系促成了復雜的關聯網絡。

d.地理距離差異的系數始終顯著為負,且顯著性水平較高。這揭示了地理差異對空間關聯網絡的反向驅動效應,即地理差異越大,關聯強度越弱,而越是鄰近的城市,關聯強度越強。因為地理差異較小的城市,在文化要素的溢出層面,具有交通便利、成本低廉、文化認同等空間優勢,對關聯網絡的形成具有較強的推動作用。

e.文化生產差異對關聯網絡也具有反向驅動效應。即城市間較大的文化生產差異阻礙了城市文化發展的溝通交流。從文化生產的構成要素可知,城際文化投入、文化產業和文化服務的差異越小,在文化發展進程中越容易形成政策協調、產業集群和規模效應,有利于加強關聯網絡的路徑通達性。

f.文化生活差異的驅動作用在2018年前后有方向上的差異,且差異性在2016年和2019年表現顯著。2014—2017年,文化生活差異越小,越有利于空間關聯網絡的形成,而2018—2020年,較小的文化生活差異則會抑制空間關聯網絡的發展。這表明,2018年是各城市文化發展的關鍵性轉折點,從具體指標數據可知,2018年之前,各城市文化發展關聯關系的側重于文化消費、文化參與上高度的統一性和協調程度,旨在推動區域一體化進程;而2018年之后,各城市文化發展關聯關系的矛頭直指個性化和特色化,消費方式的多樣化、文化活動的創新性促進了城際間的進一步溝通。

g.文化生態對空間關聯網絡的驅動效應也并不穩定,且僅在2018年顯著。文化生態的反向驅動作用反映了各城市在文化資源、文化環境和文化包容性上較小的差異有利于空間關聯網絡的發展,而2018年文化生態差異的系數顯著為正表明,各城市在文化資源、文化環境和文化包容性方面的個性化差異和創新性發展維持了高效的空間關聯網絡。

4 結論與建議

4.1 結論

江蘇省運河城市文化發展的空間關聯網絡穩定性強,城際文化發展聯系密切,具有顯著的空間關聯及空間溢出效應。2017—2020年,江蘇省運河城市文化發展經歷了成長、轉型和成熟3個重要的階段性轉折,區域協同格局日漸明朗,城際間的通達性也日益順暢。就聚類分析的角度而言,關聯網絡可劃分為“經紀人”板塊、“凈受益”板塊和兩個“凈溢出”板塊。

4.2 建議

a.提高文化內涵挖掘的力度。江蘇省運河城市文化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和關聯關系的根和魂在于運河文化的內涵,QAP回歸分析結果也表明,文化生產、生活和生態均驅動城市文化的高質量發展,而運河文化的內涵滲透到精神、理念、價值觀、制度等多個層面,因此加強、引導各因素推動城市文化高質量發展,必須深入挖掘運河文化內涵。以運河文化內涵賦能城市高質量發展,需要各城市以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承和利用為抓手,深挖運河文化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形成內涵豐富、形式多樣、結構有序的運河文化體系,并凝練成高度認同、特色鮮明的文化符號和品牌,進而助力企業的文化生產 、豐富大眾的文化生活、優化城市的文化生態。

b.提高對外開放的程度。QAP回歸結果顯示,城際對外開放程度的差異對空間關聯網絡的反向驅動效應的顯著性水平有待提升,因此建議各城市提高對外開放的程度,充分發揮對外開放程度的差異對城市文化發展空間關聯網絡的積極影響。擴大對外開放的程度,有利于提升文化發展要素的競爭力,傳播力和影響力,推動國際文化合作交流,進而優化市場資源配置,為文化發展注入新鮮血液的同時,提升城市文化發展的效率。

c.提高技術創新的能力。創新性、個體性同時影響了文化生活和文化生態對空間關聯網絡的驅動效應。江蘇運河城市的文化發展從精神內涵到發展路徑,都在不同程度上掉入“同質化”陷阱。在信息化時代,人工智能、元宇宙等高新技術席卷而來,各城市在維持傳統文化發展模式的基礎上,要提高技術創新,實現文化發展智能化、數字化轉型。建議城市利用技術創新來加速行業洗牌,從資源整合、產品創新、優化結構等方面推動文化產業加快轉型升級,形成創新性、引領性文化產業集群;利用技術創新來深入挖掘活化文化資源,創新文化產品表現形式,在文化產品虛擬化潮流中加速文化產品虛擬化進程,擴大高質量文化產品的市場占有率,改善文化生活品質;利用技術創新來整合開發名江、名山、名景、名人、名故事資源,構建專題數據庫等推動文化生態的可持續循環。

d.提高經濟發展的水平。經濟發展水平的標準化系數在2016年之后均顯著為正,揭示了差異化的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對文化發展的重要性。經濟發展水平作為文化發展的基礎保障,也影響了文化生產的投入,產出和服務市場。差異化的經濟市場催生了不同的文化需求和文化供給,各城市要正視經濟發展的差異化現在,遵循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把握機遇,推進文化市場的良性競爭和積極合作,優化文化發展要素的合理配置。

e.提高區域協同的效率。在QAP回歸分析中,地理距離差異的系數始終顯著為負,鄰近的城市表現出強烈的關聯性。另外,在空間關聯網絡的分析中,蘇南和蘇北城市文化發展格局相對平衡,但都有各自的核心區域,加上蘇中城市在關聯網絡中的參與度普遍較低,給了空間關聯網絡很大的發展空間。因此,加強區域協同,充分發揮地緣優勢,有利于各城市的文化發展。各城市在文化發展中,要樹立空間理念,突出聯動理念和協同共建理念,加強城際間的交流合作,與長江三角洲一體化、長江經濟帶、大運河文化帶等戰略進行銜接。區域協同還要求從更廣泛的區域層面進行戰略規劃,促進省際合作,甚至突破國際壁壘,拓展國際傳播渠道,進而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