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

廖紅偉 王馨悅

一、引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要“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①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22 年10 月26 日，第1 版。。中國式現代化要求不斷提高勞動收入在經濟增加值中的比重，做到發展成果由全體人民共建共享，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收入分配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問題，收入分配結構的優化和完善對經濟高質量以及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②張蘊萍、趙建、葉丹：《新中國70 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經驗與趨向研判》，《改革》2019 年第12 期。。中國式現代化要依靠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來實現③白暴力：《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當代經濟研究》2023 年第1 期。，加快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對實現共同富裕至關重要。黨的二十大報告還指出要“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④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22 年10 月26 日，第1 版。。推動企業數字化轉型已經成為企業發展的重要著力點。企業數字化轉型在實現技術創新、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同時，也對企業內部勞動力就業結構和收入份額產生重要影響。

數字化轉型的一個顯著結果是機器可讀信息及數字數據在互聯網上的指數式增長，數據要素成為重要的生產要素。企業的創新水平可以體現為技術的應用表現，若企業的創新與吸收能力較高，那么借助于數字化技術，能夠減少一些業務的負面產出和成本損耗①房宏琳、楊思瑩：《金融科技創新與城市環境污染》，《經濟學動態》2021 年第8 期。，能明顯提升收益；數字化轉型是發展數字經濟的關鍵一環，其核心目標是提升公司運行效率，優化已有組織結構，完成數字經濟體系的建造，使產業能夠高質量發展。

然而，數字經濟的發展也使人們開始擔憂就業問題和收入分配問題，許多人擔心人工智能系統（AI）將取代人類工人②Arrieta-Ibarra I.， Goff L.， Jiménez-Hernández D.， et al.，“Should We Treat Data as Labor？ Moving Beyond ‘Free’”， 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2018， 108， pp. 38-42.。一方面，技術顛覆雖然會導致就業轉變，但勞動收入份額在很大程度上是保持不變的，甚至呈增長趨勢③Autor D. H.， “Why Are There Still So Many Jobs？ 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Workplace Autom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5， 29（3）， pp. 3-30.。在宏觀層面上，迅速發展的數字化可能帶來經濟的大分化；在微觀層面上，數字技術作為勞動工具進入生產環節，在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同時也降低了勞動時間④朱方明、賈卓強：《平臺經濟的數字勞動內涵與價值運動分析》，《內蒙古社會科學》2022 年第3 期。。數字化突出了勞動者自身價值的重要性，對于擁有特殊技能或接受過符合社會發展需求教育的勞動者，他們可以利用技術去為企業創造更多價值，進行數字化轉型的企業也更傾向于雇傭這類高技能員工⑤⑥陳夢根、周元任：《數字化對企業人工成本的影響》，《中國人口科學》2021 年第4 期。，然而，對于僅掌握“普通”技能且能力一般的勞動者來說，他們將更可能會被機器人、計算機及數字技術所替代，因為機器的勞動生產率更高⑦⑧⑨劉曉莉、許艷麗：《技能偏好型技術進步視閾下人工智能對技能人才就業的影響》，《中國職業技術教育》2018 年第15 期。，這促使了人力資本結構的升級，勞動收入份額的提高。但是不同企業勞動力調整成本具有異質性⑩曾慶生、陳信元：《國家控股、超額雇員與勞動力成本》，《經濟研究》2006 年第5 期。，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數字化轉型的效果。

另一方面，數字經濟對于勞動收入的增長具有一定的負面效應。宋光茂在凱恩斯等人對失業問題的分析框架之上，進一步引入了技術進步因素，發現提升勞動生產力的根本在于技術創新，但這也產生了剩余勞動?宋光茂：《我國企業創新的失業陷阱與創新戰略選擇》，《經濟學家》1992 年第5 期。。Ergül 和 G?ksel 構建了一個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其中包括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的積累方程，并將其作為基礎，分析在國民收入中勞動收入份額所受到的技術發展的影響?Ergül ?.， G?ksel T.， “The Effects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on the Labor Share of National Income”， Economic Modelling，2020， 87， pp. 158-171.。結果表明，生產過程自動化水平越高，勞動收入份額就會越低。王永欽和董雯利用微觀層面制造業企業機器人應用數據進行分析，發現機器人應用對企業的工資水平影響不大，但會加大勞動力需求的替代效應，最終導致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王永欽、董雯：《機器人的興起如何影響中國勞動力市場？——來自制造業上市公司的證據》，《經濟研究》2020 年第10 期。。

本文構建了一個數字化轉型通過工資率和勞動生產率影響勞動收入份額的理論模型，分析企業數字化轉型影響勞動收入份額的內在機制，在理論層面對勞動收入報酬變化機制的相關研究進行了補充，也為如何利用數字經濟提高勞動收入占比，使收入分配格局具有合理性，以及為共同富裕的實現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視角。本文的邊際貢獻在于：（1）現有關于數字經濟或數字技術影響勞動收入份額的研究，主要側重于宏觀層面，本文利用2012—2020 年滬深A 股上市公司數據，豐富和拓展了勞動收入份額影響因素的微觀研究。（2）已有研究多是探討某一類數字技術（如人工智能、機器人等）如何影響勞動收入份額，本文從組織、技術、人力、成果四個維度，創新性地構建了企業數字化轉型指標體系，分析數字化轉型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3）本文構建了CES 生產函數，其中包含數字化轉型因素，并從理論層面推導出了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勞動收入份額的作用方向，不同于以往只從定性角度對二者之間關系的探討。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區別于其他國家現代化的重要特征。通過深入分析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對用數字技術提高勞動收入占比有參考意義，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論與實證依據，這在當前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構建新發展格局的背景下顯得尤為重要。

二、理論機制與研究假說

勞動收入份額與企業經營決策密切相關，對不同生產要素需求的變化會導致企業內部要素收入分配變化，進而影響企業的經營決策。因此，在理論層面明確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如何影響要素分配機制，并影響勞動收入份額的變化具有重要意義。

第一步，構建一個包含數字化轉型因素的企業生產函數，根據此生產函數探討勞動收入份額的變化特征。借鑒張興祥和范明宗的研究①張興祥、范明宗：《技能偏向性技術進步與要素的收入分配——基于CES 生產函數的建模與理論解釋》，《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 年第4 期。，構建如下CES 生產函數，并將企業數字化轉型納入其中：

其中Y表示企業的總產出，K表示生產過程中投入的資本量，A表示數字化轉型程度，L表示生產過程中投入的勞動量，δ和（1?δ）分別表示資本和勞動對總產出的貢獻度，ρ為資本-勞動替代彈性的參數，α表示數字化轉型對勞動力的影響。

勞動收入份額（LS）為勞動收入在總產出中的比重，可表示為：

其中wag表示工資率。

為簡便分析，假設規模報酬不變且市場完全競爭，此時工資率wag與勞動邊際產出MPL 相等。則可得

為探究企業數字化轉型因素A對勞動收入份額LS的影響，計算LS關于A的一階導數：

企業數字化轉型最主要的特征是數字技術的應用，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技術融入生產組織的各個方面，同時對企業內部的組織結構、收入分配等產生深刻影響。第一，企業生產技術升級能夠增加其對高技能勞動力的需求，于是公司人力資本結構實現升級①湯萱、丁勝濤、高星：《數字化轉型與人力資本結構：特征事實與經濟后果》，《上海商學院學報》2022 年第6 期。，整體的勞動收入份額提高②肖土盛、孫瑞琦、袁淳等：《企業數字化轉型、人力資本結構調整與勞動收入份額》，《管理世界》2022 年第12 期。。第二，技術的升級會創造新的就業崗位，產生新的勞動力需求，比如數字化技術的應用自然會引致企業需要與之相匹配的數字化人才，從而使得就業率上升，勞動收入份額提高③Alexopoulos M.， Cohen J.， “The Medium Is the Measure： Technical Change and Employment， 1909—1949”，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6， 98（4）， pp. 792-810.。第三，企業數字化轉型所帶來對高技能勞動的需求增多，以及由此產生的對數字化人才的需求，這兩者會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高技能勞動者以及數字化人才與企業間的議價能力提高，因為這一類勞動的可替代性較差，從而整體工資水平提升提高了勞動收入份額④⑤陳夢根、周元任：《數字化對企業人工成本的影響》，《中國人口科學》2021 年第4 期。。但是，企業內部數字化技術的應用會對低技能的勞動者產生擠出效應，一些智能化、自動化設備會替代相應的低端重復性工作，從而降低了對低技能勞動者的需求⑥何小鋼、梁權熙、王善騮：《信息技術、勞動力結構與企業生產率——破解“信息技術生產率悖論”之謎》，《管理世界》2019 年第9 期。，對一些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從業人員的負面影響較大，會降低勞動收入份額。因此，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方向尚不能確定，需要進一步討論其作用路徑。綜上，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1：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勞動收入份額具有顯著影響。

通過對前述CES 生產函數的數理推導以及理論分析，證明了企業數字化轉型會顯著影響內部勞動收入份額，但是具體的影響方向無法確定。因此需要進一步識別數字化轉型對勞動收入份額的作用路徑。理論上，勞動收入份額是企業工資率與勞動生產率的比值⑦程虹、王華星、石大千：《使用機器人會導致企業勞動收入份額下降嗎？》，《中國科技論壇》2021 年第2 期。，如下所示：

與前文一致，我們假設規模報酬不變和市場完全競爭，則此時工資率wag與勞動邊際產出MPL相等，工資率wag可以表示為：

勞動生產率lab可以表示為：

因此，我們可以從工資率和勞動生產率相對變動的角度來解釋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勞動生產率與勞動收入份額反向變動，工資率與勞動收入份額同向變動，勞動收入份額的最終變化方向取決于二者變化的相對大小。由式（7）和式（8）可知工資率和勞動生產率均會受到數字化轉型這一外生技術沖擊的影響，即數字化轉型通過影響勞動生產率和工資率對勞動收入份額產生作用，最終的凈效應取決于工資率效應和生產率效應的相對大小。

一方面，企業通過數字化轉型會變革生產經營過程，帶來生產技術升級，進而對生產效率產生影響。一是生產技術的進步提高了勞動生產率，節約了生產單位產品所需的勞動力數量，為降低用工成本，企業會雇傭更少的生產人員，就業量降低對勞動收入份額產生不利影響。二是一些自動化智能設備的普遍應用，相較于之前的人工生產，生產效率提高，因此企業會減少一些常規性、機械性的崗位，使得這些方面的勞動力需求有所下降，減少就業對勞動收入份額有負向影響①②方明月、林佳妮、聶輝華：《數字化轉型是否促進了企業內共同富裕？——來自中國A 股上市公司的證據》，《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22 年第11 期。。另一方面，企業的數字化轉型也會通過影響內部工資率進而影響勞動收入份額。一是企業在數字化轉型初期，擁有一定智力資本的高管團隊作為轉型過程中的“領頭羊”，需要溝通信息、進行多方業務協作來保證數字化轉型的順利推進。在此過程中，高管團隊依靠自身的管理才能可以提高其對薪酬的議價能力，獲得數字化紅利，有利于工資水平的提高，進而提高勞動收入份額。二是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會創造出一些新的工作崗位，這些崗位需要的是能使用數字化智能設備的高技能勞動者，他們逐漸融入企業的生產經營過程中，隨著企業數字化水平的提高，他們的薪酬也相應提高，企業的平均工資水平上升③方明月、林佳妮、聶輝華：《數字化轉型是否促進了企業內共同富裕？——來自中國A 股上市公司的證據》，《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22 年第11 期。。三是企業的數字化轉型需要更多高素質人才，為了使轉型順利進行，公司需要雇傭擁有數字化技能的人才，而目前數字化技術處于快速發展階段，數字化人才相對短缺，這推動了公司內部工資水平的提升，并能顯著提升勞動收入占比。企業數字化轉型會帶來正向的生產率效應和工資率效應，但二者的相對大小需進行進一步檢驗?；诖颂岢鱿铝屑僭O：

H2：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的總體影響取決于工資率效應和勞動生產率效應的大??；

H2a：若企業數字化轉型產生的生產率效應占主導，則企業數字化轉型不利于企業勞動收入份額提高；

H2b：若企業數字化轉型帶來的工資率效應占主導，則企業數字化轉型有利于勞動收入份額提高。

三、研究設計

（一）模型構建

為研究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本文設定了式（9）加以檢驗。

其中，變量下標i代表企業，t代表年份。被解釋變量LSi，t為企業i在t年的勞動收入份額，由于企業數字化轉型影響收入份額存在時滯性，因此本文對核心解釋變量即企業數字化轉型進行了滯后一期處理，digi，t-1表示企業i在t-1年的數字化程度，本文主要關注digi，t-1的系數β2的大小、正負及顯著性。

（二）變量設定

1.被解釋變量。勞動收入份額（LS），本文用增加值法計算這一變量，公式為勞動收入份額=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營業利潤+固定資產折舊）。

2.核心解釋變量。企業數字化轉型（dig），該變量包含企業的技術進步層面，但更強調通過數字技術對企業組織和業務的重構，使企業商業模式發生轉變。本文從組織、技術、人力、成果四個維度構建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指標體系，并用多分格主成分分析方法測度企業數字化轉型指數。在“組織”維度，選取股本結構④Zollo M.， Winter S. G.， “Deliberate Learning and the Evolution of Dynamic Capabilities”，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2， 13（3），pp. 339-351.、組織資本⑤Lev B.， Radhakrishnan S.， Zhang W.， “Organization Capital”， Abacus， 2009， 45（3）， pp. 275-298.及無形資產⑥Kaplan R. S.， Norton D. P.， “Measuring the Strategic Readiness of Intangible Asset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04， 82（2），pp. 52， 54-63.進行衡量。在“技術”維度，選擇詞頻統計和研發投入進行衡量。人工智能、區塊鏈、云計算、大數據等技術作為底層數字技術，是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核心技術手段①戚聿東、肖旭：《數字經濟時代的企業管理變革》，《管理世界》2020 年第6 期。，數字技術應用包含了數字化業務場景的應用②吳非、胡慧芷、林慧妍等：《企業數字化轉型與資本市場表現——來自股票流動性的經驗證據》，《管理世界》2021 年第7 期。，通過文本分析技術分析上市公司年報中的“人工智能”“區塊鏈”“云計算”“大數據”等詞頻數量，可以反映公司未來的戰略導向③Rha J. S.， Lee H. H.， “Research Trends i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Service Sector： A Review Based on Network Text Analysis”，Service Business， 2022， 16（1）， pp. 77-98.，研發投入水平可以體現出企業快速吸收、同化其需要的創新資源并將其應用到商業模式中的能力④Tou Y.， Watanabe C.， Moriya K.， et al.， “The Transformation of R＆D into Neo Open Innovation- A New Concept in R＆D Endeavor Triggered by Amazon”， Technology in Society， 2019， 58， pp. 1-21.。在“人力”維度，用員工結構、人力資本投入和員工受教育程度進行衡量。在“成果”維度，考慮到專利申請數與最終授權數量可能存在偏差⑤徐偉：《工業互聯網賦能先進制造業企業轉型影響因素——基于山東省先進制造業企業的研究》，《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 年第5 期。，選取已授權的專利數量作為代理指標。企業數字化轉型指數具體計算步驟如下：首先，采用Z-score 法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并用最大似然法求解多分格相關系數，根據累計方差貢獻率確定主成分個數；其次，計算主成分因子載荷矩陣，根據載荷數與特征根計算出指標在線性組合中的系數，之后對系數做加權平均得到指標綜合得分模型中的系數；最后，對坐標平移后的綜合模型系數進行歸一化處理，得到各變量指標權重值。企業數字化轉型指標體系及權重結果見表1。

表1 企業數字化轉型指數

3.中介變量。工資率（wag），用勞動報酬總額和年均用工人數的比值衡量；勞動生產率（lab），用企業年增加值和年均用工人數的比值衡量。

4.控制變量。本文選取5 個控制變量，主要包括：員工數量（lnemp），用對數化處理后的員工數量表示；企業年齡（age），用企業自成立至今的年數表示；企業壟斷程度（mkup），用銷售收入與銷售成本的差值與銷售收入的比值表示；研發投入（lninv），用對數化處理后的研發投入金額表示；財務狀況（cap），用期末總負債與總資產的比值表示。

（三）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樣本數據選取時間段為2012—2020 年，選擇CSMAR（國泰安經濟金融研究數據庫）、Wind 數據庫、Incopat 全球專利數據庫等作為數據來源。由于非上市公司的報表不公開，數據獲取難度較大，而上市公司的數據披露較為詳細，數據質量較高，因此選取滬深兩市2012—2020 年共9 年所有A 股企業作為研究的初始樣本，并對其進行進一步篩選：（1）金融類企業與一般上市企業的會計制度和財務特征存在差異，其行業監管及財務指標存在特殊性，剔除全部金融行業的上市企業，并參考魯桐等人按要素密集度對行業的分類標準①魯桐、黨?。骸豆局卫砼c技術創新：分行業比較》，《經濟研究》2014 年第6 期。，將剔除金融行業后的所有上市企業劃分為勞動密集型企業（1108 個）、資本密集型企業（1292 個）和技術密集型企業（2340 個）。（2）剔除無形資產、研發投入、技術或研發人員數量、企業年齡相關指標連續三年及以上數據存在缺失的企業。最后得到了508 個企業樣本，其中勞動密集型企業107 個、資本密集型企業159 個、技術密集型企業242 個。對于個別年份數據缺失的情況，采取查閱企業年報，進行均值計算、近似值替代等方法對缺失值進行補充。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2 結果表明，勞動收入份額均值為0.51，表明企業中有半數以上的營業增加值用來支付員工薪酬，比重較大，可能與勞動收入份額指標的統計方式有一定關系。數字化轉型指數（dig）的均值為0.06，說明企業的數字化轉型程度相對較低，并且最大值0.37 和最小值0.01 相差較大，表明不同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存在差異，且轉型程度不同。

表2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二）基準回歸

表3 是使用3 種方式進行回歸的結果，其中第（1）列為基準回歸模型（9）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到L. dig的估計系數為0.856，在5%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企業數字化轉型確實能夠提升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為確保研究結論的穩健性，我們還使用了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進行估計，結果如第（2）（3）列所示，均表明數字轉型對勞動收入份額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假設H1 得以驗證。

表3 基準回歸結果

（三）穩健性檢驗

1.更換被解釋變量。為避免勞動收入份額波動帶來的偏差①李稻葵、劉霖林、王紅領：《GDP 中勞動份額演變的U 型規律》，《經濟研究》2009 年第1 期。，對其進行logistic 轉換，將LS調整為LS/（1-LS）取自然對數，并記作LS1，其變化范圍為（?∞，+∞），以此作為勞動收入份額的衡量指標。采用新的勞動收入份額作為被解釋變量進行基準回歸，結果如表4 第（1）列所示，控制了個體、省份、年份和行業固定效應后，L. dig的系數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為正，與前述結果一致，支持了本文基本結論的可靠性。

表4 穩健性與內生性檢驗結果

2.剔除信息技術產業公司樣本。前文在測度數字化轉型指數時運用文本分析法計算了關鍵詞頻次，并作為指標構建的一個維度，但是信息技術產業公司樣本的主營業務往往與計算機通信技術等方面有密切聯系，其公司年報中與數字化轉型、數字技術等相關的關鍵詞出現頻次較高，并不一定能完全代表其在數字化轉型方面的發展態勢，可能會影響核心指標構建的準確度。因此本文在穩健性檢驗部分剔除了這部分公司樣本，并重新估計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②按照2012 年證監會的行業分類標準，信息技術產業的行業代碼為C39、I63、I64、I65。，結果如表4 第（2）列所示，L. dig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本文的主要研究結論不受樣本選擇的影響，研究結論仍具有穩健性。

（四）內生性檢驗

1.GMM 動態面板分析?？紤]到前期勞動收入份額可能對當期勞動收入份額產生影響，本文使用動態面板模型（GMM）對內生性問題進行檢驗。在數據檢驗過程中加入企業前一年的勞動收入份額作為控制變量，且根據檢驗統計量可知，工具變量均有效，滿足系統GMM 使用條件。根據表4 第（3）列中系統GMM 的實證模型結果可知，L. dig的系數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為正，與文中基準回歸的結果一致，說明前文結論是穩健的。

2.工具變量法。本文采用固定效應模型，控制了個體、行業、省份、年份效應，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司、行業和地區層面不可觀測因素的影響，為進一步緩解因測量誤差、遺漏變量等產生的內生性問題，采用工具變量法進行分析。企業所在地數字化水平的行業年度均值代表了當地數字化轉型的平均水平，與企業自身數字化轉型程度有一定相關性，但當地的數字化發展水平與企業的勞動收入分配決策不存在相關性，滿足外生性條件，因此選取企業所在省份同行業、同年度數字化轉型的均值作為工具變量。這一工具變量的計算步驟為：首先，計算出企業所在省份的滯后一期的數字化轉型行業年度總和（sum_L. dig）；其次，計算出企業所在省份處于年度同行業的企業數量（count_L. dig）；最后，計算出地區行業數字化轉型年度均值（iv_L. dig），并利用地區行業年度均值作為工具變量進行IV-2SLS 估計。表4 第（4）列為第一階段回歸，結果表明工具變量與內生解釋變量具有高度相關性，滿足工具變量選取的條件；表4 第（5）列為第二階段回歸，解釋變量L. dig的估計系數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采用工具變量法緩解內生偏差后本文的結論依然穩健。

（五）異質性分析

基于勞動力密集程度將企業分為勞動密集型和資本技術密集型進行異質性分析，結果如表5 所示?？赡茉蛟谟趦深惼髽I中勞動要素占比以及勞動力素質不同，勞動密集型企業中勞動要素占比較高，且主要集聚大量的低技能勞動力，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這類勞動者更易被替代，使得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的提升作用不明顯。而資本密集型企業主要集聚與數字化轉型適配度高的高技能勞動力，被替代的概率較小。數字化轉型既有就業替代效應，也有就業創造效應，需要企業及時按照現實需要對勞動力要素進行調整。企業性質不同，其對應的調整勞動力要素的難易程度不同①②曾慶生、陳信元：《國家控股、超額雇員與勞動力成本》，《經濟研究》2006 年第5 期。，從而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的影響程度不同。因此，本研究根據公司實控人屬性，將上市公司分成國有、非國有兩類公司，并分別進行檢驗，結果如表5 所示，國有上市公司數字化轉型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程度以及系數顯著性都有所下降。國有企業與一般的民營或外資企業不同，其不僅具有實現利潤最大化的經濟目標還具有特定的政策性目標，比如保障就業。受限于自身的功能定位，國有企業根據自身發展需要及時調整勞動力結構相較于非國有企業難度較大，無法高效地進行人力資本結構的升級調整，對勞動收入份額提高的正向促進作用不如非國有企業大。

表5 異質性分析結果

五、作用機制分析

前文結果表明，企業數字化轉型有利于內部勞動收入份額的提高，但還需進一步探究產生這種影響的內在機制。

由式（6）可知，勞動生產率負向影響勞動收入份額，工資率正向影響勞動收入份額，因此設定模型（10）和模型（11）對其影響效果進行實證估計。

表6 第（1）列為模型（10）的估計結果，可以看出勞動生產率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說明生產率效應會對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產生負向影響，與式（6）結論一致。第（2）列為模型（11）的估計結果，可以看出工資率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工資率效應會對勞動收入份額產生正向影響，與前文理論分析一致。

表6 勞動生產率和工資率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

通過理論分析可知，數字化轉型會產生對勞動收入份額有正向影響的工資率效應和有負向影響的生產率效應，最終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凈效應取決于二者的相對大小。生產率效應大于工資率效應，則企業數字化轉型會降低勞動收入份額，反之則會提高勞動收入份額。設立模型（12）和模型（13）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生產率效應和工資率效應進行檢驗。

表7 為企業數字化轉型影響勞動生產率和工資率的估計結果。從第（1）列可以看出，數字化轉型對勞動生產率的影響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數字化轉型會提高企業內部勞動生產率；第（2）列表明，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工資率的影響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數字化轉型有利于提高企業工資率。綜上，數字化轉型對勞動生產率和工資率具有正向促進作用，與前文理論分析一致。

表7 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勞動生產率和工資率的影響

通過分析這兩種效應的相對大小，進一步探究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凈效應。根據表7 第（1）—（2）列結果可知，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勞動生產率的估計系數為1.969，對工資率的估計系數為1.989，數字化轉型的工資率效應大于生產率效應，這說明企業數字化轉型使勞動收入份額提高的原因是工資率的提升幅度大于生產率的提升幅度，工資率效應起主導作用，假設H2b 得到驗證。

基于式（6）可知，除工資率（wag）和勞動生產率（lab）之外，企業的增加值（y）也是指標分解過程中的一個重要變量。研究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企業的增加值在轉型過程中的變化也是應給予重點關注的變量，為識別出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增加值的影響，構建如下模型（lny是對企業增加值進行了對數化處理）：

根據表8 第（1）列的結果可知，企業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增加值的影響系數為2.855，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將控制變量逐一加入到模型中，結果基本不變，表明數字化轉型促進了企業增加值的提高，排除了因企業增加值減少而導致勞動收入份額提升的可能性。這一結果驗證了企業數字化轉型可以促進勞動收入份額提高，同時也表明了數字化轉型有利于企業的未來發展。

表8 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增加值的影響

六、結論與啟示

本文基于2012—2020 年滬深A 股上市公司的數據，構建了一個數字化轉型影響企業內部勞動收入份額的理論模型，運用多種計量模型從微觀視角實證考察了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內部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效應和作用機制。研究發現：第一，企業數字化轉型有利于內部勞動收入份額的提高，在企業內部實現了“分好蛋糕”的目標。原因在于數字化轉型帶來的工資率效應超過了生產率效應，企業通過增加勞動收入總和在增加值中的比重來提高企業內部勞動收入份額。第二，企業數字化轉型通過生產率效應抑制勞動收入份額提升，通過工資率效應促進勞動收入份額提升，但數字化轉型產生的工資率效應超過了生產率效應，從而體現出數字化轉型提高企業內部勞動收入份額的凈效應。第三，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增加值的提高具有正向影響，在企業內部實現了“做大蛋糕”的目標。通過進一步研究發現數字化轉型可以顯著提高企業增加值，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因企業增加值減少而導致勞動收入份額提升的可能性。第四，數字化轉型在資本技術密集型企業以及非國有企業中對提高勞動收入份額具有更強的促進效應。在針對勞動密集程度不同的企業進行異質性分析時發現，不同企業內部勞動力技能結構存在差異，勞動密集型企業內部低技能勞動力占比較高，轉型所帶來的就業替代效應較大，對提高其內部勞動收入份額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因此相對于資本技術密集型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勞動密集型企業勞動收入份額提升的正向促進作用較小且未顯著發揮。在針對具有不同產權性質的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進行異質性分析時發現，由于兩類企業勞動力結構調整的難易程度不同，非國有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更能顯著提升其內部勞動收入份額。

根據本文研究結論，提出如下對策建議： 第一，將數字化轉型作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實現共同富裕的新動能。一方面，企業應進一步堅定進行數字化轉型的決心，全力推進數字化組織體系的建立和完善，加大對數字技術的研發投入、成果創新轉化等支持力度，充分發揮數字技術在企業經營管理中的作用，推動企業效率變革實現高質量發展。另一方面，數字技術作為一種新型生產力，在微觀層面也給政府提供了收入分配的新視角，即政府可以將數字經濟為企業發展帶來的紅利進行合理運用，通過幫助企業順利推行數字化轉型，使企業內部收入分配格局更加完善，進而推動實現共同富裕。第二，建立健全勞動力技能培訓制度，積極推動與數字技術相關培訓機構的建設。隨著企業數字化轉型的不斷加速，對數字技術人才等高技能勞動者的需求不斷增加，因此提高勞動者技能水平，減緩職工在轉型中可能面臨的失業沖擊，避免變革導致的結構性失業等已成為需要預防和解決的重要問題。政府要積極引導企業開展數字化教育普及和數字技術應用的相關培訓，大力支持企業在人力資本上的投入，充分鼓勵企業對數字化轉型相關人才的培育，幫助企業提高勞動者的技能水平，使之成為更匹配數字化轉型要求的高技能型人才。此外，政府及相關社會組織還可以通過開辦與數字化轉型相關的培訓機構，提高全社會數字化人才的供給，平穩有序地推進企業數字化轉型。第三，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建立健全工資保障機制及失業救助機制。本文研究表明，企業數字化轉型通過生產率效應抑制企業內部勞動收入份額提升，通過工資率效應促進勞動收入份額提升，說明企業在進行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勞動生產率過快增長對勞動收入份額提高具有負向作用，因此企業要建立健全工資保障機制，確保勞動報酬和勞動生產率實現同步提高，使勞動收入份額不會因數字化進程的推進而下降。此外，企業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由于替代效應的作用，一部分低技能勞動者會被智能化設備所“擠出”，政府及相關部門要關注到這部分低技能勞動者，建立健全就業保障機制，為這部分勞動者提供技能培訓，使其能夠滿足數字化進程的需要。而對于一些無法提高技能水平的勞動者，政府相關部門也要完善相應的失業救助機制，降低數字化進程對低技能勞動者的負面沖擊。第四，整合內外部資源，適當放寬國企員工的進入退出機制，推進“因地制宜，不同企不同策”的差異化轉型策略。由于企業內部勞動力技能結構存在差異，數字化轉型在資本技術密集型企業中對提高勞動收入份額有更強的促進效應，因此在鼓勵勞動密集型企業向資本技術密集型企業轉型的同時，也需要企業根據自身特點和基礎選擇更合適的轉型方式。此外，考慮到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過程中調整人力資本結構的難度較大，應適當放寬國企員工的進入退出機制，使國企能夠根據自身轉型需要進行內部員工的適當調整，從而滿足數字化經營運作模式的要求，充分發揮數字技術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