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余達父《致李岑秋先生書》的人物考證及其他

日扯拉

（廣島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日本廣島 739-0046）

余達父(1870—1934)，名若瑔，號達父，彝族。出生于今四川省敘永縣，后來過繼給伯父，故在貴州畢節長大。其祖先是四川永寧宣撫司宣撫使奢崇明。奢崇明曾在明朝天啟、崇禎年間與同為彝族的貴州宣慰司同知安邦彥發動了“奢安之亂”。奢崇明逝世后，其子奢震化名為余化龍。余達父即余化龍的第十一世孫。余達父（以下簡稱余氏）的祖先是曾經起兵反抗朝廷的土司，但余氏出生時其家族已不再是土司而是土目。

1906年春，余氏攜一子兩侄赴日留學。10月12日，余氏進入和佛法律學校法政大學（當時使用此校名，此校即今位于日本東京的法政大學的前身）清國留學生法政速成科第五班政治部，1908年4月26日畢業[1]164+280。畢業后，入同校專門部法律科，1910年7月畢業①。余氏是彝族文學史、近代彝族人日本留學史上極具影響力的人物，其著作有《?雅堂詩集》《罌石精舍文集》等。

《罌石精舍文集》卷一中，有寫于1901年的《致李岑秋先生書》。從題目可知是寄給名為李岑秋的人物的信。李岑秋對余氏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存在，但筆者未能找到對《致李岑秋先生書》進行了深入分析的先行研究。即便是關于李岑秋的身份的記述，筆者也只能找到以下兩則。

周敬氏在《余達父交游考略》一文中做了以下記述：（本文所有引文中，原資料中的錯字沒做修改，僅在其后的方括號[ ]內寫了正確的字）

李岑秋，無考，《余達父詩文集》中有《致李岑秋先生書》，細讀全文可知李為貴陽著名耆學，學貫中西，當時正籌辦新式學校②。

翟顯長氏在《〈余達父散文〉〈挹梅樓詩集〉校注》一書中做了以下記述：

李岑秋：疑為清末李端棻。文中“深迪以經訓天人之精、中西政學之閎”、“會垣學堂之設，不識己[已]有定局否？所延中西學教習，不識能有大益于人否？”等語，透露了這方面的資訊。在當時的貴州，既能“經訓天人之精”，又能“中西政學之閎”，欲在省垣貴陽辦學堂“延中西學教習”推廣現代教育者，非李端棻莫屬。余達父寫此信，時在1901年秋天，李氏剛從新疆赦歸不久，亦正在貴陽籌辦新式學堂，次年即受聘主持貴州經世學堂講席[2]18。

從結論而言，筆者對周氏、翟氏的李岑秋當時在貴陽籌辦新式學堂這一記述持懷疑態度。再者，翟氏的“李岑秋：疑為清末李端棻”這一推測是錯誤的。換言之，先行研究未能考證出李岑秋的身份。另外，信中提及的“喻吉丞”“實孚方伯”兩人，也無人對其身份進行考證。

本文擬首先對李岑秋、“喻吉丞”“實孚方伯”的身份進行考證，接著對李岑秋其人其事進行論述，最后對余氏與李岑秋的交游之詳情、李岑秋可能給與余氏的建議等做論述。

一、人物考證

在此，要對上述人物的身份進行考證。要論證李岑秋并非李端棻，需要對李端棻稍做介紹。

李端棻（1833～1907年）字苾園，又字信臣。貴州貴筑（今貴陽）人。清末維新派。同治二年（1863年）進士。支持康有為、梁啟超變法，疏請設立京師大學堂及各省學堂，建藏書樓、儀器院、譯書局，廣立報館，選派游歷生，又向光緒帝舉薦康有為、譚嗣同。戊戌政變后被革職，流戍新疆。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赦歸，主講貴州經世學堂[3]。

通過以上記述，可知李端棻字苾園，又字信臣，是清末維新派，1863年進士，曾經為中國教育的近代化傾注心血。但是，李端棻無論名還是字，都與“岑秋”二字無關，故李端棻并非李岑秋。

李岑秋到底是何許人也？要回答這個問題，則需要從信中尋找相關信息。信中有以下記述：

今秋鎩羽棘闈，翻獲遺卷，邀夫子不次之賞懷[4]。

以上記述的大意是：“今年秋天，我科考落榜。翻閱領到的落榜試卷，（發現）得到了老師您超常的贊賞?！?/p>

這一記述中，包含著起了決定性作用的信息。要理解這些信息，需要結合“發領落卷”這一科舉時代對落榜考生的安撫政策?！奥渚怼迸c信中的“遺卷”都為落榜者的試卷之意?！鞍l領落卷”指鄉試或會試發榜后，落榜者領取自己的試卷進行翻閱一事。試卷上通常會寫著考官的評語[5]。

換言之，鄉試落榜后的余氏領到試卷進行翻閱后，發現上面寫著李岑秋超常的贊賞之語?？梢酝ㄟ^余氏其他詩文確定此信寫于1901年10月至年末之間，也就是說李岑秋是同年余氏在貴陽參加鄉試時的考官。

在此，需要對1901年貴州鄉試的考官稍做介紹?！顿F州省志 教育志》中有如表1記述。

表1 清代貴州鄉試考官一覽表

通過以上記述，可知1900年貴州鄉試沒有舉行，故在1901年補行鄉試。主考是呂佩芬，副主考是華學瀾。呂佩芬1880年賜進士出身，以翰林院編修的身份擔任主考。華學瀾1886年賜進士出身，同樣以翰林院編修的身分擔任副主考。

以上記述中沒有李岑秋，但這并不意味著李岑秋不是考官，因為鄉試除了正副主考以外，還有稱為同考官的協助主考閱卷者。同考官分房閱卷，故又稱房考官。

華學瀾的《辛丑日記》，記錄著其1901年擔任貴州鄉試考官時的詳細事項。9月18日的日記中，有以下記述：

第七房截取同知李之實，岑秋，戊子挙人，己丑考班中書，四川新繁人[7]184。

“截取”是官員選用方式，即根據官員享受俸祿的年限、科舉中試年份以及名次核定其截止日期，由吏部予以選用?！巴笔俏墓俟俾毭?。關于李岑秋在何處擔任同知一事，詳情后述。

第七房同考官李之實，字岑秋，1888年舉人，四川省新繁縣（在今四川省成都市）人士。換言之，四川李之實才是余氏所認識的李岑秋。兩人初次接觸，是在1901年余氏參加科考的時候。

上文中已經提及信中出現過“喻吉丞”“實孚方伯”二人，信的原文如下：

即間有受一日之知，如陳小圃、喻吉丞兩先生，洎實孚方伯，皆未嘗一謁，或一謁而不復再往[4]。

關于陳小圃，翟顯長氏已經考證出此人為云南人士陳榮昌。陳榮昌從1888年開始在貴州任職[2]19。關于“喻吉丞”，華學瀾9月18日的日記中有以下記述：

第六房鎮遠縣知縣喻鴻鈞，濟丞，乙酉舉人，丙戌進士，湖北黃岡人[7]184。

“喻吉丞”毫無疑問就是喻鴻鈞。1901年貴州鄉試中，喻鴻鈞是第六房同考官，李岑秋是第七房。假如沒有華學瀾的日記，很難確定信中“濟”字誤作“吉”字。鎮遠縣位于貴州省東部。喻鴻鈞擔任鎮遠縣知縣，應該是在1901年或者更早的時候，因為從1902年開始他便在貴州水城廳擔任通判。（通判與同知相同）《水城縣（特區）志》中有如表2記述。

表2 清代水城廳歷任通判名錄

喻鴻鈞雖然是湖北人，但曾經在貴州擔任書院院長?！顿F陽文史資料選輯》第18輯中，有“貴州興義筆山書院歷屆山長姓名錄”，其中有以下記述：

喻鴻鈞 字濟丞,湖北進士③。

興義位于貴州省西南部。喻鴻鈞曾任書院院長，說明其為學識淵博者。

以上，基于華學瀾的日記對李岑秋、“喻吉丞”二人進行了考證?！皩嶆诜讲币材芡ㄟ^同一日記考證出來。9月10日的日記中有以下記述：

至夕始寫好，交號房，囑其明早速送，稱謂則按號房開來出身科分清單，以有無淵源為斷……方伯邵實孚積誠,戊辰翰林,為七科上前輩,稱年家眷晩生[7]176。

通過以上日記，可知“實孚方伯”即邵實孚?！胺讲睘椴颊怪?。邵實孚的籍貫及其在1901年前后的任職狀況，可以從以下記述中得知。

二十二年正月奉旨補授貴州布政使（藩臺）。二十六年二月十三日奉旨護理貴州巡撫，兼護貴州提督。九月二十三日交卸，回本任。二十七年七月任滿交卸；八月進京陛見，因母喪，報丁憂回鄉（福州）守制④。

邵實孚是福建人士。其在貴州布政使的位置上任滿離職的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陰歷7月，是陽歷8月14日至9月12日之間，故無法確定9月10日，即華學瀾寫日記時邵實孚是否還在任。但無論如何，我們都能知道華學瀾將邵實孚稱為方伯，是針對其當時的官職而言的。而余氏將其稱為方伯，則是針對其離職前的官職而言的。

二、李岑秋其人其事

以下，想對李岑秋其人其事稍作論述?！缎路笨h志》中有以下記述：

李之實，字岑秋。光緒戊子舉人，內閣中書，貴州羅斛廳同知。少時肄業“尊經書院”，從湘潭王氏游，治公羊之學。詩文綺麗，才氣豪邁。后以赴京引見，輪舟行次南通蘆涇港，煙突爆裂，溺死于水。遺著無存，唯詩數首見于《新繁詩略》而已。初，之實壬辰會試時已擬中矣。一總裁者滿洲人忽中變，摘其文中小疵，欲斥去，易以某甲薦主……遂落之實……[9]

李岑秋是1888年舉人，曾在貴州羅斛廳任同知。幼時在“尊經書院”師從王闿運治公羊學。1892年會試時，李岑秋本來已經中試，但一名主考中途改變想法，故落榜了。后來李岑秋在赴京謁見皇帝的途中溺水死亡，遺著只有幾首詩。

在此，需要對李岑秋的羅斛廳同知這一官職稍作論述。在清朝，少數民族地區或戰略要地，有時會設置廳這一行政單位。其長官稱為同知或通判[10]。羅斛廳置于1881年，屬貴陽府，其管轄范圍是今貴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羅甸縣[11]。

1901年9月10日，華學瀾稱邵實孚為方伯，是針對邵實孚當時的官職而言的。9月18日，華學瀾說喻鴻鈞是鎮遠縣知縣，而喻鴻鈞的確在同年擔任鎮遠縣知縣的可能性很大。這幾點在上文中已經論及。結合這幾點考慮，華學瀾在9月18日的日記中說李岑秋是“截取同知”，應該指李岑秋當時是羅斛廳同知。因為華學瀾應該不會知道邵實孚、喻鴻鈞、李岑秋三人的舊職。

李岑秋在“尊經書院”師從王闿運治公羊學，說明李岑秋精通經學。以下，要對作為經學家的李岑秋的活動稍作論述。

《新繁縣志》的《新繁文征》卷三中，收錄了李岑秋的《孔子刪詩辯》。從題目可知是針對“孔子刪詩”一說闡述了自己的觀點。關于其觀點，張廷銀氏已經做了仔細的分析，故不再贅述[12]。

近代經學家廖平，曾列出過名為《南皮纂輯〈左氏春秋說長編〉三十六門目錄》的目錄?！澳掀ぁ笔菑堉?。關于這些目錄的由來，廖平有以下記述：

案，此三十六題，庚寅年秋，南皮師相在鄂，所命編纂者也。辛卯，約同人分纂，冬初畢業，由李岑秋、施燮夫賚呈師座[13]。

筆者未能找到《左氏春秋說長編》相關信息，但通過以上記述可知其內容是張之洞在1890年命令廖平編纂的。廖平邀請同人編纂，完成之后由李岑秋、施燮夫上交給張之洞。從這點看來，李岑秋應該也參與了編纂工作。

李岑秋還是一個熟悉西學的人。以下要對此事稍作論述。

李岑秋曾經就讀的“尊經書院”，1875年創辦于成都，創辦者是當時四川省最高教育長官張之洞，1902年擴建為四川省高等學堂（四川大學的前身）。書院在洋務派“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指導方針之下，最初計劃開設天文、地理等課程，但由于種種原因，最終建成了講習儒家經典、歷史、詞章的學堂。雖然這樣，但“尊經書院”是中國最早的以學習西洋文化為教育方針的學堂之一，故學生接觸西學的機會很多。到了1897年，則正式開設了西學課程[14]。

曾經在“尊經書院”學習的李岑秋，理應熟悉西學。但這只是個猜測，會顯得缺乏說服力，故筆者想拿出確鑿證據?？涤袨椤豆嚿蠒?戊戌奏稿》中，有“公車上書題名”，其中有以下記述：

李之實，號岑秋，成都府新繁縣人。戊子[15]。

“戊子”是1888年，即李岑秋考中舉人的年份。李岑秋參加了1895年5月2日的“公車上書”?！肮嚿蠒笔蔷S新派登上歷史舞臺的標志，也就意味著李岑秋是維新派。關于維新派人士與西學之間的關系，日本學者若杉邦子有以下記述：

清末維新派人士，與當時的知識分子一樣，深受西學書籍與西洋人的影響，作為其結果，是最先意識到需要迅速進行改革的人士⑤。

正如若杉氏所言，李岑秋必然為熟悉西學者。另外，參加“公車上書”，說明李岑秋對政治及當時的國際形勢抱有很大關心。有資料能證明筆者的觀點。

1895年4月17日，《馬關條約》簽訂。但換約之前，即中日兩國政府批準，蓋章并互換條約之前，條約不會生效。在5月8日換約之前，大量官員上奏請求拒絕批準條約，李岑秋便是其中一員。4月25日的李岑秋等人的奏折中，有以下記述：

……伏見和議條款，流弊無窮……今聞倭人借端要挾，有賠款、割地、屯兵各款。此誠五大洲未有之奇聞、三千年所無之變局也……一國啟其端，各國踵其后。欲隱忍圖存，其可得乎？縱使含垢忍尤，僥幸無事，豈復能靦然與諸國締邦交、修鄰好乎……伏祈皇上干綱獨斷，萬勿批準約章，飭下王大臣再行妥議，毋貽后悔……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初一日，大學士臣額勒和布、臣張之萬……臣李之實……[16]

李岑秋等人請求皇帝拒絕批準條約的理由可以總結如下：假如中國接受日本的要求，那么其他各國會紛紛效仿日本。如此一來，中國即便想隱忍圖存也只會徒勞無功。就算是中國屈辱地忍耐著，僥幸躲過災難，但再也沒有臉面與其他國家締結邦交。

通過這些理由，可知李岑秋等人對當時的國際形勢有非常準確的認識。能做到這一點，則是因為李岑秋等人在此之前就十分關心政治與國際形勢。

三、余達父與李岑秋的交游

以下，對余氏與李岑秋的交游進行論述。信中有以下記述：

今秋鎩羽棘闈，翻獲遺卷，邀夫子不次之賞懷。欲一謝知遇之殷，然而未有異也。迨其晉謁之頃，暢耹[聆]訓詞，深迪以經訓天人之精、中西政學之閎，始知明體達用，于此為賅[4]。

1901年，鄉試落榜后的余氏領取試卷進行翻閱，發現試卷上有李岑秋超常的贊賞之語。余氏想對李岑秋表示感謝，但此時的余氏在對學問的認識上還沒有根本性的變化。后來，余氏得以與李岑秋見面。筆者未能找到落榜者領到試卷后拜見考官的規定，故兩人應該是在私下場合見的面。

見面時，李岑秋開導余氏以經書解釋天與人之精一、中國及西洋政治學之廣博。在李岑秋的開導下，三十一歲的余氏，第一次知道了“明體達用”這一理念在李岑秋所開導的事項中已經具備?？梢娎钺锏拈_導就像醍醐灌頂一樣讓余氏茅塞頓開。

“明體達用”是北宋著名學者、教育家胡瑗的教育思想?！绑w”指儒家傳統道德，“用”指治事?！懊黧w達用”即把經義與治事有機結合[17]?？梢哉f“明體達用”與明末清初的學者所提倡的“經世致用”思想有共通性。

正因為李岑秋精通經學，熟悉西學，對政治與當時的國際形勢亦抱有很大關心，故能開導余氏以上事項。此次見面之后，兩人繼續交游，關系也漸漸變得親密，至少對余氏來說的確如此。上文所引信中內容的下文如下：

瑔故不揣弇陋，以所述《拾塵錄》及近著詞章，上呈經席，以求指南。而夫子于詞章考據，均過為獎，藉經訓則誨其不及，終之復以厚望，期其必成。躬受之下，五衷銘感。是知夫子于瑔雖不格外段[假]借之辭，而真知灼見，亦實有如虞仲翔所云有一知己，可以不恨者[4]。

上述見面之后，余氏以《蠖盦拾塵錄》及詞章向李岑秋請求指導。李岑秋在詞章及考據方面，給了很高的評價。在借用經書解釋方面，則指出有不足之處，但最終對余氏期以厚望。得到李岑秋的真知灼見后，余氏將其當成了知己。筆者認為這應該不是在恭維對方，而是余氏真實的想法。因為當時已經六次科考落榜的余氏，在得到李岑秋的真知灼見后，應該明確了自己的努力方向。

李岑秋師從王闿運治公羊學，這點在上文中已經提及。王闿運是晚清公羊學大師，這是眾所周知的，其弟子李岑秋當然也精通公羊學。事實上，李岑秋曾經指導余氏公羊學。信中有以下記述：

蒙示以《羲易》、《春秋公羊》之學，瑔以《易》理閎邃，未敢涉藩?！豆颉穭t近已句讀探索，益了然于漢儒說經著書多宗《公羊》者，其義之長固有在也[4]。

余氏在得到李岑秋關于公羊學的指導后，說《公羊傳》最近已經開始斷句、探索，漸漸明白漢代的儒者講解儒家經書，或者著書時多尊崇《公羊傳》，是因為《公羊傳》的義理之卓越本來就是事實，可見李岑秋的指導對余氏研習《公羊傳》非常有意義。

綜合上述，可知李岑秋是一個在學問方面給予余氏各種指導的人。余氏向這樣的人寫信，是為了詢問以下事項。

會垣學堂之設，不識已有定局否？所延中西學教習，不識能有大益于人否？[4]

“會垣”是省城之意，在此指貴陽。余氏詢問了在貴陽設立學堂一事是否有了定局，所招聘的教授中國傳統學問和西學的老師對人是否有大益等事。通過這些問題，可知余氏掌握著即將在貴陽設立學堂這一信息。但余氏自己不能確定，故向李岑秋詢問。

1901年9月14日，即余氏參加鄉試之前，清政府頒布了興學詔書。其內容之一是將各省所有書院中位于省城者改為大學堂（即大學），位于各府、直隸州（在省之下，與府平級）者改為中學堂[18]。次年，貴州巡撫鄧華熙奉勅將貴陽的貴山書院改造成了貴州大學堂[19]。

結合余氏掌握著即將在貴陽設立學堂之信息一事、清政府頒布興學詔書一事考慮，余氏所說的“會垣學堂”應該指貴州大學堂。因為通過其他事項可知余氏掌握著與自身前途息息相關的清政府關于教育的最新政策。

在此，想對先行研究中周氏、翟氏的李岑秋當時在貴陽籌辦新式學堂這一記述稍作論述。兩人持這樣的想法，與上述余氏的問題有不可分割的關系。事實上，兩人給出的證據也僅僅是余氏的問題。筆者拿不出確鑿證據，但對兩人的記述持懷疑態度。

1902年，貴州巡撫鄧華熙奉勅將貴陽的貴山書院改造成貴州大學堂，此事在上文中已經論及。巡撫是省的最高長官。需要最高長官操辦的事務，頂多就是羅斛廳同知的李岑秋，應該沒有資格作為中心人物去操辦。另外，余氏提問之后向李岑秋表明的以下心意，也需要納入考慮范圍。

果其實事求是，學者不徒耹[聆]向璧[壁]虛造之談，習浮光掠景之藝，則瑔亦愿居業其間，擴見聞而資干濟，或亦由博返約之一道也。倘其粉飾虛文，并無實效，而薦達且有嫌于出位之言，則瑔固蠖屈窮山，不見知而不悔也[4]。

余氏的心意，可以總結如下：假如新式學堂的老師實事求是，學生不用白白聆聽憑空捏造的言論，學習浮于表面的、不深入的學問的話，那么自己也想在新式學堂學習。假如老師所教的東西并無實效，并且老師會推薦有超越本分之嫌的言論的話，自己則寄身深山，即使自己的存在不被別人所知也無怨無悔。

從余氏的心意可知余氏在追求切實有用的學問。另外，筆者認為這些心意并不適合身為學生、正在追求學問的余氏向正在籌辦新式學堂的老師表明。換言之，筆者認為與其說李岑秋當時在籌辦新式學堂，不如說李岑秋是一個掌握著新式學堂相關信息的人，余氏是在向作為第三方的李岑秋提問，以便得到客觀公正的回答。

要理解余氏的問題，則需要對當時的歷史背景及余氏的個人境況稍做介紹。信中有以下記述：

因變科在即，兼涉獵西學各書，致治經之力，不能無多分于此科第一道?，啽疽庠鐭o雞肋之戀矣，惟慈帷望切，親戚交游期冀，非此無以稍相藉慰，故雖為人之學，受役于世面，瑔終未能恝然舍置，而更欲有進也[4]。

1901年8月29日，清政府下詔改革科舉制度，規定從1902年起以論說中國歷史、政治與西方政治等的文章取代八股文[20]。這就是余氏所說的“變科在即”。

1901年的貴州鄉試始于9月20日[7]188。鄉試需要數天，故余氏寫信最快也是在10月之后。寫信時余氏已經知道清政府改革科舉制度一事，這就是上文中筆者的余氏掌握著清政府關于教育的最新政策這一記述的證據。

寫信時余氏已經六次科考落榜。此事對余氏來說是巨大的打擊，故余氏對科考早已不抱希望。然而母親及親友十分期待余氏能通過科考出人頭地，故余氏除了繼續參加科考，力求取得好成績以慰藉他們之外，別無他法。這就是余氏向李岑秋詢問上述問題時的個人境況。

以上，圍繞著信中的內容論述了余氏與李岑秋的交游。假如李岑秋沒有溺死，并留下了詩文集，也許其中會有與余氏相關的記述。但是，即便無法從李岑秋一方的資料中找到關于余氏的記述，只通過余氏在對前途感到迷茫時向李岑秋發出詢問一事，也能看出余氏非常信任李岑秋。

以下，想對李岑秋可能給與余氏的建議、與李岑秋的交游可能給余氏帶來的影響等進行論述。

李岑秋當然能夠回答余氏的問題，但李岑秋給了余氏什么建議，筆者不得而知。至于余氏是否進入新式學堂學習，筆者從事余氏研究多年，尚未找到相關證據。

在1901年前后的中國，通過日本吸收西洋文化，是有識之士的共識[21]。結合當時西學的影響力日益增強的社會環境、李岑秋屬于維新派，曾經開導余氏以經書解釋中國、西洋政治學之廣博一事、廢除科考的次年，即1906年余氏便赴日留學這幾點考慮，得知余氏已經開始學習西學的李岑秋，應該建議余氏今后在西學方面傾注更多的心血。假如這一推測是正確的，那么1901年的李岑秋的建議，有可能與1906年余氏赴日留學一事有某種內在的聯系。更進一步來說，也許李岑秋埋下的西學種子，結出了余氏赴日留學這一果實。

余氏抵日后進入和佛法律學校法政大學清國留學生法政速成科第五班政治部，這一點在上文中已經提及。當時余氏可選擇就讀的學校、專業有很多。就算是清國留學生法政速成科第五班，也分為政治部和法律部[1]280。余氏選擇了政治部，而這一選擇，有可能受到了當初李岑秋開導余氏以經書解釋中國、西洋政治學之廣博一事的影響。

通過上文已知李岑秋是維新派。維新派發展到后面就變成了立憲派[22]。余氏抵日后加入立憲團體，并在其中擔任要職。換言之，余氏曾在東京從事立憲活動。在清末，一個人的政治思想應該不會在短期內發生巨大的變化，比如從革命派迅速轉變為立憲派之類的。余氏加入立憲團體，也有可能是受到了李岑秋的影響。

四、結語

李岑秋是四川人士李之實?！坝骷笔怯鼬欌x。李岑秋與喻鴻鈞同為1901年貴州鄉試同考官。擔任同考官時李岑秋應該是貴州羅斛廳同知?！皩嶆诜讲笔巧蹖嶆?。

李岑秋精通經學，本文中也確認了其作為經學家的活動。另外，李岑秋還熟悉西學，并十分關心政治與當時的國際形勢。

對于先行研究中的李岑秋當時在貴陽籌辦新式學堂的記述，筆者認為與其說李岑秋當時在籌辦新式學堂，不如說李岑秋是一個掌握著新式學堂相關信息的人，余氏是在向作為第三方的李岑秋提問，以便得到客觀公正的回答。

赴日前的余氏僅是一介秀才，在日本畢業回國后才考中了法政科舉人?？梢哉f余氏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就是赴日留學。而李岑秋，則有可能對余氏赴日留學、抵日后選擇學習政治、在東京從事立憲活動等事項帶來了重大影響。進一步來說，李岑秋有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余氏的人生軌跡。

注釋：

①法政大學校友名鑒刊行會：《法政大學校友名鑒》（法政大學校友名鑒刊行會，1941年）第223-226頁中，有“専門部明治四十三年七月卒業 法律科 余若瑔 貴州”之記載。意思是“專門部 1910年7月畢業 法律科 余若瑔 貴州”。

② 周敬：《余達父交游考略》，《烏蒙論壇》2012年第6期。

③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貴州省貴陽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貴陽文史資料選輯》第18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貴州省貴陽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6年）第204頁。

④ 戴學稷，徐如：《邵循正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 部分學生友好 親人的懷念與回憶》（出版社不詳，2009年）第177頁。

⑤ 若杉邦子：《維新派分子與廣學會傳教士的友情及對其的信賴》[日]《中國語言文化研究》第1號，2001年。日文原題目為《維新派分子における広學會宣教師への友情と信頼》。筆者所引之處日語原文為“清末維新派の人士達は、當時の知識人一般の例に漏れず、西學書や西洋人達の影響を強く蒙り、その結果、早急なる改革の必要性にいちはやく目覚めた人々であった?！?/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