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賦能鄉村教育高質量發展：價值意蘊、現實挑戰與推進路徑

伊秀云 孫濤

摘要：高速發展的數字技術在教育領域形成的巨大數字化浪潮，蘊含著驅動鄉村教育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價值。通過推動鄉村教育形成更寬領域、更多方位和更深層次的開放辦學和發展格局，促進鄉村教育資源供需雙方動態調整和相互匹配，深化鄉村教育流程再造和業務生態創新，重拾鄉村原生態優勢以助力城鄉教育異質發展，數字化深刻賦能鄉村教育高質量發展。然而，當前我國鄉村教育數字化尚處于起步探索階段，制度設計的缺失缺位之滯、多元主體的數據素養之限、傳統教育的技術融入之困和核心技術的發展瓶頸之縛“合謀”削弱了數字化賦能效果，對鄉村教育高質量發展提出了嚴峻挑戰?；趧撔律鷳B系統理論和技術主體論，我們認為積極引導頂層政策機制“及時歸位”、主體數據素養“精準培育”、鄉村教育場域“革新優化”和教育技術研發“持續跟進”可成為推進數字化賦能鄉村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有效路徑。

關鍵詞：數字化；鄉村教育；高質量發展

中圖分類號：G434 文獻標識碼：A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教育學重大課題“鄉村振興和教育現代化背景下農村教育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編號：VGA210005）研究成果。

① 孫濤為本文通訊作者。

黨的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高質量發展的新時代課題，十九屆五中全會聚焦教育領域，正式從國家層面明確“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二十大又進一步強調“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教育，加快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由此，“高質量”發展成為新時代我國教育發展的總基調、主方向和新要求。在高質量教育體系建設和加快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時代征程中，鄉村教育既是重點，亦是難點。一直以來，我國鄉村教育面臨著發展格局閉塞、優質資源不足、鄉土特征丟失等諸多始終刻苦鉆研卻尚未啃下的“硬骨頭”，阻滯了鄉村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推進，也束縛了全面高質量教育體系建設。

隨著信息化發展邁入嶄新階段——數字時代的到來為高質量鄉村教育的推進帶來了新契機。當前，以人工智能、互聯網、區塊鏈等為代表的數字技術的高速演進所形成的巨大數字化浪潮，蘊含著驅動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強大動能。推動鄉村教育數字化轉型，依托數字技術與鄉村教育的深度融合賦能鄉村教育變革與創新，為良好鄉村教育生態的構建與優化注入能量，可成為破解鄉村教育發展“桎梏”的關鍵力量。與此同時，國家也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引導教育數字化的推進。如，2020年，教育部提出“建立健全利用信息化手段擴大優質教育資源覆蓋面的有效機制……彌合區域、城鄉、校際差距，推動實現教育優質均衡發展”[1]。2022年，黨的二十大進一步提出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謀劃與推進的系統路徑。2023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強調要“統籌推進”“縱深推進”教育數字化戰略行動。此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共同重新構想我們的未來：一種新的教育社會契約》報告中提出“要塑造和平、公正和可持續的未來，教育本身必須變革”。數字技術蘊含巨大的變革潛能，但我們還未找到將技術潛能轉化為教育變革的現實路徑[2]?；诖?，闡明數字化賦能鄉村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價值意蘊，分析賦能過程中所面臨的諸多挑戰，并在此基礎上探討其推進路徑，對于指導數字化賦能鄉村教育變革與創新具有重要價值，對于補齊鄉村教育發展短板，破解鄉村教育發展難題和助力鄉村教育高質量發展也必將意義深遠。

一、數字化賦能鄉村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價值意蘊

依托高速發展的數據技術在鄉村教育中全面普及和深度融入觸發鄉村教育的持續性變革與創新，是數字時代推進鄉村教育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行動選擇。舍恩伯格（Schonberger）在《大數據時代》中指出“數字的價值如同漂浮在海洋中的冰山，盡管只能看到表面一角，只要深度挖掘，則可發現其潛藏的無限潛力”[3]。由此來看，數字化也必然潛藏著賦能鄉村教育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價值。

（一）推動形成更寬領域、更多方位和更深層次的開放辦學和鄉村教育發展格局

秉持開放的辦學理念，突破場域壁壘，促進內外聯動，是鄉村教育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表征。以人工智能、互聯網、區塊鏈等為代表的數字技術以其強大的廣泛鏈接功能既可保障地理空間的廣延性和持續性，又能實現時空層面的高速性與即時性。這些技術優勢在教育發展實踐中所產生的巨大動能為更寬領域、更多方位和更深層次的開放型鄉村教育發展格局的形成提供有力支撐。

其一，數字技術與農業發展、社區治理和文化建設等鄉村社會不同領域深度融合，為更寬領域鄉村教育開放格局的形成賦能。一方面，數字技術廣泛滲透于農業發展、社區治理和文化建設等鄉村社會不同領域，有助于從整體上加速鄉村數字化轉型。數字化鄉村則可運用數字技術對大規模、多渠道相關信息的收集、處理、分析更精準地把握未來發展動態，促進發展質量和效率的雙重提升，推動更高品質的鄉村綜合發展生態域的建構。另一方面，數字技術的廣泛運用為教育與鄉村社會其他領域間的高效、深度融合提供可能，特別是有利于促進其與農業發展、社區治理、鄉土建設等跨界領域的聯結和互動，積極挖掘校園之外的教育機遇和寶貴資源，同時也為其他領域發展提供可能的教育支持，從而促進教育與鄉村社會各領域在互動中共進，在協作中創新，不斷豐富鄉村教育高質量發展新內涵。

其二，數字化有助于開拓和暢通育人渠道，調動“家-校-社”全方位協同育人。針對我國鄉村學校留守兒童居多，家庭教育缺位嚴重，社會教育成效不佳等現實問題。一方面，發揮數字技術的時空延展功能為鄉村學校、家庭和社會協同育人搭建聯動平臺，紓解多方育人主體的溝通滯礙，從而打破全方位協同育人建設過程中“時間上難以同步、空間上難以落實”的困頓局面。另一方面，基于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技術對協同育人平臺進行升級，創建集智能、開放、互聯和協作于一體的融合育人空間，以充分促進學校知識育人、家庭情感育人和社會實踐育人[4]三者精細分工，同時利用5G數據傳輸技術將學校教育過程向家長和社會開放，促進家、校、社高效深入地交流教育理念、共商育人方案，為多方位育人合力的形成提供技術支持。

其三，數字化能夠推動不同層面教育深度對接，優化數字時代鄉村教育發展模式。一方面，運用區塊鏈、大數據等數字技術加強鄉村場域內學前教育、基礎教育、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等不同階段教育協同共進，促進其在規模比例、發展速率等方面保持協調狀態，實現不同階段教育目標的對接與承續，打造一體化育人的高品質鄉村教育體系[5]，實現教育育人的整體性、連貫性和持續性。另一方面，推進鄉村教育與城市教育、國外教育相通，可通過大數據篩選功能著重關注數字化發展較為成熟區域的教育發展樣態，深入洞察其發展理念、管理、制度和標準等深層次要素。同時，在數字技術推進教育發展實踐中，鄉村教育需從愿景、目標、理念、策略等深層次系統思考，應用大數據、基于證據來制定可落實、可追蹤的發展戰略，并借助智能技術對當前自身發展機遇與挑戰全面分析，以批判性借鑒和運用他者的寶貴經驗，從而凝練和開拓數字時代背景下契合鄉村教育自身特性的相對獨立且優勢凸顯的發展模式。

（二）促進供需雙方在教育資源匹配中循勢調整和動態優化，實現供需適配

以往的鄉村教育資源配置模式中供給端和需求端之間存在著巨大的信息傳輸鴻溝，長期陷于互通時效性差、供需匹配率低、雙端升級轉換滯后、單方訴求重視不足等實踐困境之中，難以有效調動鄉村學校發展的內生動力。依托數字技術在教育場域的廣泛普及與深度融入，促使其對內聯結鄉村教育教學、學校管理及學生評價等全環節，對外與縣域、城市乃至國外教育相通，有助于突破傳統鄉村教育資源配置弊端，加快和深化數據信息傳輸，促進供需雙方在教育資源配置實踐中循勢調整和動態優化，以實現供需適配。

數字化促進鄉村教育資源供需適配的作用路徑可歸結為以下三方面。一是數字化有助于教育資源供需雙方互聯互通。具體來說，以互聯網、大數據等為代表的數字傳輸技術的應用可極大地縮短雙方的互通時間，提升溝通效率；以區塊鏈、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數字智能技術可協力搭建虛擬交流平臺，拓展數據信息傳輸通道，打破信息溝通障礙，紓解因互通不暢導致的鄉村教育資源供需失衡困境。二是數字化引發了對教育資源需求端內在訴求的關注和重視。以往教育資源供給模式往往忽視需求端的單方訴求，難以調動需求方的發展活力。在數字時代背景下，教育資源供給方式、渠道等的多樣化促使需求也日趨多元化和個性化，不斷引領著需求持續迭代與升級。此外，依據大數據監測技術動態識別鄉村教育發展過程中對新資源數量和質量的合理要求，并深入洞察、迅速捕捉其間的變化情況，將自身切實訴求通過數字傳輸技術或虛擬交流平臺主動、快速地傳達給資源供給方，可極大地提升教育資源的供需匹配度，激活鄉村教育發展的內部潛能。三是數字化助力供給方提高教育資源供給的優質性和契合度，優化鄉村教育發展的外部資源支持。在數字教育時代背景下，數據是最為關鍵的觀測要素。通過對大數據觀測可助力供給方對農村學校教育資源需求作出精準預測，并根據需求變化情況及時進行調整、補充和優化，從而減少低效乃至無效供給，促進鄉村學校高效利用、優質享用教育資源，促進鄉村教育高水平、可持續發展。

（三）深化鄉村教育流程再造和業務生態創新，變革鄉村教育形態

教育形態是指不同時空背景下教育的存在狀態和變化形式，是觀測教育質量的重要方面[6]。在教育運行實踐中，教育形態一般呈現為由相應的教育組織、教育服務和教育教學為主要內容環節構成的教育整體表現形式[7]。數字化時代背景下，教育工具、手段及途徑的數字化迭代升級極大地促進了鄉村教育形態變革，并通過教育流程優化和業務生態創新，形成驅動鄉村教育系統自我改革和發展的內部力量，加快鄉村教育高質量發展進程。

第一，數字化重塑鄉村教育組織。從橫向上，以服務國家人才需求和鄉村振興戰略為導向，基于本地特征建構依托數字技術支持的“鄉村在地資源+教育”的新教育組織形式，激發鄉村各領域參與到教育中來，并不斷改良和優化鄉村教育治理結構，促使其向著扁平化、網絡化和協作化的教育治理結構轉變和突破。從縱向上，以建設終身教育體系為目標促進教育運行的融合創新。依托數字技術的低成本信息互通優勢搭建基于同步通信網絡的協同工作平臺，既促進各級各類鄉村教育之間的有機整合與銜接，又助力各種人力、物力資源的實時匯聚和高效配置，實現鄉村教育運行流程的再造與模式的更新。第二，數字化拓展鄉村教育服務。在數字技術支持下，多元知識生產網絡和生成性學習交互資源形成了豐富的教育產品，拓展了鄉村教育服務對象，加速“人人皆學、時時能學、處處可學”的學習型鄉村建設。同時，教育服務可突破傳統的時空傳遞方式，實現在虛擬時空與現實時空雙層空間的混合并行推進[8]。此外，通過數據預測、技術整合升級后的教育內容和服務方式也更加智能化，最大程度地契合個體的教育需求。第三，數字化變革鄉村教育教學。從“教”的層面來講，數字化的融入促使鄉村教師不斷更新固有教學觀念，“以學生為中心”育人得以踐行；引導教師重新審視和定位自我角色，積極適應人機協同育人新形勢的轉變；幫助教師主動完善知識能力結構，滿足新形態教研需要。從“學”的層面來講，數字教育革新了學生的學習環境，為鄉村學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豐富學習體驗、優質學習資源、便捷學習方式和個性發展支持，促進學生能力素養的全面提升。

（四）重拾鄉村原生態優勢，打造城鄉教育異質發展的未來圖景

將鄉村教育視為具體的、獨特的、可持續發展的教育，是具有存在合理性與發展可能性的高質量鄉村教育體系建設的重要切入點[9]。以往鄉村教育發展更多地依附城市資源的輸出和經驗的復制粘貼，忽視了對異于城市的鄉村本土資源的挖掘，導致鄉村的原生態優勢逐漸暗淡，鄉村教育的本然與特色悄然消退，而這恰恰是鄉村教育的靈魂所在，也是城鄉教育的異質所在[10]。在數字化與鄉村教育加速融合的新時代，借力數字化的強大動能有助于挖掘鄉土特色元素，培育鄉村教育獨特的存在意義，打造城鄉教育異質發展的未來圖景。

鄉土精神、文化和情感等原生態元素蘊含著培育鄉村少年成長的獨特歷史和地緣優勢，也具有書寫鄉村教育獨特存在意義、促進城鄉教育異質發展的內生動力。首先，鄉土精神是鄉村少年的成長根基。然而，部分過于模仿城市教育發展模式和迫切追趕城市教育發展步伐的鄉村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鄉村兒童的個性凸顯及精神成長，致使教育育人的生命意義缺位。據此，依托數字技術將鄉村社會的地理特色、民間藝術、社會人倫、風俗習慣等富含鄉土元素的寶貴精神文明進行提取、保存、發揚和傳承，如運用數據篩選技術進行內容提取整合、數據云儲存技術進行保存、數字媒體技術進行多樣化傳播，人工智能技術變革鄉土精神的傳承方式等，助力鄉土精神在鄉村少年成長中的根植、延續和深化，進而促進鄉村少年德性、審美和意志等生命需求的個性發展與意義建構。其次，作為一種基礎、深沉且持久的力量，鄉土文化是鄉村少年的自信源泉。隨著城鄉區隔逐漸淡化，在以城市為主的外來文化的大肆侵襲和高調宣揚下，鄉村教育賴以發展的文化土壤被破壞，鄉村少年越來越難以體認到文化認同與自信。一方面，要發揮數字智能技術的文化保存和傳遞功能加強對優秀鄉土文化的弘揚，如可將相關內容通過文本、圖片、短視頻和動畫等形式在校園展板、在線平臺、公眾號或APP上進行傳播。另一方面，“鄉土課程的開發有助于鄉土文化的復興”[11]，可借助現代信息技術挖掘鄉土元素中的教育資源，形成彰顯本土或區域特色的數字化校本課程，編制數字化鄉土教材等方式，實現將鄉土文化真正融于鄉村教育之中。同時，運用數據傳輸技術把鄉土課程或教材等數字教育資源移步至城市教育課堂，助力城鄉教育多元共生。此外，鄉土情感是個體對其所置的鄉村生活的情感體驗與身份認同，是培育鄉村少年“完整的人”的成長需要，也是煥發鄉村教育生命力的重要力量。然而，情感的培養需要持續的“在地化”體驗與實踐。那么，數字技術的自動化模擬和情境感知功能可助力鄉村自然風光的欣賞與記錄，虛擬現實技術可重現鄉土社會煙火氣息的“生活”教育[12]，從而以更具象化的視覺呈現方式引領學習者在課堂學習中與現實世界進行互動，提高學生的現實體驗感和社會參與能力[13]，使鄉村教育從課堂走向社會，從經驗走向實踐，增強鄉村少年的情感體驗與鄉土認同。

二、數字化賦能鄉村教育高質量發展的現實挑戰

數字技術迭代升級所形成的巨大數字化動能通過優化鄉村教育發展格局、促進鄉村教育資源合理配置、變革傳統鄉村教育形態和助力城鄉教育異質發展等方面，有力推動我國鄉村教育高質量發展進程。然而，當前我國鄉村教育數字化轉型尚處于起步探索階段，數字技術賦能鄉村教育發展的過程中難免存在諸多削弱賦能效力的矛盾沖突和發展難題，需要我們理性審視與主動應對。

（一）制度設計的缺失缺位之滯

良好的制度保障是推進教育數字化有序開展的重要前提。當前，在我國鄉村教育領域的數字化推進實踐中，頂層政策的缺失、缺位及其引發的相應制度保障的失配和滯后等問題的存在，束縛著數字化賦能效力的高效發揮。首先，關于鄉村教育數字化的宏觀規劃性政策缺乏。當前國家陸續出臺了《教育信息化2.0行動計劃》（2018年）等一些指引教育數字化發展的政策文件，但尚未形成專門面向鄉村教育領域且具有較強指導性的綱要文件，從而無法從頂層設計上為鄉村教育數字化的推進提供一個較為健全的、有針對性的組織和管理架構參考。此外，僅聚焦鄉村教育數字化的推進實踐進行審視，一些重要的制度設計還亟待進一步增補和優化。一方面，數字化高效賦能需要不斷創新和拓展多元治理主體之間的交流渠道和互動方式，而這需要相應政策和制度作保障。然而，目前我國鄉村教育中對多元主體的權責劃分進行明晰和規范的相關規章制度以及對教師、學生、家長等個體的數據信息進行安全保障的法律規范等都亟待豐富與完善，上述相關制度保障不足會導致多元主體因迷茫和信任感不足而參與感低落，從而制約了多元共治的協同性。另一方面，數字化賦能是運用數字技術不斷優化教育資源，以助力鄉村教育課堂教學、人才培育和學校管理的高質量發展。但目前我國鄉村教育的數字化賦能過程中還未形成統一的數據采集標準和評估監管制度等政策規范，導致數字技術采集、管理、應用的科學性、合理性和有效性受到威脅，制約了數字技術賦能合力的高效發揮。

（二）多元主體的數字素養之限

多元主體共同治理是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趨勢。當前，數字化賦能我國鄉村教育高質量發展的相關探索剛剛起步，治理主體的數字素養還難以滿足發展所需，限制了賦能效應的積極發揮。治理主體的數字素養水平不高帶來的發展挑戰集中體現為以下方面。一是數字意識與思維不足。在傳統鄉村教育發展觀念和路徑依賴的“慣習”影響下，教育主體很難對數字化這一新發展模式的突然來臨形成迅速反應與全面的認知。有學者基于四川、重慶和云南的22所鄉村學校實地調研發現，相較于傳統教學資源（M=5.353），鄉村學校使用數字教育資源的意識普遍較低（M=3.443），訪談中僅有4%的教師會高頻率的使用“在線課程”和“專題網站”等數字教學資源[14]。此外，受對教育數字化科學認知的制約，還有不少鄉村學校的管理者固守傳統，對數字化教學存在扭曲或誤解思想，他們認為數字素養培訓費時又費力，開展相關培訓的意愿并不高[15]，一定程度上加劇了鄉村教師排斥數字化教學和學生抗拒數字化學習現狀[16]，也進一步制約了教育主體調動自身積極性去提升數據意識、轉變思維方式以參與鄉村教育數字化發展的動力與意愿，如此形成了惡性循環，阻礙了鄉村教育數字化發展進程。二是數字知識與技能不強。教育數字化推進需要俱高知識與技能于一體的大數據人才，其優勢是在深度融合數字技術與教育發展方面具有極高的專業性[17]。然而，縱觀我國鄉村教育領域的數字化推行現狀，其以校長、教師等為主，但其中不乏大多數人對數據知識的了解并不系統，對數據應用能力的掌握也并不牢靠，真正意義上的專業性人才寥若晨星，極大地限制了教育數據價值的發揮。如，有學者指出，我國鄉村教師對計算機、多媒體和互聯網基本知識的了解與基本操作技能的掌握情況較好，但從基本知識技能到擁有較好的數字素養，即能夠將數字技術與教育教學深度融合以開展創新教育實踐仍有很長的路要走[18]。三是數字道德與規范需進一步提升。多元主體的數字道德與規范是推進鄉村教育數字化有效實施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素養。在具體實踐中，數字倫理道德的不足易導致各主體僅顧及自身利益而忽視大局發展的“短視”和“失責”行為，數字規范素養水平不高易引發數字化推進過程中違法違規、失信失真等惡性情況的產生，尤其對于鄉村留守兒童成長極為不利?！吨袊r村教育發展報告2020-2022》統計，2021年全國農村義務教育階段留守兒童仍高達1199.20萬人，這些不滿16周歲的農村少年由于缺乏老師和家長全面的引導與監管，加之自身的數字道德規范水平不高，在數字平臺進行課程學習或學科實踐時，往往會沉迷數字設備，導致成癮被騙等不良現象屢屢出現，阻礙了學生健康發展。

（三）傳統教育的技術融入之困

鄉村教育數字化的本質是數字技術融入傳統鄉村教育，促進教育深度變革以實現高質量發展。但數字技術作為外來新生事物，其“嫁接”于傳統鄉村教育的過程中可能會因為“水土不服”而使其遭遇融入困境，進而制約數字技術在鄉村教育場域的應用與推廣。數字技術在傳統鄉村教育場域的融入之困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其一，在思想層面，傳統的鄉村教育發展思想束縛了數字技術在鄉村教育領域應用的推廣普及。一方面，在部分鄉村寄宿制學校，鄉村學校教師及管理者的工作精力主要聚焦在維持學校教學與管理的基礎運行，很少有時間主動學習和了解數字化教育發展的前沿理念，對智慧教學、智能管理等數字化教育發展模式了解不多，教育數字化轉型的重要性尚未被充分認知[19]，也就很難主動推進鄉村教育數字化轉型。另一方面，在數字經濟時代，社會對人力資源需求已發生改變，其更關注能力本位和素養本位的人才培養。但很多中小學，尤其是部分地理位置偏遠、信息較為封閉的鄉村學校依舊保持著知識本位的育人目標和旨在提升考試成績的傳統教育模式，其教育理念并未順應時代變化及時轉變和更新，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數字化創新發展模式的融入難度。其二，在物質層面，發展水平較為薄弱的鄉村地區難以提供充足的基礎條件支持數字化的深入發展。一方面，數字化的推進需要相應的設施設備來支撐，而我國部分鄉村的數字化平臺、物聯網設備、網絡通信條件等基礎建設依舊不太充足，削弱了鄉村教育推行數字化發展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具備數字應用能力和教育發展能力的專業化人才隊伍是保障鄉村教育數字化轉型的重要人力資本，但鄉村學校的教師和管理者既未接受過專業化培訓也未有過相關經驗積累，難以助力數字技術在鄉村教育領域的應用與推廣。

（四）核心技術的發展瓶頸之縛

數字技術的發展水平是影響鄉村教育數字化轉型的核心要素。目前，我國數字化在教育領域的推進仍面臨不少技術難點亟待突破，部分核心技術發展遭遇瓶頸，帶來了諸多問題，削弱了數字化之于鄉村教育的賦能效果。具體來說，一是數據采集技術薄弱，所獲數據的深度和廣度受到限制。作為數字化賦能鄉村教育發展的首要環節，當前的數據采集技術還無法覆蓋方方面面，存在著大量未被認知或識別的“睡眠數據”，這些未被充分利用的數據資產不僅造成了資源浪費，也降低了數據結果準確度，阻礙了數字技術對鄉村教育發展實踐的干預和預測作用的發揮。二是當前數據分析技術過于簡單，數據要素的深度價值挖掘不足。如，就學生學習而言，只有對鄉村學生知識水平、學習動機、認知風格等數據的綜合深入分析，才能為學生提供更精準的個性化學習資源推薦，而當前的技術水平顯然無法實現對這些相關數據內在價值的全面挖掘。三是數字化對鄉村教育實踐發展的支撐不足。如，在教學層面，大數據和智能技術不完善，使得鄉村教育人機協同教學模式的運行不夠自然、順暢；3D建模和5G通信技術不夠普及，掣肘場景化和混合式等鄉村教學新形態的發展與深化以及鄉村特色課程的建構與傳播。在育人層面，面臨在教育資源較為短缺的鄉村地區開展教育育人工作，其特殊性與復雜性特征對數字教育環境下育人平臺、培養系統和相關應用的開發與優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當前的技術基礎、應用水平及安全保障并未能完全支撐多方主體育人的深度協同及高質量育人理念、方式及評價的踐行，數字技術之于鄉村教育育人的服務功效還有待開發和增強。

三、數字化賦能鄉村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推進路徑

鄉村教育數字化是由數字技術驅動和數據要素賦能而引發的鄉村教育系統的持續變革與創新，從而形成良好教育生態的過程[20]。由此，推進數字技術驅動和數據要素賦能成為鄉村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兩大重點任務。一方面，在數字化高速演進的新時代背景下，借力數字技術驅動鄉村教育高質量發展是鄉村教育創新發展的重要方式之一。如何提升數字技術之于鄉村教育發展的驅動力？安德烈（Ahder）等學者在創新管理領域研究中逐漸形成的創新生態系統理論為我們提供了思路。從創新生態系統理論視角來看，教育數字化轉型的驅動因素包括國家戰略和政策層面的宏觀政策驅動、技術應用層面的中觀數據驅動和組織需求拉動層面的微觀模式驅動[21]。另一方面，推進數據要素賦能鄉村教育高質量發展，本質上探討的是提升數字技術的賦能效果問題。技術哲學圍繞技術的本質及應用效果展開了諸多研究。其中，技術主體論探討了如何在人與技術的動態關系中提升技術效果，其在政策因素、組織因素等已有研究基礎上尤其強調了人類自身在技術推進中的主體性動能作用，“馴化技術為我所用、保持數字技術理性”的能力素養是影響數字化賦能效果的重要因素[22]，這為我們研究鄉村教育領域數字化賦能效果提升提供了啟發?；诖?，參考創新生態系統理論和技術主體論，我們試圖搭建“政策機制—能力素養—組織模式—數字技術”四維度的鄉村教育數字化轉型驅動因素分析框架，并結合前文數字化賦能我國鄉村教育發展中面臨的諸多挑戰，提出積極引導頂層政策機制“及時歸位”、主體數據素養“精準培育”、鄉村教育場域“革新優化”和教育技術研發“持續跟進”，是推進數字化賦能鄉村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可能路徑。

（一）頂層政策機制“及時歸位”

基于創新生態系統理論的“政策驅動”分析，國家戰略和相關政策的支持引導是教育數字化轉型的重要條件和寶貴契機。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相繼提出“創新驅動發展”“打造數字中國”“建設教育強國”等頂層戰略，為教育乃至鄉村數字化轉型提供了思想指導。為此，應聚焦鄉村教育數字化，積極引領頂層政策機制“及時歸位”，才能夠更好地發揮其制度保障力，契合鄉村教育的高質量發展訴求。

一方面，從頂層規劃視角來看，要盡快推動鄉村教育領域數字化宏觀政策出臺，為鄉村教育數字化提供目標方向和發展規劃的指引，避免鄉村教育在數字化過程中“盲目”或“隨意”摸索遭遇“彎路”阻滯。鄉村教育數字化政策設計需要鄉村教育發展主體在國家教育數字化頂層設計的指導下，深入考慮頂層政策設計與基層政策落實之間的“鴻溝”，并緊密結合我國鄉村發展的現實基礎和教育特點，制定出符合鄉村教育發展需求的數字化發展政策，助力數字技術在鄉村教育領域的應用與推廣。如，我國新疆阿勒泰吉木乃縣的數字教育試點校，該校立足于自身集地緣性、民族性和貧困性于一體的地方特征，搭建“去中心化”的數字教育推進情境，將數字資源的靜態勢能轉化為教育改革的強大動能，實現了教育資源的優質共享，為探索中國特色、中國范式的鄉村教育振興之路做出了重要貢獻[23]。另一方面，聚焦鄉村教育數字化推進實踐來看，進一步完善數據流動共享機制是最大化數據賦能效力的有效路徑。首先，優化數據標準，促進鄉村學校發展、社區治理、文化建設等各領域協同共商形成一致的數據采集標準和規范的數據采集方法，并不斷拓展多渠道數據采集，保障數據全面性和有效性，同時最大程度地減緩數據流動和共享障礙。其次，強化數據流通規范。一方面，建立鄉村數字化管理辦法引導不同領域數據的使用、交流與共享，疏通流動壁壘，夯實數據賦能根基；另一方面，建立健全多元治理主體“職”“權”“責”明晰的相關制度規范及交流共享激勵制度，發揮多元主體在數據互通中的能動作用。最后，加強數據監管法規，通過數據隱私保護法、數據倫理規范等法律法規的不斷完善來紓解鄉村教育數字化發展過程中隱匿的諸多安全隱患，并在此基礎上積極探索數字化賦能鄉村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制度化、法律化道路，助力鄉村教育數字化穩定高效地推進。

（二）主體數據素養“精準培育”

技術主體論在技術工具論、技術環境論的基礎上，主張在動態的社會情境中重返人與技術關系的深入探討，揭示了人的主體能動性在技術應用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作為發展主體的“人”的數字素養水平是影響教育數字化轉型的核心力量[24]。我國鄉村教育數字化主要涉及當地政府、校長、教師、學生和村民五大主體。面對當前普遍存在的數據意識與思維較弱、知識與技能不強和道德與規范不足等各主體數字素養薄弱的問題。文章認為，有質、有效、有速地提升主體的數據素養水平，應充分考慮各主體在數字化轉型中的身份和角色差異，立足“因人而宜、有所側重”的原則，實施“精準培育”。

第一，政府作為鄉村教育數字化的“規劃者”，需著重培育數字發展規劃素養。一方面，通過加強理論學習，如講座、報告或研討等方式強化政府人員的數字化發展意識，拓展數字化發展思維。另一方面，密切政府與各鄉村學校的溝通與合作，在全面掌握鄉村及鄉村教育現實情態的基礎上進行全面布局、系統謀劃，以提供一套有效可行的符合本鄉村學校個體特點的數字化實施方案。第二，校長作為鄉村教育數字化的“領導者”，需著重培育數字領導力?？纱罱ㄐｉL數字化學習平臺，通過專家指導和校本研修等多種形式為校長數字領導力的提升提供專業化指導[25]，并建構學習發展聯盟，為校長專業成長創設經驗交流和研討空間。同時，強化校長在教育數字化推行中的責任與擔當，提升自我感召力，從而最大化校長數字化領導力的輻射作用，促進數字化在鄉村學校的穩步推進。第三，教師作為鄉村教育數字化的“踐行者”，需著重培育數字應用素養。一方面，“引導教師參與數字化教學會影響他們的教學假設，并改進對自身角色的理解”[26]，因此需結合鄉村教師的專業發展需求，通過培訓、研修、觀摩或體驗等方式增強教師對數字化的敏感性和接受度，激活不同年齡、學歷層次鄉村教師的自我導向學習意識，提升他們自覺運用數字技術開展教育教學的意愿和能力[27]。另一方面，優化教師專業發展評價機制，將數字教學素養與其專業發展評價掛鉤，促進鄉村教師自主提升運用數字技術獲取、整合信息并創造性地開展高質量教學的能力。第四，學生作為“學習者”，一方面可通過教師在課堂學習過程加以引導，培養學生運用數字技術獲取學習資源、解決學習問題的意識和能力，幫助學生適應數字化學習環境[28]。另一方面，可利用班會、板報等形式對學生開展數字安全素養教育和數字技術使用規范培訓，提升學生的數字甄別能力和規范使用能力。第五，村民作為鄉村教育數字化的“推動者”，要做好基本的數字化知識普及和道德培養工作，可通過村民喜聞樂見的方式，如圖文漫畫、小視頻等方式普及數字化基本知識、加強數字道德教育，培育數字時代有道德、守紀律的合格村民。

（三）鄉村教育場域“革新優化”

教育數字化轉型強調技術生態與教育生態的共生共存、協同演變[29]。創新生態系統理論中“模式驅動”要求進行組織生態優化，以適應技術生態的融入及彼此的互動。聚焦鄉村教育，鄉村學校組織是數字技術在鄉村教育場域得以生長的土壤。文章認為，從物質資源和智力資源兩個視角出發，通過完善鄉村教育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和培養首席信息官（CIO）的方式促進傳統鄉村教育場域的數字化革新優化，可有效紓解數字技術之于傳統鄉村教育的融入困境，助推數字化高效賦能鄉村教育發展。

首先，針對鄉村教育的薄弱辦學基礎阻滯和傳統發展路徑依賴，應迫切完善鄉村教育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為數字技術落地鄉村教育提供有效依托。在宏觀層面，鄉村政府部門應牢牢把握數字鄉村戰略實施契機，參考《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2015年）、《教育信息化2.0行動計劃》（2018年）等政策要求，深入推進以寬帶為代表的鄉村教育網絡基礎設施建設、以信息中心為代表的鄉村教育信息服務基礎設施、以智能計算為代表的鄉村教育創新支撐類基礎設施建設等。在微觀層面，應著力推進數字校園、智慧教室等智能化教學空間的建構，為數字鄉村學校的形成提供堅實基礎。此外，落實鄉村首席信息官培養，為鄉村教育數字化提供專業人才支撐。教育部關于《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規劃》（2016年）中強調要加強專業隊伍建設，“在各級各類學校逐步建立由校領導擔任首席信息官（CIO）制度……確保各級各類學校信息化管理與服務工作得到落實”，加快鄉村教育首席信息官培養成為當前推進鄉村數字化轉型的重要之舉[30]。據此，可通過優秀人才引進、本土自主培養或區域間交流幫扶等多元方式遴選和培養鄉村教育數字化首席信息官，為數字技術在鄉村教育場域的廣泛應用與深度融入提供專業指導和智慧支持。

（四）教育技術研發“持續跟進”

創新生態系統理論中“技術驅動”要求重視新技術的全方位應用在教育數字化轉型中的關鍵作用。在數字技術賦能鄉村教育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技術的發展與應用迫切需要由“技術創新”向“教育服務”轉化。當前，我國數字化在鄉村教育領域的應用研究仍處于起步探索階段，服務鄉村教育發展的部分核心技術還遭遇發展瓶頸阻滯，束縛了教育服務功能的發揮。未來一段時間，應著力加強專門契合鄉村教育領域的數字技術研發的“持續跟進”。

具體來說，在鄉村教育數據收集階段，強化多元異構數據采集技術的研發。通過對校長、教師、學生、村民等多主體和教學、管理、評價等多場景的數據進行智能化采集和多向度匯聚，充分挖掘多元數據要素的核心價值，最大化數據的教育服務力。在數據分析階段，促進多模態教育數據整合分析技術的研發。其主要通過對多模態數據的認知檢測、行為分析、動機診斷和情感計量等多重技術的綜合運用來實現對所收集的數據的全面、深度挖掘和分析，其中所涉基于鄉村特點的技術感知技術和分析過程中的算法精確水平直接決定了鄉村教育數據分析的客觀性。因此，持續加強這些相關技術的研究至關重要。在數據使用階段，要推動對鄉村教育發展支撐技術、預測技術和干預技術的研發。首先，教育支撐技術的研發旨在提升技術之于鄉村教育教學革新的服務能力，主要包括支撐人機教學運行的智能技術、數字傳輸技術等。其次，教育預測技術的研發要致力于實現通過數據的智能化分析，能夠對鄉村教育發展的方向和趨勢提供評估。如，隨著鄉村學生數量的變化，能夠對未來鄉村教育資源的數量、結構等需求趨勢進行合理預測；此外，教育干預技術的研發要致力于為鄉村教育的高質量發展提供優化建議。如，基于多模態數據的智能化分析為學生學習提供規劃指導[31]，為教師教學提供改進建議，為管理人員提供管理方略等[32]。同時，為確保數字化的穩步推進，還要積極探測技術使用過程中潛在風險并進行提前評估，加強教育信息安全技術的研發和運用，不斷加大對數據保護，防止數據丟失、泄漏等問題。

總之，數字化蘊含著推進鄉村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巨大動能。但現實中，數字化賦能鄉村教育發展是一個長期的、持續的實踐過程，其中難免存在諸多矛盾阻礙和發展難題，我們需要理性審視與主動應對，才能充分而有效地發揮數字技術的賦能合力，共助鄉村教育變革與創新，以實現我國鄉村教育高質量發展。

參考文獻：

[1]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關于加強“三個課堂”應用的指導意見[EB/OL].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2003/ t20200316_431659.html，2020-03-05.

[2] 祝智庭，胡姣.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實踐邏輯與發展機遇[J].電化教育研究，2022，43（1）：5-15.

[3] Cukier K，Schoenberger M V.The rise of big data：how its changing the way we think about the world [J].Foreign affairs，2013，92（3）：28-40.

[4] 陳曉慧.“雙減”時代智能技術的可為與能為——基于“家—?！纭眳f同育人視角[J].中國電化教育，2022，（4）：40-47.

[5] 桑錦龍.以教育現代化支撐中國式現代化：歷史進程及發展主題[J].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22，43（6）：7-12.

[6] 褚宏啟.教育現代化的本質與評價——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教育現代化[J].教育研究，2013，34（11）：4-10.

[7] 陳麗，林世員等.“互聯網+”時代中國遠程教育的機遇和挑戰[J].現代遠程教育研究，2016，（1）：3-10.

[8] 賈同，顧小清.數據技術驅動的教育形態重塑：路徑與過程[J].中國電化教育，2021，（3）：38-45.

[9] 秦玉友.鄉村振興視域下農村教育現代化自信危機與重建[J].教育研究，2021，42（6）：138-148.

[10][12] 姚炎昕，雷江華.人工智能賦能鄉村教育振興的限度及超越[J].中國電化教育，2023，436（5）：43-48.

[11] 任強.逆天與順天：農村教育文化的闕失與復歸[J].中國教育學刊，2020， （3）：81-86.

[13][27] 彭澤平，鄒南芳.智能技術賦能鄉村教育高質量發展：理念詮釋與治理邏輯[J].中國電化教育，2023，（2）：118-126+141.

[14] 王靜賢，羅江華.數字化轉型進程中鄉村教師教學資源使用意向探析[J].中國電化教育，2022，（4）：116-124.

[15] LI M，YU Z.Teacherssatisfaction，role，and digital literacy during the COVI-19 Pandemic [J].Sustainability，2022，14（3）：1121-1139.

[16] 周劉波，張夢瑤等.數字化轉型背景下教師數字素養培育：時代價值、現實困境與突破路徑[J].中國電化教育，2023，（10）：98-105.

[17] 張靖，郭炯.農村中小學教師數字素養提升：價值意蘊、現實困境及策略探析[J].電化教育研究，2023，44（8）：122-128.

[18] 任友群，楊曉哲.新時代鄉村教育的強師之路[J].中國電化教育，2022，（7）： 1-6+15.

[19] 楊現民.系統推進鄉村教育數字化轉型[J].唯實，2023，（1）：85-86.

[20][21]許秋璇，吳永和.教育數字化轉型的驅動因素與邏輯框架——創新生態系統理論視角[J].現代遠程教育研究，2023，35（2）：31-39.

[22] 林秀琴.后人類主義、主體性重構與技術政治——人與技術關系的再敘事[J].文藝理論研究，2020，41（4）：159-170.

[23] 鄧崧，周婭婷等.“去中心化”情境下數字技術賦能鄉村教育高質量發展——基于吉木乃縣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實踐研究[J].教育學術月刊，2023，（8）：87-94.

[24] 戴嶺，祝智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邏輯起點、目標指向和行動路徑[J].中國教育學刊，2023，（7）：14-20.

[25] 曲嬌嬌，高春梅.數字化賦能：校長信息化領導力的時代指向與提升策略[J].中國電化教育，2022，（12）：129-135.

[26] PHILIPSEN B，TONDEU J，et al.Improving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or onlin and blended learning：a systematic meta-aggregative review [J].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2019，67（5）： 1145-1174.

[28] 李鋒，袁雨欣.以數字教材推進教育數字化轉型[J].現代教育，2023，（4）：3-7+18.

[29] 祝智庭，胡姣.教育數字化轉型的理論框架[J].中國教育學刊，2022，（4）： 41-49.

[30] 王天平，李珍.鄉村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價值取向與實踐路向[J].重慶高教研究，2023，11（4）：14-22.

[31] REGAN P M，JESSE J.Ethical challenges of edtech，big data and personalized learning：twenty-first century student sorting and tracking [J]. 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2019，21（3）：167-179.

[32] 鄭永和，王一巖.科技賦能教育高質量發展：價值內涵、表征樣態與推進策略[J].中國電化教育，2023，（1）：118-126.

作者簡介：

伊秀云：在讀博士，研究方向為農村教育。

孫濤：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農村教育。

Digitalization Empower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Education：Value Implications，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Promotion Paths

Yi Xiuyun， Sun Tao

China Institute of Rur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Jilin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has formed a huge digital wave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which contains important value in driv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education. By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a broader， more comprehensive， and deeper open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pattern in rural education， promoting dynamic adjustment and mutual matching between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rural education resources， deepening rural education process reengineering and business ecological innovation， and regaining the advantages of rural original ecology to help promote the heterogeneous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education， digitization deeply empower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education. However， the digitization of rural education in China is still in the initial exploration stage， and the lack of institutional design， the limitation of data literacy of multiple subjects， the difficulty of integrating traditional educ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bottleneck of cor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have weakened the effectiveness of digital empowerment， posing a serious challenge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novation ecosystem and the theory of technology subject， we believe that actively guiding the top-level policy mechanism to “ return in time， “ the main data literacy to “ precise cultivation， “the rural education field to “ innovation and optimization “ and the 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o “ continuous follow-up “can be an effective way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digitally empowered rural education.

Keywords： digitization； rural education；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收稿日期：2023年10月22日

責任編輯：李雅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