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逸：一生修史

李靜

2017年9月，戴逸于張自忠路3號留影。圖/IC

戴逸老師走了。1月24日一早，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歷史所所長劉仲華剛到單位，就從在中國人民大學做老師的昔日同窗那里聽說了消息。和戴逸親近的學生們有心理準備，他們知道老師從去年開始就住院了，一個月前已經無法進食，在ICU也待了一段時間，可是，他以前也進過ICU，但挺過來了，又轉回普通病房，他還惦念著未竟的事業。

去年住院期間，在清史編纂委員會通紀組工作的劉仲華還給戴逸打過電話，匯報通紀稿件的修改進展。他躺在病床上也惦記著《清史》，因為他等纂修《清史》，用了半生時間，能夠再次主編《清史》，他說過，這是“理念之歸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

戴逸的耳朵在多年前聽力就不太好，需要助聽器，這兩年，即使戴了助聽器聽力也不大好使，身邊的子女便成了接聽電話的助手。電話里學生說一句，女兒便大聲在病床上的他耳邊重復一句。他得知道，稿子怎么樣了?！氨緛硐胫?，等老師身體好一點了，就把上次他說過修改意見的改稿情況跟他匯報?！眲⒅偃A對《中國新聞周刊》黯然地說，“老師沒等到我去匯報工作就走了，雖然有心理準備，可還是覺得，太突然了?！?/p>

2002年國家清史纂修工程正式啟動、歷史學家戴逸擔任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時，已經75歲，他給很多人講過他心里常想起的一個傳說故事——干將、莫邪夫婦倆想煉一對鋒利的寶劍，但總煉不好，最終，夫婦倆跳進火爐，以身鑄成寶劍。

每次走進北京市張自忠路3號段祺瑞執政府舊址旁邊的小平房大門，人民大學出版社編輯王琬瑩看到的幾乎都是同一幅畫面，眉毛、頭發已全白的戴逸伏案在書桌前，手邊的稿件摞起來一尺多高，書房里到處是書，書架上，地上，桌上……“書雖然多，但收拾得很整齊，歸類也清晰，可見老先生對自己的書，既愛惜，又熟悉?！蓖蹒搶Α吨袊侣勚芸氛f。

這二十來年，戴逸幾乎都是這樣過的，看稿，改稿，一直到住院前?！耙咔闆]發生時，他還常到清史編纂委員會的辦公室去，或者是參與編纂的學者到他家來?！眲⒅偃A記得，通紀的稿子每完成一部分，他就要第一時間看，從初稿開始，每一頁都貼著五顏六色的紙條，紙條上密密匝匝地寫著修改意見，從觀點到論據到引證再到表述，修改最多的時候有3萬多字，全部是手寫。

幾年前，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前主任、美國清史專家歐立德拜訪戴逸時閑談，問他最近在讀什么書，戴逸笑笑說：“現在只看稿子了?！弊詮氖苊I頭編纂《清史》，他就放下了自己一切學術上的事，把全部精力集中于修史。

劉仲華1998年考上人大清史研究所博士時，師從戴逸培養的中國第一位歷史學女博士黃愛平，因為經常跑腿給戴逸送信，得以常常出入他家。在他的記憶里，戴逸老師也總是伏案在書桌前，只是那時候，他的頭發還沒有這樣白，每年還都要寫十多篇學術論文。作為新中國清史學科的奠基人，撰文、教學、會議、講座……需要他做的事太多，他常常擔心自己的時間不夠用，擔心“暮年多見世上客，未識真容已白頭”，他幾乎把能屬于自己的時間，全部鋪在書桌前，可這不意味著他沒有“溫度”。

讀書時，劉仲華擔心自己學問淺薄，不敢和戴逸探討學術，戴逸就開開心心和他眼里的“孩子”嘮家常，他知道劉仲華的家遠在新疆，每次送信的時間只要距離飯點不遠，他一定把人留下來：“仲華啊，你就留這，一塊吃飯?！壁s上夏天，他多半要去冰箱里摸出兩個雪糕，劉仲華一支，他自己吃一支。老家在江蘇常熟，戴逸喜歡甜食，但他也不挑剔，每次出去參加會議，趕上什么吃什么，辣的也行。劉仲華感慨：“戴老師吃東西從來不挑剔，其實在任何方面他都是這樣，待人寬厚和善，極好相處?！?/p>

無論他的學生，還是學生的學生，都不怕和他有爭議。好幾次，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副主任一起開會，戴逸提出一個想法，副主任們統統反對。在委員會擔任副主任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研究員馬大正回憶，戴老師說，怎么你們都不同意我的意見！但他也不生氣，堅持學術民主，所以大家都有什么說什么。有時候說了，他當時不接受，但是過了一兩天，他會說“你們這個主意還是比我好”。戴逸喜歡下圍棋，他有一句口頭禪，“是不是我又下了臭棋了？”

2018年，人民大學出版社想為戴逸出一套《戴逸文集》，最開始他沒同意。每次有人用“清史泰斗”稱呼他，他總擺手：“不敢當不敢當，我只是個修史的?！辈幌氤鑫募彩穷愃频南敕?，他總覺得，“不必吧”，“還不用著急出”。于是出版社就擇機再找他商量，文集的策劃編輯王琬瑩回憶：“我們提請求，提了好幾次，戴老師后來同意，感覺他有一部分考慮是愿意支持我們的想法?！?/p>

戴逸習慣照顧別人的感受，學生時代王琬瑩在人民大學讀書，去聽過戴逸的講座，老人有濃重的蘇南口音，所以有意放慢語速，就怕學生們聽不懂他的普通話。有一次戴逸出國參會，劉仲華幫他去銀行換點外匯，老人過意不去，叮囑劉仲華打車去，把打車的路費單獨包好一并交給他。學術會議上，他也很少當面駁斥別人，“每次戴老師不再繼續說了，我們就知道，嗯，他又保留意見了”。劉仲華說。

后來出版文集，劉仲華幫忙整理戴逸的文章，倆人有分歧，戴逸希望以時間順序整理文章，劉仲華按照當今讀者的閱讀習慣，計劃按文章的類型整理：“文史隨感”、“書評書序”、“清史編務”……有些文章，鑒于體例，劉仲華覺得可以暫不列入。如今回想起來，劉仲華感慨：“他對別人的建議都認真考慮，不因為自己是長輩就固執己見?！彼F在還記得，自己把道理詳細解釋之后，老師想了想說：“仲華啊，你說得對?！?/p>

戴逸的弟子、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楊念群在文章里寫過，老師不遺余力地提攜晚輩后學，胸懷寬廣，兼容多樣意見，“即使弟子的觀點與自己的主張出現分歧，仍予最大限度的包容接納。與先生受教論學，如書院中師生之間坐而論道，切磋辯難，洵洵有古風焉”。

“戴逸退學了！”“戴逸考上北大了！”1946年夏天，上海交通大學鐵路管理系里一則爆炸性消息被傳開了，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議。上海交大是名牌大學，鐵路管理是熱門專業，在那個重理輕文的年代，學鐵路管理意味著金飯碗，學歷史幾乎畢業就失業。戴逸說，是童年時代的興趣和愛好，讓他走上了歷史之路。

江蘇常熟，榮木樓，歷史上是明末清初東南文宗錢謙益的舊宅，清朝大學士蔣廷錫的府邸就在邊上，這是戴逸兒時的居所。那時，常熟城里有許多以出租連環畫謀生的人，他們挑著擔子，背著藤籃，走街串巷，一個銅板就可以租幾本書——戴逸把家里給的零花錢全都用在了租連環畫上?！度龂萘x》《水滸傳》……看了又看，愛不釋手。戴逸特別喜歡其中一位會“說書”的租書人，能把歷史故事說得頭頭是道，人物栩栩如生，聽得年幼的戴逸如癡如醉。有一次聽得出了神，晚飯沒有回家吃，急得家里人到處找他。

明清以來，常熟遍布藏書樓，雖經戰火摧頹敗落，街市上仍殘存著數家古籍書店，店中陳滿了各種線裝古書，讀者可隨手翻閱品讀，無異于一座座小型圖書館。年紀漸長后，戴逸經常流連徘徊其中，零用錢又一點點積攢，用來買書。日積月累，戴逸到高中時居然也擁有了自己的一個小小藏書室。他在一篇自述中寫過：“每當夜深人靜萬籟俱寂時，獨處小樓之上，青燈黃卷，咿唔諷誦，手握彤管，朱藍粲然?！痹诖饕莸牡茏?、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楊念群看來，老師“治學文字中時現悠然古風，大致可溯源于此”。

1944年高中畢業后，完全從現實考量，本一心向慕文史的戴逸進入上海交通大學鐵路管理系。不過一年，抗戰勝利，北京大學準備從昆明遷回北京，1946年暑假恰巧在上海交通大學招生，更湊巧的是，考試地點就在戴逸宿舍樓下。強烈的沖動促使他去試一試，結果被錄取了，人生戲劇般地發生變化。

之后的幾年，戴逸在北大聽過胡適、鄭天挺、沈從文、朱光潛等人講課，又因為參加進步學生運動輾轉去了華北大學。戴逸就是那時候取的化名，他的原名為戴秉衡。

1949年后，華北大學遷往北京，改名中國人民大學，戴逸留校成為黨史專家胡華的助手，從黨史開始，走上了歷史學道路。他的第一本著作名為《中國抗戰演義》，書用章回體，他后來回憶，可能與少時讀很多演義類書籍的影響有關，寫這部20萬字的書時，他只有25歲，雖顯幼稚，卻是他學術道路上的起跑點。

戴逸的治學，幾乎沿著“逆向回溯”的路徑進行，由近而遠，先研究黨史和革命史，稍后研究中國近代史，最后研究清史，一步步往前推移回溯，這是那一代學者身處的特殊時代所造成。

那時中國的史學界重視古代史，專家名流群集于上古先秦史。秦漢以后的歷史，研究者已少。鴉片戰爭以后的近代史研究者更少，幾乎不被承認是一門學問。1952年，中國人民大學的中國革命史教研室一分為二，原有歷史組單獨成立中國歷史教研室，由于缺少中國近代史教師，戴逸被調到中國近代史組，填補缺額。

考慮到國內沒有一本完整的、適合高校授課的近代史講義，戴逸決定撰寫《中國近代史稿》。1958年，四十余萬字的第一卷即告完成，此時他才32歲，這成為戴逸的第一部代表作。

戴逸與清史結緣在1973年以后。那時，他從江西省余江縣“五七”干校返京，和幾個同事一起被分到北師大，在北師大內建了一個清史研究小組。那個時代，要求歷史學界開展邊界問題的研究，戴逸選擇了“中俄尼布楚條約”這一課題，用了四年，對條約簽訂的背景、談判情況、條約文本和爭議問題作了詳細的研究，還從故宮查到滿文中有關尼布楚談判的奏折，寫成《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一書，這是他的第二部代表作，也開創了清朝邊疆史研究的先河。

自此，他開始了后半生對于清前期和中期的研究，他前半生研究的中國近代史，包含晚清時期。北京社科院歷史所所長劉仲華感慨，戴逸是中國當代少有的貫通清代前后期歷史的清史研究大家，“他不像現在的很多學者，如果研究政治史，就只關注這一領域，而且還分段，分古代史或近代史。戴老師的研究不光在時間上貫通，各個領域也都信手拈來。同時，他善于把清史放到世界背景下思考、討論，他有世界的眼光”。

劉仲華至今清晰記得做博士論文《清代諸子學研究》時，戴逸給的點撥：做清代子學研究，不能只盯著子學，要把經史子集在清代的整個學術發展脈絡搞清楚，而且不光要了解清人怎么探討先秦諸子學，還得知道春秋戰國時期子學的發展狀況以及諸子百家的學問到底是什么，不能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視野之開闊影響了劉仲華后來的整個學術思想，融會貫通——這是他從戴逸的學術衣缽里感受最深的四個字：“我們研究歷史，不能只關注自己的研究領域，要站在更高處，看見學術到底是在一個什么樣的時代背景之下，這種時代背景不僅僅是中國自己的歷史發展背景，還有整個世界的發展趨勢。這樣才能看清自己，理解世界?！?/p>

戴逸與纂修《清史》的緣分最初源于歷史學家、北京市前副市長吳晗，他與吳晗的相識頗具戲劇性。1947年夏秋之交，戴逸是北大學生進步組織“孑民圖書館”的總干事，四處搜集進步書籍。有一次，他聽說歷史學家吳晗那里有一批從解放區帶來的圖書和文件，就直接去清華大學面見吳晗。那時，他剛剛讀完吳晗的《朱元璋傳》，自然抓住機會當面探討，吳晗聽了他的一番宏論，便記住了這個年輕人。

兩人再見面已是10年后。1958年，戴逸的第一部代表作《中國近代史稿》厘清了中國近代史的整體邏輯，作為學術新秀，被吳晗吸納進“中國歷史小叢書”編委會。同年，董必武提出編纂兩套歷史書的設想，一是中國共產黨黨史，二是清史。這一提議得到了中央的重視，周恩來總理專門找吳晗談過清史編纂事宜。吳晗特意征詢了戴逸的意見，兩人一起暢談了許多清史研究的想法。只是，隨后的三年困難時期使得清史纂修工作擱淺。

1965年，籌劃清史的編纂工作再被提上議事日程。中宣部召開部長會議決定成立由郭影秋、尹達、關山復、劉大年、佟冬、劉導生、戴逸七人組成的清史編纂委員會，并籌備在中國人民大學成立清史研究所，39歲的戴逸是最年輕的委員。不過，修纂工作很快又被擱置。

1978年，中國人民大學在停辦數年后復校，為編纂清史積蓄力量，戴逸受命組建清史研究所，擔任所長。他意識到當時社會上沒有一部系統完整的清史著作，漫漫史卷，兩百多年光陰，直接著手纂修大型清史未免陷入沒有抓手的困境。于是，戴逸向時任副校長郭影秋提議先編寫一部簡明扼要的清史著作，以梳理清代歷史的主要脈絡和線索，就這樣開始了長達7年的《簡明清史》寫作。這是1949年后，第一部系統完整論述清朝歷史的專著。

人和時代總是有密切的關系，時代創造人物，給人提供活動的舞臺，而人的思想卻不是隨心所欲，而是在時代的氛圍中成長，反映時代的特色，執行時代的要求，解決時代所賦予的使命。戴逸覺得，乾隆就是這樣的人物。60歲以后，他開始對清史里的人物產生興趣，他選擇了乾隆。乾隆檔案有40函，還有4萬多首詩，戴逸花兩年多時間全部看完。在《乾隆帝及其時代》里，戴逸擺脫之前以論帶史的傳統，讓人們第一次不用臉譜化的方式看待清代帝王。

鉆研半生，華發滿頭，當年最年輕的清史編纂委員已經步入古稀，他一直沒忘記這件事。時針走進21世紀，戴逸覺得時機已經成熟，2000年他在接受《瞭望》雜志采訪時呼吁：“編纂《清史》，此其時也！”他的倡議迅速得到學界的熱烈反應。2002年，清史纂修方案獲得國家批準，國家清史編纂工程正式啟動。

2005年6月17日，戴逸（右二）工作照。圖/IC

戴逸在北京大學就讀時的證明書。圖/中華文史網

1941年戴逸與兩位姐姐合影。圖/中華文史網

近50年過去了，最早修史動議的參與者和親歷者多已謝世，戴逸是為數不多的健在者之一。等待半生，75歲的戴逸披掛上陣，出任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他說：“我怎能不喜出望外呢？原來以為我有生之年趕不上了?！?/p>

編纂清史是一項浩瀚的文化工程，涵蓋清代歷史研究的各個領域，卷帙浩繁，除了3500多萬字的主體工程，還包括三類基礎工程：國內檔案整理、國內文獻整理、國外檔案文獻整理，涉及國內國際學者近兩千人。

此后戴逸幾乎每天都前往委員會辦公樓坐班、召集會議，既要把握總體，又要組織協調各個環節，他感覺自己肩負著幾代史學家的托付。直到90幾歲，才開始居家處理工作，但只要身體狀態允許，他還要坐著輪椅、拄著拐杖到辦公室去。20年來，他在和時間賽跑。

今日是昨日的延伸，真正的歷史學家必然有一份現世情懷。戴逸常常感慨，清代是距離今天的我們最近的歷史，這上下近三百年，包含著多少人物和史事，興衰輪替，悲歡離合，勝敗斗爭，升沉起伏。有眾多經驗教訓可供汲取，有無窮的哲理遐想可以反思。

他成天和這段歷史打交道，有時感到，和這段歷史如此貼近，我們今天的社會問題，大千世界中林林總總的復雜情態，追根溯源，幾乎都可以在清史中看到它的根苗。要了解今天的中國，認識國情，清史是必需的、不可缺少的知識。有時，他又感到和這段歷史相距如此遙遠，它紛紜復雜、深奧多變，使人難以揣摩，留下了太多疑團。中國社會的發展在近代何以落在西方國家后面？中國近代化的道路何以如此坎坷曲折？中國在這幾個世紀內達到了怎樣的歷史偉績，又喪失了哪些歷史機遇？這些恒久的追問，在他看來像斯芬克司之謎，歷史學家尋遍資料，搜索枯腸，尚沒有得出一致、令人滿意的結論。

歷史學家所做的無非三件事，敘述歷史，考證歷史，解釋歷史。而最終，是要解釋歷史——說明事情如何發生，因何發生，探究歷史的因果，揭示歷史的規律。戴逸覺得，自己一直整理和敘述歷史，在解釋歷史上，只是有些嘗試，三者結合是他渴望而未曾達到的理想境界。他曾多次和后學晚輩說：“我們這一代人是做不到了，你們還年輕，一定要努力去做??！”他在“歷史編纂”上投入的全部熱情、精力和自己畢生的學術積累，也許正是其學術理想的另一種寄托。

戴逸說過很多次，“希望有生之年能夠看到清史纂修的完成”，他覺得成稿可名“第一稿”，大家看了，發現優點和缺點，就打磨修改，再版，漸成佳作。他并沒有想給歷史什么定論，并不奢望清史纂修能夠一攬子解決清史研究中的諸多疑問和爭議，他只是想為后人留下這一代人對那段艱難曲折歷史的思考，自己未能解答的斯芬克司之謎，也許后人可以。

他曾經數次感慨于歷史學家認知能力的局限性和歷史內容客觀性所構成的矛盾，“個體生命的不在場對漫長歷史、遙遠未來的視程有限”。

2024年1月24日8時12分，他終于得以超越了一切矛盾和局限，這個一生修史的98歲老人，不再修史，他融入了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