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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家庭決策賦權如何影響家庭金融資產配置

2024-02-19 17:59李錚孟昊蕓溫軍
財經理論與實踐 2024年1期
關鍵詞:資產配置

李錚 孟昊蕓 溫軍

摘 要:從女性賦權角度出發,基于2014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數據,使用Probit和Tobit模型,探討家庭決策對金融資產配置的影響。研究發現:我國家庭的金融資產配置較為單一。女性家庭決策賦權程度越高,家庭投資風險金融資產的概率越低,持有正規金融市場的資產比例越小。異質性分析表明缺乏金融素養的女性決策者,家庭金融配置單一問題更嚴重。機制分析表明女性家庭決策賦權通過改變家庭金融排斥程度影響家庭金融資產配置。鑒于此,需要加大金融知識宣傳力度、豐富金融產品種類,以提升女性金融素養、緩解家庭金融排斥,進而豐富家庭金融配置類型,降低家庭財務風險。

關鍵詞: 家庭金融;資產配置;家庭決策;女性賦權

中圖分類號:F832;C913.68?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3-7217(2024)01-0002-09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家庭金融資產配置不僅影響個人財富,也是宏觀經濟體系及資產價格標準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行為經濟學的發展,學術界對家庭資產配置與投資偏好的討論逐漸深入[1]。受風險規避的影響,世界90%以上的家庭持有儲蓄等無風險金融資產[2]。除瑞典外,僅有50%以下的家庭參與股票等風險金融市場。我國的家庭股票市場參與率甚至低于10%[3],與日益增長的家庭收入并不適配。2021年發布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中明確指出:我國居民家庭金融資產配置結構單一,在現金、銀行儲蓄渠道投資的家庭金融財富比重高達88%。近九成的儲蓄比例不僅不利于家庭金融資產的保值與增值,也不利于家庭資產風險的降低,同時對我國金融業的結構化轉型及經濟高質量發展造成了阻礙。

不完全等同于傳統金融的研究范式,家庭金融資產選擇需要考慮家庭決策及行為理論[4]。受社會觀念及生理因素影響,男性決策者與女性決策者在家庭決策方面存在較大的行為差異[5]。隨著科技進步,數字化等產業改革縮小了性別工資差距,財務地位的提高改善了女性的家庭決策地位,賦予女性決策者更多話語權??上У氖?,在眾多影響家庭金融資產配置的研究中,鮮有關于家庭決策的內容,更缺少從女性賦權角度出發的成果。本文從女性賦權的角度出發,基于家庭聯和決策模型,從是否參與及參與深度兩方面討論家庭決策對其資產配置的影響效果及作用機制。同時分析不同特征的家庭在影響過程中存在的異質性結果。

經典的馬科維茨資產選擇理論說明:恰當的投資組合可以分散非系統性風險,但系統性風險不能通過投資組合改變,這直接降低了家庭持有風險資產的比例[6]。影響系統性風險的宏觀因素有很多。信息時代背景下,數字金融拓寬了家庭獲取金融信息的渠道,降低了家庭進入金融市場的門檻,有利于家庭進行多元化的資產配置。豐富的金融資產投資類型提升了家庭財務風險的承受能力[7]。社會網絡的數字化也減少了家庭財務的流動性約束,同時提升了信息傳播效率,同樣有利于家庭進行多元化的資產配置[8]。在社會管理層面,市場環境中法制保障的完善降低了家庭的財務負擔,增強了家庭進入風險金融市場的意愿[9]。社會文化也對家庭資產配置有著顯著影響,對社會更信任的家庭參與風險金融市場的概率更高[10]。此外,社會互動更頻繁的家庭進行股票[11]、保險[12]等風險金融投資的意愿更強。在生態環境層面,空氣污染的加劇提高了居民購買保險的預算,為家庭資產配置提供了更多選擇[13]。

在考慮決策者的行為意義后,將影響家庭金融資產配置的因素擴展到微觀的個體及家庭層面。家庭規模的擴張提高了生活預算,削弱了家庭財務的流動性,降低了家庭進行風險金融投資的概率[14]。此外,居民的非理性行為在家庭債務影響行業金融風險的過程中具有調節效應,會強化債務對行業金融風險的正向影響[15]。家庭結構也對家庭金融資產配置產生深遠影響。史桂芬和沈淘淘[16]認為老年人口多的家庭傾向于投資無風險金融資產,而少兒撫養支出比較高的家庭更偏愛風險金融資產。進一步地,王韌等[17]發現與養育女孩的家庭相比,養育男孩的家庭金融投資更保守。舒建平等[18]從收入的角度出發,發現家庭人均收入對儲蓄等無風險金融資產呈現出“倒U形”影響,而對股票等風險金融資產呈現出“U形”影響,且這種影響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動態變化。類似地,部分研究者認同家庭資產配置結構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改變。Fagereng等[19]通過建立生命周期模型發現中年家庭對股票市場的興趣最高。Balloch等[20]則認為年齡對風險金融市場的產品存在先升后降的“駝峰形”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個體的社會保障也是影響家庭金融資產配置的重要微觀因素。住房公積金[21]、醫療保險[22]、社會養老保險[23]、商業保險[24]等通過緩解家庭的融資約束、降低家庭預防性儲蓄等方式為家庭提供收入保障,鼓勵家庭進行風險金融投資。除社會保障外,健康的體魄[25]、良好的認知能力[26]、高層次的教育水平[27]、充分的金融素養[28]及差異化的風險態度[29]都是促進家庭進行多樣化金融投資的有利因素。

綜上所述,當前學術界從家庭決策角度入手探討家庭金融資產配置影響因素的文獻較少。既有從女性家庭決策賦權角度出發的研究主要圍繞提高女性生活質量[30]或幸福感[31]展開,家庭決策的研究囿于家庭借貸行為[5]或創業活動[32]等角度,缺乏聚焦于家庭金融主題的成果。據此,本文從女性賦權角度切入,從是否參與及參與深度兩個層面探究家庭決策對家庭金融資產配置的影響;同時,考慮到金融素養的差異對資產配置的影響,通過異質性檢驗解釋不同類別家庭差異化的投資選擇行為;進一步地,挖掘女性家庭決策賦權影響家庭金融資產配置的具體作用機制,探索金融排斥在影響過程中的作用效果。本文為影響家庭財務決策的因素提供了有益補充,對降低家庭財富增值風險、促進金融業的轉型發展及推動家庭決策性別平等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當前,我國僅有2014年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公布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數據既包含女性家庭決策指標又涵蓋家庭金融投資數據,故選取其作為數據來源。除家庭層面的數據外,同時加入個體及社區層面的數據作為控制變量。鑒于家庭決策的主題,僅選取已婚樣本作為目標群體,剔除未婚、離異及喪偶的部分。對于夫妻二人在家庭決策的回答中有異議的樣本,為避免造成結果偏差,予以剔除。最終合并的樣本總數為6858個。

(二)變量選擇及描述

被解釋變量家庭金融資產配置從是否參與及具體的參與深度兩個角度共同構建。整體來看,參照孫武軍和林惠敏[33]的分類,按照投資市場的差異,將家庭金融資產分為風險金融資產(股票、基金、金融及企業債券等)、無風險金融資產(現金、儲蓄、股票賬戶現金等)及家庭持有的民間借出款三類。進一步地,在家庭是否參與金融市場層面,借鑒尹志超等[34]的方法,按照家庭是否持有正規金融機構發行的產品來判斷。若家庭持有風險金融資產(rformalfin)或無風險金融資產(sformalfin),則認為該家庭參與了正規金融市場,持有正規金融資產(formalfin)。若家庭持有民間借出款,則認為該家庭參與了非正規金融市場,持有非正規金融資產(informalfin)。以上四個變量均為二值變量,若參與則賦值為1,未參與則賦值為0。在此基礎上,定義家庭參與金融市場的深度。首先考察家庭參與正規金融市場的深度,從家庭持有風險金融市場資產占家庭總金融資產的比例(trformal)以及家庭持有的無風險金融市場資產占家庭總金融資產的比例(tsformal)兩方面論述。其次考察家庭在正規金融市場持有的總資產占家庭總金融資產的比例(tformal)。最后考察家庭參與非正規金融市場的深度(tinformal),以家庭持有的民間借出款占家庭總金融資產的比例表示。被解釋變量之間的包含關系如圖1所示。

核心解釋變量女性家庭賦權程度(femalerights)由2014年CFPS問卷中的五個問題共同構成。借鑒李仲武和馮學良[31]的成果,在家庭層面的問卷中有關于夫妻二人誰決定家中的家用支出、金融投資、購買房屋、子女管教及高價格消費品五個方面的問題。按女性決策者在這五個問題中可以決定的數量計分。分數越高,代表女性在家庭決策中的話語權越大。

為了減小由于遺漏變量造成的結果偏誤,參照既有文獻[5,31,32]的結果選擇控制變量。在個體層面,選取樣本的年齡(age)、受教育程度(edu)、工作性質(work)和投資風險偏好(risk)作為控制變量。其中,受教育程度為離散變量,賦值越大代表受教育程度越高①;工作性質為二值變量,若從事農業賦值為0,非農業工作賦值為1;投資風險偏好同樣為離散變量,數值越大表明越不愿意承擔金融風險。由于夫妻間的家庭聯和決策會相互影響,故同時控制其配偶的年齡(spage)、受教育程度(spedu)、工作性質(spwork)及投資風險偏好(sprisk)。定義與樣本的社會特征類似。

在家庭層面,挑選可能影響家庭金融投資及財務流動性的變量。首先控制家庭成員的平均健康程度(fhealth),選取家庭編號相同群體健康狀況的均值賦值,數值越大代表家庭成員越健康。其次控制社群友好關系(friend),該變量選用家庭成員的人緣分數均值賦值,數值越大代表家庭在社群中越受歡迎。同時控制家庭規模(familysize)及家庭在當地的收入水平(fincome)②。此外,家庭觀念(concept)也是影響女性家庭賦權的重要因素。在問卷中設有“男人以事業為主,女人以家庭為主”“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女人應該有孩子才算完整”及“男人不需要做家務”③四個關于家庭性別觀念的問題,受訪者可以根據認同程度為每個問題打出1~5分,分數越大表示家庭傳統觀念越強。四個問題的總分為個體對家庭決策的認知情況,使用家庭成員的總分均值為家庭觀念賦值。

從表1展示的數據特征可以發現,我國約76.49%的家庭參與了正規金融市場投資。其中,62.23%的家庭參與了無風險金融市場,僅有17.21%的家庭持有風險金融資產??梢?,部分家庭同時投資了風險金融資產與無風險金融資產。此外,家庭參與非正規金融市場的比率較低,僅為24.21%。從以上數據可以發現,部分家庭既參與了正規金融市場,也參與了非正規金融市場。在家庭參與深度層面,家庭平均將94.38%的資產投入正規金融市場,其中90.42%投入無風險資產,僅有3.96%的家庭金融資產投資于風險金融市場。剩余的5.62%投入民間借貸組織等非正規金融市場。從以上統計結果可以發現,我國家庭金融資產配置方式較為單一,家庭中金融資產大多投資于儲蓄、現金等無風險產品。居民參與風險金融市場及非正規金融市場的熱情很低。還可以發現,女性家庭決策賦權的均值為1.3433,低于區間長度的均值2.5,說明我國女性在家庭決策過程中的話語權有提高的空間。

(三)模型設定

首先探索女性家庭決策賦權對家庭是否參與金融市場的影響。在既有分類方法[34]的基礎上,依據金融市場的特征分類,設定四個被解釋變量,分別是:家庭是否持有正規金融資產(formalfin)、家庭是否持有非正規金融資產(informalfin)、家庭是否持有風險金融資產(rformalfin)及家庭是否持有無風險金融資產(sformalfin)。由于這四個變量均為二值的離散變量,故選用Probit模型[如式(1)所示)]進行擬合。

其中,變量yi為formalfin,informalfin,rformalfin,sformalfin。I(·)為示性函數,當被解釋變量為非零正數時,yi取1,否則取0。四種類型的家庭參與金融市場擁有相同的核心解釋變量:女性家庭決策賦權程度(femalerights)及控制變量。Xi,m表示個體層面的控制變量,對應系數為α1m;Xi,n表示家庭層面的控制變量,對應系數為α2n。providi,j表示樣本對應的省份特征。

其次討論女性家庭決策賦權對家庭參與金融市場深度的影響。依據金融市場的特征分類,設定家庭參與正規金融市場深度(tformal)、家庭參與非正規金融市場深度(tinformal)。同時,將家庭參與正規金融市場深度細分為家庭參與風險金融市場深度(trformal)及家庭參與無風險金融市場深度(tsformal)。在家庭參與金融市場深度層面,四個被解釋變量均為以0為下界、1為上界的比例值,故選用Tobit模型[如式(2)所示]衡量影響效果。

式(2)中變量的含義與解釋均與式(1)類似。

根據定義,可以發現式(3)恒成立:

tformal+tinformal=1(3)

式(3)說明家庭參與正規金融市場及非正規金融市場深度之間存在完全的共線性。所以在廣義線性模型Tobit的擬合結果中,家庭參與正規金融市場深度及家庭參與非正規金融市場深度的回歸系數僅符號相反,顯著性、標準差等特征相同。故在實證結果部分僅保留家庭參與正規金融市場深度的結果。

三、實證分析

(一) 女性家庭決策賦權對家庭參與金融市場的影響

1.女性家庭決策賦權對家庭參與正規金融市場的影響。

表2展示了女性決策賦權對家庭參與正規金融市場的影響④。結果顯示,女性決策賦權顯著抑制了家庭參與風險金融市場的意愿,同時顯著提升了家庭參與無風險金融市場的概率。該結果不隨控制變量的增減而變動。同時控制個體及家庭層面的特征時,列(3)的結果說明,女性家庭決策賦權每增加一個單位,家庭參與風險金融市場的概率平均降低4.02%,列(6)的結果說明家庭參與無風險金融市場的概率平均提升2.37%,且這兩個結果均具有顯著性。

在逐步回歸的過程中,控制變量同樣表現出穩定性。在個體特征層面,女性決策者及其配偶學歷的提升不僅促進了家庭參與風險金融市場,同時提升了家庭參與無風險金融市場的意愿。從事非農業工作的決策者在風險及非風險金融市場的投資熱情均高于農業從業者,且女性投資者的偏好更顯著。值得注意的是,家庭參與風險金融市場的概率隨投資者風險偏好的降低而減小,家庭參與無風險金融市場的概率隨之提升,在女性投資者中該差異更為顯著。在家庭特征層面,家庭成員越健康、家庭規模越小,家庭財務負擔更小,家庭參與風險及無風險金融市場的概率都會增加。并且,家庭收入的提升緩解了家庭的融資約束,顯著降低了家庭參與無風險金融市場的概率。此外,良好的社群關系顯著降低家庭參與風險金融市場的意愿。

2.女性家庭決策賦權對家庭參與金融市場的影響。

表3展示了女性決策賦權在家庭參與正規及非正規金融市場時逐步回歸的結果。隨著女性家庭決策賦權程度的提升,家庭參與正規金融市場的概率顯著降低,參與非正規金融市場的熱情有所提升。結果方向不受逐步回歸的影響,初步說明該結論具有穩健性。在整體金融市場層面,控制個體及家庭的影響時,列(3)的結果說明女性家庭決策賦權每增加一個單位,家庭參與正規金融市場的概率平均降低2.50%。結合表2中的分析結果,可以認為:相比于無風險金融市場,家庭參與正規金融市場的意愿受風險金融市場的影響更大。同時,家庭參與非正規金融市場的概率平均提升2.32%。

表3中控制變量的系數不受逐步回歸的影響而改變,可見,控制變量的結果同樣穩健。在個體特征層面,女性決策者學歷的提升同時顯著提升了家庭參與正規及非正規金融市場的意愿。但其配偶學歷的提升僅顯著促進家庭參與正規金融市場。此外,隨著決策者風險偏好的提升,家庭參與正規及非正規金融市場的概率都會提高。在家庭特征層面,家庭成員越健康、家庭規模越小,家庭參與正規及非正規金融市場的概率同時提升。同時,家庭收入的提升顯著降低了家庭參與正規金融市場的意愿。

(二) 女性家庭決策賦權對家庭參與金融市場深度的影響

1. 女性家庭決策賦權對家庭參與正規金融市場深度的影響。類似于對家庭參與金融市場的影響,女性家庭決策賦權在家庭參與金融市場深度方面表現出類似特征。在表4中,列(1)~列(3)的結果表明,女性家庭決策賦權顯著抑制了風險金融資產的持有比例。列(4)~列(6)的結果表明,女性決策賦權顯著促進了家庭持有無風險金融資產的比例。具體地,在同時控制個體及家庭層面的特征時,女性家庭決策賦權每提高一個單位,家庭持有的風險金融資產比例平均下降0.62%,家庭持有無風險金融資產比例平均提升0.94%。以上結論均在5%的置信水平下顯著。

在家庭參與正規金融市場深度層面,控制變量的影響方向與家庭是否參與正規金融市場類似。隨著決策者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家庭在風險金融資產及無風險金融資產層面的投資比例都增加了。相比于農業工作者,女性非農業工作者在風險及無風險金融市場中的投資比例都更高。此外,偏好風險的投資者在風險金融市場持有的資產比例更高,在無風險金融市場中持有的資產比例更低。在家庭層面,隨著家庭成員健康狀況的改善、家庭規模的減小,家庭持有風險及無風險金融市場的資產比例均會增加。

2. 女性家庭決策賦權對家庭參與金融市場深度的影響。

表4列(7)~列(9)展示了女性決策賦權對家庭參與正規金融市場深度的影響。由于家庭參與正規金融市場深度與家庭參與非正規金融市場深度具有完全的共線性,所以女性家庭決策賦權對家庭在正規金融市場中持有資產比例的影響與對家庭在非正規金融市場中持有資產比例的影響方向相反。

可以發現,類似于家庭是否參與金融市場的結果,女性家庭決策賦權對家庭參與正規金融市場深度的影響方向受家庭參與風險金融市場深度的影響更大??刂扑刑卣髯兞繒r,隨著女性家庭決策賦權程度增加一個單位,家庭持有正規金融市場產品的比例平均下降0.45%,可以推斷出家庭持有非正規金融市場產品的比例平均提升0.45%。逐步回歸過程中控制變量的增減并不影響該結論的方向與顯著性,可見該結果具有一定的穩健性。

(三) 穩健性檢驗

1. 替換解釋變量。表2~表4通過逐步回歸初步驗證了模型結果的穩健性。為進一步驗證結果的穩健性,選取2014年CFPS問卷中與女性家庭決策賦權相關且對家庭金融資產配置具有顯著影響的問題。金融資產配置屬于家庭財務決策的范疇,因而選取同年問卷中“誰是家庭財務回答人”的性別作為新的衡量女性家庭決策賦權程度(ferights2)的指標。

替換核心解釋變量后的回歸結果顯示⑤:一方面,在女性家庭決策賦權對家庭是否參與金融市場的影響層面,解釋變量仍舊顯著抑制了家庭參與風險金融市場的熱情,同時顯著促進家庭參與無風險金融市場。由這兩個金融市場構成的正規金融市場的表現偏向風險金融市場,女性家庭話語權的提升同樣顯著降低了家庭參與正規金融市場的概率,同時提升了家庭參與非正規金融市場的意愿。以上結果驗證了女性家庭決策賦權對家庭是否參與金融市場的影響的穩健性。另一方面,在女性家庭決策賦權對家庭參與金融市場深度的影響層面,女性決策賦權程度的提升提高了家庭投資正規金融市場產品的比例,降低了家庭投資非正規金融市場產品的比例。該結果驗證了女性家庭決策賦權對家庭參與金融市場深度的穩健性。

2. 改變模型形式。

根據變量的數據特征,對原使用Probit模型的家庭參與金融市場選用Logit模型回歸,對原使用Tobit模型的家庭參與金融市場深度選用LPM模型再次擬合。得到的結果與基準回歸類似:在替換模型后,女性家庭決策賦權仍舊顯著抑制了風險金融市場投資,同時顯著促進了無風險金融市場投資。此外,家庭參與正規金融市場的表現仍與風險金融市場的投資行為相似,與非正規金融市場的結果符號相反。改變模型形式的結果進一步驗證了前述結果的穩健性。

(四) 內生性問題

為減小由于遺漏變量所引發的內生性造成的結果偏誤,借鑒陳秋月和董曉林[5]的方法,選取在結婚時女性家庭決策者的陪嫁嫁妝與所在社區女性的平均嫁妝的差值(drowry)作為工具變量(見表5)。女性家庭決策者的嫁妝是構成家庭初期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能為女性在家庭決策中爭取到更多的話語權[35],與女性家庭決策賦權有著密切的相關關系,同時并不直接影響家庭金融決策,滿足工具變量的相關性及外生性要求。為了避免不同區域嫁妝絕對值造成的差異,選取個體嫁妝與其所在社區嫁妝均值的差值作為最終的工具變量納入原模型中分析。

表5的結果顯示:在工具變量作用下,無論在家庭是否參與各類金融市場層面,還是在家庭參與各類金融市場深度層面,核心解釋變量的系數方向均與主回歸一致,且具有顯著性。從系數角度分析,工具變量是有效的,基準回歸的結果是穩健的。

(五) 異質性分析

金融素養的差異會影響家庭的投資行為。按照受訪者所掌握金融知識的程度在同齡人中的水平,定義認為自己掌握的金融知識在同齡人之上的群體具有較高的金融素養;反之則金融素養較低。按照金融素養的差異分析家庭金融資產配置的區別。

表6展示了金融素養有差異的女性決策者在家庭參與金融市場中表現的差別??梢园l現,在家庭是否參與金融市場角度:在正規金融市場層面,相較于女性決策者金融素養較低的家庭,隨著女性決策者掌握金融知識的提升,其所在家庭更愿意參與到風險金融市場中去,同時有退出無風險金融市場的趨勢。金融知識的獲取提升了決策者的投資風險偏好,促進家庭更多參與高風險、高收益的風險金融市場。另外,在整體金融市場角度,隨著女性決策者了解金融信息的增加,家庭更愿意參與到正規金融市場中去,退出非正規金融市場的意愿更高。換句話說,女性決策者對金融市場的了解越深入,規避非正規金融市場的意愿越強烈,家庭參與非正規金融市場的可能性越低。

類似地,在家庭參與金融市場深度角度,在正規金融市場層面,雖然隨著女性決策程度的提升,家庭持有風險金融資產的比例都顯著降低,但金融素養較低的群體降低比例更大。金融素養較高的家庭持有無風險金融資產的比例會隨著女性話語權的提高而顯著降低,而金融素養較低的家庭則相反。在整體金融市場層面,具備較高金融素養的家庭持有正規金融市場的資產更多,相對應地,持有非正規金融資產的比例更小??梢?,女性金融素養的提高可以有效豐富家庭的金融資產配置情況。

(六)機制分析

除家庭決策者的特征外,金融排斥也是家庭制定投資決策時重要的影響因素。金融排斥(exclusion)指的是由于地理因素、評估因素、條件因素、價格因素、營銷因素及自我認知等造成主體不參與正規金融市場的結果[36]。金融排斥提升了家庭進入風險金融市場的門檻。借鑒江艇[37]的研究,為驗證金融排斥的機制作用,需要證明女性家庭決策賦權與金融排斥之間的正向影響效果(見表7)。

表7的結果說明:女性家庭決策賦權程度越高,家庭具有金融排斥的可能性越大。因為相比于男性投資者,女性由于平均工資較低、因照顧家庭等導致的工作狀態不穩定等因素,主流金融機構對女性投資者的風險評估更高,收入及工作等原因為女性施加的正規金融市場的準入附加條件更多。此外,相比于男性,女性投資者通常更厭惡風險,對風險金融產品更為排斥。以上原因都提高了女性經濟主體的金融排斥程度。據此可以認為,女性家庭決策賦權可以通過金融排斥影響家庭金融資產配置。

四、結論與建議

數字經濟時代的到來降低了性別差異對工資的影響。隨著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形成及國內外雙循環的發展,女性參與經濟市場的程度加深,其家庭地位得到提升,家庭金融資產的配置情況隨女性話語權的提升而逐步改變?;?014年CFPS的數據,從女性賦權的角度出發,探索家庭決策對金融資產配置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第一,我國家庭金融資產配置類型較為單一,集中于無風險金融資產。第二,在是否參與各類金融市場層面,隨著女性家庭決策話語權的提升,家庭更排斥參與風險金融市場及正規金融市場,同時家庭在無風險金融市場及非正規金融市場的投資意愿增加。第三,家庭持有各類金融資產比例的結果與參與各類金融市場的意愿方向類似,且均具有顯著性。第四,女性決策者金融素養較高的家庭更愿意投資到風險市場及正規金融市場,金融素養較低的家庭則相反。第五,女性家庭決策賦權通過金融排斥影響家庭金融資產配置。

研究發現,女性決策權的提升可能加劇家庭金融配置單一的現狀,可以通過提高女性的金融素養、降低家庭金融排斥緩解這一問題。據此,從以下三個角度提出政策建議:首先,金融機構應根據性別、風險偏好等特征為財務決策者提供多元化的投資選擇,創新金融衍生品,在維持收益的條件下盡可能降低金融產品的風險,獲取女性投資者的信賴;其次,通過宣傳等方式保障女性的受教育權利,提升女性投資者的金融素養,鼓勵女性參與到經濟市場中,助力其跨越傳統認知的藩籬,給予女性更多參與經濟活動的機會;最后,相關部門應加快普惠金融發展步伐,豐富金融學習的渠道,吸引更多女性投資者學習金融知識,降低金融排斥概率,降低家庭進入風險金融市場的門檻,提升風險金融市場參與率。

注釋:

① 樣本在2014年的最高學歷,指標為:文盲/半文盲、小學、初中、高中/中專/技校/職高、大專、大學本科、碩士、博士,分別對應于1~9(整數)。配偶受教育程度的賦值方法相同。

② 為減少收入的絕對差距給回歸結果帶來的影響,采用收入排序作為替代變量。數值越大代表家庭收入越高。

③ 問卷中的原問題為“男人應當承擔一半的家務”。為保持四個問題含義方向的一致性,將問題改為否命題:男人不需要做家務。同時對該問題的得分進行倒序排列。

④ 因篇幅所限,省略表2~表7中變量的t值,僅標注系數及顯著性。如有需要,請聯系通信作者。

⑤ 因篇幅所限,省略正文穩健性檢驗中替換變量及模型的結果表格。如有需要,請聯系通信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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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Womens Empowerment in Family Decision

Affect Family Financial Asset Allocation

Abstract:From a womens empowerment perspective,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family decision-making on the allocation of financial assets using data from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in 2014. The Probit and Tobit models are employed to analyze the data.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financial asset allocation within families tends to be relatively simple in China. As womens empowerment in family decision-making increases, the likelihood of investing in risky financial assets decreases, resulting in a reduction in regular financial market asset holdings. Heterogeneous analysis reveals that female decision-makers with limited financial literacy face more significant financial challenges. Furthermore, the analysis of mechanisms demonstrates that empowering women in family decision-making changes financial exclusion within families, which in turn influences the allocation of family financial assets. Therefore, it is crucial to enhance the dissemination of financial knowledge and diversify the range of financial products in order to enhance womens financial literacy, alleviate financial exclusion within families, and broaden the options for family financial allocation, ultimately reducing financial risks within households.

Key words:family finance; asset allocation; family decisions; female empowe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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