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政策對企業勞動投資效率的影響研究

張長海 耿歆雨 王帥旗

摘 要：基于2010—2020年我國A股上市公司的相關數據，對貨幣政策與企業勞動投資效率之間的關系進行探討。研究發現，在貨幣政策緊縮時，企業勞動投資效率會有明顯的提高，會計穩健性的提高以及自由現金流量的減少是緊縮性貨幣政策影響企業勞動投資效率的主要作用機制。進一步研究發現，高質量的公司治理水平會抑制緊縮性貨幣政策對企業勞動投資效率的影響。非效率勞動投資分組檢驗結果表明，緊縮性貨幣政策對企業勞動投資效率的促進效應，更多地表現為抑制勞動投資過度。

關鍵詞： 貨幣政策；勞動投資效率；會計穩健性；自由現金流量

中圖分類號：F820.1；F272.9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3-7217（2024）01-0034-07

一、引 言

人力資本在保證中國經濟持續增長，促進微觀企業發展方面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依靠著人口紅利優勢得到了快速發展，但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加速和生育率的不斷降低，人口紅利的優勢也將逐漸消失。統計數據表明，我國勞動人口的數量于2013年到達頂峰，此后呈現出連續下降的趨勢，由2013年的10.1億人減少至2020年的9.68億人①。在勞動人口不斷減少、人力成本不斷上升的情況下，企業的勞動投資效率就顯得尤為重要。有效的勞動投資可以提升企業生產能力［1］、增強企業競爭優勢［2］、促進企業創新［3］等。

自從Pinnuck和Lillis （2007）［4］提出了衡量勞動投資效率的模型以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對勞動投資效率的影響因素進行了研究。已有文獻發現，勞動投資更容易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遭受嚴重的代理沖突［5］。相反，當企業信息不對稱程度降低或代理問題得到緩解時，勞動投資效率會隨之提高，如提高企業財務報表的質量［6］、改善內部控制［7］、證券分析師的跟蹤［8］以及機構投資者持股［9］等均能有效改善企業的勞動投資效率。然而，鮮有文獻研究宏觀政策對企業勞動投資效率的影響。目前，僅有孔東民（2020）［10］從勞動保護視角研究《勞動合同法》發布對勞動投資效率的影響，以及喻彪等（2022）［11］從資本市場開放視角研究其對勞動投資效率的影響。

貨幣政策作為宏觀經濟政策之一，在保證中國經濟持續增長，提高資本配置效率方面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時也影響著微觀企業行為。一方面，在不同的貨幣政策時期，企業的自由現金流量也會隨之發生變化，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間呈現出不同程度的代理沖突［12］。另一方面，企業所使用的會計處理方法也會因為貨幣政策的不同而不同，在貨幣政策緊縮時期，企業為了緩解自身的融資約束，有著更高的會計穩健性，從而緩解了管理者與投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13］。因此，貨幣政策與勞動投資效率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單獨考察兩者之間的關系就顯得尤為重要。

綜上分析，本文以2010—2020年我國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考察了貨幣政策對企業勞動投資效率的影響。研究發現，相較于貨幣政策寬松時期，貨幣政策緊縮階段有著更高的勞動投資效率，相比于緩解勞動投資不足，緊縮性貨幣政策對抑制勞動投資過度更為顯著。然而，較高水平的公司治理能

夠緩解貨幣政策對勞動投資效率的影響。機制研究表明，會計穩健性的提高和自由現金流量的減少是緊縮性貨幣政策影響勞動投資效率的主要作用機制。

與現有文獻相比，本文的主要創新如下：第一，以往關于企業勞動投資效率的影響因素多從微觀角度展開，例如財務報告質量［6］、分析師跟蹤［8］、內部控制［7］、CEO特征［14］等，本文從貨幣政策這一宏觀角度切入，擴展了對影響企業勞動投資效率的影響因素的研究。第二，盡管國內外學者對貨幣政策的經濟后果進行了豐富的研究，但鮮有文獻研究貨幣政策對企業勞動投資效率的影響，本文基于宏觀政策視角，研究發現緊縮貨幣政策會提高企業勞動投資效率，豐富了貨幣政策對企業微觀行為的影響研究。此外，研究結論可以為企業應對貨幣政策、提高勞動投資效率、優化要素市場配置體制機制等提供有益的理論參考。

二、文獻回顧與理論分析

勞動投資效率影響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信息不對稱與代理成本兩個方面。從信息不對稱方面而言，勞動投資比實物投資有著更強的流動性以及可逆性等，導致其更容易受到信息不對稱的影響［5］。Zhang等（2020）［15］從高質量會計信息的內部治理和外部監督兩個方面，驗證了企業勞動投資效率會隨著會計信息質量的提高而提高。從代理成本方面而言，管理者為了實現自身的利益目標，可能會做出損害公司利益的行為，而這些行為直接或間接導致了企業的非效率勞動投資行為。公司的管理者可能為了實現“帝國建設”的目標而做出過度勞動投資的行為，導致勞動冗余；或者為達到自身短期收益的目標而雇傭不足或解雇過度，導致勞動投資不足［16］。陳婧等（2018）［8］研究發現，通過緩解企業的代理沖突，能夠提高企業勞動投資效率。除此之外，《勞動合同法》的實施［10］、CEO特征［14］以及政治晉升［17］等也都從不同程度上影響著企業勞動投資效率。

貨幣政策作為我國調節宏觀經濟的一項重要措施，對促進經濟穩定發展至關重要。同時，也對微觀企業行為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當經濟低迷時，國家通過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釋放流動性，激活投資和消費，從而推動經濟增長。此時，企業的自由現金流量會有所增加、融資約束減少以及有著較多的投資機會等［18］。相反，當經濟過熱時，國家通過實施緊縮的貨幣政策壓縮市場需要，緩解通貨膨脹，導致企業融資約束增加、自由現金流量以及投資機會減少［19］。然而，企業在面對貨幣政策時，可能并不總是符合宏觀調控目標，他們會通過調整自身的行為來應對貨幣政策為其帶來的消極影響。例如，企業在面對緊縮性貨幣政策時，會通過提高現金持有水平［20］、提高會計穩健性［13］或是使用商業信用融資［21］以緩解緊縮性貨幣政策對其的負面影響。

綜上所述，現有研究從不同的角度研究了企業勞動投資效率的影響因素，但是鮮有文獻研究貨幣政策與企業勞動投資效率之間的關系。雖然現有文獻從不同角度對貨幣政策與企業投資效率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充分的研究，但是相比于實物投資，勞動投資有著顯著區別于實物投資的特點。例如，勞動投資的可變性、流動性以及可逆性的特點［16］。此外，相比于投資實物，企業管理層在招聘員工上有著較大的權力。因此，并不能將貨幣政策對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直接推廣于勞動投資方面?；诖?，本文結合現有文獻從以下兩個路徑分析貨幣政策對企業勞動投資效率的影響：

其一，貨幣政策緊縮階段企業有著更高的會計穩健性［13］，緩解了企業的信息不對稱，從而提高了勞動投資效率。在貨幣政策緊縮時，會加大投資者與企業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增加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程度。此時，企業會選擇更加穩健的會計處理方式，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緩解自身面臨的融資約束［13］。信息不對稱程度的降低，能夠有效地減少外部利益相關者的監督成本，發揮外部監督的功能，使管理者的行為充分暴露在公眾視野之中，降低道德風險以及減少管理者的機會主義行為［22］，抑制非效率勞動投資行為。同時，融資約束的緩解能夠有效應對調整勞動所面臨的成本，為改善企業的人力資本結構提供資金支持。對于勞動冗余的企業而言，出于《勞動合同法》的規定，企業在解雇員工時需要面臨一定的費用。因此，當企業面臨資金壓力時，受到資金限制的企業可能并不會迅速做出解聘員工的行為，而是暫時規避裁員或避免法律訴訟。對于雇傭不足的企業而言，考慮到招聘員工面臨的固有成本以及資金的受限，企業可能會選擇壓榨員工的剩余價值以滿足企業的生產需要。因此，當企業融資約束得到緩解時，就能夠有效地避免由于資金不足對調整勞動投資造成的影響，從而有效地改善企業的勞動投資效率。

其二，緊縮性貨幣政策導致企業自由現金流量減少，緩和企業的代理問題，從而提高勞動投資效率。自由現金流量假說認為，企業股東與經理人之間存在利益沖突，當企業擁有大量的自由現金流時，經理人會盲目進行企業規模擴張，進而從中獲得更多的私人利益［23］。在貨幣政策寬松時期，企業融資成本降低，社會需求增加，企業投資和產能的擴充使企業的自由現金流量增加［24］。因此，當企業擁有的資金逐漸充裕時，經理人更可能為了自身的私利盲目地做出一些擴張行為，導致企業出現過度投資的現象［25］。實物資產往往需要人力與之匹配。因此，實物資產的過度投資，必不可避免地需要招聘員工以匹配那些新建的項目，從而導致勞動投資過度。相反，在貨幣政策緊縮時期，由于缺乏足夠的資金，企業會更加慎重地判斷投資機會， 將有限的資金用到收益、性價比最好的投資項目上［19］。受到自由現金流量的限制，股東與經理人之間的利益沖突得到了緩解，使經理人將目光放在如何提高企業總體價值的方案上，而非謀求自身的利益，抑制了經理人在勞動投資方面的自利動機與懈怠行為?；诖?，提出如下假設：

H1 在貨幣政策緊縮時期，企業的勞動投資效率會有所提高。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選擇2010—2020年中國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考察貨幣政策對企業勞動投資效率的影響。為保證數據的質量，對數據進行如下清洗：（1）剔除金融行業的上市公司；（2）剔除當年被ST、*ST的上市公司；（3）剔除雇員人數小于 30、總資產為 0、流動負債為負、長期負債為負以及杠桿大于等于1的公司；（4）剔除變量存在缺失的公司樣本；（5）為消除極端值的影響，對所有的連續變量進行了1%和99%分位的雙邊縮尾處理。經過上述處理，共得到3174個公司的19341個觀測樣本。數據來源方面，相關公司財務數據均來自CSMAR數據庫。

（二）變量定義

1.勞動投資效率的衡量。參考Pinnuck和Lillis（2007）［4］、孔東民等（2017）［10］的做法，利用非正常的凈雇傭員工變動百分比代表對勞動力投資的非效率，即變量Abresid = | 實際凈雇傭人數變動百分比－預期凈雇傭人數變動百分比|，具體地，通過如下模型確定企業勞動投資效率：

NetHirei，t=β0+β1SGi，t+β2SGi，t-1+β3ROAi，t+β4ROAi，t-1+β5ΔROAi，t+?β6Returni，t-1+β7SizeRi，t-1+β8Quicki，t-1+?β9Quicki，t+β10δΔQuicki，t+β11Levi，t-1+?β12Lossbin1i，t-1+β13Lossbin2i，t-1+?β14Lossbin3i，t-1+β15Lossbin4i，t-1+?β16Lossbin5i，t-1+∑Year+?∑Industry+εi，t（1）

其中，NetHire為Hire的變化百分比，Hire =員工人數/年個股總市值；SG為銷售收入增長率；ROA為資產凈利率；Return 為年度股票收益率；SizeR為年個股總市值的百分比排位；Quick為速凍比率；Lev為資產負債率；Lossbin為以區間長度為0.005，將[-0.025，0] 平均劃分為五個區間，如果上一年的ROA屬于[-0.005，0]，則 Lossbin1 = 1，否則為0；如果上一年的ROA屬于[-0.01，-0.05]，則 Lossbin2 =1，否則為0，以此類推；Δ表示變化值。模型（1）回歸得到的殘差為勞動投資效率的測度指標，即實際單位規模雇傭員工數變動率與預期單位規模雇傭員工數變動率之差的絕對值，其值越小，代表企業的勞動投資效率越高; 其值越大，代表企業的勞動投資效率越低。因此，該指標為反向指標。

2.貨幣政策（mp）的衡量。根據貨幣供應量增長情況，2011年、2017年、2018年和2019年應該為貨幣政策緊縮期，這與方宗等（2021）［26］前期研究一致，同時鑒于重點關注貨幣政策緊縮對勞動投資效率的影響。因此，在貨幣政策緊縮期，貨幣政策變量mp取值為1，否則為0。貨幣供應量增長情況，借鑒陸正飛（2011）［27］的做法，用M2增長率與GDP增長率和CPA增長率之差來計算，即貨幣供應量增長率=M2增長率-GDP增長率-CPI增長率。

3.控制變量。參考已有研究［9，10］選取如下控制變量：公司規模（Size）、資產負債率（Lev）、資產凈利率的增量（ROA）、資產周轉率（ATO）、托賓Q（TobinQ）、固定資產比率（PPE）、經營現金流（Ofc）、管理費用率（Mfee）、員工比例（Labor）、股權制衡度（Balance）以及產權性質（SOE）。此外，同時控制了行業及年度固定效應。所有變量的具體定義如表1所示。

（三）模型設計

為檢驗本文H1，建立以下回歸模型：

Abresidi，t=β0+β1mpi，t+β2Contrali，t+?Yeari.t+Industryi.t+εi，t （2）

式（2）中，因變量Abresid為勞動投資效率，自變量mp為貨幣政策。此外，對回歸模型的標準誤在公司層面進行Cluster調整。本文主要關注模型（2）中mp的回歸系數β1。由于因變量Abresid是反向指標，自變量mp對于緊縮貨幣政策來說是正向指標，因此，若該系數顯著小于零，則表明在貨幣政策緊縮時期，企業勞動投資效率會有所提高，即H1成立。

四、實證檢驗與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表2報告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其中，企業勞動投資效率（Abresid）的均值為0.25，中位數為0.174，與孔東民等（2017）［28］的統計結果基本一致。表2還列出了其他相關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從分布特征來看，各變量的均值和標準差等均在正常范圍之內，與已有文獻報告的結果基本類似。此外，還進行了共線性檢驗，Vif的平均值為1.32，說明變量間不存在嚴重的共線性。

（二）貨幣政策與企業勞動投資效率

表3報告了貨幣政策對企業勞動投資效率影響的回歸結果。第（1）列為貨幣政策與企業勞動投資效率之間的簡單回歸。如結果所示，貨幣政策（mp）的估計系數為-0.1133，且在1%水平上顯著，該結果說明在貨幣政策緊縮時，企業的勞動投資效率會有所提高。第（2）列為加入了控制變量后的回歸結果，貨幣政策（MPmp）的估計系數為-0.1405，且依然在1%水平上顯著，表明在控制了其他變量的影響之后，與寬松的貨幣政策相比，貨幣政策收緊時，企業的勞動投資效率會有明顯的提高，驗證了本文的假設H1。

（三）穩健性檢驗

1.改變勞動投資效率的衡量方式。借鑒陳婧（2018）［8］的做法，采用“企業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與總資產之比來衡量被解釋變量（NetHire），然后同理根據模型（1）計算出勞動投資效率的替代指標，并將其代入模型（2）中進行穩健性檢驗。如表4的第（1）列所示，貨幣政策（mp）的估計系數為-0.0542，且在1%水平上顯著，與前文結論保持一致，說明在替換關鍵性指標后本文結論依舊穩健。

2.改變貨幣政策衡量方式。使用M2增值率替代前文貨幣政策的衡量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其值越大代表貨幣政策越寬松，越小代表貨幣政策越緊縮?；貧w結果如表4第（2）列所示，貨幣政策的回歸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進一步驗證了貨幣政策在緊縮時期會提高企業勞動投資效率。

3.剔除特殊事件的影響。根據統計，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我國2020年的失業率為4.24%，比2019年增長了22.8%②。因此，為了避免2020年研究樣本帶來的異常結果，本文通過刪除2020年樣本進行穩健性檢驗。表4的第（3）列匯報了回歸結果，可以看到，勞動投資效率（Abresid）與貨幣政策（mp）的估計系數為-0.1488，且在1%水平上顯著，說明剔除異常事件后，本文結論依然成立。

4.控制省份固定效應?？紤]到不同地區勞動人口的數量和質量會有所不同，從而影響企業的勞動投資效率，本文通過控制省份固定效應，緩解這些因素可能導致的估計偏差，表4的第（4）列報告了相應的結果?？梢园l現，貨幣政策（mp）的估計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說明在控制省份固定效應后，本文的研究結論依然成立。

五、進一步分析

（一）作用機制檢驗

在前文中，檢驗了緊縮貨幣政策對企業勞動投資效率的正向影響?；谇拔牡睦碚摲治?，參考溫忠麟和葉寶娟（2014）［29］的研究，結合模型（2），構建如下模型對二者的機制加以檢驗。

Mediatori，t=β0+β1MPi，t+β2Contrali，t+?∑Year+∑Industry+εi，t（3）

Abresidi，t=β0+β1MPi，t+β2Mediatori，t+?β3Contrali，t+∑Year+∑Industry+εi，t（4）

其中，Mediator為中介變量，包括會計穩健性（Cscore）和自由現金流量（FCF）。本文使用Basu模型［30］以衡量會計穩健性，其值越大，表明越穩健。自由現金流量（FCF）借鑒王明虎和席彥群（2011）［31］的做法，采用（營業利潤+折舊-本年支付各種稅費-分配股利利潤或償付利息支付的現金）/年末流動資產，衡量企業的自由現金流量（FCF）。其余變量與模型（2）一致。

表5的前兩列報告了會計穩健性（Cscore）的作用機制。列（1）為貨幣政策與會計穩健性的回歸結果，二者的回歸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貨幣政策緊縮時期，會計穩健性更高。列（2）報告了加入中介變量后，貨幣政策對勞動投資效率的回歸結果，研究結果顯示會計穩健性與勞動投資效率在10%水平上顯著負相關，表明會計穩健性越高，勞動投資效率越高。并且，貨幣政策與勞動投資效率在1%水平上顯著負相關，說明會計穩健性在貨幣政策與勞動投資效率之間的關系中發揮了不完全中介效應。同時，Sobel檢驗顯示Z統計值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中介效應成立。

表5的后兩列匯報了自由現金流量（FCF）的作用機制。列（3）為自由現金流量與貨幣政策的回歸結果，回歸系數為-0.053，且在1%水平上顯著，說明緊縮貨幣政策減少了企業的自由現金流量。列（4）報告了自由現金流量對貨幣政策與勞動投資效率之間關系的中介效應，其中企業貨幣政策的回歸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自由現金流量的回歸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且Sobel檢驗顯示Z統計值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企業勞動投資效率會隨著企業自由現金流量的增加而降低，發揮了不完全中介效應。也驗證了緊縮貨幣政策提高企業勞動投資效率的另一作用機制。

（二）進一步分析

1.公司治理。貨幣政策與企業勞動投資效率之間的關系，可能受制于公司治理質量。當公司治理水平較高時，治理層可以直接參與企業的戰略招聘決策，并且可以通過他們的監督減少管理者為個人利益而做出的不恰當任命，有效地緩解代理問題，從而呈現出較高的勞動投資效率［32］，并且有著更高的信息披露質量［33］。因此，緊縮性貨幣政策對緩解這些企業的代理問題以及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所起到的作用并不明顯，從而對勞動投資效率呈現出較弱的敏感性。相反，當公司治理水平較低時，其本身的代理問題可能更為嚴重［34］，更容易產生非效率勞動投資。因此，在貨幣政策緊縮時期，會計穩健性的提高導致信息不對稱程度的降低以及自由現金流量的減少導致代理問題緩和的作用機制，更易于發揮在治理水平較差的企業中，使得這部分企業的勞動投資效率對貨幣政策有著較強的敏感性。為此，本文在模型（2）的基礎上加入公司治理水平（GOV）和貨幣政策（mp）的交互項研究公司治理質量對貨幣政策和勞動投資效率的影響。

借鑒周茜等（2020）［34］的做法，運用主成分分析法構建公司治理指數，該數值越大，則表明治理水平越高。表6的第（1）列匯報了公司治理水平（GOV）的調節作用。結果顯示，公司治理水平與貨幣政策交互項的系數為0.0151，并且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公司治理水平越高，緊縮性貨幣政策對企業勞動投資效率的影響越小，從而驗證了上述推論。

2.非效率投資分組。根據非效率勞動投資的定義，非效率勞動投資包括勞動投資不足以及勞動投資過度。當實際雇傭的勞動人數變動大于預期雇傭的勞動人數變動時，則表明勞動投資過度（Mresid），即模型（1）回歸殘差＞0；當實際雇傭的勞動人數變動小于預期雇傭的勞動人數變動時，則表明勞動投資不足，即模型（1）回歸殘差＜0。為了提高結果的可比性，本文將小于零的殘差取絕對值，表示勞動投資不足（Lresid）。利用模型（2）對上述兩種樣本進行分組回歸，回歸結果如表6后兩列所示?？梢园l現，緊縮貨幣政策既可以緩解企業勞動投資過度也可以緩解勞動投資不足。根據組間系數差異結果顯示，P值為0.0527，在10%水平上顯著，說明相比于勞動投資不足，緊縮貨幣政策更容易抑制由勞動投資過度引發的非效率勞動投資。在貨幣政策緊縮時期，社會總體投資機會減少，企業的投資也會相應減少。實物投資的減少，與之相對的勞動人數的需求就會減少，企業會通過裁員等方式降低勞動力冗余，使實際勞動力與所需要的勞動力相匹配。因此，緊縮貨幣政策對抑制勞動投資過度的作用更加明顯。

六、結論與啟示

本文以2010—2020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了貨幣政策對企業勞動投資效率的影響。研究發現：（1）相比于貨幣政策寬松時期，貨幣政策緊縮時期企業的勞動投資效率會顯著提高。（2）從作用機制來看，會計穩健性的提高以及公司自由現金流量的減少是緊縮性貨幣政策提高企業勞動投資效率的主要作用機制。（3）進一步分析的結果表明，公司治理水平能夠緩解貨幣政策對企業勞動投資效率的影響；此外，相比于緩解勞動投資不足，緊縮性貨幣政策更能抑制企業的勞動投資過度。

本文的研究發現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根據上述的研究結論，貨幣政策會顯著影響企業勞動投資效率。這意味著，當企業具有較大的外部壓力或是自身陷入困境時，會做出更加積極的行為，從而提高企業的勞動投資效率。然而，這種靠外部壓力或者在困境時對勞動投資效率做出被動的提高，并不能保證企業持續健康的發展。對于企業而言，應當采取更加積極主動的方式促進勞動投資效率的提高，從而提高自身的競爭優勢。此外，研究發現，較高的治理水平能夠緩解貨幣政策帶來的影響，表明完善的公司體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應對外部環境對自身造成的影響。因此，企業可以通過提高信息透明度及充分利用外部利益相關者的監督功能，加強對管理者自利行為的監督，或是完善公司治理體系，提高治理水平，抑制管理者的“帝國建設”以及短視行為，保持高水平的勞動投資效率，增強抵抗風險的能力，實現高質量發展。

注釋：

① https：//data.cnki.net/trade/yearbook/Single/N2021110004？zcode=Z022

② https：//data.cnki.net/trade/Yearbook/Single/N2022040097？zcode=Z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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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Monetary Policy

on Firms Labor Investment Efficiency

Abstract：Based on the data of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20，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netary policy and the efficiency of corporate labor investment. It is found that the efficiency of corporate labor investment increases significantly when monetary policy is tight， and the improvement of accounting robustness and the decrease of free cash flow are the main mechanisms of action of tight monetary policy affecting the efficiency of corporate labor investment. Further research finds that a higher quality level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will dampen the impact of tight monetary policy on the efficiency of corporate labor investments. The results of the inefficient labor investment subgroup test indicate that the promotional effect of tight monetary policy on the efficiency of corporate labor investment is more likely to be manifested as a disincentive to over-invest in labor.

Key words：monetary policy; labor investment efficiency; accounting robustness; free cash f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