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并購有助于重污染企業塑造綠色形象嗎？

張嬈 劉晨 楊小偉

摘 要：以2008—2021年我國A股重污染行業上市公司并購事件為研究對象，實證檢驗綠色并購對企業綠色形象的塑造作用、影響機制和作用場域。研究發現：綠色并購顯著提升了重污染企業的綠色形象。進一步研究發現：綠色并購可通過提升綠色創新和社會責任水平塑造重污染企業的綠色形象；綠色并購塑造綠色形象存在明顯的作用場域，主要發生于高管有綠色經歷、上市公司位于環境重點城市和上市公司屬于高質量人才密集型企業的情境下。將綠色并購與綠色形象相結合，不僅可拓展綠色并購的理論框架，同時，對企業踐行綠色發展理念、樹立良好形象亦具有重要參考意義。

關鍵詞： 綠色并購；綠色形象；重污染企業

中圖分類號：F27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3-7217（2024）01-0074-09

一、引 言

良好的綠色形象是企業提升競爭優勢特有的無形資源，不僅能夠取得利益相關者信任，滿足政府環境規制要求，減少環境污染曝光頻率，降低環保處罰成本，撬動政策支持、受到消費者青睞和形成基于環境的領導聲譽等其他資源[1]，幫助其獲取綠色市場份額，也能以區別于競爭品牌的獨特環保生態價值和環保屬性贏得持續性差異化競爭優勢[2]。重污染行業企業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3]，但是其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發展方式不僅對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的破壞，也損壞了企業形象[4]。近年來，在黨中央提出“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基本方略、群體環境意識覺醒、政府環境規制增強和媒體影響力攀升的時代背景下[3]，重污染企業謀求和構建高區分度的綠色形象已經迫在眉睫[4]。

如何塑造綠色形象？現有研究認為主要有三個方面因素：從戰略層面來看，綠色IT戰略[5]、前瞻性環境戰略[4]能夠提升企業綠色形象；從研發層面來看，綠色創新[4，6，7]和綠色核心能力[4]影響企業綠色形象；從補貼層面來看，綠色補貼作為一種新的經濟激勵會對企業綠色形象產生作用[7]。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重污染企業通過綠色并購的方式，獲取綠色技術、清潔能源和節能設備等綠色資源[8]，以契合企業實現經濟效率和自然保護雙贏目標[3]，同時滿足政府環境治理和綠色發展要求[9]。據統計，我國重污染行業上市企業在2008—2020年間約28%的并購事件是環保主題①，綠色并購逐漸成為資本市場關注的熱點。諸多學者對綠色并購事后效應進行了研究，整體可以劃分為正面效應和負面效應。從正面效應的角度出發，綠色并購可以提高主并方經濟績效[10]、出口績效[11]、綠色創新水平[12。13]、環保投資[14]、環境治理[15]和風險承擔能力[16]。從負面效應的角度出發，有學者認為綠色并購可能是策略性政策套利而非實質性轉型升級[8]、是企業掩蓋環境管理的不作為與轉移輿論焦點的策略性工具[3]。

目前，學術界對綠色并購之“綠”是否名副其實提出疑問[3，8]，現有關于綠色形象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戰略、研發和補貼領域[4-7]。那么，實務界越來越多的綠色并購是否有助于企業塑造綠色形象？如果有影響，綠色并購影響重污染企業綠色形象的作用機制是什么？二者之間的關系是否存在特定場域差異？這些問題有待進一步檢驗。為此，本文基于2008—2021年我國A股重污染行業②上市公司并購數據，考察綠色并購對重污染企業綠色形象的影響，從綠色并購影響微觀企業外在形象的視角，挖掘綠色并購對重污染企業綠色形象的塑造作用及機制，以期增加綠色形象影響因素的研究維度，也對企業如何滿足政府環境規制要求和滿足市場綠色需求提供有益的啟示，為推進重污染企業綠色并購進一步提供理論支持和決策參考。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綠色并購作為重污染企業投身生態環境建設的適應性變革，引入“綠色標的”有助于主并方破舊立新，通過增強綠色創新能力和提升社會責任履行水平進而塑造重污染企業的綠色形象。

（一）提升綠色創新水平

綠色并購通過提升綠色創新能力與意愿[12，13]，幫助企業樹立綠色形象。一方面，基于資源基礎理論，綠色并購以綠色技術引入、綠色工藝升級、綠色管理增強和綠色產品開發等方式，迅速挖掘標的企業綠色資源進而提高綠色創新效率[13]；加強企業內部資源配置，以彌補由于內部資源有限而導致的綠色創新績效難以提升的不足[17]；為綠色創新提供更優的資源配置和路徑依賴，編織動態交互的綠色創新網絡；以核心知識基礎降低環境管理成本和規避環保處罰，從事實上減輕對生態環境的損害，實現高質量發展，增強企業競爭優勢和消除環境污染痼疾，成為業界環境保護的領導者并形成綠色認同和綠色經濟，以實質性轉型升級的姿態產生正向“曝光”效應，樹立企業的綠色形象。另一方面，利用綠色并購提高綠色創新能力被視為企業積極遵從政府指引方向，實現從“政策驅動，被動遵循”到“價值引領，能動治理”的決策邏輯重塑[18]，最終幫助企業塑造綠色形象?！秶噎h境保護“十二五”規劃》將環境保護納入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政績考核范疇，實行環境保護一票否決制。面對環境規制執行強度的逐漸提升，企業主動加大綠色并購力度，整合綠色創新相關制度和資源，以實現綠色生產滿足政府環境目標約束和其他利益相關者綠色需求意愿[19，21]，以此對治理主體關注所引致的環境壓力作出積極反應；以綠色價值取向提高社會認可度，減少環境負外部性[9]，取得外部綠色創新鏈接及資源，進而幫助企業塑造綠色形象。

（二）提高社會責任履行水平

綠色并購通過提高社會責任履行度[21]，幫助企業樹立綠色形象。相較于內部環保投資事件的受眾面積和影響力的固有局限性，綠色并購履行環境社會責任的動機更強[3]。與普通并購相比，有機整合生態觀念和并購行為的綠色并購更能夠彰顯社會責任感；憑借對“綠色”因素的特別關注，提高消費者品牌認知度，為有較高資源需求的重污染企業獲取關鍵性發展資源[22]，形成可觀的社會資本；以積極承擔社會責任的“聲譽效應”和“道德資糧”[23]快速博得社會各界的認可；實現各方的社會或道德目標，降低社會各界的憤怒成本并汲取更多優質資源[3，21]。受制于企業是利益相關者締結的多元資本共生體的事實[24]，綠色并購本質上是履行社會責任行為[3]，其借助媒體報道將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道德作為由被動壓力轉換為主動行為，借助利益相關者情緒效應，最大程度地考慮、平衡和管理各方利益相關者的合理要求和多元偏好[21]，主動擴展自身資源邊界，實現低碳循環以提高社會效益，使得外界利益相關者賦予其綠色形象。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1 綠色并購有助于重污染企業塑造綠色形象。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選取2008—2021年A股重污染行業上市公司的并購事件為研究對象②，借鑒已有研究[3]，按下列標準進行手工篩選：（1）上市公司為主并方；（2）剔除業務類型為資產剝離、資產置換、債務重組、股份回購的并購樣本；（3）只保留股權收購，剔除土地、資產購置等資產收購交易；（4）剔除收購金額小于100萬元的樣本，剔除股權收購比例小于30%的樣本；（5）剔除已經持有標的企業股權比例高于30%的并購樣本；（6）剔除交易失敗或數據缺失的并購樣本；（7）對同一企業在同一年份進行多次并購且并購標的相同的樣本進行合并；（8）對同一企業在同一年份進行多次并購且并購標的不同的樣本，僅保留交易金額最大的、收購比例最高的樣本；（9）剔除主并企業屬于ST類或*ST類的樣本。并購交易、財務指標、公司治理和綠色形象數據來自CSMAR數據庫。對連續變量進行上下１％縮尾處理。

（二）變量定義

1.被解釋變量：綠色形象。借鑒已有研究[25]，綠色形象通過ISO14001環境管理體系認證進行測量。ISO14001環境管理體系具有合法性、預防性、可持續性、系統性、自愿性、可認證性和適用性等特點，表明該組織在環境管理方面達到了國際水平，可以更好地衡量企業的綠色形象。該變量是虛擬變量，若企業通過ISO14001體系認證，則取值為1；否則，取0。

2.解釋變量：綠色并購。借鑒已有研究[3]，通過手工搜集和閱讀重污染上市公司的并購公告，采用內容分析法對每次并購的背景和目的、主并企業和標的企業經營范圍以及該次并購對主并企業帶來的影響進行綜合分析，逐一判斷此次并購事件是否為綠色并購。該變量是虛擬變量，若該并購事件為綠色并購，取值為1；否則，取0。

3.控制變量。借鑒已有研究[4，5，7]，選取以下控制變量：企業規模、企業年齡、總資產周轉率、流動比率、凈資產收益率、營業收入增長率、無形資產占比、產權性質、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獨立董事比例、企業固定資產比例、年度和行業效應。

各變量定義與說明見表1。

（三）變量模型構建

為檢驗綠色并購對重污染企業綠色形象的影響，構建Logit模型并考慮在公司層面的聚類穩健標準誤：

Gimi，t+1=α0+α1Greenmai，t+α2Controlsi，t+Year+Industry+εi，t? （1）

其中，Gim表示綠色形象，Greenma表示綠色并購，Controls表示影響綠色形象的控制變量。由于認證從申請到通過往往會經歷一定周期，同時為了緩解綠色并購與企業綠色形象之間的內生性影響，對被解釋變量作（t+1）期處理；i表示上市公司，t表示年度，模型中α1是關注的核心。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2報告了變量的描述性統計?？梢钥闯?，樣本企業的綠色并購（Greenma）的均值是0.275，表明重污染企業實施的并購事件中約1/3為綠色并購，可見綠色并購已經成為重污染企業進行綠色轉型的重要工具之一，也間接說明綠色并購具有一定的研究價值。綠色形象（Gim）的均值是0.241，表明樣本期間內平均約有1/4的企業擁有綠色形象，對于重污染企業整體而言，綠色形象仍有較大提升空間。在控制變量方面，樣本企業約52%為國有企業，企業規模平均值為22.515，樣本分布較為均勻且均在合理范圍內。

（二）分組差異分析結果

分組差異分析結果表明③，綠色并購類別的均值為0.277，在10%的水平上顯著高于非綠色并購類別的均值0.227，綠色并購組與非綠色并購組在綠色形象上存在顯著差異，初步驗證了理論部分的假設猜想。

（三）變量間相關性檢驗

相關性檢驗顯示③，綠色并購（Greenma）與企業綠色形象（Gim）的相關系數為0.052，在10%的水平上顯著，表明綠色并購與企業綠色形象顯著正相關，初步驗證了綠色并購有助于塑造重污染企業綠色形象的假設。各主要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VIF值均在2以內，且變量間的相關系數均小于0.5，表明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

（四）基本回歸分析

表3列示了綠色并購與綠色形象之間關系的回歸檢驗結果。其中列（1）顯示，在僅控制年份和行業效應未考慮控制變量時，綠色并購與綠色形象的回歸系數為0.659，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列（2）則顯示了在加入控制變量和控制年份及行業效應后，綠色并購的系數為0.695，在1%水平上顯著，結果均說明無論是否考慮其他因素的影響，綠色并購都會提升重污染企業塑造綠色形象的可能性，支持了研究假設。綠色并購作為資本市場關注的熱點話題，具有一定的社會治理效應。綠色并購提供的綠色異質性資源有利于重污染企業締結綠色創新網絡和提高社會責任履行度，通過此類“親環境”行為和新的價值創造資源幫助企業贏得利益相關者青睞，塑造綠色形象，與研究假設預期一致。

（五）穩健性檢驗

1.傾向得分匹配檢驗。為了緩解內生性的影響，使用傾向得分匹配法（PSM）對假設進行檢驗。選擇控制變量作為匹配變量對綠色并購樣本企業進行卡尺內1∶3最近鄰匹配，卡尺為0.05，平均處理效應ATT的t值為1.98，平衡性檢驗的結果表明③，匹配之后的變量標準化偏差在10%之內。將配對樣本放入模型重新回歸，結果見表4中的列（1），綠色并購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證明了結論是穩健的。

2.改變估計方法。針對主假設，前文一直采用的是Logit模型，此處采用Probit模型代替Logit模型對模型（1）進行估計?；貧w結果見表4中的列（2），綠色并購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綠色并購能夠幫助重污染企業構建綠色形象，再次證明研究假設成立。

3.考慮地區因素的影響。（1）借鑒相關研究[12]，考慮到北京、上海和廣東的社會發展水平高于其他地區，公眾環境關注度可能會更高，該地區重污染企業的綠色轉型行為相較其他地區可能呈現較大的不同?；诖?，剔除上述三個省、市的樣本，重新回歸。結果如表4中的列（3）所示，綠色并購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再次證明實證結果是穩健的。（2）對主并方所在地區進行控制。借鑒相關研究[12]，對省份進行了控制，在控制區域影響之后，表4中的列（4）顯示，綠色并購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研究結論仍然成立。

4.延長觀測窗口。在主回歸檢驗部分，考慮到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從申請到通過往往會經歷一段周期，因此，以被解釋變量的（t+1）期項進行檢驗。而并購決策從提出到落實也存在時滯效應，因此，對被解釋變量進一步采?。╰+2）期和（t+3）期處理，所得結果如表4中的列（5）、列（6）所示，綠色并購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進一步延長觀測期后，研究結論具有穩健性。

5.變更樣本行業。選擇前五大重污染行業④進一步進行穩健性檢驗，回歸結果如表4中的列（7）所示，綠色并購回歸系數顯著，研究結果保持穩健。

6.替換被解釋變量度量方法。參照相關研究[7]，采用以下兩個項目度量綠色形象：（1）遵守法律法規，對環境風險有較高的認識；（2）評價企業的環境成就。以巨潮資訊公布的企業未來一年的社會責任報告為基礎，使用內容分析法對兩個項目進行編碼，項目僅在社會責任報告中討論時的編碼為1，項目被詳細地或以定量的形式討論時編碼為2，否則為0，綠色形象的最終值是兩個項目編碼的平均值。結果如表4中的列（8）所示，綠色并購回歸結果依舊顯著，研究結果保持穩健。

五、進一步分析

（一）影響機制檢驗

以上分析已驗證綠色并購會對重污染企業綠色形象產生積極的塑造作用，并且綠色創新和社會責任可能是綠色并購提高重污染企業綠色形象的影響機制。為此，對影響機制進行檢驗。

1.變量設定。借鑒已有研究[26，27]，采用CNRDS數據庫中企業綠色專利申請量加1取自然對數作為企業綠色創新（Gi）的代理變量，采用和訊網的上市公司社會責任綜合評分作為企業社會責任評分（CsrscoreT）的度量，考察綠色并購是否通過提升綠色創新或者社會責任水平影響綠色形象，中介變量X包括綠色創新（Gi）與企業社會責任評分（CsrscoreT）。由于和訊網評分起始時間是2010年，所以研究時間起始點為2010年；由于環境管理體系認證是和訊網社會責任中環境責任維度的衡量標準之一，會影響與Gim的回歸結果，所以社會責任評分變量為社會責任評分中剔除環境責任維度的得分后剩余維度的得分。

2.模型構建。借鑒相關研究[28]，中介效應模型采用逐步回歸法，具體設計如下：

Xi，t=φ0+φ1Greenmai，t+φ2Controlsi，t+Year+Industry+εi，t? （2）

Gimi，t+1=ζ0+ζ1Greenmai，t+ζ2Xi，t+ζ3Controlsi，t+Year+Industry+εi，t? （3）

其中，Gim表示綠色形象，Greenma表示綠色并購，X表示綠色創新（Gi）與企業社會責任評分（CsrscoreT），Controls表示影響綠色形象的控制變量，i表示上市公司，t表示年度。

3.影響機制檢驗結果分析。綠色創新和社會責任評分的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其中列（2）和列（5）顯示，企業綠色并購（Greenma）對綠色創新和社會責任評分（Gi和CsrscoreT）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表明企業綠色并購有助于提高企業綠色創新能力和社會責任水平；列（3）和列（6）顯示，企業綠色創新和社會責任評分（Gi和CsrscoreT）對綠色形象（Gim）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且與中介效應第一階段相比，在加入中介變量Gi和CsrscoreT后，企業綠色并購的回歸系數顯著降低。由此說明提高綠色創新和社會責任水平是綠色并購影響綠色形象的部分中介因子，綠色并購作為重污染企業完成“雙碳”目標的重要抓手，有效實現了撬動綠色技術進步和展現社會責任感的雙重目標，引起市場的積極響應和反饋，降低了重污染企業獲取資源的困難度，為重污染企業塑造綠色形象這一無形資源提供了核心保障。

（二）異質性分析

1.高管綠色經歷分組檢驗。高管是企業運行中的重要因素，高管的個人特征和已有經歷會影響他們的注意力傾向和心理特質，進而影響組織戰略選擇。綠色經歷會增強高管的環保意識和綠色發展理念，影響其行為決策，并聚合至企業層面，將環境問題納入企業戰略選擇，影響作為綠色管理的綠色并購全過程。一方面，綠色經歷使高管對社會公眾的環境訴求更加敏感。在生態環境損害終身追究的壓力下，為珍惜自身聲譽，會積極幫助重污染企業謀求環境合法化[3]，為重污染企業經濟效益尋找長效增長機制。另一方面，高管綠色經歷可增強企業環境規制響應剛性和提高企業對粗放式發展引致的環境風險的認知能力，使得企業對綠色并購行為選擇更加敏感，易以自身優勢幫助企業獲取與環境政策相關的前沿信息和綠色技術[20]，進而幫助企業并購后將綠色資源投入生產項目整合與運轉中，真正實現源頭治理與綠色經濟，樹立綠色形象。

借鑒已有研究[20]，將高管綠色經歷作為調節變量，以CSMAR數據庫中的“董監高”個人特征數據庫為基礎進行手工查閱并整理，若重污染企業高管之前從事過與環境保護相關的工作，包含在環保部門任職、具有環保方面專業職稱或擁有環保類專利技術等，取值為1；否則，取0。然后對樣本按照高管是否有綠色經歷進行分組回歸，結果顯示③，高管有綠色經歷的企業，綠色并購的系數為1.077，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而高管無綠色經歷的企業，綠色并購的系數為0.292，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綠色并購對企業綠色形象的塑造作用在高管有綠色經歷的企業中更加顯著，高管無綠色經歷會減弱綠色并購對企業綠色形象的塑造效果。具有綠色經歷的高管會讓企業更清楚地認知綠色并購行為，傳達主動承擔環境社會責任的積極信號的作用，不僅彌補了環境污染領域信息不對稱劣勢，還為企業提高環境合法性和減輕社會公眾壓力作出一定的貢獻。面對利益相關者對環境保護的利益訴求，具有綠色經歷的高管更有動力和能力作出回應，即其通過自身環境敏感性和知識儲備將外部壓力內部化，通過實質性環境保護行動取得治理主體的綠色認同，樹立綠色形象。

2.環境重點城市分組檢驗。相較非環境重點城市，環境重點城市對污染排放、生態體系建設和環境信息披露等生態保護方面的關注度較高，其也受到更為嚴格的外部監管與約束。由于受到來自政府環境規制、公眾環境意識和媒體輿論影響力的三重壓力，這類城市必須在生態建設方面有所作為。環境重點城市的重污染企業環保成本無論是顯性成本，還是隱性成本，都相對非環境重點城市的企業更高，而地方政府官員對重污染企業施予壓力也最能改善環境質量與展現政府環境治理政績[9]。因此，環境重點城市的重污染企業更容易意識到保護環境和塑造綠色形象的重要性，更可能將綠色并購作為緩解環境負外部性和環保負擔的工具，進而幫助企業構建高生態位企業形象，減輕環境壓力。

借鑒已有研究[29]，根據《國家環境保護“十一五”規劃》中環境保護重點城市名單，將樣本企業所在城市劃分為環境重點城市與非環境重點城市，若為環境重點城市，取值為1；否則，取0。研究發現③，相對于非環境重點城市，綠色并購對環境重點城市樣本企業的綠色形象的塑造作用更顯著。環境重點城市是生態文明建設示范區和環保模范城市的重點建設對象，政府和公眾對環境重點城市的環境關注度遠遠高于非環境重點城市，其環保工作更容易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重視[29]，從而促使環境重點城市樣本企業在綠色轉型中起到“排頭兵”的模范作用。

3.人才密集度分組檢驗。人力資本質量水平是關乎產業結構水平升級的長期因素[30]。相較低質量人才密集型企業，高質量人才密集型企業由于員工具有較高的知識儲備，在并購后能夠快速吸收標的方知識、經驗等綠色資源，幫助企業提高知識整合力、結構重組力和知識分析力，進而以綠色技術提升企業綠色生產能力，更可能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和技術層面的優勢互補，增強技術知識積累，通過生產綠色產品塑造企業綠色形象。

借鑒已有研究[31]，以Wind數據庫為數據來源，根據“本科及以上學歷的員工數/員工總數”來定義人才密集度，大于樣本中位數的企業定義為高質量人才密集型企業，小于樣本中位數的企業定義為低質量人才密集型企業。若為高質量人才密集型企業，取值為1；否則，取0。由于2008—2010年有大量缺失值，故研究時點從2011年開始。研究發現③，相對于低質量人才密集型企業，綠色并購對高質量人才密集型樣本企業的綠色形象的塑造作用更顯著。相對于低質量人才密集型企業，高質量人才密集型企業能夠更好地將綠色資源整合吸收，更大地發揮知識協同效應，以環保屬性吸引消費者目光，贏得利益相關者青睞，從而塑造綠色形象。

六、結論與建議

以上研究表明：綠色并購可以顯著塑造重污染企業的綠色形象；綠色并購通過綠色創新和社會責任對重污染企業綠色形象產生影響；綠色并購對重污染企業綠色形象的塑造作用在高管有綠色經歷、上市公司位于環境重點城市和上市公司屬于高質量人才密集型企業中更加明顯。

為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第一，政府層面應采取壓力與動力雙重路徑積極助力企業綠色并購。一是適度加強當地環境規制強度，保證碳排放權交易等環境執法的及時性和有效性，并提高公眾的綠色意識和環境關注度，運用媒體的輿論效應，通過制度壓力引導企業綠色并購，改變原有消極的發展思路和緩慢的發展速度。二是為企業綠色并購提供資金支持和市場政策紅利，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激發綠色并購資本市場活力，構建并完善多元化融資體系，搭建政府、企業和金融機構的三方綠色并購信息平臺，實現市場化對綠色并購資金等方面信息的實時采集和統計分析，對主動進行綠色并購的企業加大獎勵力度，以便利的手段和優質的市場環境助推企業綠色并購。

第二，企業層面應重視綠色文化和環保人才培養，并積極把握綠色并購機遇，實現轉型升級。一方面，營造自上而下的環保企業文化氛圍，增強環保意識，在高管和職工層面厚植綠色文化情懷，減少管理層短視行為，并積極與高校合作，大力培育碳中和專業復合型人才，助力企業綠色并購全過程順利實施。另一方面，主并方通過綠色并購積極主動吸收、融合標的方的綠色技術、綠色人才以及綠色管理經驗，積極推出綠色設計產品，打造綠色工廠和綠色工業園區，聯絡上下游企業，建立高質量發展、綠色可持續的綠色供應鏈管理體系，主動申請ISO14001認證和提升ESG 表現，通過綠色并購方式緩解合法性壓力和轉型危機，逐步實現綠色發展。

注釋：

① 基于CSMAR數據庫公布的并購事件手工整理得到。

② 根據劉運國和劉夢寧（2015）、劉星河（2016）的研究，重污染行業是B06、B07、B08、B09、C17、C19、C22、C25、C26、C28、C29、C30、C31、C32、D44。

③ 限于篇幅，具體結果未呈現。如有需要，可聯系作者。

④ 前五大重污染行業具體包括化學原料和化學制品制造業（C26），電力、熱力生產和供應業（D44），非金屬礦物制品業（C30），橡膠和塑料制品業（C29），煤炭開采和洗選業（B06）。

參考文獻：

［1］ 陳澤文，曹洪軍.綠色創新戰略如何提升企業績效——綠色形象和核心能力的中介作用[J].華東經濟管理，2019，33（2）：34-43.

［2］ 龔思羽，盛光華，岳蓓蓓.品牌綠色形象定位對消費者品牌態度的影響機理——基于能力感知與溫暖感知的中介作用[J].管理評論，2022，34（8）：157-167.

［3］ 潘愛玲，劉昕，邱金龍，等.媒體壓力下的綠色并購能否促使重污染企業實現實質性轉型[J].中國工業經濟，2019（2）：174-192.

［4］ 田虹，潘楚林.前瞻型環境戰略對企業綠色形象的影響研究[J].管理學報，2015，12（7）：1064-1071.

［5］ 楊朝君，李曉璞.綠色IT戰略與綠色形象——綠色IS綠色活動的匹配效應[J].軟科學，2016，30（2）：39-43，49.

［6］ Chen Y S. The driver of green innovation and green image： green core competence[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8，81（3）：531-543.

［7］ Xie X M，Zhu Q W，Wang R Y. Turning green subsidies into sustainability： how green process innovation improves firms green image[J].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2019，28（7）：1416-1433.

［8］ 黃維娜，袁天榮.實質性轉型升級還是策略性政策套利——綠色產業政策對工業企業綠色并購的影響[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21，43（3）：56-67.

［9］ 潘愛玲，吳倩.官員更替與重污染企業綠色并購——基于政府環境績效考核制度的實證研究[J].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4）：146-160.

［10］Salvi A，Petruzzella F，Giakoumelou A. Green M&A deals and bidders value creation： the role of sustainability in post-acquisition performance[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search， 2018，11（7）： 96-105.

［11］Lu J. Green merger and acquisition and export expansion： evidence from Chinas polluting enterprises[J]. Sustainabl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2022，30（3）：204-217.

［12］潘愛玲，王慧，邱金龍.儒家文化與重污染企業綠色并購[J].會計研究，2021（5）：133-147.

［13］Liang X D，Li S P，Luo P，et al. Gree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nd green innov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on heavily polluting enterprises[J].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2022，29（32）：48937-48952.

［14］Lu J. Can the green merger and acquisition strategy improve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vestment of listed company？[J].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Review，2021，86：106470.

［15］Zhao X Y，Jia M. Sincerity or hypocrisy： can green M&A achieve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J].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2022，29（18）：27339-27351.

［16］Li B，Xu L，McIver R，et al. Green M&A，legitimacy and risk-taking： evidence from Chinas heavy polluters[J].Accounting and Finance，2020，60（1）：97-127.

［17］李慧云，劉倩穎，李舒怡，等.環境、社會及治理信息披露與企業綠色創新績效[J].統計研究，2022，39（12）：38-54.

［18］潘楚林，田虹.利益相關者壓力、企業環境倫理與前瞻型環境戰略[J].管理科學，2016，29（3）：38-48.

［19］曹玉珊，馬儒慧.領導干部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與企業綠色并購——來自中國重污染型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貴州財經大學學報，2021（5）：81-91.

［20］潘愛玲，張國珍，邱金龍.雙向業績反饋會影響重污染企業綠色并購時機嗎？[J].經濟與管理研究， 2021，42（3）：64-82.

［21］邱金龍，潘愛玲，張國珍.正式環境規制、非正式環境規制與重污染企業綠色并購[J].廣東社會科學， 2018（2）：51-59.

［22］張多蕾，許少山，薛菲，等.戰略激進度與企業社會責任履行——基于資源獲取的視角[J].中國軟科學，2022（6）：111-123.

［23］劉乾，陳林.R&D溢出效應下企業社會責任與技術創新[J].中國軟科學，2021（7）：120-130.

［24］溫素彬.基于可持續發展戰略的財務管理目標：理論框架與現實證據[J].管理學報，2010，7（12）：1857-1862.

［25］Gan Q X，Yang L，Liu J，et al. The level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green image，and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vestment：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J]. Mathematical Problems in Engineering，2021（6）：1-12.

［26］曾昌禮，劉雷，李江濤，等.環?？己伺c企業綠色創新——基于領導干部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試點的準自然實驗[J].會計研究， 2022（3）：107-122.

［27］吳世農，周昱成，唐國平.綠色債券：綠色技術創新、環境績效和公司價值[J].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72（5）：71-84.

［28］溫忠麟，張雷，侯杰泰，等.中介效應檢驗程序及其應用[J].心理學報，2004（5）：614-620.

［29］劉偉，范文雨.公益訴訟提升了城市的環境治理績效嗎？——基于287個地級市微觀數據的實證研究[J].上海財經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23（4）：48-62.

［30］俞伯陽，叢屹.數字經濟、人力資本紅利與產業結構高級化[J].財經理論與實踐，2021，42（3）：124-131.

［31］李建強，葉云龍，于雨瀟，等.《勞動合同法》、利潤沖擊與企業短期應對——基于企業盈余管理的視角[J].會計研究，2020（9）：59-70.

Can Green M&A Help Heavy Polluting Enterprises

Create Green Image？

Abstract：Taking the M&A events of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s A-share heavily polluting industries from 2008 to 2021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role of green M&A on the green image of enterpris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and the field of action are empirically tested. The study finds that gree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green image of heavily polluting enterprises. Further research finds that green M&A can shape the green image of heavily polluting enterprises by improving the level of green innovation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Green M&A has obvious fields in shaping green image， mainly in the context of senior executives with green experience， listed companies located in key environmental cities， and listed companies are high-quality talent-intensive enterprises.This paper combines green M&A with green image， which not only expand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green M&A， but also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enterprises to practice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and establish a good image.

Key words：green M&A; green image; heavy polluting enterpri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