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普惠金融與流動人口創業

鄒文 張祥俊

摘 要：基于2017年全國流動人口衛生計生動態監測調查數據和中國普惠金融指數匹配數據，考察了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對我國流動人口創業選擇的影響。實證研究發現：數字普惠金融對流動人口創業具有顯著促進作用。分項指標分析表明，數字普惠金融通過覆蓋廣度、使用深度兩個方面對流動人口創業產生了促進作用。異質性分析表明，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村戶籍在城市打拼的個體、低教育水平、低收入階層等群體的促進作用更加顯著，顯示出明顯的“數字紅利”效應，而非“數字鴻溝”效應。研究表明數字普惠金融對于我國流動人口創業活動的影響具有普惠性特征。

關鍵詞：數字普惠金融；流動人口；覆蓋廣度；使用深度；創業選擇

中圖分類號：F241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2272.202309125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on Im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Analysis Based on CMDS Data

Zou Wen， Zhang Xiangjun

（Business School，Shaoguan University， Shaoguan 512005，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2017 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and the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index dat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on the entrepreneurship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t is found that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entrepreneurship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sub-indices of the financial inclus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financial inclusion index mainly promotes the entrepreneurship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hrough two aspects： the breadth of coverage and the depth of use. The analysis of heterogeneity shows that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has a mor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ntrepreneurial choices of individuals with rur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in the city，or individuals with low education levels and the low-income groups. It shows a clear “digital dividend” effect rather than a “digital dividend” effect. The paper shows that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clusiveness for th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Key Words：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Floating Population; Breadth of Coverage; Use Depth; Entrepreneurial Choices.

0 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高速發展，城鎮化水平不斷提高，但流動人口市民化進程相對滯后。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末，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65.22%，而同期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僅為47.7%，兩者的差距高達17.5%，因此，如何促進流動人口市民化是今后一段時期亟需研究的重要課題。流動人口具有較高的創業傾向性，這在國內外都得到了證實，因為創業不僅可以帶來致富的可能（潘春陽等^[1]、王春超等^[2]、Cagetti等^[3]、Parker^[4]），而且可以通過非貨幣回報增進人們的幸福感（Blanchflower等^[5]），因此，通過采取必要措施，著力解決流動人口創業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是實現流動人口順利融入當地的重要舉措。

影響流動人口創業的因素眾多（張佳源等^[6]），其中融資難、資源少是流動人口創業面臨的較大障礙之一。伴隨著世界各國在普惠金融領域的實踐，許多國內外學者都把目光投向了普惠金融，并對普惠金融與個體創業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廣泛研究。國外方面，Lyons 等^[7]基于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發布的數據，實證分析了21個發展中國家普惠金融與國家青年創業的相關性，研究表明普惠金融促進了青年創業，并且對于農村勞動青年和年齡較小的青年影響最為顯著。Kairiza等^[8]利用津巴布韋微觀中小微企業調查數據研究普惠金融對不同性別人群的影響。通過實證分析發現，雖然女性在正規金融中并未獲得普惠性金融，但是在非正規金融中獲得的普惠性金融不比男性少，并且獲得非正規金融部門的普惠金融支持的女企業家經營業績往往比男性更好^[7]。國內方面，謝絢麗等^[9]利用我國2012-2016年省級層面的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和新注冊企業數據進行研究發現，數字金融越發達的地區，創業率越高，并且在城鎮化率較低的省份或對于注冊資本較少的微型企業而言數字金融的作用更加顯著。何婧等^[10]基于我國2 093戶農戶的調查數據分析發現，數字金融對農村家庭創業選擇和創業績效具有顯著促進作用，特別是對資源相對不足的弱勢農戶群體作用更大。馮大威等^[11]利用2014和2016年CLDS微觀調查數據和我國市級數字普惠金融指數進行匹配后分析發現，地區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特別是數字金融的覆蓋廣度和使用深度，對我國家庭創業選擇和創業績效均發揮著積極促進作用。

從國內外文獻看，盡管關于數字普惠金融與個體創業之間關系的研究已有廣泛討論，特別是數字普惠金融與農戶創業方面的研究較多，但是現有文獻鮮有涉及對流動人口群體的討論。與本地人口相比，流動人口群體的創業活動會面臨更大的融資約束，如何化解流動人口創業過程中存在的融資約束對流動人口順利融入城市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為彌補相關文獻不足，以及對我國當前現實問題的關切，本文將基于2017年全國流動人口衛生計生動態監測調查數據和中國市級普惠金融指數匹配數據開展相關研究。

1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對于流動人口的創業活動具有積極促進作用。首先，數字普惠金融發展使得流動人口獲得外部資金更加容易、便捷和低廉，能夠有效地緩解流動人口創業的融資壓力。依托互聯網、大數據和移動支付技術等數字技術，銀行及非銀行金融機構的信息更加完整，服務成本更低，在“長尾理論”的影響和支持下，金融機構也更有動力將金融服務向社會相對弱勢但數量更多的“長尾”群體延伸。在數字金融下，雖然來自單個的中低財富家庭信貸利潤微薄，但是由于數字金融的邊際服務成本極低，并且中低財富家庭群體數量較為龐大，這些游離在傳統金融之外的市場正逐步增強并被開發，比如余額寶、螞蟻借唄等以個體的網絡信用積分為依據為廣大分散的曾被傳統金融服務排斥的群體提供了便捷的金融服務。因而數字普惠金融可以通過擴大居民金融可得性，降低創業資金門檻等緩解個體融資約束，進而促進流動人口創業。此外，數字普惠金融的便利性能推動更多流動人口進入金融市場，并持有一定的金融資產，加速創業資金的積累^[12]。

其次，數字普惠金融降低了流動人口創業的創業成本，并為其提供了較為廣闊的創業機會和相對公平的創業環境。數字金融讓支付更便利，讓信用背書更普及，這些都極大降低了創業者與相關利益者往來的交易成本，如尹志超等^[13]提出的包括銀行柜臺等待時間、往返銀行時間及費用、跨行取款手續費、收取假幣、現金被搶劫偷盜的風險以及為防范這些風險而付出的成本等。同時，數字金融為電子商務、線上交易提供了更多可能，而電子商務的發展又突破了地域限制，為潛在創業者提供了更豐富的客戶資源和更廣闊的市場前景。此外，與本地居民相比，流動人口往往處于更加弱勢的地位，在就業、教育、社保等各個領域容易遭受歧視，因而他們有更加強烈的向上流動欲望，數字普惠金融將大多數流動人口納入服務范圍，基于統一的規則為其提供金融服務，不因戶籍以及社會經濟地位等差異化對待，為流動人群創業提供了相對公平的創業環境?；诖?，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₁：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對于流動人口創業具有積極促進作用，并且對社會相對弱勢群體的促進作用更為顯著。

盡管數字金融具有普惠性，但是數字普惠金融發展能否為流動人口帶來“數字紅利”還受到個體數字能力和金融能力的影響。Luo等^[14]基于2015年中國家庭金融調查數據，實證分析發現戶主的數字金融能力與家庭創業之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性。對于教育水平較低的人群或來自農村地區的人群而言，他們的數字金融能力往往較低。根據中國人民銀行2017年和2019年發布的《消費者金融素養調查分析報告》顯示，盡管數字技術對消費者金融素養的影響整體是正向的，但是不同群體間差異明顯。年輕人、高學歷人群、高收入人群和城鎮居民能夠充分發揮數字技術對自身的促進作用，更容易了解和使用金融產品，而老年人、低學歷人群、低收入人群和鄉村居民則數字素養不足，學習滯后效應明顯。這引發人們對數字金融是“數字紅利”還是“數字鴻溝”的質疑。王修華等^[15]基于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和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分析發現，數字金融能夠為非貧困戶有效防范風險、平滑消費和積累發展，但是對貧困戶效果并不顯著，數字金融發展在貧困戶和非貧困戶之間馬太效應較為明顯。

對于流動人口而言，特別是來自低教育水平或低收入群體，數字普惠金融發展能否給他們帶來“數字紅利”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們的數字金融能力，另外，簡潔且易于操作的金融交易體系也具有重要影響。當數字普惠金融易于掌握，且低教育水平、低收入群體等社會相對弱勢群體的數字金融能力提升較快時，數字普惠金融的“數字紅利”更加明顯，進而有助于該類人群的創業活動，反之，則“數字鴻溝”更加明顯，對社會相對弱勢群體的促進作用將大大削弱?；诖?，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₂：數字普惠金融對社會相對弱勢群體創業的影響可能呈現“數字紅利”，亦或“數字鴻溝”。

綜合上述分析可知，數字普惠金融對于流動人口（特別是其中的相對弱勢群體）創業的影響取決于何種因素占據主導。為驗證上述假說，本文基于我國流動人口數據進行實證檢驗。

2 研究設計

2.1 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主要來源于以下幾個部分：①國家衛生健康委流動人口服務中心發布的全國流動人口衛生計生動態監測調查數據（簡稱CMDS）。截至目前（2023年10月）該機構先后發布了2009-2018年間的調查數據，本文選取其2017年的調查數據，樣本量為13.7萬個，覆蓋我國31個省份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抽取流動人口較為集中的流入地。調查對象為在抽取的流入地樣本點中居住1個月及以上，非本區（縣、市）戶口的15周歲及以上流入人口。調查方法采用分層、多階段、與規模成比例的PPS方法進行抽樣調查。由于調查樣本多、覆蓋面廣，該數據庫已成為研究我國流動人口問題的重要數據庫之一。②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反映了我國各地區數字金融發展程度。指標具體編制過程見郭峰等的研究^[16]。該指標體系采用了螞蟻金服的交易賬戶大數據，從覆蓋廣度、使用深度和數字化程度3個維度來構建數字普惠金融指標體系。本文主要采用總體指標（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和一級指標（覆蓋廣度、使用深度和數字化程度）。數據涵蓋省、地區和縣級層面的數字金融指標體系。出于研究需要，采用2016年市級層面的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及其分項指標，并將2015年市級相關數據作為穩健性檢驗納入后續的實證分析中。③為了避免遺漏變量導致的估計偏誤，本文還控制了城市級別的地區宏觀變量。這些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中國城市統計年鑒》。

2.2 變量選取與描述

2.2.1 被解釋變量

本文主要的因變量是個體是否為創業者。根據2017CMDS調查問卷中關于“您現在的就業身份”的回答進行識別。將“雇主”和“自營勞動”定義為創業者，取值為1，其他為0；根據是否為雇傭勞動力，進一步將“雇主”歸類為雇主型創業，將“自營勞動”歸為自我雇傭。

2.2.2 主要解釋變量

本文主要采用市級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總體指標和一級指標測度該地區的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狀況。該類指數原始數值介于100～300，為了便于分析，本文在原始數值的基礎上除以100，使數值介于1.00～3.00。

2.2.3 控制變量

根據數據可獲得性，本文在個體、家庭和城市層面構造了以下控制變量。個體層面，參考寧光杰等^[17]的做法，根據受教育程度設定兩個虛擬變量，分別為中等程度教育（高中和中專）、高等教育（大專及以上），初中及以下為基準組；根據個體的流動范圍設置兩個虛擬變量，分別為跨省流動和跨市流動，市內跨縣流動為基準組；根據個體的交往情況，把問卷“您業余時間在本地和誰來往最多（不含客戶與親屬）”回答為同鄉的定義為1，其他為0；根據受訪者與當地的融合情況，把同意或基本同意“我覺得我已經是本地人了”的群體定義為1，其他為0；此外還控制了年齡及其平方、婚姻（已婚為1，其他為0）、戶口（農村戶籍為1，其他為0）、性別（男性為1，女性為0）、是否為中共黨員（是為1，否為0）、健康狀況（把回答為健康的定義為1，其他為0）、流動時長（用2017減去流入當地的時間）。家庭層面，參考魏下海等^[18]的做法，控制家庭在老家是否有宅基地、家庭的收入并取對數、家庭的支出并取對數。城市層面，控制市級2016年人均GDP并取對數、固定資產投資額占GDP的比重、當年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占GDP的比重、年末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貸款余額占GDP的比重、居民人民幣儲蓄存款余額占GDP的比重。變量描述性統計如表1所示。

3 實證結果與分析

3.1 基準回歸結果

由于個體創業是一個二值虛擬變量，本文采用如下Probit模型進行估計。

Pr（Entrep_ij=1）=α+βDF_j+γCV_ij+δRegion_j+ε_ij（1）

其中，Entrep_ij為個體創業選擇的二值虛擬變量，在此基礎上根據是否雇傭員工，再進一步細分為雇主型創業和自我雇傭；DF_j為第j個地區的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CV_ij為勞動者個體及家庭的特征變量的向量；Region_j為第j個地區的特征變量的向量；ε_ij是擾動項。數字普惠金融對個體創業選擇的邊際效應基準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其中第（1）列為全樣本回歸，結果顯示普惠金融指數（以原始數據計算，數值介于100～300）每提高50個點，個人創業概率增加4.5%，這一結果為2017年平均創業概率39.26%的11.46%，具有較為顯著的經濟意義。由于本文關注的重點是新創業者，為避免持續經營者樣本給估計可能帶來的偏誤，本文剔除了2016年以前從事工商經營的樣本，并運用上述方法進行估計。第（2）列是剔除后的估計結果，結果顯示普惠金融指數仍然對個體創業具有顯著正向促進作用，并且邊際效應有所提高。為進一步考察第（3）、（4）列普惠金融的雇主型創業和自我雇傭的影響是否存在差異的回歸結果，結果顯示普惠金融指數對自我雇傭影響十分顯著，并且邊際效應明顯增加，這體現了數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上述研究初步驗證了假設H₁，即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對于流動人口創業具有積極促進作用，并且對社會相對弱勢群體的促進作用更為顯著。

3.2 內生性處理：工具變量法

雖然本文在基準回歸中加入了相關市級變量，同時控制了省級層面，并且單個流動人口一般并不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數字普惠金融指數，但是基準模型仍然有可能存在遺漏變量導致的內生性問題，這將導致估計系數存在偏誤。為此，本文接下來嘗試采用工具變量Probit模型來解決這一問題。

尹志超等^[13]在分析移動支付對創業的影響中使用個體是否擁有智能手機作為工具變量，與此類似，本文所使用的工具變量為各市人均移動電話年末用戶數和本地人均電話年末用戶數。首先，第三方支付、網絡購物和信貸往往與通訊密切相關，符合工具變量與解釋變量的相關性要求；其次，是否擁有電話與創業之間并無直接影響關系，符合工具變量外生性假定。

基于兩階段IVprobit模型，估計結果如表3所示。第（1）列是全樣本第二階段的估計結果，第（2）列為全樣本第一階段估計結果。第（3）、（4）列是被解釋變量替換為2016年及之后新增創業的估計結果。從回歸結果看，結論基本一致。首先Wald檢驗均在1%的水平下拒絕普惠金融指數外生，并且第一階段回歸系數均十分顯著，因而模型設定較為合理。從第二階段回歸系數看，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均對個體創業產生顯著正向促進作用。這進一步驗證了假設H₁成立。

3.3 數字普惠金融分項指標分析

為分析數字普惠金融影響流動人口創業的具體機制，本文利用數字普惠金融指標體系中的3個分項指標做進一步考察。具體指標包括覆蓋廣度、使用深度和數字化程度。

基于IVProbit模型，具體的估計結果如表4所示，其中，第（1）-（3）列是基于全樣本估計，第（4）-（6）是剔除2016年以前創業個體，分析普惠金融對新增從事創業影響的估計結果。從第（1）、（2）列回歸系數看，數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對創業的促進作用要比使用廣度作用更大，這一結論在第（4）、（5）列回歸系數對比中也可以得到印證。值得注意的是，數字普惠金融的數字化程度對個體創業反而起到了抑制作用。這一反直覺的結論可能源于該指標的具體內涵。雖然該指標能夠反映移動化、實惠化、便利化，對創業具有促進作用，但是該指標也反映了信用化，即數字化程度高意味著人們較依賴信用消費，超前消費，而過度消費不利于儲蓄和創業。

在對總體創業考察之后，本文接下來進一步分析了3個分項指標對雇主型創業和自我雇傭的影響是否存在差異。具體的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其中第（1）-（3）列為三大指標對雇主型創業的估計結果，第（4）-（6）列為三大指標對自我雇傭的估計結果。結果顯示，就覆蓋廣度而言，數字普惠金融對雇主型創業的影響要大于自我雇傭，而使用深度剛好相反。這可能是自我雇傭更加依賴于外部融資，地區普惠金融深度越高，越容易獲得外部信用，從而更加容易跨越創業門檻，促進草根創業、自我雇傭等自營經濟活動。相比而言，雇主型創業更加看重市場機會，數字普惠金融的廣泛運用有利于催生更多市場機會，促進雇主型創業發生。值得注意的是，數字化程度對雇主型創業和自我雇傭的影響也為負，與前面結論一致。

3.4 異質性分析

為考察數字普惠金融對流動人口創業影響可能存在的異質性，接下來本文從城鄉差異、戶籍、流動范圍、教育水平和家庭收入稟賦等方面對樣本進行分組回歸。

3.4.1 城鄉差異

相比于本地居民，流動人口往往資源稟賦較薄弱，良好的外部融資環境和市場環境對流動人口更加重要。在城市，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對于改善創業的外部環境往往更加明顯，而在農村，數字普惠金融能夠促進流動人口依托互聯網金融或基于電商經營流水的小額信貸緩解融資需求，或發展農村電商促進流動人口創業。城鄉分組的回歸結果如表6所示。從分組回歸的系數及顯著性看，數字普惠金融對城市流動創業影響更加顯著，且為正向促進作用；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村雇主型創業起到了較大的正向促進作用，而對自我雇傭產生了負向影響。一般而言，雇主型創業往往規模較大，以機會型創業為主，而農村自我雇傭往往以生存型創業為主，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帶來了更多更好的就業機會，這將抑制農村地區的自我雇傭。相比而言，城市的自我雇傭兼具機會型創業和生存型創業，特別是在數字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機會型自我雇傭往往占比更高。近年來，伴隨著我國數據經濟蓬勃發展，數字領域的創業活動蒸蒸日上。眾多小微個體依托數字化平臺，從事網絡電商、社交電商、直播帶貨、眾包、在線教育等。因此從第（6）列回歸系數看，數字普惠金融對于城市的自我雇傭具有積極的正面促進作用。上述研究表明，數字普惠金融對社會相對弱勢群體創業的影響呈現出顯著的“數字紅利”效應，而非“數字鴻溝”效應。

3.4.2 戶籍差異

盡管我國二元經濟結構已逐步改善，許多地區農村戶籍轉為城市戶籍不再困難，但是城鄉不同戶籍群體在資源稟賦方面仍然存在明顯差距。與城市戶籍相比，農村戶籍人口往往擁有較低的資源稟賦，資源獲取能力也較低。由于數字普惠金融發展能夠為創業者帶來更加便捷的資金供給，以及更多的市場機會，因而對于資源稟賦處于相對劣勢的群體促進作用將會更加明顯。表7第（1）-（3）列顯示了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對所有農村戶籍樣本的回歸結果。結果表明，數字普惠金融確實對個體創業具有顯著促進作用，并且對于農村戶籍的雇主型創業影響更大。

我國是一個較為典型的關系型社會，與生活在城市的農村戶籍人群相比，生活在農村的農村戶籍人群創業時依托親朋好友往往更容易得到經濟資助，而生活在城市的農村戶籍人口可能受到更大的融資約束。如果一個地區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的越好，那么生活在城市的農村戶籍人群的融資約束就可以得到有效緩解，因此，數字普惠金融對該群體創業的促進作用更大。為了驗證該觀點，本文進一步剔除農村戶籍在農村的樣本，運用IVProbit模型進行估計， 表7第（4）-（6）列顯示了相應的回歸結果。從第（4）列的估計系數看，數字普惠金融對生活在城市的流動人口創業的正面促進作用更大。在我國數字經濟背景下，越來越多城市的自營活動具有機會型創業特征，第（6）列回歸結果再次表明數字普惠金融對個體在城市的自我雇傭創業活動起到了積極正面促進作用。這也表明了數字普惠金融對社會相對弱勢群體創業的影響呈現出顯著的“數字紅利”效應。

與農村戶籍相比，擁有城市戶口的人群就業機會相對較多，數字金融的發展一方面能帶來更多就業機會，另一方面使自我雇傭創業領域競爭更加激烈，導致城市戶口人群更加有可能放棄自我雇傭，而農村戶籍流動人口則更有可能選擇創業。為驗證上述觀點，本文剔除農村戶籍樣本，進一步考察數字普惠金融對城市戶籍流動人口的影響。表8第（1）列顯示，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發展對城市戶籍人群起到抑制作用，但顯著性并不高，因而不能過度解讀。第（2）、（3）列分別是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對雇主型創業和自我雇傭的分樣本回歸結果。從回歸系數看，數字普惠金融指數主要抑制了城市戶籍的自營活動，而對雇主型創業的抑制作用并不顯著。

3.4.3 受教育水平

一方面數字普惠金融發展能夠改善低教育水平人群的融資約束，帶來更多的創業機會，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因該群體的金融能力較低而產生 “數字鴻溝”。為檢驗數字普惠金融對不同受教育水平人群的影響情況，本文將樣本劃分為初中及以下學歷人群和高中及以上學歷人群，具體的估計結果如表9所示。第（1）-（3）列表明，數字普惠金融指數顯著促進低學歷人群的創業選擇，且對低學歷人群的雇主型創業的促進作用更加顯著，“數字紅利”得到凸顯。對于較高教育水平人群而言，數字普惠金融的總體促進作用并不明顯，但是對于雇主型創業卻產生了積極正向促進作用，這意味著數字普惠金融能夠促進較高教育水平的流動人群追逐市場機會，促進他們進行雇主型創業。

3.4.4 收入階層

由于數字普惠金融能夠緩解創業者的融資約束，因此對于低財富稟賦個體來說，這種效果應該更加明顯。為進一步研究數字金融對低收入者具有更強的普惠性，本文把樣本根據受訪者家庭人均收入在流入地的排名劃分為30%以下組和30%以上組兩類，并對分樣本進行回歸，回歸結果如表10所示。

第（1）-（3）列顯示，數字普惠金融對低收入階層總體創業、雇主型創業和自我雇傭均具有顯著促進作用。這驗證了數字金融確實具有普惠性，體現了“數字紅利”效應。第（4）-（6）列是對中高收入階層的回歸結果，結果顯示數字普惠金融主要促進了該類群體的雇主型創業。

4 結論與建議

4.1 研究結論

為考察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對我國流動人口創業選擇的影響，本文基于2017年全國流動人口衛生計生動態監測調查數據和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發布的市級普惠金融指數匹配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發現：數字普惠金融對流動人口創業具有顯著正向促進作用。從普惠金融指數二級指標分析發現，普惠金融指數通過覆蓋廣度、使用深度兩個方面對流動人口創業產生促進作用。異質性分析表明，數字普惠金融對城市流動人口產生積極促進作用，特別是對農村戶籍在城市打拼的個體的創業選擇產生更加顯著的促進作用；數字普惠金融對低教育水平、低收入階層影響更加顯著；數字普惠金融在我國的發展具有普惠性特征。

4.2 政策建議

為促進和支持流動人口群體的創業活動，提出如下政策建議：第一，要進一步深化金融市場化改革，營造多元化融資渠道，增強數字普惠金融對廣大流動人口群體的金融支持力度。第二，要深化互聯網治理模式改革，關注相對弱勢群體的接入和使用。開發操作更加簡單、交易更加便捷、賬戶更加安全的數字普惠金融產品。通過學校教育、社會機構免費培訓等方式提升社會各階層的金融素養和金融能力，使我國廣大群眾會用、敢用數字普惠金融產品，增進數字普惠金融的“數字紅利”效應。第三，在促進數字金融服務的移動化、實惠化、便利化功能的同時，要進一步強化信用消費監管，警惕過度信用消費行為對個體創業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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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雙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