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省農業綠色低碳轉型評價及驅動因素分析*

郭海紅,蓋凌云

(1.青島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青島 266109;2.青島農業大學科技處 青島 266109)

在“雙碳”目標和鄉村振興戰略快速推進背景下,農業綠色低碳發展是實現農業現代化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途徑。山東省作為糧食主產區和農產品供應基地,在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供給方面有突出貢獻,糧食總產量連續9 年穩定在千億斤以上,糧菜果、肉蛋奶、水產品等產量均居全國前列,2022 年農林牧漁業總產值達1.2 萬億元,穩居全國首位。農產品出口額達1394 億元,占全國的1/5 以上,連續24 年領跑全國。但同時,山東省農業發展面臨水土資源利用率下降、農業面源污染嚴重、農產品質量安全隱患凸顯、農業碳排放加大等問題,這些問題交互疊加引發了資源、環境、經濟發展間的矛盾,因此,推動農業綠色低碳轉型發展勢在必行。從理論層面闡釋農業綠色低碳轉型的內涵并構建評價體系,從實踐層面聚焦農業綠色低碳轉型關鍵領域把脈現實狀態,挖掘農業綠色低碳轉型的現實約束和關鍵驅動因素,并據此探索提出加速推進農業綠色低碳轉型發展的可行路徑,既有利于推動綠色低碳高質量發展先行區建設,也有助于山東省率先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還可以為全國農業綠色低碳轉型提供經驗借鑒,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長期以來,學界從理順農業綠色低碳轉型的基本內涵、構建評價體系、揭示影響因素、探索推進路徑等方面做出了積極探索。

一是農業綠色低碳轉型的內涵及測度。目前,對農業綠色低碳轉型的定義仍無明確統一的界定。從踐行農業綠色低碳轉型的行動來看,綠色低碳是通過變革產地環境、產品結構、生產過程及其廢棄物的處理方式[1],增加綠色優質農產品供給,力求實現經濟社會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2]。對農業綠色低碳轉型水平測度主要采用比值法、指標體系法、模型法等方法。評價體系包含的指標內容較為豐富,但目前尚未形成統一標準。靜態上,從生產要素狀況及資源環境狀況等方面綜合考量[3],構建綜合指標評價體系,運用熵權法賦權,對農業綠色低碳轉型水平進行測度[4],并運用探索性空間分析法揭示區域相關性[5]。動態上,基于時間軌跡變化和空間分異對農業綠色低碳水平進行動態測評[6]?？梢?前人研究對農業綠色低碳轉型的概念及內涵認識不同,在指標選取、層次設置上也存在較大差異,但在評估測算過程中都遵循了農業綠色低碳轉型的復雜性、系統性、動態性以及測算方法的可操作性等基本原則。

二是農業綠色低碳發展的影響因素研究。農業綠色低碳轉型的影響因素眾多,既包括經濟發展、生態環境、資源利用、農地制度等客觀因素,也包含經營主體對綠色低碳的認知等主觀因素。一種觀點是選取驅動因素分析其影響機制。從城鎮化水平[7]、生產托管[8]、農業科技進步[9]等多個維度,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空間杜賓模型、灰色關聯法、Tobit 回歸等方法,定量識別農業綠色低碳轉型的驅動要素及影響機制。另一種觀點是診斷障礙因素分析其約束作用[10]?？梢?現有文獻大多采用傳統回歸統計方法和空間分析方法分析單個因素的影響,而忽視多個因素疊加產生的交互影響。

三是農業綠色低碳轉型的推進路徑及對策。一方面,梳理國內外農業綠色低碳轉型的經驗,如荷蘭堅持種養結合的可持續發展模式、強化循環利用技術推廣應用及建立健全政策法規體系等有效促進了農業綠色低碳轉型[11]。浙江則以生態高效為基本準則,遵循以治促轉的理念,聚焦治、減、環、轉4 個層面,系統形成農業綠色發展的推進機制[12]。另一方面,提出了農業綠色低碳轉型的思路和路徑設計。運用系統科學思維指導農業綠色低碳轉型,不僅著眼于農業綠色生產實踐橫向各因素間和縱向各環節間的關聯,還要將其置于整個產業體系與社會生態系統進行考量[13]。以綠色生態為指引,以功能開發為主導的策略是未來農業綠色發展的必然之路[14],應從制度經濟學、信貸支持和涉農資金鏈角度構建農業綠色低碳發展路徑[15]?？梢?已有研究更傾向于從全國范圍或流域范圍展開,缺乏針對山東省因地制宜的路徑設計及系統推進措施。

綜上所述,以往研究取得了豐富的成果,為實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仍存在一定不足。第一,已有的評價體系要么側重綠色發展維度,要么側重低碳發展維度,缺少融合綠色與低碳的綜合評價,難以為科學評價提供理論參照。第二,多為定性探討農業綠色低碳轉型的困境,缺少對其驅動機制的實證檢驗;強調單因素的驅動作用分析,忽略多因素疊加產生的復雜影響。第三,路徑設計多從整體層面考慮,忽視區域差異性,導致路徑懸浮。本研究在界定農業綠色低碳轉型內涵基礎上,融合綠色與低碳維度構建系統的評價體系,基于地理探測器分析山東省及其三大經濟圈的差異及驅動機制,破解多因素疊加產生的核心約束,對精準施策提出建議。這既是山東省落實“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發展綠色低碳產業”、推進農業綠色低碳轉型發展的核心,也是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重要措施。

1 農業綠色低碳轉型評價體系構建

1.1 農業綠色低碳轉型的內涵

基于“綠色經濟”“綠色發展”“低碳轉型”等理念,農業綠色低碳轉型是以“兩山”理論為引領,堅持源頭減量、過程控制、末端利用的新思維,致力于農業資源利用集約化、投入品減量化、廢棄物資源化、產業模式生態化的新道路[16],最終實現“高效化”“現代化”“綠色化”“低碳化”多贏的綠色低碳發展。它強調的是由粗放式向精細化再向綠色低碳的轉型,是從“數量興農”到“綠色興農”的戰略變化,是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向“減量、減排、增效、提質”多贏的進階。其典型特征表現在: 1)生化用品投入減量。農業綠色低碳轉型的前提條件是深入推進化肥、農藥等生化類生產要素減量;其中化肥減量是指化肥使用量合理控制在一定范圍內,一方面減少氮、磷、鉀等營養元素的過度投入,另一方面適度增加鋅、鎂等微量元素的用量;而農藥減量則以提高病蟲害防治效果和穩定農作物產量為底線,由低效、高殘留的農藥品類向高效、低殘留的環境友好型農藥品類調整;農膜使用減量指不以帶來“白色污染”為代價。2)生產方式現代化。農業生產過程中不再僅依賴于勞動力、土地、資本等傳統資源要素的投入,而是向機械化、社會化、信息化等現代化生產方式轉變,只有技術進步的驅動才是農業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的不竭動力源泉。3)農業生產效率提高。農業綠色低碳轉型的目標是提質增效而不是單單提高產量,是由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式經營模式向低投入、低能耗、低污染的集約型生產模式轉型,致力于降低資源錯配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規模效率,進而不斷提高農業生產效率。4)農業碳排放減少。農業兼具碳匯和碳排放雙重屬性,綠色低碳轉型需要同時致力于增加碳匯、減少碳排放,在穩住農業基本盤情況下,充分把握“雙碳”目標要求,既通過降低碳排放助力碳達峰,又通過增加碳匯促進碳中和,致力于提升農業固碳減排成效,不單純追求農業碳排放總量的降低,也考慮農業碳排放強度和密度的降低。

1.2 指標體系的構建

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結合的方法篩選指標,遵循科學性、系統性、可行性的基本原則構建指標體系。自上而下的方法是指遵循“十四五發展規劃”中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低碳轉型”的總基調,結合“兩山”理論,在山東省綠色低碳高質量發展行動計劃的導引下,梳理農業綠色低碳轉型相關政策。自下而上是指在農業綠色低碳轉型內涵的基礎上,參考相關文獻[17-19],考慮指標度量數據的可獲得性,并排除相關性高的指標,最終確立包含4 個二級指標12 個三級指標的農業綠色低碳轉型評價指標體系(表1)。4 個二級指標反映農業綠色低碳轉型最關鍵的4 個基本特征,分別通過3 項指標度量。

表1 農業綠色低碳轉型評價指標體系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agricultural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2 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2.1 熵權法與加權TOPSIS 法

采用熵權法和加權TOPSIS (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an Ideal Solution)法測算農業綠色低碳轉型水平,采用熵權法進行客觀賦權[21],采用加權TOPSIS 法評價綜合水平[22]?；静襟E為:

1)構建原始判斷矩陣。針對m個地市n個指標的農業綠色低碳轉型的評價指標,構建原始判斷矩陣U={uij}m×n(其中,uij為地市i的第j項評價指標,i=1,2,···,m;j=1,2,···,n)。

2)指標無量綱化處理。因指標的度量單位不一,難以直接比較,需要進行無量綱處理,正負向指標分別參照式(1)和(2)處理:

3)確定標準化矩陣(pij),計算熵值(hj)、熵權(gj)和權重(λj):

4)構建加權決策矩陣(P)、計算正負理想解:

式中:P+為正向指標,P?為負向指標。

5)測算各指標與正負理想解間距離(Di)和相對接近度(Ni),見公式(9)-(11)。

Ni值越大說明指標越接近理想解,農業綠色低碳轉型發展水平越高。

2.2 地理探測器

地理探測器可以揭示空間分異性并解析關鍵驅動因素[23],主要通過決定力(q)度量某個影響因素的作用程度,并據此診斷關鍵影響因素。Y表示農業綠色低碳轉型水平,X={Xm}表示驅動因素,m=1,2,···,L,L表示區域的數量,Xm表示不同經濟圈的驅動因素,則因子X對Y的決定力(q)的表達式為:

式中:N代表研究區內地市數量,Nm代表因子X的第m區涵蓋的地市數,σ2表示區域Y的方差,表示驅動因素X在第m個子區域內的方差,SSW 和SST分別表示各區域內地市的方差之和與全區域的總方差。一般情況下,驅動因素X的q值越大,則其決定作用越大。為比較每個區域的累積方差與整個區域的方差是否有顯著差異,進行F統計量檢驗;通過交互作用探測器診斷單一變量的q值和雙變量空間疊加后的q值,比較確定雙變量疊加后的決定力強度和方向,深度評估交互作用能否影響單一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程度。

2.3 數據來源

所有指標所需原始數據取自2012—2022 年《山東省統計年鑒》及各地市統計年鑒,部分缺失值采用線性插值法補齊。需要說明的是,萊蕪市在2019年并入濟南市,為保持數據的平衡性,把萊蕪市2011—2018 年數據并入濟南。

3 山東省農業綠色低碳轉型水平時空分異特征

3.1 山東省農業綠色低碳轉型總體水平時序變化

基于熵權法和加權TOPSIS 測算的山東省農業綠色低碳轉型水平的總體演化情況見圖1。2011—2021 年,山東省農業綠色低碳轉型總體水平呈穩步增長態勢,2011 年為0.473,2021 年增長到0.595,年均增長率達到2.310%。與全國其他30 個省區(不考慮港澳臺地區)相比,山東省農業綠色低碳轉型水平的位次從2011 年的第21 位穩步上升,到2021 年位列第5 位,山東省農業綠色低碳轉型速度走在了全國前列。

圖1 2011—2021 年山東省農業綠色低碳轉型水平及其在全國所處的位次Fig.1 Levels of agricultural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of Shandong Province and positions in the country from 2011 to 2021

從農業綠色低碳轉型評價各項二級指標變化趨勢看(圖2),農業綠色化水平保持了平穩增長態勢,從2011 年的0.174 增長到2021 年的0.195,年均增速為1.156%。農業低碳化水平和農業高效化水平呈較快的增長趨勢,其中農業低碳化水平年均增速為3.641%,從2011 年的0.112 增長到2021 年的0.160。農業高效化水平年均增速為3.542%,從2011 年的0.128 增長到2021 年的0.182。農業現代化水平的變化幅度并不明顯,在2011 年為0.058,到2021 年為0.057。從各指標比較情況看,農業綠色化水平處于領先水平,其次為農業高效化水平,再次為農業低碳化水平,而農業現代化水平最低。

圖2 2011—2021 年山東省農業綠色低碳轉型二級指標的變化情況Fig.2 Changes in the secondary indicators of agricultural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in Shandong Province from 2011 to 2021

3.2 山東省農業綠色低碳轉型發展的空間分異

3.2.1 地市差異

山東省16 個地市的農業綠色低碳轉型水平變化見表2。16 個地市的農業綠色低碳轉型水平均呈波動中上升趨勢,其中青島、德州、濟南、淄博和泰安的農業綠色低碳轉型水平處于第1 陣列,年平均水平排全省前5 位,平均水平分別為0.548、0.543、0.534、0.531 和0.530,并且青島、濟南連續11 年處山東省前5 位,可作為農業綠色低碳轉型的代表地市在未來農業綠色低碳高質量發展中發揮引領作用。而臨沂、煙臺、濰坊、威海和日照的農業綠色低碳轉型的平均水平則居16 個地市之尾,平均水平分別為0.437、0.435、0.429、0.407 和0.406,濰坊、威海、日照連續11 年位居16 個地市尾部,需深入推進農業綠色低碳轉型發展。

表2 2011—2021 年山東省各地市農業綠色低碳轉型水平Table 2 Levels of agricultural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of Shandong Province from 2011 to 2021

值得關注的是,日照、東營、威海的農業綠色低碳轉型整體水平雖在16 個地市中不具比較優勢,但年均增速在16 個地市里排前3 位,分別為4.635%、3.253%、3.151%,說明這3 個地市的農業綠色低碳轉型勢頭比較強勁,其中又以東營的位次增長最為明顯,在2011 年東營排位在第9 位,到2021 年排首位。與之不同的是,泰安在2011 年排位第1 位,在2014 年之后排4～8 位,年均增長率僅為1.196%。2011—2021 年波動較大的地市為濱州、濟寧、淄博,反映了這3 個地市的農業綠色低碳轉型尚處于摸索階段,未達到穩定狀態,需要繼續探索綠色低碳轉型的創新路徑。

通過自然斷點法對16 個地市的農業綠色低碳轉型水平進行分類分析。2011 年,泰安、德州、濟南(合萊蕪)、青島、淄博、濱州、濟寧等地市的農業綠色低碳轉型處于高位發展水平,主要是農業高效化水平、綠色化水平、低碳化水平均處于較高水平(見文后資源附件鏈接,余同)。菏澤、煙臺、臨沂、濰坊、威海、日照的農業綠色低碳轉型相較處于低位發展狀態,其中的農業現代化水平、綠色化水平和低碳化水平均處于相對較低的水平。該空間格局一直到2019 年才發生了本質上的改變,在2020 年,只有青島、德州、淄博共3 個地市處于高位發展狀態,到2021 年,處于高位發展水平的地市則變成了青島、德州、東營,其共同特征是綠色化水平和低碳化水平均位于16 個地市前列。棗莊、濰坊、威海、臨沂、菏澤的農業綠色低碳轉型則處于相對較低的發展水平,但農業綠色低碳轉型水平的一級指標具有明顯的異質性,各市側重點有所差異。2019 年之后農業綠色低碳轉型發展格局的劇烈變化,一定程度上說明各地農業綠色低碳轉型正處于不斷創新的探索過程中。

3.2.2 經濟圈差異

山東省根據面臨的國內外環境變化及資源稟賦特色制定了“一群兩心三圈”的區域發展戰略,“三圈”分別是省會經濟圈(涵蓋濟南、淄博、泰安、聊城、德州、濱州、東營,共7 市)、膠東經濟圈(涵蓋青島、煙臺、威海、濰坊、日照,共5 市)和魯南經濟圈(涵蓋臨沂、棗莊、濟寧、菏澤,共4 市),異質性明顯,那么“三圈”的農業綠色低碳水平是否有差異? 這個問題的解答對于針對性制定農業綠色低碳轉型政策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诖?對“三圈”的農業綠色低碳轉型水平及各分項情況進行比較,結果見圖3。從圖3 可知,2011—2021 年,省會經濟圈的農業綠色低碳轉型水平一直處于領先水平,平均值從0.494到0.586 穩步提升;其次為魯南經濟圈,平均值在0.427～0.526 之間波動;膠東經濟圈的水平則相對較低,平均值從0.397 上升到0.533。從變化速度看,膠東經濟圈的年均增速為2.990%,尤其是2015 年之后,年均增速達3.678%;魯南經濟圈的年均增速為2.110%,且2011—2015 年增長較快,但2015 年后增速明顯下降,年均增速僅為1.703%;省會經濟圈的年均增速為1.731%,相對較低,2011—2015 年呈先降后增的變化趨勢,2015 年后增速明顯,年均增速為2.249%。

圖3 2011—2021 年山東省三大經濟圈的農業綠色低碳轉型水平Fig.3 Levels of agricultural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in the three major economic circles of Shandong Province from 2011 to 2021

由圖4a 可知,膠東經濟圈農業高效化水平高于省會經濟圈和魯南經濟圈,平均值為0.087～0.127,年均增速為3.852%;除2016 年以外,省會經濟圈和魯南經濟圈則交替處于第2 位置,2011 年和2012 年省會經濟圈的農業高效化水平高于魯南經濟圈,而2013—2017 年魯南經濟圈的農業高效化水平呈現迅速增長態勢,2018 年有所調整后,2019—2021 年再次呈現直線式增長態勢,年均增速達4.048%;省會經濟圈則以年均1.657%的增速在波動中不斷提升,2019 年后呈現高速增長態勢,年均增速達5.063%。

圖4 2011—2021 年山東省三大經濟圈的農業綠色低碳轉型評價二級指標的發展水平Fig.4 Development levels of secondary indicators for agricultural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evaluation of the three major economic circles in Shandong Province from 2011 to 2021

由圖4b 可知,三大經濟圈農業現代化水平總體來看均呈現出先增后降再升的演變趨勢。膠東經濟圈的農業現代化水平領先于省會經濟圈和魯南經濟圈,平均值為0.068～0.098,年均增速為3.612%;省會經濟圈位居第2,平均值為0.041～0.068,年均增速為5.172%;魯南經濟圈的水平最低,平均值為0.019～0.033,年均增速最高,達5.988%。

由圖4c 可知,省會經濟圈農業綠色化水平一直處于領先地位,平均值為0.184～0.216;魯南經濟圈緊隨其后,平均值為0.178～0.204,且與省會經濟圈變化趨勢一致,以2015 年為轉折點,分化為兩段明顯的階段性特征,2011—2014 年間基本穩定,2015 年后則快速提升,年均增速分別達2.448%和2.054%。膠東經濟圈的農業綠色化水平較低,平均值在0.131～0.151 間波動,但在2017 年之后穩步增長態勢明顯。

由圖4d 可知,省會經濟圈農業低碳化水平處于排頭兵位置,平均值為0.178～0.206,并以年均1.429%的速度逐漸增長;魯南經濟圈則緊隨其后,農業低碳化水平為0.151～0.185,年均增速為2.006%;膠東經濟圈的農業低碳化水平較低,平均值為0.104～0.157,但年均增速高達4.239%,尤其是2015 年之后,增速明顯提升,年均增速達4.910%,與魯南經濟圈的差距明顯縮小。

4 山東省農業綠色低碳轉型的驅動因素

4.1 驅動因素選取

基于農業綠色低碳轉型的內涵和農業生產活動的多維交互性,優選農業綠色低碳轉型的驅動因素,參考相關文獻[24-29],選擇經濟發展水平、農村居民生活水平、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城鎮化水平、農村工業化程度、環境規制、農業科技投入、政策支農政策等因素。

1)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發展水平與農業發展具有緊密的關系,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對外部經濟資源環境會產生巨大的引力效應[24],促進交通、水利、電力等基礎設施升級,帶動農業基礎設施和農業生產技術升級,驅動農業生產效率提升的同時減少農業污染和碳排放,促動農業綠色低碳轉型。以人均GDP 表征經濟發展水平。

2)農村居民生活水平。農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決定了農村居民生活水平,根據環境庫茲涅茨(EKC)假說,環境污染程度與人均收入之間具有先增后降的“倒U”型關系[25],在農村,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農村居民對綠色低碳農產品的需求會有所增長,因而會對農業綠色低碳轉型產生積極的刺激作用[26]?？紤]到通脹的影響,以根據農村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調整后的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表征農村居民生活水平。

3)農業產業結構調整。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會直接帶來農業碳匯和碳排放的變化,對農業綠色低碳轉型產生積極的驅動作用。文中所指農業是廣義農業,涵蓋種植業、林業、漁業和畜牧業,以種植業總產值占農業總產值比重表征。

4)城鎮化水平。一方面,城鎮化對農業綠色低碳轉型存在一定程度的擠壓效應。城鎮在資源稟賦、要素聚集等方面都具有比較優勢,對農業生產要素形成虹吸效應,弱化農業綠色生產能力;同時,城鎮化水平的提升會擠占耕地,加大耕地“非糧化”程度[27]。另一方面,城鎮化對農業綠色低碳轉型具有牽引效應。城鎮化既可以通過促進分工深化減少生產和交易成本,提高農業生產效率;也可以通過提高基礎設施完備水平,促進數字、信息、金融、技術等服務聚集,進而提高農業綠色生產的便利化程度;還有助于提高農民生活水平,進而提高綠色農產品需求水平,對農業綠色低碳轉型產生積極的拉動作用。以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衡量城鎮化水平。

5)農村工業化程度。農村工業化程度可以反映工業反哺農業和城鎮對農村發展能力影響深化的程度,以非農業總產值在地區生產總值中所占比例表征。

6)環境規制。遵循“波特假說”,高標準的環境規制一方面可以對農業從業主體采用土壤改良、農產品品質提升、綠色技術采納等具有刺激作用,另一方面會對綠色技術變革產生誘致作用[28],促進農業綠色低碳轉型。但目前農業環境規制尚不完善,更缺少直接可以度量的評價準則。因此,借鑒潘丹[29]的做法以節能環保支出占財政支出比例乘以農業產值占地區生產總值比例作為度量指標。

7)農業科技投入。依據現代經濟增長理論,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關鍵驅動動力。農業科技進步是農業經濟增長的關鍵驅動來源,研發(R&D)投入對農業科技進步有決定性作用[30],而R&D 投入對農業綠色生產的作用通常會有滯后性,在數據充分的情況下R&D 存量可以很好地度量農業科技投入對農業綠色低碳轉型的影響,但山東省各地市的官方統計資料中沒有R&D 存量數據,因此,根據陳小亮[31]的方法對農業科技投入進行測算。

8)財政支農政策。農業發展具有高投入、低收益、慢回收的特點,綠色低碳轉型更需要附加的投入,這些與市場的逐利性特點正好相悖,故而需要政策的大力支持?；诖?參考潘丹[29]的研究以農林水務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例來度量財政支農政策。

4.2 山東省農業綠色低碳轉型驅動因素分析

采用地理探測器對山東省農業綠色低碳轉型的關鍵驅動因子進行診斷,首先采用自然斷點法對所選各影響因素的度量指標進行離散化處理,把每個指標離散化為4 類。探測結果見表3。從山東省整體層面看,除了農村工業化程度不顯著外,其余7 個影響因子對山東省農業綠色低碳轉型均具有一定的驅動效應。從驅動因素的決定力(q值)大小看,財政支農政策、農業科技投入、農業產業結構調整3 個因子的q值都在0.5 以上,可認定為關鍵驅動因素。財政支農政策反映政府對農業綠色低碳轉型的重視程度,農業科技投入反映科技進步對農業綠色低碳轉型的支持,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反映農業產業轉型的程度,這從不同層面反映了政府和市場雙管齊下對農業綠色低碳轉型發展起到了關鍵的推動作用。農村居民生活水平、城鎮化水平、環境規制和經濟發展水平的q值在0.4 左右,可以認定為次級驅動因素。農村工業化程度的決定力為0.218,雖然并沒有起到關鍵的驅動作用,但農村工業化程度一定程度上反映區域動能轉換的程度,其對農業綠色低碳轉型的作用不容忽視。

表3 山東省及其三大經濟圈的農業綠色低碳轉型驅動因素探測結果Table 3 Detection results of driving factors for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in Shandong Province and its three economic circles

驅動因素交疊對山東省農業綠色低碳轉型的驅動作用程度高于單個因素的作用(表4),說明山東省農業綠色低碳轉型是多種因素協同推動的,不能只倚重于1 種因素。而且所有因素交互組合類型均呈現出了雙因子加強或非線性強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驅動因素產生的協同作用極大地提高了對農業綠色低碳轉型驅動的解釋效果。

表4 山東省農業綠色低碳轉型驅動因素交互作用探測結果Table 4 Detection result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riving factors of agricultural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in Shandong Province

4.3 不同經濟圈農業綠色低碳轉型驅動因子的差異分析

進一步比較三大經濟圈的驅動因子的異同,具體見表3。三大經濟圈農業綠色低碳轉型驅動因子呈現出一些相同特點和差異性特征。相同的是,財政支農政策對三大經濟圈的農業綠色低碳轉型均起到了關鍵的積極驅動作用。財政支農政策反映政府的扶持力度,一方面說明目前政府在綠色低碳轉型中發揮著關鍵的主導作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山東省各大經濟圈農業綠色轉型的市場力量尚沒有充分發揮出其推動作用,特別是各類農業經營主體對綠色技術采納的積極性還不高,需要多力并舉激發市場的力量,提高各類經營主體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在省會經濟圈,農業產業結構調整、農業科技投入、財政支農政策和農村居民生活水平4 個因素的q值在0.500 以上,為省會經濟圈農業綠色低碳轉型的關鍵驅動因子;城鎮化水平、經濟發展水平的q值在0.300～0.500,為次級驅動因子;而環境規制、農村工業化程度則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目前還沒有起到驅動作用。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決定力達0.619,是省會經濟圈最為重要的驅動因素,2011—2021 年,省會經濟圈的糧食播種面積從348.173 萬hm2穩步增長到513.574 萬hm2,遠高于膠東經濟圈和魯南經濟圈,承擔了山東省糧食安全保障的重任,這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省會經濟圈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趨勢,合理調整農林牧漁業比例,推動農業產業結構向高級化和合理化調整,對促進農業綠色低碳轉型具有極大的助力作用。在膠東經濟圈,城鎮化水平、農村居民生活水平、財政支農政策和經濟發展水平的q值在0.500 以上,可認定為關鍵驅動因素;而農業產業結構調整、農業科技投入、環境規制的q值在0.350 左右,為次級驅動因素;農村工業化程度沒有起到驅動作用。城鎮化水平的決定力達到0.636,是最為關鍵的驅動因子,隨著城鎮化的不斷提升,一方面對農村勞動力、資本、土地等資源形成虹吸效應,導致資源錯配,為農業綠色低碳轉型提供了強大的外部驅動力;另一方面,城鎮化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渠道,助力農村居民生活水平提高,進而對綠色化的農產品需求加大,促進農業綠色低碳轉型。在魯南經濟圈,財政支農政策、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水平的q值在0.5 以上,是關鍵驅動因素;農村居民生活水平和城鎮化水平為次級驅動因素;而環境規制、農村工業化程度和農業科技投入并沒有產生顯著的驅動作用。其中,財政支農政策的決定力為0.653,是最重要的驅動因素,一定程度上說明魯南經濟圈的農業綠色低碳轉型主要依賴于政府的主導作用。

進一步分析三大經濟圈各因素的交互作用探測結果,與山東省整體層面相同的是,各因素交互產生的驅動作用程度要遠高于單因素的驅動,需要重視因素交互產生的積極推動作用。

5 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構建了山東省農業綠色低碳轉型水平評價指標體系,采用熵權法和加權TOPSIS 法對2011—2021 年山東省農業綠色低碳轉型水平進行測算,從整體、經濟圈和市級3 個尺度分析了農業綠色低碳轉型水平的時空分異情況,并通過地理探測器揭示山東省及三大經濟圈農業綠色低碳轉型的關鍵驅動因素,最終得出以下結論: 1)山東省農業綠色低碳轉型總體水平呈穩步增長態勢,從2011 年的0.473,到2021 年的0.595,上升了0.122,年均增長率達到2.310%。山東省農業綠色低碳轉型水平在全國31個省區(不含港澳臺地區)的位次從2011 年的21 位穩步上升到2021 年的第5 位,山東省農業綠色低碳轉型速度走在了全國前列。就其各項二級評價指標水平之間的差異來看,山東省農業綠色化水平最高,而農業現代化水平最低。2)山東省16 個地市和三大經濟圈尺度呈現異質性特點。地市尺度,16 個地市的農業綠色低碳轉型水平均呈明顯上升趨勢,青島、濟南連續11 年領跑,在未來的農業綠色低碳高質量發展中發揮強勁的引領作用。臨沂、濰坊、威海連續11 年位居16 個地市的尾部,在未來的農業綠色低碳轉型中需奮起直追實現突破。濱州、濟寧、淄博則呈現了不規則波動的非穩定形態,需要繼續探索綠色低碳轉型的創新路徑。經濟圈層面,省會經濟圈的農業綠色低碳轉型水平一直處于領先水平,其次為魯南經濟圈,膠東經濟圈的水平則相對較低,但膠東經濟圈的年均增速最高。3)通過地理探測器診斷發現,財政支農政策、農業科技投入、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是山東省農業綠色低碳轉型的最重要的驅動因素。三大經濟圈的共同特點是,財政支農政策對農業綠色低碳轉型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而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是省會經濟圈最重要的驅動因素,城鎮化水平是膠東經濟圈最重要的驅動因素,財政支農政策是魯南經濟圈最重要的驅動因素。各因素交互產生的驅動作用要強于單一因素的作用效果。

農業綠色低碳轉型的定量評價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指標體系的構建需要考慮指標的復雜性、不確定性等多重約束作用,已有研究更注重綠色發展維度,或僅關注低碳維度,本研究融合了綠色與低碳雙重維度,并考慮高效化、現代化的基本要求,構建融“綠色化–低碳化–現代化–高效化”為一體的農業綠色低碳轉型評價體系,并采用熵權法與加權TOPSIS 法進行綜合評價,可以更科學系統地測度農業綠色低碳轉型水平。李菲菲等[32]研究僅關注障礙因素,本研究既考慮了單項因素對山東省農業綠色低碳轉型發展時空差異的驅動作用,也探測了多因素疊加產生的復雜影響,還診斷了不同地市及不同經濟圈差異的根源,為山東省針對性制定農業綠色低碳轉型的靶向政策提供更為切實的實證依據。但是,農業綠色低碳轉型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本研究僅從靜態上采用地理探測器診斷其驅動因素不夠全面,后續研究考慮從靜態和動態結合的多維度診斷其轉型的關鍵驅動因素,切實為山東省農業綠色低碳轉型發展提供理論支撐和現實參照。

本文為促進山東省農業綠色低碳轉型,基于以上結果提出幾點政策建議: 一是以政策引領激發內生動力。山東省陸續出臺推進綠色低碳高質量發展先行區建設的系列行動計劃,這對農業綠色低碳轉型提供了切實的政策紅利,但在政策執行中的監管措施和監管力度尚需進一步提高,出臺針對農業主體和空間功能養護和修復的農業生態系統保護措施,構建動態監測平臺,對農業面源污染等情況進行有效把控。同時,在政策紅利的引領下,各地市也應深挖內生性動力,特別是對農業綠色低碳轉型水平尚處于低位狀態的菏澤、棗莊、臨沂、濰坊、威海、日照6 市,應充分把握綠色低碳發展的政策紅利,在農業現代化、農業綠色化、農業低碳化等方面進行突破性嘗試。二是強化頭雁的示范帶動作用。在省會經濟圈發揮濟南的示范帶動作用,在膠東經濟圈突出青島的引領作用,在魯南經濟圈重視濟寧的榜樣作用。頭雁地市在農業高效化、農業現代化、農業綠色化、農業低碳化等方面都具有顯著的比較優勢,需強化其在農業資源要素配置、農業綠色技術研發、綠色農產品開放等方面的先進經驗,促進其他城市追趕。三是因地制宜探索綠色低碳創新路徑。省會經濟圈應持續發揮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積極推動作用,同時注重農業科技投入、財政支農政策、農村居民生活水平的協同作用。膠東經濟圈應依托城鎮化建設紅利,不斷提高農村居民生活水平,充分發揮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優勢,構建區域農業綠色協調發展的良好格局。魯南經濟圈則應在把握政策紅利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升經濟發展水平,推進農業產業結構向綠色化、高級化調整,促進多方協同產生合力。

附表見如下網址資源附件: http://www.ecoagri.ac.cn/cn/article/doi/10.12357/cjea.20230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