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紅色文藝的開拓者

張廷安

危拱之（1905—1973），河南信陽人。父親危尚忠是清末秀才，以教書為生，危拱之七歲進私塾接受啟蒙教育。她從小秉性剛強，毅然扯掉裹腳布，爭得了一雙“解放腳”。1924年考入私立河南第一女子中學，1926年到武漢報考黃埔軍校第六期，成為該校首屆也是唯一一屆女生隊的學員，并在討伐軍閥楊森率部叛亂的戰斗中，與趙一曼等共產黨員一道擔負起運送彈藥、救護傷員的任務。

廣州起義爆發后，危拱之隨葉劍英的教導團參加戰斗，后撤至香港。后經惲代英安排，危拱之來到上海，與黨中央機關取得聯系。1928年，黨組織派危拱之到開封開展婦女運動工作，任中共河南省委婦女科科長。當時的河南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危拱之與省委書記張景曾扮成“夫妻”開展秘密工作，很快恢復了省委機關。她主持制定的《河南婦女工作大綱》對全省婦運工作起到了指導作用。在艱難的環境中，危拱之與張景曾工作上配合默契，生活上互相照顧，產生了真摯的感情。經組織批準，兩人結為革命伴侶，假夫妻變成了真夫妻。

在蘇聯系統學習文藝專業知識，為開拓中國紅色文藝奠定基礎

1929年2月，危拱之和張景曾到上海匯報工作，后受黨中央委派赴蘇聯莫斯科深造。幾經輾轉，二人于6月到達莫斯科，進入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危拱之被編入十三班學習俄文，繼而進入政治第一班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

暑假期間，蘇聯方面為幫助中國共產黨培養革命文藝骨干，派出一批文藝人才為中國學員舉辦了一個文藝培訓班，教危拱之她們學習排練文藝節目，有歌劇、短劇、舞蹈等?？釔畚乃嚨奈９爸械綑C會難得，她刻苦學習，很快掌握了創作、編導、排演文藝節目等專業知識，為開拓中國紅色文藝奠定了基礎。

1929年底，在危拱之刻苦學習之際，一場政治厄運降臨到她和丈夫頭上。當時蘇聯正在進行肅反運動，王明等“左”傾機會主義者將運動延伸到中山大學，張景曾首先遭到迫害。王明等人以張景曾說過“陳獨秀還可以出來做工作”為由，將他打成“托派分子”，開除其黨籍，下放到莫斯科郊區工廠勞動改造。面對丈夫的冤情，危拱之奮起抗爭，很快又有人揭發她是“反動紳士的女兒，一直反對黨的領導”，于是危拱之被戴上“托派嫌疑分子”的帽子，受到“開除黨籍一年”的處分。

1931年初，危拱之奉命回國。在離校之際，她提出要見丈夫，但遭到王明等人拒絕，回國后卻得到了丈夫“因病身亡”的消息。1937年12月，張景曾被秘密槍殺，冤死在異國，半個世紀后，對其錯誤結論才被改正。

任“紅軍八一劇團”第一任團長兼導演，成為中國紅色文藝的開拓者

1931年4月，危拱之從蘇聯回到上海，黨組織派她到閩西蘇區的彭楊軍政學校任政治教員。同年夏季，黨組織為危拱之恢復了黨籍。

同年冬天，中央革命根據地組建紅軍學校，劉伯承任校黨委書記兼校長，危拱之任校黨委委員兼俱樂部主任。她把各種活動開展得豐富多彩，如政治講演會、紅色墻報、話劇演出等，極大地活躍了紅軍的文化生活，鼓舞了將士們的革命斗志。

毛澤東十分重視革命文藝的戰斗作用，指示“紅軍文藝運動要大發展”。在劉伯承的支持下，危拱之和伍修權等人創辦了“紅軍八一劇團”。這是中國工農紅軍也是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上第一個正式的紅色文藝團體，它標志著中央蘇區自發性、群眾性的文藝表演活動發展到了有組織、有領導的紅色文藝運動，在中國無產階級文藝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危拱之是紅軍八一劇團第一任團長，也是集編劇、導演、舞蹈、歌詠于一身的紅色文藝開拓者和實踐者。她積極投入工作，很快編排出一批反映紅軍生活的文藝節目，并赴前線慰問演出。危拱之編寫的歌詞簡單明了、生動形象，為紅軍將士所喜聞樂見。在此基礎上，紅軍大學在中央蘇區招收了一千多名喜愛藝術的學員，由危拱之負責培訓，組建成六十多個紅色劇團。這些劇團經常到蘇區鄉村和部隊演出，向群眾宣傳革命，鼓舞紅軍斗志。

1932年夏，蘇區中央局指示，要“成立一個單獨的機構來領導和推動全區的戲劇工作”，決定在八一劇團的基礎上組建中央蘇區“工農劇社”，張欣任社長，危拱之任副社長。7月間，危拱之主持召開兩次會議，討論起草《工農劇社章程草案》。正當她欲為開展蘇區文藝運動施展才華時，卻再次遭到嚴重的政治迫害。

1932年秋，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統治下的中央蘇區，將毛澤東的領導誣蔑為“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剝奪了毛澤東對紅軍的領導權。危拱之對此頗有意見，在思想和言行中產生了抵制情緒。其間，她正與紅軍大學軍事教員郭化若談戀愛。他們在紅軍大學相識時，危拱之正處于“喪夫”之痛中，是郭化若的關心使她受傷的心得到安撫。郭化若是一位優秀的軍事教員，毛澤東對他很器重，說他“能代替自己給高級將領講課”。

1932年冬，郭化若被懷疑為“托洛茨基分子”，保衛局要對其進行“監視審查”。政治保衛局派人和危拱之談話，讓她以戀人身份秘密監視郭化若的言行，并隨時向“上級”報告。對此，本就有抵觸情緒的危拱之氣憤道：“我相信郭化若同志，他不是托派分子，我也不做昧良心的事情！”于是保衛局的人又把矛頭指向危拱之，對她主持起草《工農劇社章程草案》中的條款上綱上線，說是“運用了反革命托洛茨基主義的私貨”，又把她在莫斯科受的“處分”與此聯系起來，進行嚴格審查。12月中旬，危拱之被宣布“永遠開除黨籍”。為保護郭化若不受牽連，危拱之與他終止了戀愛關系。

被開除黨籍后，危拱之自然也被免去了工農劇社副社長的職務，但考慮到她的文藝才華，她被允許留在紅軍學校從事文藝教育工作。

背著處分的“黑鍋”參加長征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被迫進行長征。此刻，像危拱之這樣遭受“殘酷斗爭”的紅軍戰士，被視為戰略轉移的“包袱”，是不能參加長征的。關鍵時刻，中央軍委四局局長葉劍英提議讓危拱之代表部分“犯錯誤”的干部參加長征。于是，她被編入中央軍委第一縱隊干部團，任總務科科長、隊列科科長，負責后勤、宣傳等工作。

干部團政委宋任窮后來在回憶錄中寫道：“……部隊一到宿營地，拱之同志忙著安排大家的吃、住，安頓病號，招呼大家燒熱水洗腳等。部隊出發前，她督促同志們打掃駐地，上好門板，歸還借來的東西，做好各種善后工作。記得在過草地時，我的馬丟了，馱在馬背上的糧食和全部生活用品也隨著丟失了。拱之同志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從其他同志那里為我勻了一份，幫助我渡過了難關……拱之同志對干部團其他同志的照顧也是滿腔熱情，無微不至的。拱之同志纏過腳，但是由于馬匹少，在整個長征途中，她從來沒有騎過馬，完全是靠一雙‘解放腳一步一步地走完了兩萬五千里?！?/p>

危拱之是背著處分的“黑鍋”行走在長征路上的。她雖然被“永遠開除黨籍”，卻仍按共產黨員的標準要求自己。部隊休息時，她不顧行軍疲勞，為紅軍將士和當地群眾表演文藝節目，鼓舞戰士們北上抗日打鬼子。危拱之編唱的新《鳳陽花鼓》深受大家歡迎。行軍途中，常有戰士風趣地喊：“快點走啊，唱‘花鼓戲的同志就在前面，去聽她唱兩段吧！”

紅軍平均每天要走一百多里路，還要面臨許多遭遇戰。危拱之背著幾十斤重的口糧、槍支和彈藥，和戰士們一起行軍、戰斗，部隊休息時還要為宣傳工作東奔西跑，忙個不停。因表現突出，她被干部團推薦到紅一軍團政治部工作。

進入川康地區后，危拱之的雙腳淌著膿水，走得很艱難，她漸漸掉隊了。張愛萍中隊的收容連救了她，安排她吃飯、宿營。某日黎明，連長王海山來看望危拱之，卻發現她早已出發，拄著一根木棍在拼命追趕自己的編隊。

鑒于危拱之的表現，紅一軍團的干部戰士一致認為她是“優秀的紅軍干部，堅強的布爾什維克”。走過草地后，軍團政治部向上級請示恢復她的黨籍。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到達陜北。黨中央決定：“凡是經過長征考驗的，不論馬夫、炊事員，都可以入黨?！蹦甑?，經朱瑞、譚政提議，黨組織給危拱之恢復了黨籍。春風終于掃清陰霾，危拱之的政治生命再次復蘇。

接受埃德加·斯諾的采訪，使中國紅色文藝遠播西方

1936年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人民抗日劇社”，又名“紅軍劇社”，危拱之被任命為社長兼導演。7月，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來到陜北革命根據地采訪，在保安縣觀看劇社的演出后，他大加贊賞。

那是一個星期六下午，由古廟改建的露天劇場里坐滿了人。在斯諾眼里，紅軍劇社演出的地方是一個難以想象的“民主場合”。那里“不售門票，沒有包廂，也無雅座……中央委員會書記洛甫、紅軍大學校長林彪、財政人民委員林伯渠、政府主席毛澤東及其他干部和他們的妻子都分散在群眾中間”，坐在草地上，演出開始后就再也沒有人去注意他們了。

舞臺上掛著一塊紅色大幕布，上面有“人民抗日劇社”幾個大字。三個多小時的演出包含有短劇、舞蹈、歌唱、啞劇等，突出的主題是“抗日”和“革命”。斯諾認為節目充滿了宣傳性，其優點是從鑼鼓鐃鈸和假嗓歌唱中解放出來，題材和演出形式生機勃勃，幽默風趣。

演出結束次日，斯諾對人民抗日劇社充滿了好奇，專程去采訪社長危拱之。危拱之成為代表中國紅色文藝團體接受西方記者專題采訪的首位女紅軍。二人見面后，斯諾首先對危拱之參加革命的經歷作了詳細詢問，危拱之則把紅軍劇社的發展歷史向斯諾作了詳細介紹。危拱之還告訴他：“有時候，這些劇團到蘇區邊界的集市鄉村為群眾演出，國民黨部隊的士兵們也會偷偷跑來觀看。他們看完演出后，都表示不愿再打紅軍了?！?/p>

危拱之的介紹讓斯諾領悟到紅軍劇社把“藝術搞成宣傳”的深刻內涵。他寫道：“在共產主義運動中，沒有比紅軍劇社更有力的宣傳武器了……由于不斷地改換節目，幾乎每天變更活報劇，許多軍事、政治、經濟、社會上的新問題都成了演戲的材料，農民不易輕信的，許多懷疑和問題就都用他們所容易理解的幽默方式加以解答。紅軍占領一個地方以后，往往是紅軍劇社消除了人民的疑慮，使他們對紅軍綱領有個基本了解，劇社大量傳播革命思想，進行反宣傳，爭取人民的信任?！?/p>

在采訪中，斯諾還看到紅軍劇社的演員們“除了伙食和衣著之外，所得生活津貼極微，但是他們像所有共產黨員一樣天天學習，他們相信自己是在為中國和中國人民工作。他們到哪兒就睡在哪兒，給他們吃什么就愉快地吃什么，從一個村子長途跋涉到另一個村子。從物質享受來說，他們無疑是世界上報酬最可憐的演員，然而我沒有見過比他們更愉快的演員了”。

紅軍劇社的巨大作用讓斯諾斷言：“可以把整個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看成是一個盛大的巡回宣傳演出……他們真誠迫切的宣傳目標始終是要震撼、喚起中國農村中的億萬人民，使他們意識到自己在社會中的責任……教育他們，說服他們起來為‘人民當家做主——這是中國農村中的新氣象——而斗爭，為共產黨心目中的具有正義、平等、自由、人類尊嚴的生活而斗爭迫使在中國實現巨大的變化?！?/p>

斯諾完成采訪后，在1937年7月前完成了《紅星照耀中國》的寫作。該書第三篇第五節專門寫了紅軍劇社的演出實況和采訪危拱之的詳細內容。10月，《紅星照耀中國》在英國倫敦出版發行，在中外讀者中引起巨大轟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色文藝和紅軍劇社社長危拱之的名字一時名揚四海，盛傳不衰。

組建“孩子劇團”，開展抗日救亡工作

1938年1月，黨中央派危拱之到河南開展抗日救亡工作，任中共河南省委秘書長。到任后，危拱之化名為“魏晨”，在開封扶輪小學以教書為掩護，組織抗日救亡文藝團體。當時學校中有很多學生是失去雙親的孤兒，危拱之把這些孩子組織起來成立了一個劇團。孩子們不知道她的真實身份，都喊她“魏老師”。危拱之將孩子們按年齡排列為大哥、二哥、三姐、四姐……一直排到二十三弟，二十三個人組成了一個親密無間的學習演出團體。在危拱之的關懷下，孩子們學習文化知識，排演文藝節目，十分溫馨。

排演休息時，一個孩子說：“我想我家，想我父親?！?/p>

“我也是，我父親是鐵路工人。我家住在鐵路邊上，是日本飛機轟炸讓我失去了家，成了孤兒?！绷硪粋€孩子說。

“魏老師，是日本鬼子的侵略，我們才沒了家。我要堅決抗日，不讓更多的孩子再做孤兒……”危拱之被孩子們的情緒所感染，她眼含淚水，感到自己責任重大。

1938年3月8日，河南社會各界在開封大陸劇院舉行抗日救亡文藝會演，孩子劇團參加了演出。危拱之編導了抗日短劇，孩子們的精彩表演讓觀眾耳目一新，振奮不已。這次會演后，開封“孩子劇團”正式成立。隨即，危拱之帶領劇團到鄭州、洛陽、許昌等地演出，又從豫東輾轉到豫南開展抗日宣傳。在奔波途中，孩子們食不果腹，但為了抗日救亡，大家的情緒依然十分高漲。

一次，劇團在某縣城露天演出時，一位戰士看了演出的歌舞劇《流浪兒》后，起身振臂高喊：“弟兄們，看看這些被日本鬼子殘害逃出來的孩子，誰心里不難過??！打死日本強盜！為小弟弟小妹妹們報仇！為中華民族報仇！”在場的官兵和群眾幾乎都哭了，危拱之和孩子們也被感動得淚流滿面。

開封淪陷后，孩子劇團撤至豫南確山縣竹溝鎮。根據黨組織指示，危拱之把孩子劇團分成四個小組，其中兩個小組先后到達洛陽，由八路軍洛陽辦事處安排專人護送去延安。另外兩個小組到達新四軍第六支隊彭雪楓部駐地，與新四軍“拂曉劇團”合并，成立“青年先鋒隊劇團”，繼續開展抗日宣傳活動。

抗日戰爭勝利后，危拱之赴東北任中共熱河省赤峰市委書記，指揮反霸斗爭和鎮壓反革命分子。她沉著果斷，組織市內工業生產有序進展，社會秩序迅速恢復。由于長期在艱苦的環境中戰斗、工作，多次遭受政治迫害和生活折磨，身體過度透支，神經官能癥、心臟病、肺結核等疾病愈加嚴重，尤其是肺病復發，危拱之經常吐血不止。1949年初，黨組織將她送到北平治療。3月，危拱之抱病出席中國婦女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全國婦女聯合會第一屆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危拱之無法堅持工作，被批準治療休息。

1973年2月8日，危拱之在北京抱病終老，享年六十八歲。危拱之是中國革命的第一代女兵，中國紅色文藝的開拓者和奠基人，是唯一被“開除黨籍”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女紅軍。她歷盡槍林彈雨，幾經政治蒙冤卻百折不撓，始終熱愛黨，熱愛革命，矢志不渝地為人民解放事業奮斗，用忠誠的一生生動地詮釋了一個共產黨員的崇高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