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崴到鄭家洼子
——沈陽地區的青銅短劍遺存初識

成璟瑭 圖旭剛

(1.吉林大學考古學院 2.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內容提要〕 地處遼河流域腹地的沈陽地區,青銅時代存在以北崴遺址出土銅劍代表的“雙房類型”與以鄭家洼子M6512代表的“鄭家洼子類型”兩類青銅短劍遺存,雖然二者的代表性遺物均為短莖式銅劍,但其來源、形制、共生遺物,以及年代、性質等完全不同,應該是屬于同一地區而沒有直接親緣關系的兩類考古學遺存。從北崴到鄭家洼子,代表的是沈陽地區不同時間、不同背景、不同性質的兩個文化發展階段,體現的是河北北部長城地帶、遼西山地地區、遼東山地地區等多區域、長時間直接或間接的文化影響與聯系,展示的是各種人群集團創造的不同文化在這個區域波浪式疊加、覆蓋、碰撞、融合的復雜場景。

一、發現概況

沈陽,地處遼河流域腹地,遼河平原中部,境內東、北為丘陵,西、南開闊平坦,由東向西分別有渾河、蒲河、遼河等,這些河流基本呈東北—西南流向。蒲河是渾河右岸的支流,渾河的左岸支流是流經本溪、遼陽的太子河,渾河曾經是遼河的支流,現在渾河與遼河分流入海,而流經撫順、鐵嶺的清河也在渾河以北匯入遼河入海。東北—西南流向的東遼河與西北—東南流向的西遼河在遼東北部的昌圖匯合后折為北—南流向,習慣上稱這段遼河為下遼河。

考古學上,以沈陽為中心的下遼河流域很早就受到了青銅短劍研究者的關注(圖一),主要是因為1958年考古工作者在此發現并發掘了鄭家洼子墓地,墓中出土青銅短劍及其他重要遺物。盡管相對系統的資料發表于1975年①,但由于其材料的系統性,以及所處位置的特殊性,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有關東北地區青銅短劍研究的熱潮中,鄭家洼子遺址出土的銅劍屢被提及,多有論述。

更為重要的研究契機出現在2015年,葫蘆島市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在遼寧省興城市朱家村墓地清理了一座木棺墓②,出土遺物與鄭家洼子遺址的出土遺物多有類似,可資比較。筆者分析這批資料后認為,在春秋戰國之際,連接中原地區與東北地區之間,沿遼西走廊存在一條文化交流帶,直抵遼河流域腹地,并結合朝鮮半島中南部出土資料,推測這種文化交流應是經遼東地區向朝鮮半島擴散③。在《鄭家洼子類型小考》中,筆者也第一次從墓葬結構、埋葬習俗、主要隨葬品組合,以及年代、性質、意義等方面系統考察,提出鄭家洼子墓地為代表的遺存屬于“鄭家洼子類型”。

幾乎同時,沈陽的考古工作者從2017年開始,持續對遼寧省新民市北崴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獲得了一批重要的考古學資料。尤其是北崴遺址地層中出土的一柄青銅短劍,由于特殊的形制,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而媒體則迫不及待地引用專家觀點,稱其屬于青銅時代的新樂上層文化,年代約為距今3000—3800年,是目前東北地區發現最早的青銅劍④。筆者也注意到了這把銅劍,但由于相關資料還在整理過程中,結合目前東北地區已經發現的其他同類銅劍,初步認為其與遼寧省普蘭店市的雙房遺址出土銅劍關系密切⑤。

近年來在遼寧省本溪市金家遺址也有一批與鄭家洼子遺址關系密切的材料,據介紹是2012年在本溪鋼鐵(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鎢鉬廠基建工作中發現并清理的,這批材料目前還不見公開報道,本溪博物館展示了該墓地的部分出土遺物。筆者通過館內展品形態特征分析,本溪金家遺址這批材料,或可為鄭家洼子類型由渾河流域到太子河流域的傳播提供重要線索。

從目前零星的發現看,沈陽地區的青銅短劍遺存大概可以分為以北崴遺址為代表的早期階段與以鄭家洼子墓地為代表的晚期階段(圖二)。如果北崴遺址出土的短劍屬于“雙房類型”無誤,與之相關的材料有普蘭店雙房M6⑥、大連雙砣子墓地M1⑦、撫順甲幫石棺墓⑧、清原李家卜石棺墓⑨,以及鐵嶺大山嘴子遺址⑩、西豐誠信村石棺墓、吉林永吉星星哨遺址等遺址或墓地出土的銅劍(圖三)。以鄭家洼子M6512為代表的“鄭家洼子類型”銅劍,目前,同類型銅劍還有興城朱家村墓地M1、綏中肖家村墓地與后礬石村墓地、葫蘆島寺兒堡墓地、沈陽馬貝堡遺址及新近發現的本溪金家遺址等,如果視野擴展到東北亞地區,那么朝鮮半島以忠清南道禮山郡東西里石棺墓出土的銅劍,也可以視為同種類型(圖四)。

圖二 遼寧境內“雙房類型”與“鄭家洼子類型”的分布

圖三 雙房類型銅劍

圖四 鄭家洼子類型銅劍

從兩類銅劍的分布范圍看,早期包括北崴遺址出土的“雙房類型”銅劍多分布在遼東半島南部、遼東北部地區、渾河流域、太子河流域以及西流松花江流域等區域,而晚期“鄭家洼子類型”則多分布在遼西走廊、渾河流域,以及太子河流域等。從分布區域看,早晚兩類青銅短劍遺存分布區域既有區別,也有交集,值得深入研究。

二、研究述評

有關青銅短劍的研究,一直是東北亞地區青銅器時代考古的主要內容,尤其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朝鮮、韓國、日本等東北亞學術界圍繞青銅短劍的起源過程、型式演變、交流傳播以及族屬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雖然沒有達成一致的共識,但在核心問題的判斷上,根本分歧越來越小。

在起源問題上,“遼東說”和“遼西說”爭論了一段時間之后,主張遼東說的代表學者林沄指導的呂軍在博士論文中主張遼西起源說,似乎遼西說的觀點略占主流。筆者經過詳細排比遼東地區與遼西地區出土的青銅短劍,結合出土銅劍的墓葬形制與陶器等共出遺物之后,推測遼西地區最早的銅劍大概是屬于所謂“和尚溝類型”的寧城南山根M101、汐子北山嘴墓地、朝陽木頭溝墓地、廣富營子墓地、喀左和尚溝D區等這類銅劍,形制整體瘦長,基部細長弧收,劍葉突起部、細腰部及柱脊隆起部等明顯,出現年代大致在西周中晚期,即公元前10—公元前9世紀前后。而遼東地區遼河東部支流清河上游的撫順清原門臉石棺墓出土的銅劍,整體形制矮胖,基部肥大弧收,根據與之形制類似的撫順甲幫銅劍同出陶器的類型學年代分析,這類更為矮胖的銅劍,其年代可能為春秋早期或更早,即公元前8世紀前后。也就是說,目前的材料支持遼西地區的銅劍出現年代早于遼東地區,但由于兩個地區的銅劍出現年代相差不多,大致也就百年,而兩類銅劍分別“瘦長”與“矮胖”,形態差異較大,各自又有發展脈絡與序列,因此,暫時還不好判斷早期銅劍是由遼西地區傳入遼東地區,或者反向傳播。相反,遼東、遼西兩地分別起源,各自發展并互相交流融合的可能性很大。這種觀點筆者2009年首次提出后,又在多篇文章中有所提及,但互動者寡,略顯孤獨。值得欣慰的是在將近十年之后,終于在2018年底有學者也主張青銅短劍起源“二元說”,整體行文和筆者的主張類似。但遺憾的是,該文雖文字敘述為青銅短劍遼東、遼西兩地可能分別起源,隨后馬上又指出,下遼河區域又是連接兩大文化區的橋梁,結合配圖看,下遼河流域屬于同一類型的北崴遺址銅劍與撫順甲幫銅劍儼然是遼東、遼西各地銅劍的“祖型”,并且傳播路徑略顯凌亂,所謂的二元說實質是“下遼河起源”一元說,整個推導存在邏輯悖論。

有關青銅短劍起源這類問題的研究,我們堅持讓材料牽著鼻子走,一分材料說一分話。前輩學者著眼于當時的考古學材料,判斷銅劍起源于遼西地區或起源于遼東地區,都是基于他們對已有材料的把控與認識,隨著學科的深入與發展,材料的積累與技術的進步,很多考古學觀點與時俱進,局部修正也屬正常的學術研究,也希望之后新的材料繼續發展目前的觀點。

渾河流域沈陽地區青銅短劍起源,目前學術界沒有專門論述,因為處于遼西與遼東之間的特殊位置,確實是連接兩大文化區的橋梁,從整個發展序列看,該地區的青銅短劍基本處于青銅短劍遺存第二階段及更靠后的階段,屬于青銅短劍遺存早期發展的重要區域,而不是這類遺存起源的核心區域。因此,媒體轉述學者的判斷,認為渾河西側支流蒲河流域北崴遺址2017年出土青銅短劍屬于新樂上層文化,是東北地區最早銅劍的觀點暫時需要謹慎對待,首先還是要核實、分析青銅短劍的出土層位及共生遺物。即便是排除掉北崴遺址出土銅劍的年代屬于新樂上層文化的觀點,將其下限判斷為稍晚的西周中期,在目前沒有明確的地層學依據,僅依靠單純的型式比較的情況下,還是應該更為謹慎的對待這把銅劍的年代。

關于青銅短劍的演變過程,學者們多以型態學研究為基礎,結合主要部位的形態變化,推測青銅短劍的發展演變序列。如前文所述,沈陽地區出土的青銅短劍應該很明顯的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以北崴遺址為代表的“雙房類型”,一種是以鄭家洼子遺址為代表的“鄭家洼子類型”。雙房類型的銅劍目前只有北崴遺址一把,形制特點是鋒部較短,鋒部至突起部基本呈直線,與典型短莖式琵琶形銅劍的突起部形態不同,其突起部因細腰部收縮而相對顯現,柱脊隆起部不明顯。有學者指出,此類銅劍多為后期研磨“改制”而成,而非最初的鑄造形態。正是因為銅劍這種遺物使用過程中容易發生形態變化,筆者同意研究過程中宜以基部形態,柱脊形態等鑄造屬性作為第一分類標準,從這個角度看,北崴遺址出土的銅劍比李家卜、甲幫等地出土的遼東地區早期“雙房類型”銅劍瘦一些,當與雙房M6出土銅劍同處該類銅劍的第二發展階段為宜。

鄭家洼子M6512出土的銅劍顯然受遼西地區銅劍影響更為強烈,但也有自身的特色。學術界對于鄭家洼子遺存的認識,可以歸結為四種觀點。朱鳳瀚首先認識到鄭家洼子M6512出土的銅劍既有別于遼西地區的銅劍,又與遼東地區的短劍風格不同,從葬俗、隨葬器物組合等多方面考察,建議直接稱其為“鄭家洼子類型”,呂軍也同意朱鳳瀚的觀點,但二位都沒有展開論述。囿于當時材料限制,朱鳳瀚沒能識別出更多的同類銅劍,我們也是在全面考察朱家村墓地的材料后,才開始重新審視與之相關的遺存,并結合本溪博物館新近發現的金家村清理材料,基本廓清了這類遺存的發展脈絡與傳播途徑。其余更多的學者,或是認為鄭家洼子遺存屬于遼西地區的青銅短劍的文化范疇,將其年代也劃在春秋中期,或是認為這種文化類型與遼東地區青銅短劍遺存關系密切,也有部分學者,將其與高臺山文化、新樂上層文化、馬城子文化、順山屯類型、老虎沖類型等一起考察,整體編入下遼河流域的青銅文化序列加以考察。

關于沈陽地區兩類青銅短劍遺存的族屬問題也沒有專門研究,已有研究中談到族屬問題還是以林沄及韓日學者的觀點為主。由于目前以青銅短劍為代表的遺存并沒有得到系統的類型劃分以及譜系框架構建,包括筆者在內的諸多研究多似盲人摸象,只見冰山一角,因此,對于族屬問題的把握還不夠成熟,相反林沄根據整個青銅短劍遺存分布范圍與漢代的濊貊等族分布區域有相當的重合,推測其應為濊貊(含高句麗、夫余等)、真番、朝鮮等族的祖先所共有的觀點,直到現在也有一定道理,也是下一步深入細化研究的出發基點。韓日學者多認為,青銅短劍遺存與“朝鮮”“古朝鮮”“準王朝鮮”等有關,更多的是考慮到這種遺存在朝鮮半島的傳播與發展,而這個階段又與朝鮮半島初期國家的形成有關;近來也有中國學者推測此類遺存與“箕子適朝鮮”有關,與韓日學者的直接推測趨同。同樣的研究類似于目前我國學術界對“夏”的討論,考古學材料搭建的時空框架與文獻材料記錄的歷史線索,暫不宜簡單地比附與捆綁,在統一語境下的學科認同更有意義。當然,研究此類問題的前提是構建東北亞地區青銅短劍遺存的時空框架,并在此基礎上認真梳理譜系關系。

三、相關問題的討論

關于沈陽地區的兩類青銅短劍遺存,從目前的材料看,沒有直接的發展演變線索可循。北崴遺址出土的銅劍,自身特點明顯,主要分布在渾河、太子河等遼河東側水系流域,不見遼河干流以西區域,更有可能是青銅短劍遺存早期階段的一種特殊類型,如果我們對這類銅劍的基部由肥到瘦的演變趨勢推測無誤,那么這種銅劍很可能是起源于遼河東部支流清河流域,逐漸向渾河、太子河、碧流河等遼東區域擴散。這種銅劍分布區域雖廣,但分布密度并不高,并且出土遺跡結構、出土遺物組合并不固定,呈現多種文化要素雜糅組合態勢,體現了早期青銅短劍遺存起源、汰劣、定型的過程。

關于北崴遺址出土短劍的年代,由于沈陽地區為中心的下遼河流域(遼西平原地區)兩周時期的文化譜系研究不甚明朗,過于零星,趨同性不強,加之目前北崴遺址的材料正在陸續公布,我們對很多重要問題的討論時機還不是完全成熟(相關遺物參見圖五)。參考目前公布的材料,出土銅劍的層位上疊壓有1米左右的水積砂層,而銅劍出土單位不明,僅可確認為第3層下出土,石質斧范出土于開口同在第3層下的F2中,同時F2的測年數據落在商周之際到西周早期。從第3層下開口的各遺跡出土遺物看,該地層的年代跨度可能較大。F2中與石斧同出的陶器形態接近法庫灣柳遺址出土的同類陶器,似屬高臺山文化晚期階段。同時,第3層以上厚達1米的水積砂層形成過程值得注意,不排除其為倒裝堆積的可能性。如是倒裝堆積,那第3層的年代可能反而要晚于第2層的年代,以此類推,出土銅劍的第3層下的上限年代要晚于第3層的年代。如從形態學考察這把劍的年代可能相對偏早,屬于青銅短劍這類遺存的偏早階段無疑,但無論如何早不到新樂上層文化階段,因為新樂上層文化在周初就已經基本結束,就目前公布的材料,東北亞地區所有的青銅短劍應該都早不到西周初年的公元前11世紀。F2出土的石質斧范可與綏中東王崗臺等窖藏出土的同類遺物相比較,但如果整體考慮北崴遺址存在倒裝堆積的可能,其具體年代的判斷還應謹慎。

圖五 北崴遺址出土相關遺物

鄭家洼子類型筆者已經有關專文論述,除了新近展出的本溪金家村清理的那批材料更加驗證了之前我們推測這種文化沿遼西走廊,進入遼河流域腹地的觀點之外,還提供了該類遺存通過太子河流域繼續南下的線索(相關遺物參見圖六)。鄭家洼子類型的年代盡管通過興城朱家村墓地、沈陽馬貝堡遺址、沈陽鄭家洼子M6512、本溪金家村遺存,以及朝鮮半島禮山郡東西里石棺墓的材料,判斷其存在早晚關系并可大體推測其傳播路線,但該類遺存的整體年代跨度不會太大,除東西里石棺墓之外,其余遺存的年代大致都在春秋晚期—戰國早期的范疇,抑或下限能到戰國中期,排在戰國晚期燕文化大規模來到東北,整個東北地區除土著特色之外,文化面貌逐漸有了燕趙氣息這個大的文化格局變動之前。

圖六 鄭家洼子類型相關遺物

需要說明的是,我們曾經總結了鄭家洼子類型的一些特點,現在結合本溪金家遺址出土遺物的情況,可能有些需要補充或修正。墓葬結構與葬式應該變化不大,出土遺物中的車馬器,也可能隨著自然地理環境的變化,有所弱化,至今在渾河流域以東地區不見屬于青銅時代的車馬器,但青銅裝飾品及異形青銅器的出現,相對欠發達的陶器,依然還是鄭家洼子類型的主要特色。筆者對這類遺存存續年代的判斷目前來看尚算準確,盡管太子河流域同類遺存的相對年代較晚,但也還在戰國中期前后無疑,應該早于同屬太子河流域的本溪梁家村墓地、南芬墓地、劉家哨墓地、上堡墓地、樸堡墓地等年代。這些墓地出土遺物中,除疊沿陶罐、銅鏡、銅劍等還算保留一些東北土著特色之外,其他遺物多為明刀錢、鐵鑿、鐵刀等鐵器,以及泥質灰陶系陶器等遺物,中原地區戰國秦漢特色更為明顯,與鄭家洼子類型完全是兩種風格。近年遼寧的考古工作者在桓仁地區也偶有青銅短劍相關遺存發現,從展示的材料看,大抵都是該區域晚于鄭家洼子類型的遺存。

鄭家洼子類型或者含鄭家洼子類型的文化因素在朝鮮半島可以確認的是錦江流域忠清南道禮山郡的東西里石棺墓,結合目前韓國學術界的主流研究成果,推測其年代基本約為戰國晚期前后。從遼東地區的太子河流域到朝鮮半島的錦江流域,中間還有鴨綠江、清川江、大同江、漢江等水系,遺憾的是,這些區域的相關材料報道有限,沒有太多的線索讓我們循線追蹤,一定程度上給海路傳播留下了想象的空間。

除北崴遺址與鄭家洼子(第三地點)M6512之外,鄭家洼子第一地點也出土一柄青銅短劍,整體形制接近鄭家洼子M6512出土品;位于渾河支流細河流域的沈陽馬貝堡遺址出土銅劍,雖遺跡結構、共出遺物等具體信息不詳,但從銅劍整體形態看,應該與鄭家洼子M6512基本相當,或可謂完全一致;沈陽南塔也出土一把青銅短劍,劍鋒已殘,從基部的弧曲形態推測,當與鄭家洼子M6512出土銅劍年代相去不遠。法庫尚屯水庫出土的青銅劍柄,從其加重器乳突的數量與形態看,接近北票楊樹溝出土的同類品形態,靳楓毅推測此類劍柄的年代應在戰國中晚期,不早于鄭家洼子M6512出土銅劍年代。

四、未來工作展望

以沈陽地區為中心的下遼河流域,由于特殊的地理環境,至晚在新石器時代就是遼東地區、遼西地區,以及松花江流域等地區文化交流與融合發展的重要區域,進入青銅時代以來,無論是早期的高臺山文化,還是之后以青銅短劍為代表的這類遺存,均體現了復雜多變的文化因素與文化面貌。

北崴遺址出土銅劍為代表的“雙房類型”與鄭家洼子M6512出土銅劍為代表的“鄭家洼子類型”雖然同屬于青銅短劍遺存,但其來源、形制、共生遺物,以及年代、性質等完全不同,應該是屬于同一地區而沒有直接親緣關系的兩類考古學遺存。從北崴到鄭家洼子,代表的是沈陽地區不同時間、不同背景、不同性質的兩個文化發展階段,體現的是河北北部長城地帶、遼西山地地區、遼東山地地區等多區域、長時間直接或間接的文化影響與聯系,展示的是各種人群集團創造不同文化在這個區域波浪式的疊加、覆蓋、碰撞、融合的復雜場景。

有關這一時段的考古工作,除了有目的地開展青銅短劍相關遺存調查與發掘工作,全面系統刊發北崴遺址在內的重要遺址的考古學資料,依托國家科研項目全面啟動鄭家洼子遺址發掘資料的整理工作之外,還應該進一步參考歷史文獻,闡釋這些物質文化面貌變動的深層歷史與社會原因,結合地理學、環境科學等自然科學研究成果,從人地關系互動的角度,探討這一段該地區的歷史地理變遷。當然這些跨學科綜合研究的基礎還是考古學資料的全面搜集與系統整理,這也是中國考古學一百年來,理論探索與技術革新背后的根本保障。著力加強考古學的基礎研究,高度重視考古學研究的科學程序,在此基礎上,以考古學遺存的“年齡、履歷、身份、地位”為代表的四個基本問題為導向,以“各元之源流、元元之交流、元元之融合、元元之替代”為基本視角,在“多元一體”思想的基礎上,更加自覺地從文化發展變遷角度運用“元元理論”闡釋考古學資料,牢記學科初心,不忘學術使命,讓材料牽著鼻子走,把文章寫在大地上。

在此,我們贅言討論一下相關學術思想的發展變遷。費孝通首先提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思想,其立論依據是當今社會這個橫剖面,56個民族歷史文化不完全相同,卻是不可分割的統一整體——中華民族。從這個層面講,具體的民族是下位概念,中華民族是上位概念,各民族的歷史發展進程中,相互關聯、相互補充、相互依存,整體存在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與共同利益。蘇秉琦從歷史的縱剖面入手,著眼于中華大地古代各地區的文化起源與文化交流,提出考古學文化研究的“區系類型”理論,自古至今,中華大地,滿天星斗。中華文化維度的“區系類型”與中華民族維度的“多元一體”二者內核一致、縱橫交錯,相互補充,互為表里,逐漸成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理論背景。20世紀90年代之后,張忠培從“譜系論”視角揭示了中國“多元一體”和“一統多元”的基本國情,他認為,中國走過的歷史發展道路,是從史前文化的“多元一體”,到秦漢帝國實現“一統多元”,其中,“一統”是指“政權一統”,“多元”則是文化多元。趙賓福繼承、發展以上學術思想,單從文化發展的視角,提出古代文化的多元與現代多元文化之間,是“源流、交流、融合、替代”的復雜過程,考古材料支撐的文化視角下“元元理論”脫穎而出。由此可見,中華大地,縱觀歷史,兩周到秦漢,尤其是秦漢以來,政治統一就是主旋律,就是大趨勢,在政治統一的舞臺上,從滿天星斗的古代文化,到百花齊放的現代文化,交相輝映,相得益彰,共同構成歷史悠久、燦爛輝煌的中華文化。

再回到單純的考古學視角,考古學文化是考古學研究的主要對象,有關考古學文化的命名,學術界一般遵循夏鼐1959年發表的《關于考古學上文化的定名問題》一文提出的原則與含義。按照夏鼐提出的命名原則,“青銅短劍文化”是容易引起誤解的非標準名詞,在現在材料相對豐富的情況下,我們有必要綜合考察出土這些青銅短劍的遺跡特點,共存遺物的特征等,按照一定時間、一定區域、一定器物組合的標準,科學區分青銅短劍遺存所屬的不同考古學文化或類型。我們既可以考察不同考古學文化或類型中青銅短劍的型式演變發展規律,又可以通過青銅短劍這個共同要素,考察不同考古學文化或類型之間的親緣譜系關系,將青銅短劍相關遺存的研究回歸到區系類型研究的平臺上來。稍作變通的是,夏鼐提出考古學文化一般以第一次發現典型遺跡小地名來命名,由于青銅短劍遺存早已大量發現,第一次發現的典型遺跡追溯起來比較復雜,建議靈活采用典型遺址的命名方法,而不拘泥于屬于同一文化或類型的遺址發現的先后順序。如果這樣的建議能得到響應,中國東北及東北亞地區含青銅短劍的遺存就可以考慮命名為“和尚溝類型”“十二臺營子類型”“南洞溝類型”“老爺廟類型”“雙房類型”“二道河子類型”“鄭家洼子類型”“尹家村類型”“松菊里類型”“仙巖里類型”“東西里類型”“九鳳里類型”“舍羅里類型”等,這樣才有可能分析存續了一千多年,橫跨中國東北及朝鮮半島、日本列島的青銅短劍這類遺存的型式演變與譜系關系,當然,這些含有青銅短劍的文化遺存是否為同一族群,或者具有族群認同的背景,則是另外的研究課題。

也是出于推進青銅短劍遺存整體研究的考慮,我們建議盡量采用發現銅劍數量少、特征明顯的典型遺址命名,類似建昌東大杖子墓地這樣大量出土青銅短劍,青銅短劍的形制又不完全一致的遺址,暫不建議采用“東大杖子類型”這樣的名稱,因為該名稱的內涵指代不明,反而容易引起學術界的混亂與疑惑。筆者曾對東大杖子墓地出土資料進行了初步整理,目前的情況來看,東大杖子墓地的文化內涵相對復雜,就短劍而言,大概屬于遼西地區“南洞溝類型”與“老爺廟類型”兩種有著密切關系的不同類型,而M40、M47為代表的土坑豎穴墓,則很有可能與這兩個類型有著本質的不同。當然,單從形態角度,東大杖子墓地出土的部分銅劍,也可以和從遼西走廊到遼河流域腹地的“鄭家洼子類型”青銅短劍做比較研究。

五、結 語

以沈陽為中心的下遼河流域,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與復雜的河川水系,成為多種文化交流融合匯聚的重要地區,僅列青銅短劍遺存,該區域就有北崴遺址為代表的“雙房類型”與以鄭家洼子M6512為代表的“鄭家洼子類型”兩種不同淵源、不同時間、不同背景、不同性質的類型,從目前的初步考察看,這兩種類型的青銅短劍遺存也不存在直接的親緣關系。

經過幾代考古人接續奮斗,我國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歷史軸線,增強了歷史信度,豐富了歷史內涵,活化了歷史場景。沈陽地區的青銅短劍研究也要借學科發展東風,以北崴遺址和鄭家洼子遺址為兩個重要抓手,繼續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闡釋工作,為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更好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而攜手奮進。

注 釋：

① 沈陽市文物工作組:《沈陽地區出土的青銅短劍資料》,《考古》1964年第1期;沈陽故宮博物館、沈陽市文物管理辦公室:《沈陽鄭家洼子的兩座青銅時代墓葬》,《考古學報》1975年第1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東北工作隊:《沈陽肇工街和鄭家洼子遺址的發掘》,《考古》1989年第10期。

④ 朱明宇:《遼寧北崴遺址出土目前東北地區年代最早青銅劍》,中國新聞網2018年2月10日,https://www.chinanews.com/cul/2018/02-10/8446118.shtml。

⑥ 許明綱、許玉林:《新金雙房石棚和石蓋石棺墓》,《文物資料叢刊》(7),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92—97頁;許明綱、許玉林:《遼寧新金縣雙房石蓋石棺墓》,《考古》1983年第4期。

⑦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雙砣子與崗上——遼東史前文化的發現和研究》,科學出版社1996年。

⑧ 徐家國:《遼寧撫順市甲幫發現石棺墓》,《文物》1983年第5期。

⑨ 清原縣文化局、撫順市博物館:《遼寧清原縣近年發現一批石棺墓》,《考古》1982年第2期。

⑩ 許志國:《遼寧鐵嶺市大山嘴子青銅文化遺址調查》,《北方文物》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