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要素×”要抓住復用這一關鍵

1月4日，國家數據局等17部門聯合印發《“數據要素×”三年行動計劃（2024-2026）》[1]，這是繼“互聯網+”之后，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又一重大新進展，我國將進入“數據×”的新時代。

復用，是“乘”的主要支撐手段。通過“乘”，要達到三個目的：第一，是要促進數據使用價值復用與充分利用；第二，是要促進數據合規高效流通使用、賦能實體經濟；第三，是要推動數據要素收益向數據價值和使用價值的創造者合理傾斜。

一、通過復用，激活數據要素潛能，讓價值實現倍增

“數據要素×”體現“數據二十條”激活數據要素潛能的思想，是實現數據要素市場化的必由之路。

數據要素所創造的價值只有在使用中才能得到充分實現。為此，激活數據要素，需要將價值創造與價值實現聯系在一起?！俺恕本褪前讯呗撓翟谝黄鸬姆绞?。數據要素是中間產品，應用是最終產品，一個中間產品的作用，通過復用，在無數最終產品的價值中體現出來，這種一對多的關系，體現了乘法的作用。

“互聯網+”與“數據要素×”既有相通之處，又有不同之處。相通之處在于，“互聯網+”與“數據×”一樣，都強調基礎業務與應用的結合，加的是應用，乘的也是應用，都體現了數字經濟發展中應用導向這一中國特色?！皵祿痢备訌娬{倍增，即數據要素對于應用的倍增與放大作用，這種倍增主要通過協同、復用、融合實現。其中，數據要素使用價值復用，是潛能充分釋放的關鍵。

復用體現了應用導向、需求導向的方向。當前數據發展的主要矛盾，不是沒有供給（當然供給也需要提高質量），而是由于要素的價值實現不確定，實質是需求不確定，而造成交易所場內交易不活躍。各地推進數據要素市場化的積極性應該肯定，但不能違背市場規律。市場化不等于辦市場，而是促進供求結合，以供帶求、以求促供。當前市場化的最好做法，就是用好乘法，讓要素供給乘以要素需求，用應用來倍增、放大供給的效力。

目前各地在推進數據要素市場化過程中，不斷摸索新的做法。這些探索的一個共同的積極方向，是把實體經濟業務最終用到的數據與數據的提供方進行績效方面的關聯。例如，單純的氣象數據不好估值，但與不同的貨船、漁船具體時間地點的業務結合，真實價值就會體現出來。以前只是沒有對此進行價值評估，現在可以通過市場化，使其有形化。

“數據×”可以衍生出多種多樣的形式與途徑：

一是數據要素乘以行業應用，形成“數據×行業”，如數據×農業、數據×制造業、數據×服務業等，賦能實體經濟。茂名郵政建立“數字鏈農產業聯合體”，利用銷售數據分析能力尋找目標市場，開展全國“萬人拼團”等活動，2022年帶動荔枝銷售1500萬元。他們還建立農業農村數據庫，以整村授信的方式，推出信用戶專屬信用貸款，為農業賦能。

二是數據要素乘以企業應用，形成“平臺×應用”，即平臺企業基礎業務與平臺內企業增值應用相乘，實行數據要素提供本身不收費，但按照使用效果收費的有償共享模式，即將數據要素以流量共享、流量轉化等形式直接賦能于應用企業，再從有收益的應用中獲取會員費、使用費。將數據資產定價，從產前轉向產后，從而通過應用為數據要素間接定價，在促進數據使用價值復用與充分利用中，消除交易所產前定價中“貝塔值”的不確定性。

三是市場建設本身涵蓋產前、產中、產后，包括構建由產前交易市場（數據交易所）、產中交易市場（分行業社會化服務市場）、產后交易市場（采用“兩部收費”的雙邊市場）在內的全產業鏈、全價值鏈市場體系；創新交易中介，對要素交換，從交易變現金，轉向交易價值憑證（如共票），使之可以隨不同時間、不同場景的價值實現情況進行貼現。

二、復用的理論解釋

（一）復用體現了生產力的新質

1. 復用是通用目的技術決定通用性資產規律的體現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體現在技術與資產的關系上，就表現為通用目的技術決定通用目的資產（通用性資產）。當我們把作為通用目的技術的數據置于新質生產力的核心時，可以舊質與新質在技術基礎上能否復用進行區別，從偏制度經濟學的角度，理解為專用目的技術與通用目的技術的區別。

技術與資本的關系取決于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邏輯。威廉姆森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2]中體現的工業化的邏輯在于技術專用性決定資產專用性，或者說，專用目的技術決定專用目的資產。而對數字化來說，這一邏輯勢必變為技術通用性決定資產通用性，或者說，通用目的技術決定通用目的資產。

威廉姆森對通用目的技術（GPT）的解釋，是指能夠被多樣化地應用或通用于多樣化的用途上的技術。這與我們對數字化技術的理解是相通的，都是對于各種各樣多樣化效率目的的實現具有通用性的基礎技術。

威廉姆森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中討論資產性質時所說的與專用相對的通用，指資產可以從一種用途轉用于另一種用途，從一個主體轉用于另一個主體，但不能同時使用，因此可能具有使用上的排他性與競爭性。而數據的通用，多出了一層“復用”的意思。數據要素是典型的通用性資產。在國家數據局即將推出的“數據要素×”三年行動計劃中，復用即指在任一時間（如同一時間）用于不同地點（場景），用于不同主體。與舊質生產力不同，可以做要素上的乘法。

2. 復用體現了新質生產力中的三新

生產力由生產者、生產工具和生產對象構成。新質生產力發展是新的勞動者利用新的工具作用于新的對象的過程。

新勞動者，不同于傳統以簡單重復勞動為主的體力工人，參與新質生產力的勞動者是能夠充分利用信息技術、適應先進數字設備、具有知識快速迭代能力和信息決策能力、自主意識的新型人才。新勞動者可以借助拷貝形成自己的知識，增進人力資本。

新勞動工具，包括高端智能設備、計算工具，如人工智能、虛擬現實和增強現實、自動化制造的技術、設備及數據基礎設施，也包括數據等新型生產要素。數據要素復用是通過電腦復制技術提供的能力。

新勞動對象，是與新質生產力相適應的、由復制形成的數據構成的可以驅動實現對應實體功能的符號存在，如虛擬現實。

這三“新”都以數據化為時代內涵，離不開數據化的復用。這決定了新質生產力離不開數據的存在。

（二）復用將文章做在使用價值上

“數據要素×”要解決的問題，概括起來，是高質量供給、高效率流通、高水平應用。通俗講，就是供得出、流得動、用得好。具體說，在供給環節，要提高數據供給質量；在流通環節，要構建可信流通生態；在應用環節，要提升重點行業與領域數據應用水平。其中，應用是重點?！坝玫煤谩?，首先是命名用、使用價值和使用權方面的問題。

數據要素可以有兩種方式通向應用，一是傳統要素的“要素—金融—實業”的模式（數據交易模式），二是新型要素的“數據—實業”模式（數據交互模式）。二者殊途同歸。前者以數據變錢為必經之路，后者可以不經過數據變錢這個環節，而以復用（使用價值）形式直接應用。

復用化模式，即數據間接變錢，指數據在使用中而非在流通中實現價值，在實踐中也有兩種基本模式。第一種是制造模式，以數字孿生為代表，由波音公司首先實現，在產品設計、產品制造、醫學分析、工程建設等領域應用較多。在國內應用最深入的是工程建設領域，關注度最高、研究最熱的是智能制造領域。特點是利用數據要素可復用特性，建設孿生車間、孿生工廠等替代實體要素損耗。第二種是服務模式，以阿里巴巴為代表，電子商務是我國全行業整體復用數據生產資料的行業，有1000萬以上的網商共享虛擬店鋪、虛擬柜臺這種數據化的生產資料，數量已超過我國企業總數的三分之一。二者都有很長歷史。

從理論特征看，前者是將要素的使用價值先轉化為貨幣的交換價值，再與實業的使用價值結合，公式是“使用價值—交換價值—使用價值”；后者是直接將數據要素的使用價值以復用形式與實業的使用價值直接結合，公式是“使用價值（數碼功能）—使用價值（實體功能）”，特點是充分發揮數據要素在使用價值上可以復用這一獨特優點，面向多場景、多主體進行一對多的倍乘（×），而略過了變錢這一步。變錢只是手段，如果不是為了攜款跑路，變出的錢畢竟還是要投入最終應用以進一步實現價值。

比較兩種模式的實踐效果，前者優點是變現直接，但缺點是風險巨大，一旦信息披露出現數據造假，會出現跑路風險；后者優點是風險較小，缺點是變現不直接，一定要通過應用才能變現。從政策角度看，二者利益機制不同。同樣可以解決中小微企業資金難的問題，數據（信用化）可以馬上“解渴”。例如，蘇州星神機械公司的陳雪根，已準備徹底退出經營，沒想到僅靠“一張臉”作為憑證，在短短2天時間內就獲得了數百萬元的貸款。但如果經營失敗，還是要欠銀行的。而復用則不然，網商拷貝一套虛擬店鋪，跳過了貸款這一步，倘若經營失敗，只需一筆勾銷0、1代碼，并不欠銀行。

中國人做事的習慣是先不下結論而看效果，讓實踐檢驗什么是真理。

（三）復用是賦能實體經濟的生產要素供給新方式

把數據視為新型生產要素，是中國式現代化經濟理論的特色之一。對數字經濟來說，新質生產力表現在生產要素上，具有復用這一新型特點。復用，是數據獨有的新質。數據獨具“生產要素供給新方式”。這是指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能夠在多場景應用、多主體復用，提高勞動、資本等其他要素的投入產出效率。通過“數據要素×”，可以發揮數據要素對于最終應用的倍增與放大作用，優化資源配置與社會分配，進而事半功倍地實現經濟增長與人的發展。

復用的思想，首見于《國家發展改革委 中央網信辦印發<關于推進“上云用數賦智”行動培育新經濟發展實施方案>的通知》（發改高技〔2020〕552號）：“加強數字化生產資料共享，通過平臺一次性固定資產投資、中小微企業多次復用的形式，降低中小微企業運行成本?！?《關于支持新業態新模式健康發展 激活消費市場帶動擴大就業的意見》（發改高技〔2020〕1157號）將這種復用提升為“創造生產要素供給新方式”，指出要“大力推進實物生產資料數字化，促進生產資料共享，促進數據要素流通，引導增值開發應用，激活數字化對實物生產資料倍增作用，提升全要素生產率” ?！吧a要素供給新方式”明確了復用的著力點在投資上，“平臺一次性固定資產投資，中小企業多次復用”，將實現虛實要素之間的投資替代。替代的結果是，在物質、能源、信息三大資源中，信息（數據）做乘法，物質、能源做除法?？梢哉f，數據要素的乘法與綠色的除法與低碳的除法，是一體兩面關系。一乘二除，同時代表了數據要素乘的綠色性質與低碳性質，體現了現代化的資源利用大格局。

以數據要素為主的新質生產力是數字時代的先進生產力。這種生產力的動能將通過新產業的涌現而釋放，可以在現代化產業體系中戰略性新興產業與未來產業比重增加中觀察到。

三、復用將借助數據交互，以生態化方式使價值實現得到倍乘

在數據成為新型生產要素的條件下，未來的商業模式是生態商業模式，而未來的市場將是生態型市場。由于這種變化，所有關于“數據要素市場化”與“數據要素的市場體系建設”的文章，都有必要進行議題重置，并且重做。重置，是要把其中的市場置換為生態；重做，是指把“數據要素市場化”的文章重做為“數據要素生態化”的文章，把“數據要素的市場體系建設”的文章重做為“數據要素的生態體系建設”的文章。由此帶來的改變是：數據要素市場化，不再直接等于建“市場”（數據要素交易所），進行數據交易；而轉向“數據要素×”，通過數據交易與數據交互結合形成的生態，開辟以企業應用為主、無市場的市場化，把“用得好”而非數據變錢，作為市場化的重心；把數據要素的市場體系建設的導向，牢牢控制在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不即不離的結合之上。

（一）建設生態化市場體系，發揮數據主導作用

數據不是孤立存在，新質生產力也有其特定存在環境，二者對環境本身包括所謂“市場環境”也將產生深刻的影響。數據這種新質對于環境來說，意味著外部性。數據外部性通過流量外部性、網絡效應的形式表現出強烈的互補特征，而與實體的互替特征形成對比。復用引起的最主要的資源配置變化，就是帶來一加一大于二的外部性，這使數據獨有一種可以利用外部性的乘數效應。

這將導致“市場環境”這個概念發生變化，進而使“在市場體系中優化發展環境”這一發展新質生產力的任務衍生出新的含義，變成“在生態化市場體系中優化發展環境”。進一步要求的改變是，對數據要素市場化來說，一方面要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方面的決定性作用；另一方面要發揮生態在配置資源方面的主導性作用。數據要素市場一方面要承擔數據交易功能，另一方面要承擔數據交互功能。如江小涓指出的，“‘場內（數據）交易和‘場外（數據）交互并重，除了關注數交所之外，社會層面、企業層面對數據交互這種數據要素發揮作用的形態也要加強關注”。這意味著，有的數據適合在市場中直接交易，有的數據更適合在生態（共同體）機制中交互與共享。這是新質生產力發展中呈現的一個特殊規律。此外，還要充分考慮數據交互、共享對社會分配產生的影響。

傳統意義上的市場體系中的“市場”，是指科斯型的市場（又稱單邊市場）?？扑剐褪袌龅闹饕卣?，是以產權明晰的商品為交易對象，將外部性排除出市場之外，交由其他機制（如公共產品機制）處理。數據要素市場（雙邊市場）則是一個反科斯型市場。梯若爾明確指出：“科斯定理無效是‘雙邊性的必要非充分條件?！卑Ｎ乃挂仓赋觯骸笆袌鍪请p邊的必要條件，是科斯定理并不適用于雙方之間的交易?！彪p邊市場與單邊市場的主要區別在于前者將外部性作為市場交換主要內容，以會員費和使用費作為外部性的市場回報。我們用“生態”這一概念專指可以對外部性進行交易的市場。

有鑒于此，應當把數據的市場環境拓展到生態化市場環境，可以把生態化市場環境區分為市場（單邊）與生態（雙邊）兩部分。適合在市場中交易的數據是指可以有形化的、排除外部性之后的數據，即有形的無形資產；適合在生態（如平臺—應用）中交易的數據，是徹底無形化的、帶有外部性的數據，即無形的無形資產。由于可以有形化的數據只占數據的一小部分，因此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在此主要應理解為基礎性作用；而主導性的作用則要由生態來承擔，分別以等價交換（按所有權收費）與有償共享（按使用權收費）兩種市場化、商業化方式運作。

（二）數據基礎設備與新興產業將沿生態化方向生成

1.復用對經濟發展帶來的生態化變化

新質生產力對產業的改變，主要表現在功能替代、組織替代與生產方式替代上。

第一，將以物質、能源為主要功能載體、要素不可復用的傳統產業，轉變為以數據為主要功能載體、要素可復用的全新的產品、生產資料、零部件和原材料，形成高附加值產業。新質生產力用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新型生產要素替代有形生產要素，減少了對生態環境的損害。通過數據的功能替代，降低了自然資源和能源投入，使經濟增長擺脫了物理要素驅動的制約，如新能源、新電子設備汽車以電池、數控系統替代了燃油汽車中發動機、變速箱的同等功能，將工業設備變為信息設備。

第二，數據科技導致產業組織方式發生根本變革，從受時間、空間條件制約明顯的傳統產業，轉向以可復用虛擬要素的快速多變排列組合的現代產業，加速了生產要素的有效流動，并形成以流量變現這種利用外部性的市場化方式為特點的流量空間，以平臺加應用為經營形式的新業態，促進了產業的生態化。

第三，促進了產業生產方式轉變。顛覆性技術中有很多是通用目的技術，通過復用而具有強大的賦能作用。機器人、人工智能技術使生產的效率、精度、良品率都顯著提高。例如，飛機、汽車的碰撞試驗，可以借用復用數據要素，而在物質上做除法，避免無謂物耗。新質生產力創造迎合了用戶以前未能滿足的潛在需求，開辟了新的市場，帶來新的產業增長空間。

2.東中西部地區應抓住資產復用的歷史機遇

“十五五”期間，要把數據基礎設施擺在各項基礎設施的首位，抓緊建設。數字基礎設施本質是數據復用基礎設施，是指為支撐信息通信技術（ICT）應用而建設和部署的物理或虛擬的云化資產、網絡連接和數據處理能力，以及為上層應用提供數據輸入、處理和輸出的能力。數字基礎設施包括云計算設施、通信網絡設施（包括衛星網絡設施）、數據中心設施、大數據設施、通用人工智能設施、信息安全設施等，未來數字基礎設施將更加注重人工智能和物聯網的融合，提升算法與算力。應積極構建平臺等應用基礎設施，建立支持增值的API體系，包括開發工具，形成良好的產業生態。

——西部與老工業區的未來產業

新質生產力這個概念是在針對東北地區發展時提出的。對老工業區來說，科技創新同樣面臨路徑選擇，工業技術的科技創新與數字技術的科技創新，同屬科技創新。老工業區發展新質生產力，可不可以高起點地選擇數字技術作為科技創新的突破方向？此外，老工業區的現有產業結構，在現代化程度上本來就落后于東部地區，“十五五”期間，是先追上東部地區現有產業結構，還是跨越式發展未來產業？這些都是目前存疑的問題。

西部地區與老工業區在“十五五”期間，可以抓住數據要素倍乘機遇，有重點地選擇未來產業，以數據要素復用作為撐竿跳的杠桿，跨越式發展新質生產力。

這樣選擇有兩個實踐依據。第一，歷史上東北也產生過東軟集團（東大阿爾派）等善于把握未來產業的優秀企業。沈陽在發展數控機床上具有比較優勢。這說明老工業發展新質生產力產業，不一定非跟在東部地區后面做第二梯隊。當前，跟上人工智能浪潮，有重點地布局智能制造服務業，也許是新的機會。第二，貴陽從傳統農區跨越式進入數據化發展新階段，就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啟示，說明現代化產業體系并不一定非按照第一、二、三產業先后順序確定發展方向。

——沿海地區的未來產業

對沿海地區來說，未來產業可能需要超前布局，以新質生產力培育具有潛在需求的產業，創造出目前還沒有但未來可能十分旺盛的需求。發展新質生產力是可以創造需求的。歷史上，發展2G、3G、4G時，都有專家認為過高網速沒有需求，結果發展起來，需求十分旺盛，只不過這種需求是以前不存在的。

當前，沿海地區正加快尋求數字技術賦能，數據要素倍乘效應。目前，我國各地已建設數字化車間和智能工廠近8000個，智能制造新場景、新方案、新模式不斷涌現。沿海地區特別是長三角、珠三角具有世界首屈一指的制造業產業集群，“十五五”期間，這些產業集群的升級不應局限于產業鏈的整合，而應著眼于以高附加值為目標，進行價值鏈、價值網絡的延伸與升級。在推進“數據要素×”三年行動計劃中，沿著微笑曲線攀升新價值空間，大力發展與制造業結合緊密的生產性服務業，在追趕發達國家現代化產業體系過程中，可以有8至12個百分點的新增長空間，釋放異質生產力。因此，需要抓住這個難得的歷史機遇。

此外，面向未來潛在需求，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術、未來網絡、深?？仗扉_發、氫能與儲能等前沿科技和產業變革領域，新質生產力發展將十分活躍。

——中部地區的未來產業

中部地區當前也在積極推動傳統產業向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笆逦濉逼陂g，中部地區選擇未來產業突破方向，發展新質生產力，可以有不同于東部地區的定位。

以智能制造為例，同是利用“數據要素×”倍乘生產力。有武藏曲線與微笑曲線兩種選擇。區別在于，武藏曲線的重心在發展制造業服務化，增值的產值落在第二產業內部，是第二產業的內部升級；而微笑曲線的重心在發展生產性服務業，增值的產值落在第三產業，是從第二產業內部發展出獨立第三方的服務業。鑒于武藏曲線對應的發展階段（日本20世紀七八十年代）比微笑曲線對應的發展階段（我國臺灣地區20世紀90年代后），更接近中部地區發展實際，中部地區定位于制造業服務化發展增值價值鏈，更體現循序漸進特點。

當然也不排除工業基礎較好，具有科技、教育密集條件的中部地區甚至西部地區，超前布局發展。如果中部地區以超越東部地區為目標布局未來產業，就要考慮東部地區可能存在的戰略盲區。這種盲區最可能出現的地方，就是在世界上沒有可參考的發展最前沿。以充分利用數據要素這種新型生產要素作為規劃重心這一點來說，現在東部地區的規劃思路說不上領先，相反還有落后的可能。許多工業集群重鎮的第一反應，還停留在“數據變錢”這種工業時代思路上。如果中部地區能夠體會到國家推出的新政策的重心在“復用”，進而理解數據交易與數據交互區分中隱含的戰略深意以及“數據二十條”的初衷，就存在“暗渡陳倉”，以乘法（數據要素×）超越做加法（互聯網+）的東部地區的可能性。中部地區要反超東部地區，必須拿出歷史上山西創新出票號制度那種魄力。舉例來說，國家目前在調整PPP政策，中部地區如果有新思路，意識到在數據要素復用條件下，解決地方債的重心不在還債，而在利用數據基礎設施，復用數字化生產資料，以替代資金難，從而培育中小企業作為新的稅基與“費基”，就可以超越東部地區簡單在實體固定資產投資和金融本身（如把土地財政變數據財政）上做文章的舊思路。

四、數據要素收益的利益傾斜方向

推動“數據要素×”，還要以生產關系方面的改革調整與制度創新作為保障，方向是保障數據要素收益向數據價值和使用價值的創造者合理傾斜。

（一）以生產力的復用，促生產關系的共享

如果新質生產力確定以信息生產力為核心與先導，以數據為新型生產要素，這對宏觀經濟理論和政策將產生重要影響。例如，生產力上的復用，將產生生產關系上共享發展這一不同于美國的制度取向，從中釋放的多樣化紅利將有利于縮小數字鴻溝，緩解社會利益矛盾。為此，需要大力推進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包括三權分置）的改革，進一步解放新質生產力，要在制度環境建設上，打破那些阻礙資源、要素通用、復用的制度障礙。在“十五五”期間，有必要推動形成實體（不含農業、土地）兩權合一與數據兩權分離的產權“雙軌制”，形成中國式現代化不同于西方現代化的未來型產權路徑。

推進兩權分離、三權分置，目的是把不可從所有權上辨析出來的財產權利（數據外部性），與可以從所有權上辨析出來的財產權利（可有形化入表的資產），分別納入兩類不同市場機制，重點解放這種生產力中可以外部性復用的部分，避免因為不具備后者的所有權條件（通過買賣轉移所有權）而無法流通使用，從而造成資源浪費。

（二）乘資本與乘勞動結合，在做大蛋糕中分好蛋糕

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的不同在于，可以使其他主體要素資本和勞動的作用倍乘。乘在資本上，可以讓資本價值倍乘；乘在勞動上，可以讓勞動（因轉化為人力資本）而價值倍乘。

為了更好實現“供得出”的目標，需要建立能夠提高數據產出數量、提高數據產出質量的鼓勵機制。這既包括完善傳統的知識產權制度，把無形資產有形化，以利于數據變錢，還包括創新出適應數據服務規律的激勵機制，如所有權不收費，按使用權收費的云模式（XaaS，如數據即服務DaaS）。

歷史上，增進資本的制度設計比較常見，工業化歷史上每一次生產力的發展，總是首先讓資本獲益。新質生產力提供了一個寶貴的歷史機遇，把倍增活勞動作為提高自身效率的主要機會。

以數據要素倍乘勞動要素作用，可以將普通的勞動轉化為人力資本，從而在獲得勞動報酬（成本）的同時，獲得要素收入作為剩余回報。當然，這并不是必然的。這取決于關于制度的社會選擇，是令智能技術有偏于資本，還是有偏于勞動。中國在這方面可以進行有別于美國的中國式現代化的制度選擇。

俄烏戰場上戰斗力正發生革命性變化。戰斗力的場景化，使戰略性地發揮單兵作用成為一種顯著的趨勢，一線士兵的作用在顯著提高。決策權正交到一線士兵手中，“讓聽得見炮火的人來指揮戰斗”。從戰斗力推及生產力，結論很可能是同樣的。這預示著，人工智能將來不僅武裝資本，而且武裝勞動。同理，活勞動在“聽得見炮火”的地方，開始發揮原來資本的作用。制度設計隨之也會將激勵重心從資本轉向勞動，從而發生有利于縮小貧富差距的“多樣性紅利”現象，剩余更多分配給勞動，使勞動者獲得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所說的要素收入與財產性收入。

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政策的著力點，一是把提高勞動者素質、提高勞動者要素收入擺在第一位，按照人力資本來塑造新一代勞動者，以合伙制、合作制釋放多樣性紅利，培育適應新質生產力的新型勞動力者。例如，農民工進城只是打工，但若學會電腦，就可以在農村電子商務、城市快遞服務中，成為掌握訂單的決策者，而取得打工水平之上的收入，并全面發展能力。二是全面激活科技創新與市場創新，讓新質生產力在產業發展中全面發揮作用，要把高度依賴研究投入的創新與高度依賴營商環境的創新結合起來，創造適合異質生產力發展的社會生態環境，把政府與市場的作用有效結合起來。三是大力投入數據基礎設施體系建設，包括構建適應新質生產力發展需要的大型科學裝置和公共科研平臺，建設連接、算力等數字基礎設施，推動傳統基礎設施的數字化改造，加強適應人的更高發展需要的公共服務設施、生態基礎設施、應用基礎設施、商業基礎設施的多層次基礎設施建設。四是深化以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為核心的產權機制改革，探索建立生產資料管理新制度，培育生產要素供給新方式。五是促進適應數據要素市場化的國內外開放體系建設，促進資本、數據等關鍵生產要素更充分流動，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

參考文獻：

[1]新華社.《“數據要素×”三年行動計劃（2024—2026年）》發布[EB/OL].（2024-01-04）[2024-01-06]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1/content_6924380.htm.

[2]奧利弗·E. 威廉姆森. 資本主義經濟制度[M].段毅才，王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