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江云： 以制度型開放推動高質量發展

■本刊特約記者

制度型開放是我國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內容， 是貿易強國建設的必然要求。 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強調， “要更加主動對接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 穩步擴大規則、 規制、 管理、 標準等制度型開放， 加快打造對外開放新高地， 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近期，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二級巡視員、 研究員胡江云在 《求是》 雜志撰文認為， 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 要求我們在擴大對外開放中穩步推進制度型開放， 從制度、 規則等方面打通各種壁壘， 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 從而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 推動我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深刻把握制度型開放的內涵和基本要求

胡江云認為， 制度型開放是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過程中積極主動對標對表國際通行規則， 在規則、 規制、 管理、 標準等方面進行開放和對接。 制度型開放的主要理念是學習現代先進技術和規則， 充分釋放開放的溢出效應，進一步增強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 提升我國國際分工地位和全球治理能力。

建設更加公平的全球化經濟秩序。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 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和國際貿易中的重要力量。 通過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 推進與其他國家的制度協調或規則融合， 更好地解決現行國際經貿規則和國際經濟秩序存在的弊端， 深層次調整和變革主導經濟全球化的規則體系， 不斷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 從而建立起更加公平、 更能適應經濟全球化和國際分工發展新趨勢、 新要求的國際經濟秩序，推動經濟全球化健康發展。

利用國際規則進一步擴大開放。 制度型開放有利于中國更好地對標國際規則， 這既是中國進一步以開放促改革的需要， 也是中國越來越深入融入全球化、 參與國際競爭的需要。 一方面， 伴隨產業創新發展， 國際分工體系加速演變， 全球價值鏈深度重塑， 要求各國在規則、 規制、 管理、 標準等方面兼容， 實現各要素無縫銜接和深層融合發展。 另一方面， 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區域化、 本土化、 短鏈化趨勢明顯， 亟需各國加強經貿合作。 因此， 我們要在繼續擴大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的基礎上， 積極穩步推進制度型開放， 以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吸引全球高質量要素資源， 進一步提升國際循環的質量和水平。

積極參與世界經貿規則的制定。 制度型開放的重要內涵之一， 就是在學習規則和參與規則制定的過程中， 更多用市場化和法治化手段推進開放。 相對于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而言， 制度型開放是主動學習、 對照國際上最先進的經濟貿易規則、 規制、 管理、 標準等制度， 進一步成為這些制度的參與者、制定者， 積極運用市場化和法治化手段進行開放。 因此， 制度型開放是更深層次、 更高水平、 更大難度的開放。

進一步做好制度型開放工作

進行制度型開放， 不僅要求我們學習國際上先進規則、規范規制、 現代管理、 高水平標準、 基本原則等， 更主要的是自覺形成規則、 標準等意識， 有利于我國參與、 融入國際經濟體系， 共享其釋放的更多紅利。

胡江云認為， 我國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 要準確把握國際規制合作的演變特征和發展趨勢， 建設更高水平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通過對標高水平國際經貿規則， 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 形成更高水平開放的制度環境和制度優勢， 從而進一步明確相關改革發力的突破口和關鍵措施， 為建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化產業體系和成熟的治理體系提供有力支撐。

對標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 加快制度創新。 盡管保護主義抬頭， 反全球化力量涌現， 但是經濟全球化是歷史大勢， 技術進步繼續深度演變， 各種要素更大范圍內流動，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可以有效配置資源， 要對標全球營商環境評價標準， 著重打造市場化、 法治化、 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 進一步推動開放型經濟高質量發展。 要大興調查研究， 深入實際、 深入基層、 深入群眾， 開展多層次、 多方位、 多渠道實地調查研究， 尋找我國制度型開放上的差距， 認真學習先進規則、 規范規制、 現代管理、 高水平標準、 基本原則等。 我國已經申請加入 《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 《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 對照這些協定的規則、 標準等， 分析和研究我們與之差距和比較優勢， 找到完善制度型開放的方向。

提升政府效能， 加快建設高標準市場經濟體系。 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既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又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深刻把握高質量發展內涵， 推動改革開放在重點領域、 關鍵環節取得重大突破， 重點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 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的問題。 加快建設統一開放、 競爭有序的高標準統一大市場， 打造規范、 透明、開放、 有活力、 有韌性的市場體系， 加快構建與國際通行規則相銜接的制度體系和監管模式， 進一步完善規制。

完善公平競爭制度， 繼續擴大開放之門。 堅定踐行多邊主義， 以共建 “一帶一路” 為引領， 以自由貿易試驗區為抓手， 對標國際通行規則， 擴大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 為國際經濟秩序朝著平等公正、 合作共贏的方向發展貢獻中國力量。 推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推動現代服務業同先進制造業、 現代農業深度融合， 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 打造高質量發展增長極。 吸引跨國公司投資和合作， 減少走彎路和提升效率， 既參與發達經濟體的市場競爭， 也學習掌握世界先進技術， 為我們國內市場提供高質量產品與服務。

營造良好環境， 加強國際合作。 主動對照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的宜商環境指標體系， 堅持市場化、 法治化、 國際化原則。 一方面， 繼續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 我國有14 億多人口， 超大規模市場和良好環境為供給和需求雙方提供了巨大的合作空間， 既可以穩定和優化產業鏈布局， 增強供應鏈黏性， 推動產業鏈、 供應鏈優化升級， 又可以吸引全球先進技術、 高質量商品和資源要素， 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更加暢通。 另一方面， 繼續加強國際合作和共建 “一帶一路”。 長期以來， 我國加強國際經濟合作， 融入世界經濟體系， 已經成為世界上14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主要貿易伙伴，以及越來越多國家的主要投資來源國， 從國際經貿規則的被動接受者和主動接軌者， 逐步成長為重要參與者。 近年來，在共建 “一帶一路” 過程中， 制度型開放的紅利逐步被釋放出來， 我國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 促進互利共贏、 環境友好、 綠色低碳等國際合作， 給當地帶來擴大就業、 增加收入、 普惠民生等效應。 高質量共建 “一帶一路” 過程中， 我國企業深度參與國際分工， 在制度型開放中得到鍛煉和成長， 提升全球資源配置能力， 打造我國主導的產業鏈供應鏈和生產網絡體系， 為我國高質量發展奠定基礎。

加快自貿區建設， 防范系統性風險。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 要統籌發展和安全兩件大事。 制度型開放也要遵循這一原則， 既要推進高質量發展， 又要防范系統性風險。 要不斷完善外商投資國家安全審查、 反壟斷審查、 國家技術安全清單管理、 不可靠實體清單等技術。 2013 年以來， 我國主動設立了自由貿易試驗區和自由貿易港， 21 個自由貿易試驗區開設自由貿易賬戶， 進行商事制度改革， 主動實施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外資管理制度等， 十年來累計向全國復制推廣302 項制度創新成果， 以不到千分之四的國土面積， 貢獻了全國18%的外商投資和進出口總額， 成為新時代改革開放新高地。 除此之外， 我國還設立邊境 （跨境） 經濟合作區、 綜合改革示范區、 “絲路電商” 合作先行區等特殊經濟區。 在這些特殊經濟區， 推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 落實 《關于在有條件的自由貿易試驗區和自由貿易港試點對接國際高標準推進制度型開放的若干措施》， 落地實施先進規則、 規范規制、 現代管理、 高水平標準、 基本原則等， 進行制度型開放試點， 以及勞工、 環境、 社會和治理等領域的壓力測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