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臺場域內中等收入人群“滑落”風險形成與治理機制
——基于美團外賣騎手的案例研究

曲 亮,包冰樂

(浙江工商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杭州 310018)

0 引 言

中等收入陷阱是近年來國內外關注的熱點問題。當中等收入者比重過半并形成橄欖型收入分配結構時,才能與高質量經濟循環形成良性互動,使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1]。2020年由共青團中央維護青少年權益部、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共同組織實施了新職業青年調查,在全國31 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收集到6 196個騎手樣本,采用國內公認的四個中等收入人群標準測算騎手中的中等收入人群比例。四個中等收入人群的標準要求:①以人均日收入范圍為11～110 美元為標準[2],基于2020年購買力平價指數,相當于人均月收入范圍為1 379～13 794元。②以家庭人均收入中位數的75%～200%為標準,2020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為40 378元,以該標準測算,家庭人均月收入范圍為2 524～6 730元[3]。③以《國家統計局局長就2018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答記者問》中指出的“家庭年收入(典型的三口之家)介于10萬與50萬元之間”為標準,相當于人均月收入范圍為2 778～13 889 元。④以世界多個國家各年份收入中位數的67%～200%為標準[4],依據2020年購買力平價指數計算,人均月收入的中位值為4 159元,相當于人均月收入范圍為2 787～8 318元。根據以上標準計算出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范圍之后,參照新職業青年調查中騎手的收入分組,測算出在6 196 個騎手樣本(以專送騎手為主)中,60%～80%屬于中等收入人群[3]。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資本的壟斷容易造成少數平臺企業獨大的市場格局,平臺主導者成為虛擬的資本壟斷主體,而平臺場域內中等收入人群(本文指外賣騎手)處于權力非對稱的弱勢地位,缺少議價能力。已有研究雖肯定了外賣平臺吸收就業、改善就業質量的積極作用,但同時也指出其存在勞動關系模糊、結構性貧困、社會保障缺失等問題,這些問題也加劇了擁有中等收入人群和平臺參與者“雙重身份”的外賣騎手的“滑落”風險。平臺經濟下,想提高以外賣騎手為代表的中等收入人群的質量和數量,從而抵御“滑落”風險的方式有兩種:其一,外賣騎手通過努力為平臺企業創造更多價值來做大“蛋糕”,但更多的價值并不一定能夠獲得更高的績效[5];其二,政府為外賣騎手提供切實的保護和支持。以往文獻主要從政府的單一視角研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解決方案[6-7],但是在平臺場域內僅在政策庇護下的中等收入人群是否真的能獲得適配的“蛋糕”、克服“滑落”風險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平臺具有以極低的邊際成本鏈接大范圍多元化主體的屬性,這使得平臺因接入參與者的指數成倍增長而迅速擴大規模,但參與者認可平臺的商業模式并不代表其會為平臺價值共創而自我貢獻。因此諸多研究提出了平臺治理理論,即需要對多元參與者的動機與行為進行治理[8],完善權力與利益分配的基本原則[9],使平臺企業更好地把握適度控制與釋放柔性之間的平衡[10]。

目前對于平臺治理的研究持續升溫,但仍存在諸多挑戰:首先,現有對于平臺治理的研究將激勵相容和決策分割的主體劃分為平臺領導者與平臺參與者,這意味著已有研究已經將所有參與者視為一類[11],但事實上不同參與者具有差異化的價值動機和行為邏輯;其次,平臺治理的落腳點是平衡平臺企業集中化權力控制與平臺參與者分散權力的張力,現有研究更加關注特定類型的治理變革,無法將上述多重微妙的關系進行更全面的剖析;最后,平臺治理擁有自身的內在邏輯和一般規律,已有文獻缺乏基于動態視角對平臺治理的研究,即多元主體參與平臺共同治理的動態過程[12]。

基于以上分析,為解決平臺治理研究的不足以及因場域內中等收入人群價值獲取難而導致的“滑落”風險,本文將選擇平臺企業和具有“雙重身份”的外賣騎手作為研究對象,通過對平臺場域內外賣騎手“滑落”風險形成機制的分析,以動態視角探討外賣騎手“滑落”現象的復雜前因,并從理論層面剖析“滑落”的治理機制,從生態主體與路徑協同治理的角度分析如何強化外賣騎手的風險防范意識與化解機制,將不同類型的參與者“分而治之”,在多重微妙的關系平衡中完成全新治理邏輯的理論建構及適應性的治理機制,使現有平臺治理理論不再僅停留在技術層面,更能夠積極地回應經濟和社會問題[13]。

1 文獻回顧與研究思路

中等收入人群“滑落”風險上升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的重大挑戰。從平臺企業的角度而言,主要是在有待完善的市場環境下,其對勞動力的控制和分化增加了外賣騎手的“滑落”風險;反之,外賣騎手可以根據戰略情境的演變選擇差異化響應戰略[14],增強抵御和化解重大風險的能力。本文將從平臺企業和外賣騎手視角分別進行文獻回顧。

1.1 平臺企業對“滑落”行為的作用機制

平臺企業主要通過內外部機制實現對外賣騎手的控制,從而增大外賣騎手的“滑落”風險。

內部機制主要表現為數據化控制、控制權重新分配、外賣騎手的資源依賴和其內部機構力量的分解。①數據化控制。數據化控制可以擴展時空邊界,在提高外賣騎手配送效率的同時以更加精準化和隱秘化的方式管理勞動過程,因此,數據化控制既能實現價值平臺化,也可以使價值獲取以更完整、隱秘的方式進行[15]。謝富勝等[16]發現,當平臺的數字化邏輯滲入勞動過程后,外賣騎手的數據化行為[17]可以反哺平臺系統。②控制權重新分配?？刂茩喾稚⒉焕谕赓u騎手從屬關系的確定,從而模糊了雇主責任。一方面,進行運力調配和薪資配置的平臺系統成為外賣騎手抱怨的對象;另一方面,以消費者為中心的“單向評價機制”導致外賣騎手無法直接向平臺企業表達不滿,轉移了平臺企業與外賣騎手間的勞資矛盾[18]。③外賣騎手的資源依賴。平臺領導者通過增加多重互補角色和資源依賴優勢獲得專屬非對稱收益。資源依賴理論主要關注組織與外部環境的依賴關系,認為依賴關系可以對雙方行為產生重要影響,但是,此策略更適用于關系中的優勢方[19-20],因此平臺會通過資源的控制提升利益相關者對其資源的依賴程度[19],同時外賣騎手對平臺的黏性催化了平臺隱形偏差價值分配機制[21]。④外賣騎手內部機構力量的分解。平臺構建的勞作模式表現為獨立完成、各自勞作,導致群體力量被分化,集體維權和反抗意識減弱,因此,外賣騎手成為互聯網平臺經濟下的“不安定無產者”[22-25]。

外部機制主要通過經濟法律制度和社會法律制度作用于外賣騎手的“滑落”行為。①反壟斷執法存在實踐困境。平臺勢力和壟斷行為的背后有著復雜的形成機理,導致平臺反壟斷治理更為復雜,在現實判罰中可能會出現爭議[26],同時平臺憑借著互聯網對數據、流量和算法的壟斷[27],也加深了外賣騎手對平臺的依附[18]。②勞動關系界定困難,平臺責任模糊。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簡稱《勞動法》)適用范圍仍有拓展空間,部分只具有經濟從屬性的外賣騎手受法律保護的程度較低,平臺企業常以不對外賣騎手進行日常管理為由否定雇傭關系,逃避雇主責任[28]。

1.2 外賣騎手抵御“滑落”風險的機制分析

1.2.1 外賣騎手抵御“滑落”風險的原因

現有文獻主要從三方面解釋外賣騎手抵御“滑落”風險的原因,包括基本權益保障缺失、平臺結構性貧困和情緒積壓。

(1)從外賣騎手基本權益保障缺失角度而言,外賣騎手與平臺的關系界定處于模糊狀態,導致在發生權力和利益之爭時,責任認定較為復雜[29],部分外賣騎手的維權行為將陷入困境。從平臺公開的算法標準可以看出,平臺主要以業務增長、降低成本和提高利潤水平為導向,較少考慮外賣騎手的權益[18]。

(2)從平臺結構性貧困角度分析,平臺與消費者達成價值交換契約,在多方博弈之后,外賣騎手作為博弈空間中較弱勢的一方陷入了平臺企業所構筑的結構性貧困中,盡管其是關鍵環節的提供者,但卻不能在整個平臺經濟流通所帶來的巨額財富中獲得同比例的收入[30]。

(3)從情緒積壓角度來看,情緒勞動指的是外賣騎手通過管理自身情緒而創建正面、積極的面部、肢體表現[31]。馮向楠和詹婧[22]闡述了消費者的反饋和監督會直接影響外賣騎手的薪資、業績以及晉升,當把情感作為勞動力的組成部分賣給雇主后,外賣騎手面臨著來自平臺和消費者的雙重情感控制。當外賣騎手受到平臺的不公正對待或者遇到消費者非理性行為時,可能會采取較為極端的反抗行為,如集體罷工等。

1.2.2 外賣騎手抵御“滑落”風險的手段

外賣騎手為反抗平臺企業的控制,預防“滑落”風險,主要通過自我賦能、維護自身主體性及多棲戰略三種方式構建防御屏障。①自我賦能。外賣騎手通過“逆算法”和“擦邊球”等操作來爭取自身權益的最大化。孫萍[32]認為有經驗的外賣騎手更愿意相信自身經驗和微信群的信息,從而形成自己的“工作社群”和“勞動算法”,這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平臺系統的精細化控制。②維護自身主體性。由于外賣騎手處于平臺權力生態系統中非對稱的弱勢地位[33],因此其往往只會在極端情形下才會采取抗爭行為,如同伴互助、一走了之等,并通過尋求成就感、身份認同與情感表達來確定自我價值[22]。③多棲戰略。多主服務有利于降低外賣騎手對平臺企業的依賴程度。外賣騎手可以利用算法在時間管理的空隙中進行“時機套現”,同時在多個平臺注冊獲得的額外收益,也可以減少靈活用工帶來的不確定性[32]。

1.3 研究思路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搭建了外賣騎手“滑落”風險形成與防御過程的理論框架(圖1),將中等收入人群“滑落”的問題置于平臺場域下分析其成因和治理策略。具體而言,本文的研究思路是在平臺視域下,將外賣騎手歸入中等收入人群,分析其“滑落”風險的動態形成過程以及集中化權力控制與平臺參與者分散權力的平衡方式,進而根據多元主體參與價值創造的動機建立主體與路徑的協同治理機制,助力外賣騎手克服“滑落”風險,成為穩定的中等收入者。

圖1 理論框架Fig.1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2 研究設計與案例介紹

2.1 研究設計

本文采用單一案例的研究方法,選取美團作為研究對象,對美團外賣騎手進行分析。選取美團作為研究對象的原因有兩點:第一,美團的案例情境與本文理論情境相契合。美團作為外賣平臺領域的頭部企業,擁有大規模且急劇增加的外賣騎手,正符合本文的理論情境。同時由于研究所需的許多資料是內部保密信息,較難通過公開渠道獲取,但通過平臺公告和媒體披露,美團與外賣騎手權責博弈的相關信息較為完整,這也為本文剖析外賣騎手“滑落”機理提供了契機。第二,單一案例研究便于更加深入地進行案例討論和分析,更容易把“是什么”和“怎么樣”說清楚。本文通過對美團案例的進一步深挖,完整剖析了外賣騎手“滑落”風險形成的動態過程。

2.2 案例介紹

2.2.1 公司概況

美團是中國知名的生活服務類電商平臺,其以餐飲外賣業務為主的外賣平臺也是當前中國使用用戶較多的外賣平臺之一。

2010年3月4日,美團網成立;2013年美團外賣在北京正式上線;2015年美團網與大眾點評合并之后,更好地提升了餐飲及生活服務品質;2018年美團上市,美團財務報告數據顯示,在收購摩拜后,其日均單量超過2 100 萬筆,總營收達到652.27億元,同比增長92.3%;2021年,交易總額同比增長43.6%至7 021億元,總營收同比增長45.3%至963億元,經營利潤率由4.3%增至6.4%,2021 年第四季度日均單量達到4 250 萬筆,活躍交易用戶數達6.91億。美團外賣用工的演進過程主要可以分為四個階段,具體見表1。

表1 美團外賣用工模式演進Tab.1 Takeout labor model evolution of Meituan

2.2.2 數據來源

本文的研究數據主要通過外部數據與內部資料兩個渠道進行收集[33]:前者涵蓋互聯網搜索所得的相關新聞報道、學術文獻以及網絡視頻等;后者包括企業官網與媒體對美團領導和外賣騎手的訪談記錄等。

本文為確保數據的信度和效度,在收集數據時秉持以下三個原則:第一,數據來源渠道的多元性。企業官網的相關數據主要集中在美團官網、美團企業官網以及美團網(騎手端);新聞報道主要聚焦于網絡媒體(央視網、中國青年網、界面新聞、人民網、新浪財經等)和平面媒體(《人物》《財經》等);學術文獻主要獲取渠道為中國知網、谷歌學術;同時,本文也通過中國管理案例共享中心獲取相關案例研究資料。第二,數據的真實性和客觀性主要通過對比不同來源的數據體現。第三,對收集到的數據進行時間和內容上的交叉驗證以辨別真偽(表2)。

表2 數據來源Tab.2 The data source

2.2.3 數據編碼與分析

本文采用開放式編碼對數據進行分析[34]。首先,根據數據的來源篩選有效信息進行一級編碼。歸一化處理相同來源并且重復的信息,合并處理不同來源但重復的信息。其次,基于已有文獻,將要素進一步概念化,形成二級編碼;最后,進一步分類二級編碼,識別出參與者價值獲取的影響因素以及其價值獲取的提升策略,形成三級編碼,具體編碼路徑如圖2和圖3所示。

圖2 平臺企業對外賣騎手“滑落”作用機制的編碼路徑Fig.2 The coding paths of the role mechanism of platform companies in the“slipping”of takeout riders

3 案例分析與討論

3.1 平臺企業對外賣騎手“滑落”的作用機制

有效資料的編碼結果顯示(表3),平臺企業對外賣騎手“滑落”的作用機制表現為供求關系演變、算法技術應用、算法與競爭態勢的交互效應。

表3 平臺企業對外賣騎手“滑落”的作用機制的關鍵構念及引用語Tab.3 Key constructs and quotations for the mechanism of how platform enterprises contribute to the“slipping”of takeout riders

3.1.1 平臺企業影響外賣騎手“滑落”的市場機制:供求關系演變

勞動力供給失衡使平臺企業擁有優先話語權,這成為其與外賣騎手利益博弈中的重要砝碼。當勞動力供過于求時,擁有絕對定價權的一方增加了勞動者收入與就業的不穩定性,進而增加其“滑落”風險。因為平臺企業具有通過犧牲各方利益來促使自身利潤最大化的動機及能力,因此,平臺企業能夠更有效地實現對外賣騎手的低責任、強控制,增加其就業和“滑落”風險。蔡賽男和吳海明[35]認為平臺企業在面對生產力挖掘利潤有限的問題時,會把注意力投向交易領域,進一步壓縮交易成本、靈活雇傭模式,這對外賣騎手職業發展和收入穩定產生了重大沖擊[29]。

從勞動力供求角度出發,通過對公開資料的整理分析,基于外賣交易筆數、獲得收入的外賣騎手人數及其日均單量三個指標明晰平臺企業助推外賣騎手“滑落”的動態過程(表4)。2015年,美團主要采用搶派模式,在用餐高峰期,訂單量遠超外賣騎手的數量,外賣騎手處于相對優勢的地位,每單平均配送時長為41～60分鐘,用工模式也從外包轉變為以自聘和勞務派遣為主,外賣騎手具有法律規定中正式員工應有的薪資、待遇。在勞動力供給不足的階段,外賣騎手可以得到來自平臺的補貼,單量充沛且單價合理,同時可以選擇性接單,此階段的外賣騎手抗風險能力較強。2018年為重要轉折點,獲得收入的外賣騎手數量增速明顯,日均單量由2018年的6.48筆降至2021年的3.67筆,且自2018 年起,美團外賣開始使用動態決策版智能調度系統4.0和全域柔性決策版智能調度系統5.0,APP操作效率提高,可以在平均0.55毫秒內為外賣騎手規劃1次路線。2019年下半年,在運力供給過度飽和的情況下,“樂跑計劃”上線,外賣騎手的收入增長空間被壓縮,離職人數增加。管理者根據不同員工的貢獻和反抗強度劃分核心員工和邊緣員工,核心員工對平臺利潤貢獻大,同時在某些方面優勢超出其他員工[36],“樂跑騎手”作為核心員工,雖獲得平臺優先派單的機會,但平臺要求其達到97.5%的準時率和99%以上的接單率,若不符合要求,每單收入將扣除1元左右①姚心璐.從工廠到騎手的藍領青年:活在千億巨頭的身影下.新浪財經(2020-01-07)。。在外賣騎手配送效率得到有效提升的同時,日均單量卻呈現下降趨勢,可見外賣騎手的數量供給已經超過外賣單量的實際需求,勞動力供需矛盾增加了就業的不穩定性和“滑落”的可能性。

表4 美團外賣交易筆數、獲得收入的外賣騎手人數及其日均單量Tab.4 Number of Meituan takeout transactions、income-generating takeout riders and their daily orders

在運力明顯充足的情況下,采取無契約關聯的靈活用工模式成為平臺企業降低交易成本與經營風險的重要方式[29],交易成本為信息搜尋成本、違約處理成本和交易過程中秩序維護等各種成本的總和[35]。美團選擇用交易成本代替勞工成本,在外賣騎手與美團中間鑄造了配送商、靈活用工平臺、個體工商戶三道防火墻,“平臺-員工”關系轉變為合作關系,除降低人力成本、管理成本之外,還減少了大部分的交易成本?；诖迺悦鞯萚37]分析交易成本下降的理論框架,美團案例的交易成本下降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契約數量,契約的簽訂需要交易成本,美團與外賣騎手簽訂協議的邊際成本遠大于與配送商和靈活用工平臺等簽訂契約的成本;其次是契約期限,長期契約的交易成本更低,“兼職做外賣騎手”成為過渡性的就業方式,該就業方式增加了產生交易成本的頻率,短期契約帶來的不確定性也將引發外賣騎手的機會主義和道德風險;最后是契約的風險,利益群體需要對契約的簽訂提供保障,因此,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下,相較于與眾多外賣騎手簽訂契約的方式,平臺企業更樂意與第三方合作來降低交易成本與用工風險。

3.1.2 平臺企業影響外賣騎手“滑落”的獨有機制:算法技術應用

不僅供求失衡會增加外賣騎手的“滑落”風險,算法技術也可以通過傾斜的價值體系增大“滑落”風險,價值體系涵蓋外賣騎手的人力資本價值等。陳龍[18]認為,平臺為了強化對外賣騎手情緒、肢體行為、言語表達等的控制,通常將“算法控制”虛擬和隱蔽化。在平臺構筑的算法體系中,存在平臺、外賣騎手、商家和消費者四元關系,“無形價值之手”會忽視外賣騎手的個人差異和訴求來滿足其余三方價值需求[30]。

隨著“超腦”系統精細化和智能化的不斷提高,配送效率得以提升,訂單的單價不斷降低,但嚴苛的懲罰機制導致外賣騎手出現生存困境。美團公開的優化標準主要圍繞提升消費者體驗、優化盈虧結構以及擴大配送規模三方面展開。在智能系統和優化標準的共同作用下,3公里內配送最長時間由2016年的1小時,縮短至2017年的45分鐘,再至2018年的38分鐘,最終至2019年的28分鐘,算法實現了對外賣騎手時間的規訓和操控,同時平臺也在進行自我訓練,為之后實現更高效的配送做準備。隨著外賣騎手在相同時間內配送的訂單量的增多,平均每單的送單價格逐漸下降,導致“高收入”需由高強度勞動堆砌而成。

平臺算法通過設置獎懲制度規訓外賣騎手。其一是獎勵機制,平臺根據外賣騎手的完成總單量、差評率、超時率、工作時間綜合評定出青銅、白銀等10個等級,派單機會與等級直接掛鉤。平臺通過外賣騎手等級與獎勵相關聯的方式,優化了算法分配傾向。其二為懲罰機制,“效率”是四元關系共同的價值追求,算法為提升消費者體驗、擴大經濟規模,往往會帶有價值偏見。以機器學習系統中的ETA(全鏈路時間估計)為例,ETA 為消費者提供配送到達時間承諾,確定外賣騎手必須送達時間和派送任務,為供應商提供優化后的訂單安排[30]。但ETA 會出現不能按實際路況進行預估的情況,如采用點對點直線距離等預測到達時間,同時對樓層的精準度顆粒也過大,這屬于平臺算法失效問題,而外賣騎手作為指令的執行者卻承擔著失約責任,因此在外賣騎手獲得的差評與投訴中,超時始終是主要原因。

算法技術限制了外賣騎手人力資本的提升,導致外賣騎手技能提升的機會和未來就業空間受限。勞動密集型行業獲得廉價勞動力的方法是將勞動過程分解成簡單易操作的多個部分,從而減少對經驗和腦力思考的需要,平臺系統將外賣騎手的配送流程拆解為“接單→到店→取餐→送餐→交付”。美團“超腦系統”進行24小時排班優化和實時調度,可快速根據供應商、外賣騎手、用戶位置安排最適宜的外賣騎手接單,配送時間和商家出餐時間等由機器學習系統提供,LBS(位置服務)系統深入點線面空間,提供用戶和商家的具體位置并進行路線優化、路況檢測、實時導航。除此之外,智能語音助手使外賣騎手用語音即可完成接單,只需回復“是”或者“否”的接單模式,大幅度簡化了原有操作步驟,以往需要外賣騎手根據經驗預估各商家出餐時間、最優路線以及訂單配送順序等,現在均可以通過基于“超腦系統”的語音助手完成。在算法構建的平臺系統下,整個勞動過程不再需要發揮主觀能動性,職業培訓趨于形式化和流程化,人力資本快速流失,這也成為外賣騎手“滑落”的另一推力。

3.1.3 平臺企業影響外賣騎手“滑落”的間接機制:算法與競爭態勢的交互效應

平臺企業之間的“逐底競爭”[38]和算法技術迭代成為平臺企業創新靈活用工模式的動機和機會,同時也導致外賣騎手不斷向中等收入群體的邊緣線靠近。孫萍[32]提到,隨著外賣市場的飽和與平臺壟斷勢力的擴張,平臺掌握了服務定價權[39],外賣騎手的收入呈現了下降的趨勢,收入的不穩定降低了外賣騎手的抗沖擊韌性。下文將基于動態視角分析美團算法和競爭態勢迭代過程中對外賣騎手“滑落”風險的作用機制。

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過程中,美團算法迭代與競爭態勢的發展共同作用于外賣騎手的用工模式。2015年,美團開始大規模自建配送團隊,采用人工派單與搶單相結合的方式開展業務,積累了大量數據資源,經過近一年時間的數據積累和技術研發,在2016 年,美團“超腦系統”正式上線,實現了物流調度的實時管控,取代了之前的用工模式。2017年,美團推出智能規劃系統,基于對地圖數據的深入挖掘,運用機器學習技術,綜合考慮外賣騎手工作時間的連續性和中間休息時間間隔等因素,提供24小時排班規劃。2018年,美團將車聯網(IOT)與智能語音助手相結合,實現完全智能調控,優先選擇最佳配送路線,縮小外賣騎手之間的勞動差異,降低外賣騎手入職門檻,擴大了配送團隊的規模。2019 年,感知系統與LBS 系統實現了更精確的室內外定位、應用場景識別與時空畫像,外賣騎手履約效率更高。感知系統與IOT實時從外賣騎手手機、藍牙設備、頭盔等渠道收集外賣騎手運動狀態與行動軌跡,不斷優化配送路徑,縮短配送時間。LBS系統采用基礎算法與外賣騎手、商家、顧客三點的位置數據,快速給出最優配送路徑結果,同時美團積極向全域柔性系統目標發展,城市內所有訂單和運力統一調度模式將逐漸取代商圈切割再分段模式,同時系統能根據天氣、單量情況快速做出調整,而這需要大規模外賣騎手與訂單的匹配算法的支持。至此,美團基于海量數據與大數據處理能力,形成信息壟斷,外賣騎手所需的信息依賴平臺提供,“資強勞弱”加劇了美團傾斜的價值分配,外賣騎手地位隨之下沉。

美團各階段競爭態勢的劃分主要依據以下兩點:其一,浙江省金華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浙07民初402號判決書中提到美團金華分公司存在不正當競爭行為,即美團從2016年下半年開始迫使商戶刪除其他外賣平臺上的相關信息,并簽署只與美團外賣在線平臺合作的協議,因此認定2016年之前美團還處于競爭狀態;其二,2021 年10 月,美團被市場監管總局處以34.42億元罰款的同時被認定其行為于2018年就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故可以判斷2018年之后美團進入到壟斷階段。在美團競爭優勢形成、鞏固壟斷地位和算法演變的過程中,美團與外賣騎手由最初的雇傭關系演變成合作關系。美團為滿足用戶和供應商需求,通過交叉網絡效應與規模效應,形成平臺的單邊壟斷,在這個過程中,算法成為打破平臺與外賣騎手正式雇傭關系的催化劑,在算法與壟斷的市場地位的交互作用下,平臺以“交易中介”的身份規避風險,全力保障“雇主責任”[40]。外賣騎手用工模式的演變見表5。

表5 外賣騎手用工模式的演變Tab.5 Evolution of takeout riders’employment model

3.2 自救力對外賣騎手“滑落”的作用機制

3.2.1 法律空隙:自救困境

在目前的法律體系中,“平臺-個人”的用工模式既不完全屬于雇傭范疇,也不完全屬于獨立勞動范疇,勞動關系不明確使外賣騎手維權困難[28,41]。下文將從法律規制的角度分析外部制度空隙對外賣騎手自救的作用機制。

組織型平臺與外賣騎手復雜的從屬關系增加了《勞動法》適應新興用工模式的難度。從屬關系在《勞動法》中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概念,其決定了雇傭關系的存在與否。傳統意義上,從屬關系通常包括經濟從屬和人身從屬兩個方面:經濟從屬指的是勞動者的生計主要依賴于雇主;而人身從屬則體現在勞動者在工作中受到雇主的指揮和控制。外賣騎手雖然通過平臺提供的訂單來獲取收入,但在人身從屬方面卻不符合傳統雇員的定義,首先,外賣騎手往往被視為獨立合作伙伴而非傳統意義上的員工,平臺對其人身從屬有著更高要求,例如,超時罰款、微笑行動等;其次,曾經單一的管理監督模式現已演變為由先進的算法系統和消費者的反饋共同構成的多元監管機制;最后,外賣騎手不僅可以自由選擇工作時間和區域,還能夠自由決定是否繼續接單,不受美團直接管理和監督。外送服務行業實施的靈活雇傭策略,模糊了勞動立法對于員工隸屬性的界定,導致這種新興用工模式缺乏更完善的法律支持,確認雇傭關系的過程變得復雜且代價昂貴。

在美團案例中,外賣騎手由于未能充分適應配送算法的指揮,導致違章事故發生頻率增加,且在此類情況下,工傷補償往往難以獲得。2017年10月9日,在西安市未央區跑單途中,34歲美團眾包騎手猝死,美團眾包平臺APP所屬北京三快公司、北京三快西安分公司和外包公司博悅人才都否定了與該配送人員的雇傭關系,2019年1月25日法院作出最終裁決,認定該送餐服務平臺僅提供信息服務,并非實際的商業交易參與方,與配送人員簽訂服務協議的第三方技術企業也僅是眾包平臺電子服務的提供者和管理員,因此,不能將其視為勞動雇傭主體,法院否決了勞動者的相關賠償請求。盡管在中國文書裁判網中不缺成功獲得賠償的案例,但是相比處于勞動關系下的勞動爭議程序,處于合作關系下的勞動報酬糾紛解決程序更為復雜,同時因為懼怕被開除選擇放棄維護自身權益的案例也不在少數。

從以上的事件可以看出,外賣騎手在健康和安全受到威脅時,制度的缺口導致外賣騎手無從自救,這充分體現了法律制度對于平臺治理和外賣騎手權益保護的重要性。袁文全和徐新鵬[42]認為,應當構建新型勞動關系認定標準和系統科學的勞動法律體系,從而更好地保護外賣騎手的基本權益,最終使法律制度成為外賣騎手“滑落”時的支持力。

3.2.2 收益陷阱:自救失效

風險認知是決策者對于情境中不確定因素進行評估的能力[43],當個體與信任目標之間存在利益關系時,個體會在權衡利益與損失之后作出是否合作的決定[44-46]。在本文案例中,不確定因素表現為外賣騎手的生活健康和技能提升等用工風險,當外賣騎手評估在美團獲得的收益大于用工風險時,就會選擇與美團繼續保持利益交換關系。

美團外賣騎手招聘廣告描述了“輕松接單、多勞多得、最高月入13 000元”的愿景,平臺初期施行的高派單價、補貼和季節性的高收入政策吸引了大批外賣騎手涌入。許多農村勞動力選擇成為外賣騎手的原因是收入高、門檻低、上手快。2020年國家統計局統計數據表明,農村人均月收入為4 072元,美團研究院的調查問卷統計顯示,專送騎手人均月收入為5 887元,眾包騎手人均月收入為4 557元,相比之下外賣騎手的收入更具優勢。美團官方發布的《2020年上半年騎手就業報告》中的數據顯示,58.8%的外賣騎手工資高于4 000元,7.7%的外賣騎手月收入超過1萬元。

外賣騎手“高收入”的代價是超長的勞動時間和超額的勞動強度,這種現象導致外賣騎手陷入多勞多得的漩渦。外賣騎手會向每個站點收入排名靠前的“標桿騎手”看齊,而“標桿騎手”是通過每天在線12小時以上、多接其他外賣騎手轉單才得到的名次。但是當外賣騎手把注意力集中于不斷增加勞動強度獲得更高收入的同時,平臺也在不斷降低除資本收益之外的其他部分的分配比例[47]。綜合整理華中師范大學社會學院鄭廣懷研究團隊[48]、馮向楠和詹婧[22]、呂宣日[49]分別對于武漢、北京以及上海外賣騎手的調研數據發現,三地的外賣騎手日均工作時長集中在8～12小時,其中北京84%的外賣騎手超過10小時,武漢、北京、上海三地外賣騎手的月均收入分別為5 882元、6 500元和6 271元,均低于其所在城市對應調查年份的平均工資8 170元、10 712元和7 832元,雖然外賣騎手的時薪略高于其所在城市的最低小時工資標準(非全日制),但考慮需要自行負擔社保費用、加班費用和工傷費用,外賣騎手的時薪實則已經沖破最低小時工資標準線。在高薪資吸引下,外賣騎手膨脹式增長導致競爭日益激烈,其只能通過延長工作時間來獲取競爭優勢[50-51]。而平臺利用外賣騎手厭惡損失的偏好,在其完成目標之后再進一步增加收入激勵,使外賣騎手因損失厭惡心理而主動過度勞動。因此,在外賣騎手努力提高效率、延長工作時間的同時,其實際收入卻不增反降,最終導致外賣騎手自救失敗。

3.2.3 職業的消極認知:自救力不足的根源

(1)來自自身對職業的消極認知

由華中師范大學社會學院鄭廣懷研究團隊[48]對武漢外賣騎手的調查數據顯示:其一,外賣騎手在工作中面臨的語言暴力嚴重,如被消費者辱罵、受傷、惡意點單,以上占比分別為34.33%、33.46%、29.46%,但有49.06%的外賣騎手選擇以吐槽的方式自我消化;其二,在主觀上認為入不敷出的外賣騎手占比40.3%。因此,盡管在從事外賣工作后,名義收入得到了明顯的增加,但是從實際消費情況看,有較大部分外賣騎手仍處于入不敷出的狀態,主要原因在于外賣騎手在從事外賣工作后,除了需要付出較多的情感勞動與體力勞動外,也承受著較大的家庭壓力。同時外賣騎手這份職業具有較高的流動性,經常被作為過渡性選擇,馮向楠和詹婧[22]在調研中發現,很少有人把外賣騎手列入到長期的職業規劃中,42.1%的人認為未來還會從事其他職業。

(2)來自社會的職業鄙視

網絡技術和社會變革對社會認同心態的影響會映射到群體中,并逐漸外化為能夠區分于其他群體的特征,進而打破社會認同的整體性,使主觀認知“向下偏移”[52]。外賣平臺的算法技術采用就近派單的分配原則,因此,外賣騎手常常會聚集在離餐飲店不遠的樹蔭、馬路、街角等處聊天、刷視頻、打手游等,加上他們身穿黃色亮眼的工作服,使其基于諸多特征的身份與圈層的社會認同逐步形成[53],同時也使電動車等勞動工具成為了草根和底層的象征[54],許多大型商廈和購物中心要求電動車停放在后門或者側門,外賣騎手只能從貨梯上樓。2020 年7月11日,美團外賣騎手C 被北京SKP 保安以有損商場形象為由拒絕進入商場取單,并且需要其等待時與門口保持一定的距離,同時,外賣騎手在配送過程中可能會聽到負面言論,如“送外賣的到哪兒都攆,到哪兒人都說”“這工作連保安都不如,保安都看不起”,因此,外賣職業處在社會職業鄙視鏈的底端,從事該職業的外賣騎手也處于社會經濟的邊緣。沈洋在專訪中表示,服務行業存在“羞辱性人際從屬關系”,即當一方的地位高于另一方時,雙方都會接受弱勢方要多付出的邏輯,社會地位越高對回報的要求也就越多,如客戶要求外賣騎手無償提供倒垃圾、購買飲品等額外服務①林子人.社會學者沈洋:服務業男女工人以不同方式處于劣勢,性別階層戶口不平等彼此交織.界面新聞(2020-06-30)。。外賣騎手低反抗的姿態以及被動適應的現狀使平臺對于其基本權益的忽視進一步“合理化”,利益的侵蝕是推動中等收入人群“滑落”的另一只無形的手。

綜合對外賣騎手“滑落”的多重前因的分析與討論,本文繪制出外賣騎手“滑落”形成機理的模型,如圖4所示。外賣騎手“滑落”形成的機理主要體現在三方面:其一,2021年人社部等八個部門共同印發了《關于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簡稱《指導意見》),雖然《指導意見》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權益保障提出了新要求,但是在實踐過程中仍存在一定的滯后性,同時監管部門對平臺企業的違規行為懲治力度也略顯不足;其二,平臺企業以“平臺-個人”的雇傭模式在市場供求失衡、算法技術及算法和競爭態勢交互作用等因素下將外賣騎手推向“滑落”,此外消費者擁有平臺企業分配的控制權,其評價在外賣騎手薪酬體系中占核心地位;其三,社會公眾對外賣職業的偏見成為外賣騎手自救力不足的根源。

圖4 外賣騎手“滑落”的形成機理Fig.4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slipping”behavior of takeout riders

3.3 外賣騎手“滑落”風險的治理機制

基于以上對外賣騎手“滑落”風險形成機理的識別,本文進一步梳理了外賣騎手“滑落”風險治理機制的關鍵構念(表6)。編碼結果顯示,外賣騎手“上岸”路徑主要包括制度缺口填補、平臺與政府協同治理、平臺企業壟斷規制與多元主體賦權。

表6 外賣騎手“滑落”風險治理機制的關鍵構念及引用語舉例Tab.6 Key constructs and quotations for the risk governance mechanism of“slipping”behavior among takeout riders

3.3.1 制度缺口填補與支持力

目前對平臺新型用工模式關注點主要集中在外賣騎手的勞動關系認定問題,包括在現有《勞動法》基礎上擴大保護對象[28]、重新確定勞動關系的認定標準[51-55]以及略過勞動關系的認定環節去論證外賣騎手適用現有《勞動法》的工資保護制度[56]。從靈活性的角度審視平臺企業與外賣騎手的需求,外包和眾包等靈活用工模式使雙方實現了共贏,符合平臺經濟的發展趨勢[42],一方面,靈活的用工模式滿足了外賣騎手擁有自主權的需求;另一方面,平臺企業借此擺脫了傳統雇傭關系的限制,可以隨時根據市場需求調整人力資源模式,將人力成本和用工風險降到最低。因此,為適應靈活并不斷迭代的用工模式,政府相關部門可以跳出勞動關系認定的前提,重新考慮如何保障外賣騎手的健康與安全,從而淡化勞動關系與社會保障的聯系[57],促進平臺與外賣騎手之間新型雇傭關系認定標準和系統、完整、科學的勞動法律體系的構建。

此外,還需完善算法倫理審查制度,積極引導平臺自主治理的同時,合理把控監管范圍,賦予監管機構監管數據和算法的權力,建立基于大數據、區塊鏈等新技術的監管模式,提高算法相關風險的識別、預警和防范意識。對算法開發者和使用者設立算法審查、算法風險評估與算法解釋等義務。當算法使用過程中出現有損于社會利益的結果或暴露出潛在風險時,監管機構有權打開算法“黑箱”。

3.3.2 平臺與政府協同治理與向上推力

為了保障靈活用工方式治理的有效性,平臺企業應當制訂適宜的保障計劃,貫徹落實政府關于靈活用工的規章制度,使之成為勞動關系認定模糊的情境下靈活用工保障的補充,為外賣騎手提供有力支撐。在對本文案例調查時了解到,2017 年上半年,上海市公安局公開數據顯示,每2.5天就有一名騎手死亡,2018年成都7個月內發生交通事故196起,累計傷亡155人次①賴祐萱.外賣騎手,團在系統里.人物,2020(8):70-91。。因此,提供工傷和重大疾病的基本社會保障也就成為確保外賣騎手獲得基本權益的當務之急。對此,美團在2019年開展“騎手守護計劃”,為25種重大疾病建立關愛基金,參保條件為注冊美團騎手APP 滿90天,關愛基金完全由美團出資,保障金額根據騎手完成單數或者服務時間確定,但其中不包括醫療、意外等工傷保障。雖然美團主導的關愛基金能夠覆蓋所有騎手,但只有指定重大疾病可以獲得最高5萬元的賠付,僅能解決燃眉之急。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參與外賣騎手保障方案的制定并負責工傷與重疾的基礎保障,有利于各平臺企業統一保障方案,使外賣騎手不會因為更換用工平臺導致保額損失,從而滿足平臺用工對于靈活性的要求[58]。政府和平臺企業應各司其職、權責對等,由政府負責提供基礎保障,打破戶籍限制,將所有非戶籍外賣騎手納入保障范圍,而平臺企業可以制定與騎手績效相掛鉤的保障方案,在實現價值共創的同時使騎手獲取更多的權益。

此外,政府還需與平臺協同完善對算法內容的治理,加強企業社會責任意識的建設。一方面,增強企業成員責任意識,規范算法制定、算法處理等行為,將法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道德倫理等融入進算法體系中;另一方面,專注挖掘算法內在潛力,賦能內容治理,增加算法的透明度和解釋力度,構建平臺與政府制度治理的聯動機制。同時在算法遇到危害和風險時能及時調整策略,提高平臺對算法的評估和管控能力。將道德轉化為代碼并入到算法模型源頭中,同時結合機器學習進行全面的道德汲養和進化,塑造道德敏感的算法系統。

3.3.3 平臺企業壟斷規制與拉力

平臺反壟斷是將“滑落”人群拉回原有階層的重要手段。但以往的研究較多關注反壟斷對于市場競爭、創新創業、消費者福利等方面的威脅和反壟斷的外部治理機制[26-27,59],較少關注平臺反壟斷對于外賣騎手“滑落”的影響。在美團案例中,美團憑借其壟斷地位在政府與外賣騎手之間扮演了規則制定者的角色,通過制定外賣騎手勞動過程運行規則,約束利益相關者按照規則活動。外賣騎手的權益未在美團公開的算法優化標準中得以體現,至此,美團實現了在算法技術的掩蓋之下對價值分配鏈底端的外賣騎手的控制。這充分說明了平臺反壟斷對于外賣騎手利益保障的必要性。潛在競爭者的進入將削弱壟斷平臺的優勢地位,提高用人單位的可替代性,為弱勢群體爭取一定的話語空間。何哲[60]還提到通過反壟斷可以限制資本的無限擴張,從而抑制貧富差距兩極分化與階層之間的對立[47]。對平臺企業監管力度、懲罰模式和網絡稅收的調整可以提高平臺壟斷成本,同時通過完善外賣騎手等邊緣中等收入人群的工資保障機制、提高自我身份的認同等方式,可以為“滑落”人群抵抗風險和跨越身份階層提供拉力?；谝陨戏治隹梢缘贸?抑制平臺壟斷可以增加外賣騎手利益分配份額,為其克服“滑落”風險提供外力支持。

在美團案例中,早在2021年10月市場監管總局對美團外賣“二選一”壟斷行為做出34.42億元判罰之前,其就已經多次進入監管部門的視線。2019年3月,揚州數十家商戶集體投訴美團外賣要求其簽訂“獨家協議”的行為,但揚州仲裁最終不能判斷美團的行為是否涉嫌壟斷①揚州廣播電視總臺《關注》欄目官方微博報道(2019-08-03)。;2020年,南充火鍋協會致信美團,對其壟斷經營及不正當競爭等問題表示抗議②南充市火鍋協會:關于美團公司壟斷經營及不正當競爭的舉報信(2020-02-20)。?；谝陨戏治?關于平臺壟斷問題,通常最易先被商家、行業協會等察覺,這也表明在反壟斷的過程中,可以協同平臺參與者、行業協會等平臺內外部多元主體的力量構建多元共治的反壟斷監管格局,拓寬投訴和維權渠道,加快對于壟斷行為的反應速度,減少反壟斷成本和弱勢群體的利益損失。最終達到在約束平臺權力過度膨脹的過程中保障價值鏈底端的外賣騎手的基本權益的目的,減少“滑落”風險的同時提高中等收入人群的質量。

3.3.4 多元主體賦權與向心力

以往文獻更多的關注了外賣騎手的自我賦權或者通過單一主體賦權的方式來維護自身權益的行為[23,61]。但外賣騎手個人可以利用資源的種類和數量均具有局限性,單一主體抵抗的危險與代價顯著。因此,傳統制造業、政府和社會共同賦權可以增加外賣騎手在遇到向下“滑落風險”時的向心力,阻斷其向下“滑落”的通道。

為順應平臺經濟的發展,傳統制造業引進平臺化管理對傳統雇傭模式進行革新[47],同時零工經濟的快速發展也吸引了大量傳統勞動密集型企業出現過度飽和的用工現狀,傳統制造業向平臺化、智能化發展,該趨勢可以引導外賣騎手“逆向選擇”。

制度賦權可以從制度角度穩固中等收入人群的身份階層并改善其自我職業認知。借鑒聞效儀[62]的制度框架:首先,政府需完善相關勞動法律制度,不斷更新和強化勞動法規,保護外賣騎手和其他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其次,重視職業教育和項目培訓,通過加強技能培訓提升勞動者的職業能力和市場競爭力,幫助勞動者適應快速變化的市場需求,特別是對于那些處于技術變革前沿的行業;最后,改善失業保障和戶籍政策對于促進勞動者福祉亦發揮著重要作用,通過提供充足的失業救濟和再就業支持,政府可以減少勞動者失業時期的經濟壓力,同時,優化戶籍政策也有助于消除勞動力的流動障礙,使所有勞動者無論其戶籍所在均能享受到平等的就業機會和社會福利。為此,在2020年美團“717騎士節”啟動儀式上,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中國勞動學會的負責人楊志明闡述了一個新的展望:外賣騎手們將有望被納入技術型人才行列,通過職業技能的官方培訓來提升自己的技術水平,在“多勞多得”的基礎上實現“技高多得”,同時還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培訓補貼,參加政府及行業組織的職業技能大賽,更有機會通過競賽被認定為高級人才。

關系賦權可以充分調動社會網絡中的多樣化資源,重塑權力結構和競爭規則[63]。2016年7月11日,青島一位美團外賣騎手在遭遇車禍后導致粉碎性骨折,直至引起社會和媒體的關注后,美團才愿意承擔醫藥費。2021 年5 月,在北京衛視的節目中,美團針對外賣小哥猝死最終賠償60萬元的事件,同樣是在受到輿論關注后才做出了響應。社會是由相互連接的多個節點構成的復雜網絡,在不斷喚醒、提高社會個體維權意識的同時,挖掘、開發和利用關系資源也能成為防止外賣騎手“滑落”的又一屏障。

綜上所述,傳統制造業賦權,制度賦權,關系賦權分別從企業、政府和社會參與者的角度證明了多元主體賦權對于治理“滑落”風險或助力“滑落”人群上岸的合理性。多元主體的助力能夠減輕外賣騎手在法律、收益、就業及職業認知方面所面臨的壓力,但更重要的是可以使外賣騎手具備規劃職業發展與增強技能的能動性,利用核心內驅力來實現收入階級的穩固和提升。

通過綜合以上理論思考以及對案例企業的分析,本文構建了中等收入人群“滑落”通道阻斷的過程模型(圖5)?！盎洹蓖ǖ赖淖钄喟酥贫热笨谔钛a帶來的支持力、平臺與政府協同治理帶來的向上推力、平臺反壟斷過程中獲得的拉力,以及在多元主體賦權作用下產生的向心力。首先,在“滑落”階段的平臺隱形價值偏差機制下,收益與付出不成正比、算法技術迭代升級對勞動過程的把控、自我職業消極認知以及法律空隙等因素導致了中等收入人群的“滑落”;其次,平臺靈活用工模式在經過制度缺口的填補、平臺與政府協同治理、平臺企業壟斷規制、與多元主體賦權后逐漸明晰生態成員責權范圍,反作用于平臺生態系統,進行中立化的利益分配;最后,外賣騎手在獲得權力與資源的過程中,隨著其基本權益保障、收入韌性以及自我認同感的提高,最終成為穩定的中等收入人群。

圖5 阻斷“滑落”通道的過程模型Fig.5 The process model of blocking the“slipping”channel

4 研究結論與展望

4.1 研究結論

本文運用單一案例的研究方法,將外賣騎手歸類為中等收入人群,分析了平臺治理對外賣騎手階層“滑落”的作用機制。研究發現美團案例中存在由平臺治理邊界模糊導致的勞資雙方權責不清問題,即美團通過平臺算法技術精準控制外賣騎手以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外賣騎手在完成價值實現的關鍵環節后卻面臨著“滑落”為低收入人群的風險。以算法為底層邏輯的平臺企業在數據、流量的壟斷下,通過失衡的供求關系和算法技術與平臺市場競爭的交互效應,增加了外賣騎手的“滑落”風險,同時外賣騎手還面臨著自救失效的困境,自救失效的原因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現有法律制度仍有細則有待完善,同時在實踐情境中,平臺對法律制度執行的滯后性及監管部門的懲戒力度不足等現實問題,均會成為外賣騎手自救力不足的制度缺口;第二,收益陷阱,外賣騎手“高收入”是由超長的工作時間和超高的勞動密度堆砌而成,付出與收益比例嚴重失調,陷于自救失敗的無底漩渦;第三,職業的消極認知,外賣騎手職業受到自身和社會的消極認知,這是其向上級階層流動的阻力根源。

通過對美團案例的研究發現,平臺與政府共同完善工傷與重疾基礎保障,可以切斷勞動關系與基本權益保障的必然聯系,使外賣騎手在意外發生時有兜底力量支撐;市場競爭公平有序有賴于壟斷行為的整治,平臺企業權責邊界的確定為平臺參與者在游戲規則制定時爭取更多發言機會;基于平臺參與者參與共治的視角,提升監管方對平臺壟斷行為出現時的反應速度和預測企業風險行為的能力,及時制止平臺對于外賣騎手的利益侵蝕,在外賣騎手滑向中等收入邊緣時能夠產生強大的正向推力;多元主體賦權分別從供給端、外部因素和社會關系網絡資源出發,通過其產生的外部支撐力使外賣騎手克服“滑落”風險,而自我賦權則從內核動力角度出發提升外賣騎手豐富職業技能的主觀能動性,從依賴平臺企業逐步偏向與平臺企業互補。

4.2 理論貢獻

第一,基于平臺治理對平臺參與者價值結果的影響,研究針對由異質性參與者誘發的平臺治理策略。本文將平臺場域中的中等收入人群歸于同類型參與者“分而治之”,研究平臺企業對于外賣騎手“滑落”風險形成的作用機制,區分異質性參與者的同時設計共同治理機制,增強平臺治理力度,促進平臺企業多元化、高效率的價值共創機制的形成。

第二,本文立足參與者主體角度,在肯定其具有戰略能動性的前提下,分析如何助力其打破“進階難、滑落易”的單向流動僵局,激發平臺參與者的價值獲取潛力,實現平臺生態系統內從價值共創到價值貢獻的重要跨越,彌補了對平臺參與者行為機理的研究空缺[64]。

第三,本文基于多主體參與共治的視角,突破利益相關者視角治理的局限性,從商業生態系統角度提出基于平臺語境下的多主體與多路徑協同治理機制,豐富了平臺治理理論的內涵與應用情景。

4.3 管理啟示

本文的研究結論對平臺治理邊界模糊引發的外賣騎手“滑落”風險的管理實踐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其一,在探索和明確治理邊界時,需要明晰各主體的權責范圍,秉持協作、共贏的理念處理多元主體的利益和矛盾[65]。在修正傳統治理邊界時,采用動態性和階段性的治理策略可以有效應對靈活用工模式下的復雜問題。其二,平臺內、外部多元主體的參與對平臺治理的及時性、針對性和徹底性具有重要意義。平臺企業既是內部規則的制定者又是撮合雙方交易的主導者,因此需要政府協同多元主體的力量構建一體化的治理機制。政府在構建的過程中,一方面,針對不同主體利益偏好,完善對于異質性主體參與治理的激勵機制;另一方面,需要為各方主體反饋、溝通、投訴提供便利的渠道并完成責任評估、保障所處理的個人信息的安全等工作。

本研究通過分析平臺場域內外賣騎手“滑落”風險的形成機制,以動態視角探討“滑落”現象的復雜前因,從生態主體與路徑協同治理角度強化外賣騎手的風險防范意識與化解機制,促進了平臺治理理論在實踐層面的應用,對后續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參考和借鑒作用。

4.4 研究局限與展望

雖然本文在案例分析和研究的過程中收集了較為豐富的文獻和資料,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平臺場域內中等收入人群“滑落”問題涉及經濟學、管理學、政治學等多個學科領域,但本文在研究過程中涉及的理論面較窄,有待在未來的研究中進一步完善;其次,本文的案例資料采用了二手數據,未來研究可以考慮對相關平臺企業進行結構化訪談以及對一定數量的外賣騎手進行問卷調查;最后,在研究平臺場域內中等收入人群“滑落”風險的過程中,可能會存在其他干擾因素,未來研究對此需要深入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