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文化遺產地農戶文化資本與其親環境行為關系研究: 以敖漢旱作農業系統為例

張曉旭,喬光華①,裴 杰,王海春,賈 麗

(1.內蒙古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2.內蒙古財經大學會計學院,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3.內蒙古財經大學財政稅務學院,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要“深入實施農耕文化傳承保護工程,加強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保護利用”。農業文化遺產是傳統農業的精華,它使精耕細作、物質循環利用的農牧生產技術體系得以傳承[1],與之相伴相生的鄉土民俗文化成為當地獨特的文化稟賦,形成了農業文化遺產地區的比較優勢[2],構成了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19個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地都有各自特色的農耕技術體系和鄉土文化,這些傳統耕作技術在生態保護方面具有獨特優勢。敖漢旱作農業系統在2012年被認定為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成為全球第一個旱作農業文化遺產。該系統的農民通過倒茬輪作、施用農家肥等傳統親環境生產方式進行農業生產,并且在長期耕作實踐中逐步形成了祈雨、跑黃河等特色文化。這種鄉土文化蘊含著天人合一、效法自然等哲學思想[3],包含節制欲望、合理利用資源的可持續發展觀念。當地居民在這種思想和觀念的滲透下通過社群傳播和代際傳承,逐漸將其內化為自身文化資本,進一步影響其生產行為[4]。

隨著科技發展和現代技術的應用,農業生產中逐漸增加化肥、農藥等投入品,現代工具帶來勞動生產率成倍提升,農民收入得到提高,同時也使得傳統農業的生產方式、生態模式被打破,資源循環、和諧共生等傳統農業生態思想的重要性被逐漸忽略。農戶從生態環境中獲取天然肥料的方式逐漸減少,人工除草、間作套種等親環境生產意愿逐漸減弱?，F代農業需借鑒傳統生態文化思想,解決好在使用現代投入品時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問題,為農業綠色發展提供歷史借鑒。因此,研究如何利用傳統農業文化價值促進農戶親環境生產,分析農戶內化的文化資本如何影響其親環境行為具有重要意義。

基于此,筆者提出以下問題:在農業文化遺產地區,農戶的文化資本是否會積極影響其親環境行為?對該問題的回答有助于進一步理清農戶文化資本與生產行為之間的關系,提煉出影響遺產地農戶參與親環境生產的關鍵要素,有利于為遺產地政府推進農戶親環境生產提供參考。在此基礎上,考察遺產地農戶文化資本對親環境行為的異質性影響,以期在實踐中為提升農戶文化資本對其親環境行為的促進作用提供科學依據,也是該研究的創新和邊際貢獻之一。

1 文獻回顧與研究思路

傳統文化在農戶的親環境意識和行為中發揮背景效應[5]。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闡述,在傳統社會文化氛圍比較濃厚的農村,農戶的生態耕種行為會受到當地文化規范的影響。作為鄉村經濟主體,農戶憑借世代傳承的經驗就能順利開展農耕活動,足以應對其面臨的生產不確定性[6]。并且這種傳統文化規范在農村社會代代相傳,容易內化為農戶的文化價值觀,形成文化慣性[5],進而產生相應的親環境意識和親環境行為。

在文化資源豐富的農業文化遺產地區,傳統文化對農戶的親環境行為的影響尤為明顯。MA等[7]通過研究貴州從江侗鄉稻魚鴨系統、云南紅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統及菲律賓伊富高梯田系統,發現食品文化、傳統節日以及傳統農業耕作方法等傳統文化與農業生物多樣性密切相關。特別是遺產地農戶至今仍在使用的獨特而巧妙的傳統農業耕作方式[8],這種方式塑造出獨特的自然景觀,農藥化肥除草劑的使用量較低,具有親環境性,可形成更穩定的生態系統,對維持農業生物多樣性具有重要作用[7]。ZHANG等[9]分析農業文化遺產地農民維護農業景觀的重要因素時發現,農業經濟效益不是推動哈尼地區農民繼續耕種的主要因素,主要是傳統文化使哈尼族堅持既定的土地利用方式,保持傳統景觀的穩定性。

由于農業文化遺產地區都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獨特的自然景觀以及與之相適應的耕作技術體系,遺產地的農戶往往具有獨特的“文化資本”[4]。但農戶資本較常見的分類一般是采用英國國際發展署(DFID)的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即包含自然資本、物質資本、人力資本、金融資本與社會資本5個方面。該框架忽視了民俗文化、精神信仰、價值觀念等無形的文化要素,對文化資本價值關照不足,無法客觀反映農戶真實生計水平[10],于是張燦強等[11]描述農業文化遺產地區農戶生計狀況時,在生計資本要素中設置“文化資本”類型,主要反映民族文化、傳統民俗情況,與傳統五大生計資本共同影響農戶生計策略。洪傳春等[12]在研究農業文化遺產地農戶生計資本與生計策略關系時,采取了相同做法,選取農戶對民風民俗了解程度和特有的農耕文化與經驗2項指標表現農戶文化資本。劉吉龍等[13]考慮到農戶生計和當地文化的高度關聯性,將農戶對傳統的農耕知識與技藝、民俗節慶文化活動的了解和參與程度等來衡量文化資本。由此可見,文化資本對農業文化遺產地農戶生計決策與生計水平具有重要影響。

筆者借鑒以往有關文化資本與農戶親環境行為的文獻,將文化資本指標納入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著重探討農業文化遺產地區農戶文化資本對其親環境行為的影響,并且從農戶異質性角度出發,考察農戶在農地依賴程度不均衡的情況下文化資本對農戶親環境行為的異質性影響,以期在實踐中為提升農戶文化資本對其親環境行為的促進作用提供科學依據,為進一步優化農業文化遺產地區保護和發展相關政策提供理論支撐。

2 研究范疇與理論分析

2.1 研究范疇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所謂農戶的文化資本是農業生產者的文化資本化,即通過文化價值創造經濟價值。蘊含某種特定的文化是農戶文化資本的本質屬性,所以不同形式和內容的文化將文化價值凝結在服務和產品中就構成了文化資本[14]。具體可通過3種形式表征:第一,通過社會環境影響內化為精神的一部分文化稟賦,例如傳統習俗、耕作技藝等;第二,包括文化產品、文物建筑、書籍等客觀化的文化資本;第三,通過正規制度確定的制度化文化資本,例如“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等稱號[15]。制度化的文化資本為村民集體所有,農戶獨有的文化資本在于傳統習俗、耕作技藝和文化產品。

2.2 理論分析

2.2.1農戶文化資本對其親環境行為的影響分析

農業文化遺產地農戶文化資本是指可在生產經營中用于創造商品和服務的物質文化資源和非物質文化要素的總稱[10],包含民俗節日、農耕技藝等傳統文化習俗的影響,也包含由此內化形成的文化價值觀念。

一方面,文化習俗是促進農村社區生存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資源,具有規范農戶親環境生產,維持生態平衡的正面作用。作為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地的敖漢旗,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遺產地農民在勞動生產的基礎上衍生出形式豐富的特色節日和風俗,例如“祈雨”“跑黃河”等民俗事項。這些鄉村習俗通過習俗教化實現社群傳播和代際傳遞,使得遺產地農民在勞動過程中積累出大量豐富的水土資源管理、動植物資源利用和種質培育技術等生產經驗,形成樸素的生態保護理念和親環境的資源永續利用意識,實現對生產行為的約束[4],提高其親環境程度。

另一方面,農戶文化價值觀的認同也會促進農戶親環境行為的實施。農業文化遺產地所蘊含的中國傳統生態文化價值體現著獨特的“天人合一”價值觀,投射出大自然與其所養育的人類相協調的親環境意識[16]。農戶對這種傳統生態文化價值的認可程度越高,實施親環境行為的意愿也就越強烈,且這種潛在的文化價值觀念會影響到商品和服務的顯性價值,一定程度上可轉化為顯性金融資本,例如促進農產品品牌文化價值提升,進而影響到農戶實施親環境行為的積極性。

2.2.2農戶其他資本對其親環境行為的影響分析

除文化資本外,農戶其他資本水平決定了其預期收益和承擔損失的程度,影響著農戶親環境程度。較充足的自然資本、物質資本和金融資本會保證農戶家庭的基本生產生活需要。自身擁有較大農地規模的農戶對土地依賴性較強。當農戶可獲得的資金越多時,其可承受的農業生產風險越大,也更加重視長遠利益[17]。并且充足的生產設施提高了勞動生產力,使農戶投入到精細化生產經營中[18],更有利于親環境行為的實現。社會關系作為個體的外部無形資源,可以提高農戶融資能力,有利于農戶生產規模的擴大或促使其轉向其他產業發展[19],從而顯現出親環境程度的差異。與其他鄉村地區一樣,農業文化遺產地目前面臨著青壯年勞動力外流的問題[20]。農村智力和能力的缺失影響著農業生產效率,造成農戶親環境積極性降低。維持傳統生產方式,不施用化肥農藥,對勞動力的需求極大,具有較強人力資本的農戶家庭就能夠提供更充足的勞動能力,并且生產決策人若擁有較好的教育水平會更加深刻理解化學產品帶來的環境危害,進而促進其親環境行為的實施。

2.2.3文化資本對農戶親環境行為影響的差異性分析

對農地依賴程度不同的農戶會實施不同程度的親環境行為。農戶會依據其目前所擁有的稟賦條件和所受到的外部環境約束,選擇最有利于家庭可持續發展的策略。一方面,對于那些經營土地規模數量較少的農戶,在未達到規模經營所產生的種植效益之前會依據自身生產結構,更重視投入產出比較高的其他經營活動,降低農地投入比重[21],從而影響到親環境行為的實施程度。隨著農戶經營規模擴大,農戶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會調整生產行為方式,增加長期效益投資。這與農戶潛在的傳統生態文化價值觀念相契合,有利于激發農戶親環境意識。通過運用豐富的傳統農耕知識,農戶文化資本對其親環境行為的正向促進作用逐漸顯現。另一方面,為維持生計、追求經濟利益,若遺產地農民側重于發展兼業,將經營重心投入在非農生產中,使得農戶的農牧業收入占比較低,也會影響文化資本對其親環境行為的促進作用。

3 研究設計與研究數據

3.1 數據來源

數據來源于2022年8月中旬在內蒙古自治區敖漢旗對糧食種植戶進行走訪調研獲得。敖漢旗位于典型旱作農業區,盛產谷子、高粱、黍、綠豆等雜糧。該地雜糧多種在山坡上,原始農業種植形態仍被保留,是旱作農業系統的代表,被譽為“世界旱作農業發源地”。該地農民通過倒茬輪作、施用農家肥、秸稈還田等傳統生產方式進行農業生產,并且在長期耕作實踐中,逐步形成了“祈雨”“跑黃河”等特色文化。

以內蒙敖漢旗雜糧種植戶為研究對象,按自然條件和主產作物,選擇豐收鄉、新惠鎮、薩力巴鄉、瑪尼罕鄉和興隆洼鎮5個鄉鎮,每個鄉鎮分別選擇5個村,每個村隨機選擇8～15個農戶,受訪對象主要為戶主,在調研員通過培訓的基礎上,一對一與受訪農戶進行問卷訪談。問卷內容涉及資本稟賦、保護意愿和價值認知等相關內容。此次調查共發放問卷308份,最終得到有效問卷305份,樣本有效率為99.03%。

3.2 樣本特征

受訪對象中99.02%為男性,平均受教育年限為7.78 a,整體文化水平偏低。存在土地轉入的農戶占比為61.97%,平均每戶實際種植規模較大,為4.85 hm2。加入合作組織或與企業有合作關系的農戶占比為7.21%,家庭成員是黨員或村干部的比重約為26.89%,農業收入占家庭總收入占比均值為81%。

3.3 變量定義與描述性統計分析

3.3.1被解釋變量

農戶親環境行為指農業生產者在生產生活中有意識地降低對環境的負面影響、促進生態環境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行為[22]?？紤]到調研數據可得性以及敖漢旗地區生產特色,將敖漢旗農戶生產的親環境行為界定為農業生產者在保護地力、節約土壤水分、物理減少病蟲害、循環利用糞肥資源以及秸稈處理等環節中實現減施化肥農藥、可持續利用資源的生產行為。農戶親環境行為變量的表征方式為農作物輪作倒茬、間作套種、鎮壓保墑、物理除草、秸稈還田、施用農家肥6個環節的親環境行為綜合情況,即6項親環境環節行為實施數量的加總。305戶農民家庭實施農作物輪作倒茬、間作套種、鎮壓保墑、物理除草、秸稈還田、施用農家肥的數量分別是222、2、23、274、67和216戶,農戶的平均親環境行為約為2.64項,農戶實施親環境行為總計數量為0、1、2、3、4項及以上的戶數分別為4、30、85、140和46戶,分別占總體樣本的比例為1.31%、9.84%、27.87%、45.90%和15.08%。

3.3.2解釋變量

參考相關文獻,結合實際調研情況,重點研究農戶文化資本對其親環境行為的影響,將文化資本設置為核心解釋變量?？紤]到其他可能影響親環境行為的因素,將人力資本、物質資本、金融資本、社會資本、自然資本、政策環境[23]、市場環境[23]和家庭特征[21]設置為控制變量。

文化資本對農戶親環境行為的影響主要通過傳統習俗的影響和內化的文化價值觀念作用,指標設置為農戶對傳統習俗的了解程度[11]和對敖漢旗農產品文化價值的認可程度;人力資本包含知識、勞動能力、身體健康狀況。農戶豐富的人力資源會有更多的能力和人力兼顧農業生產,深刻理解化學品過量使用的危害,實施精細化管理。具體指標為戶主受教育程度、家庭勞動力人數、家庭成員健康情況[17];物質資本包含用以維持基本生產生活的基礎設施和生產資料。充足的物質資本能在解放勞動力和提升要素利用率上實現節本增效[23],指標設置為家用耐用消費品種類和農業機械總值[11];金融資本包含農戶為維持生產生活所需要的貨幣資本。親環境行為作為一項支出活動,經濟狀況較好的農戶無疑會面臨著更小的經濟壓力,其意愿也就更強。采用農戶家庭年收入予以考量,同時引入家庭借貸情況以度量農戶經濟資源獲取能力[17];社會資本指農戶相互合作和信任的能力,泛指自身能接觸到的社會資源。作為社會網絡結構中的農戶,其親環境行為受到具有人際互動屬性的社會資本影響,社會資本水平越高,越能促進農戶親環境行為,具體采用政治背景、親戚朋友密切程度和組織合作情況3項指標衡量[11];自然資本泛指資源存量,一般土地規模越大,農業生產條件越好,耕作成本也越低,越有利于增強農戶對于親環境生產方式的投資意愿。指標采用家庭擁有耕地面積和流轉土地經營面積衡量[24](表1)。

表1 變量的設定及其賦值

從表1可知,對民俗了解程度、對農產品文化價值的認可程度、農戶家庭勞動力人數、家用耐用消費品種類和親戚朋友密切程度的差異很小,而其他指標的離散程度較大。為使整體數據更平穩,減弱模型中數據的異方差性,將變差較大的連續型變量進行對數處理,包含家庭年平均醫藥費用、農用機械設備總投入金額、家庭欠債總額、家庭年收入、家庭擁有耕地面積和流轉土地經營面積。

此外,在利用門檻模型驗證農戶文化資本對親環境行為的影響會隨著土地依賴程度不同而呈現不同的特點時,考慮到該模型中門檻變量需為連續型變量,將自然資本水平和農牧業收入占比作為衡量土地依賴程度的具體指標。其中農牧業收入占比表達式為農牧業收入占比=農戶農牧業收入/(農戶農牧業收入+其他生產經營收入),樣本區間為(0,1],樣本均值為0.944,樣本標準差為0.158,差異系數為16.79%。

3.4 測度方法與模型設定

3.4.1測度方法

熵值法是根據各項指標觀測值提供的信息熵大小來確定指標權重的客觀賦權法,一般信息熵值越高,系統結構越均衡,差異越小;反之,信息熵越低,系統結構越不均衡,差異越大。根據熵值大小,即各項指標值的變異程度,計算出權重,從而計算出研究對象的綜合得分。

考慮到解釋變量各項指標的變異程度不同,通過熵值法對各指標進行客觀賦權,計算出各類資本水平。該結果重在比較相對值,而不關注絕對值的大小,測算的具體過程如下:

(1)由于各指標量綱、數量級均有差異,為消除因量綱不同對計算結果的影響,對各指標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

正向指標:

(1)

負向指標:

(2)

(2)指標權重的確定:

(3)

(3)綜合得分:

(4)

N=1/lnm,

(5)

(6)

(7)

3.4.2Ordered probit模型

為綜合考察其各項資本對親環境行為的影響,根據被解釋變量特征,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具體設定為

Yi=αi+βiCi+γiKi+μi。

(8)

式(8)中,Yi為衡量親環境程度的有序被解釋變量;Ci為農戶具體各項資本變量;Ki為其他控制變量;βi和γi分別為相應解釋變量和其他控制變量的回歸系數;αi和μi分別是常數項和隨機擾動項。

3.4.3門檻模型

考慮到農戶的土地依賴程度可能會對文化資本與農戶親環境行為的關系產生影響,借鑒HANSEN[25]提出可用于截面數據的門檻模型,檢驗門檻變量是否存在一個門檻值,使得農戶文化資本在門檻值前后對親環境行為產生不同的影響。模型基本形式如下:

Yi=θ0+θ1Ci×I(Ti<γ1)+θ2Ci×I(Ti<γ2)+θ3Ci×I(Ti≥γ2)+θ4Ki+εi。

(9)

式(9)中,Ti為門檻變量,指農戶土地依賴程度具體指標(即農戶的自然資本和農牧業收入占比)。γ為待估計的門檻值,根據對應門檻值將樣本默認分為3組,區間為[0,γ1)、[γ1,γ2)、[γ2,∞),多門檻模型的構建類似,其實質均為分段函數。利用最小二乘估計法,估計得出回歸系數θ0、θ1、θ2、θ3和θ4,I(·)為指示函數,若括號內的表達式為真,則I取值為1,否則為0,其他變量同理,然后進行門檻模型的顯著性檢驗。

4 實證結果及分析

4.1 農戶各項資本情況

根據熵值法計算得出各指標綜合得分,通過同類資本指標加和計算得出農戶6個維度資本水平值[25](表2)。農戶各項資本水平按均值排序為人力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自然資本>物質資本>金融資本,表明農戶普遍具有較高的文化資本和人力資本,即擁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和較高的能力素質,但金融資本約束明顯。農戶文化資本的標準差較小,僅為0.036,這與現實情況一致,樣本農戶對當地的風土人情和傳統農業知識都較為熟悉,文化資本差異較小。農戶人力資本均值為0.101,標準差為0.019,這表明農戶之間人力資本差異小。其余各項資本均值水平差異較小,但標準差較大,顯示出農戶間資本稟賦水平明顯分化。

表2 農戶各項資本評價結果

4.2 各類資本對農戶親環境行為的影響分析

為確保模型估計的有效性,對所有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進行多重共線性檢驗,檢驗結果都小于3,表明不存在嚴重多重共線性問題。表3中模型(1)為文化資本對農戶親環境行為影響的估計結果。模型(2)為6類資本對農戶親環境行為影響的估計結果。為進一步檢驗文化資本與農戶親環境行為之間的因果關系,建立模型(3),將工具變量法與條件混合過程(簡稱CMP)估計法相結合進行內生性檢驗[26],其中各類資本水平均采用熵值法得出的各指標綜合得分分類加和得出。

表3 農戶文化資本對其親環境行為的影響結果

4.2.1文化資本對農戶親環境行為的影響分析

由表3可知,文化資本中農戶的農產品文化價值認知對親環境行為產生了顯著的正向影響,農戶文化資本的提升能促使其實施親環境行為,前文理論分析得以驗證?？梢?在生態層面需要創設文化資本與資源稟賦相適應的機制,以發揮農戶文化資本在生態方面的作用。

考慮到文化資本與其親環境行為之間可能存在雙向因果關系的內生性問題,采用工具變量法予以解決。選取工具變量為“同一行政村中除該農戶外其他農戶的平均文化資本水平”,文化資本水平采用前文熵值法計算得到的2個具體指標得分加和得出。該工具變量反映集體層面的文化資本水平,與農戶個人的文化資本具有相關性,但并不包含指定農戶的文化資本信息,因此該工具變量也具有外生性。采納文獻[26]的思路,檢驗該工具變量是否為弱工具變量,得出F統計量為28.67>10,且在1%統計水平上顯著,不存在弱工具變量問題。表3中模型(3)采用CMP估計法,報告了考慮內生性后的結果,顯示文化資本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正向影響農戶親環境行為,說明文化資本的影響結果較為穩健。

4.2.2其他資本對農戶親環境行為的影響分析

由模型(2)結果可知,自然資本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正向促進親環境行為,人力資本的受教育程度和健康方面在5%水平上正向顯著,親戚朋友密切程度在1%水平上顯著影響其親環境程度。農戶生產生活對自然資本有很強的依賴性,自然資本越豐富的農戶更傾向于保護自家的土地,選擇有利于獲得長期利益的農業生產方式。親環境行為需要保證一定時間與精力的投入,農戶健康狀況越好,教育程度越高,就有更多精力進行精細化管理。并且,作為社會網絡結構中的農戶,其社會網絡規模越大,農戶交往越密切;生產技術交流越多,更易互相幫助,促進親環境技術的采納。

物質資本和金融資本未正向顯著影響親環境行為,可能的原因是物質資本和金融資本受到農戶經營規模的門檻限制,對農地依賴程度較低的農戶傾向于追求農牧業短期效益最大化。隨著物質和金融資本的增加,更重視投入產出比較高的其他經營活動,降低對農地投入比重,從而會負向影響農戶的親環境行為。

4.3 門檻效應檢驗

在分析農戶親環境行為時不得不識別“農地依賴程度”的問題。該文從絕對和相對角度衡量農戶的土地依賴程度,著重探討不同自然資本水平、不同農牧業收入占比對農戶文化資本與親環境行為關系的影響。

由表4可知,農戶自然資本存在門檻值為0.041,當自然資本水平<0.041時文化資本和人力資本的估計系數分別為-1.159和-0.507,但均不顯著。物質、金融和社會資本的估計系數分別為-17.260、-16.510和-5.799,均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當自然資本水平≥0.041時,文化資本和人力資本的估計系數分別為5.305和6.496,分別在1%和5%的統計水平上顯著。各項資本都通過了自然資本門檻似然比檢驗,確定存在門檻效應。

表4 農戶自然資本的門檻回歸結果

表5顯示,農牧業收入占比門檻值為0.694,文化資本、物質資本和社會資本存在門檻效應。當農牧業收入占比<0.694時,文化資本、物質資本和社會資本均負向顯著影響農戶親環境行為;當農牧業收入占比≥0.694時,文化資本在5%的統計水平上顯著,估計系數為3.417。

表5 農戶農牧業收入占比的門檻回歸結果

由表4～5可知,在農戶自然資本較低的情況下,文化資本不會影響其親環境程度,但在農牧業收入占比較低情況下,文化資本的提升會負向影響其親環境行為。在自然資本水平和農牧業收入占比較高時,文化資本均顯著正向影響其親環境行為?？梢?在農戶內在生存發展理性需求與經濟利益誘導共同作用下,提升其農牧業收入和適度規模經營是發揮文化資本作用,促進其親環境行為的關鍵因素。當自然資本較高時,其人力資本的提升顯著促進了親環境行為,表明農戶家庭勞動能力越強,在決策人擁有較好教育水平的情況下,越容易意識到合理利用土地生態和經濟價值的重要程度,就越傾向于實施親環境行為。另外,當門檻變量小于門檻值時,物質資本、金融資本和社會資本的增加會抑制其親環境行為,這可能是在農戶土地依賴程度較低的情況下,其他各項資本的增加會促進農戶理智決策,按照家庭目前的生產策略動用社會資源和經濟資源,專注于收入占比較高的生產上,例如兼業戶會更重視副業生產經營,降低對農地的經濟投入和保護力度。

4.4 穩健性檢驗

為了進一步驗證上述門檻效應結果是否穩健,借鑒文獻[27],通過逐步加入控制變量估計農戶各項資本門檻值、顯著性以及是否通過似然比檢驗,查看控制變量對門檻效應的影響,以達到穩健性檢驗的目的,檢驗結果見表6。由該表可知,農戶各項資本的門檻值及顯著性不受控制變量的擾動,表明農戶各項資本對其親環境行為的門檻效應較為穩健。

表6 門檻穩健性檢驗結果

5 結論

基于敖漢旗實地調研數據,在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下加入文化資本,運用熵值法計算農戶各資本水平,主要探析農業文化遺產地區農戶文化資本對其親環境行為的影響,并借助截面門檻模型,從農戶自然資本水平和農牧業收入占比2個方面著重討論農戶對農地依賴程度在文化資本與親環境行為之間所起的作用。

(1)在敖漢地區農戶資本結構中,文化資本、人力和社會資本得分占比較高,金融資本和物質資本偏低。文化資本、人力資本和自然資本均正向顯著影響其親環境程度。

(2)農戶文化資本對其親環境行為的影響存在門檻值,農戶對土地依賴程度的高低是文化資本能否發揮正向作用的關鍵。一方面,當農牧業收入占家庭總收入的比例較低時,文化資本的提升會抑制農戶親環境程度;當該比例達到一定水平后,文化資本的正向作用才逐漸顯現。另一方面,在農戶自然資本水平較低時,農戶文化資本對其親環境行為無影響,當自然資本較高時,其文化資本的提升顯著促進親環境行為。

(3)當農戶受土地依賴程度較低時,物質資本、金融資本和社會資本的增加會抑制其親環境行為,在受土地依賴程度較高時,人力資本會促進其親環境程度。這意味著適當促進農牧業規?；洜I、增加農牧業收入,不僅能使得農戶文化資本可持續促進親環境行為,還能弱化各項資本對親環境行為的抑制作用。

6 啟示

(1)關注傳統農業文化的力量,實現農戶文化資本在生態保護方面的正向作用。一方面,積極發掘農業文化遺產地區文化亮點,挖掘傳統文化習俗,做好傳統文化的再認識和再利用工作,有效發揮傳統文化的行為規范作用,激發農戶自覺參與親環境生產行為。另一方面,重視農業文化遺產地區本身蘊含著資源保護與循環利用的價值觀念,提煉生態文化精髓,挖掘農戶文化資本優勢,增強農戶對傳統文化的認同感、自豪感,發揮鄉村文化在生態環境保護方面的推進作用。

(2)促進農牧業收入,實現農戶文化資本在親環境生產層面的持續性作用。農業文化遺產地政府可借助金色招牌,積極推廣農產品品牌的文化、生態價值,提升農產品附加值和市場認可度,為農畜產品拓展需求空間,充分發揮品牌溢價的激勵作用,提升農牧業收入,實現農戶文化資本對親環境行為的穩定促進作用。

(3)積極推進農地適度規?；洜I,促進農戶追求長期效益,激勵其親環境生產。積極推進農地流轉整合,鼓勵農民利用規模效應降低農業投入的邊際成本,增加農業經濟效益,提高農戶對農地長期投資的穩定預期,促進農地親環境生產經營與經濟效益的長期調節與平衡,確保農地規模經營處于積極促進農戶親環境行為的實施階段。

致謝：研究在調研過程中得到了敖漢旗農牧局張洪峰局長、徐峰副局長以及農業文化遺產保護中心許博威副主任的全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