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小農戶與家庭農場生產率的比較分析
——基于中國鄉村振興綜合調查數據的經驗研究

杜 鑫

中國社會科學院 農村發展研究所，北京100732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加快建設農業強國，扎實推動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振興”(1)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1頁。。產業振興是鄉村振興的重中之重，發展現代農業、努力實現農業現代化則是產業振興的重要內容。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地區經濟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而深刻的變化，農業生產在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呈現出一些新問題，以小農戶為主體的傳統農業經營組織體系呈現出越來越多的缺陷和弊端，農業經營主體的兼業化、低質化趨勢愈發嚴重，農民老齡化、農業副業化日益明顯(2)杜志雄、王新志：《加快家庭農場發展的思考與建議》，《中國合作經濟》，2013年第8期。。中國農業現代化究竟是走規模經營道路還是保持小農經營為主體的基本格局穩定不變，是全社會以及學術界所熱烈探討的一個話題。對于該問題的回答應該建立在嚴格規范的科學分析基礎之上。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對小農戶和家庭農場的農業生產效率進行比較正是所應開展的嚴格規范的科學分析內容之一。本文在借鑒國內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利用一個較新的全國農戶及家庭農場調查數據，對中國小農戶和家庭農場的經營規模與農業生產率之間的關系開展比較研究，為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道路之爭提供一些經驗依據。

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業經營規模的演變與農業現代化道路的爭論

改革開放之后，隨著農村人民公社的解體，以土地平均分配為特征的家庭承包制改革極大地推動了農業增長和農民增收，并帶來了農村經濟社會生活的巨大改變。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推進和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農村勞動力向城市地區和非農產業持續轉移，農村土地流轉規模也不斷擴大。特別是新世紀以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經濟發展走向快速增長軌道，工業化、城市化加速發展，農村土地流轉規模也迅速擴大。2005—2015年間，中國農村家庭承包耕地流轉總面積從0.55億畝增長到4.47億畝，年均增長23.3%；流轉面積占家庭承包耕地總面積的比例從4.6%快速提高到33.3%，年均提高2.87個百分點(3)參見農業部農村經濟體制與經營管理司、農業部農村合作經濟經營管理總站：《中國農村經營管理統計年報(2005—2015年)》，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6—2016年。。到2020年，家庭承包耕地流轉總面積進一步增長到5.89億畝，流轉面積占家庭承包耕地總面積的比例進一步提高到了37.7%(4)農業農村部農村合作經濟指導司、農業農村部政策與改革司：《中國農村政策與改革統計年報(2020年)》，第4頁。。隨著農村土地流轉規模的不斷擴大，20世紀家庭承包制改革所形成的高度平均分配的小規模土地經營格局開始逐漸向適度規?；洜I轉變。2010—2020年間，經營規模10畝以下農戶占全部農戶的比例從85.8%下降到85.1%，10-30畝農戶所占比例從10.8%下降到10.7%；與之相對應的是，經營規模30畝以上農戶占全部農戶的比例則有所上升，其中，30-50畝農戶所占比例從2.3%上升至2.6%，50-100畝農戶所占比例從0.8%上升至1.1%，100-200畝農戶所占比例從0.2%上升至0.4%，200畝以上農戶所占比例從0.1%上升至0.2%(5)農業部農村經濟體制與經營管理司、農業部農村合作經濟經營管理總站：《中國農村經營管理統計年報(2010年)》，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11年，第4頁；農業農村部農村合作經濟指導司、農業農村部政策與改革司：《中國農村政策與改革統計年報(2020年)》，第4頁。。

隨著農村土地流轉規模的不斷擴大和土地經營規模的逐漸轉變，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的多樣化的農業經營組織形式和多元化的農業經營主體正在中國出現，即大量小規模兼業農戶、傳統小農戶等傳統農業經營主體與開展多種適度規模經營的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專業合作社、農業企業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并存(6)張曉山：《鄉村振興戰略》，廣州：廣東經濟出版社，2020年，第145頁。。在多元化的農業經營主體中，作為傳統小農戶家庭承包經營的升級版，家庭農場以農民家庭成員為主要勞動力，以農業經營收入為主要收入來源，利用家庭承包土地或流轉土地從事規?；?、集約化、商品化的農業生產，相比其他經營主體，具有以下特征和優勢：第一，堅持農業家庭經營的優勢，適應于農業經濟再生產與自然再生產相互交織的特性，能夠有效解決農業生產中的隱形激勵與監督機制問題；第二，家庭農場主作為有文化、懂技術、掌握生產管理和營銷技能的新型職業農民，破解了農村勞動力大規模轉移背景下中國農業經營主體的穩定性和持續性難題；第三，具有適度規模經營的規模經濟效應，解決了傳統小規模農戶家庭經營技術水平差、經營效率低、生產成本高、競爭能力弱等嚴重問題，有利于提高農業經營效益和農業收入水平；第四，家庭農場除受到市場約束之外，還受到基于鄉村地緣血緣關系和生命共同體的道德約束，有利于促進鄉村自然和人文環境的可持續發展(7)杜志雄、王新志：《中國農業基本經營制度變革的理論思考》，《理論探討》，2013年第4期。。截至2018年底，全國家庭農場已經達到近60萬家，其中縣級以上示范家庭農場達8.3萬家；全國家庭農場經營土地面積1.62億畝；各類家庭農場年銷售農產品總值1946.2億元，平均每個家庭農場32.4萬元(8)參見：《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服務主體高質量發展規劃(2020—2022年)》，2020年3月3日，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3/24/content_5494794.htm，2023年2月9日。。

盡管以家庭農場為代表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近年來獲得了快速發展，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國農業生產“大國小農”的實際國情依然沒有得到根本改變。根據農業農村部統計數據，截至2020年，全國經營耕地10畝以下的農戶達23210.3萬戶，經營耕地10-30畝的農戶有2922.9萬戶，兩者共占到全部農戶總量的95.8%(9)農業農村部農村合作經濟指導司、農業農村部政策與改革司：《中國農村政策與改革統計年報(2020年)》，第4頁。。按照世界銀行關于小農戶經營規模2公頃的界定標準(10)World Bank，Reaching the Rural Poor：A Renewed Strategy for Rural Development，Washington，D.C.：World Bank，2003.，中國農業基本上是以小農經濟為主體的。中國農業現代化究竟是走規模經營道路還是繼續保持以小農戶為主體的格局基本穩定，依然是當前社會各界所關注的一個話題，在學術界也一直存有爭議。有觀點認為，由于中國人多地少的資源稟賦特征、農業產業的特殊性以及農民數量龐大所帶來的社會性問題，應當在保持現有小農戶為主體的格局基本穩定的前提下謹慎推進農業規?；洜I；小農戶的單位產出高于大農場，有利于提高糧食產量；擁有土地的小農戶的工資要求比較低，有利于降低工業化成本；為了保護弱質化的農業及小農戶，需要政府給予補貼和保護；除了土地規模經營之外，中國農業還可以通過農戶土地入股合作社、土地托管等具有中國特色的方式實現農業現代化(11)陳錫文：《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刻不容緩》，《求是》，2013年第22期；姚洋：《小農經濟過時了嗎？》，《北京日報(理論版)》，2017年3月6日；陳錫文：《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1期。。另有觀點則認為，小規模農業經營導致農業生產成本增加和交易費用上升，制約農業技術變遷和農業生產效率提高；農業發展雖然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還涉及社會穩定、糧食安全及民生等問題，但終究來說，現代化的農業生產方式依然是統籌解決上述問題的根基，擴大農業經營規模、遏制小規模農業經營存在的資本報酬遞減現象是不可回避的路徑；“小農+社會化服務”模式雖然優于自給自足式小農經營，但并不符合現代農業發展要求(12)蔡昉、王美艷：《從窮人經濟到規模經濟——發展階段變化對中國農業提出的挑戰》，《經濟研究》，2016年第5期；黨國英：《深化土地要素市場化改革》，《中國經貿導刊》，2020年第24期。。顯然，中國農業現代化走規模經營道路還是走以小農戶為主的道路，依然是一個需要在理論研究和經驗研究層面進行解答的問題，而對小農戶和家庭農場的農業生產率進行比較分析，是如何對這一問題做出正確解答的重要依據。

在以中國為研究對象的文獻中，關于農戶生產率及其合理經營規模的研究已經取得了較多的成果，大都發現中國農戶的土地生產率與其經營規模之間存在著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顯著反向關系(13)高夢滔、張穎：《小農戶更有效率？八省農村的經驗證據》，《統計研究》，2006年第8期；李谷成、馮中朝、范麗霞：《小農戶真的更加具有效率嗎？來自湖北省的經驗證據》，《經濟學(季刊)》，2009年第1期；倪國華、蔡昉：《農戶究竟需要多大的農地經營規模？——農地經營規模決策圖譜研究》，《經濟研究》，2015年第3期；G.Li，Z.Feng，L.You and L.Fan，“Re-examining the Invers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rm Size and Efficiency：The Empirical Evidence in China”，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2013，5(4)，pp.473-488；Y.Sheng，J.Ding and J.Huang，“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rm Size and Productivity in Agriculture：Evidence from Maize Production and in Northern China”，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2019，101(3)，pp.790-806。。相比之下，截至目前，關于中國家庭農場農業生產率與經營規模之間關系的研究文獻相對較少。危薇和杜志雄研究了家庭農場土地生產率與經營規模之間的關系，發現糧食型家庭農場土地生產率與經營規模之間呈現反向關系，但隨著勞動力市場、機械租賃市場活躍度的提高，家庭農場土地生產率隨經營規模擴大而下降的幅度會逐漸降低(14)危薇、杜志雄：《新時期家庭農場經營規模與土地生產率之間關系的研究》，《農村經濟》，2019年第3期。；錢忠好和李友藝則發現家庭農場的技術效率與經營規模之間呈現“倒U型”關系(15)錢忠好、李友藝：《家庭農場的效率及其決定——基于上海松江943戶家庭農場2017年數據的實證研究》，《管理世界》，2020年第4期。。同樣地，關于小農戶與家庭農場的比較研究也較少，僅有王新志和杜志雄利用2015年山東省227個農戶樣本調查數據，對小農戶與家庭農場的經營績效進行了描述統計分析，發現小農戶(定義為經營規模60畝以下)與經營規模60-110畝的家庭農場的土地生產率相差不大，都為每畝1000-1100元，但經營規模110畝以上的家庭農場的土地生產率較低，大約為每畝900元(16)王新志、杜志雄：《家庭農場更有效率嗎？——基于理論與實證的比較分析》，《東岳論叢》，2020年第7期。?？偟膩砜?，目前關于中國家庭農場生產率的研究以及小農戶與家庭農場二者之間的比較研究依然是較為稀少的，已有文獻的研究深度也有繼續提升的必要。鑒于家庭農場對于中國現代農業發展的特殊重要性，本文在借鑒國內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利用一個較新的全國農戶及家庭農場調查數據，對中國小農戶和家庭農場的經營規模與農業生產率二者之間的關系開展比較研究。

二、研究數據及樣本

本文利用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組織的2020年中國鄉村振興綜合調查(CRRS)的農戶數據來開展經驗研究。2020年CRRS課題組在全國范圍內按照隨機分層抽樣原則，抽取了10個省份、50個縣(市)、150個鄉(鎮)、300個行政村、3831個農戶樣本開展問卷調查，調查內容涉及人口與勞動就業、土地經營、農業生產、社區環境、收入及消費、社區治理等(17)本文所使用的2020年CRRS調查數據缺乏土地質量信息，這是本文研究的一個不足之處。。在3831個農戶樣本中，刪除數據缺失及部分異常值后，本文最后使用了1992個農戶樣本進行生產率分析。

為了開展本文的研究，需要首先對小農戶、家庭農場、農業產出、生產率等概念進行界定。2020年CRRS調查問卷設置了“是否登記為家庭農場”這一問題。根據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在1992個研究樣本中，共有76個家庭農場樣本，1916個非家庭農場樣本。因為實際登記為家庭農場的農戶樣本只有76個，而較小的樣本量在經濟計量分析中不能滿足估計量和檢驗統計量的漸進性質，本文又設定了家庭農場的第二種定義，即除了在政府部門登記為家庭農場的樣本外，雖沒有在政府部門登記為家庭農場但實際經營規模達到100畝及以上的農戶樣本也被定義為家庭農場(18)根據農業農村部政策與改革司、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聯合發布的《中國家庭農場發展報告2019年》，在2018年農業農村部全國種植類家庭農場監測樣本中，土地經營面積100畝及以上的農場樣本占83.37%；在全國糧食類家庭農場監測樣本中，土地經營面積100畝及以上的農場樣本占92.81%。本文將雖沒有在政府部門登記為家庭農場但實際經營規模達到100畝作為廣義的家庭農場定義標準，與當前中國家庭農場的經營規模是大體符合的。參見農業農村部政策與改革司、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中國家庭農場發展報告2019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第35頁。。在本文所使用的1992個研究樣本中，除了76個實際登記為家庭農場的農戶樣本外，還有115個農戶樣本雖沒有登記為家庭農場但實際經營規模達到100畝及以上。為了行文方便，本文將第一種定義的家庭農場樣本簡稱為家庭農場Ⅰ，其樣本為76個；將第二種定義的家庭農場樣本簡稱為家庭農場Ⅱ，其樣本為191個。與此相對應，本文將沒有登記為家庭農場且實際經營規模不足100畝的農戶樣本定義為小農戶。在1992個研究樣本中，共有1801個小農戶樣本。

2020年CRRS調查問卷詳細詢問了農戶播種面積最大的兩種糧食作物的投入產出情況，本文利用該部分糧食生產數據來開展生產率分析(19)2020年CRRS調查表明，農戶種植作物的品種普遍較少，且以三大谷物為主，具體來說，72.57%的農戶種植一種或兩種作物，只有27.43%的農戶種植三種及以上作物，種植三大谷物的農戶占全部農戶的比例達到83.47%。鑒于糧食生產及糧食安全問題是中國社會所關心的主要農業問題，本文以農戶兩種主要糧食作物為代表來研究小農戶和家庭農場的農業生產率問題。。因此，本文將糧食產出定義為農戶播種面積最大的兩種糧食作物以市場價格計算的總產值(20)本文以農戶糧食產量乘以銷售價格計算得到糧食作物的市場價值。在計算糧食作物的市場價值時，如果農戶回答的銷售價格缺失，則選用全村該種糧食作物的平均銷售價格；如果全村銷售價格也是缺失的，則選用全鄉鎮該種糧食作物的平均銷售價格；如此依次類推。，勞動投入是指這兩種主要糧食作物生產中所投入的家庭勞動工時，土地投入是指這兩種主要糧食作物的播種面積。本文所要研究的生產率包括土地生產率、勞動生產率、成本利潤率三個方面，具體來說，土地生產率是指糧食產出與播種面積之比，勞動生產率是指糧食產出與家庭勞動投入工時之比，成本利潤率是指糧食產出減去糧食生產成本后的凈利潤與糧食生產成本之比。糧食生產成本包括家庭勞動投入成本、耕地成本、中間要素支出三項內容，家庭勞動成本用家庭勞動投入工時按照8小時/日折算的工作日天數乘以本地雇工日工資計算而得，耕地成本用經營耕地面積乘以本地土地流轉市場平均租金計算而得，中間要素支出通過加總糧食生產過程中耕地、播種、打藥、施肥、排灌水、收獲運輸等各環節所花費的機械服務、種子、農藥、化肥、雇工、水電等各項支出計算而得，而平均成本則是糧食生產成本與糧食產出之比。

表1列出了2020年CRRS調查數據所揭示的小農戶和家庭農場樣本的糧食生產及其生產率狀況。根據表1，全部農戶樣本平均糧食播種面積為28.18畝，平均家庭勞動投入為172.96人小時，平均中間要素投入為10682.51元，平均糧食產出26090.64元，平均土地生產率為1048.62元/畝，平均勞動生產率為278.19元/人小時，每單位(元)糧食產出所耗費的平均成本為1.10元，平均成本利潤率僅為-9.20%，糧食生產從整體上呈現虧損狀態(21)本文將糧食生產所投入的全部勞動、土地、資本支出都計算在生產成本之內，發現三分之二農戶樣本的糧食生產處于虧損狀態。這一發現比較符合中國農業生產的實際狀況，也與黨國英等人研究的結論是基本一致的。參見黨國英：《中國農業發展的戰略失誤及其矯正》，《中國農村經濟》，2016年第7期。。與小農戶相比較，無論是哪種定義的家庭農場，其糧食產出和各項生產要素投入都要高出小農戶數倍乃至十倍以上。就農業生產率的各項指標來看，家庭農場則明顯優于小農戶。具體來看，與發展中國家傳統農業生產中普遍存在的土地生產率與經營規模之間呈現反向關系不同，中國家庭農場的經營規模雖然高于小農戶，但其土地生產率也高于小農戶，特別是已登記家庭農場的土地生產率要比小農戶高出大約17%；此外，家庭農場勞動生產率是小農戶的2.2-2.6倍，成本利潤率高出小農戶8-14個百分點。根據上述簡單的描述統計可以發現，當前中國的家庭農場在包括土地生產率、勞動生產率、成本利潤率在內的各項農業生產率指標上均擁有比小農戶更大的優勢。

當然，以上僅是簡單的描述統計，如果要驗證土地生產率與經營規模之間的反向關系在中國農業生產中是否存在，以及這種反向關系在小農戶和家庭農場兩種農業經營主體之間的表現是否相同，還需要嚴格的經濟計量分析加以確認。同時，家庭農場相比小農戶所享有的勞動生產率和成本利潤率優勢是否與其經營規模相關以及這種關系的特征如何，也需要由進一步的經濟計量分析加以識別。

表1 小農戶和家庭農場的糧食生產及其生產率

三、經營規模與生產率關系的經濟計量模型

自從Sen發現印度農業生產中存在土地生產率與經營規模之間的反向關系以來，發展中國家或地區土地生產率與經營規模之間是否存在反向關系及其原因，一直是國際發展經濟學及農業經濟學領域的熱點問題，并由此而形成了較為豐富的研究成果(22)A.Sen，“Peasants and Dualism with or without Surplus Labor”，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66，74(5)，pp.425-450.。目前來看，已有研究的主流觀點認為發展中國家土地生產率與經營規模之間存在著反向關系(23)P.K.Bardhan，“Size，Productivity and Returns to Scale：An Analysis of Farm-level Data in Indian Agricultur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3，81(6)，pp.1370-1386；C.B.Barrett，“On Price Risk and the Inverse Farm Size-productivity Relationship”，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6，51(2)，pp.193-215；D.F.Larson，K.Otsuka，T.Matsumoto and T.Kilic，“Should African Rur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Depend on Smallholder Farms？An Exploration of the Inverse Productivity Hypothesis”，Agricultural Economics，2014，45(3)，pp.355-367；S.Desiere and D.Jolliffe，“Land Productivity and Plot Size：Is Measurement Error Driving the Inverse Relationship？”，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8，130(January)，pp.84-98.，但也有少量文獻發現兩者之間存在正向關系(24)J.Dethier and A.Effenberger，“Agriculture and Development：A Brief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Economic Systems，2012，36(2)，pp.175-205.或非線性關系(25)H.Hansson，“Are Larger Farms More Efficient？A Farm Level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fficiency and Size on Specialized Dairy Farms in Sweden”，Agricultural and Food Science，2008，17(4)，pp.325-337.。至于土地生產率與經營規模之間存在反向關系的原因，主流觀點認為是由于發展中國家農村地區普遍存在著不完全的要素市場，如不完全的勞動市場、信貸市場等(26)A.Sen，“Peasants and Dualism with or without Surplus Labor”，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66，74(5)，pp.425-450；C.B.Barrett，“On Price Risk and the Inverse Farm Size-productivity Relationship”，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6，51(2)，pp.193-215；K.Otsuka，Y.Liu and F.Yamauchi，“The Future of Small Farms in Asia”，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2016，34 (3)，pp.441-461.；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要素市場的不斷完善，這種土地生產率與經營規模之間的反向關系會逐漸減弱(27)K.Deininger，S.Jin，Y.Liu and S.K.Singh，“Can Labor-market Imperfections Explain Changes in the Inverse Farm Size-productivity Relationship？Longitudinal Evidence from Rural India”，Land Economics，2016，94(2)，pp.239-258.。上述以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為對象的研究文獻集中關注土地生產率與經營規模是否存在負相關關系，而以發達國家為對象的一些文獻在研究農業生產率時，主要關注農場投入產出比或平均成本問題，并發現發達國家農業生產中存在典型的“L型”平均成本曲線或規模經濟，即農業生產的平均成本會隨經營規模的擴大而顯著下降，并在經營規模達到一定水平后保持長期不變(28)J.R.Anderson and R.A.Powell，“Economics of Size in Australian Farming”，Austral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73，17(1)，pp.1-16；C.M.Paul，R.Nehring，D.Banker and A.Somwaru，“Scale Economies and Efficiency in U.S.Agriculture：Are Traditional Farms History？”，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2004，22(3)，pp.185-205.。

已有文獻在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來開展農業生產率分析時，大多采用土地生產率作為農業生產率的衡量指標，以此來考察農業生產率與農地規模的反向關系，這是因為對這一反向關系的經驗確認直接派生了小農場比大農場更有效率、發展中國家農業發展應注重和保護小規模經營以及一系列土地改革、收入分配及公平正義的理論結論(29)李谷成、馮中朝、范麗霞：《小農戶真的更加具有效率嗎？來自湖北省的經驗證據》，《經濟學(季刊)》，2009年第1期；韓朝華：《個體農戶和農業規?；洜I：家庭農場理論評述》，《經濟研究》，2017年第7期。。為了給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道路之爭提供新的經驗證據，本文同樣也選擇了土地生產率作為農業生產率的一種衡量指標。然而，對于農業經營主體來說，其家庭勞動力是選擇從事農業經營還是從事非農就業，個人收入水平及其背后的勞動生產率的高低是重要的考量因素；此外，對于農業經營主體特別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家庭農場來說，投入產出比較意義上的成本利潤率最大化也是其重要經營目標。因此，本文在選擇土地生產率的同時，也選擇了勞動生產率和成本利潤率作為農業生產率的衡量指標。利用2020年CRRS調查數據，本文建立農業生產率與經營規模之間關系的經濟計量模型，以此來考察不同農業經營主體的農業生產率水平與其經營規模之間的關系。

在研究生產率與經營規模的關系時，已有文獻根據具體研究目的的不同，設定了不同形式的經濟計量模型。在研究土地生產率與經營規模之間反向關系的傳統經典文獻中，設立了如下半對數形式的經濟計量模型(30)M.R.Carter，“Identification of the Invers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rm Size and Productivity：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Peasant Agricultural Production”，Oxford Economic Papers，1984，36(1)，pp.131-145；R.Heltberg，“Rural Market Imperfections and the Farm Size-productivity Relationship：Evidence from Pakistan”，World Development，1998，26(10)，pp.1807-1826；G.Li，Z.Feng，L.You and L.Fan，“Re-examining the Invers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rm Size and Efficiency：The Empirical Evidence in China”，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2013，5(4)，pp.473-488.：

Ei=α0+α1lnOPi+Xiβ+ui

(1)

式(1)中，Ei表示第i個農戶的土地生產率，OPi表示第i個農戶的土地要素投入，Xi為其他影響土地生產率的解釋變量向量，包括農戶的勞動力平均受教育程度、勞動力平均年齡、土地細碎化程度、家庭人口特征、地理交通等戶特征、村特征變量；α0、α1、β表示待估計的系數或系數向量；ui為服從正態分布的隨機誤差項。如果系數估計值α1<0，說明土地生產率與經營規模之間確實存在反向關系；否則，則說明反向關系不存在。

為了通過考察生產率與經營規模之間關系來確定最優經營規模，有的文獻設定了如下二次函數形式的經濟計量模型(31)倪國華、蔡昉：《農戶究竟需要多大的農地經營規模？——農地經營規模決策圖譜研究》，《經濟研究》，2015年第3期。：

(2)

式(2)中各變量含義與式(1)相同，只是多了一個土地經營規模的二次項。如果土地經營規模的一次項與二次項的系數估計值都具有統計顯著性，可以根據二次函數的性質來判斷作為被解釋變量的生產率與經營規模的關系，并借此推算與最優生產率水平相一致的最優經營規模。

為了考察土地生產率與經營規模之間的反向關系在中國是否存在，并將本文研究結果與已有研究進行比較，本文也采用了式(1)所示的經濟計量模型。同時，為了考察中國農戶的最優經營規模，并與式(1)估計結果進行對照，本文也采用了式(2)所示的經濟計量模型。

表2列出了本文經濟計量分析所使用變量的定義及描述統計。

表2 變量的定義及描述統計

四、經營規模影響生產率的實證分析結果

(一)經營規模與土地生產率的關系

1.土地生產率與經營規模之間的反向關系。表3列出了式(1)所示的土地生產率與經營規模之間關系的估計結果。表3中第(1)列是全樣本估計結果，第(2)-(4)列分別是小農戶樣本、第一種定義的家庭農場樣本和第二種定義的家庭農場樣本的估計結果。下面對其估計結果進行簡要解釋。

根據表3第(1)列的全樣本估計結果，播種面積對數的系數估計值不僅是負數，還在1%的水平上具有較高的統計顯著性。這一估計結果說明，在控制了其他變量的影響之后，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相似，中國農業生產中依然還存在著土地生產率與經營規模之間的反向關系。由于農村地區存在不完全的要素市場等原因，農業經營者擴大土地經營規模的同時不能有效地同步增加勞動、資本、管理等其他要素投入，導致土地生產率隨著經營規模的擴大而出現下降的現象。表3第(2)-(4)列的分樣本回歸結果進一步表明，小農戶樣本呈現出土地生產率隨經營規模的擴大而顯著下降的現象，但對經營規模較大的家庭農場而言，土地生產率與經營規模之間的反向關系已不再具有統計顯著性，這也就意味著，資源稟賦不足的小農戶更易于遭受農村地區不完全要素市場的制約而使其土地生產率與經營規模之間呈現出反向關系，但資源稟賦優越的家庭農場可以在較大程度上擺脫這種不完全要素市場的制約，在更大的經營規模上充分發揮自身資源優勢并利用外部市場條件，實現農業生產資源的優化配置，從而使其土地生產率與經營規模之間不再呈現出小農戶所擁有的反向關系(32)本文研究發現中國小農戶土地生產率與經營規模之間呈現反向關系，這與已有研究結論是基本一致的，但本文關于家庭農場土地生產率與經營規模之間呈現正向關系而非反向關系的研究發現，與危薇和杜志雄的結論并不一致。危薇和杜志雄利用2014—2015年的家庭農場調查數據研究發現，家庭農場土地生產率與經營規模之間呈現反向關系，但隨著農村要素市場的發展，家庭農場土地生產率隨經營規模擴大而不斷下降的速度會逐漸降低。本文利用2020年CRRS調查數據所作的研究則發現，上述反向關系僅存在小農戶中，對當前中國家庭農場來說已不存在。其原因或許在于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近年來中國家庭農場的市場環境、資本設備、生產技術等又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和優化，從而導致其土地生產率與經營規模的關系出現了新的積極變化。參見危薇、杜志雄：《新時期家庭農場經營規模與土地生產率之間關系的研究》，《農村經濟》，2019年第3期。。

表3 土地生產率與經營規模反向關系的估計結果

續表

2.土地生產率與經營規模之間的二次函數關系。表4列出了式(2)所示的土地生產率與經營規模之間二次函數關系的估計結果。表4中第(5)列是全樣本估計結果，第(6)-(8)列分別是小農戶樣本、第一種定義的家庭農場樣本和第二種定義的家庭農場樣本的估計結果。

根據表4第(5)列的全樣本估計結果，播種面積、播種面積平方項的系數估計值分別是負數和正數，且具有較強的統計顯著性，表明土地生產率與播種面積之間呈現出顯著的“U型”曲線特征，即土地生產率隨播種面積的擴大而呈現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變化趨勢。由二次函數性質進一步計算可知，在播種面積為492.76畝時，土地生產率下降到最低水平，之后才會隨著播種面積的擴大而提高。而在本文所使用的全部1992個樣本中，只有12個家庭農場樣本的播種面積達到或高于這一數值，這也就意味著土地生產率與播種面積之間基本上呈現出了一種反向關系。表4第(6)-(8)列的分樣本回歸結果進一步表明，小農戶樣本土地生產率與經營規模之間呈現出了顯著的反向關系，但對經營規模較大的家庭農場而言，播種面積一次項的估計結果僅在第二種定義的家庭農場樣本中具有較弱的統計顯著性，其土地生產率與經營規模之間基本上不存在顯著的關系。因此，對于全部研究樣本及全部小農戶樣本來說，其土地生產率與播種面積之間實際呈現出了一種反向關系；但對于家庭農場樣本來說，土地生產率與播種面積之間的關系并不顯著。這一結果基本上再次印證了表3的估計結果，表明了研究結論的穩健性。

表4 土地生產率與經營規模二次函數關系的估計結果

(二)經營規模與勞動生產率的關系

表5列出了式(2)所示的勞動生產率與經營規模之間關系的估計結果。表5中第(9)列是全樣本估計結果，第(10)-(12)列分別是小農戶樣本、第一種定義的家庭農場樣本和第二種定義的家庭農場樣本的估計結果。

根據表5第(9)列的全樣本估計結果，播種面積一次項的系數估計值為正數，且在5%的水平上具有統計顯著性，播種面積平方項的估計結果并不具有統計顯著性，表明勞動生產率與播種面積之間呈現出較顯著的正向關系，即勞動生產率隨著播種面積的擴大而不斷提高。表5第(10)-(12)列的分樣本回歸結果進一步表明，小農戶樣本和已登記家庭農場樣本的勞動生產率與經營規模之間的關系并不顯著，第二種定義的家庭農場的勞動生產率與經營規模之間呈現出較顯著的正向關系。這一估計結果表明，小農戶由于經營規模有限，不能充分享受勞動生產率隨播種面積增加而增加的經濟利益，而經營規模較大的家庭農場卻可以享受勞動生產率隨播種面積增加而增加的經濟利益。由于勞動生產率是決定勞動者收入水平的主要因素，表5的這一估計結果也就意味著，小農戶由于經營規模較小，其家庭勞動力并不能在糧食生產經營中獲得收入水平的提升；相比之下，經營規模較大的家庭農場的家庭勞動力則可以從糧食生產經營中獲得顯著的收入增長。

表5 勞動生產率與經營規模關系的估計結果

(三)經營規模與成本利潤率的關系

表6列出了式(2)所示的成本利潤率與經營規模之間關系的估計結果。表6中第(13)列是全樣本估計結果，第(14)-(16)列分別是小農戶樣本、第一種定義的家庭農場樣本和第二種定義的家庭農場樣本的估計結果。

根據表6第(13)列的全樣本估計結果，播種面積及其平方項的系數估計值分別是正數和負數，且在1%的水平上具有統計顯著性，表明成本利潤率與播種面積之間呈現出顯著的“倒U型”曲線特征，即成本利潤率隨播種面積的擴大而呈現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變化趨勢。表6第(14)-(16)列的分樣本回歸結果進一步表明，小農戶樣本和已登記家庭農場樣本的成本利潤率與播種面積之間均具有較為顯著的“倒U型”關系。根據二次函數性質進一步計算可知，對于全部樣本來說，在播種面積為393.09畝時，成本利潤率上升到最高水平，之后才會隨著播種面積的擴大而下降；分樣本來看，對于小農戶樣本和已登記家庭農場樣本來說，成本利潤率達到最高水平時所對應的播種面積分別為123.68畝和482.86畝，之后成本利潤率才會隨著播種面積的擴大而下降。在本文全部1801個小農戶樣本中，平均播種面積僅為13.18畝，只有7個小農戶樣本的播種面積達到或超過了123.68畝，說明絕大部分小農戶樣本沒有達到最優成本利潤率所對應的播種面積規模；在全部76個已登記家庭農場樣本中，平均播種面積為129.58畝，有6個家庭農場樣本的播種面積達到或超過了482.86畝，說明相對于小農戶來說，較多的家庭農場樣本已經接近或處于最優成本利潤率所對應的播種面積規模附近。根據經濟學中的生產理論，隨著生產者要素投入的增加，會先后經歷規模報酬遞增、不變、遞減三個階段，對應于成本利潤率來說，會先后經歷成本利潤率上升、不變、下降三個階段。顯然，小農戶由于土地經營規模的局限，絕大部分處于規模報酬遞增和成本利潤率上升的階段，難以達到或接近規模報酬和成本利潤率不變的階段；相比之下，家庭農場由于擁有較大的土地經營規模、較為豐富的資源稟賦以及較高的資源配置能力，可以較多地達到或接近規模報酬和成本利潤率不變的階段。當然，在本文所使用的研究樣本中，已登記家庭農場樣本的最高播種面積已經達到了1200畝，遠超其最優播種面積規模，說明少部分家庭農場已經出現了過度擴張的現象，也需要調整縮減播種面積規模以提高其成本利潤率。

表6 成本利潤率與經營規模關系的估計結果

五、結論與政策含義

家庭農場已經成為新形勢下中國推進鄉村產業振興、加快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重要有生力量，但截至目前，關于中國家庭農場農業生產率與經營規模之間關系的研究以及小農戶與家庭農場農業生產率的比較研究還比較缺乏。有鑒于此，本文在借鑒國內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利用2020年CRRS調查數據，對中國小農戶和家庭農場以土地生產率、勞動生產率、成本利潤率等多種方式衡量的農業生產率與經營規模的關系開展了比較研究。2020年CRRS調查數據顯示，當前中國家庭農場的糧食產出和各項糧食生產要素投入都要高出小農戶數倍乃至十倍以上，土地生產率、勞動生產率與成本利潤率等各項生產率指標也要優于小農戶。通過進一步的經濟計量分析，本文主要得到如下研究結論：

第一，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相似，中國整體糧食生產中依然存在著土地生產率與經營規模之間的反向關系。但對小農戶和家庭農場進行區分之后發現，小農戶土地生產率與經營規模之間存在顯著的反向關系，家庭農場的這一反向關系并不具有統計顯著性。這也就意味著，資源稟賦不足的小農戶更易于遭受農村地區不完全要素市場的制約，而使其土地生產率與經營規模之間呈現出反向關系，但資源稟賦優越的家庭農場可以在較大程度上擺脫這種不完全要素市場的制約，在更大的經營規模上充分發揮自身資源優勢并利用外部市場條件，實現農業生產資源的優化配置，從而使其土地生產率與經營規模之間不再呈現出小農戶所擁有的反向關系。

第二，中國糧食生產中存在著勞動生產率與播種面積之間的正向關系，但對小農戶和家庭農場進行區分之后研究發現，這一正向關系對小農戶來說基本不存在，家庭農場的勞動生產率與播種面積之間卻存在正向關系。小農戶由于經營規模有限，不能充分享受勞動生產率隨播種面積增加而提高的經濟利益，而經營規模較大的家庭農場卻可以享受勞動生產率隨播種面積增加而提高的經濟利益。由于勞動生產率是決定勞動者收入水平的主要因素，這也就意味著，小農戶由于經營規模較小，其家庭勞動力并不能從糧食生產經營中獲得農業收入水平的提升；相比之下，經營規模較大的家庭農場的家庭勞動力則可以從糧食生產經營中獲得顯著的農業收入增長。

第三，中國糧食生產的成本利潤率與播種面積之間呈現出顯著的“倒U型”曲線特征，即成本利潤率隨播種面積的擴大而呈現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變化趨勢。但對小農戶和家庭農場進行區分之后研究發現，絕大部分小農戶處于規模報酬遞增和成本利潤率上升的階段，難以達到或接近規模報酬和成本利潤率不變的階段；相比之下，由于擁有較大的土地經營規模、較為豐富的資源稟賦以及較高的資源配置能力，有相對較多的家庭農場達到或接近規模報酬和成本利潤率不變的階段。

長期以來，農業增產、農民增收以及農村轉型是中國“三農”問題的主要內容。在耕地資源保持基本穩定的條件下，解決農業增產(及糧食安全)問題須依賴農業土地生產率的提高；在不考慮非農就業及非農收入的條件下，解決農民增收問題須依賴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農業的可持續發展以及以此為基礎的農村轉型則依賴于農業經營主體可持續盈利能力的增強。本文的研究結果顯示，相對于小規模經營農戶，家庭農場在土地生產率、勞動生產率、成本利潤率上都享有較為明顯的優勢。無論是從穩定和擴大糧食供應、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的角度來看，還是從提高農民收入、解決農民增收問題，以及提高農業經營效益、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來看，走以家庭農場為主體的規模經營之路都是較優選擇。正因為如此，農業部于2014年2月印發的《關于促進家庭農場發展的指導意見》(農經發〔2014〕1號)明確指出，家庭農場已成為引領適度規模經營、發展現代農業的有生力量。為了解決中國“三農”問題，應當大力培育和發展家庭農場這一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使其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過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為此，需要改革戶籍制度以及以戶籍制度為載體的城鄉分割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制度，有效增強覆蓋農業轉移人口的住房保障，加快推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和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程；繼續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持續推進土地流轉和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加強農業生產社會化服務，為家庭農場的發展壯大創立良好的市場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