韌性理論視角下鄉村旅游業恢復力分析
——以北京市Q鎮旅游業災后重建為例

李澤朔

（中國農業大學農業與農村法制研究中心調查團隊，北京 100083）

1 問題的提出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在二十大報告中進一步強調“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鄉村要振興，關鍵在于產業振興，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指出，要推動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而鄉村旅游業是發揮農業多功能稟賦與游客多樣化需求重要的對接平臺，并與鄉村振興戰略的基本要求具有較好的一致性[1]，被實踐證明是實現鄉村振興的可行路徑。同時由于旅游業開發難度相對較低，對產業、人才積累和資金投入需求較少，因此成為很多鄉村的產業選擇。國家也非常重視鄉村旅游業的發展，國家發改委在“十四五”旅游業發展規劃中強調，要進一步探索鄉村優秀傳統文化與鄉村旅游的結合，促進農文旅結合；加強城鄉統籌，加快建設完善鄉村地區各類基礎設施；優化旅游產品結構，推動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進一步完善相關政策體系，健全相關收益機制，讓產業發展紅利更多惠及農民，使鄉村旅游發展與鄉村振興戰略形成有效銜接，重點支持脫貧地區鄉村旅游業發展壯大[2]。然而，多數鄉村目前還沒有足夠能力開發、經營鄉村產業。城鎮化過程中的鄉村要振興，城鄉要融合發展，僅依靠國家所主導的“資源下鄉”既不具備可持續性，也不具備現實可行性。而合理引導社會資本下鄉，充分把資本所具有的優勢與鄉村資源相結合，對農業農村發展有巨大的推動作用。不過，資本下鄉也有可能出現與民爭利的現象，不僅損害農民利益，也影響鄉村社會穩定[3]。

旅游業作為環境敏感型產業，具有一定的脆弱性。旅游產業各個環節間的高度依賴性使得其受到重大外部沖擊產生連鎖反應，導致整個產業系統受損甚至癱瘓的危機時有發生，而韌性理論為旅游業提升反脆弱能力和實現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新的分析視角。在2023年7 月31 日北京市特大洪災中，本文案例所在的北京市西部某區受災較為嚴重，受災人口約占全區的77%，城鄉道路、電力、供排水、通信等基礎設施大量損毀，鄉村地區受災尤其嚴重，約有47%的村全面受災，四十余個村急需重建，給人們的生命財產帶來了巨大損失。在本次洪災中，鄉村旅游業也遭受了沉重的打擊。災后，旅游業的不同經營主體在災后重建時的行為選擇上出現明顯差異。本文基于對北京市Q 鎮不同旅游業經營主體災后重建行為的調查，分析其韌性變化情況，并提出旅游業韌性的提升對策。

2 理論基礎與分析框架

韌性（resilience）一詞來源于拉丁文單詞“resilio”，原意為“恢復原狀”，也被翻譯為為彈力、恢復力。韌性原本是力學上的概念，表示物體受到外力作用產生形變后自主恢復到受力前的狀態的一種能力，多用于材料和制造業等工業領域。1973 年，加拿大生態學家Holling 將韌性這一概念引入生態學領域，提出“生態韌性”這一概念，表示生態系統遭到外部沖擊后自我修復重組，繼續保持整體正常運行的能力[4]。

韌性理論自20 世紀90 年代開始也成為社會、經濟等學科的研究內容，尤其在災害風險管控方面產生著很大作用，并產生了大量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國內的韌性研究以城市地區為主，作為韌性更低，同時受到自然災害頻發和社會經濟發展落后雙重制約的鄉村地區則存在相關研究不足的情況，使得當地鞏固脫貧成果、實現鄉村振興與加強災害防治的任務面臨嚴峻考驗。隨著2017 年國家正式提出鄉村振興戰略，針對鄉村地區災害風險管控的研究更加緊迫。旅游業作為鄉村振興的一大產業極易受到重大突發事件影響，其面對災害時的韌性，即抵御、恢復、適應災害的能力值得進行進一步研究。

然而，韌性在旅游領域的運用仍然處于初始階段,旅游業韌性是旅游業從不確定性帶來的沖擊中快速構筑防御、進而學習適應、最終創新進化的能力[5]。近年來，韌性作為危機管理的重要部分逐漸受到更多關注，但圍繞旅游業韌性的相關研究仍然有待深入挖掘和探索。國內對于旅游業韌性的研究往往集中于微觀視角，主要依賴于對旅游地本身的研究，分析其面對危機時抵御、適應、恢復的能力，而在更大尺度視角下，對于地區旅游業整體、系統地研究則是剛剛興起[6]。目前，學界對于旅游業韌性評價還沒有統一認可的標準。對于影響旅游業韌性的因素及其形成機制，各不同參與主體之間與旅游業韌性形成的貢獻，不同的外部沖擊對旅游業韌性的方式、強度及恢復路徑都在進一步研究之中[7]。

產業韌性主要包括抵抗力、適應力、恢復力三方面。調研發現，Q鎮各村不同主體經營的旅游業在災后重建速度，即其恢復力方面差異最為明顯，因此本文對Q 鎮旅游業韌性的探討也集中于恢復力方面。目前，Q鎮主要存在公司和村莊自身兩個經營主體，Q鎮的旅游景點多由專業公司經營，民宿、農家樂等服務業主要由村莊或農戶自主經營，還有部分旅游業由公司與村莊混合經營。經營主體的不同導致產業在投資規模、投資構成和利益聯結方面存在明顯差異。投資規模越大，其修復的難度和所需投入往往就越大，對主體的救災能力的要求也越高[8]。因此，在對投資規模較大的產業災后重建時，其盈利能力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主體的救災意愿。投資構成和利益聯結也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不同主體對某一特定產業的救災意愿，在產業內投資占比較低或投資更加分散的主體的救災意愿往往較低，參與產業利益分配較少的主體救災意愿也會更低。產業的災后恢復速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主體的救災意愿和救災能力，救災意愿影響主體在救災時的響應速度和投入力度，救災能力影響救災工作的完成速度和質量[9]。主體救災能力和意愿越強，產業恢復速度就越快，其產業韌性的恢復力就越強。

圖1 災后恢復力為視角的鄉村旅游產業韌性分析框架Fig.1 Resilience analysis framework of rural tourism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 disaster resilience

3 案例呈現

Q 鎮原屬京西礦區，位于北京最西部，經三鄉合并構成。全鎮過去主要發展煤炭產業，門頭溝煤礦全面關停后，當地很多依賴煤炭產業的村莊陷入缺乏可持續造血產業的困境。另外，Q 鎮耕地也非常稀缺，全鎮共有耕地面積143.6 hm2，人均133.33 m2，且當地多山，耕地位置分散，規模難以擴大，限制了當地農業的進一步發展。Q 鎮生態優良，旅游產業具有發展基礎，境內有龍門澗、靈山、百花山等著名風景區?；谫Y源稟賦特征，Q 鎮大鄉村產業逐步轉型為鄉村旅游為主導。2016 年11 月，Q 鎮所在的區入圍第二批創建國家全域旅游示范區名錄，成為全市5個創建國家全域旅游示范區之一，Q 鎮的旅游業發展也得到了鎮政府的高度重視。目前，Q 鎮旅游業主要有村莊和公司兩種經營主體，在2023年7月31日的特大洪災中（以下簡稱洪災），由于經營主體和各村情況的不同，各村旅游業的災后重建體現出明顯的差異。

3.1 由村莊經營的旅游業

由于村莊的開發、經營能力有限，村莊較少直接經營旅游景點，村莊自營的旅游業以村民自營的民宿、農家樂等服務業為主，由村集體統籌規劃并服務其發展。這些產業往往投資較小、復雜程度低，相對而言在災后重建時難度較低，但災后恢復力卻有不同表現。

案例：H 村位于靈山腳下的山谷地帶，有一條河道穿過村莊，易受到洪澇災害影響。當地的民宿產業發展在Q 鎮內處于領先地位，村內有村民自營民宿30 余戶，村委對其進行統籌并建立了一系列相關產業服務其高質量發展。H村的民宿經濟效益均為良好，也吸納了大量當地青壯年勞動力留在村中就業。村內在河道旁建有一公園，歸村集體管理。在本次洪災中，H 村的建筑受損較為輕微，但公園大部分損毀嚴重。災后H村在村委的帶領下進行救災工作，村民積極參與到救災工作中，當地房屋、道路、照明等設施修復速度較快，當地民宿也在受災后一個月內陸續重新開業。

B村位于國家級自然森林保護區百花山腳下，是百花山地區唯一的民俗旅游村，自然資源豐富。B村自營旅游業同樣以民宿為主，但與H 村相比，B 村在對當地民宿的統籌、服務方面稍有欠缺。受限于當地道路可達性較差和宣傳不足的現狀，B村旅游產業經濟效益較低，據B 村村委描述，當地民宿目前嚴重缺少客源，也難以吸納當地勞動力留村就業。在本次洪災中，B村當地建筑受損程度較低，但基礎設施和道路受損較為嚴重。由于村莊老齡化嚴重，在村村民難以直接參與到災后重建中，村民參與災后重建以在外村民捐款捐物為主。由于缺少勞動力，當地部分基礎設施近兩個月仍未能完全修復。

3.2 由公司經營的旅游業

村莊自身的能力不足使其在開發經營旅游業時需要尋求外部幫助，在資本下鄉的背景下，很多城市資本進入鄉村地區參與資源開發利用。因此，公司成為鄉村旅游業的又一經營主體。公司的進入很大程度上補足了鄉村在開發經營旅游業時的資金和市場對接能力不足，由公司經營的旅游業以景區為主，一般投資較大，較為復雜，在災后重建難度較高。從韌性視角看，災后恢復力并不僅與公司投資能力相關，也與當地村民參與相關。

案例：Y村位于龍門澗景區旁，自然景色優美，擁有豐富的旅游資源。Y村利用當地旅游資源，引進外部專業公司對龍門澗進行開發并負責日常經營。村莊在過去與公司簽訂長期合同，規定公司每年向村莊交付底價及部分營業額，但公司長期違約，只交付給村莊極低的底價。公司長期拖欠應付款項，因此盡管龍門澗景區經濟效益較好，但Y 村從中獲利極少。因此，村莊與經營公司間存在矛盾。在本次洪災中龍門澗景區受到一定破壞，經營公司雇傭工程隊進入搶修，很快恢復營業，Y村村民并未參與其中。

W 村臨近靈山和龍門澗風景區，由于規模較小，W村在20 世紀90 年代被合并搬遷到臨近的Q 村，W 村老村房屋長期處于閑置狀態。由于W 村老村自然環境優秀，保留了大量古建筑，當地得到一原籍W 村的老板投資，在保留原有街道、樹木、房屋的基礎上進行整體改造，建設民宿村。民宿村建成后由投資者進行經營，Q村以土地入股參與分紅。民宿村的開發得到村民的積極支持，也吸引了大量當地村民就業。當地很快成為網紅景點，吸引大量游客前往，極大推動了Q 村的集體經濟發展。該民宿村房屋在本次洪災中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壞，部分設施和周邊道路嚴重損毀。由于民宿村老板手下擁有工程隊，加上Q 村村民的積極參與，民宿很快得到恢復，并于當年9月重新開始營業。

4 由不同主體經營的旅游業恢復力差異形成機制分析

4.1 主體間的利益聯結影響主體救災意愿

經營主體往往傾向于為自身謀取更多利益，在利益分配時會更多考慮自身利益，導致不同主體對同一產業的認同感存在明顯差異。利益分配的差異使得主體在進行救災工作時更可能積極重建較多參與利益分配的產業，而很大程度上無視利益分配較少的產業。在對Q 鎮的調研中，旅游業的災后重建基本由其經營主體獨立完成，其他主體較少主動參與其中。同時，利益分配是否合理也會影響主體的救災意愿。利益分配合理，雙方關系往往就越好，在救災中相互支持配合的可能性就更大，可以提高整體的救災能力。相反，如果雙方在利益分配中存在矛盾，則不太可能在救災中出現合作，甚至可能相互拆臺，降低雙方的救災能力。

主要由村莊（或村民）經營的旅游業，往往得到在村村民以不同方式的廣泛參與。由于旅游業是多數調研村的主導產業，村內的大部分工作崗位均由旅游業及其周邊產業提供，各村自營旅游業也更傾向于雇傭當地村民作為勞動力，或直接由村民個體經營，從而使大量村民以員工身份參與到旅游業中。發展自營旅游業也經常成為村內各種大會的議題，如H 村在村內各民宿床上用品統一清洗的問題上多次開會討論，這部分產業也時常成為村民交談的話題，極大加強了村民對自營旅游業的感知度[10]。同時，村民從自營旅游業中獲得經濟回報的可能性也更大，如土地分紅、工資、個體戶營業收入等，極大調動了村民參與的積極性。因此，自營旅游業更容易被村民當成“自己的”產業，在救災時的表現也會更加積極。相反，公司如果沒有參與到這部分產業的經營管理和利益分配中，則往往不會積極參與救災工作。

由公司經營的旅游業呈現出相反的情況。由于Q鎮各旅游業經營公司雇傭當地村民的意愿較低，如由公司經營旅游產業的Q 村，公司雇傭員工全部為當地村民，但除就業收入外，村民對產業的各種事務參與較少，也更少直接得到經濟回報。因此當地村民對這部分產業的認同感低，不會認為其發展與自己有關，所以在救災時的熱情有限，往往不會主動參與。村委雖然對這部分產業的災后重建比較重視，但認為重建更多是公司的責任，不會過多參與其中。而經營公司由于在產業上的前期投入和快速重新營業的需要，會更加重視產業的災后重建[11]。

在利益分配的合理性方面，以Q 村為例，開發和經營民宿村的企業老板原籍當地，跟村莊的關系也較好，因此在雇傭員工時會優先選擇當地村民。民宿村為Q村提供了大量工作崗位，也貢獻了村莊大部分集體收入，因此得到村莊上下的支持。在救災過程中，村莊和企業相互支持，形成共贏的局面。Y 村情況則完全相反，當地經營企業在經營狀況良好的情況下，長期拖欠應付款項，導致雙方存在矛盾，盡管沒有出現村民鬧事的情況，但實際上增加了公司運營成本。在本次災后重建中公司在外部雇傭工程隊，而村莊的救災僅限于村莊內部，雙方獨立進行各自的救災工作。

4.2 產業投資規模和投資結構影響主體救災意愿

產業的投資規模會影響主體災后重建時的救災意愿。投資較大的產業，其復雜程度往往也更大。因此在對其進行修復時需要更多的資金投入，其修復難度也更大。因此，在重建時產業后續的盈利能力就成為影響主體救災意愿的重要因素。而投資較小的產業修復難度和所需資金均較低，因此其盈利能力對主體救災意愿的影響也較低。投資結構同樣會影響主體救災意愿。一方面，有多個主體參與投資的旅游業，投入較大的主體往往被認為應當是救災的主要力量。如果產業有政府參與投資，則各主體會更加依賴政府進行救災。另一方面，主體的投資用途結構也會對主體的救災行為產生影響，“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的主體在投資產業受災時的救災行為會更加積極。

村莊自營的旅游業大多為村莊或村民投資，以房屋為主，投資規模小，修復難度較低。因此，盡管各村資源旅游業間收入差距較大，但大部分村莊自營旅游業在災后第一時間得到修復。也有少數投資較大的產業（如H 村公園）由于旅游旺季即將結束，其預期收益較低，因此修復較為緩慢。村莊重建自營旅游業的意愿也受到非經濟因素的影響。一方面，由于自營旅游業大多位于村莊居住區內部，對于旅游業的災后重建會被當作村莊本身災后重建的一部分，尤其是對于當地民宿等服務業的恢復還關系到村民的日常生活，因村莊在救災中也會“講政治”非單純考慮其經濟效益[12]。

Q 鎮各旅游景點主要有公司經營，其投資規模大，且多位于山谷地區，地形復雜，修復難度大。由于修復所需的投入較大，公司在進行救災工作中會更多考慮投入回報率，如果預期收益低，則公司對于產業的修復意愿較低。此外，運營公司往往還在鎮外經營其他旅游地或其他產業，公司的分散投資也降低了其對于低投入回報率的產業的救災積極性[13]。如Y 村景區往年營業額高，為迎接國慶這一旅游旺季，公司在第一時間雇傭工程隊對其進行修復，在當年9 月完成修復。而B村旅游業近年來營業額低，且景點由政府和村集體投資修建，經營公司就對其修復不太關心，而等待政府支援。由于政府同樣缺乏資金，B村景區的重建工作極為緩慢，預計該景區當年難以完成修復工作。

圖2 投資規模和投資結構對災后恢復力的影響Fig.2 The impact of investment scale and structure on post disaster resilience

4.3 主體救災能力影響災后重建速度

不同主體經營的產業的重建速度受到其救災能力的制約，由于目前Q 鎮兩個經營主體之間的救災能力存在明顯差異，雙方的產業重建速度也存在明顯差異。

村莊主體在災后救援中面臨很多困難，其救災能力非常有限。調研各村在過去多屬于貧困村，其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為落后，村內普遍沒有現代化的工程機械和各種應災設備，也難以承擔災后重建的昂貴費用。由于各村普遍缺少旅游業外的其他產業，而旅游業提供的就業崗位較為有限，與城市相比其提供的薪資也更低，使青壯年勞動力大量外流，在調研中，多數村莊的村委認為本村存在嚴重的老齡化問題，勞動力的嚴重缺乏也降低了村莊的救災能力。同時，調研各村村委的動員能力普遍較強，村莊可以在第一時間組織在村村民對旅游地進行搶修，村民們僅利用小型工具，克服各種困難，在村委的帶領下進行作業，表現出很強的奉獻精神，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資金和技術上的不足。村莊在修復房屋，清理道路，恢復部分自然景觀等方面較為積極，難度較大、超過村莊能力的修復工程則依賴政府救援，在救援抵達之前基本不會主動進行修復工作。如H 村在受災后組織村民在一個月內就修復了當地受損的民宿和基礎設施，但對于村內公園的重建卻長期處于停滯狀態。村莊的救災能力也對其產業發展戰略產生影響，Q鎮各村普遍吸納公司經營自身難以管理的景區，把日常維護和災后重建的工作交給公司處理。自主經營民宿、農家樂、采摘和人工景觀等易于經營管理，修復難度小的產業。因此，多數村莊自營旅游業在災后可以快速得到修復并重新開業[14]。

公司主體擁有明顯高于村莊的經濟實力，由于公司承包的旅游業普遍位于山谷地帶，地形較為復雜，修復難度大，出于快速恢復營業的需要，公司在災后重建中傾向于選擇雇傭專業工程隊對旅游地進行修復。調查表明，得到經營公司積極重建的產業，大多在洪災發生一個月內得到完全修復。

村莊受限于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落后，在救災時以依靠村民為主，其救災能力較差，其主導的救災工作以保障村內正常生產生活為主，對于超過救災能力的部分則依靠政府的支援，因此村莊所經營的旅游業在災后重建速度上存在明顯差異。公司可以雇傭專業人員進行修復，救災能力較強，災后重建速度快。

5 結論與建議

Q鎮不同村莊，不同經營主體的旅游業韌性差異較大。村莊自營的民宿、農家樂等產業投資規模小，易于修復，且這類產業往往是村民的主要收入來源及居住場所，因此修復意愿也很強。所以這類產業的韌性較強。但是，由于村莊的救災能力嚴重不足，因此對于一些投資較大，難以修復的產業無能為力。加上當地地處偏遠，經濟發展水平較為落后，來自政府的救援也難以快速抵達，因此韌性表現較差。由公司經營的旅游業普遍投資大，修復難度大，同時公司以盈利為目的，且往往同時在多地經營多個產業，其救災的急迫性低于村莊。因此，即使公司有足夠能力雇傭專業人員進行修復工作，其救災能力強，但公司在進行修復時會更多考慮投入產出比，經濟效益越好的產業，韌性也就越強。同時，不論是何種投資和經營方式，災后恢復力也取決于村集體和村民的參與意愿，而該意愿和行動表現又主要取決于旅游產業中的利益分配關系。

從提高鄉村旅游產業韌性的視角，以提升災后恢復力為目標，本文提出如下建議：

5.1 建立健全多主體協同救災的體制機制

目前Q 鎮內各旅游地，甚至村內不同主體經營的旅游業都很大程度上缺乏相互合作，難以形成規模效應。在救災時也基本上是各自獨立進行救援工作，既提高了救災成本，也不利于產業的快速恢復。因此，統籌各方力量，建立多主體協同救災的體制機制對于Q鎮旅游業韌性的提升至關重要，也符合黨的二十大提出的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的理念。為此，一是政府要在其中起到統籌協調的作用，整合各方資源，確定各方救災責任，制定全面的應急預案。不僅要協調村莊、公司協同救災，避免各方推卸責任，也要優化政府救災工作，強化相關隊伍建設。二是要創新各主體協同救災方式，探索進行區域內多主體合作救災，鼓勵社會組織等外部力量參與救災工作，也要進一步探索符合地方實際的公司參與救災方式，避免無效投入。救災往往是多主體共同關注的事務，推動多元主體協同救災可以推動救災各方優勢互補，加快產業災后恢復速度，從而提升產業韌性。

5.2 合理分配利益，加強村企合作

鄉村旅游業廣闊的發展前景吸引了大量社會資本的進入，但由于村莊自身發展程度有限、經營能力不足，往往難以參與到旅游業的經營中，在與公司的利益談判中也時常處于下風，被公司攫取多數收益。經營中村莊的缺位和雙方爭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矛盾可能會促使雙方走向對立，在實際工作中各行其是甚至相互阻礙，最終不利于韌性的提升。相反，如果雙方在開發經營中相互合作，合理分配雙方利益，使雙方關系更加緊密，則可以在救災中相互配合、取長補短，提升產業的韌性。為此，首先，要暢通村莊與企業的信息交流渠道，增進相互之間信息的透明度，保障相互之間信息、訴求的及時交流，通過交流協商最大程度上減少雙方潛在矛盾。其次，要提高村莊在產業中的參與度，讓村委參與到產業的日常管理中，同時為當地村民提供更多就業機會，提升村莊對于產業的認同感。最后，要合理分配雙方利益。大多數沖突本質上是利益的沖突，公司在經營中要尊重村莊的合理利益訴求，探索適合當地情況的利益分配機制，使村莊切實感受到發展帶來的好處，充分調動村莊的參與積極性，實現產業的可持續發展和雙方的利益共贏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