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南山遺址與東北地區史前玉器的相關問題*

段天璟 高云逸

（吉林大學考古學院）

眾所周知，東北地區史前玉器起源時間早、發展連續、階段性特征明顯，在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鮮明的區域特點。

東北地區的玉器產生于公元前5000年以前，或可稱之為查海時代[1]。這一時期的東北地區活躍著興隆洼、西梁、新樂下層、左家山下層、雙塔一期、新開流、哈克一期、北山洞遺址第三期、小南山等文化或遺存[2]。其中，小南山、興隆洼、西梁、雙塔一期、哈克一期、北山洞遺址第三期等文化中發現了玉器。

從已有發現來看，遼西地區是東北地區玉器出現較早的區域之一，年代可上溯至興隆洼文化，該地區存在著較完整的新石器時代玉器發展序列[3]，并產生了繁榮的玉文化[4]。

近來，地處東北地區東邊、烏蘇里江西岸的饒河縣小南山遺址出土的玉器資料頗引人注目，將研究者探討東北地區玉器起源與發展問題的目光引向烏蘇里江流域[5]。

烏蘇里江流域和遼西地區分別位于東北地區的東、西兩邊。小南山遺址和興隆洼文化均發現玉器的情形頗耐人尋味，對討論東北地區玉器起源和諸文化的關系等問題具有重要啟示。

一、小南山遺址：東北早期玉器研究的重要線索

小南山遺址出土遺存的特征鮮明，年代較早。所以，討論和明確小南山遺址出土遺存的年代與性質問題成為探討我國東北乃至東亞地區早期玉器問題的重要前提。

1971年，黑龍江省博物館對小南山遺址的發掘是該遺址開展的首次考古工作[6]。簡報刊布了8件陶器標本，未交代出土的具體單位及其層位。因此，我們以其他相關遺址的材料為參照探討小南山遺址出土陶器的相對年代。

首先，1971年小南山遺址出土陶器至少包含兩類遺存。一類是T6出土口沿呈鋸齒狀的花邊口陶片（圖一，3），與吉林白城雙塔遺址[7]一期ⅡT118②:3陶盆相近，T4出土施指甲狀按壓紋的陶片（圖一，4）亦見于雙塔一期。值得注意的是，嫩江匯入的松花江與烏蘇里江均屬黑龍江支流。小南山遺址與雙塔一期遺存共見相似的文化特征應非偶然，兩地可能存在著一定的文化關系。第二類，T6出土陶片所飾弦紋及波浪紋（圖一，2）與新開流遺址[8]Y1:10器表紋飾相同，說明新開流文化或曾在小南山遺址出現。于是，我們將小南山遺址1971年出土的新石器遺存分為兩組，甲組以花邊口陶器為代表，乙組以弦紋、波浪紋陶器為代表。

2015年，小南山遺址的發掘[9]為我們深入認識該遺址出土陶器提供了條件。發掘分為3個區，其中Ⅰ區和Ⅲ區發現了墓葬。在Ⅲ區共清理9座墓葬，除15M1開口于第②層下、打破第③層外，余皆疊壓在第③層下。墓葬中僅發表1件陶罐（圖一，1），其頸部飾平行凹弦紋的特征亦見于遺址1971年乙組的陶器（圖一，2），故可將其歸入乙組。此外，第③層出土的陶罐（圖一，5）所飾窩點紋與甲組T6出土陶片（圖一，3）相仿，二者應處于同一發展階段。2015年發掘出土的陶器及其層位關系亦證實了1971年出土陶器可分為甲、乙兩組的認識。

我們再來看小南山遺址出土的玉器。

圖一 小南山遺址出土遺物

1991年，該遺址發現一座新石器時代墓葬（以下簡稱91M1)，出土玉器67件，種類包括玦、匕形器、環、珠、斧、簪、斜刃器和矛；一并刊出的還有1982年采集到的玉璧、石質彎條形器及骨鑿[10](圖一，6～14)。囿于沒有發現陶器，學界對這座墓葬年代大致存在三種看法。一種認為該墓葬相當于紅山文化晚期，距今5000年前后[11]。另一種推定其相當于興隆洼文化中、晚期，距今7500年左右[12]。還有主張將出土玉器分為兩個階段，以玦、匕形器為代表的早期相當于興隆洼文化，距今8000～7000年；以環為代表的晚期相當于趙寶溝文化至紅山文化早期，距今7000～6000年[13]。此外，墓葬的文化屬性也不明確。

15M2、M3 和第③層中共發表12 件玉器，其中有珠、管、璧、斧和玉料（圖一，15～19），這些出土單位的年代均不晚于1971年甲組。另外Ⅰ區出土的層位上不晚于甲組的墓葬中還發現有穿孔彎條形器、璧、匕形器、環等玉器[14]。前三類玉器與1982年采集的石質彎條形器、玉璧及1991年M1出土的玉匕形器形態相仿，表明1982年采集遺物、91M1與2015年發掘墓葬應存在關聯。

玉器的發展演變速率較陶器緩慢，因此僅通過形態比較尚不足以準確確定其年代和文化屬性。以往研究表明，東北地區新石器時代不同階段的玉器的種類存在差異，吳麗丹等將公元前6000至前4500年視為東北地區的玉器“發生期”，玉器種類包括“玦、匕形器、管、珠、斧、錛、玉蟬等”[15]?？梢钥吹?，91M1和2015年發掘墓葬出土玉器類別均未超出東北地區玉器“發生期”的基本組合，不會晚至紅山文化晚期，這與前文所得出的結論相契合。小南山遺址歷年出土玉器的年代上限應不晚于1971年甲組所代表的時期。

2015～2017年，小南山遺址共清理了41座第③層下開口的墓葬。出土玉器包括匕形器、彎條形器、璧、環、珠、斧、管等，部分玉器表面留有砂繩切割痕跡[16]。2019年的發掘再次發現了玉玦[17]。91M1中玦、匕形器、環、珠、管及斧的基本玉器組合又一次比較完整地揭示出來了，故它們應屬同一時期。

無獨有偶，91M1和15M2、15M3墓坑中都有填充碎石層及紅燒土層的現象，這些特征也暗示著它們的年代和性質相仿。

發掘者將2015年第③層及其疊壓的墓葬為代表的遺存命名為小南山文化，其中15M2和15M3的碳十四測年分別為距今8775～8595年、9135～9010年（經樹輪校正）。綜上可知，小南山文化的年代下限當不晚于公元前6000年。

需指出的是，由于烏蘇里江流域可供對比的材料較少，關于15M1的年代和性質的問題將在后文進行詳細討論。

張忠培曾推斷我國黑龍江地區不但能找到距今萬年左右的新石器時代文化，而且可能至少存在兩個獨立起源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同時指出“漁獵經濟的提升，在某些地區也能實現新石器時代革命”[18]。

小南山遺址2015年發掘墓葬出土遺物中，石葉、細石核、箭桿整直器以及數量眾多、出土概率極高的石鏃，表現出濃郁的漁獵經濟色彩，這一情形與同時期的雙塔一期遺存相類。同時兩個遺址都發現有玉器?？梢娭袊鴸|北的部分地區，經營漁獵采集生業方式的先民完成了由舊石器向新石器的文化轉變，而玉器的產生與漁獵經濟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19]。小南山遺址的一系列發現，為我們深入認識玉器在新、舊石器時代轉化中的作用及其與漁獵經濟的關系問題提供了新的線索。

二、興隆洼文化：東北地區玉器發展的認識基礎

興隆洼文化是中國東北地區同時期材料積累最多的考古學文化之一，對周鄰地區相關考古學文化年代的判定具有標尺性的意義。

在已公布材料的興隆洼文化遺址當中，查海遺址出土遺存最為豐富，單位間打破關系較多，是興隆洼文化分期研究的首選。該遺址有陶器發表并存在層位關系的興隆洼文化單位有以下5組[20]：（1）H26→F33；（2）H25→F32；（3）F30→F24；（4）F37、F27→F28；（5）F47、F48、F52、F55→F49。

第1組中僅有一組2件筒形罐可供對照，因此分期研究只能依賴于其他4組層位關系。陶器組合以筒形罐為大宗，器物造型簡單，階段性變化較弱。相比之下紋飾演變及組合的時序性特征比較明顯。因此我們以上述4組層位關系中所涉及的12個單位出土陶器的主體紋飾[21]為著眼點，總結陶器紋飾的階段性特點，并以此為標尺對該遺址其他單位進行歸納分析。

第2組中，H25出土兩件陶器分別施斜線紋和之字紋。H25所打破的F32出土陶器以交叉紋、尤其是潦草交叉紋和素面為主，不見之字紋。

第3組中，F30出土之字紋陶器占絕對比重。F24出土陶器以人字紋為主，其次為潦草交叉紋、草劃紋和網格紋。在F24:12筒形罐居主體的人字紋之下還施一周連續排列的橫壓豎排之字紋，多見于器底。

第4組中，F37發表的兩件筒形罐均飾之字紋。F27出土陶器以潦草交叉紋和素面者居多，之字紋其次。在F28所發表的陶器中，潦草交叉紋、規整交叉紋和人字紋占較高比例。以之字紋為主體紋飾的僅一件，且施紋不甚規整。

第5組中，F47和F52出土陶器中均只見短斜線紋和之字紋；F48出土陶器以規整之字紋和短斜線紋為主體；F55出土的20件陶器中除短斜線紋和素面各一件外，余均為規整之字紋。被以上四座房址打破的F49出土陶器情況則大不相同，以窩點紋為主，潦草交叉紋、網格紋、素面其次，不見之字紋。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發現，第2、5組中被打破者（F32、F49）出土陶器不見之字紋和人字紋，窩點紋和潦草交叉紋占主導地位，同時素面陶占有較高比例。第3、4組中被打破者（F24、F28）出土陶器所飾潦草交叉紋、人字紋和網格紋占有較高比重，存在少量之字紋，但施紋較為粗糙，且往往是以輔助性紋飾的形式出現的。

表一 查海遺址興隆洼文化遺跡分段表

圖二 查海遺址興隆洼文化筒形罐、鼓腹罐分段圖

4組中的打破者（H25、F27、F30、F37、F47、F48、F52、F55）出土之字紋的比重占據絕對優勢，除F27外，其余均在50%及以上。

F32和F49為代表的階段占有較高比例的窩點紋和素面風格顯然延續了年代較早的小河西文化的傳統。H25和F30所代表階段發達而規整的之字紋是在以F24和F28為代表階段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于是，通過對諸單位出土陶器紋飾的分析可將查海遺址興隆洼文化遺存分為三段，代表了興隆洼文化的早、中、晚三期。早段以潦草交叉紋、窩點紋和素面為主，不見之字紋，以F32、F49為代表（圖二，11～15）；中段交叉紋由潦草向規整方向轉變，人字紋所占比重上升，新出現原始的之字紋，以F24、F28為代表（圖二，6～10）；晚段規整之字紋占絕對統治地位，潦草交叉紋、人字紋和網格紋顯著減少，短斜線紋、幾何紋等比例極大提升，以H25、F27、F30、F37、F47、F48、F52、F55等為代表（表一；圖二）。

玉器的階段性變化不如陶器敏感。興隆洼文化中，僅有查海和興隆洼遺址提供了玉器與陶器的共存關系，因此考察興隆洼文化玉器的年代及其發展階段問題應以這兩處遺址為依據。

興隆洼文化的絕對年代大體處于公元前6200～前5000年之間[22]。不過據已發表的材料看，玉器的出現稍晚于興隆洼文化的形成年代。興隆洼遺址僅披露了M117出土的兩件玉玦[23]（圖三，8、9），M117屬F176的居室葬，二者可視為共時的單位。F176發表的一件筒形罐形態及紋飾組合與查海遺址中段D4:1（圖二，7）相同。

查海遺址共出土41件玉器，基本組合為玦、匕形器、斧、鑿、管五類。依本文關于興隆洼文化的分期及查海遺址出土玉器的組合與形態，可將該遺址興隆洼文化玉器發展分兩個階段，興隆洼文化早期單位尚未發現玉器，因此玉器發展的兩個階段分屬查海遺址中、晚段（圖三）。

在此基礎上，我們來討論小南山遺址15M1的年代、性質以及興隆洼文化與小南山文化玉器的年代關系問題。

小南山遺址15 M 1 開口于第②層下，打破第③層及15M2。鼓腹罐15M1:1，束頸，鼓腹（圖一，1），整體形態與查海遺址晚段F16:127（圖二，4）幾乎完全相同。前者頸部飾平行凹弦紋，裝飾理念與查海遺址晚段T0415①:1（圖二，5）一致?？芍鼈兲幱谙嗤l展階段，即小南山遺址15M1年代相當于遼西地區興隆洼文化晚期。

小南山遺址1971年乙組和15M1:1鼓腹罐均見弦紋帶，因而15M1應歸屬于新開流文化。新開流文化的絕對年代處于公元前5500～前4500年之間[24]，這亦再次證明了我們對小南山15M1年代的判斷。

15M1打破第③層及其下開口的墓葬15M2，說明小南山文化的年代下限或早于新開流文化和興隆洼文化晚期。如前所述，第③層出土陶器的裝飾風格與雙塔一期遺存具有共性特征，二者年代應相當。雙塔一期遺存的絕對年代約處于公元前9000～前6000年的范圍之內[25]，據此判斷小南山文化的年代下限不晚于公元前6000年。15M2和15M3的碳十四測年，均早于公元前6500年[26]。近年研究顯示，興隆洼文化早期的年代約為公元前6200～前5600年左右[27]。

圖三 興隆洼、查海遺址出土玉器

于是，結合這兩方面的證據，我們推斷，小南山遺址15M2、15M3以及小南山文化的年代上限當早于興隆洼文化早期。

因之，小南山遺址早期墓葬出土的這批玉器成為我國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玉器群，從而將我國用玉的歷史在興隆洼文化的基礎上再次向前追溯。同時近年的數次發掘明確了該遺址出土玉器的年代和性質，從而為澄清長期以來的模糊認識提供了新的基點。

綜上，我們將小南山遺址歷年出土遺存劃分為兩種考古學文化，即1971年甲組、91M1和近年發掘的第③層及其下開口墓葬所代表的小南山文化，以及1971年乙組和15M1所代表的新開流文化。小南山文化的相對年代早于新開流文化。

小南山文化先民率先掌握了辨玉與制玉的技能，并形成一定規模的琢玉工業，東北史前時期尚玉的傳統由此發端。稍后，興隆洼文化在玉器生產上勃然興起，并出現玉玦、匕形器、彎條形器、管等與小南山文化相同的器類。不僅如此，二者的共性特征還表現為砂繩切割的制玉技藝，暗示出它們不同尋常的文化聯系。

圖四 塔布敖包遺址出土遺物

三、東北地區早期玉器及其考古學文化格局

除小南山文化和興隆洼文化外，遼西地區北部邊緣的西梁文化、海拉爾河流域的哈克一期遺存及嫩江源頭的北山洞遺址第三期遺存也零星發現有公元前5000年以前的玉器，為我們更為全面地掌握東北地區早期玉器的流布提供了材料支撐。

2009年發掘的赤峰市巴林左旗塔布敖包遺址Ⅱ區出土陶器僅有筒形罐和缽，紋飾以附加堆紋和各類壓劃紋組成的復合紋為主，發掘簡報將該類遺存認定為興隆洼文化[28]。近來，杜戰偉提出該遺址的文化性質并非興隆洼文化而是西梁文化，并判斷其年代相當于興隆洼文化早期[29]。朱永剛將以西梁遺址[30]和塔布敖包遺址為代表的遺存稱為“西梁類型”，年代相當于興隆洼文化晚期[31]。

首先，從文化面貌來看，遺址出土陶器上發達的條形附加堆紋極具指征性（圖四，1、2、5～7、9），這種呈數條平行排列和呈幾何形布局的附加堆紋完全不見于興隆洼文化，二者間文化面貌的差異可謂涇渭分明。其次，就分布區域而言，塔布敖包和西梁遺址代表的文化遺存僅見于西拉木倫河以北地區，與以西拉木倫河南部為核心分布區的興隆洼文化形成了南北對立之勢?；谏鲜稣J識，我們認為宜將塔布敖包遺址新石器時代遺存歸入西梁文化。

塔布敖包遺址中除居主導地位的條形附加堆紋以外，還伴出少量典型的分段施紋的具有興隆洼文化特點的陶器。例如，ⅡF1出土的兩件筒形罐所飾交叉紋十分規整（圖四，3、4），年代可能晚于興隆洼文化早期。另外，ⅡF1:9由弦紋帶、經戳壓的附加堆紋和交叉紋構成的基本組合（圖四，4）與查海遺址中段D4:1（圖二，7）如出一轍，陶器上規整的人字形紋（圖四，7、8）同樣具有查海遺址中段特征（圖二，8）。因此，塔布敖包遺址西梁文化遺存的年代似應相當于興隆洼文化中期。

顯然，興隆洼文化因素的存在并不足以改變遺址主體文化構成的基本性質，這恰恰表現出西梁文化和興隆洼文化的密切聯系。耐人尋味的是，這不但體現為兩種因素在同一單位內共存，還表現為條形附加堆紋和人字紋兩種特征紋飾共飾一器的現象（圖四，7），生動地體現了兩支考古學文化由互動到交融的歷史圖景。

塔布敖包遺址還出土一件穿孔玉彎條形器（圖四，10），是目前僅知的西梁文化玉器。興隆洼遺址曾出土一件同樣形制的玉器[32]，兩者之間似應存在一定聯系。當然就現有材料尚難以準確地判斷其影響方向，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小南山遺址1982年采集（圖一，9）及近年出土的玉（石）彎條形器年代均早于興隆洼文化和西梁文化。

呼倫貝爾市哈克遺址第一期遺存出土陶器僅有筒形罐，且均為殘片，無完整或可復原標本。除素面外，紋飾僅繩紋一種，部分罐口經過按壓呈花邊狀[33]（圖五，1～3）。這類素面、繩紋及按壓花邊口的筒形罐在東遼河流域雙遼市盤山遺址H1[34]中也有發現。盤山遺址H1的年代處于公元前6000～前5000年間[35]，推測哈克遺址第一期遺存年代與興隆洼文化及西梁文化大體相當。

哈克遺址M3出土的一件玉匕形器，器身窄長，兩端呈圓弧狀。一端對鉆圓孔，其頂端打磨出一個缺口（圖五，4）。其形態與小南山91M1出土的兩件玉匕形器（圖一，12、13）相似，尤其是穿孔上方制出缺口的做法與91M1:23風格一致。這些共性特征顯然不是巧合，恰恰傳遞出它們之間存在某種聯系的信息。

圖五 哈克遺址、北山洞遺址出土遺物

此外，地處嫩江源頭的伊勒呼里山北麓北山洞遺址第三期遺存也發現了玉器[36]，是目前我國出土史前玉器緯度最高的地點。共出土6件玉器，簡報刊布了玉珠、玉墜各一件（圖五，8、9）。陶器均為筒形罐，除素面外多裝飾附加堆紋。附加堆紋又可分為兩種，一種為不經按壓的銳棱狀（圖五，5），另一種于附加堆紋上按壓出菱形紋（圖五，7）。唇面上多按壓出長條形窩點，形成花邊口（圖五，6、7）。

陶器唇部按壓花邊的做法具有雙塔一期遺存的顯著特征，但銳棱狀附加堆紋則是后套木嘎遺址二期遺存的標志性特點。據此判斷，北山洞遺址第三期遺存應稍晚于雙塔一期遺存，而與后套木嘎二期遺存[37]存在并行階段。該遺址第三期遺存共有6個碳十四測年數據均集中在公元前6000～前5700年之間（經樹輪校正），這與陶器形態的分析結果吻合。

烏蘇里江流域和海拉爾河流域、嫩江流域雖分處于中國東北地區北部的東西兩翼，但就大的地理單元而言，它們均屬于黑龍江流域。水系的連結有效地維系并推動著沿線內史前人群的聯系，在此空間內若干個文化區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構成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文化圈，并逐漸形成了與遼河及其延伸地帶南北對峙的文化格局。

早在公元前5000年以前，東起三江平原，西至呼倫貝爾草原，南自遼西山地，北抵伊勒呼里山之陰，東北的史前玉器就已呈現出“遍地開花”之勢，成為這一階段區別于我國其他地區的重要地域特征。

這一時期東北地區玉器的空間分布表現出一個有趣的特點，即被上述區域所環抱的廣袤東北平原僅有雙塔一期遺存發現了一件玉珠。那么，這種態勢究竟是歷史實際情況的反映？還是隨著考古工作的不斷深入還將會有更多的發現？我們目前尚無法確定。過去在東北平原曾采集到大量的史前玉器，遺憾的是，由于缺乏必要的出土單位和共存陶器，學界對其年代和性質的認定尚未達成一致[38]。相信隨著今后田野考古工作的深入開展，東北地區新石器時代玉器的地域分布、階段特征及互動流變等方面的情況會越來越清晰地展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