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質性環境規制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
——基于成渝雙城經濟圈

周小焜

新疆財經大學統計與數據科學學院,新疆 烏魯木齊 830012

0 引言

為順應復雜的國際環境,2020年初,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六次會議提出,要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在西部形成具有全國重要影響力的增長極,意味著西部大開發迎來第3個“十年”,最具發展潛力的成渝地區,將是新一輪西部發展的重點。雙城經濟圈上升為國家戰略,川渝兩地在經濟發展中的互動將更加密切。加速經濟轉型步伐,在實施環境規制的同時,加快產業結構優化,才能確保經濟可持續發展。在這個背景下,科學衡量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環境規制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對于增強整個城市群產業結構升級效果和促進城市群落綠色健康協同發展至關重要,對于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1 文獻綜述

當下對于產業結構升級與環境規制間的關系,主要有3類觀點。第1類為正面型,認為環境規制可以顯著促進產業結構升級。以Porter et al.[1]為代表的修正派學者認為環境規制可以迫使企業投入更多研發精力,帶動技術創新,生產更加清潔低碳的產品,達到補償企業污染治理成本的目的,搶占市場份額,有利于加速產業結構升級。第2類觀點為反面型,認為環境規制不可以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游達明 等[2]在采用空間杜賓計量模型對財政分權條件下,發現不同環境規制模型、不同空間權重矩陣設定下都對省域工業企業綠色創新效率存在顯著負效應,不利于產業結構升級。第3類觀點則是認為環境規制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尚不能確定[3]。

2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2.1 正式環境規制影響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機理

正式環境規制是指政府為了保護環境、促進可持續發展、實現生態文明建設目標,采取法律、法規、標準和行政措施等手段,對各行業、企業和個人的環境行為進行規范和監督,具有強制性和可持續性。政府通過加大排污稅、加大環境行政處罰力度,通常會取得顯著成效,治污成本的增加會倒逼企業升級現有的產業結構,做出技術改革。故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1：正式環境規制與產業結構升級呈線性關系。

2.2 非正式環境規制影響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機理

非正式環境規制指公眾可以通過監督企業的行為以及生產環節,達到減排降污的目的。隨著社會發展,公眾愈發追求高質量的生活環境,這就會迫使企業通過產業結構升級生產更多高附加值的產品吸引消費者消費,從而帶動產業鏈的結構升級。只有當非正式環境規制達到一定的強度才能促使企業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產業,在不斷改進生產,提高生產力的同時也減少環境污染,進而達到產業結構升級的目的。故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2：非正式環境規制與產業結構升級呈線形關系。

3 變量的選取與測定

3.1 被解釋變量

產業結構升級(Xind)作為被解釋變量,不同的研究問題,所選擇的研究方法也有所差異,本文參考徐敏 等[4]的做法,將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均包含在內,構造產業結構升級指數進行測度。其公式為：

(1)

式中：qi為第i產業的產值比重。

3.2 核心解釋變量

環境規制(Xer)是以保護環境為目的,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規制手段也愈發完備,考慮到不同類型的環境規制會使市場的資源配置產生不同的傾斜,進而對產業結構升級產生不同影響,結合多位學者的研究[5-6],本文選取當年地方性保護法規規章及環境保護標準數、一般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城鎮污水集中處理率、受教育程度構建正式環境規制的綜合指標體系,選取受教育程度、人口密度、就業人員平均工資作為非正式環境規制綜合指標。

選取有代表性的環境規制工具構建指標體系,并采用熵值法予以賦權計算,得出綜合的2類環境規制指標。首先需要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以便解決各項不同質指標值的同質化問題。其公式為：

Mij=(Xij-minXij)/(maxXij-minXij)

(2)

式中：Mij表示為第i個城市的第j個指標的極差標準化值。將數據標準化后,計算該數據的信息熵,第j個指標的熵值為：

(3)

(4)

式中：Pij為第j個指標下第i個城市占該指標的比重,Ej為熵值。接著,利用公式測算各指標的權重,第j個指標熵的權重定義為Wj,其公式為：

(5)

最后,各標準化指標與權重相乘后加總,得出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兩類環境規制指數Zi為：

Zi=∑WjMij

(6)

Zi的值越大,說明該地區環境規制強度越大,Zi的值越小,說明該地區環境規制強度越小。

3.3 控制變量

考慮到金融發展水平、經濟發展水平、技術創新水平、貿易開放度、投資需求、外商直接投資、政府干預程度、人力資本水平對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影響,將這些指標作為控制變量加入模型。變量具體情況如表1所示。

表1 變量選取及測度方法

本文選取了2012—2021年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16個組成城市的相關面板數據,本文主要數據來源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四川省統計年鑒》、各地級市統計公報、EPS 數據庫等。需要指出的是,數據中涉及到的變量若以美元計價,均根據當年年末美元兌人民幣匯率換算為人民幣計價。

4 模型構建

本文將環境規制分為正式環境規制和非正式規制,分別研究二者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而在本文研究中,由于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的16個組成城市面板數據的樣本量不大,并在分析中不需要考慮隨機誤差項與個體效應間的相關性問題,因此選用固定效應模型可能更合適。此外,Hausman 檢驗結果也進一步佐證了這一點。因此,本文的面板回歸分析使用固定效應模型。為了防止出現異方差和多重共線性問題,本文對各變量進行對數化處理。

lXindit=β0+β1lXer1it+β2lXfinit+β3lXpgdpit+β4lXtechit+β5lXeoit+β6lXinvit+β7lXfdiit+β8lXgovit+β9lXhit+εit

(7)

lXindit=β0+β1lXer2it+β2lXfinit+β3lXpgdpit+β4lXtechit+β5lXeoit+β6lXinvit+β7lXfdiit+β8lXgovit+β9lXhit+εit

(8)

式中：回歸模型中的下標i代表城市(i=1,2,…,16),t代表年份(t=2012,2013,…,2021);lXind為被解釋變量,代表產業結構升級水平,lXer1、lXer2為核心解釋變量,代表正式環境規制和非正式環境規制;lXfin、lXpgdp、lXtech、lXeo、lXinv、lXfdi、lXgov、lXh均為控制變量,分別代表金融發展水平、經濟發展水平、技術創新水平、貿易開放度、投資需求、外商直接投資、政府干預程度、人力資本水平,εit代表隨機誤差項。

5 實證分析

5.1 2類環境規制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

在進行面板數據回歸時,利用Stata 15.0軟件分別進行回歸,得到的具體回歸結果見表2。

表2 2類環境規制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估計結果

從模型1中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正式環境規制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估計值系數為0.013,二者正相關且在5%的水平下顯著。表明正式環境規制對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產業結構升級具有正面影響,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正式環境規制對產業結構升級產生了顯著的倒逼效應,正式環境規制每提高1%,產業結構升級相應提高0.013%。驗證了假設1,正式環境規制與產業結構升級呈線性關系。

從模型2中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非正式環境規制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估計值系數為0.11,二者正相關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表明非正式環境規制對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產業結構升級具有正面影響,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該地區的產業結構升級。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非正式環境規制同樣對產業結構升級產生了顯著的倒逼效應,非正式環境規制每提高1%,產業結構升級相應提高0.11%。驗證了假設2,非正式環境規制與產業結構升級呈線性關系。

綜上所述,2類環境規制均有利于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的產業結構升級,因此政府通過制訂環境規制相關政策或法律法規、提高環保宣傳力度、呼吁公眾參與環境規制行動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該地區的產業結構升級。

5.2 穩健性檢驗

為保證本文面板數據回歸的可靠性,替換被解釋變量,使用第三產業產值占第二產業產值的比重來作為被解釋變量,保持其余變量不變,再次進行回歸分析,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2類環境規制對產業結構升級的穩健性檢驗

模型3的回歸結果為正式環境規制對產業結構升級的穩健性檢驗結果,由回歸結果可知,這與本文模型1的結論一致,可以認為本文模型的回歸結果是穩健的。模型4的回歸結果為非正式環境規制對產業結構升級的穩健性檢驗結果,由回歸結果可知,這與模型2的結論一致,可以認為本文的回歸結果是穩健的,回歸結果具有可靠性。

6 結束語

本文將成渝雙城的產業結構升級作為研究對象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總體看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范圍內的環境規制對產業結構升級呈現顯著影響;而從環境規制分類角度看,2類環境規制對產業結構升級均呈現明顯的正向促進作用。產業結構升級一直被認為是破解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保護這一矛盾的重要手段,如何通過政策的下達與施行,推進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產業結構的綠色健康發展變得愈加重要。

結合前文研究,主要提出以下建議。

1)加強政府干預力度,驅動產業結構升級。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由于地處生態環境重點保護區域,應主動承擔自然環境保護任務,同時優化產業結構。提供環境稅收優惠,鼓勵企業采用資源有效利用的技藝,降低資源消耗和廢棄物排放。加強環境監管和執法力度,監測和控制產業排放的污染物,加大對違規企業的處罰力度,提高環境法律的執行效果,確保環境規制的有效性,倒逼企業產業結構升級提速。

2)完善環境規制體系,促進地區產業結構升級。研究結果表明：異質性環境規制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機制不同。為了更好地發揮環境規制的作用,加速地區產業結構升級,在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當下生態環境存在較大差異的地區應當合理選擇環境規制方式,使得正式環境規制和非正式環境規制能夠發揮最大作用,提高環境規制效果,達到使環境規制加速對產業結構升級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