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貿易協定深化對美國亞太價值鏈影響力的影響

張志明 陳嘉銘 尹 卉

一、引言

在當前的亞太價值鏈分工體系中，美國主要負責價值鏈體系的頂層搭建、產品的設計研發、關鍵零部件的生產與品牌營銷，并扮演著亞太價值鏈的高新技術中間品提供者角色，日本、韓國等相對發達的亞太經濟體通過承接美國的生產訂單，按照美國的設計要求從事主要關鍵零部件的生產活動，亞洲“四小龍”（即韓國、新加坡、中國臺灣和中國香港）及中國大陸通過承接美國、日本和韓國的生產訂單，從事重要中間品及部分加工組裝環節的生產活動，東盟各國則更多地承擔了勞動密集型環節的生產活動（周彥霞等，2021）。毫無疑問，在亞太價值鏈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美國作為亞太價值鏈的發起者和鏈主，長期控制和主導著亞太價值鏈運行，因此，亞太各經濟體間的進出口貿易中包含著大量的美國增加值。

21 世紀以來，世界貿易組織（WTO）多邊談判停滯不前，基于WTO 的傳統貿易規則已難以滿足亞太地區開展深度價值鏈合作的制度需求，也在較大程度上制約了美國強化亞太價值鏈影響力的利益訴求。為此，在美國的主導下，亞太地區的區域性貿易安排取得蓬勃發展，并已成為推動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動力，亞太地區各經濟體簽署和實施的區域貿易協定（RTA）數量由2000年的23個增加到2022年的143個。與傳統貿易規則僅關注邊境層面的關稅與非關稅貿易壁壘削減不同，現有的RTA 更多關注邊境后層面的知識產權、投資與競爭政策、電子商務、勞動力市場規制等深度貿易規則。這些深度貿易規則可有效削減阻礙亞太各經濟體經貿（尤其是高新技術產品貿易）合作的深層次貿易壁壘，進一步釋放RTA締約成員之間的價值鏈合作潛力，進而強化了美國亞太價值鏈影響力①。

那么我們不禁想問，隨著亞太地區RTA的數量不斷增多和深度日益提升，RTA深化到底會如何增強美國亞太價值鏈影響力？該強化作用是否因條款類型、RTA 類型、所屬區域、經濟體對類型不同而有所差異？基于中國樣本的實證分析是否會得到不同的結論？這些問題的回答既有助于我們更深刻地理解RTA與亞太價值鏈分工之間的關系，又可為中國如何借助RTA提升亞太價值鏈影響力提供理論指導與政策參考。

與我們直接相關的文獻有兩方面：一是關于RTA對價值鏈貿易影響的研究。早期研究已從總值貿易角度證實RTA的貿易促進效應（Anderson,2003；Baier和Bergstrand,2007）。在全球價值鏈背景下，大部分研究均認為RTA 顯著促進了全球價值鏈貿易。Orefice 和Rocha（2014）最早開啟該領域研究工作，研究發現深度RTA顯著促進了全球生產網絡貿易。隨后，學者們從增加值貿易視角重新考察該問題，Laget等（2020）利用中間品出口中包含的國內增加值和國外增加值度量全球價值鏈貿易，并實證證明深度RTA顯著促進了全球價值鏈貿易。進一步地，Boffa等（2019）從前向和后向聯系兩個維度分別構建全球價值鏈貿易測度指標并進行實證分析，得到與Laget 等（2020）完全一致的結論。國內學者就該問題也展開了深入研究，且大部分研究認為RTA 深化有助于全球價值鏈合作（杜聲浩，2021）。此外，Zeng 等（2021）以中國為樣本的實證結果顯示，RTA 深化對中國工業參與全球價值鏈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尤其是投資和服務條款深化的促進作用更強。二是有關亞太價值鏈分工模式演進的研究。當今世界主要有北美、西歐和東亞三大區域價值鏈體系，其中，東亞和北美區域價值鏈體系共同構成了亞太價值鏈體系（Baldwin，2011）。最初，小島清基于Akamatsu（1935）的雁行產業發展形態說，派生出“雁行模式”來刻畫東亞區域價值鏈分工模式。在“雁行模式”中，美國和日本企業主要通過FDI和公司內貿易渠道向亞洲“四小龍”提供資金和技術進行相關產業轉移，“四小龍”進一步以對外投資的方式向東盟國家轉移制造業，由此構筑起“以美日為核心的亞太區域價值鏈聯盟”（Hatch和Yamamura,1996），這意味著美國對亞太價值鏈具有絕對的影響力。

伴隨著中國憑借綜合發展優勢參與亞太價值鏈分工體系，亞太價值鏈分工模式從“雁行模式”轉變為亞太價值鏈分工網絡（劉洪鐘，2021）。盧鋒（2004）指出，在上一輪分工模式中扮演“雁行模式”雁身角色的亞洲“四小龍”和雁尾角色的其他發展中經濟體，沿著亞太價值鏈分工環節逐漸向上攀登，扮演領頭雁角色的日本由于產業“空心化”、泡沫經濟破滅，經濟走向衰退，其在亞太價值鏈分工體系中的作用已經被美國的技術和“中華圈網絡”取代（Macintyre 和Naughton，2018）。唐海燕和張會清（2008）的研究同樣表明，中國大陸逐漸崛起取代日本領導地位，成為亞太制造中心。

與已有研究相比，我們可能的貢獻：第一，創新性地將RTA深化與美國亞太價值鏈影響力納入統一分析框架，并從理論和經驗層面深入考察RTA深化對美國亞太價值鏈影響力的影響效應及其作用機制，為美國控制和主導亞太價值鏈發展的深層次動因提供了新解釋。第二，創新地展開多維異質性分析，并從亞太價值鏈地位差異和貿易成本兩個維度探尋可能的影響渠道。第三，著重考察了RTA深化如何增強美國對中國與其他亞太經濟體價值鏈合作的影響力，為中國如何借助RTA突破美國的亞太價值鏈圍堵提供理論依據。

二、機制分析

RTA深化主要通過擴大亞太價值鏈地位差異和降低貿易成本兩個渠道來增強美國亞太價值鏈影響力。

其一，擴大亞太價值鏈地位差異渠道。如果經濟體之間簽訂涵蓋深度貿易條款的RTA，就會削減阻礙雙方按照要素稟賦優勢開展價值鏈合作的貿易壁壘，促使亞太價值鏈生產工序不斷分割和細化（劉斌和李川川，2021）；各亞太經濟體逐步按照要素稟賦優勢專業化從事產品生產的特定幾個優勢工序（Arndt，1997），其亞太價值鏈分工地位更加明確；各亞太經濟體之間的全球價值鏈地位差異也就隨之擴大，亞太價值鏈地位差異的擴大又會推動各經濟體之間價值鏈貿易發展。具體地，美國借助資本和技術等高端要素稟賦優勢，是亞太價值鏈中最主要的高端零部件、先進專利技術及知識密集型生產性服務提供者；而以勞動與資源等低端要素稟賦為主的亞太發展中經濟體由于缺乏前沿技術，RTA 深化使締約雙方擴大了加工組裝所需的高端零部件、先進專利技術及知識密集型生產性服務進出口規模，也就提升了締約雙方貿易中的美國增加值占比，美國亞太價值鏈影響力將進一步增強。

其二，降低貿易成本渠道。美國作為亞太價值鏈鏈主，是亞太高新技術產品價值鏈的主要研發設計者和核心零部件提供者，故亞太各經濟體之間的高新技術產品貿易中包含著大量的美國增加值。長期以來，亞太各主要經濟體為了推動本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一方面，采取各種貿易保護措施限制高新技術產品進口，使得自身高新技術產業免受來自國外的激烈競爭；另一方面，為防止本國先進技術外漏，確保自身高技術產業的壟斷地位和國際競爭力，紛紛采取各種措施限制高新技術產品向知識產權保護薄弱的經濟體出口。這嚴重抑制了亞太地區經濟體間高新技術產品價值鏈的合作，進而降低了亞太各經濟體貿易中的美國增加值占比，削弱了美國亞太價值鏈影響力。然而，涵蓋“知識產權”“監管政策”“數據安全”等諸多邊境后貿易規則的RTA 簽訂，可有效削減亞太各經濟體為阻礙高新技術產品貿易所設置的各種貿易壁壘，降低貿易成本。例如：RTA 中的國內競爭法協調、競爭執法協調與合作、市場準入條件放寬等規則有助于削弱限制競爭商業行為引致的市場障礙，提高市場開放度和締約雙方有關高新技術產品貿易政策的可預見性，降低貿易成本。進一步地，有關高新技術產品的貿易成本降低勢必會促進締約雙方的高新技術產品貿易，進而提升雙方貿易中的美國增加值占比，增強美國亞太價值鏈影響力。

三、模型設定、變量與數據說明

（一）模型設定

為深入考察RTA深化如何增強美國亞太價值鏈影響力，我們構建以下回歸模型：

其中，下標i、j代表經濟體i和經濟體j，t代表年份。被解釋變量lnUSA-VAijt為取自然對數后美國亞太價值鏈影響力指數。核心解釋變量Tdepiijt為經濟體i和經濟體j在t年的RTA 深度指數。λit、λjt分別為經濟體i和經濟體j的年份聯合固定效應，λij為經濟體i和經濟體j的聯合固定效應，εijt為誤差項。

（二）變量說明

1.解釋與被解釋變量說明

（1）被解釋變量：美國亞太價值鏈影響力指數

我們參考周彥霞等（2021）的做法，以亞太經濟體之間貿易總值中包含的美國增加值占比（USA-VA）來衡量美國亞太價值鏈影響力，計算公式如下：

jit表示t年經濟體j對經濟體i總出口中包含的美國增加值。EXPijt表示t年經濟體i對經濟體j的總出口額，EXPjit則表示t年經濟體j對經濟體i的總出口額。該指數越大，意味著美國對亞太價值鏈的影響力越強。

（2）解釋變量：RTA深度指數

RTA 因內容、條款、結構和深度的高度異質性而有所不同。參考Hofmann等（2017）的做法，如果協議中未提及該條款或該條款在法律上不可執行，則賦值為0；如果協議中提及該條款，該條款有法律約束力，但被排除在爭端解決機制之外，則賦值為1。如果提及該條款且具有法律約束力，并且適用于爭端解決機制則賦值為2（張志明，2022）。然后，將所有條款的賦值相加，以計算RTA 的深度，并將其進行標準化處理，具體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下標k代表條款，為第t年經濟體i與經濟體j之間k條款的賦值，Tdepiijt的取值在0～1 間，數值越大，表明該RTA的深度一體化程度越高。

2.控制變量說明

（1）經濟自由度（FD）

采用締約雙邊經濟體自由度指數之和的絕對值來表示。通常而言，經濟自由度可反映一經濟體的制度質量狀況，締約雙方的經濟自由度越高。憑借相對規范的法律保障、知識產權保護等為其進行高新技術產品貿易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因此進出口貿易中可能包含更多的美國增加值，預期符號為正。

（2）人力資本水平差異（HC）

采用締約雙方的人力資本水平之差來度量。通常而言，人力資本水平差異越大，意味著締約雙方在高新技術行業互補性越強，進而越容易進行相關合作?？紤]到美國是高新技術中間品的主要提供者，因此其貿易對美國高新技術中間品的需求較強，對美國的依賴性也就越強，預期符號為正。

（3）經濟規模（GDP）

采用雙邊經濟體的GDP之和來度量。GDP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經濟體的經濟規模。經濟規模越大，要素稟賦越充裕，國內市場越發達，對外部市場的依賴也就越小。故經濟規模越大的經濟體間所開展的經貿活動對美國的依賴性也就越低，預期符號為負。

（三）數據說明

我們的數據主要來自OECD-TiVA 數據庫、WTO-PTA 數據庫、Penn World Table version 10.0（PWT10.0）數據庫和世界銀行數據庫。其中，測度美國亞太價值鏈影響力的原始數據均來自OECD-TiVA 數據庫，計算RTA 深度的基礎數據來自WTO-PTA 數據庫，經濟自由度數據來自國研網數據庫，人力資本水平數據來自PWT10.0 數據庫，經濟規模數據來自世界銀行數據庫。受數據完整性的限制，我們選擇除巴布亞新幾內亞外的20 個亞太經合組織（APEC）經濟體作為樣本，時間區間為1995—2018 年，通過兩兩配對，理論上可得到190×24個觀測值。

四、回歸結果分析

（一）基準回歸結果分析

表1 報告了基準回歸結果。列（1）只加入核心解釋變量，列（2）～（4）中，逐步增加經濟自由度、人均資本水平差異和經濟規模等控制變量。結果顯示，Tdepi的回歸系數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為正。表明RTA的深化，顯著增強了美國亞太價值鏈影響力。這意味著RTA越深化，亞太各經濟體間的貿易活動中所包含的美國增加值就越多，美國對亞太價值鏈的影響力也就越大。此外，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控制變量的回歸系數顯著，符號同預期相符。

表1 基準回歸結果

（二）穩健性檢驗

1.替換核心變量

（1）替換解釋變量

我們分別采用RTA 所包含的所有條款總值（Dep）、18項核心條款的深度指數（Cdepi）、所有條款的覆蓋率（Cover-depi）以及是否簽訂RTA 的虛擬變量（RTA）來替換核心解釋變量（Tdepi），以檢驗核心解釋變量不同度量方法是否對回歸結果產生實質性影響。各替換變量的具體計算公式為：

其中，18 項核心條款包括14 項“WTO+”條款和4 項“WTO-X”條款（競爭政策條款、知識產權條款、投資條款和資本流動條款）；若締約雙方在RTA 中提及該條款，則虛擬變量dummy-provision取值為1，反之為0；若t年i、j經濟體之間存在生效的RTA，則虛擬變量RTA取值為1，反之取0。由表2 列（1）～（4）的回歸結果可知，Dep、Cdepi、Cover-depi和RTA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表明前文的基準回歸結果是穩健的。

表2 穩健性回歸結果Ⅰ

（2）替換被解釋變量

考慮到美國是亞太地區高新技術產業的重要核心中間品提供者，因此在亞太高新技術產業價值鏈中包含著大量的美國增加值。我們借鑒尹偉華（2016）的做法，將電子和光學設備制造業定義為高新技術產業，并計算了美國亞太高新技術產業價值鏈影響力指數。表2 列（5）的回歸結果顯示，Tdepi回歸系數顯著為正，這說明替換被解釋變量并未對基準回歸結果產生實質性影響。

2.改變樣本數據

（1）改變樣本期間劃分?？紤]到RTA 的實施存在一定的時滯性，我們借鑒Anderson 和Yotov（2016）的做法，以兩年為一期，將樣本期間分為12 個時間段重新進行回歸，由表3 列（1）的回歸結果可知，Tdepi的回歸系數依然顯著為正，表明前文的基準回歸結果是穩健的。

表3 穩健性回歸結果Ⅱ

（2）剔除異常值?？紤]到國際金融危機期間存在著樣本數據突變情況，我們從總樣本數據中剔除了2008—2010 年份的數據再進行回歸分析，由表3 列（2）的回歸結果可知，Tdepi的回歸系數依然顯著為正，表明基準回歸結果不受異常值的影響。

（3）縮尾處理?？紤]到樣本中可能存在極端值，我們對被解釋變量進行了95%的縮尾處理并重新進行回歸，由表3列（3）的回歸結果可知，在樣本進行95%的縮尾處理后，核心解釋變量的回歸系數仍顯著為正。

（4）剔除了包含美國的經濟體對數據?？紤]到美國與其他亞太經濟體的RTA 深化，必然會提升雙方貿易中的美國增加值占比，這可能會高估RTA深化對美國亞太價值鏈影響力的影響。為此，我們將美國與其他亞太經濟體對樣本剔除，由表3列（4）的回歸結果可知，Tdepi回歸系數顯著為正，再次驗證了基準回歸結果。

3.內生性問題處理

一是遺漏變量。借鑒林僖和鮑曉華（2018）的做法，我們在式（1）中引入了雙邊投資協定虛擬變量（BITS）②并進行再回歸，由表3 列（5）的回歸結果可知，RTA 深化仍舊顯著增強了美國亞太價值鏈影響力。二是反向因果。我們主要從兩個方面處理由反向因果關系引致的內生性問題。一方面，考慮到多邊RTA的締結涉及較多經濟體且締結難度較大，故美國難以在亞太地區多邊RTA的締結中產生實質性的影響。故我們借鑒林僖和鮑曉華（2018）的相關做法，剔除樣本期間存在雙邊RTA 的經濟體對樣本數據，對基準模型再次進行回歸分析?；貧w結果見表3列（6），Tdepi的回歸系數并未發生實質性變化。另一方面，我們采用工具變量法進行回歸分析。借鑒Baiers和Bergstrand（2007）的做法，選取雙邊經濟體分別與亞太地區其他經濟體簽訂RTA數量總和作為工具變量。此外，根據目前學界同行的做法，我們還將RTA深度指數的滯后一期值作為工具變量。由表3 列（7）的回歸結果可知，Tdepi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且LM 統計量、Wald F 統計量和Sargan 統計量的檢驗結果顯示工具變量法的回歸結果是可信的。

（三）異質性分析

1.條款內容異質性分析

前文集中探討了RTA深化對美國亞太價值鏈影響力的平均影響效應，然而忽略了深度RTA條款差異化的特征事實。為此，我們借鑒Horn 等（2010）的做法，將RTA 所涉及的條款分為“WTO+”和“WTO-X”條款。為考察“WTO+”和“WTO-X”條款深化對美國亞太價值鏈影響力的差異化影響，我們分別計算了“WTO+”和“WTO-X”條款深度指數③，并表示為Wtopdepi和Wtoxdepi。由表4列（1）～（2）的回歸結果可知，“WTO+”和“WTO-X”條款深化均顯著增強了美國亞太價值鏈影響力，其中“WTO-X”條款深化的強化作用更大?？赡艿脑蚴?，從不完全契約理論的角度來看，與旨在降低RTA 成員準入門檻的“WTO+”條款相比，涵蓋了知識產權、監管政策等議題的“WTO-X”條款為跨國公司開展全球價值鏈分工提供了全面的制度保障（Zhang等，2021）。這種制度保障既有助于降低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促進價值鏈貿易合作，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減少潛在的知識產權侵權者，推動締約雙方積極開展高新技術產品貿易，進而有助于提升締約雙方貿易中的美國增加值占比，增強美國亞太價值鏈影響力。

表4 異質性回歸結果Ⅰ

2.條款領域異質性分析

為考察不同領域條款深化的異質性影響，我們借鑒鐵瑛等（2021）的方法將RTA深度條款分為五個領域（邊境后的經濟性領域條款、貿易自由化領域條款、要素跨國流動領域條款、研發合作領域條款以及政治性領域條款），依據RTA 深度指數的計算方法，分別計算了五類領域條款深度指數并進行回歸分析。表4 列（3）～（7）分別給出了以經濟性領域條款深度指數（Economic-depi）、貿易自由化領域條款深度指數（Teade-depi）、要素跨國流動領域條款深度指數（Factor-depi）、研發合作領域條款深度指數（RD-depi）以及政治性領域條款深度指數（Political-depi）作為核心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通過對比各列回歸結果可以發現，政治性領域條款深化的強化作用相對較弱，而經濟性領域條款深化對美國亞太價值鏈影響力的強化作用最為強勁?？赡艿脑蚴?，涵蓋產業合作、區域合作的經濟性領域條款深化通過削減貿易壁壘，推動亞太各經濟體積極推進高新技術產業價值鏈合作，這勢必會增加美國的高新技術中間品需求，進而增強了美國亞太價值鏈影響力。但涵蓋了人道主義和恐怖主義等內容的政治性領域條款，往往與國家的歷史文化相聯系（鐵瑛等，2021），難以對美國亞太價值鏈影響力產生顯著影響。

3.經濟體對異質性分析

不同發展水平經濟體之間的RTA 深化對美國亞太價值鏈影響力的影響可能存在較大差異，為驗證該判斷，我們將全樣本的經濟體對分成“發展-發展”經濟體對（Dummy-SS=1）、“發展-發達”經濟體對（Dummy-SN=1）和“發達-發達”經濟體對（Dummy-NN=1）三類子樣本④，以考察RTA 深化對美國亞太價值鏈影響力的影響效應是否因經濟體對不同而有所差異。由表5 列（1）、（2）的回歸結果可知，RTA 深化對美國亞太價值鏈影響力的強化作用在“發展-發展”經濟體對最大，其次為“發展-發達”經濟體對，在“發達-發達”經濟體對最小?？赡艿脑驗?，發達經濟體的技術水平均相對較高，其對美國上游中間品的依賴相對有限，因而RTA 深化對“發達-發達”經濟體對價值鏈合作中的美國影響力的強化作用相對較小。相反，發展中經濟體的技術水平相對落后，主要居于亞太高新技術產業價值鏈的中低端位置，RTA 深化在推動發展中經濟體間開展高新技術產業價值鏈合作的同時，勢必會對美國高新技術中間品產生更強勁的需求，進而極大增強了美國亞太價值鏈影響力。

表5 異質性回歸結果Ⅱ

4.區域異質性分析

相比于亞太的其他區域，東亞區域的價值鏈分工程度更深（Hummels 等，2001）。因此，RTA 深化對美國的東亞區域價值鏈影響力的影響可能與亞太其他區域有所不同，為驗證該判斷，我們將東亞地區虛擬變量（Dummy-EA）與RTA 深度指數的交互項（Tdepi*Dummy-EA）代入公式（1）中進行再回歸。其中，Dummy-EA=1 為東亞地區經濟體對，Dummy-EA=0 表示除了東亞地區經濟體對之外的其他亞太經濟體對。從表5列（3）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交互項（Tdepi*Dummy-EA）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說明相比其他地區，RTA 深化對美國東亞區域價值鏈影響力的強化作用更為強勁?？赡艿脑蚴?，由于自主研發能力相對較弱，東亞經濟體在高新技術產業垂直專業化生產中陷入了“技術追趕陷阱”，無法擺脫美國對東亞區域價值鏈的技術控制，進而對美國高新科技中間品的依賴不斷增強（李俊久和許唯聰，2021）。

5.創新能力異質性分析

考慮到具有不同創新能力的經濟體對美國高新技術中間品需求存在較大差異，我們不禁想問，RTA 深化對美國亞太價值鏈影響力的影響是否因經濟體對創新能力不同而有所差異？為了回答此問題，參考陳紫若等（2022）的做法，我們利用經濟體對的專利總數來衡量其創新能力，并設定經濟體對創新虛擬變量（Dummy-Patent），如果一個經濟體對的專利總數大于全樣本經濟體對的專利總數的平均值，則Dummy-Patent=0，反之則為0。然后，將Dummy-Patent與Tdepi的交互項（Tdepi*Dummy-Patent）代入公式（1）并進行再回歸。表5列（4）的回歸結果顯示，交互項（Tdepi*Dummy-Patent）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這意味著創新能力增強顯著抑制了RTA深化對美國亞太價值鏈影響力的強化作用?？赡苁且驗?，RTA深化促進締約雙方發展高新技術產品貿易合作的同時，創新能力越強的經濟體對，其高新技術產業鏈價值鏈合作的獨立自主能力就越強。RTA 深化會越強勁地推動雙邊開展獨立自主的價值鏈合作，進而削弱美國在價值鏈合作中的影響力。

6.雙邊與諸邊RTA異質性分析

考慮到RTA 的影響可能會因為協定類型的不同而有所差異，我們參考林僖和鮑曉華（2018）的做法，根據RTA 中締約成員的數量，將RTA 分為雙邊RTA 和諸邊RTA 兩大類。如果兩經濟體簽署的是諸邊RTA，則Mul=1，反之則為0；如果雙方簽署的是雙邊RTA，則Bil=1，反之則為0。將RTA 深度指數與諸邊和雙邊RTA 虛擬變量的交互項（Tdepi*Mul和Tdepi*Bil）同時代入公式（1）來替換RTA 深度指數并進行再回歸。由表5 列（5）的回歸結果可知，Tdepi*Bil的回歸系數不顯著，而Tdepi*Mul的回歸系數則顯著為正，這表明RTA 深化對美國亞太價值鏈影響力的強化作用主要通過諸邊RTA 深化來實現?？赡艿脑蚴?，相較于雙邊RTA，諸邊RTA 能夠更有效地解決亞太地區盤根錯節的“意大利面碗”現象，更有助于提升亞太地區的資源配置效率與價值鏈合作水平，進而也就更能增強美國亞太價值鏈的影響力。

7.區域內與跨區域異質性分析

考慮到RTA的影響可能因締約成員所屬區域不同而有所差異，我們根據RTA締約成員所處地理區位是否同屬于東亞區域、大洋洲區域、北美區域及獨立國家聯合體，將RTA 分為區域內RTA 和跨區域RTA 兩類，如果兩經濟體簽署的是跨區域RTA，則Cross=1，反之則為0；如果雙方簽署的是區域內RTA，則Inter=1，反之則為0。將RTA 深度指數與跨區域、區域內RTA 虛擬變量的交互項（Tdepi*Cross和Tdepi*Inter）同時代入公式（1）來替換RTA深度指數并進行再回歸?；貧w結果見表5列（6），Tdepi*Cross的回歸系數不顯著，而Tdepi*Inter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這意味著RTA 深化對美國亞太價值鏈影響力的強化作用主要通過區域內RTA 深化來實現?？赡艿脑蚴?，當前的全球價值鏈貿易呈現出明顯的區域化特征，區域內經濟體之間的價值鏈貿易往來更為緊密，因此，區域內RTA深化能夠更大程度地促進區域內經濟體間的價值鏈貿易，進而顯著增強美國對區域內價值鏈的影響力。

五、機制檢驗

前文理論機制分析表明RTA深化主要通過擴大亞太價值鏈地位差異渠道和降低貿易成本渠道來增強美國亞太價值鏈影響力?？紤]到亞太價值鏈地位差異擴大和貿易成本降低有助于增強美國亞太價值鏈的影響力，我們直接檢驗RTA深化如何影響雙邊亞太價值鏈地位差異和雙邊貿易成本。具體的回歸模型設定如下：

其中，被解釋變量（Mijt）分別代表亞太價值鏈地位差異（Avccijt）和貿易成本（Costijt），核心解釋變量（Xijt）分別代表RTA 深度指數（Tdepiijt）和核心條款深度指數（Cdepiijt）?？刂谱兞浚–ontrolsijt）與基準回歸一致。具體地，亞太價值鏈地位差異計算公式為其中，Avccit為第t年i經濟體的亞太價值鏈地位指數，其構建方法為：Avccit=Gvcfit?Gvcbit，Gvcfit為第t年i經濟體的亞太價值鏈前向參與度，Gvcbit為第t年i經濟體的亞太價值鏈后向參與度，Gvcfit和Gvcbit的數據均來自OECD-TiVA 數據庫，Avccjt的構建方法依次類推。雙邊貿易成本借鑒Novy（2013）的貿易成本測算方法，具體為其中Xij、Xji表示i(j)經濟體向j(i)經濟體的出口額，Xjj（Xj）j為i(j)經濟體的國內銷售額，σ為5.6，數據均來自OECD 結構分析統計數據庫。表6 列（1）、（3）分別給出了RTA 深度指數（Tdepiijt）和核心條款深度指數（Cdepi）對亞太價值鏈地位差異影響的回歸結果。表6 列（2）、（4）分別給出了RTA 深度指數（Tdepi）和核心條款深度指數（Cdepi）對貿易成本影響的回歸結果。從表6 列（1）、（3）的回歸結果可知，Tdepi和Cdepi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這表明RTA 深化確實顯著擴大了締約雙方的亞太價值鏈地位差異。從表6 列（2）、（4）的回歸結果可知，Tdepi和Cdepi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負，這意味著RTA深化顯著降低了雙邊貿易成本。

表6 機制檢驗回歸結果

六、基于中國樣本的實證

自加入世貿組織以來，中國通過加快自貿協定談判、實施自貿區戰略等方式積極推動全方位對外開放。截至2021年12月，中國已經簽署了19個自由貿易協定，涉及26個國家和地區。中國目前已簽署的RTA不僅涵蓋傳統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等邊境條款，而且包括了知識產權、競爭政策、投資等邊境后條款，RTA 深度在不斷提升。與此同時，中國作為亞太價值鏈的重要參與者，目前仍居于亞太價值鏈的中低端位置，并受制于美國的控制。如何突破美國的亞太價值鏈“低端鎖定”，不斷向亞太價值鏈中高端攀升，已成為中國理論和實踐部門高度關注的重要課題。那么我們不禁想問，RTA 深化到底會如何影響美國對中國與其他亞太經濟體價值鏈合作的影響力？該影響是否因條款內容、條款領域不同而有所差異？

與前文類似，我們控制人均資本水平差異、經濟自由度和經濟規模等控制變量以及經濟體對聯合效應、時間效應等固定效應。由表7列（1）的回歸結果可知，Tdepi的回歸系數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為正，表明RTA深化顯著增強了美國對中國與其他亞太經濟體價值鏈合作的影響力。

表7 基于中國數據的回歸結果

為得到更為豐富的研究結論，我們進一步從條款內容異質性和條款領域異質性兩個維度進行異質性檢驗。

就條款內容異質性而言，由表7 列（2）～（3）給出的條款內容異質性檢驗結果可知，“WTO+”條款深度指數（Wtopdepi）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而“WTO-X”條款深度指數（Wtoxdepi）的回歸系數并不顯著，這說明“WTO+”條款深化顯著增強了美國對中國與其他亞太經濟體價值鏈合作的影響力，而“WTO-X”條款深化的影響并不顯著?？赡艿脑蚴?，中國簽署的RTA 在“WTO+”領域的條款覆蓋率及法律承諾率明顯高于“WTO-X”領域，即相較于“WTO+”條款，中國簽署的RTA 所涵蓋的“WTO-X”條款大都做了概述性的表述，以增強雙方交流等宣示性條款為主，不適合爭端解決機制，缺乏強制性約束力，無法對中國與其他亞太經濟體進行有效的價值鏈合作提供制度保障（鐵瑛等，2021）。因此相較于“WTO-X”條款，“WTO+”條款深化更能增強美國對中國與其他亞太經濟體價值鏈合作的影響力。

就條款領域異質性而言，由表7列（4）～（8）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經濟性領域條款、要素跨國流動條款及貿易自由化領域條款深化，均顯著增強了美國對中國與其他亞太經濟體價值鏈合作的影響力，尤其是經濟性領域條款深化的強化作用最為強勁，而研發合作領域條款和政治性領域條款深化并未產生顯著影響。原因可能為，涵蓋產業合作等內容的經濟性領域條款簽訂勢必會激發中國與其他亞太經濟體進行高新技術產業合作，然而，由于中國高新技術產業所需的核心中間品產能不足，這勢必會增加對美國高新技術中間品的需求，進而會增強美國對中國與其他亞太經濟體價值鏈合作的影響力。

七、主要結論與政策啟示

我們創新性地將RTA深化與美國亞太價值鏈影響力納入統一分析框架，并從理論和經驗上深入考察RTA深化對美國亞太價值鏈影響力的影響效應及其內在作用機制。得到的主要結論為：總體而言，RTA 深化對美國亞太價值鏈影響力具有顯著的強化作用，提高了亞太各經濟體間總值貿易中的美國增加值占比，且主要通過擴大亞太價值鏈地位差異和降低貿易成本兩種渠道來實現。異質性檢驗發現，“WTO-X”條款和經濟性領域條款深化對美國亞太價值鏈影響力的強化作用更大。RTA 深化對美國亞太價值鏈影響力的強化作用在“發展-發展”經濟體對最大，而在“發達-發達”經濟體對最小，在東亞區域和創新能力較弱的經濟體對相對更為強勁，且該強化作用主要通過區域內RTA 深化和諸邊RTA 深化來實現?；谥袊鴺颖镜幕貧w結果發現，RTA深化顯著增強了美國對中國與其他亞太經濟體價值鏈合作的影響力，此外，“WTO+”條款、關稅條款和經濟性領域條款深化的強化作用更為強勁。

我們研究結論的主要政策啟示為：隨著中國在亞太價值鏈中的地位不斷攀升，中美圍繞亞太價值鏈的主導權和控制權展開了激烈競爭，美國試圖通過構建“印太經濟框架”（IPEF）將中國擠出亞太價值鏈分工體系，而中國如何借助于構建面向亞太地區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來不斷提升在亞太價值鏈體系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就成為理論與實踐部門高度關注的重要話題。為此，一方面，中國要借助于“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同其他成員協同構建獨立完整的RCEP區域價值鏈分工體系，在逐步增強中國對RCEP區域價值鏈的影響力和控制力的同時，有序削弱RCEP 區域價值鏈對美國的過度依賴。另一方面，未來在亞太地區開展RTA談判過程中，中國應重點與發達經濟體（如加拿大和日本）簽訂涵蓋更多邊境后條款的雙邊自貿協定，進一步優化升級已簽訂的自貿協定，不斷提升邊境后條款的覆蓋率及法律承諾率，以此推動中國與亞太各經濟體開展更深入穩固的價值鏈合作，逐步擺脫美國對中國參與亞太價值鏈的阻撓與控制。

注釋：

①美國亞太價值鏈影響力是指美國在亞太價值鏈體系的頂層搭建、設計研發、關鍵零部件生產、品牌營銷及售后服務等各環節中的控制力和話語權。

②若t年i經濟體與j經濟體之間已簽署雙邊投資協定且處于生效期內，則BITS取值為1，反之取0。雙邊投資協定數據來源于UNCTAD的BIT數據庫。

③主要借鑒RTA深度指數的計算方法來計算。

④按照學界同行做法，我們將OECD經濟體劃分為發達經濟體，非OECD經濟體則劃分為發展中經濟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