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RCEP成員國貿易韌性的時空演進與提升路徑分析

程云潔 楊淋杰

一、引言

2020 年11 月，《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簽署，標志著當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經貿規模最大、最具發展潛力的自由貿易區正式啟航。RCEP 囊括了多個與中國西南鄰接的國家，區域覆蓋東南亞主要地區，與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南線通道在區域空間上相互呼應。此外，協定涵蓋了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及韓國等太平洋地區經濟體，是中國對外開放布局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際區域合作方面，協定合作范圍涉及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技術及規則等多個領域，是追求全面、現代、高質量國際區域經貿合作的新探索。

受貿易保護主義和逆全球化思潮沖擊，世界經濟發展環境不斷惡化，如何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著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在新一輪國際分工中站穩腳跟，充分發揮外循環賦能作用，已成為中國新發展格局下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在此背景下，文章以貿易韌性評價為基礎，揭示中國與RCEP 成員國貿易韌性的演化趨勢，并嘗試探索其提升路徑，為統籌推進RCEP 區域多邊經貿合作提質增效提供有力支撐，為構建新發展格局下高質量外循環提供決策參考。

二、文獻綜述

“韌性”一詞源自工程力學，生態學家Holling（1973）最早將其應用于生態學領域，Reggiani 和Graaff（2002）等學者應用該概念探究區域經濟韌性的空間效用。Davies（2011）、Martin和Sunley（2015）等學者將“韌性”這一概念在經濟學范疇中的內涵進一步細化，拓展為“承受外部壓力的能力”“受損后恢復能力”以及“適應學習轉變能力”三個維度。

從韌性角度去研究貿易問題較為新穎，從研究覆蓋范圍來看，相關研究涉及多級區域空間，如王瑛和李舒婷（2022）、宗會明等（2021）以中國31 省、市、自治區為研究范圍，探究其不同的對外貿易韌性；賀燦飛等（2019）探究了中國東部、中部及西部在外貿韌性上的空間差異；廖涵等（2021）將國家作為研究單元，探究了中國產業層面的貿易韌性水平。從貿易韌性視角與測度方法上看，主要分為單一指標測度和綜合指標測度兩類，單一指標測度通常依托出口產業復雜度（賀燦飛等，2019）、產業鏈關聯度（廖涵等，2021）、進出口貿易額（賀燦飛和陳韜，2019）等指標的變化情況說明研究區域貿易韌性水平，綜合指標測度則依托熵值法通過多個經濟指標來衡量研究主體的貿易韌性（王瑛和李舒婷，2022）。

綜上，現有貿易韌性相關研究多集中于國內區域，國際區域雙、多邊貿易韌性的研究仍有較大探索空間。借鑒現有“韌性”研究成果，本文利用綜合指標測度2010—2022 年中國與RCEP 各成員國間的貿易韌性，并利用隨機核密度、馬爾科夫鏈及二次指派程序等方法，探索貿易韌性的時空演進格局及提升路徑，以期為RCEP范圍的高質量對外開放提供理論依據與現實支撐。

三、研究設計

（一）貿易韌性評價體系

1.貿易韌性測度方法

經濟學視角下探究“韌性”的測度方法主要分為單一指標法和綜合指標法兩種，為科學測度中國與各成員國間的貿易韌性，在此對兩種方法進行比較。

（1）單一指標法

單一指標法在現有研究中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種方式為直接借用某一指標增長率變化來表示經濟韌性（賀燦飛和陳韜，2019），在此稱之為單一指標a，具體公式如下：

另一方式為通過反事實假設，即假設相關“沖擊-恢復期”，利用恢復期平均增長率作為預期增長，在此稱之為單一指標b，具體公式如下：

其中，Ri為貿易韌性，為實際人均進出口貿易額，為反事實估計下的預期貿易額，相關反事實預期增長率參考關衷效和王釗（2022）的做法，將外部沖擊發生前時間段的年均增長率作為預期值。

（2）綜合指標法

利用綜合指標熵值法，根據表1 指標體系，從抵抗與適應能力、恢復與調整能力以及結構轉換能力三個維度測度研究單元的貿易韌性，具體公式如下：

表1 中國與RCEP成員國貿易韌性指標體系

其中，式（3）、（4）是對各正、負分項指標的標準化處理，為避免無量綱出現0 值，在處理中增加0.001，式（5）中ej為各指標熵值，式（6）中wj代表了各項指標的權重，最終在式（7）中利用標準化后的指標與權重乘積得出貿易韌性Ri。

通過觀察三種韌性測度方法結果（圖1）發現，在2009年、2014年以及2020年關鍵時間點上三種方法均出現了相似的數據波動，分別對應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2013 年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及2020 年全球新冠疫情三次重大事件，這說明研究數據波動與實際情況有較強關聯性，三種方法均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圖1 2002—2022年中國與RCEP國家貿易韌性三種方法測度結果比較

2.指標體系構建

國際貿易研究涉及研究對象的社會、經濟等領域的多個層面，單一指標測度方法僅關注貿易流量變化，對于貿易韌性問題解釋力度有限，因此從多維度對貿易韌性進行測度更為科學合理。世界經濟系統中，各國依據絕對優勢或相對優勢建立國際貿易聯系后，貿易流量首先在引力理論框架下會形成由于國家經濟量差異帶來的不同體量的有向貿易流（圖2）。在貿易流形成后，受自然因素和社會經濟因素影響的貿易成本成為驅動貿易流變化的核心因素，當外部環境發生變化對國際區域經濟合作產生沖擊，自然或社會經濟因素帶來的貿易成本改變進而造成貿易流的波動。探究貿易韌性時，需要通過梳理造成貿易流變化的因素，來探究研究單元內在屬性對于改變貿易成本因素的適應及應對能力，從而對研究單元的貿易韌性水平作出科學評價。

圖2 貿易韌性邏輯圖

由于經濟研究單元是不斷演化改變的非固定個體，其自身屬性及外部貿易網絡的動態變動都會對研究單元的應對和調整能力產生影響，所以在探究“韌性”時不能完全參照工學中“承受-恢復”兩段式研究，故此，文章借鑒相關經濟韌性研究范式，利用熵值綜合指標測量法，從抵抗與適應能力、恢復與調整能力以及結構轉換能力三個準則層面出發，借助多個指標科學測度中國與RCEP成員國間的貿易韌性水平。

抵抗與適應能力，貿易引力理論框架中，經濟“規?！笔怯绊戀Q易流的關鍵要素，現有韌性研究認為較大的市場規模、較強的市場潛力以及穩定的市場環境是經濟高韌性的前提（白立敏等，2019），因此文章借鑒王素素等（2022）、白立敏等（2019）等學者經濟韌性領域關于規模要素的研究經驗以及Hu 和Hassink（2017）利用社會穩定相關指標探究區域經濟韌性的成果，選用人均GDP、雙邊貿易額以及多項地區“穩定性”指標作為市場規模、潛力以及穩定性的核心指標，并且為規避自然地理要素對于貿易韌性測度的影響，參考貿易引力理論中“規?！迸c“距離”的影響關系，將距離成本作為負向指標（張劍光和張鵬，2017）。

恢復與調整能力，指依托現有社會經濟體系，通過合理調配資源，應對外部沖擊，恢復貿易合作的能力。文章借鑒丁建軍等（2020），朱金鶴和孫紅雪（2021），齊昕等（2019）等學者在經濟恢復與調整能力方面的經驗，選用各國商業自由度、勞動力自由度、貿易自由度、政策一致性、政府效率以及腐敗控制等多項指數，作為探索區域貿易恢復與調整能力核心指標，并在此基礎上參考張劍光和張鵬（2017）研究經驗，將關稅負擔指數作為影響貿易效率的負向指標納入其中。

結構轉換能力，貿易結構是貿易研究的重點問題之一，諸多研究從產業結構（賀燦飛等，2019）、價值鏈構成（廖涵等，2021）以及貿易網絡結構（張兵和李蘋，2022）等多個角度分析了貿易結構的重要性。本文借助賀燦飛等（2019）的研究經驗，將結構轉換能力定義為受外部沖擊后區域進出口產品結構建立新的成長路徑的長期適應演化能力。參考貿易研究中貿易不確定性對于外貿的不利影響經驗（張威等，2022），結合陳紫若等（2022）關于國際貿易網絡的出入度對于貿易影響的研究成果，以及賀燦飛等（2019）關于國家進出口產業擬合度方面的研究經驗，最終選擇不確定性、擬合度、進出口替換能力以及網絡結構四項指數，作為反映研究單元結構轉換能力的關鍵指標。

（二）研究方法

1.隨機核密度分析方法

核密度估計能夠在穩定且高效擬合研究數據的同時，通過圖像等多種易觀察方式直觀地展示研究對象的分布形態。文章利用隨機核密度分析方法探究貿易韌性的分布特征，具體公式如下：

其中，N為觀測值的總量，Xi為單個觀測值，x為平均值，K(·)為核函數，h為帶寬。

2.馬爾科夫鏈

馬爾科夫鏈是一種時間和狀態均為離散的馬爾科夫過程，常被使用于探究無外因干擾情況下，經濟現象隨機轉移的問題。文章通過不同維度側重的馬爾科夫鏈，探究貿易韌性在時空維度下的動態演變特征。具體公式如下：

其中，nij表示隨時間推移，由i類韌性水平轉變為j類韌性水平的研究單元數量；ni為該時段內i類韌性水平的研究單元數量，Mij表示時間范圍內，研究單元從i類韌性水平轉變為j類韌性水平的概率值。

3.二次指派程序

二次指派程序（以下統稱“QAP”）是一種基于隨機置換的非參數檢驗方法，能夠有效解決模型的自相關與多重共線性問題。具體公式如下：

其中，X和Y分別為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β0和β1為待估及參數，u是殘差項。式（12）展示了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的具體形式，矩陣中的觀測值yi,j、xi,j分別表示被解釋變量、解釋變量在兩地區之間的差距。參考劉華軍等（2018）QAP 操作方法，通過轉化維度長向量回歸和隨機置換兩步來解決模型共線和自相關問題。在轉化維度長向量回歸中，將式（12）中X和Y轉化為yn,n?1維列向量，如式（13）：

并通過DSP（Double Semi-Partialing）方法對變量進行隨機置換，以避免自相關和多重共線問題，得到公式（14）：

四、實證結果

（一）中國與RCEP成員國貿易韌性的時空特征

為詳細探究中國與RCEP 成員國貿易韌性在時間維度波動的狀況，將研究單元按經濟發展程度分為發達國家（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新加坡）以及發展中國家（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文萊、柬埔寨、老撾、緬甸以及越南）兩個組別。根據圖3 結果分析，數值特征方面，發達國家組別的平均韌性水平要高于發展中國家。曲線波動特征方面，兩個組別曲線均出現了3 次較大波動，其中：2008 年受到全球金融危機影響2009年兩個組別的韌性水平均出現了大幅下降；2013年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也對兩個組別的韌性產生了沖擊；2019年受全球新冠疫情影響，2020年度貿易韌性數據出現波動下滑。

為詳細探究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全球金融危機、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以及全球新冠疫情等一系列重大國際事件對于中國與RCEP 成員國貿易韌性的影響，按照重大事件發生的時間將貿易韌性發展分為以下幾個階段：一是2001—2007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穩步發展時期；二是2008—2013年，全球金融危機后的調整時期；三是2014—2019年，共建“一帶一路”倡議開放新格局時期；四是2020—2022年，新冠疫情沖擊調整時期。具體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整體排名方面：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出現了較為明顯的分化，5個發達國家組占據了與中國雙邊貿易韌性的前5，日本與澳大利亞為前2；發展中國家方面：馬來西亞、文萊以及泰國與中國貿易韌性水平較高，分別位于整體成員國的第6～8名；柬埔寨、緬甸與中國貿易韌性水平較低，處于第13、14名。

表2 中國與RCEP成員國貿易韌性時序特征表

特征時間段中，2001—2007 年，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在貿易法治化、降低關稅、開放外貿經營權、開放服務市場以及競爭市場環境等方面作出不懈努力，使得中國開放型經濟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隨著中國與其他國家交流溝通的不斷深入、貿易體量的不斷增長，貿易韌性也處于穩步增長的狀態。整體數據顯示，在受到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沖擊之前，除柬埔寨、緬甸外，其余RCEP 成員均處于貿易韌性穩步增長狀態，平均增長率超過2%。加入世貿組織后，中國對外開放水平不斷提高，快速融入國際貿易市場中。發達國家擁有更具優勢的產品供給、市場潛力和市場容量，對外出口快速釋放了中國富裕的生產力，對內進口為中國市場帶來了較為先進的產品與技術。該階段，中國與RCEP內5個發達國家貿易韌性的平均水平和增長速度均明顯高于發展中國家，其中日本擁有最高的貿易韌性，平均水平達0.71。

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沖擊影響，2009年貿易韌性均表現為負增長特征，其中緬甸與菲律賓負增長率超過10%。盡管金融危機帶來的外部沖擊對中國與所有RCEP 成員國間的貿易韌性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但這種沖擊影響較為短暫。得益于中國穩中求進的對外開放政策，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后，中國政府及時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刺激經濟，擴大內需，穩定進出口規模。中國因素支撐了許多受危機沖擊國家的出口，刺激了全球大宗商品市場需求，對世界經濟復蘇和增長起到巨大的拉動作用。圖1 波動特征顯示，兩組別在2009—2010年階段貿易韌性均出現了增長回彈的態勢?？臻g動態方面，中國對外貿易逐步從亞洲區域走向太平洋區域，澳大利亞、新西蘭兩個太平洋地區國家貿易韌性增長速度相較于上一階段有所提升。穩定而有效的危機調控政策使得金融危機后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聯系日益緊密，在該階段文萊、越南以及緬甸等發展中國家與中國的貿易韌性增長率超過發達國家。

2013年，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是中國順應世界經濟環境變化，致力于推動沿線各國實現經濟政策協調，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新架構。由于相關概念的提出在2013年，具體政策在2015 年出臺，在這“空檔期”社會各界對于“一帶一路”的理解帶有猜想的色彩（劉衛東，2015），使得“一帶一路”概念提出早期對貿易韌性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在2014 年特征時點上，澳大利亞、日本、文萊、柬埔寨以及泰國等多個國家貿易韌性水平出現了負增長。2015年后，隨著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中“五通建設”相關內容的扎實推進，中國與東盟各國在2015年達成全部產品零關稅（除敏感物品外）的協定，極大地刺激了中國與東盟各國貿易往來，越南、柬埔寨以及老撾等多個發展中國家，該階段的交流溝通從單純的貨物交流不斷深入，在政治、文化、社會經濟等多個領域的溝通達到新的高度，更深層次的國際交流保證了較高的貿易韌性增長速度，使得該階段發展中國家的貿易韌性平均增長率完全超過了發達國家。

2020 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使全球經濟受到重挫。應對疫情的沖擊，中國采取對內調匯率、供融資、給補貼等措施，助力外貿企業恢復產能。對外擴大防疫物資進口免稅范圍，開通“綠色通道”提供便捷高效的通關服務等一系列措施。在線下渠道受阻情況下，尋求數字經濟、線上跨境平臺等一系列新突破口，力保外貿穩定發展。尤其是2020 年11 月RCEP 簽署后，中國積極主動推動協定相關內容建設進程，于2021 年3月率先完成協定內容的核批工作，為全球疫情壓力下國際區域經濟合作起到了良好的帶頭作用，泰國、日本等國也相繼完成協定內容的核批工作。RCEP 的有序推進為各成員國間的合作提供堅實的制度基礎，極大地增強了貿易主體的信心。因此，對比2008 年與2020 年兩次全球性外部沖擊影響，2020 新冠疫情對于貿易韌性的負面影響（2021 年平均增長率為-0.66%）遠低于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沖擊（2009 年平均增長率為-6.46%）。

（二）中國與RCEP成員國貿易韌性的動態演進

1.隨機核密度分析

圖4 隨機核密度結果顯示，等高線沿正45°對角線分布特征明顯，說明中國與RCEP 成員國間的溝通聯系愈發緊密，貿易韌性整體波動較為平穩，具有較強的可持續性。此外，圖形展示了貿易韌性較為明顯的3個層次特征：當貿易韌性處于較低水平（0.1左右），等高線偏向45°對角線左側，說明隨時間推移低韌性單元傾向于向更高韌性水平發展；中等貿易韌性水平則在韌性值0.5 左右形成波峰，并且向45°對角線聚攏，說明中等韌性水平的發展更為平緩，波動較??；較高韌性水平在韌性值0.7 左右形成波峰，波峰偏向45°對角線右側，并且等高線更加密集，說明當韌性達到較高水平時，韌性發展出現一定的遲滯，難以向更高層次突破。

圖4 中國與RCEP成員國整體貿易韌性隨機核密度圖

觀察圖5、圖6可以看出，分組別核密度結果在取值范圍和等高線分布上有著一定差異。貿易韌性水平取值范圍方面，發達國家的韌性取值范圍為0.4～0.8，高于發展中國家0.1～0.5的韌性取值范圍，說明兩個組別存在較大的韌性水平差異；等高線分布方面，二者均在較低韌性范圍出現45°對角線偏左的波峰，說明當二者處于同組內較低韌性水平時，貿易韌性水平能在較短時期內快速發展。當貿易韌性水平上升，二者表現出了一定差異，發達國家組中當貿易韌性水平超過0.65后，等高線居于正45°對角線右側的部分較為密集并出現兩個波峰，說明在發達國家貿易韌性水平達到中高水平后發展出現放緩的現象。通過整體和分組別核密度分析結果可以看出，貿易韌性階段式發展特征較為明顯，隨著國際合作貿易網絡的參與者數量與參與層次不斷提升，較低層次的溝通和交流大幅增加，基礎“規?！碧嵘軌驇淼牡蛯哟雾g性快速發展；隨著貿易合作不斷深入，進入中、高韌性層面，國際合作在產業鏈、價值鏈方面的合作與摩擦不斷增多，自然和社會經濟要素持續驅動韌性增長的影響力不斷減弱，使得韌性發展緩慢。

圖5 中國與RCEP發達國家貿易韌性隨機核密度圖

圖6 中國與RCEP發展中國家貿易韌性隨機核密度圖

2.馬爾科夫鏈分析

為進一步詳細探究不同層次韌性水平的發展趨勢特征，結合核密度中3 個層次的波峰特征，將貿易韌性按分位數原則劃分為三種不同類型：低水平（L，0～33%)、中等水平（ML，33%～66%）、高水平（H，66%～100%)。利用Matlab軟件中相關方法研究跨期間隔1～5期情況下，貿易韌性轉移概率狀況。

根據表3 矩陣數據特征分析，在1～5 期不同時間跨期下，矩陣均展示出了對角線概率大于其他位置概率的特征，如間隔為1 年的跨期情況下，低韌性水平經歷跨期后仍保持低韌性水平的概率為0.78，大于其向中等韌性轉移的概率0.22；中等水平保持原有水平概率為0.85，同樣也高于其向高水平轉變概率0.13。當間隔拉長至5 年，低韌性水平以及中等韌性水平單元經歷跨期保持原有水平概率下降至0.613 及0.825，但仍高于二者向更高韌性水平轉移的概率。說明貿易韌性建設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難以實現短期跨越式發展，貿易雙方需在長期合作競爭中逐步達成發展共識，從而建設強韌性高質量的外貿合作。對比同跨期情況下中、低韌性單元向更高層次韌性水平發展概率，發現韌性層次由低水平發展到中等水平的概率明顯高于中等水平向高水平跨越的概率。說明貿易韌性的發展在較低水平時，貿易雙方通過簡單合作協議或關稅調整就能有效地增加貿易體量，從而達到韌性提升的目的。但當貿易韌性向更高層次推進，則需要更深層次的交流溝通。

表3 中國與RCEP成員國貿易韌性馬爾科夫概率矩陣

（三）中國與RCEP成員國貿易韌性提升路徑

1.相關性分析

從表4 相關性數據來看，無論是整體矩陣還是分組別矩陣，貿易韌性的指數與三個維度的指數矩陣均表現出了較為顯著的正向相關關系，在論證了綜合指標測度貿易韌性的科學性的同時，也為進一步探究不同維度能力對于綜合韌性影響程度提供了先驗證明。此外，三個分析維度間也普遍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說明各解釋變量之間可能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傳統計量回歸方法無法有效說明各維度能力對于綜合貿易韌性影響強度，故此選用QAP回歸探究各維度對于綜合貿易韌性的影響強度。

表4 貿易韌性二次指派程序相關性分析結果

2.驅動因素分析

圖7 展示了QAP 驅動因素回歸結果，在多種異質性情況分析下，抵抗能力對于綜合貿易韌性的重要程度均高于其他兩個維度的能力，這說明依托市場容量和市場潛力的雙邊貿易“規?！睂τ谫Q易韌性極為重要，研究單元之間一旦形成了具有一定體量的貿易流，研究單元內在的消費者或產出者會對這種國際貿易帶來的供給與需求形成路徑依賴，在受到外部沖擊時，路徑依賴會使參與主體自發地保護貿易流，從而保證貿易韌性，進一步延伸了傳統貿易引力理論中研究單元“規?！钡淖饔?，說明更大的經濟體“規?！辈坏a生經濟引力流，還能維持原有經濟流抵御外部沖擊。此外，在整體情況下恢復能力對于貿易韌性的貢獻排在第二位，說明良好的政策效率以及自由的市場能使貿易主體對外部沖擊作出有效應對。

圖7 中國與RCEP成員國貿易韌性驅動因素

對比不同組別關鍵因子得分情況，在恢復與調整能力方面，兩組別關鍵因子相似，腐敗控制和政府效率反映了區域政府層面應對沖擊或復建作出反應的能力，對兩個組別的貿易韌性提升都極為重要。異質性方面，發達國家內部市場體量較大，使得雙邊貿易額以及研究單元自身經濟規模兩個分項因子得分較高，是發達國家組別提升韌性的關鍵，此外中國與發達國家在國際經濟合作的模式由“合作”逐步走向“合作競爭”，調整國際合作內容，發揮雙方比較優勢，提升貿易擬合度是發展貿易韌性的關鍵。發展中國家由于自身經濟“規?！睏l件較弱，內在市場容量較小，經濟體量因子難以形成有效的抗沖擊能力，在抵抗和適應能力方面需依靠雙邊貿易額以及穩定的貿易環境來提升貿易韌性。結構轉換能力方面發展中國家國際產業參與層次更為基礎，當面對外部沖擊時，產業能夠通過正式、非正式形式快速由受沖擊產業轉移到有利可圖的產業，這使得替換能力對于提升貿易韌性較為重要。

五、研究結論與政策啟示

（一）研究結論

第一，隨著中國對外開放水平不斷提升，外循環建設不斷深入，中國與RCEP 成員國之間的貿易聯系愈發緊密，貿易韌性呈現上升趨勢，中國與日本、澳大利亞間貿易韌性水平較高，與緬甸、柬埔寨間貿易韌性水平有待提高。從分布特征中可以看出，隨著中國在世界經濟分工中所占據地位的轉變，中國與發展中國家貿易韌性擁有較高的增長態勢。

第二，從動態演進分析結果來看，兩組別貿易韌性的發展均呈現階段化特征，當貿易韌性處于較低水平階段，韌性向更高水平發展態勢良好；進入中、高韌性階段，容易出現水平固化現象。此外，貿易韌性的建設依賴時間積累，在沒有外界影響的情況下，難以實現快速的跨階式水平轉變。

第三，從不同維度因素驅動影響力來看，不同維度能力對貿易韌性影響力存在較大差異，基于多方“規?！币蛩氐牡挚古c適應能力是驅動韌性提升的關鍵能力，針對雙邊貿易額的“增量”路徑以及針對研究主體政府相應能力的“提效”路徑是綜合提升貿易韌性的普遍路徑通道，針對發達國家合理調整國際合作形式提升貿易擬合度，針對發展中國家積極響應貿易方向的轉變增強替換能力，是提升貿易韌性的具體路徑通道。

（二）政策啟示

根據研究結論，所得政策啟示為：第一，堅持新發展格局高質量外循環穩步發展方向，建立外部沖擊預警機制，積極應對世界經濟復雜網絡中的各種不確定因素產生的沖擊，利用RCEP 已有合作框架下通信、技術服務等平臺通道，建立更深層次的預警機制，快速收集數據、科學處理并作出相應調整，對于貿易韌性建設極為重要。第二，根據貿易韌性發展的階段性特征，適時調整發展策略，在貿易韌性較低水平階段，拓寬貿易渠道增加貿易流量強化流量抵抗與適應能力，在貿易韌性中高水平階段，需完善貿易網絡構建，逐步打造可持續強韌性的貿易網絡，強化貿易適應與調整能力和結構轉換能力。第三，優化國際區域合作機制，在“增量-提效”的一般路徑基礎上，針對不同發展程度經濟體貿易韌性具體路徑，分目標、分角度制定差異化合作方針。針對發達國家，RCEP中5個發達經濟體均有較為成熟的產業結構和社會環境，提升貿易雙方合作擬合度、避免貿易摩擦是韌性提升的關鍵。針對發展中國家，應對“非穩定”貿易環境以及產業價值鏈變動，從抵抗和適應以及結構轉變兩個方面入手是提升貿易韌性的關鍵。一方面，9 個發展中成員國在自然資源稟賦方面存在相似性，使得各國在對外貿易合作中競爭摩擦更加嚴重，依托RCEP 平臺多邊協商產業分工是區域整體穩定高質量貿易韌性的關鍵；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在社會和產業構成方面存在更多的不確定性，對于貿易韌性建設而言，依托貿易基礎平臺，進一步拓展合作領域，為整體區域提供更加安全穩定的發展環境成為關鍵，這也對RCEP未來發展提出了更高層次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