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生產視角下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構建路徑
——以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為例

張 暉

一、引言

為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中國正在更大范圍、更廣領域和更深層次上推動開放，不僅在全國范圍加強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海關特殊監管區域等各類開發區的創新發展，更是著力打造自由貿易試驗區、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等開放新高地，并實施共建“一帶一路”倡議。這些有著特定地域范圍和特殊政策制度安排的經濟區域，不僅成為地區經濟發展和實施區域發展戰略的重要載體，更是在構建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中發揮著重要的示范引領作用，具有明顯的空間生產特征?？梢?，開放經濟活動具有明顯的空間屬性，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也應該具有空間異質性，不是在所有區域內同步推進。為更深入、準確把握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理論內涵，有必要從空間維度對其進行解讀。

海南自由貿易港是中國探索建立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最新成果，從建設海南自由貿易港的實踐可以梳理和總結建立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新思路、新方向。本文基于“三元空間論”，在分析海南自由貿易港的空間生產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構建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實踐路徑，其邊際貢獻在于：一是將領域、尺度、網絡等人文地理學核心概念整合到“三元空間論”框架中；二是闡釋了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的政治經濟學意蘊和實踐價值，為構建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奠定了實踐基礎和經驗積累，有利于體現海南自由貿易港作為全面深化改革開放試驗區的戰略意義；三是從空間生產的角度歸納并提出構建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路徑，為深化全面改革開放、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提供了政策參考。

二、空間生產理論及其拓展

20世紀初，法國著名學者列斐伏爾主張從“空間中的生產”研究轉為“空間本身的生產”研究，并構建了一個包含空間實踐、空間表征、表征空間的“三元空間論”（或稱“三元空間辯證法”），用來解析實際的空間生產過程?？臻g生產活動通常在一定的地域范圍內進行，具有地理學意義上的“空間”屬性。從人文地理學角度看，空間生產活動的特定區域空間即為“領域”，生產活動的作用范圍差異則表現為“尺度”，而從領域內部來看，區域生產主體的互動及其社會關系則形成“網絡”。由于對單一維度的分析面臨概念泛化與視角狹窄的問題，可以從“TSN”框架（即Territorialization，領域；Scale，尺度；Network，網絡）的多重社會空間維度進行空間生產過程研究。

“領域”是指特定邊界所包圍的空間單元，其內外具有明顯的差異性（馬學廣和李魯奇，2017）。人流、商品流、資金流和信息流等在全球范圍的無界流動，打破了原有領域的邊界，使社會關系逐步與地方（Places）和領域（Territories）相分離，即為去領域化。隨后各種經濟活動、社會關系以及政治力量開始在原有邊界被打破的區域上構筑新的領域，以實現對新空間的控制，即為再領域化（羅小龍等，2010）?！俺叨取钡淖饔檬嵌攘靠臻g，表征空間規模、層次及其相互關系。尺度重構是對尺度動態變化過程的描述，其內涵是生產空間在不同尺度之間的變化?！熬W絡”是用來描述社會結構或關系，主要是指由某些個體間的社會關系構成的相對穩定的系統（Wellman 和Berkowizt，1988）。區域內各利益主體以及與之關聯的國內外主體相當于“節點”，各主體之間的空間關聯關系是“線”，由這些點和線構成空間生產網絡。

領域、尺度、網絡等每一個維度都可以對空間過程產生影響，也伴隨著“空間”概念的拓展，不再被視為社會關系的固定形態，可適用于不同屬性的社會空間過程。將列斐伏爾“三元空間論”與“TSN”維度結合，以構建一個空間生產矩陣，形成一個適用于具體空間活動的理論分析框架，對一個空間生產系統或空間生產過程進行系統而深入的解析。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從區域實踐開始的，對外開放政策制度也是首先在某些特定區域進行探索和試驗，比如早期設立的經濟特區，以及黨的十八大之后設立自由貿易試驗區和海南自由貿易港。這也就意味著，我國的開放型經濟體制具有顯著的“區域”或“空間”屬性，改變了該空間的要素流動和資源配置方式，并通過對空間的改造形成了新的生產方式，是典型的空間生產。海南自由貿易港是當前我國建設的最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表現形態，也是一種空間生產模式（張暉和郭慶賓，2022）。自由貿易港是設在國家與地區境內、海關管理關卡之外，允許境外貨物、資金自由進出的港口區。與一般園區不同的是，自由貿易港以投資貿易自由便利為重點，實施零關稅、低稅率、簡稅制的安排，建立貨物、資金、人員等要素自由流動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以便在新時期擴大對外開放，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種開放型生產方式同時也賦予了空間以創新、開放和服務等體現“空間生產”的要素，使得這個區域“空間”從“幕后”走到了“臺前”，不是充當“容器”或“場景”，而且是制度“生產”和貿易服務“生產”的參與者，即扮演“生產者”的角色?？梢?，空間生產的理論框架也可以適用于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構建。

三、空間生產視角下的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邏輯

海南自由貿易港的空間生產依托地方、服務國家、面向全球，涉及地方、國家、全球等多個空間尺度，有利于推進經濟全球化和要素跨國流動，網絡化逐漸成為其空間生產結構的顯著特征?？梢?，海南自由貿易港就是一個大尺度、寬領域的“空間生產”過程，對當前的社會秩序進行“時空修復”，重塑面向未來的“社會空間”，引領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發展。

（一）海南自由貿易港的空間實踐

由于空間在經濟社會中發揮的首要作用是生產力作用（Elden 等，2003），因此在“空間實踐”的層面上，以打造開放型經濟新高地為目標的海南自由貿易港要形成高水平的生產力，擴大生產的尺度范圍和層級空間。

1.海南自由貿易港生產和消費（再）領域化

海南自由貿易港的核心制度設計是投資貿易自由化，具體就是通過境外生產設備、外商投資、跨境服務貿易等方面的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最大限制降低商品和要素流動障礙，為大宗商品、國際物資、國際資金、國際市場信息的順暢流通提供渠道，也有利于加速流通空間的再領域化，保證資本循環的持續進行，為生產空間開辟更多領域，從而破解資本循環的障礙，為資本創造更好的本地化生產性空間。在海南自貿港優惠政策的激勵下，一大批世界500 強企業紛紛進駐海南，使得資本生產在海南這一特殊“空間”的存在性和控制力不斷增強，表現為資本生產的領域化過程。

根據《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海南將“圍繞國際旅游消費中心建設，推動旅游與文化體育、健康醫療、養老養生等深度融合”，而且島內居民還可以“零關稅”消費實行正面清單管理的進境商品。得益于離島免稅政策的不斷深化和優化，離島免稅購物作為海南自貿港的“金字招牌”，2021年銷售額就超過了600億元，到2025年，有望突破1600億元，成為全球最大的免稅消費市場，成為全球高端商品的集聚地。在醫療旅游消費方面，博鰲樂城國際醫療旅游先行區作為中國唯一的醫療特區和中國首個開展真實世界數據應用試點的區域，2020—2022 年接待醫療旅游人數平均增長68%，特許藥械使用患者人數增長284%。不僅如此，海南還連續舉辦了三屆中國國際消費品博覽會，成為高端消費品牌進入海南的重要平臺。消費市場的開放為集體消費開辟了廣闊的新空間，將更豐富的生產方式和消費形態引入到了自由貿易港的空間中，成為優質消費資源集聚地、消費創新引領地及旅游消費目的地，幫各地客商實現“買全球、賣全球”愿景，充分體現了消費空間的領域化作用，推動消費升級。

2.海南自由貿易港生產尺度的水平重構

海南從1988年建省辦經濟特區起，就一直扮演對外開放的窗口和試驗田角色。經濟特區的發展方向是引進外資和出口，政策支持以減輕企業負擔為主，其產業定位也有很強的針對性，以產業轉型升級為主導，其生產范圍仍以本地尺度為主，產業尺度范圍也有限。從全球尺度來看，經濟特區仍是“境內關內”，是國內生產的組成部分，貨物和人員出關受到管制，與全球尺度是垂直聯系的。但自由貿易港是一種“境內關外”的設計，其發展方向是投資貿易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支持以消除投資貿易壁壘為主，產業定位也涉及貿易、金融、科技、旅游等多方面，生產尺度和產業尺度范圍均比經濟特區要廣和深，與全球尺度是水平聯系的，貨物和人員流動自由。垂直聯系的尺度建構容易導致全球尺度流于抽象（Marston 等，2005），而水平型的尺度建構能通過對商品和服務的生產、分配及消費過程進行架構與聯系，實現對不同空間層面的綜合（Coe 等，2004）。海南自由貿易港關于建設國際旅游消費中心、國家重大戰略服務保障區、國際航天城、深?？萍汲?、全球熱帶農業中心和全球動植物種質資源引進中轉基地等重要的任務部署，都具有明顯的地方性特征，是海南稟賦和比較優勢的延展和升級，同時也是國家層面的戰略部署，還面向全球發揮作用，對接國際高水平經貿規則，從多個方面升級并深化原有生產尺度，成為引領我國新時代對外開放的鮮明旗幟和重要開放門戶。

3.海南自由貿易港的全球生產網絡構建

海南自由貿易港“境內關外”的制度設計從一開始就把自由貿易港的生產空間置于全球生產空間的范疇，從某種程度上看，自由貿易港與全球市場的距離還要小于與國內市場的距離，更容易構建以跨國公司為主體的全球化生產網絡。自2020 年6 月1 日《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公布后，海南自由貿易港逐漸成為跨國公司的投資熱土。2022年，海南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1320家，實現實際使用外資到資40.5億美元，同比增長15%。這些企業將助力海南自貿港嵌入全球價值鏈，逐漸構建起一個以跨國公司為載體的全球化生產網絡。此外，離岸貿易是一個區域國際市場競爭力和全球資源配置能力的重要體現。海南出臺了《關于打造區域性離岸新型國際貿易中心先導性項目的工作實施方案》《關于支持海南開展新型離岸國際貿易外匯管理的通知》等多項政策，致力打造新型國際離岸貿易產業集聚地。2019 年海南離岸國際貿易不到1 億美元，而截止到2022 年末，海南新型離岸國際貿易涉外收支已經達到184.5 億美元，業務種類不斷豐富，市場主體數量不斷增加。

（二）海南自由貿易港的空間表征

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的核心任務是對接國際高水平經貿規則，促進生產要素自由便利流動，其最直接的組成要素還是制度。習近平總書記也強調，“要把制度集成創新擺在突出位置”。制度創新將重構主體之間的互動秩序，改造與市場和貿易相關聯的社會空間。

1.海南自由貿易港制度空間的（再）領域化

與以往增量性制度試驗不同，自由貿易港通過制度集成創新，目的是主動適應市場治理機制和經濟全球化趨勢的“制度化”空間生產過程，更強調對存量制度知識的廢除、更新和升級，不斷深化存量制度空間，而不僅僅是增量制度知識的生產。這是一個打破原有制度空間內各制度單元邊界，進而進一步釋放制度潛能的（再）領域化過程。截止到目前，海南自由貿易港累計發布制度創新案例134項，其中8項被國務院向全國復制推廣，比如國際投資“單一窗口”、國土空間用途審批“多審合一”、游艇等船舶證書“多證合一”等，涵蓋投資貿易自由便利、行政審批、市場監管等多方面的制度創新。這些制度創新對舊制度空間進行大膽變革，探索制度空間的新領域，涉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多個層面，構成了自由貿易港制度空間的“表征”，是對以往開放經濟制度空間的一次自我革新和全面提升。尤其是企業自用生產設備“零關稅”負面清單和交通工具及游艇、原輔料、居民消費品等三張“零關稅”正面清單，以及加工增值免關稅政策等高含金量政策，針對關稅這一國際貿易的主要障礙進行大膽變革，削減制度壁壘。這不僅降低了企業生產成本，也推動了各類要素自由便捷流動，讓海南成為當前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最高形態，為探索更完備、更規范、更有效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作出示范。

2.海南自由貿易港制度空間的全球重組

以往經濟特區、經濟技術開發區等開放經濟形態的制度結構主要通過單方面的制度創新打造“政策洼地”來吸引投資和促進出口，其開放經濟形態主要是優惠政策驅動的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其制度變革是對國內政策制度體系進行調整，屬于國內尺度的制度空間重構。而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則要求對標世界最高水平開放形態，是我國進一步與國際接軌，建立高水平國際經貿制度體系的重要探索，其經濟形態是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強調對標高標準國際貿易和投資通行規則，屬于全球制度空間重組。由于服務貿易已經成為全球自由貿易和規則重構的重點，2021 年7 月商務部印發了中國跨境服務貿易領域的首張負面清單《海南自由貿易港跨境服務貿易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2021年版）》。2022年12月，海南在全國率先探索市場準入承諾即入制改革，并在全國首個出臺市場準入承諾即入制立法。這些均是海南自由貿易港對標CPTPP、RCEP 等國際高水平經貿規則而開展的制度型開放措施。2021 年，加工增值免征關稅政策落地實施，這既是海南自由貿易港“一線”放開、“二線”管住政策的逐步擴大實施，也是對標國際經貿規則制定的海南版“原產地規則”。目前，海南自貿港正加快對接《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規則，制定數字貿易發展規劃和實施方案，大力發展數字貿易。海南自由貿易港將拓展中國與世界合作的空間，在國際經貿規則制定中發出更多的中國聲音，為我國參與國際經濟合作積累經驗。

3.海南自由貿易港制度空間的網絡化構建

制度空間不是單一的，而是由多要素構成的規則系統。2020 年6 月1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對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作出重要指示時強調，“要把制度集成創新擺在突出位置”。制度集成創新就是要是把已有的各項政策制度、各子項制度有機組合成一個統一的整體，使其內在關聯起來，促進創新要素交叉融合、相互碰撞，即使制度空間的要素相互聯結成網絡狀結構，以構成一種新制度，創造出更大的體制機制活力。2020 年10月，海南制定了《海南自由貿易港制度集成創新行動方案（2020—2022 年）》，旨在推動更多跨地區、跨部門、跨行業、跨領域改革創新，打通不同地區、部門和行業之間的壁壘，使各方面創新舉措相互配合、相得益彰，提高制度創新整體效益。從實踐來看，海南自由貿易港的負面清單、貿易便利化、金融開放等國際投資貿易管理制度，大幅降低了市場要素的市場準入限制和流動障礙。先照后證、多證合一、證照分離等商事登記制度深化了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為進一步營造寬松便利的市場準入環境提供了管理基礎。而事中事后監管使政府職能由以控制和配置資源為主轉變為以提供監管服務維護市場秩序為主，有利于提高市場活力和行政效能，也有效支撐了市場準入和商事登記的制度創新成果。負面清單、放寬市場準入、商事登記等制度創新也為政府推進職能轉變、強化事中事后監管提供了制度需求和改革壓力。海南自由貿易港的各項改革舉措相互關聯、配套組合、系統集成，形成了一個網絡化結構的制度空間，構建了有利于推動高水平開放的制度體系。

（三）海南自由貿易港的表征空間

海南自由貿易港作為一種空間生產和制度生產的方式，通過擴大開放、深化改革，要滿足形成我國對外開放新格局的戰略任務需求，致力于營造合作互利、共贏發展的局面，對抗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對經濟全球化的分裂和阻礙，為世界經濟治理貢獻力量。從表征空間層面看，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具有戰略性，其空間生產需要實現空間戰略價值。

1.海南自由貿易港空間戰略（再）領域化

2018 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博鰲亞洲論壇主旨演講中指出，“過去40 年中國經濟發展是在開放條件下取得的，未來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也必須在更加開放條件下進行”。在擴大對外開放過程中，國家先后設立了22 個自由貿易試驗區。海南于2018 年成為全國第四批自由貿易試驗區，僅僅兩年后，2020 年6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就此開啟了海南建設自由貿易港的征程，并將于2025 年底實現封關運作。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旨在通過更深層次的空間生產優化和制度創新，主動推動全球化進程，促進全球空間資源共享，增添與全面開放相適應的戰略要素，成為全球開放經濟發展的旗幟和標桿。這一戰略措施通過在政府職能、市場開放、投資貿易自由化便利化等領域作出深刻變革，主動作為，積極參與國際經貿規則制定和世界經濟治理，推動開放格局從以商品和要素為主的單一領域開放轉向層次更高、領域更寬、輻射作用更強的全方位開放，打造對外開放新高地，有助于實現開放型空間戰略的（再）領域化。

2.海南自由貿易港空間戰略的尺度重組

在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階段，雖然也伴有各種內部改革，但以政策優惠為主導的開放措施仍然居于主要地位，而且各改革完全依靠內部動力推動，以單項改革為主，改革措施和開放政策的空間和作用范圍尺度較為單一，較難形成整體效果和集成效應。而規則、標準等制度型開放會觸及開放中的深水區，因而更具有“試驗”和“探路”的特點。海南自由貿易港正錨定2025年底前全島封關運作目標，圍繞“零關稅、低稅率、簡稅制”制度設計和以“六個自由”為特征的開放形態，充分開展壓力測試，倒逼貿易投資、財政金融、科技體制、政務服務等更廣范圍、更大尺度的改革，加強改革系統集成和協調推進，使改革和開放在更廣泛的領域配合互促，以空間戰略的尺度重組推動中國經濟在更加開放的條件下實現高質量發展。相比于以往循序漸進、逐步探索的開放過程，海南自由貿易港的開放步伐全面提速，以時間換空間，加速融入全球體系。

此外，《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還對2035 年前的重點任務作出了部署，并提出了“到本世紀中葉，全面建成具有較強國際影響力的高水平自由貿易港”的目標。由此可見，海南自由貿易港作為高水平對外開放的空間戰略，不僅是加快中國融入世界經貿格局和全球治理體系步伐的引擎，有助于推進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實現，而且通過對獨立的地理單元進行封關運作，將商品、要素、規則、標準等壓縮在獨特的戰略空間內，進行大尺度、深層次、全方位試驗，以空間換時間，推進對外開放進程。由此可見，從時空尺度上看，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體現為以“時空壓縮”的方式發展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

3.海南自由貿易港空間戰略網絡

建設海南自由貿易港不是單純的地方性對外開放試驗，其戰略價值要放在更大尺度的經濟社會關系中去衡量。香港作為全球知名的自由貿易港，在我國對外開放進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海南自由貿易港可與之優勢互補、合作共贏。2020年9月和11月，海南相繼成立了中國海南自由貿易港瓊港澳服務業合作示范區和瓊港經濟合作發展咨詢委員會，旨在整合“港澳所長”和“海南所需”，促進海南自貿港與粵港澳大灣區聯動發展。2022 年11 月，海南省發布《RCEP 項下海南出口優勢產品清單》《RCEP 項下海南進口優勢產品清單》《海南自由貿易港“零關稅”優勢產品清單》三張清單，以期推動RCEP生效實施與海南自貿港政策制度發揮疊加效應。海南還充分發揮博鰲亞洲論壇的平臺作用，積極做好論壇與“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互動和呼應，拓展國際交流合作。海南自由貿易港與其他開放戰略的整合和疊加有助于構建網絡化的戰略空間格局，深化全面開放局面。

《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還明確指出，在海南建設自由貿易港，是支持經濟全球化，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際行動。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通過高水平開放，建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深化市場化改革，打造法治化、國際化、便利化營商環境，其共同體實踐生產的就是“全球性的空間生產知識”，致力于構建一種以共贏為取向的新空間戰略網絡、新貿易規則和新社會秩序。

四、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構建路徑

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以打造當今世界最高水平開放形態為目標，是我國探索和推進更高水平開放的戰略選擇，為推進高水平制度型開放發揮示范和引領作用，其經驗做法和空間生產實踐對于構建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具有重要啟示。

（一）基于空間實踐的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構建路徑

1.放松市場準入管制，推動國際化生產和消費集聚

當前，國際經濟形勢發生深刻變化，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日益抬頭，國際資本流動面臨嚴重壁壘。雖然我國一直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但以往對外資實行審批制，外資進入面臨準入門檻、持股比例等諸多障礙，開放水平不夠高。借鑒海南自由貿易港的空間實踐經驗，構建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需要實施擴大開放的政策制度和措施，推動國際化生產和消費集聚，不僅是要放寬外資準入領域，吸引更多跨國企業進駐，提升全球價值鏈的嵌入地位，還要引入更多全球市場的消費精品和消費新業態、新場景，為中國消費市場創造更大的內需空間，提升消費能級和國際化程度。

2.與國際市場水平對接，暢通國內國際市場融合渠道

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應充分發揮地方稟賦，為國家提供戰略支撐和服務，更要面向全球，盡可能消除與國際市場的尺度障礙（比如關稅壁壘），更緊密地與國際前沿規則接軌，使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能無障礙、無需外力的水平交流。這并不是簡單地在以往“地方-國家”的尺度上疊加全球尺度，形成“地方-國家-全球”的垂直化尺度建構，而是更強化“地方-國家-全球”之間的水平聯系，地方性生產、服務國家需求、對接國際規則是同步展開的、立體化的。尺度的水平重構體現了不同尺度之間的交互和依存，這種立體化、多尺度的綜合避免了在垂直化定義下通過“尺度跳躍（Jumping Scale）”進行解釋所存在的不一致性（賀燦飛和毛熙彥，2015），以及糾正了“尺度跳躍”需要外部動力的缺陷，更有利于國內國際空間的要素和經濟活動的聯通與融合。

3.以跨國公司的價值鏈布局為紐帶，嵌入全球生產網絡

從海南自由貿易港的空間實踐經驗來看，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通過尺度重組，脫離傳統的“地方-國家-全球”垂直體系，轉而以重要的地方為節點、以關系為紐帶，可以構建出立體網絡化的全球生產體系。全球生產網絡是對多主體的聯系和超越地域邊界的尺度建構。為了實現將生產尺度向全球層次提升，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需要為國際資本的再生產過程提供新的投資領域，以跨國公司為主體，進行全球價值鏈部分環節的布局和投資，并積極拓展離岸貿易、跨境服務貿易、數字貿易等新型國際貿易業務，深度嵌入全球生產網絡。全球生產網絡的形成又可以反過來倒逼國內生產力空間進一步擴大領域，深化尺度層次或推動更多的領域實現尺度升級。

（二）基于空間表征的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構建路徑

1.以制度型開放為導向，強化存量制度空間的變革

制度型開放是國際經貿規則發展的必然方向（劉曉寧和宣亞麗，2023）。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要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借鑒海南自由貿易港制度空間領域化經驗，建立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需要以制度型開放為導向，瞄準改革的“深水區”，以破除制度空間的結構性障礙導向，著力在存量制度領域開展變革，解決投資貿易自由化便利化的制度性難點和堵點問題，進行制度性“空間生產”，強化制度空間的領域特征，挖掘制度資本潛力。這樣的制度空間生產有助于實現從要素紅利到制度紅利的全面對接（陳捷和蔡承彬，2022），并以其開放的精神特質和與時俱進的發展活力，進一步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2.對標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為全球治理貢獻中國方案

建立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既是我國應對全球經濟新形勢的方案，也是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的抓手。這也要求構建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不能只著眼于地方性制度創新，必須積極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以國際尺度的標準和規則重構制度空間結構，開展經貿規則體系的國際協調，助力解決現行國際經貿規則中存在的弊端，有利于提升我國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的地位和話語權，在全球治理變革中展現大國擔當。

目前，中國對外開放逐步從以要素流動為主要特征的傳統對外開放轉向制度型開放，將更加深入地參與全球經濟治理，世界范圍內推廣開放新格局的中國標準和中國方案（趙偉洪和張旭，2022）。市場準入承諾即入制、加工增值免征關稅政策等這些“中國聲音”、中國版本的國際經貿規則其實就是中國對于世界經濟治理的“空間生產的知識”，是中國為爭取全球經濟治理制度性權力而進行全球尺度“制度生產”的成果，為全面融入經濟全球化、參與國際競爭贏得主動，同時也為世界經濟治理提供中國方案、貢獻中國智慧。

3.以制度集成創新為核心，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

更高水平開放是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開放，涉及制度領域較多。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還面臨外貿體制、外商投資管理體制、境外投資監管體制、區域開放新機制等多重障礙（金瑞庭和原倩，2021）。單兵突進的制度創新無法滿足構建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內在要求，必須直面投資貿易規則及治理框架涉及的深層次經濟制度和行政管理體制，甚至法律法規層面，構建一個系統集成、結構嚴密的“網絡狀”制度空間。因此，構建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必須以制度集成創新為核心，推動重大制度創新充分聯動和銜接配套，協同解決高水平開放過程中碰到的各種問題，破除各種隱性壁壘，避免因一個環節的問題而阻礙開放全局的發展，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完善和發展提供動力和實踐源泉。

（三）基于表征空間的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構建路徑

1.融入“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對國際經貿秩序進行“時空修復”

中國正著力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國內國際雙循環需要紐帶和橋梁，海南自由貿易港也正是為肩負起打造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重要交匯點、服務新發展格局的戰略使命而誕生。從海南自由貿易港的建設經驗可見，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就要開發一種“時空修復”功能，達到以下目的：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交互點上主動作為，通過空間重塑，主動融入世界市場，促進內循環和外循環有機銜接，加速資本周轉、打破貿易和制度壁壘、改善國內外經貿關系，縮短與全球市場的經濟距離，減少空間摩擦，修復和改善國際經貿秩序，使這一空間成為我國應對國際經貿格局調整的解決方案。

2.錨定國家戰略目標，設計空間戰略的“時空壓縮”機制

以開放促改革、以改革促開放是我國發展不斷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寶。目前，我國已經進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階段，包括產權保護制度、要素市場化改革、轉變政府職能等。根據以往發展經驗，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全面擴大開放才能推動。從海南自由貿易港的表征空間可以看出，其空間戰略有著清晰的分階段分步驟實施路線圖和目標，實施過程以有利于推進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增添內在動力為導向，壓縮實現奮斗目標的時空距離。由此可見，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需要以獨立的空間為載體（比如自由貿易試驗區、自由貿易港），進行“時空壓縮”式的開放經濟空間生產，通過加強頂層設計和目標規劃，以戰略目標約束倒逼深層次改革，將人才、資金、技術、數據、土地、組織等空間生產要素壓縮到同一空間內進行整合，從而驅動各領域空間生產在多個尺度上交互和重構，使之相互依賴、相互促進。

3.強化空間戰略的協同整合，推動共同體實踐

為構建全面開放新格局，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構建了全方位的開放戰略，包括“一帶一路”倡議、粵港澳大灣區、海南自由貿易港等。目前，RCE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已經生效實施，而且中國也已經申請加入CPTP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DEPA（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構建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就要主動對接國內外開放空間戰略，深入開展戰略合作和規則協同，與重要國際合作交流平臺互動發展，與更多國家和地區簽訂自貿協定，深度融入全球生產和創新體系，建立常態化的經貿合作交流和貿易互惠機制，進而構建起大范圍、寬領域、多主體的空間戰略網絡，推動全面開放格局和廣泛利益共同體的形成，開創互利共贏新局面。

綜上所述，從空間生產理論的“空間三元論”視角看，建立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空間生產不僅具有生產力空間、制度空間和空間戰略三重屬性，而且在每層空間內涵中，又有著（再）領域化、尺度重構、網絡構建等多維生產邏輯。這一綜合框架可以為構建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提供路徑指南和政策啟示，具體如表1所示。

表1 基于空間生產的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構建路徑

五、結論

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是中國構建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實踐探索，從空間生產視角看，其三元生產空間是互動的。作為一個生產力空間，海南自由貿易港不斷吸引和聚集資本、人才等生產要素，通過生動的空間實踐檢驗了自由貿易港制度創新的有效性，并為制度空間的進一步拓展和深化提供了實踐基礎和經驗積累。海南自由貿易港所體現的空間戰略又源自對生產力空間和制度空間的肯定性解構和啟發性重構，并注入新的開放性和可能性來構建新的空間形態，是生產力空間和制度空間的升華，展現了深化改革開放的空間生產過程中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統一性。

因此，建立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還需要繼續遵循“以改革促開放、以開放倒逼改革”的空間生產邏輯，不斷發揮大國空間生產的內在優勢，在更大范圍、更寬領域、全方位進行空間生產，加速推進投資貿易自由便利，加大制度集成創新和制度型開放力度，加快合作共贏的共同體實踐，實現空間戰略的價值訴求，展現貢獻全球治理中國方案的責任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