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多重身份對譯者行為影響路徑的語料庫考察
——以《傳習錄》英譯本為例

趙秋榮 孫培真

(北京科技大學 外國語學院,北京 100083)

0 引言

《傳習錄》是新儒學的重要代表作,集中體現了王陽明的心學智慧。國學大師錢穆喻其為“中國人所人人必讀的書”(陳榮捷,2009:1)。有關《傳習錄》哲學思想的中文著述頗豐,但其英譯本研究起步較晚。近百年來僅出現了兩個英文全譯本:一個是1916 年美國芝加哥大學哲學博士、傳教士亨克(Frederick G.Henke)譯ThePhilosophyofWangYang-ming(以下簡稱亨克譯本);另一個是1963 年哈佛大學博士、美籍華裔國學家陳榮捷(Wingtsit Chan)譯InstructionsforPracticalLivingandOtherNeo-ConfucianWritingsbyWangYang-ming(以下簡稱陳譯本)。目前《傳習錄》英譯研究集中在以下方面:譯本點評和譯者背景、翻譯動機研究(劉孔喜 等,2018;2019);語用充實對翻譯實踐影響研究(劉響慧,2019);文化自覺意識和文化資本對翻譯策略和風格影響研究(劉孔喜,2019);陳譯本語言轉喻特點研究(辛紅娟 等,2019);亨克譯本中“厚重性”翻譯策略研究(徐賽穎,2020)。按照畢比(Beeby,2009:84)的分類,陳榮捷和亨克分別屬于譯出型和譯入型譯者,譯者翻譯方向可能影響譯本產生。翻譯研究中譯者身份多重性和社會性間的交互關系有待系統界定和梳理。對譯者的研究應不僅關注翻譯方法,更應將譯者身份和翻譯過程聯系起來(許多,2018)。為了更客觀、更準確地剖析譯者多重身份在《傳習錄》英譯中發揮的作用,本文借助語料庫語言學的研究方法,從譯本易讀性、詞匯豐富度和句法復雜度入手,旨在回答以下兩個問題:

(1)兩譯本在易讀性、詞匯豐富度和句法復雜度上是否存在差異?

(2)譯者多重身份是否影響譯本生成? 與譯入譯出型譯者行為有何關系?

1 譯者多重身份與譯者行為研究

譯者身份的認知過程在翻譯發展史上是循序漸進的,從“作者的奴仆”(Bentley et al.,1985:58)、“臨摹者”(Robinson,2001: 3)、“創造者”(田德蓓,2000:20)到“語言評估和傳遞者”(Chen,2011:121)。譯者身份的定位發生很大變化,凸顯譯者多重身份的特性,賦予譯者更重要的主體地位。在社會學研究中,社會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將身份劃分為兩類:“個人身份”和“多重身份”(Tajfel,1971:153)。個人身份完全由個體自己決定,與個體的認知、聯想、記憶等有關;多重身份指與外界環境相互作用、受外界因素刺激生成的身份,如社會身份、文化身份等(Hogg et al.,2003:98)。社會認同理論不僅定義身份多重性,還指出多重身份的等級性和次序性。不同身份按照一定規律由高到低排列,等級越高,與個體行為選擇的關系越大,越容易對個體行為產生影響(Oakes,1987 :118)。

社會學的研究成果為譯者身份研究提供了參考。譯者所處的政治、經濟、文化環境及其他主客觀因素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實現了翻譯的社會功能,體現出語言學和社會學的內在聯系(馮曼,2018:1)。語言學中譯者有三種身份:個人身份、角色身份和群體身份(李文靜,2011:9)。個人身份指與其他譯者產生差異的獨特身份;角色身份指與譯者社會職業相關的身份;群體身份指基于對國家、民族等群體認同形成的身份。上述對譯者身份的定義和分類是社會認同理論與譯者身份、翻譯行為相結合的首次嘗試,明確了譯者身份的多重性對翻譯活動的影響。譚載喜(2011:120)指出,該嘗試提供了一個很有意義的參考模式,但并未討論譯者多重身份間的等級性和次序性。他接著提出身份的三個層面:一是身份的本身意義;二是自我身份與他人身份的關系意義;三是身份的等級意義(譚載喜,2011:119)。身份從等級上劃分為“主身份”和“次身份”:主身份即每個個體特有的、穩定不變的身份。次身份即受外界影響的多樣化身份,是可變的。譯者的“主身份”是“語言轉化者”,次身份是在具體翻譯行為中受多種因素影響生成的角色身份(譚載喜,2011:120)。同時,也有學者將身份和角色區分開來,指出“身份”是顯性、固定的,是譯者語言層面的行為特征;“角色”是隱形、可變的,是譯者社會層面的特征(周領順,2014a:215)。為了滿足特定的社會需求,譯者會調整和改變自己的角色,譯文也會因譯者個人意志留下痕跡,這種社會性選擇過程即為“角色化”。譯者在翻譯社會化過程中呈現多種角色特征,直接導致譯者行為和譯文的多樣性(周領順,2014b:269)。另一種觀點認為,譯者的主身份并不僅僅是雙語轉換者,而有可能是最具影響力的社會身份(譚素琴,2017:34)。褚慧英等(2021)將譯者身份進一步劃分為學者、譯者和作者身份,通過三種身份的轉變,探討譯者認知、邏輯和文章布局的發展模式。隨著時間的推移,歷史、環境和場所也會發生變遷。受此影響,譯者主體身份可能并不固定,而是變化的,主身份甚至可以退化為次身份,次身份也可以上升為主身份(劉驥翔,2022:78)。每位譯者社會身份各異,但每種身份都可以折射出特定的社會、文化特征。

對譯者不同身份的探討正成為翻譯過程研究的重要課題(聶煒 等,2022:82),同時也成為譯者行為研究的重要途徑。周領順(2014a:25)將譯者行為定義為“社會視域下譯者的語言性翻譯行為與社會性翻譯行為的總和”。譯者成為語言屬性和社會屬性的結合體,既承擔譯內行為(語言性行為),又承擔譯外行為(社會性行為)。換言之,在翻譯過程中,譯者不僅要基于原文對譯文進行翻譯,還要兼顧讀者與社會的需求。在此基礎上提出“求真—務實”譯者行為連續統評價模式,并指出“求真”與“務實”是連續統上的兩個端點(周領順,2014a:77)。翻譯過程中,既要“求真”也要“務實”,并盡可能達到二者的平衡?！扒笳妗敝钢覍嵱谠牡膬群夂托问揭饬x;“務實”指贏得讀者和市場的認可,譯者的務實行為,最直接的表現是語言可讀性的提升(周領順,2023b:177)?！白g者行為批評”為譯者行為研究提供了模式,在此基礎上譯者行為研究不再拘泥于單一的譯者主體性研究,而是將文本、譯者、社會有機結合,以此來梳理主體之間的互動關系(彭白羽,2023:118)。近年來相關研究包括:譯者身份對譯本選擇和譯本表達的影響研究(黃勤 等,2021),譯者身份和角色對譯者行為影響研究(梅曉娟,2022),譯者審美意識與譯者行為之間關系研究(楊國強 等,2023)等。

目前,國內外的譯者行為研究,大致分為三大陣列。我國學者周領順(2010)提出的“譯者行為批評”研究位于第一陣列,是當前譯者行為理論體系化研究的主陣地(周領順,2023a:17)。中國學者“譯者行為批評”視域之外的其他譯者行為研究,屬于第二陣列,這一陣列大多沒有構建自己的譯者行為理論體系,而是通過譯者行為研究驗證或支撐其他理論體系(周領順,2023a:18)。第三陣列在國外,可稱為“國外廣義狹義譯者行為研究陣列”,與第二陣列相似,該陣列研究主題多元,呈離散狀態,缺乏相應的理論體系(Mastropierro,2018;Shih,2019;Liu et al.,2021 等),但基于語料庫的研究手段和眼動追蹤、鍵擊記錄等研究方法值得學習和借鑒(周領順,2023a:18)。本文正是基于語料庫的方法探討譯者多重身份對譯者行為的影響。

翻譯方向是西方翻譯學界的古老課題之一。翻譯方向指意義傳遞方向,即譯者將母語(或第一語言)譯為外語(或第二語言),或是將外語(或第二語言)譯為母語(或第一語言)(Beeby,2000:190;Pokorn et al.,2020:59)。譯入母語常被稱為“L1 翻譯”“正向翻譯”“直接翻譯”“譯入翻譯”等;譯出到外語常被稱為“L2 翻譯”“反向翻譯”“間接翻譯”“譯出翻譯”等。譯入是對其他民族文學、文化的向內翻譯行為;譯出是向其他民族譯介自己的文學和文化(謝天振,2014:248)。從外語譯向母語為譯入型譯者,從母語譯向外語為譯出型譯者(Beeby,2009:84)。譯者身份與譯者行為研究中,譯入、譯出是重要的關注點,也是中國文化“走出去”的熱點話題(趙征軍,2019:112)。由于翻譯方向不同,譯入型和譯出型譯本在語言特征和風格上存在一定差異(王瑞 等,2015:97;趙征軍,2019:118)。目前,多數研究仍聚焦于譯者的職業身份(黃海翔,2009;李捷,2016;許多,2018;賀莎莎 等,2020),基于譯者多重社會身份和角色的譯者行為研究較少,尤其在典籍英譯研究中,鮮有對譯入譯出型譯者的多重身份研究(聶煒 等,2022)。同時,對譯入譯出翻譯仍存在一些模糊認識(許多 等,2019:131),研究過程中使用的研究方法、指標各不相同,系統性不強,缺乏統一標準。面對這一問題,本文認為,基于譯者多重身份考察不同翻譯方向作品的生成過程,不僅能夠窺探譯者主體身份對譯入譯出行為的影響,還可以充分探究深層次社會和文化因素,做到翻譯內和翻譯外研究相結合。以多重身份為路徑對譯者行為進行研究,可以更全面地探究譯者身份對譯本生成的影響,從而更好地揭示譯入譯出型譯者在典籍外譯中的行為差異。

2 研究設計及研究步驟

本文首先構建《傳習錄》漢英平行語料庫,庫容58 176 詞,其中陳譯本29 623 詞,亨克譯本28 553 詞。

其次,本研究采用的工具為二語句法復雜度分析器(L2SCA)、詞匯復雜度分析器(LCA)和語篇銜接分析器(Coh-Metrix 3.0)。L2SCA 和LCA 是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陸小飛教授團隊開發的在線工具,共包含39 個語言特征,用于測量文本的詞匯和句法復雜度(Lu,2010;2012)。Coh-Metrix 3.0 由美國曼菲斯大學開發,可以計算11 個維度的106 個詞匯語法特征,用于分析詞匯多樣性和易讀性等語言特征(Graesser et al.,2004)。

最后,本文基于兩譯本易讀性、詞匯豐富度和句法復雜度差異探索兩位譯者的風格差異,從譯者多重身份角度分析譯入譯出型譯者風格的表現及其對譯本的影響,并總結出“譯者多重身份差異影響路徑”模型圖。

3 兩譯本易讀性、句法復雜度和詞匯豐富度對比

本文使用SPSS 25.0 對L2SCA、LCA 和Coh-Metrix 的指標進行獨立樣本T 檢驗,發現共有58 個指標存在顯著差異。限于篇幅,本文選取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14 個特征,如詞匯豐富度、動詞連貫度、平均句長等,從易讀性、詞匯豐富度和句法復雜度三方面考察兩譯本差異。

3.1 易讀性差異

易讀性(readability)即文章的閱讀難度,指讀者閱讀和理解的困難程度(McNamara et al.,2014)。兩譯本在3 種評分模式下的易讀性均呈現顯著差異(p 值小于0.05),結果見表1。

由表1 可知,弗萊士易讀度、弗萊士-金凱德年級水平和Coh-Metrix 二語易讀度都反映出陳譯本易讀性高于亨克譯本。讀者閱讀陳譯本時會更加輕松,更容易理解文本內容。這可能與兩譯本的詞匯使用和句法結構有一定關系?；诖?本文將具體分析兩譯本在詞匯和句法方面的差異。

3.2 詞匯豐富度差異

從詞匯特征上看,兩譯本在詞匯豐富度、動詞豐富度、動詞連貫度、名詞短語使用頻率、副詞短語使用頻率、動名詞使用頻率、第一人稱代詞使用頻率等七項特征上存在顯著差異,具體見表2。

表2 兩譯本詞匯特征差異

整體而言,亨克譯本的詞匯豐富度高于陳譯本,動詞豐富度也較高,對原文中動作和行為的表述更加豐富,但也因此降低了詞匯前后連貫度。另外,大量使用名詞性成分是英語書面語的標志之一(Biber et al.,2011:228)。亨克譯本中名詞性成分的高頻使用體現出鮮明的書面語特征,說明亨克譯本沒有完全忠實于《傳習錄》源語的語錄體體裁。相比亨克譯本,陳譯本雖詞匯豐富度較低,但動詞使用保持了前后一致,動詞連貫度顯著高于亨克譯本,更易于閱讀和理解。另外,陳譯本中第一人稱代詞和副詞詞組的使用頻率較高,突出了文本的人際交互性,體現出較強的口語化特征,表達出更加豐富的情感。

3.3 句法復雜度差異

亨克譯本平均句長、小句數量、T 單位數量和復雜T 單位比率均高于陳譯本,具體見表3。

表3 陳譯本和亨克譯本句法復雜度差異

從表3 可見,亨克譯本的句法復雜度較高,表現為嵌套結構和語言單位更復雜。而陳譯本平均句長較短,復雜語言單位出現的比率較低,句法構造更加簡潔。

4 譯者多重身份對譯者行為影響的分析

基于兩位譯者譯入型和譯出型的身份定位,本文從主身份、次身份和末身份三個層次剖析二者的多重身份等級,探索譯入譯出型譯者行為在譯本中的表現并探究其規律。典籍譯者多有其專屬的社會身份和標簽,如傳教士、大學教授等。本文認為,譯者的社會身份貫穿譯者翻譯活動始末,且最先對翻譯活動產生影響,也就是在翻譯尚未開始時譯者社會身份就開始發揮作用,體現在譯者翻譯目的、翻譯選材上。本文將譯者的主身份定義為最重要的、長期從事的社會身份。其次,翻譯過程中,尤其是對比不同翻譯方向譯者時,語言差異成為重要的參考指標,母語影響不僅體現在語言方面,還通過母語思維影響譯文的邏輯和譯者策略選擇,本文將譯者的次身份定義為不同的母語使用者。最后,翻譯活動同時也是創作活動,譯者的創作往往受到其社會身份和母語文化的影響,本文將創作者身份定義為末身份。末身份不是指其無法獨立起作用,而是受到前兩種身份的影響較大。本文將逐一分析《傳習錄》譯者的主、次、末身份。

4.1 主身份:國學家對傳教士

主身份即譯者最重要、長期從事的社會身份。主身份影響翻譯的動機以及對源語文化的認同程度,進而影響翻譯策略的選擇以及對原文的忠誠度。個體的認知、思維、行為等總會受到集體文化以及文化中其他個體的影響(Markus et al.,1991:243)。翻譯活動中,譯者不可能脫離社會,也無法擺脫根植在思維中的特定文化場域。因此,翻譯行為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譯者社會角色的影響(馮正斌 等,2023:127)。亨克作為在華傳教士及《傳習錄》的首位譯者,翻譯《傳習錄》源于上海英國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中漢學家的動員(劉孔喜等,2018:29)。翻譯動機以介紹為主,而非高度還原源語內容,對原文的忠實程度較低。他旨在向西方介紹孔孟老莊哲學之外的新儒學思想。而陳榮捷是享譽海內外的著名國學家,他認為亨克譯本對原作遺漏甚多,甚至有誤譯,作用有限(Chan,1963:xiii);世人若要充分理解中國的思想文化,必須完整翻譯此書(Chan,1963: xi)?？梢?陳榮捷翻譯《傳習錄》的動機來源于糾正亨克譯本的誤譯,目的是完整準確地呈現原作內容,因此對原作的忠實程度較高。

4.2 次身份:漢語母語者對英語母語者

本文將譯者的次身份歸納為不同的母語使用者,體現出譯者所處語言文化場域的重要作用。次身份通過影響譯入譯出型譯者對源語的理解,進而影響譯文的準確度。翻譯不是單純語言層面的轉換,而是一種跨文化交際活動。譯者不僅要熟悉兩種語言,還要熟悉兩種文化,并在翻譯中充分考慮兩種文化的差異。漢語母語者和英語母語者的語言和文化差異導致他們對源語的理解也存在差異。譯者的次身份體現出譯入譯出型譯者在原文理解方面的差異。對非母語譯者來說,讀懂晦澀難懂的古漢語對他們挑戰巨大。高度還原原文要求譯者擁有豐富的文化知識底蘊,準確地理解原文。譯者對原文的理解很大程度受到次身份的影響。陳榮捷在中國出生,成長,接受過良好教育,熟讀古典名著,熟悉古代文化,具備準確理解古文的能力。而亨克作為英語母語者,對中國古代歷史和哲學知識了解較少,不能較好地理解古漢語的豐富含義,導致其對原文某些詞匯的理解出現了一定偏差,降低了譯本的準確度。

4.3 末身份:創作者身份

末身份指譯者在翻譯活動中體現出的“創作者”身份。這里的創作者身份是指相對于讀者而言的譯本創作者身份,譯者的這一身份使其在創作過程中必須考慮讀者的閱讀感受。該身份通過影響譯本生成時的詞匯和句式使用,進而影響譯本的易讀性。譯者的任務是準確理解源語文字,同時將源語含義準確傳達給讀者。其中一大難點是在目標語和源語之間尋找平衡。在這個過程中“創作者”身份會受到前兩種身份的影響。受“國學家”主身份的影響,陳榮捷選擇以源語文化為導向,對原作進行高度忠實的還原,保持了中國哲學的獨特性。為了兼顧目的語讀者,譯本中使用了大量注釋,對文中人物、朝代、歷史背景作了詳細解釋,這樣既可以幫助讀者學習中國古代知識,也有助于向世界傳播中華文化。從創作者的角度觀察亨克,可以發現他比陳榮捷更加關注目的語讀者,這種差異與他作為傳教士的主身份和英語母語者的次身份是分不開的。傳教士的首要目的是讓信眾理解傳教內容,進而與傳教者產生共鳴,得到認同。因此,亨克作為創作者將目的語讀者的閱讀感受放在首位。為了迎合讀者,他為原文的每個篇章擬作標題,合并部分相鄰段落,使譯文看上去更接近散文體而非原作的語錄體。同時使用了豐富的詞匯和多變的句式,這些都有助于提升讀者閱讀體驗。

4.4 典籍外譯中“譯者多重身份差異影響路徑”模型探索

譯者行為研究“理論”的初衷是嘗試發掘新的探索路徑或途徑(周領順,2019:25)。本文基于對《傳習錄》譯入譯出型譯本的易讀性、句法復雜度和詞匯豐富度對比,結合譯者主、次、末身份等級的討論,初步探索了典籍外譯中“譯者多重身份差異影響路徑”模型(見圖1),旨在一定程度上開拓譯者行為研究路徑,豐富現有的譯者行為研究理論。

圖1 “譯者多重身份差異影響路徑”模型

“譯者多重身份差異影響路徑”模型由主身份、次身份和末身份引導,每種身份通過各自的路徑分別對譯文忠誠度、準確度和易讀性產生影響,最終形成不同的譯者行為。同時,模型中的主、次、末身份包含了譯者不同角色間的相互作用和影響。譯者的主身份是譯者最重要、長期從事的社會身份,也可將其視為譯者首要的社會主體角色。這一主體角色對譯者的其他角色施加影響,影響譯者扮演其他社會角色時的行為。例如,在從事語言相關活動中,譯者承擔了語言使用者的角色,但譯文中的言語構造、邏輯層次等不僅與母語、非母語使用者相關,還受到社會主體角色的影響和制約。進行翻譯活動時,譯者又扮演了創作者的角色,本文將這一角色歸納為末身份,因為其同時受到譯者社會主體角色和語言使用者角色的雙重影響?？梢园l現,無論是主、次、末身份,還是主要角色和次要角色,都是由主到次遞進式發揮作用。因此,在譯者行為分析中,非常有必要了解和研究譯者所處的社會、文化角色和身份,進而做到譯內和譯外相結合。

此外,還需指出的是,譯者作為社會中的個體,可以同時擁有多種身份和角色,“譯者”只是個體在翻譯活動中的一種特殊身份,這種身份是所有譯者共享的。換言之,“譯者”身份是共性的,對比譯者行為和翻譯策略時如果只從“譯者”這一種身份入手,就如霧里看花,無法找到根源,而真正對翻譯實踐產生影響的是譯者所在的社會和文化環境。社會和文化因素在塑造譯入譯出型譯者風格中承擔著重要作用。不同翻譯方向的譯者在各自的生長環境和特定的語言環境中形成獨特的身份和價值體系,塑造了多元化的譯者行為。尤其在典籍外譯中,不同社會、文化導致的身份和認知差異是形成譯本差異的重要因素。因此,從社會和文化角度剖析譯者多重身份與譯入譯出型行為間關系的研究顯得尤為迫切。結合《傳習錄》英譯本案例,本文將剖析譯者的翻譯行為如何受到多重社會身份的影響,并嘗試揭示其折射的社會和文化縮影。

4.4.1 主身份影響譯文忠實度

翻譯目的和動機與譯者的身份息息相關(李翼,2022:89)。亨克“傳教士”的主身份決定了翻譯內容的選材,翻譯過程中產生了“宗教至上”的翻譯思想,使其對中國文化的認同度弱于宗教文化。傳教士基于宗教背景、信仰和使命,從事的活動都或多或少與宗教相關(劉樹森,1999:126)。受主身份影響,亨克翻譯時對原作進行了評估,將他認為不需要傳播到海外的內容進行刪減,尤其未能完整地翻譯第二章和第三章。此外,亨克譯本也體現出強烈的宗教色彩。

例(1) 先生明睿天授。(王陽明,2008:1)

The wisdom of the Teacher was from Heaven.(Henke,1916:47)

Our Teacher is endowed with intelligence and wisdom.(Chan,1963:4)

亨克的主身份影響了他對源語文化的認可。深受宗教“天賦人權”思想的影響,亨克將王陽明的先天聰慧描述為“由天所賦”,將“天”理解為“Heaven”。陳榮捷“國學家”的主身份決定了他對中國文化的高度認可,體現了“完整呈現”的翻譯目的。陳譯本使用被動結構,將“明睿天授”表達為與生俱來就擁有的一種聰明智慧,高度還原了源語的生態文化。

4.4.2 次身份影響譯文準確度

譯者所處文化場域的差異對翻譯過程和譯文準確性產生影響?！秱髁曚洝返膬晌蛔g者在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化環境中成長,擁有不同的次身份。亨克作為英語母語者,對古代漢語的掌握程度與陳榮捷有一定差距,對一些詞匯的理解難免會有偏差。

例(2) 惠慚謝。(王陽明,2008:64)

Hui was ashamed and thanked.(Henke,1916:134)

Hui was ashamed,apologized … (Chan,1963:82)

古漢語中,“謝”兼有“感謝”與“道歉”的含義。例(2)中,弟子惠因未能理解王陽明的話而“慚謝”,不難判斷此處“謝”是“道歉”的含義。兩位譯者對“謝”的翻譯存在明顯差別:陳譯本翻譯為“apologize”(道歉);亨克譯本譯為“thanked”(感謝)?？梢?亨克未能準確區分古代漢語中“謝”的差別,和其次身份有一定關系。

此外,在表示集體含義詞匯的使用上,如第一人稱代詞we、our、us等,陳譯本的使用頻率明顯高于亨克譯本,突顯出中華文化注重集體的觀念和意識。由此可知,次身份影響譯者對源語文字和文化觀念的理解,進而影響譯本的準確度。

4.4.3 末身份影響譯文易讀性

在翻譯活動中,譯者既是原文的讀者,又是譯文的作者(李翼,2022:90)。翻譯過程中,譯者必須要考慮讀者的閱讀感受。亨克譯本詞匯豐富度和句法復雜度較高,有助于增強譯本文學性。但對于未接觸過中國古典文學的讀者來說,較難理解。陳榮捷雖然以源語為導向,但也充分考量了目的語讀者的需求,用詞前后一致,句式簡潔,文本易讀性較高。

例(3)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王陽明,2008:7)

Knowledge is the purpose to act,and that practiceimplies carrying out knowledge.Knowledge is the beginning of practice;doingis the completion of knowing.(Henke,1916:55)

Knowledge is the direction for actionand actionthe effort of knowledge,and that knowledge is the beginning of actionand actionthe completion of knowledge.(Chan,1963:11)

中國典籍外譯的目的是向海外傳播優秀的中國文化,如果譯者對中國古典語言文字缺乏研究且過度以目的語讀者為中心,則會讓源語文化向目的語文化靠攏,導致西方讀者仍從固有文化思維出發,無法深入了解中國哲學思想。如例(3)中“行”的翻譯,亨克根據語境選擇了不同的詞匯,提高了詞匯豐富度,但讀者可能不會認為act、practice、doing都指代原文中同一個字,缺失了“行”的獨特性。陳榮捷譯本中的用詞則保持高度一致,增加了文章連貫性,降低了理解難度。

綜上,“譯者多重身份差異影響路徑”模型展示了譯者主、次、末身份的影響路徑,揭示了譯者多重身份等級對翻譯活動的影響過程。同時,本文認為譯者身份并非直接對譯者行為產生影響,而是通過特定路徑實現,即:譯者主身份影響翻譯動機和源語文化的認同程度,進而影響譯文忠實度;次身份影響源語的掌握程度和源語文化的熟悉度,進而影響譯文準確度;末身份影響源語與目的語間的平衡和讀者的閱讀體驗,進而影響譯文易讀性。這些因素間的相互作用最終共同形成譯者獨特的行為,表現為譯本獨特的呈現方式。

5 結語

本文結合語料庫語言學,使用L2SCA、LCA 和Coh-Metrix 工具分析《傳習錄》兩種英譯本的易讀性、詞匯豐富度和句法復雜度,考察譯者多重身份對譯入譯出型譯本生成的影響。研究表明:譯入型譯本詞匯更加豐富、句法更為復雜,忠實度、準確度、易讀性較低;譯出型譯本詞匯豐富度較低、句法更加簡單,但忠實度、準確度、易讀性較高。這些差異的形成與譯者的主、次、末身份等級差異有關。譯者的主身份是其最重要的社會身份,次身份是不同語言的使用者,末身份是服務于目標讀者的創作者身份?；谏鲜霭l現,本文嘗試提出“譯者多重身份差異影響路徑”模型,展示了主、次、末身份對譯者風格的影響路徑。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翻譯實踐作為一項以譯者為主體的活動,不僅受到社會、語言、文化的影響,還受到個體主觀能動性、歷史時期、原作難易度等多重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紛繁復雜,相互融合,共同影響譯本的生成,未來可嘗試基于多本典籍構建多因素分析方法進行拓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