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沖突誘發的情緒不安全感對正念進食的影響：基于情緒安全感理論與壓力-應對模型

連帥磊，傅苗苗，曹曉萱，雷玉菊，閆景蕾

（1.長江大學教育與體育學院，荊州 434023；2.青少年網絡心理與行為教育部重點實驗室暨華中師范大學心理學院，武漢 430079；3.湖北文理學院教育學院，襄陽 441053）

異常飲食行為（如暴飲暴食）已成為危害人類身心健康的重要風險因素，甚至導致了肥胖等世界性公共衛生問題?！妒澜缧l生統計報告》顯示，至2022年，兒童和青少年中肥胖人數在過去40年里增加了十倍，全球肥胖人數超過10億?！吨袊用駹I養與慢性病狀況報告》也指出我國目前約有6 億人存在肥胖問題。因此，肥胖成因及形成機制得到了國內外諸多研究者的關注。研究發現異常飲食是引起肥胖的主要原因，杜絕異常飲食是預防肥胖的有效措施[1]。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者認為“堵不如疏”，即與其號召公眾杜絕異常飲食行為，不如引導公眾養成健康飲食行為習慣。因此，正念進食，作為一種健康飲食行為，被越來越多的研究者視為預防肥胖問題的潛在方法[2]。如研究發現正念進食有助于改善不良飲食習慣，減少食物攝入量，對預防肥胖有一定效果，還有助于降低暴食癥患者的體質量指數，改善其心腦血管疾病的癥狀[3]。因此，揭示正念進食的影響因素及形成機制逐漸成為改善肥胖等次生疾病的“金鑰匙”，對引導個體養成正念進食的良好進食習慣具有重要意義。

正念進食是指在與食物相關的環境中或進食時，對身體和情緒感覺的非評價性的意識化覺知，包括①對饑餓和飽腹感及是否繼續進食的意識化覺知；②對食物選擇的意識化覺知；③對進食后果的覺察并及時調整進食行為[4]。正念進食可能會受到父母沖突誘發的情緒不安全感的影響。情緒安全感理論指出，父母沖突等消極家庭環境所誘發的情緒不安全感是導致多種異常進食行為的重要誘因[5-8]。實證研究也表明父母沖突誘發的情緒不安全感及其伴發的消極情緒會導致多種異常進食行為，如酗酒、進食障礙等[5，6]。因此，父母沖突誘發的情緒不安全感也可能阻礙正念進食行為的形成與發展。首先，父母沖突誘發的情緒不安全感伴隨的痛苦、焦慮、擔憂等多種消極情緒體驗會阻礙個體選擇健康的食物并影響個體的食物攝入量[9]。父母沖突誘發的情緒不安全感還可能會導致個體無意識進食行為，使個體難以對情緒引起的進食做出合理反應[10]。因此，父母沖突誘發的情緒不安全感會阻礙個體正念進食。其次，情緒安全感不足往往會導致持續的情緒失調，這不僅會導致個體形成情緒化進食習慣，而且會阻礙個體對進食誘因的覺察，使個體難以意識到過度飲食的潛在不良后果，進而降低其正念進食的可能性[11]。此外，父母沖突誘發的情緒不安全感也可能降低個體的正念水平。情緒不安全感越高，個體越容易覺知到更多的負面體驗，過多的消極體驗可能會阻礙個體的狀態及特質正念，并因此降低個體正念進食的可能性[6，12]。因此，父母沖突誘發的情緒不安全感可能負向預測正念進食行為（H1）。

消極應對方式是指個體在面臨壓力事件時采取回避、發泄等方式，以保持心理平衡并減輕負面影響的方法策略[13]。它不僅是父母沖突誘發的情緒不安全感等消極情緒的潛在不良后果，也可能是父母沖突誘發的情緒不安全感阻礙正念進食的重要紐帶。研究表明父母沖突誘發的情緒不安全感會導致個體采取消極應對方式（如逃避、忽視等）應對內外環境及其有關的情緒壓力，進而阻礙個體高效解決問題[14，15]。異常進食作為回避型應對方式的具體表現形式之一，是個體消極應對情緒適應問題的常見方式[16]。因此，個體往往通過情緒化進食行為回避其消極情緒，這不僅會阻礙個體對進食狀態的覺察，而且會導致個體對沖動性進食的無意識，并因此阻礙個體養成正念進食等健康飲食習慣。壓力-應對模型也指出，在個體面臨巨大壓力或陷入情緒困擾時，個體可能會選擇放縱飲食、暴食等消極應對方式以回避或緩解消極情緒體驗[17]，長期采用這種消極應對方式可能會降低個體對進食后果的覺知，形成不健康的進食模式，降低個體養成正念進食等健康飲食習慣的可能性[18]。因此，消極應對方式可能在父母沖突誘發的情緒不安全感與正念進食的關系中起中介作用（H2）。

父母沖突誘發的情緒不安全感、消極應對方式及正念進食三者之間的關系也可能因個體特質（如自我控制）不同而存在個體差異。自我控制作為自我調控系統的核心成分，是指個體抑制或克服自身的欲望、需求而改變固有的或者習慣的行為、思維方式的能力，也是風險因素導致個體行為和情緒問題的重要保護因子[19]。首先，自我控制可能調節父母沖突誘發的情緒不安全感與正念進食的關系。父母沖突誘發情緒不安全感時，低自我控制個體更可能采用放縱飲食、甚至暴飲暴食的方式來緩解情緒不安全感，這會導致其難以維持對進食行為的正念覺察[8]。同時，父母沖突誘發情緒不安全感后，低自我控制個體也會因有限的自我控制資源被消極情緒耗竭而產生行為抑制失敗[19]。這不僅會增加個體產生情緒化進食等異常進食行為的風險，而且會導致個體因缺乏足夠的認知資源連接有意識的進食而無法維持對進食狀態及行為的正念覺知[10]。因此，自我控制可能在父母沖突誘發的情緒不安全感與正念進食之間起調節作用。其次，自我控制可能調節父母沖突誘發的情緒不安全感與消極應對方式的關系。解釋水平理論認為，自我控制水平較低的個體通常著眼于行為的短期利益，而忽視長期的消極后果[20]。父母沖突誘發情緒不安全感時，低自我控制個體更傾向于選擇能在短時間內使情緒危機得到解決的消極應對方式（如否認、回避），以使負面情緒得到即時緩解[21]。因此，低自我控制個體更可能因父母沖突誘發的情緒不安全感而產生消極應對方式。此外，自我控制也可能調節消極應對方式與正念進食之間的關系。與低自我控制個體相比，高自我控制個體往往具備較高的自我意識能力和非自動化加工能力，這有助于其及時意識到自身存在的消極應對方式及其不良后果，并及時調整應對方式，減少不健康食品的攝入，有意識地選擇食物并培養正念進食等良好的飲食習慣[22]。因此，高自我控制個體可能會及時認識并調整其消極應對方式，進而促進其正念進食等健康飲食習慣的養成。綜上，本研究假設父母沖突誘發的情緒不安全感對正念進食的直接預測效應及消極應對方式的中介效應均會受到自我控制的調節（H3）。

綜上，在情緒安全感理論的視角下，整合壓力-應對模型和解釋水平理論，本研究構建了一個有調節的中介模型，同時考察父母沖突誘發的情緒不安全感、消極應對方式和自我控制與正念進食的關系。

1 方法

1.1 被試

采用方便取樣法，以班級為單位對654 名大學生進行團體施測。所有被試在30 分鐘內完成所有問卷。男生149 人（22.8%），女生505 人（77.2%）。所有被試年齡處于17～30 歲之間，平均年齡為20.54 歲。 大一202 人（30.9%），大二161 人（24.6%），大三152 人（23.2%），大四及以上139 人（21.3%）。

1.2 工具

1.2.1 情緒不安全感量表 采用Davies 等人編制，我國學者王明忠等人修訂的中文版情緒不安全感量表對被試面對父母沖突時的情緒不安全感進行評估[6，23]。該量表采用1～4 四點計分，得分越高代表情緒不安全感越高。在本研究中，情緒反應性及消極表征維度的內部一致性系數分別為0.82、0.92，總量表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93。

1.2.2 簡易應對方式問卷 采用簡易應對方式問卷中的消極應對方式分問卷對被試的消極應對方式進行評估[24]。該問卷包含8 個項目，采用0～3 四點計分。所有項目得分相加求均值，得分越高被試采用消極應對方式的頻率越高。本研究中該問卷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86。

1.2.3 自我控制量表 采用Tangney 等人編制，我國學者張光珍等人修訂的簡版自我控制量表對被試的自我控制能力進行評估[25]。該量表共包含13 個條目，采用1～5 五點計分。部分項目反向計分后，所有項目得分相加求平均，得分越高代表自我控制能力越強。本研究中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73。

1.2.4 正念進食問卷 采用Framson編制的正念進食問卷[4]，該問卷包含去抑制、意識、外部線索、情緒反應和分心五個維度，依次包含8、7、6、4、3 個項目共28個條目。采用1～4四點計分，其中部分項目反向計分后，總均分越高代表正念進食水平越高。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χ2/df=2.84，RMSEA=0.05，RMR=0.05，GFI=0.91，IFI=0.91，CFI=0.90）表明該問卷具有良好的結構效度。本研究中該問卷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61，各維度（去抑制、意識、外部線索，情緒反應和分心）的內部一致性系數依次為0.73、0.83、0.69、0.70、0.64。

2 結果

2.1 各變量的平均數、標準差及相關矩陣

相關分析表明，父母沖突誘發的情緒不安全感與正念進食和自我控制顯著負相關，而與消極應對方式顯著正相關，消極應對方式與正念進食和自我控制之間顯著負相關，正念進食與自我控制顯著正相關（見表1）。

表1 描述性統計及相關分析結果

2.2 有調節的中介效應分析

采用Hayes編制的SPSS宏中的Model 59進行有調節的中介模型檢驗[26]。結果（見表2）表明，父母沖突誘發的情緒不安全感對正念進食的直接預測作用顯著，且能夠正向預測消極應對方式；消極應對方式能夠顯著負向預測正念進食。在自我控制的平均水平上，消極應對方式在父母沖突誘發的情緒不安全感與正念進食之間的中介效應的95%置信區間[-0.06,-0.01]不包含0（見表3），且Sobel檢驗結果也表明消極應對方式的中介效應顯著（z=-3.26，P＜0.01）。此外，父母沖突誘發的情緒不安全感與自我控制的交互項對消極應對方式及正念進食的預測作用均不顯著。消極應對方式與自我控制的交互項對正念進食的預測作用顯著。進一步簡單斜率分析表明（見圖1），與自我控制水平較高（M+1SD）的被試（simple slope=-0.13，t=-4.65，P＜0.001）相比，消極應對方式對自我控制水平較低（M-1SD）的被試（simple slope=-0.20，t=-8.17，P＜0.001）的正念進食的負向預測作用更大。表明隨著自我控制水平的提高，消極應對方式對正念進食的負向預測作用呈下降趨勢。由表3 也可知，消極應對方式的中介效應隨著自我控制水平的提高呈下降趨勢。

圖1 自我控制在消極應對方式與正念進食之間的調節作用

表2 有調節的中介模型檢驗

表3 在自我控制不同水平上的中介效應

3 討論

相關分析結果表明，父母沖突誘發的情緒不安全感與正念進食呈顯著負相關。這一結果表明，父母沖突誘發的情緒不安全感作為負面情緒的重要誘因，不僅會影響情緒的穩定性，還會破壞個體的情緒調節能力，導致個體情緒調節失敗，促使個體通過暴飲暴食、放縱飲食等消極應對方式減輕或回避情緒不適[27]，從而阻礙正念進食等健康飲食習慣的形成。

有調節的中介效應分析發現，父母沖突誘發的情緒不安全感不僅能夠直接負向預測正念進食，而且能夠通過消極應對方式的中介作用對正念進食產生影響。這表明情緒是個體發起行為和調整活動趨向的重要影響因素，缺乏情緒安全感則可能引起一系列心理行為適應不良。與以往研究一致，父母沖突誘發的情緒不安全感越高，個體越可能體驗到更多的負面情緒，進而降低個體的情緒調節效能，導致個體難以有效應對自身情緒問題，形成逃避、退縮等消極應對模式以回避或減少不良體驗[28]。此外，消極的內在信念和應對傾向會影響個體對饑餓和飽腹感的回應，降低個體對進食行為的控制能力和控制感，進而阻礙個體對進食狀態的正念覺知[29]。壓力-應對模型也指出，作為一種常見的不良應對方式，過度進食是個體避免不想要的或無法忍受的情緒壓力的主要方法，同時，高度的情緒壓力也掩蓋了個體對異常進食狀態的覺察，使得個體無法及時調整進食行為，陷入“情緒適應不良—過度進食—消極進食體驗—情緒適應問題”的惡性循環，并因此阻礙正念進食習慣的形成[30]。

此外，自我控制對消極應對方式中介路徑后半段的調節作用顯著。具體而言，相比于低自我控制個體，高自我控制者更能緩解消極應對方式對正念進食行為的不利影響。該結果表明，自我控制能在不利因素（消極應對方式）對個體行為適應（正念進食）的影響中起保護作用。以往研究表明，消極應對傾向越高的個體越容易選擇暴食作為回避負面體驗的策略，從而誘發了無意識的大量進食，導致正念進食等有意識進食行為的減少[16]。而高自我控制個體不僅具有較高的意志控制能力，自我行為監控意識也更高，這不僅能夠使其意識到消極應對方式與異常進食行為的天然聯系，而且有助于其采取有效措施阻斷這種天然聯系[17]。此外，相比于低自我控制個體，自我控制能力較高的個體擁有較高的理性認知，能夠意識到消極應對方式誘發無意識進食的潛在不良后果，及時調整異常進食行為并養成正念進食等健康飲食習慣[20]。遺憾的是，父母沖突誘發的情緒不安全感對正念進食的預測效應在高、低自我控制水平之間差異不顯著。該結果與研究假設相悖。這可能是因為，情緒具有天然的動機功能，缺乏情緒安全感會促使個體將注意和認知資源從長期目標轉移到緩解父母沖突誘發的情緒不安全感的即時目標，導致情緒化進食行為增多[30]。受到父母沖突誘發的、極具彌漫性的情緒不安感的驅動，個體自然地傾向于“不擇手段”追求飽腹感，以消除彌漫性的不安全感，而缺乏對這種手段（如異常進食）的適切性及長期后效的認知監控。這不僅強化了不安全感與異常進食的天然聯系，而且導致自我控制這種執行功能的高級過程難以介入“不安全感—異常進食行為”構成的低級行為激活機制，致使自我控制的保護作用失效[31]。從生物進化的角度來看，生理上的飽腹感與情緒安全之間的天然聯系也使得情緒不安與過度進食等非適應進食行為之間的關系更加緊密且無意識化，這使得意識層面的自我控制的保護作用出現“杯水車薪、于事無補”的現象。此外，根據自我控制的雙系統啟動模型[32]，自我控制的有效性取決于冷系統的激活程度以及能否抑制熱系統的活動，在低壓力環境下，兩個系統會共同起作用，但隨著壓力的增加和情緒喚醒水平的提高，促進個體產生回避壓力體驗的熱系統會逐漸占據主導地位，冷系統將被抑制。就本研究而言，父母沖突誘發的情緒不安全感會導致個體陷入情緒高壓情景，這會抑制個體用于自我控制的冷系統，致使熱系統支配的“回避情緒壓力誘發不良飲食行為”的非適應性進食行為模式占主導地位，進而阻礙其對進食行為的正念覺察。此外，本研究還發現自我控制未能在父母沖突誘發的情緒不安全感與消極應對方式之間起調節作用。研究認為情緒系統傾向于選擇獲得即時滿足的應對方式，而理性認知則傾向于選擇更符合長遠目標的應對方式，自我控制本質上是個體從情緒系統切換至理性認知系統的過程[31]。情緒系統和理性認知系統相沖突會增加“切換”難度，即個體只有克服了情緒的生理動機功能，自我控制才能夠順利完成從情緒系統到理性系統的切換，使其保護作用生效[33]。然而，父母沖突誘發的彌漫性的情緒不安全感，致使“消除父母沖突誘發的情緒不安全感帶來的負面體驗”成為注意的唯一焦點和核心任務，這不僅導致了個體行為模式的情緒化，而且會導致注意窄化，增加了自我控制將個體行為的動機從情緒系統切換到理性認知系統的難度。導致個體更容易采取回避、拒絕等能即時消除不良情緒的消極應對方式，置理性的長遠目標于不顧，并因此導致自我控制無法發揮其積極效應[31]。

本研究結果啟示我們，首先，應鼓勵大學生培養積極的情緒應對策略，避免其因發泄情緒而異常進食。其次，應在明確大學生自我控制水平的基礎上，對低自我控制的個體進行干預，降低其通過異常進食行為宣泄情緒的頻率。同時，應注重培養大學生的正念進食行為，提高其對進食過程以及食物選擇的意識化水平，提升其監控并及時調整自身因情緒波動而產生異常進食的非適應性進食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