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代性排斥對風險決策的影響：情緒的中介作用

付椏楠，梁芳，馮若丹，張姝玥

（1.廣西師范大學教育學部心理學系，桂林 541000；2.廣西師范大學教育學部認知神經科學與應用心理學廣西高校重點實驗室，桂林 541000；3.廣西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廣西民族教育發展研究中心，桂林 541000；4.烏得勒支大學社會健康與組織心理學系，烏得勒支 999025）

在日常生活中，人們總會遭遇各種各樣的拒絕與忽視。個體遭遇被忽視或被拒絕的痛苦經歷稱為社會排斥[1]。社會排斥不僅僅會使“當事人”感到痛苦，也會危及到“旁觀者”。這種以旁觀者的視角，觀察他人受排斥的情景，從而產生排斥體驗的現象被稱為替代性排斥[1]。感知-行動模型(perception-action model,PAM)指出，看到或想象另一個人的經歷會激活一個人自己對該經歷本身的表征[2]。因此，替代性排斥與直接排斥的反應非常相似[3]。

社會排斥會影響個體的認知、情緒和行為[4]。個體遭受排斥后，認知功能和執行功能受到損害，注意力和記憶力也有所下降[5，6]。研究發現，被排斥后個體的積極情緒減少，消極情緒增多[7]，并表現出更多的攻擊行為[8-10]。楊曉莉和鄒妍[3]指出，觀察者目睹排斥情境后，情緒也會受到影響。個體經歷直接排斥和替代性排斥后所報告的積極情緒顯著低于控制組，而消極情緒顯著高于控制組[11]。與直接的排斥相比，替代性排斥具有間接性、廣泛性，其對象是未直接受到排斥的旁觀者，這擴大了排斥事件的影響范圍，也意味著替代性排斥的負面影響涉及面更廣，因此關注替代性排斥可能產生的消極后果具有重要意義。

風險決策是個體對兩個或多個風險性方案進行選擇的心理過程[12]。風險決策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例如，投資項目、挑選理財產品、選擇醫療方案等均存在一定的風險。研究發現，個體所處的社會情境會影響風險決策[13]。作為一種社會情境，社會排斥會使個體進行風險決策時傾向于風險尋求[12]。如前所述，替代性排斥雖然是個體以旁觀者的身份感受排斥，但會引發與直接排斥相似的負面效果[3，11]。那么替代性排斥是否也會提高個體的風險尋求程度？目前的研究主要關注直接被排斥者的心理變化與行為反應，少有研究從觀察者的角度出發探討替代性排斥對風險決策的影響。本研究提出假設1：替代性排斥導致個體在風險決策中表現出更高的風險尋求。

個體在被排斥后，其積極情緒減少，消極情緒增加[7]。Giesen和Echterhoff[11]的研究表明，不論是直接排斥還是替代性排斥都會導致個體積極情緒降低，而消極情緒的喚醒程度無顯著差異。情緒在人們如何思考冒險和評估復雜的社會信息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14]。研究發現，情緒會影響人們對風險的態度，進而影響他們的行為選擇[15]。積極情緒水平高的個體會更加謹慎，從而在行為層面上表現出風險規避，而消極情緒則會導致個體沖動行為增加[16]。情緒維持假說指出，處于積極情緒狀態的人們希望能夠保持這種狀態，因此不會冒很大的風險進行賭博、購買彩票等風險性活動，因為這些活動可能導致的損失會使人們的積極情緒下降[17]。情緒信息理論[18]也進一步論證了情緒會影響決策的信息加工過程。據此提出假設2，積極消極情緒在替代性排斥和風險決策之間起中介作用。

本研究將通過兩個實驗、采用不同研究范式和測量工具，探討替代性排斥對風險決策的影響以及積極消極情緒的中介作用，以豐富關于替代性排斥的研究成果，為幫助人們做出合理的風險決策提供理論依據。

1 實驗1

采用單因素被試間實驗設計，自變量為實驗分組（替代性排斥組、控制組），因變量為風險偏好問卷得分。

1.1 被試

采用G*Power 計算樣本量，選擇單因素方差分析，設定效應值為0.25，顯著性水平為0.05，組數為2，效力為0.80，得出樣本量為128。共招募被試165名，剔除無效數據（操縱失敗、實驗未完成、極端值等）后，保留150 名被試（男生62 名），平均年齡為18.61±1.79歲。被試被隨機分配至替代性排斥組或控制組，其中替代性排斥組75人（男生30人），控制組75人（男生32人）。所有被試均為右利手，視力或矯正視力正常。

1.2 實驗材料

1.2.1 替代性排斥 采用網絡投球范式[1]操縱替代性排斥。屏幕上呈現正在進行投球游戲的三名玩家，分別編碼為玩家A（屏幕中央下方）、玩家B、玩家C。被試被告知這是一項心理想象能力的測試，接下來將以玩家A 的視角觀看一場游戲直播（實際為提前錄制好的視頻）。被試需要想象兩個問題：另外兩位玩家的狀態、該游戲可能發生在哪里。游戲共30次傳球，控制條件下每位玩家獲得10次（1/3）接球，排斥條件下玩家A只在游戲初始接到兩次傳球。

1.2.2 風險決策 采用Hsee 等編制的風險偏好問卷及其風險偏好指數（RPI值）的計算方法測量風險決策[19]。該問卷的中文版已在國內應用，且信效度良好[20]。問卷共14 題，分為收益和損失兩種情況，每種情況有7個問題。根據回答給予風險偏好指數RPI，選擇一個風險方案，RPI 就加1。每種情況的RPI 值范圍為1～8，相加后得到衡量風險偏好水平的指標，分值越高代表決策者越偏好風險尋求。

1.2.3 積極消極情緒量表 采用積極消極情緒量表(Positive Affect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PANAS)[21]測量被試旁觀社會排斥情境后的積極和消極情緒。此量表共18 題，采用五點計分（1=幾乎沒有，5=極其多）。兩維度分別計算平均分，得分越高表示相應情緒越強烈。

1.3 實驗流程

首先，進行替代性排斥的操縱。為提高實驗的生態效度，將告知被試這是一項多地合作開展的實驗，其他學生正在不同的實驗室同時進行一場線上投球游戲。本實驗室要求被試作為觀察者觀看投球游戲的直播并回答問題。觀看結束后進行操縱檢查，被試將估計玩家A接到球的次數、評估玩家A被忽視和被拒絕的程度。然后，采用PANAS測量被試的積極消極情緒。最后，采用風險偏好問卷測量風險決策。

1.4 結果與分析

1.4.1 操縱檢查與描述性統計結果 替代性排斥組與控制組對玩家A接球數的回答差異顯著(M替代性排斥組=2.70次,SD替代性排斥組=1.09;M控制組=11.88次,SD控制組=4.52;t(83)=17.10,P＜0.001)。替代性排斥組評估玩家A被忽視的得分(M替代性排斥組=6.08,SD替代性排斥組=1.42;M控制組=2.78,SD控制組=1.47;t(148)=-13.97,P＜0.001)和被拒絕的得分(M替代性排斥組=6.72,SD替代性排斥組=8.20;M控制組=3.71,SD控制組=7.01;t(148)=-2.42,P=0.02)均顯著高于控制組，說明實驗操縱有效。

1.4.2 替代性排斥對風險決策的影響 以實驗分組作為自變量，風險偏好問卷得分RPI 值作為因變量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結果發現兩組平均數差異顯著(t(148)=-2.86,P=0.005, Cohen’sd=0.47)，替代性排斥組的RPI分數顯著高于控制組(M替代性排斥組=9.55,SD替代性排斥組=2.40;M控制組=8.53,SD控制組=1.91)。這一結果支持假設1，即個體僅僅觀察他人遭受排斥同樣也會產生被排斥感，進而在風險決策中傾向于風險尋求。

1.4.3 積極消極情緒的中介作用 采用SPSS 宏程序PROCESS中的模型4[22]分析積極消極情緒的中介作用，所有預測變量都經過了標準化處理。結果發現，替代性排斥能夠顯著正向預測風險決策(β=0.46,SE=0.16,P=0.005)。在加入了積極消極情緒作為中介變量后，替代性排斥能夠顯著負向預測積極情緒(β=-0.48,SE=0.16,P=0.003)，正向預測消極情緒(β=0.36,SE=0.16,P=0.03)；積極情緒能顯著負向預測風險決策(β=-0.16,SE=0.08,P=0.05)，但是消極情緒不能顯著預測風險決策。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檢驗表明，積極情緒的中介效應顯著，間接效應值為0.08，95%的置信區間為[0.003, 0.183]，間接效應占總效應的16.97%。但是消極情緒的中介效應不顯著。因此，實驗1 表明替代性排斥使個體在風險決策中更偏好風險尋求，積極情緒在二者之間起中介作用。各變量間的回歸分析結果如表1 所示，中介效應模型如圖1所示。

圖1 積極消極情緒的平行中介模型圖

表1 積極消極情緒在替代性排斥與風險決策之間的中介效應檢驗

2 實驗2

實驗1通過網絡投球范式與風險偏好問卷探討了替代性排斥對風險決策的影響，驗證了假設1 和假設2。然而，自陳量表可能存在社會贊許效應，與真實的決策場景也有一定差異，為提升研究結果的可靠性、避免研究工具帶來的結果偏差，實驗2采用點贊范式誘發替代性排斥，采用仿真氣球冒險任務測量風險決策。

2.1 被試

采用G*Power 計算樣本量為128。共招募被試140名，剔除無效數據（操縱失敗、實驗未完成、極端值等）后，保留131名被試（男生48名），平均年齡為19.09±1.94歲。被試被隨機分配至替代性排斥組或控制組，其中替代性排斥組61人（男生23人）、控制組70人（男生25人）。所有被試均為右利手，視力或矯正視力正常。

2.2 實驗材料

2.2.1 替代性排斥 采用點贊范式[23]操縱替代性排斥。被試被告知這是一項心理想象能力的測試，接下來將以小明（化名）的視角觀看一場多人在線活動直播（實際為提前錄制好的視頻），被試需要站在小明的角度想象兩個問題：其他玩家的狀態、該活動可能發生在哪里。屏幕中央僅展示三個人的自我介紹以及獲得的點贊數（點贊代表愿意與其合作）。為使活動更為真實，提高實驗的生態效度，我們設置了動態變化的點贊過程。點贊過程持續三分鐘，小明在控制條件下獲得8 個點贊數，在替代性排斥條件下獲得2個點贊數。

2.2.2 風險決策 采用仿真氣球冒險任務(Balloon Analogue Risk Task,BART)[24]測量風險決策。首先在屏幕中央呈現一個氣球，左側呈現當前氣球臨時積分，右側分別呈現總積分和上一氣球得分。要求被試給氣球充氣以獲得積分。共30個氣球，每個氣球最多充30次，每充一次積1分。同一氣球每充一次氣將面臨兩種可能：爆炸或不爆炸，設置爆炸點數隨機（1～30）。爆炸時，當前氣球臨時積分為0；不爆炸時，被試可以選擇按“J”鍵繼續充氣或按“F”鍵停止并保留當前氣球積分。氣球爆炸或停止充氣后自動進入下一個氣球充氣，直至充完30個氣球。采用未爆氣球均分作為測量指標，分數越高說明被試的風險尋求程度越高[25]。

2.2.3 積極消極情緒量表 同實驗1。

2.3 實驗流程

首先，進行替代性排斥的操縱任務。為提高實驗的生態效度，將告知被試這是一項多所高校合作開展的實驗，其他高校學生正在進行合作對象選擇的活動，本實驗要求被試從“小明”的角度觀看直播過程并回答問題。觀看結束后進行操縱檢查，要求被試回答小明獲得的點贊數、評估小明被忽視和被拒絕的程度。替代性排斥操縱后使用PANAS 測量被試的積極情緒和消極情緒。最后，采用仿真氣球冒險任務測量風險決策。

2.4 結果與分析

2.4.1 操縱檢查與描述性統計結果 替代性排斥組與控制組回答小明獲得點贊數差異顯著（M替代性排斥組=2.23,SD替代性排斥組=0.96;M控制組=7.53,SD控制組=1.26;t(113)=26.87,P＜0.001）。替代性排斥組評估小明被忽視的得分(M替代性排斥組=5.29,SD替代性排斥組=1.56;M控制組=2.47,SD控制組=1.53;t(129)=-10.41,P＜0.001)和被拒絕的得分(M替代性排斥組=5.12,SD替代性排斥組=1.52;M控制組=2.79,SD控制組=1.84;t(129)=-7.92,P＜0.001)均顯著高于控制組，說明實驗操縱有效。

2.4.2 替代性排斥對風險決策的影響 以實驗分組作為自變量，未爆氣球均分作為因變量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結果發現兩組平均數差異顯著，t(129)=-2.01,P=0.046, Cohen’sd=0.35，替代性排斥組的未爆氣球均分顯著高于控制組(M替代性排斥組=9.87,SD替代性排斥組=3.33;M控制組=8.75,SD控制組=3.03)。這一結果支持假設1，即替代性排斥會導致個體在風險決策中表現出更高的風險尋求。

2.4.3 積極消極情緒的中介作用 采用SPSS 宏程序PROCESS的模型4[22]分析積極消極情緒的中介作用，所有預測變量都經過標準化處理。結果發現，替代性排斥能夠顯著正向預測風險決策(β=0.35,SE=0.17,P=0.047)。在加入了積極消極情緒作為中介變量后，替代性排斥能夠顯著負向預測積極情緒(β=-0.76,SE=0.16,P＜0.001)，但不能顯著預測消極情緒(β=-0.11,SE=0.18,P=0.53)；積極情緒能夠顯著負向預測風險決策(β=-0.26,SE=0.09,P=0.01)，但是消極情緒不能顯著預測風險決策(β=-0.01,SE=0.09,P=0.91)。偏差校正的Bootstrap 檢驗表明，積極情緒的中介效應顯著，間接效應值為0.20，95%的置信區間為[0.045, 0.358]，間接效應占總效應的56.84%。這表明替代性排斥既能直接影響風險決策，又能夠通過積極情緒的中介作用對風險決策產生間接影響。但是消極情緒的中介效應不顯著。各變量間的回歸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中介效應模型如圖2所示。

圖2 積極消極情緒的平行中介模型圖

表2 積極消極情緒在替代性排斥與風險決策之間的中介效應檢驗

3 討論

本研究采用不同范式的兩個實驗探討替代性排斥對風險決策的影響及其機制，結果發現，與控制組相比，經歷替代性排斥的個體在進行決策時更偏好風險尋求，積極情緒在其中起中介作用。

已有研究普遍發現，觀察者目睹個體被排斥后，也會產生被排斥感[1，3，11]。這與個體的排斥監測系統和共情能力有關。排斥監測系統使觀察者在排斥情境出現后產生被排斥的體驗[26]。共情能力使人們能夠代入他人的角色，想象自己置身于他人的處境，并體會、理解他人的情感，在感受到他人被排斥后，個體也會產生與直接排斥相似的感受[3]。

本研究發現，經歷替代性排斥后，不論是風險偏好問卷，還是更為真實的動態風險決策情境，個體在進行決策時都傾向于風險尋求。社會排斥會對人們的情緒、認知、行為等方面產生消極影響，導致個體無法理性地進行決策[27]。排斥經歷會損耗過多的認知資源，導致個體在隨后的風險決策中無法進行理性思考，為獲取更高的利益而傾向于風險尋求[28]。本研究結果證實了個體在經歷替代性排斥與直接排斥后不僅產生的感受相似，行為表現也相似。需求-威脅時間模型[29]認為，個體遭受排斥后其基本需求受到威脅，開始反思排斥事件的意義和重要性，從而實施應對措施來彌補缺失的需求。而排斥經歷會消耗個人彌補自身需求時所需要的認知資源[29]?！罢J知超載”觀點認為，認知資源的消耗會影響被排斥者的認知和行為表現[30]，因此在決策過程中不能理智地進行思考，很難做出最佳決定，而是傾向于風險尋求以獲得更高利益。已有研究發現，旁觀排斥情境也會降低觀察者的需求滿意度[1]。因此，個體旁觀他人受排斥的經歷后，會像被排斥者一樣，努力彌補自身缺失的需求，導致缺乏足夠的認知資源進行理性思考，在隨后的決策過程中表現出風險尋求。

本研究證實了積極情緒在替代性排斥與風險決策之間起中介作用，即經歷替代性排斥后，被試的積極情緒會減少，從而導致風險尋求。需求-威脅時間模型指出，個體在遭受排斥后，積極情緒會降低[29]。Cuadrado 等人[7]發現經歷排斥后個體的積極情緒顯著減少，而控制組被試的積極情緒增加，這是因為包容的體驗促進了與愉悅相關的積極情緒[31]。這一結果進一步證實了需求-威脅時間模型。研究發現，情緒會影響人們的風險尋求，進而影響行為選擇[15]。情緒維持假說指出，為了維持自身積極情緒狀態，個體會避免風險尋求[17]。Nygren 等人[32]的研究也表明，處于積極情緒狀態的個體在面對具有重要意義的決策時，會更關注決策行為所帶來的損失，為避免積極情緒降低，個體會傾向于做出低風險行為。而經歷了替代性排斥的個體正好相反，他們積極情緒減少、風險行為增加可能是為了爭取獲得改善當下狀態的機會。本研究也驗證了這一假說，揭示了積極情緒在替代性排斥與風險決策之間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發現，消極情緒的中介作用不顯著，這可能與社會贊許效應有關。社會贊許效應是指個體在作答自陳量表時會按社會所期望的方式進行作答，從而產生社會期望偏差[33，34]。個體經歷排斥后，基本需求受到損害，心理安全感下降，防御系統被激活，出現回避傾向，因此可能會采取不表露出消極情緒的方式進行自我欺騙，以讓自己感覺良好[28，3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