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家庭與文學轉型期的知識女性命運
——以湖南衡山陳氏家族陳擷芬、陳衡哲兩姐妹為中心*

劉 釗,李 坤

(1.長春師范大學 文學院;2.長春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吉林 長春 130032)

陳擷芬和陳衡哲分別是清末、民初兩個時代的歷史人物,在中國近現代婦女運動史上均有顯耀的地位。1899年,陳擷芬在上海創辦《女報》(后更名為《女學報》),是近代中國新聞學史上的第一位獨立辦報的女報人。1914年,陳衡哲作為第一批清華學堂公派女留學生赴美留學,獲得芝加哥大學歷史學碩士學位,1920年回國任教,是北京大學第一位女教授。她們是中國新舊制度更迭的大時代的親歷者,是先行覺醒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知識女性的代表。她們以筆為旗,表達平等、自由、獨立的思想追求,在近現代文學史上也占有不可替代的歷史地位。然而,由于近現代文學長久被“新文學”與“舊文學”所隔離,清末至五四的女性創作這道“隱蔽的風景”尚未被全面揭開,也就很少有人把這兩位不同時代的女性聯系在一起加以研究。近年,陳范、陳衡哲研究的新成果問世,又有被學界所忽視的陳擷芬生平史料的新發現,使這兩位同族堂親姐妹的關系呈現出來。在變動的近代社會與跌宕的家族命運背景下,綜合考量二人的生命際遇與文學創作之間的關系,有利于縱向考察清末民初知識女性的思想嬗變,亦可辯證地認識近現代文學新舊交融格局的形成。

一、末世名門望族的兩位新女性

鴉片戰爭之后,中國的國門被迫打開,同時進入了中國式現代化快速發展的道路。甲午戰爭的挫敗使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民族國家意識覺醒,戊戌變法慘遭鎮壓,進一步激化了清政府與知識階層的矛盾。1903年,近代史上著名的“蘇報案”發生,章太炎等人被捕入獄,鄒容英勇就義,宣傳反清革命的《蘇報》被查封,蘇報館老板陳范帶著自己的女眷逃往日本,其中包括他的長女陳擷芬。1917年,留美女學生陳衡哲在《留美學生季報》上發表白話小說《一日》,被稱為中國新文學史上的第一位女作家。陳衡哲為陳范的侄女、陳擷芬的堂妹。

陳氏家族的歷史可追溯到漢代,原在北方,南宋紹定元年(1228)遷至湖南衡山(今衡東縣霞流鎮),此后世居于衡山。陳衡哲的名字便是對于祖上衡山的紀念。陳氏兩姐妹的曾祖父陳偉(?—1865)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選任江蘇金山縣(今屬上海市金山區)知縣,祖父陳鐘英(1825—1881)在江蘇、浙江各地任職長達20余年,與妻子趙氏有三子六女,[1]338長子陳鼎(1)陳鼎(1854—1904),字剛侯,號伯商。生于杭州。光緒二年(1876)中舉,光緒六年(1880)中進士,入選翰林院庶吉士,光緒十五年(1889)恩科任浙江鄉試副主考官,汪康年等皆出其門下。戊戌政變,罹黨獄。大赦后,卒。著有《黝曜室詩存》《懷庭府君年譜》《校邠廬抗議別論》等。、次子陳范(2)陳范(1860—1913)本名鼐,后改名彝范,再改為范,字叔柔,號夢坡、蛻翁、蛻庵等,晚年更名蛻。出生于浙江省湖州府安吉縣衙署。光緒十五年(1889)秋考中舉人,十六年(1890)通過捐納,補江西鉛山縣知縣缺。因“蘇報案”,流亡日本。辛亥革命后,先后主持上?！短窖髨蟆?、北京《民主報》筆政。能詩,曾加入南社。有《蛻翁詩詞刊存》等行世。和三子陳韜(3)陳韜(1869—1937),生于杭州,字季略,號玉蠕,國學生。先后在成都入成綿道沈秉望幕,繼入四川總督錫良、趙爾豐幕,后又任樂至、鄲縣、奉節等縣知縣,數年后復返成都,供職于財政公所。1912年由成都至江蘇常熟,第二年任六合縣稅官,不久至蘇州居住。1917 年起寓居北京。,均曾在北京、江西、四川等地做官。咸豐二年(1852),祖母在江蘇武進(今常州)主持建筑了陳氏大宅,由此,陳家成為遠近聞名的名門望族,其家族四世系圖如圖1所示:

圖1 陳氏家族四世系圖

陳衡哲在早年生活自述中寫道:“一百多年以來,我們家族在揚子江上來往宦游,早就習慣了各處的奇人異事。這就是中國的‘國際主義’,它同世界上的大國際主義沒有什么大區別,而后者在我多年后留學異國時將對我產生莫大的吸引力?！盵2]25所謂“我們家族”不僅指陳氏父系家族,還有祖母的趙氏家族,以及與陳家子女聯姻的李、袁、張、周、沈、莊等諸多家族。他們以衡山陳氏家族為中心,在清朝末年儼然形成了一個官宦世家的網絡群體。然而,翰林陳鼎盡職盡責地完成朝廷的任務卻受變法牽連而入獄。陳范在江西做官被罷黜后轉向經營《蘇報》,點燃反清革命輿論卻導致家破人亡,后在窮困潦倒中死去。陳韜在清政府垮臺后便賦閑家中。陳氏三兄弟的生命際遇說明陳氏家族是典型的書香門第,靠傳統的科舉制度走上仕途。他們既不適合混跡政界,也不具備圓滑投機的經商手段,家族成員在本性上是睿智的、坦誠的和倔強的,這在陳擷芬、陳衡哲兩姐妹身上亦有體現。

陳鼎兄弟三人在清政府搖搖欲墜時遭遇多舛的命運,“生不逢時”,陳擷芬姐妹們卻“恰逢其時”。她們不僅遺傳了家族的聰慧基因,還趕上了男女平權的啟蒙時代,女子教育得到重視,“那時候知書達禮又家道中等的人家常設有家塾,由一位讀書人當先生,全家的孩子當學生。有時候親戚家的孩子也會被送去‘伴讀’,但一般說來,學生人數較少,大概兩到十二個吧?！盵2]31祖母趙氏具有遠見卓識,要求每個出生于陳家或嫁入陳家的女子,都要在文學藝術方面有或多或少的造詣,陳衡哲的母親莊矅孚(4)莊曜孚(1870—1938),江蘇武進(今常州市)人。曾從師袁毓卿學畫。光緒三十一年(1905),丈夫陳季略到四川樂至縣任知縣,隨夫填任,創辦女學。中華民國成立前夕回到常州,任武進女子師范學校圖畫教師。后寓居北京。一生作畫數千件,對菊寫生36種,堪稱精品。就是一位很有名氣的中國畫女畫家。這樣的家族文化使陳擷芬、陳衡哲這輩的女孩子幸運地走在時代前列。

陳擷芬(1883—1923),筆名楚南女子,出生于江蘇常州,是獨立創辦《女報》并最早參與反清革命的女報人。[3]618-6191899年,陳擷芬自辦《女報》,后稱因稿源不足停辦。包天笑曾記載陳擷芬在蘇報館時的狀況:“有時他(指陳范,筆者注)的女公子也來報館,在這寫字臺打橫而坐。她是一位女詩家,在報上編些詩詞小品之類?！盵4]1821901年,陳擷芬在梁啟超主編的《清議報》上發表《戊戌政變感賦》等詩三首,贏得聲名。1902年,陳范參加了蔡元培等人創辦的愛國組織中國教育會。教育會下設愛國女學,“初辦時,學生很少;愛國學社成立后,社員家中的婦女,均進愛國女學,學生驟增?！盵5]196陳擷芬是愛國女學最早的學生。同年5月8日(光緒二十八年四月朔日),《女報》復刊,隨《蘇報》附送。1903年2月更名為《女學報》,出版3期后,“蘇報案”發,第4期在橫濱發行后被迫?？?。陳擷芬為《女報》撰稿,宣傳女權和革命,得到贊譽:“喚起同胞一半人,女雄先出唱維新。要修陰教強黃種,休把平權笑白盡?！盵6]164

在日本,陳擷芬參加了反清秘密會黨三合會,1904年4月,她與秋瑾相識,9月,與秋瑾、林宗素重組共愛會,并將其改名為“實行共愛會”,被推任為會長;還發起組織女留學生開展推翻清王朝的演說活動,任女子雄辯會會長。陳擷芬樂善好施,自己“雖赤貧,能力作而未嘗輟所學。得間且反(返)國,攜女同志多人東渡求學。意在多一人受教育,即為人群增一分幸福也”。[7]1910年,陳擷芬與留日學生楊希仲(5)楊希仲(1882—1924),原名楊培賢,生于重慶江北區。宣統二年(1910),楊希仲由日本轉赴美國留學深造商科。1913年,他開始籌辦銀行。1915年,成立重慶第一家商業銀行——聚興誠銀行,任總經理。1924年,楊希仲三兄弟在經營上發生嚴重分歧,加之連年內戰,導致聚興誠經營困難。1924年去世,死亡原因有食物中毒和服毒自殺兩種說法。結婚,并陪同丈夫赴美國留學。1912年春天回國,秋天隨丈夫赴重慶生活,任楊氏家族依仁學校的校長,并親自講授外語。學?！疤貏e開辦商業班,專門為聚興誠銀行培訓經營管理人才”[8]227,她廣收楊氏子弟、姻婭后生及鄰里童稚入學,“由壯及老,言及希仲夫婦,猶多懷念不已”[9]454。

陳衡哲(1890—1976)也出生在常州,從小就被發現比家里的其他孩子聰明。1904年底,在舅父莊蘊寬(6)莊蘊寬(1867—1932),字思緘,號抱閎,晚年號無礙居士,江蘇武進人。清末民初政治人物、書畫家,能詩擅聯。光緒間歷任潯陽書院主講、百色廳同知、梧州府知府等職,并在兩廣地區創辦了許多學校。辛亥革命后,曾出任江蘇都督,后上京任審計院院長達12年之久,還是故宮博物院早期領導人之一。的建議下,陳衡哲離家赴上海求學,想通過蔡元培去愛國女校讀書。當時,蔡元培已離開上海,陳范因“蘇報案”被清、日兩國通緝。1905年農歷新年的前兩天,陳衡哲在上海獨居客棧等候愛國女學開學,偶遇從香港返滬的陳范?！爸劣谌?雖然他常常住在上海,我不?？吹剿?因為他那時候正積極參加革命地下工作,和警察捉迷藏,所以我不容易見到他?！盵2]101陳范認為一個十四五歲的女孩獨自住在客棧不安全,便把她送到一位湖南親戚家過年,使她陰差陽錯地去了張竹君辦的中西女子醫學校。

1915年,陳衡哲向留美學生群體辦的《留美學生季報》投了一篇人物傳記《來因女士小傳》,被“季報”這一期的編輯任鴻雋(7)任鴻雋 (1886—1961),字叔永。四川巴縣人。晚清末科秀才。早年就學于中國公學,后留學日本,加入中國同盟會。辛亥革命后,任南京臨時政府秘書處總務長,后往天津主持《民意報》,旋又赴美攻讀理化等科。1915年與趙元任等人創組中國科學社,任社長,出版《科學》雜志。1918 年回國,執教于北京大學、東南大學,并任教育部專門教育司司長、四川大學校長等職。1949年后,任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圖書館館長,上海市科協副主席。著有《科學概論》。發現了她的文學天賦。任鴻雋是科學社創始人之一。1916年9月,任鴻雋邀請陳衡哲赴馬薩諸塞州參加科學社組織召開的大會,她是參會人員中唯一的女留學生,在此與胡適相識。胡適留學于康奈爾大學專攻哲學,當時正熱衷于提倡白話作詩,遭到任鴻雋、楊銓、胡先骕等留學生的反駁。陳衡哲沒有參與他們關于白話文創作的論爭,卻創作了《一日》,“給予這個孤獨的斗士以道義上的支持”[2]52。胡適后來帶她走進《新青年》文學陣營。

二、轉型期女性寫作的新舊文體觀

清末民初激蕩的社會生活決定了這一時期的文學創作異彩紛呈,它不僅在思想上具有強烈的沖擊力,也帶來文學形式的巨大變革。在社會、家庭及文學裂變、轉型的歷史關節點上,有書香傳承的陳氏家族成員進入歷史。且不講陳鼎、陳范這一輩的成績,陳擷芬、陳衡哲兩姐妹天賦不分伯仲,分別代表了清末和五四新舊兩個時代女性創作的起承轉合。

陳擷芬創辦的《女報》(《女學報》)設有論說、演說、尺素、女界近史、譯件、專件、諧鐸、雜俎等欄目,其中大部分文章出自陳擷芬之手筆,以《獨立篇》《姑媳要平等》《盡力》《世界十女杰演義:西方美人》等篇為代表,涉及多種文體,語言上半文半白,淺顯易懂,以實現當時啟蒙婦女、宣傳平等的目的。她拒絕將婦女解放問題寄托于男子身上,希望女子能盡二萬萬女子應盡之義務,從男子的“維持與干預”中跳脫出來,真正實現獨立。[10]1-4她認識到婦女解放不僅要爭取女子從男子的壓迫中解放出來,還要避免嫡庶有別、妾不如妻等傳統家庭中的等級觀念所導致的女子之間的相互摧殘。她提倡西方家庭的相處方式,主張子女與父母分居,避免過分緊密帶來的憎嫌,提倡婦女間的平等。[11]11-16她看到了女子纏足、不講體育的弊端,認為“齲齒折腰以為媚,婑媠萎靡以取憐”是對女子健康的戕害。她反對以男子審美為女子美的標準,推崇健康的女性美,“體育既廢,德育與智育亦隨之矣”[12]1-4,指出體育的重要地位。

在日本,陳擷芬進入教會學校橫濱英和學院學習,從1905年至1919年間未見有作品發表,就此銷聲匿跡,直到1920年底,上?！稌r報》附張《婦女周刊》上開始連載她著譯的科學小說《人獸接腦記》。(8)關于這篇小說的發表情況和詳細分析,參見劉釗、任春雨的論文《近代報紙“附張”的時代價值——基于〈時報〉與陳擷芬著譯小說〈人獸接腦記〉的一次媒介考察》,《河南師范大學學報》2022年第5期。此時五四白話文運動已興起,該作仍然采用半文半白的語言,或者是舊作,或者是作者執著于舊體文學觀。1923年4月至9月,她在《大世界》的“鴻雪世界”等欄目中,陸續發表了十一篇短文、兩首古體詩、兩首詞和一篇小說,短文集為《聽雨仙館漫錄》,詞集為《玉樓詞》,可見她對自己的創作有長遠打算。(9)據張默君《哀吾友陳擷芬君》一文透露,陳擷芬有遺作譯著數種,包括《學校管理法》《家庭與學?！贰秷D書館指南》各一卷,《景玉樓感遇記》一卷,均尚待集刊。這些作品的主題大多為賞戲之作,贊譽金小樓等藝人,反映了她去世前的生活狀態。極短的小說《他為什么墮落的》標“警示短篇”,與陳衡哲最早的白話作品《一日》有相似之處。小說以第三人稱、片斷式的情節敘述,描繪了女子錢頤貞的幾個生活場景。她晨起讀書,在學校的講壇上大講戀愛自由,與男友浪漫地約會,最后卻悲戚地離了婚。小說末尾,陳擷芬評語道,當時社會中這樣的現象不在少數,質疑“他為什么墮落的”?小說語言通俗,結構簡單,采取了古代小說文末“評語”方式,以自己的“實名”加以評論,不免讓人聯想到她個人的婚姻經歷。這篇小說發表僅1個多月后,即1923年7月30日她便去世,年僅41歲。

陳擷芬退出歷史舞臺呼應著陳衡哲那一代五四女性的登場。早年父親在北京時,陳衡哲就用文白混雜的文字給父親寫信,得到母親的鼓勵?！昂芏嗄旰?大伯的女兒告訴我,當我的第一封信寄到北京時,父親和大伯覺得我信的特別的文體和新穎的處理很有趣。所以我雖然膽敢違背信件文體的常規,父親也鼓勵我多寫信,說我的信很有創意?！盵2]521917年6月,在“小說創作方面則相當寂寞”[13]53的時候,陳衡哲以莎菲為筆名發表了《一日》。它被收入陳衡哲的第一部作品集《小雨點》中,胡適為其作序:

當我們在討論新文學問題的時候,莎菲卻已開始用白話做文學了?！兑蝗铡繁闶俏膶W革命討論初期的最早的作品?！缎∮挈c》也是《新青年》時期最早的創作的一篇。民國六年以后,莎菲也做了不少的白話詩。我們試回想那時期新文學運動的狀況,試想魯迅先生的第一篇創作——《狂人日記》——是何時發表的,試想當日有意做白話文學的人怎樣稀少,便可以了解莎菲的這幾篇小說在新文學運動史上的地位了。[14]6-7

1918年至1920年,陳衡哲在《新青年》上發表了詩歌《人家說我發了癡》《鳥》、劇本《老夫妻》、小說《波兒》《巫峽里的一個女子》等作品,遵循了新文學的“四大體裁”原則。從留學期間的創作到《新青年》上發表的作品,印證了她走向新文學的歷程。她的古體詩曾得到任鴻雋、胡適等人的贊譽,但她放棄了舊體詩轉向了現代白話詩創作?！爱斔痪乓话四昃旁略凇缎虑嗄辍冯s志開始發表新詩的時候,尚無女性對新詩問津,冰心發表《繁星》則遠是兩年以后的事了;即使男性寫新詩的也寥寥無幾,而且陳衡哲的第一首新詩距胡適、沈尹默、劉半農發表的第一批新詩,時間僅半年多?！盵15]13《鳥》一詩以風雨中飛翔的鳥和困在籠子里的鳥作對比,表現出享受自由的快樂,已經較為成熟,使她在新文學史上取得獨特的地位。20世紀20年代以后,她為胡適等人創辦的《努力周報》《現代評論》《獨立評論》撰文,摒棄了早期《運河與揚子江》《老柏與野薔薇》《西風》《小雨點》等作品所擅長的童話、寓言等藝術手法,專以雜文文體表現對社會問題和時事政治的關注,這以1936年3月至5月間《獨立評論》上連載的長篇通訊《川行瑣記》為人矚目。她以犀利的語言抨擊四川地方政治的腐敗和婦女地位的卑微,顯示了她作為學者和婦女運動推動者的理性思考。

文體不是孤立的形式,而是傳達創作主體思想情感的載體。盡管陳擷芬、陳衡哲分別屬于辛亥革命和五四時期兩個不同時代的人,但她們在各自的創作中都體現了賦有時代性的文體創造。20世紀初年,陳擷芬那一代知識女性辦刊辦報,其目的是宣傳平等、啟蒙女界。通俗易懂的演講詞便是以文字記錄在報刊中的“聲音”敘述;中外人物傳記中女豪杰、女英雄、女軍人形象成為掮起民族國家大任的女國民榜樣,醞釀著現代女性小說的發生;旅外游記展開了女子看世界的圖景;時評、政論文則成為知識女性口誅筆伐專制統治和迂腐文化的武器,即便是傳統的詩詞歌賦也打上興女學、求平等的現代生活印記?？梢哉f,陳擷芬、胡彬夏、秋瑾、徐自華、吳芝瑛、呂韻清、呂碧城等這一代人的創作,體現了民主、科學、平等的現代思想,在形式上既有寫作傳統的傳承,又有出于啟蒙女界的功利性文體創造。

陳衡哲僅比陳擷芬小7歲,卻因為新文學運動的歷史機遇成為與“舊文學”決裂的文化轉型人物?，F在可見陳衡哲最早的文章是刊載在1908年1月24日《上海報》上的《論競爭與傾軋之別》一文,(10)該信息見黃湘金的《陳衡哲早年史跡考索》一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5年第5期),并有全文附錄。李火秀在《過渡時代的“造橋”者——陳衡哲評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17頁)也簡要評介了此文,但筆者尚未見原文。1912年,她在《東方雜志》上還發表過一篇譯文《改歷法議》,但她本人卻說,“我生平的第一篇文章發表在1916年的《中國學生季刊》上,那時候我已經是美國瓦特大學二年級的學生了”[2]51?！读裘缹W生季報》誤為《中國學生季刊》可以理解,但在該刊1915年春季第二號和秋季第三號上發表的兩篇署名文章《致某女士書》《來因女士小傳》也“忘記”了,便值得思忖。1916年,她在《留美學生季報》上發表的是《記藩薩女子大學》一文,1917年則是被胡適高度評價的“記實小說”《一日》。她將自己創作的起點定為《記藩薩女子大學》,大概是遵從新文學的“標準”的。

在“個人的發現”的五四文學時代,她的《來因女士小傳》雖然不是標志性的“第一人稱敘述”,但對所記述的美國獨立女性表示出由衷的敬佩之意。阿英曾贊揚陳衡哲與其他女作家的不同,她“能以跳出‘自序傳’式的描寫的圈外,很客觀的,而且態度積極的描寫了一切,以及創作關于人生問題的小說”[16]325。在《新青年》創作時期,陳衡哲總結出清末中國社會的癥結在于“愚”“弱”“窮”,這種反思與其留美期間所受到的科學救國思想影響密不可分。作為一位獨立的知識女性,她必然遇到家庭與事業、為妻與為母等現實問題的困擾,她的《洛綺思的問題》《一支扣針的故事》等小說指出了知識女性在家庭與事業之間的兩難選擇。但是,她推崇女國民思想而非賢妻良母主義,(11)陳衡哲與胡彬夏曾一同留學美國,在家庭觀念、女性獨立等方面觀念一致。胡彬夏早于陳衡哲畢業回國。1916年,她兼任《婦女雜志》主編,發表過主張新女子、新思想的文章,體現了女國民思想。見劉釗:《“國民文學”的性別內涵及文學史價值——以近代中國女留學生的文學創作與社會生活為中心》,《社會科學戰線》2023年第5期。這恰恰說明她承襲了陳擷芬那一代女性寫作強烈的社會責任感。

三、“娜拉走后怎樣?”

1919年,魯迅在女師大發表題為《娜拉走后怎樣》的演講,給出娜拉兩條出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17]29,使“娜拉出走”成為五四時期炙手可熱的一場關于婦女出路的討論。1958年,郭沫若撰文指出秋瑾所走的路正是“娜拉的答案”:“求得應分的學識與技能以謀生活的獨立,在社會總解放中爭取婦女自身的解放,在社會的總解放中擔負婦女應負的任務,為完成這些任務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作犧牲?！盵18]320世紀上半葉,眾多知識女性因為反抗包辦婚姻、追求自由而離家出走,投奔革命。她們雖然沒有像秋瑾一樣犧牲在清政府的屠刀之下,為爭取民族國家的獨立和解放獻出生命者也不在少數,證明了娜拉的“出路”不僅有兩條。陳擷芬和陳衡哲也都有“出走”的經歷,但她們的人生不僅異于秋瑾,彼此之間也截然不同。

陳擷芬與秋瑾都是在1902—1903年間開始接受女權思想的,陳擷芬留日之前就辦《女報》、參加愛國女學、學習暗殺和制作炸藥等革命手段,這些活動都早于秋瑾。在日本,她們共同組織“實行共愛會”,陳擷芬任會長,地位也高于秋瑾。然而,陳擷芬因婚姻不幸,郁郁寡歡而亡,被認為是“蛻變”的女權革命者,最終被歷史所淡忘。事實上,陳擷芬始終熱衷于宣傳和實踐女權,積極參與女權革命。1911年底,得到辛亥革命成功的消息,她便偕丈夫動身回國。1912年春到上海后,她參加了張默君等人的女權革命組織神州婦女協濟社。重慶的女權革命氛圍遠不及上海濃郁,她不幸的婚姻生活迫使她離家出走,(12)從張默君《哀吾友陳擷芬君》一文所悉,陳擷芬的靈柩厝北四川路蜀商公所,基本可斷定陳擷芬是出走而非離婚。導致她與丈夫關系破裂的根本原因竟然是“復以無出,不見諒于戚長”[7]。因其不能生育,楊氏家族不能容納她,丈夫執意納妾,她又未能勸止,內心傷痛,患上腦疾。(13)在《楊氏家族譜系表》中,楊希仲名下有一子,名為錫融,后來也留學美國,證明楊希仲納妾屬實。 見時廣東:《1905—1935:中國近代區域銀行發展史研究——以聚興誠銀行、四川美豐銀行為例》,四川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年。1923年春天,陳擷芬離開楊氏家族,到達上海,然而,7月便亡命于此,原因竟是脖后最初生一小膿包。離世前,她最大的困惑和悲憤的質問恰如那短篇小說的題目:“他為什么墮落的”?令人唏噓的是,陳擷芬的“家庭革命”并非源于丈夫不學無術,或自己的社會理想無以實現,而是吸食鴉片和納妾這樣的“墮落”行為。在小說中,她并沒有明說“墮落”指的是什么,讀者只能猜想為夫妻感情破裂,根本想不到家族的傳宗接代觀念與女性獨立精神之間的強烈沖突竟然發生在陳擷芬這位最早的女權革命者身上,她只能與女主人公一樣無奈地“出走”了。她的這篇小說早于魯迅的《傷逝》,說明五四后的男女青年不僅面臨彼此的愛情危機,還依然陷落于個人與傳統之間的矛盾漩渦之中。

陳擷芬的丈夫楊希仲先后留學日本和美國,是近代金融史上較有名氣的金融學家,創立了四川第一家私人商業銀行。楊家當時為重慶首富,然而,兄弟間的矛盾紛爭日益加重,致使楊希仲頹廢神傷。傳言他服毒自殺的原因是,1924年 11月,留美同學、上海銀行創辦人陳光甫路過武漢與之會晤,聽說他吸食鴉片和已納妾,言詞中頗含責備之意,力勸其切勿消沉。楊希仲席間抑制不住內心的羞憤,竟用力將手中的酒杯握破。不數日,楊希仲即自殺。此事是否屬實尚有待考證,但至少說明陳腐落后的中國傳統文化在留美學生中是遭到唾棄的。在豪富的商賈世家,因襲的傳統文化勢力異常強大,女人不育不僅關乎傳宗接代,還是家族瓜分政治權力和經濟勢力的砝碼。從這個意義上說,陳擷芬的婚姻悲劇不僅來自她所希求的二者摯誠情感的淡薄,更是遭到轉型期大家族傳統文化觀念痼疾的迫害。她一貫生活儉樸,認為享用夫家的財富是恥辱,靠辦學執教獲得自己的獨立。然而,她從教的學校是楊氏家族所創,她本人與筆下的女主人公錢頤貞一樣,離開夫家便也失去了原來的教職,這使之淪入極為尷尬的生存境地。

陳擷芬的性格不擅交際,落落寡合,這與秋瑾的剛烈和陳衡哲的執拗均為不同。據說,在日本留學期間,陳范曾想將其嫁于富豪做妾,是秋瑾等留日女學生勸阻了陳范。陳擷芬性格溫順,遵從父親的安排,與其成長環境有關。舊官僚陳范兩度喪妻,“蘇報案”使其家產被沒收,當時尚有兩位待字閨中的女兒要養活,小妾因生活難以為繼而另謀生路。陳擷芬幼年喪母,一直跟隨父親,在顛沛流離中自然更理解父親及家庭的窘境。她離家出走完全出于被動,那時父親已經去世,上海只有妹妹陳信芳皈依基督教,在徐家匯修道院里生活。魯迅在提出娜拉的兩條路后,于1925年創作《傷逝》,是對娜拉出走的進一步思考。子君的愛情破滅后,她沒有墮落而是回到了父親的家——曾經她為追求愛情所逃離的專制統治的牢籠,但魯迅終究還是不甘心讓曾經的反封建斗士投降,便使之莫名其妙地死去。陳擷芬比子君更悲慘,她沒有一條回去的路,最終成為父權制的犧牲品。

陳衡哲的成長歷程與陳擷芬完全不同。陳韜在13歲時父母雙亡,家族勢力已經衰弱。在陳衡哲的眼里,父親的才華不及兩位伯父且脾氣暴躁,父親的壞脾氣沒把親戚朋友都趕跑完全得益于母親的涵養和維護。陳衡哲母親的才華與能力使她的父母之間形成了女強男弱的關系?！澳赣H和其他還健在或去世了的女親戚的榜樣讓我很早就感覺到女人如果目不識丁或者氣質庸俗是一種不正常的狀態,雖然我長大后看見的全中國的總體社會狀況完全毀滅了我早年的這種想法?！盵2]31陳韜沒有重男輕女的思想,發現陳衡哲聰慧便為她單獨授課,并且是先學較難的《爾雅》,之后便是地名及中國歷代君主的稱號和統治年代等地理、歷史知識?！拔也]有抱怨,因為我為我兩個姐妹只念普通女孩子的課本而我卻在攻讀成為大學問家的事實感到受寵若驚?！盵2]33在后輩的回憶中,陳衡哲的脾氣也不是很好,也許倔強的性格遺傳于父親卻也成就了她的一生。

“娜拉出走”的話題跨越了時空和性別,是因為“在家族制度下,父于子、夫于婦具有相似的權力地位。作為相互交叉的兩個群體,青年和女性同屬家族專制和父權主宰下的弱者,他們在新文化人道主義與個人主義的意識形態下,為反抗禮教、爭得做‘人’(個人)的權利組成利益共同體,共同向家族主義和父權制度挑戰”。[19]210在清末至五四的社會轉型時期,舊制度分崩離析,新的倫理文化秩序在艱難地建立,娜拉出走的意義因此不是妻子是否依附于丈夫的簡單命題,是以“家”為原點的革故鼎新的文化符號。五四時期的陳衡哲具有青年和女性雙重身份,作為女性,她7歲抵抗纏足,18歲抗拒父親為她定下的婚約,她的這些行為與清末至五四婦女解放的進程是一致的,天足成為她后來出國看世界的前提條件。她曾信奉不婚主義,卻被任鴻雋的三萬里求婚所打動,“當叔永在美國對我提起結婚的事的時候,他曾告訴我,他對于我們的結婚有兩個大愿望。其一是因為他對于舊家庭實在不滿意,所以愿自己組織一個小家庭,俾他的種種夢想可以實現。其二是因為他深信我尚有一點文學的天才,欲為我預備一個清凈安閑的小家庭,俾得我耑心一意的去發達我的天才?！盵20]99在五四青年文化“弒父”的年代,以自由戀愛、兩情相悅為前提組成的現代小家庭自然是青年個體生存最理想的狀態,任鴻雋的結婚理由打動了陳衡哲,因為她對大家族的弊端深惡痛絕。她曾描述過20世紀前期陳氏家族的狀況,兩個伯父,一個在北京翰林院當翰林,另外一個在江西當官。因此,在祖母造的房子里,“我也就不曾親眼目睹中國大家庭中婆婆像皇太后那樣統治她結了婚的各房兒子家庭的復雜情況。但是,母親的日子并不那么輕松簡單,因為我的某個伯父有時候會帶著一兩個小妾回來探親。這些小妾因為太太不在,就擺起了太太的架子,正是要母親像對待嫂子那樣敬重她們?！盵2]22家族中的等級制度是扼殺人性的根本,納妾不僅是兩性間的尊卑秩序問題,也造成了婦女之間的階級層次。早在陳擷芬那一代知識女性就已經認識到,平等不只是男女平等,還是人與人的平等,包括同一性別之間的人與人的平等。

陳衡哲倔強的性格得到來自家族長輩和丈夫的呵護甚至“縱容”。在三舅莊蘊寬的提議下,她從13歲就開始離家在外求學。莊蘊寬曾親自為陳衡哲講授國學,還將女子的人生概括為“安命”“怨命”和“造命”三種形態,教誨陳衡哲做“造命”之人。陳衡哲寫作《川行瑣記》引起風波時,任鴻雋對她說:“你是不容易與一般的社會妥協的。我希望能做一個屏風,站在你和社會的中間,為中國來供奉和培養一位天才女子?！盵2]231她清楚地知道自己,“靠了這個道德上的大支持,我才能在兒女及家務繁瑣任務之外,對于自己的使命,仍舊盡得一點責任。這支持使我努力,使我向上,使我能盡量的去發展我的能力與抱負?！盵2]231來自大家族和小家庭的這些關愛,使陳衡哲的才華充分展露,倔強的個性得到張揚,又實現了女性在家庭與事業間的平衡。因此,相較于陳擷芬,陳衡哲的“出走”不是在家族傳統的重壓下對個人不幸命運的抗爭,而是具有自由精神的個體生命對父權制文化的挑戰和出離。

四、結論

陳擷芬和陳衡哲兩姐妹是清末至五四文學女性覺醒的兩位典型代表。她們同出一族,將其作為一個整體加以研究,有利于走出清末和五四二元對立的模式,在社會、家庭與個人交叉的時空方位上探究她們的思想、創作及個人命運的統一性和差異性,揭示轉型期的復雜性。

在文學創作的主題上,陳擷芬著力表現女權思想,在辛亥革命時期發揮了文學的政治功能。陳衡哲的文學創作承襲了對于民族國家的這種責任擔當,同時,在民國政府建立的社會新環境下,她開啟了五四一代知識女性對于人格獨立的新認知,彰顯出對個人自由權利的追求。她們的創作形式新舊俱在,體現了各自的時代特征,相互間又呈現出繼承與創新的關系。從文體觀念上講,陳衡哲自覺地遵守五四“四大體裁”的分類標準,陳擷芬則是順其自然的文體態度,但從創作實績上看,清末至五四時期的文學新舊并存,并非決然對立。此外,家族歷史和兩人關系呈現了她們的精神歷程。她們雖然出自同一家族,但各自的性格與家庭成長環境差異很大,婚姻狀況對女性命運產生了更為直接的影響。

陳衡哲從未提及自己與陳擷芬的關系,推斷主要原因為:動蕩的社會政治生活使陳鼎、陳范兩位伯父在政治上嚴重受挫,她的自傳采用“非寫實”的手法,有效地回避了敏感的政治問題。她的這部自傳出版兩年后,即1937年,南京國民政府頒布《國民政府令》表彰陳范的革命功績。假如這份歷史性結論“不遲到”,陳衡哲的表述可能是另外一種情形。陳衡哲對于陳擷芬的感情是復雜的。陳擷芬是早期女權革命的參與者,但陳衡哲對于“女子敢死隊”這種革命的態度有所保留,坦言“她們中的一些人也要我加入,說這是表達我愛國心的最好方式,但我拒絕了”[2]4-5;她也不贊同陳擷芬的婚姻觀,堅持“寧愿嫁給貧窮的讀書人也不嫁有錢的商人”[2]23的觀點?？梢?如同她有意疏離舊文學陣營,追求新文學一樣,陳衡哲有意識地與自己家族中的一些人物保持著距離,對于莊蘊寬這樣無爭議的歷史人物,則態度極為明朗。她說:“我的早年生活可以被看作是一個標本,它揭示了危流之爭中一個生命的痛楚和歡愉。也正因為這個原因,本書不記載客廳生活的高雅藝術或花前月下的浪漫柔情。在與險惡的環境進行殊死較量時,生命無法顧及裝飾,它唯一專注的只能是它自身的未來和命運?！盵2]4這是對那個新舊交織的復雜時代的慨嘆,關乎一個家族及其家族內部每個人的命運,這也是陳衡哲的文學觀和歷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