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低生育率危機的倫理沖突及其應對

朱瀟俏，呂紅平

（1.長沙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長沙410002；2.河北大學 人口研究所，河北 保定 071002）

1992年中國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就下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1]，進入21世紀后甚至下降至超低水平。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出生人口為1 200萬人，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只有1.30[2]。2022年中國出生人數僅為956萬人[3]，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進一步降至1.07[4]，成為世界上育齡婦女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一。低生育率問題已經成為當代中國人口發展的重大問題?，F有相關研究主要從人口學、經濟學、管理學和社會政策角度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探討，尤其是以生育成本為切入點做了大量研究，認為人們不想多生孩子主要緣于成本增加，家庭難以承受。然而，低生育率不僅是生育主體基于家庭經濟條件“不敢生”造成的，也與生育主體“不想生”或“不愿生”密切相關。這表明，低生育率與人們對生育價值和意義以及倫理道德的認識具有較強的相關性，“生育不僅是一項個人或家庭決策，同時也是一個重要的倫理命題”[5]。故從人口倫理視角審視中國低生育率危機隱含的困境和成因，探討應對策略顯得尤為重要。

一、中國低生育率危機隱含的倫理沖突

伴隨著經濟發展與社會轉型，人們的價值觀發生了重大變化，生育觀念也從傳統轉向現代，導致女性在家庭照料與就業和職業發展、家庭撫幼與養老資源分配之間的矛盾等問題日益突出，并且還誘發了低生育率危機，進而威脅到我國人口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一）個體生育價值與國家生育政策之間的矛盾和沖突

生育即繁殖后代，其意義在于維持人類的延續。生育價值觀是價值觀在生育問題上的具體體現，反映人們在生育觀念方面的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影響和支配人們的生育選擇和生育行為。進入現代社會后，人們的謀生手段和理想追求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但對于生育價值觀的認識卻顯得相對滯后。近年來，人們越來越重視個人的自由發展和自我價值實現，傳統社會“家本位”的價值觀逐漸被“個人本位”的價值觀所取代。河北大學呂紅平教授2023年5～6月組織了一次保定市婚育狀況調查，其中涉及一組對生育價值認知的問題，匯總數據表明，對孩子價值的認知主要是從個人和夫妻角度考慮，而很少與家庭、家族相聯系（見圖1）。在生育方面，青年一代有了更大的自主權和選擇權，多子多福的傳統生育觀念失去了市場，晚婚晚育、少生優育的生育觀念成為主流，與傳統婚育觀相悖的婚育模式不再被歸為異類，甚至一些年輕人選擇終身不婚、只婚不育，由此導致了初婚年齡推遲、結婚率持續走低、離婚率急劇上升及“丁克家庭”“閃婚閃離”和不婚不育不斷增加等現象[6]。這些婚育領域的巨大變化反映出青年婚育價值觀的根本轉變，說明“生育的動機已從功利主義生育觀和家庭主義生育觀轉向追求人生價值和體驗的個體主義生育觀”[7]。值得注意的是現代社會人們對個人價值的評價很少再與生育掛鉤了，是否結婚、何時結婚、是否生育、何時生育以及生育數量等，均取決于自主決策，很少有人妄加評議，文化包容度越來越大，丁克家庭、不婚不育等不再遭受指責，而是逐漸被社會所接受。

圖1 對孩子價值的認知

婚育觀念變化導致生育率下降，家庭生育數量與國家生育政策之間出現較大偏差?！?021 年我國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21 年我國共出生1 062 萬人，二孩占比41.4%，三孩及以上占比14.5%[8]，按育齡婦女和出生人數推算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15，2022 年進一步下降至1.07，相當于平均一對夫婦生育的孩子數略微大于1。很顯然，這樣的生育水平和孩次結構與國家三孩生育政策目標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反映出個體生育價值與國家生育政策之間的矛盾和沖突。

（二）女性家庭照料與就業和職業發展之間的矛盾和沖突

低生育率是女性地位提升的必然結果，反映出性別觀念的巨大進步。生育子女數量減少，勢必會減輕女性在家庭照料和子女撫育上的負擔，從而使女性可以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自我發展之中，以提高經濟參與率，增大經濟獨立性，更好地實現人生價值。

盡管生育政策調整拓寬了育齡夫婦的生育選擇空間，女性擁有了更大的生育選擇權利，但是相關研究表明，由于性別不平等問題仍未得到根本解決[9]，女性在進行生育決策時往往會面臨就業和職業發展方面的困境，從而使女性在生育與就業和職業發展之間形成矛盾和沖突。

一是女性在職業發展與家庭角色之間的選擇往往會引發個人事業和家庭發展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作為職業女性，由于特殊的生理功能和傳統的角色定位，往往在職業發展和家庭角色之間難以做到平衡兼顧，常常處于“顧此失彼”的“二難選擇”之中。因為在儒家文化主導下，我國傳統社會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模式，女性的活動范圍被限制在家庭之內。但是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越來越多的女性參與到了經濟社會活動之中，就業率達到較高水平?！吨袊鴭D女發展綱要（2021～2030年）》顯示，全國女性就業人員3.2億人，占全部就業人員的43.1%[10]。盡管當前的生育支持政策在向育齡女性傾斜，但仍然難以滿足育齡女性的發展需求，甚至還存在不利于女性就業和職業發展的一面。如延長產假的制度設計較好地保護了婦女的生育權利和生殖健康，但同時也對生育女性的就業和職業發展產生了某些消極影響，有可能增加其就業和再就業及職業發展的風險，而生育支持政策設計卻很少考慮這一點，缺乏相關預案。正是由于這一點，部分女性的生育行為不僅會對其職業發展、晉升機會和收入水平產生一定影響，而且還可能受到“性別－母職的雙重懲罰”[11]，遭遇重返職場再調整與再適應等方面的困難和問題。在此情境下，家庭優先還是職業發展優先就成為現代女性的選擇困惑，同時也會使生育女性面臨個人和家庭發展之間的選擇困惑。

二是生育女性職業發展能力提升的挑戰。職業女性自身發展能力提升直接影響其發展機會，不斷學習才是提升職業女性發展能力的根本途徑。為此，職業女性不僅需要做好職業生涯規劃，也需要平衡職業與生活以及學習之間的關系，以彌補職業發展中諸多不利因素所造成的影響。職業女性一旦做出生育孩子的決策，就必須考慮如何處理孩子撫育與職業發展關系的問題，承擔社會工作與家庭照料的雙重責任。這勢必會使職業女性缺乏充足的時間和精力學習新知識、新技能，進而影響到她們的職業發展能力提升。女性因生育及照料孩子難以更新知識、適應職場需求的問題，必然會加劇生育女性面臨的個人發展和生育子女之間的選擇困惑。

三是生育成本分擔機制欠合理導致女性生育福利與企業利益之間的矛盾，進而會引發企業社會責任與經濟倫理之間的選擇困惑。2020年第四期中國婦女地位調查資料顯示，女性是家庭照料責任的主要承擔者，有3歲以下孩子的家庭中，由母親照料的占比為63.7%[12]。從職業女性的生育情況看，從備孕、懷孕、分娩到新生兒照料及幼兒呵護，都需要消耗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甚至還會因為生育導致職業中斷，或面臨精力不足、發展機會受阻、資源積累受限等職業發展風險，自然會對其職業發展產生不利影響。生育女性不僅要休產假，而且在養育過程中也常常會因為照料孩子而請假誤工。企業為了維持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在女性因生育休假或照料孩子請假期間，就需要找人替崗，從而會產生額外成本支出，影響到企業的經濟效益。盡管企業社會責任強調不能把追逐利益視作企業發展的最終目的，要求維護職場女性權益，但在現實生活中，很多企業難以處理好社會責任與企業效益之間的關系，往往會尋找各種理由或借口辭退即將生育的女性。企業這樣做固然有違道義，但并不違背市場規則[13]。在此情形下，往往會導致女性生育與企業利益之間的矛盾，也使企業產生社會責任與經濟效益之間的選擇困惑。

（三）家庭生育撫幼與養老資源分配之間的矛盾和沖突

中年人作為家庭的頂梁柱，既要照料年老的父母，又要撫養未成年的子女[14]。在家庭資源和照料者時間、精力有限的情況下，很容易出現生育撫幼與養老資源分配難以兩全的矛盾，導致育齡夫婦心理焦慮和選擇困境。大體說來，家庭生育撫幼與養老資源分配之間主要存在兩方面的矛盾和沖突：

一是生育數量與撫育質量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從生育意愿看，當前多數家庭的理想子女數接近2個，僅有不到1/10的夫婦想要生育三孩（見圖2），人們對子女數量的期待已經轉移到子女質量提高上，養育的精細化和高質量成為新生代年輕人的基本心態。然而，在家庭生育多孩，經濟資源和時間、精力難以達到高質量養育目標的情況下，往往會形成生育數量與撫育質量之間的選擇困惑，養育中的高成本和“內卷化”帶來的困境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人們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在“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的養育觀念和嚴重的“教育內卷”[15]影響下，越來越多的家庭將對孩子數量的追求轉移到了對養育質量的關注上，這就更增加了家庭的生育壓力和撫育焦慮，使人們在生育選擇上慎之又慎，進而會有部分家庭作出減少生育甚至不育的決策。

圖2 打算生育孩子數

二是家庭撫幼與養老資源分配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在家庭資源有限的前提下，育齡夫婦常常會面臨生育責任與養老負擔之間的沖突。由于現代社會的育齡夫婦更注重自我發展、情感維系和子女培育，而生育較多孩子就意味著養育責任增加，不得不將有限的家庭資源和時間、精力投入到生育養育之中，這就必然會影響到贍養老人的精力和能力。但無論從傳統養老文化還是從現行法律規范角度而言，子女都有贍養父母的責任和義務，因此，就有可能對家庭贍養模式形成挑戰。另一方面，不少父輩為了支持子女的事業發展，常常成為撫養孫輩的主要承擔者，選擇“隨遷”“老漂”或“留守”等方式承擔起撫養孫輩的重任，甚至出現代際財富流向下轉移的情況[16]，這也會在無形中增加子代對老人的愧疚感和贍養老人的精神負擔。

二、引發中國低生育率原因的倫理分析

在低生育率形成原因問題上，學界有多種不同的觀點，主流觀點是生育成本增加論，把降低家庭生育成本作為提升生育率最為有效的手段[17]。然而，單從撫育成本角度考察低生育率問題有失偏頗，還需要從人口倫理角度分析低生育率形成的原因。下面從國家政策、社會文化、家庭和個體因素等層面對這一問題進行分析。

（一）政策慣性驅動下的人口倫理對生育率的影響

長期以來，計劃生育政策慣性驅動下帶來的倫理認知對生育率仍有影響，人口生育倫理在短期內難以改變，具體表現為：

一方面，政策慣性帶來的少生優生倫理認知成為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我國長期以來將計劃生育作為人口生育倫理準則，強調個人生育行為服從國家政策規定，逐步形成了“少生優生，幸福一生”“少生快富奔小康”等生育倫理觀念。毋庸置疑，自20世紀70年代初開始實施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人口快速增長的態勢逐漸得到有效控制；但在生育政策交替之際，以往計劃生育政策所產生的認知慣性仍然在繼續發揮作用，尤其是計劃生育政策推動下形成的“晚婚、晚育、少生、優生”“只生一個好”等生育觀念深入人心，成為一種思維定式，以至于不少群眾把只生一個孩子作為當然之事。盡管國家對生育政策已經做出重大調整，并且陸續出臺了生育支持政策，但多數群眾依然認為少生有利于提高家庭生活水平、提升子女素質、促進夫婦事業發展，故而導致育齡生育意愿低迷，生育行為缺乏內在動力，這成為引發我國低生育率危機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政策慣性引導下的人口生育倫理短期內難以改變。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始對計劃生育政策進行重大調整，“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的生育政策畫上了終止符，逐步進入了“全面兩孩”和三孩生育政策的新時代。雖然國家從政策上轉向鼓勵和支持生育，但生育主體的生育行為并沒有跟上政策調整步伐，而是根據自身的發展訴求和撫育困難，繼續停留在少生為佳的生育狀態上。盡管國家及地方政府出臺了許多鼓勵和支持生育的政策規定，力求幫助育齡夫婦解決生育成本過高、照料資源缺乏、生育女性照料孩子與就業和職業發展之間存在矛盾等問題，但是由于這些生育支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生育價值和生育倫理對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的影響，缺乏對新型生育倫理的構建，所以，導致了政策效果不佳的情況，并且進一步影響著青年一代的生育倫理實踐。

（二）文化變遷視角下的人口倫理對生育率的影響

社會文化對人口倫理常常有著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人口倫理則直接影響著人們的生育觀念和生育行為。人口倫理對生育率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性別角色觀念變遷影響育齡女性的生育意愿。一般來說，傳統性別角色觀念會增強女性的生育意愿[18]。按照傳統社會的角色分工，女性一般專注于家庭活動，是否生育、生育幾個以及生育性別往往成為體現女性價值的最主要標志?，F代社會，性別角色觀念發生了重大變化，女性活動范圍不再局限于家庭，而是更多地走向社會、從事經濟活動，同男性一樣承擔著增加家庭收入的責任。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女性一旦選擇了母親角色，職業生涯就會面臨系統性的現實挑戰。因此，性別角色觀念變遷對女性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的影響就成為我國低生育率的重要影響因素。

二是西方自由主義思潮對生育價值觀的影響。西方“性自由”“性解放”的社會思潮及女權主義倡導的性革命浪潮主張性愛與情愛、性與婚姻、性與生育甚至生育與家庭分離，性自由主義者更是反對一切性約束，主張性不是為了家庭，更不是為了生育，而是應當建立在以性愉悅為唯一目的的基礎上。隨著西方文化觀念的流入和傳播，對我國當代年輕人的性、婚姻、生育和家庭觀念都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6]。在我國當代社會，青年一代更加追求自我價值實現，更多地考慮自我選擇、自由空間、生活質量及情感滿足等[7]。性已經不再是難以啟齒的話題，以“試婚”為目的的婚前性行為甚至以性愉悅為目的的單純性行為愈加普遍。正是由于這一點，才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晚婚族”“不婚族”，乃至一些僅以性關系維系的非婚姻家庭模式。這些西方文化的蔓延，成為人口倫理價值觀變遷的重要影響因素，進而影響到人們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

三是生育壓力及相關社會環境對生育率下降產生了重要影響。當前高昂的婚戀生育成本與生存壓力已經成為引致適婚青年晚婚晚育甚至放棄婚姻、只結婚不生育的主要原因。尤其在經濟負擔壓力、職業發展壓力和資源不足壓力的“三重壓力”共同擠壓下，不少青年產生了生育和生活焦慮，出現了“養不起”和“不敢生”的問題。當然，社會文化對婚姻生育行為更加寬容的態度也在客觀上助推了低生育率的形成。有學者認為，隨著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個人事業發展偏好不斷增強，初婚年齡大幅度推遲，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女性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19]。社會輿論對生育觀念的影響也不容忽視，因為網絡社交媒體的開放性、廣泛性、匿名性、共享性等雙向互動信息傳播特征，使得個人驅動的生育信息“繭房”強化了非主流婚戀、家庭觀的認知傾向[20]，過分夸大“結婚難”“生養難”的負面婚育文化易于引發青年一代的婚育焦慮，這些現象不利于正確婚育價值觀的形成，對積極的婚育道德認知、道德情感和道德行為具有明顯抑制作用。此外，我國近幾年的新冠疫情對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也產生了深刻影響。這是因為，新冠疫情對部分人群的就業和收入帶來了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進而對部分育齡夫婦的生育行為產生了一定影響[21]。

（三）家庭功能弱化背景下的人口倫理對生育率的影響

家庭功能是指家庭在人類生存和社會發展中所發揮的功用和效能。這種效能會隨著社會形態、文化變遷、經濟發展狀況以及家庭結構的不同而有所變化。傳統的家庭功能集生產、生育、養老、消費與情感功能于一體。然而，隨著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家庭功能日漸式微，尤其是生產功能明顯弱化，養育功能兩極分化，情感功能愈發淡化[22]，無疑會對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

在生育功能方面。與傳統家庭主義不同，當代家庭場域的生育意愿代際傳遞效應逐漸弱化[23]，傳統的“傳宗接代”“養兒防老”“補充勞動力”等生育觀念不斷外溢或逐漸減弱。在一些農村地區，盡管“養兒防老”觀念仍對部分農村居民的生育意愿具有一定影響，但隨著農村居民收入增長、教育提升和社會保障制度不斷完善，養兒防老觀念有所弱化，這些變化勢必會對農村居民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產生較大影響[24]，進而成為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微觀原因。

在撫幼養老功能方面。伴隨著生育率下降出現的快速老齡化以及家庭規模小型化、家庭結構簡單化，引發了“撫幼養老”的現實困境，照料孩子、贍養老人等傳統家庭功能呈現式微趨勢。從1982年的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到2020年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不難發現，我國在人口老齡化急劇攀升的同時，家庭戶均人數呈現出顯著的小型化趨勢（見圖3），家庭規模減小必然導致家庭養老能力弱化。

圖3 中國人口老齡化和家庭平均人數變化情況

在消費功能方面。一些家庭不僅注重家庭成員的物質滿足感，而且注重追求精神愉悅和生活享受。部分青年人甚至摒棄了勤儉持家的傳統美德，追求過度消費、寅吃卯糧的消費文化，在孩子養育教育方面則表現出炫耀性消費和盲目性攀比的特征，這種消費觀念對理想子女數產生了較大的負向影響[25]。

在情感功能方面。和諧的家庭有助于家庭成員相處融洽，夫妻互愛、長幼互親是家庭成員生活成長的主要情感因素。傳統家庭注重血緣親情關系，子女是維系夫妻關系的重要紐帶，父慈子孝的家庭倫理是維系親子關系的根本保障，這種情況構成了追求生育數量的重要原因?，F代社會的家庭情感主線發生了由父子向夫婦的轉移，并且出現了情感交流缺失、親子關系疏離、代際支持弱化等問題，這些也成為影響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的重要因素。

三、應對中國低生育率危機的人口責任倫理構建

雖然提高生育率的措施具有多元性，但從人口倫理視角探索應對低生育率危機的路徑卻是一個重要前提。作為一種道德關系和非正式制度，人口倫理是“內生性低生育率”而非“政策性低生育率”的關鍵因素[26]。走出低生育率困境，經濟和照料支持固然重要，但構建新型人口婚育倫理和人口價值觀卻是一項不可或缺的基礎性工作。構建新時代人口責任倫理，應當把重塑青年婚育責任倫理、重構家庭生育責任倫理、倡導關愛女性倫理等作為主要內容。

（一）重塑青年婚育責任倫理

婚育選擇不僅是家庭的大事，還關乎國家的發展?！案鶕袊丝谂c發展研究中心的預測，我國總和生育率低于1.5的情況將持續到2035年以后；生育水平趨于穩定時，總和生育率與終身生育率將趨于一致，也不會超過1.6。長期的低生育水平將加劇人口結構性矛盾，引發人口自身發展和經濟社會發展風險?！盵27]可見，雖然社會各界已經意識到低生育率可能帶來的不良后果，但尚未形成責任共擔的婚育倫理體系。正如西塞羅在談到道德責任時所言：“任何一種生活，無論是公共的還是私人的、事業的還是家庭的，所作所為只關系到個人的還是牽涉他人的，都不可能沒有其道德責任；因為生活中一切有德之事均由履行這種責任而出，而一切無德之事皆因忽視這種責任所致?！盵28]目前育齡夫婦生育意愿低迷的情況部分原因在于經濟壓力過大，但也有部分青年是為了追求自由自在的高質量生活，把單身視為個人生活方式的一種選擇，而不是把婚姻當成人生美好幸福生活的一種方式；把生育孩子視為一種負擔，而不是把生育孩子當成個人價值實現的一種途徑，當成家庭延續的一種責任，當成對社會發展的一種貢獻。說到底是一個婚育責任倫理問題。建構新時代婚育責任倫理，應當加強新型婚育觀念的宣傳倡導工作，提高人們對婚育價值和意義的認識，把婚育行為當成個體人生價值的一部分、當成家庭延續和社會發展的一種責任，把適齡婚姻和適度生育當成婚姻美滿和家庭幸福的重要標志，把個體婚育行為當成推進實現國家適度生育水平和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一種責任，引導適齡青年從“不敢結婚”、不愿生育和不愿多生到“愿意結婚”、愿意生育和按政策多生。

（二）重構家庭生育責任倫理

家庭是生育的主體，家庭生育倫理是影響生育行為的重要因素[29]。重構家庭生育責任倫理理念，應當堅持“三個注重”：

一是注重摒除男尊女卑、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提高男性的家庭責任意識，尤其是提高他們在生育養育中的責任意識和參與主動性。男性承擔更多的生育與養育責任，是解決女性所面臨的家庭與事業之間的矛盾與沖突的重要微觀基礎。

二是注重弘揚尊老愛幼的傳統家庭文化，把育小和養老聯系起來。弘揚“父母育子女小，子女養父母老”的傳統家庭倫理，倡導孝道文化和家庭養老，引導年輕夫婦把生育子女作為增加家庭養老資源的重要途徑；反對把生育孩子和養老對立起來、重視育小而輕視養老的觀點，抵制“棄老”“啃老”等有違孝道文化的行為。

三是注重培育家庭成員共同體意識，倡導和鼓勵家庭成員分擔生育、養育、教育責任。既要重視男性在生育、養育、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倡導和鼓勵男性參與家庭照料活動，減輕生育女性的負擔和壓力；也要把生育和養老、生育和家庭發展、生育和家庭幸福聯系起來，重視老年人在生育、養育、教育中的作用，尊重老年人參與家庭勞動的價值，肯定老年人在家庭育兒中的貢獻，使老年人在撫育孫輩中有所作為，家庭成員都能在生育養育中發揮作用、共享快樂。

（三）重建關愛女性責任倫理

在家庭生活中，女性既要照料撫育孩子，還要承擔大部分家庭事務、參與職場經濟活動，承受著家庭生活和職場活動的“雙重”角色壓力。生育孩子既是女性的一種特殊生理功能，也是女性的一種重要社會貢獻，在一定程度上說“生兒育女的婦女對國家做出的貢獻決不小于用自己的生命抗擊侵略成性的敵人來保衛家園的男子”[30]。因此，關愛女性就是關心家庭、關心社會，是理所應當之事。

重建關愛女性責任倫理，應當以尊重女性、關愛女性為價值導向，以尊重女性生育權利、保障女性經濟權益為重要目標，以促進性別平等、男女兩性和諧發展為落腳點，努力形成尊重女性道德人格、尊重女性生育選擇的社會文化氛圍，給予女性更多的關愛。這既是平等互惠原則的重要體現，也是提升女性生育意愿、落實生育政策的基本保障。

為實現這一目標，還需要構建以家庭為基礎，單位、社會、政府分擔生育、養育、教育責任的倫理體系。其中，用人單位要把照顧生育女性和企業文化建設、照顧生育女性和樹立企業社會形象、照顧生育女性和承擔社會責任聯系起來；社會要把支持生育和促進社會和諧發展、支持生育和實現共建共享目標、支持生育和推進社會文明聯系起來；政府要把支持生育和促進民生福祉、支持生育和實施經濟社會發展規劃、支持生育和實現國家強盛目標聯系起來。不僅要在“生”的方面構建強有力的政策支持體系和良好的社會文化氛圍，還要在“育”和“教”的扶持上加大力度，形成育教結合的成本共擔機制；引導育齡夫婦從“不敢生”到“敢于生”、從“生一個”到“生多個”，通過增加生育子女數保障家庭延續和發展，促進社會適度生育水平和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目標實現。

四、結 語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優化人口發展戰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從人口倫理視角探討低生育率危機隱含的倫理沖突，揭示低生育率的倫理生成機制，尋求提高生育率的倫理策略，從而與經濟支持政策形成“車之兩輪”“鳥之兩翼”，是優化人口發展戰略、提升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必須解決的一個重大現實課題。

思想意識對行為方式具有重要影響，在沒有外部因素的干擾下，人們對生育價值和意義的認識，才是生育行為的終極決定因素，有什么樣的生育意愿就會有什么樣的生育行為。目前存在的部分育齡夫婦不愿多生甚至不愿生育的問題，表面上看是生育成本過高、照料資源不足、就業壓力過大所致；進一步看與個體生育價值觀出現偏差、撫幼養老家庭倫理沖突等因素有很大關系；從根本上說則是生育意愿不足的問題。只有正視并著力化解婚育、生育、養育、教育中的倫理沖突，立足于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努力構建新時代人口責任倫理體系，塑造新型婚育倫理和生育文化，引導廣大青年形成婚育方面的大視野、大觀念、責任心，完善尊老愛幼倫理道德，優化生育支持政策體系，才能提升人們的生育意愿，實現優化生育政策在提升人民幸福感、夯實家庭發展能力、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等方面的倫理價值，彌合個體生育選擇與國家生育政策之間的現實差距，推進實現適度生育水平和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目標[31]。

2023年10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同全國婦聯新一屆領導班子成員集體談話時強調：“要積極培育新型婚育文化，加強對年輕人婚戀觀、生育觀、家庭觀的引導，促進完善和落實生育支持政策，提高人口發展質量，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雹倭暯皆谕珖鴭D聯新一屆領導班子成員集體談話時強調：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婦女發展道路 組織動員廣大婦女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貢獻巾幗力量，中國政府網，（2023-10-30），https：//www.gov.cn/govweb/yaowen/liebiao/202310/content_6912723.htm。構建新時代人口責任倫理是人口新形勢下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文化思想，努力增強人口工作領域文化自信，積極培育形成新型婚育文化和婚育倫理，提升人們生育意愿和生育動力的重要舉措。當然，由于人口倫理研究相對滯后，構建新時代人口責任倫理也會面臨很多困難和挑戰，需要學術界同仁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