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視角下的國際景觀治理實踐框架研究

任 婧 José Chong 李宜鋼

（1.聯合國人居署，內羅畢 00200；2.香港中文大學建筑學院，香港 999077）

從國際景觀治理、管理及相關技術解決方案的系統化運作角度出發，綜述了聯合國人居署（UN-Habitat）、環境署（UNEP）、糧食及農業組織（FAO）與開發計劃署（UNDP）等國際組織的工作實踐和最新成果，目的在于為景觀治理的本土化實踐提供國際宏觀視角和經驗基礎。同時，通過成果解讀總結了各組織的工作特點、對景觀治理的理解，指出了跨領域協同工作上的不足。主張在景觀干預過程中整合生態—社會—經濟維度，以促進治理、管理、空間實踐、數據科學和金融5個板塊的協同發展，并建議中國機構在景觀治理領域加強數據協作、提高景觀管理戰略性、克服語言體系差異、深化國際合作，從而有效參與到全球生態治理中。

景觀治理；景觀管理；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聯合國；國際合作

在世界各地，由于不適當的城市開發導致的土地、流域、森林、生物多樣性的退化，加之氣候變化帶來的生境劇變、極端氣候事件、糧食與水資源危機等，人類經濟、社會與人居環境都面臨著嚴峻的挑戰[1]。產生這一現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以經濟和政治驅動的發展模式忽視了對穩定的生態系統和自然資源的最終依賴[2]。

文章通過景觀治理—管理—方法的系統性思考，從國際視角解讀上述機構的相關項目成果、工作平臺與協作關系，以期為相關工作者提供一個跨領域的協作地圖和可用的工具清單，以更好利用國際組織的資源、經驗來應對景觀可持續發展面臨的挑戰。

1 研究概述

1.1 研究問題

盡管城市對景觀治理、管理以及技術解決方案的需求不斷增長，但融資和決策者對如何利用自然進行可持續建設知之甚少。而規劃設計方案的制定者、實施者又很難準確地把握這些資源背后潛藏的經濟價值以及在綜合治理過程中的參與方式。

1.2 研究目標

本文意圖通過討論從技術選擇、管理、治理多個方面的解決方案：（1）明晰相關概念之間的關系；（2）提供一個包含治理與管理、設計與實踐、監測與評估、經濟金融各領域的綜合工作框架；（3）提供若干來源于聯合國相關機構實踐的可應用的工具文件的解讀。

1.3 研究方法

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包含了文獻研究、案例解析以及比較研究的通用方法，在聯合國的背景框架下討論景觀治理相關問題。研究首先著手將景觀治理從5個維度限定討論范疇，分為空間規劃設計、高效行政管理、可持續財政運行管理、政府間協作以及科學決策機制。每一個維度在具體闡述中都運用了各個聯合國機構的案例去辨析。

2 概念辨析

在可持續性發展的研究趨勢下，西方的景觀治理理論逐漸從環境治理領域衍生出來，從應用視角將景觀治理作為可廣泛協調沖突的手段[3]，強調景觀規劃、景觀管理向景觀治理過渡的趨勢[4-5]。但景觀治理是一個相對較新的概念，是一種實證觀察[6]。國際上也尚未形成統一的定義及完整的理論體系[3]，與諸多概念存在較多交叉，加之中西方語境差異，給國內外經驗的銜接、工作的協同造成了混亂。因此，首先需要辨明這些相關概念之間的關系。

2.1 景觀治理與景觀管理

景觀治理（Landscape Governance）的重點是權力關系、決策、資源（技術、信息和資金）和政策規則，通常包括政策制定和決策過程中的參與機制設計[7]，旨在維持、增強或恢復景觀功能以及它們提供的生態產品和服務[4,8]。而景觀管理（Landscape Management）則涵蓋了對自然資源和城市開放空間進行重新規劃、設計、建設和維護，重點在于景觀資源和要素的組織以及伙伴關系的維護[9-10]。

2.2 景觀規劃設計、景觀服務與生態系統服務

景觀服務（Landscape Service，LS）這一概念鏈接了景觀格局、生態系統服務（Ecosystem Service，ES）等議題[11-12]。ES用于描述一種客觀現象，沒有主客體之分；而LS的作用客體是人類，更適于描述生態系統所在的空間單元對人類供給產品的效益。根據需求調整景觀服務功能，其外在表現形式就是景觀規劃與設計（Landscape Planning and Design），而景觀中生態系統服務與人居環境、社會系統之間的關聯機制復雜不明一直是景觀治理和管理面對的重要問題[11,13]。

2.3 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與其他相關概念

“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NbS）經由IUCN提出后就作為一個各類以保護自然為目標的策略方法的總括術語[14]，涵蓋了自然保護、生態系統適應（Ecosystem-based Adaptation，EbA）、基于生態系統的災害風險減少（Ecosystem-based Disaster Risk Reduction，Eco-DRR）、綠色基礎設施、可持續的綜合水資源管理、綜合景觀管理等策略[15]（圖1）。因其更強調多方案的協同以及多種空間尺度下政策與實施工作的整合，該框架被認為超越了森林景觀恢復（Forest and Landscape Restoration，FLR）、EbA、生態恢復（Restoration）等單一方法[15-16]。NbS需要以包容透明的景觀治理為基礎，例如運用自然資源管理框架（NRGF）[17]指導NbS的設計和實施[15]。

圖1 景觀治理、管理、規劃設計與相關概念關系示意圖Fig.1 The relations between landscape governance, landscape management, landscape planning and design, and relevant solutions

3 多維度整合的景觀治理工具框架

3.1 側重的空間類型與議題

國際組織對不同景觀空間的關注側重點不同：糧農組織側重于對森林（包括城市和城郊森林）、城市農業空間、濕地（包括人工和自然的）、海濱生態空間（包括沙地、紅樹林、近海水域）、農林地、牧地、漁場的研究；人居署側重于藍綠廊道（城市綠廊、濱水空間）、城市公共空間的實踐；世界銀行在兩者基礎上增加了對自然河流、鹽沼地的關注[18]。

從各組織機構對各類空間的關注情況來看，景觀干預措施在空間上實際很難被清晰地分割，本質上就是多空間、多要素整合的；而無論邊界如何定義，景觀都被各組織視為社會、文化、經濟與生態、生物、物理要素相互作用的復合系統[19]。

3.2 5個維度下的解決方案

盡管各組織對不同景觀空間的關注存在一定的交錯，但在切入工作的維度、視角和實施途徑上卻有著鮮明的機構特色。其中，人居署尤其側重于多方參與的空間實踐，考量的出發點和最終目標都是實現空間上均衡與和諧；環境署更擅長基于科學的決策與治理，優勢是在國土層面統籌全球的生態數據，以供科學研究、監測和輔助政策的制定；糧農組織視角更聚焦于食物供給的可持續性，因此對生產鏈條和自然要素價值、景觀管理方面有更針對性的指導（圖2）。而在可持續的融資協助方面，其實各個組織都或多或少涉足了這一領域，但關于生態系統經濟價值的討論大多作為氣候變化、碳中和等工作的一個構成部分，而針對性的成果則出版年份較早，也比較籠統。

圖2 人居署、環境署、糧農組織、開發計劃署在景觀干預措施相關工作的范疇與關注重點Fig.2 The working scope and emphasis of UN-Habitat, UNEP, FAO, and UNDP in the field of landscape interventions

4 不同國際機構的側重議題與指導工具解析

4.1 聯合國人居署——從空間實踐入手的綜合解決方案

聯合國人類住區規劃署是聯合國系統內所有城市化和人居問題的接口機構，致力于從社會和環境兩個方面推動城鎮的可持續發展。人居署在景觀治理、管理和干預措施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綠色基礎設施與公共空間提升方面，意圖通過開發綜合的規劃設計指南以及與綠地有關的評估工具，指引城市規劃設計和建設實踐。人居署的工作有如下特點：

（1）從景觀發展的理解角度來看，人居署始終強調城市與自然環境作為一個有機整體[20-21]，無論是在抽象的規劃建設管理過程中，還是在具體場所的實踐應用中，都非常強調生態系統—社會系統的銜接作用，在策略上十分注重對人類住區空間、建成環境與自然空間要素的平衡與交互作用。

（2）從行動抓手和研究重點來看，通常是從空間角度入手，聚焦于物理空間中呈現的具體社會問題，再通過對空間實體和景觀要素的改進，延伸到對制度、決策、管理等維度的思考和調整。

（3）從合作層級來看，人居署在這一領域的實踐更多在城市層級，主要是從城域、社區，乃至一個小的自然的或者公共的空間入手，對具體場地的語境有較強的針對性。

（4）從工作模式來看，人居署側重于通過制定設計指引、提供整合多維度要素的設計方案和推動多種類型利益相關者共同參與設計與評估過程的努力，來介入全球范圍內的城市發展。正因為這種模式，人居署在推動景觀建設方面的工作成果主要有綜合規劃設計原則、以項目為主導的空間實踐兩種類型。

4.1.1 綜合規劃設計原則：面向城市系統化運作的指導綱領

人居署通觀城市整體結構與規劃發展過程，將自然資源與綠色開放空間的發展視為與住房、基礎設施、經濟發展同等重要的地位，因此在多個綜合性的指導框架中對其進行了強調。其中，2015年發布的《城市與區域規劃國際準則》（IG-UTP）在原則7、原則8中明確了要在政策制定和規劃過程中關注自然資源、農業空間、綠色開放空間、生態系統、生物多樣性的保護[22-23]，這也體現了人居署對景觀治理相關空間類型和議題的關注范圍。

2012年發布的《綠色經濟的城市模式：與自然合作》（Urban Patterns for a Green Economy:Working with Nature）推廣了對景觀鑲嵌格局（Landscape Mosaic Pattern）理念的應用[24]。其中，“與自然合作”章節提出要“確定戰略景觀空間模式以保護關鍵生態過程”，包括突顯生態系統服務的經濟和文化價值，與生態過程合作，將城市視為一個生命系統以及讓開放空間富有成效等策略。2023年發布的《韌性和綠色的人類住區發展框架》（Resilient and Green Human Settlements Framework）則從氣候變化和抗災能力的角度重審人居環境的發展方式，提供了一個整合評估、開發、管理的政策指導文件[25]。最近發布的《未來城市與新經濟：綠色創新驅動碳中和》（Future Cities and New Economy, Carbon Neutrality Driven by Green Innovations）報告中，生態系統的碳中和作用被提到空前高度，尤其是關于森林治理方面，強調了健康的森林生態系統在碳匯及替代高碳足跡產品方面的潛在作用[26]。由此可見，人居署對景觀治理的討論通常是關于城鄉空間系統。

4.1.2 以項目為主導的空間實踐：公共空間設計與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法的應用實例

以項目實踐為導向是人居署工作的特點。以全球公共空間項目（Global Public Space Programme，GPSP）為代表，人居署與城市政府、合作伙伴共同開展在地實踐，在欠發達地區為當地政府和社區提供技術支持，形成了諸多定制化的實踐案例。

GPSP開發的《公共空間工具箱：從國際原則到地方政策與實踐》（Global Public Space Toolkit: From Global Principles to Local Policies and Practice）[27]提出應將改善城市生態環境與創造有吸引力的公共空間相結合，來減少環境風險，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國際導則或工具箱均以簡明、通用的語言編寫，因此，上述工具需要在具體場景的項目實踐中進行定制化處理，最終以實踐案例的形式呈現出來，才能為實踐者提供生動具象的參考。例如，以藍色經濟議程為目標的GoBlue計劃，選址在肯尼亞Kilifi海濱的Mazingira公園。該項目采用了GPSP特定公共空間評估工具[28]、“Block by Block”[29]與NbS（如大量引入紅樹林和其他本地植被保護公園免受海岸侵蝕，促進與自然相關的娛樂活動，同時保護相鄰的濱海濕地和海洋生態系統等）[30]。

這些以增強城市韌性為目標的景觀實踐具有廣泛的借鑒價值，但通常堅持以多維度的綜合的行動方式呈現，也因此，景觀治理、管理在其成果中并未得到突顯，只是包含在了所有的項目進程中。

4.2 聯合國環境署——以數據科學支撐的決策系統

景觀治理需要建立在對于自然環境和資源的科學認知基礎之上，其中包含了生物多樣性、長期和短期災害預警、水資源管理、海洋資源管理、大氣層空氣質量監控等等，這些都是系統中要著重考慮的要素。環境署的主要角色之一便是持續監測全球環境狀況，以增強科學見解與政策制定之間的聯系，并支持全球環境展望。因此，環境署開發了一系列以科學測量、實時監控和系統評估為基礎的數據平臺，以供政府進行景觀管理和科學決策。

4.2.1 持續的景觀動態審查：全球環境監測系統

實時監控和統一標準的分析是必不可少的基礎。全球環境監測系統（Globa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System，GEMS）服務的主要功能就是檢測、觀察、監測并進行自然和人工環境分析，為保持景觀狀況提供堅實基礎。GEMS用于預警（如水域、空氣、海洋等）各類自然災害，生成自然變遷模式分析，幫助決策者了解景觀變化，從而通過景觀管理應對不確定性[31]。其通過伙伴關系和聯盟來增強機構的科學決策能力，幫助決策者能夠優先考慮那些逐漸發生和突發性的環境風險，如行星限度（Planetary boundaries）和氣候變化影響。

GEMs監控系統與傳統環境監控方法論之間顯著的區別在于前者注重于前置性管理，即環境監控和景觀管理的預警系統，而后者主要在管理環節的下游進行滯后性管理。未來景觀管理中，以預警為主導的前置性管理能夠最大程度地降低經濟損失并優化系統設計，為決策者提供科學估算的有力依據。

4.2.2 預測、建模與解讀：戰略前瞻系統

戰略前瞻系統（Strategic Foresight System）是一個用于突顯環境變化熱點、探討新興科學課題、解決當代環境問題的平臺，提供結構化方法來預警新興問題、提供區域和全球環境的潛在威脅。因此，其能夠指導景觀管理過程，通過建模來預測未來10年、20年和50年的變化，協助區域規劃過程中的遠期決策，也能協助區域規劃的校準，促進其與景觀管理無縫銜接。

戰略前瞻系統的優勢在于通過科學推測生成多種預估場景，顯著減少了未考慮因素的可能性。決策者通常能夠制定多套備選方案，有效處理遠期規劃中的不可控因素。然而，該系統存在高負荷的數據處理和系統性組織協作的要求。從理論建模、標本數據采集到回歸模型驗證等一系列步驟，任何一個環節的誤差都可能導致研究結果的巨大偏差，進而影響科學判斷。因此，在采用戰略前瞻系統時，決策者應結合相應的輔助方法，例如使用GEMs進行持續觀測，以校正預估偏差。

4.2.3 技術力量支持全球環境狀況監測：全球資源信息數據庫

全球資源信息數據庫（Global Resource Information Database，GRID）由核心的數據科學家團隊組成，主要任務包括采集全球環境數據并及時轉化為可視化信息。該平臺處理和分析與自然資源問題相關的地理空間和統計數據，通過交互操作數據平臺（Web Services、API）以及交互式圖形、地圖等在線技術來集成、傳播和交流這些信息[32]。環境署與GRID簽署了長期合作的協議，這種機制讓技術方更好地了解和回應環境署的需求，從而從技術后勤服務發展成環境署創新的新力量。

GRID設計為一種去中心化的管理架構，非常契合景觀管理的工作流程需求。舉例來說，某些GRID技術中心專注于景觀經濟估算，而其他中心則負責自然資源的調控，以確保景觀管理在城市系統中在多個維度上得到有效管理。地理分布上，這些技術中心廣泛分散于全球各地，確保在數據采集方面的全面性。

然而，該系統存在過度依賴橫向管理的問題，缺乏垂直統籌和安排，導致了各自為營的風險以及在資金運轉方面的困難。這種風險決定了GRID的實際應用更適合在地區層面而非國家層面。為了提高系統的效能，有必要加強垂直管理，以便更好地應對各項挑戰，確保系統的協調性和可持續性。

4.3 聯合國糧農組織——供應視角出發的景觀資源管理

相比其他聯合國機構，糧農組織更為關注生物多樣性、生態系統服務與食品系統之間的關系，在景觀管理方面十分重視流域管理、綜合景觀治理、森林和景觀恢復、漁業實踐的整合（在農業灌溉系統和其他水系中結合漁業養殖的實踐等）、海域生態系統、城市區域食物生產系統、城市和城郊森林等。

這些方法綜合考慮了不同環境要素以實現生態系統的平衡。在“為人民、食物與自然服務的景觀”（Landscapes for People, Food and Nature，LPFN）項目下，糧農組織在2014年發布了《景觀干預空間規劃和監測》用戶手冊（Spatial Planning and Monitoring of Landscape Interventions:Maps to Link People with their Landscapes: A Users’ Guide，SPMLI），就團隊管理、收集地圖信息、訓練空間素養、八步法這4個方面提供了具體指導。而《生命景觀：可持續糧食和農業的景觀管理方法》（Landscapes for life: Approaches to landscape management for sustainable food and agriculture）則重點介紹了糧農組織的實際做法，提供了一系列關于領土開發、森林和景觀恢復以及城郊綜合系統的最佳實踐。

以兩個典型的工具箱為例：可持續森林管理工具箱（Sustainable Forest Management Toolbox，SFM）與漁業生態系統方法工具箱（Ecosystem Approach to Fisheries Toolbox，EAF）。其中，SFM項目集成了工具和個案，包括2011年發布的《森林治理評估和監測框架》（Framework for Assessing and Monitoring Forest Governance）[32]和《標準和指標：從政策到實踐加強可持續森林管理的工具》（Criteria & Indicators: A Tool for Enhancing Sustainable Forest Management, from Policy to Practice，C&I）[33]。而EAF則是一個分步驟的決策過程模板，讓管理者根據自己的漁業類型、資源和能力來決定最合適的工具[34]。

4.4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與聯合國環境署——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評估與融資協助

環境署非常注重使用經濟方法來解決環境問題的途徑，以便決策者確定自然資源的最佳利用方式，提出需要從管理、規劃與市場三個方面切入，將生態系統服務和生物多樣性納入城市發展政策制定中。其中，市場角度需要促進支付生態系統服務以提供經濟激勵，通過認證和標簽化來增強產品和服務[35]。2008年發布的《生態系統服務付款：入門》（Paymen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 Getting Started）[36]是一本言簡意賅的指南，之后又在2011年發布了《TEEB①TEEB全稱為The Economics of Ecosystems and Biodiversity。城市手冊：城市管理中的生態系統服務》（TEEB Manual for Cities: Ecosystem Services in Urban Management）[35]。

開發計劃署在《國際環境金融工具指南》（The International Guidebook of Environmental Finance Tools）通過審查來自30多個發展中國家的100多個環境金融案例，定義和分析現存的、使用中的主要金融工具，涉及扶貧能源、保護區、可持續農業和可持續林業4個領域[37-38]。該報告的一個有趣的結論是，發現大多數情況下國家只實施了少數金融工具（貸款、收費和補貼），但仍需要數年時間才能成功實施，因此，不建議決策者使用復雜工具，而應通過改進常用金融工具來更大限度地發揮影響[37]?！赌繕饲榫胺治觯═SA）：一種捕捉和呈現生態系統服務價值以供決策的新方法》（Targeted Scenario Analysis: A New Approach to Capturing and Presenting Ecosystem Service Values for Decision Making）分步介紹了這一創新分析方法，以幫助政策和決策制定、商業案例、投資選擇。政府和私營企業合作者可以通過TSA和城市發展決策角度生成生態系統管理的相關數據[39]。

5 5個維度解決方案的運作問題與需求

從現有成果來看，上述4個聯合國機構在相關議題上合作交流仍顯得非常有限，而這種工作領域割裂的現象也存在于廣泛的不同專業人群身上。經驗已表明景觀治理需要建立在跨領域、跨部門協作以及社會—生態互動的系統性思維基礎上，還需要整合技術解決方案以及生態科學[40]。這要求相關工作人員對景觀實踐全局和全過程有更清晰的認知，并掌握足夠實踐導向的工具來指導這些方法的運作。

5.1 需搭建環境科學與空間實踐、社會治理之間的橋梁

景觀研究從一開始就集合了社會、生態、文化多種維度，具有天然的跨學科屬性[11]。而且因其常需要贏得多個部門和各級的行動承諾，實踐過程一般都很復雜。環境人員通常在生態系統服務方面負有直接的責任，但他們的獨立工作只能實現有限的目標。

因此，亟需貫通環境科學、空間實踐與社會治理[19]，這要求上述5個維度的工作者在整合的知識網絡中進行復雜形式的學習：一方面，環境或數據科學研究者要以促進社會變革的動力參與到設計實施和管理過程中，因為可持續的解決方案是在社會進程中定義的，而不是在科學話語中[40]；另一方面，設計人員與項目管理者也需要增強證據意識與科學分析的基礎能力。以此為基礎，才能整合各領域的知識和策略，在具體場景中探討景觀治理、管理、經濟和社會效益整合協同的可行性，而這一職責也注定不會由單個機構或群體來承擔，而是由活躍在該領域的各個組織共同擔負[33]。

5.2 景觀空間實踐與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聯系有待尋求科學證據

一個行動方案的成功實施，取決于其良好的財政基礎和覆蓋運行成本的能力，包括啟動公共投資以產生經濟效益[15,22]。景觀干預措施要取得成果，不僅需要足夠的時間框架、利益相關者的承諾，還需要有針對性的投資[33]。

當前對景觀空間實踐給生態系統服務帶來的實際價值的研究成果仍差強人意。有效的定量分析方法和經濟視角的缺失，令景觀空間實踐對生態系統服務提升、碳中和、氣候減緩和適應目標的貢獻顯得不夠明確[41]，這將直接導致在資金吸引力和政治、社會關注度上的失利。

因此，還應繼續完善關于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研究，以科學數據為證據[33,40]，特別是在利益相關者的激勵視角下，要更準確地評估景觀干預措施的成本和經濟效益[15]，從而量化為碳中和與氣候減緩目標所作的貢獻。

6 總結

6.1 研究局限性

本文在研究過程中重點關注了與景觀治理緊密相關的4個聯合國機構的工作成果。由于研究時間和篇幅限制，本文對這4個機構之外的國際工作成果雖有提及，但未及展開探討。但廣泛的NGO（例如IUCN，ICLEI，Bioversity International, World Agroforestry，Rainforest Alliance,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等）在此領域成果也十分豐碩。

6.2 研究總結

通過解析聯合國作為政府間組織的項目實施的運作機制，研究展示了在實施景觀治理的實施過程中三個重要的觀點。（1）景觀治理是一個嚴謹的以科學和實時觀察為依據的動態過程，而不是一個結果。這個過程需要與空間戰略、經濟框架以及社會結構反復的校正。（2）景觀干預措施是一個跨經濟、社會和空間的整合性治理，需要5個維度的資源統一調度。（3）在全球氣候變化的大前提下，作為自然災害的緩沖帶、人類住區生計系統的鏈接層，景觀治理是一個會產生直接經濟效益的地域管理模塊。這三個觀點為政策制定者、研究者和設計師群體提供了有效的視角去重新定義景觀管理的戰略角色。

7 對中國的借鑒和建議

有效的景觀改善路徑與土地管理、生產性基礎設施、城市經濟發展策略及區域規劃密不可分，中國的實踐者和政策制定者應提高景觀管理的戰略地位。與此同時，聯合國機構的相關現有成果雖然較為宏觀、抽象，但其多樣的工作思路與結合多邊外交的工作模式，對中國在地實踐打破思維慣性具有重要意義。

7.1 景觀治理的技術合作與數據共享

從環境署和糧農組織的經驗來看，制定更精準的遠景戰略規劃需要基于數據的科學結論。數據監控和預測的關鍵在于多元參與進行數據比對、校正，但跨行政區，尤其是跨國界的景觀治理在技術合作、監控數據的共享道路上存在重大挑戰。政府之間數據協作困難的原因涉及信息安全、地緣關系等多個方面。但在中國境內，可以通過國土空間規劃框架的構建過程，加強各地景觀數據的統一性，促進跨地區的數據協作和監控數據共享。

此外，在中國與各個聯合國機構過去的合作過程中，尤為突出的一個問題是中國技術方案的社會語境甚至部分理論語言體系與國際通用體系有所不同。因此，一方面需要中國機構將研究的廣度擴大到多國語言體系，另一方面需要對研究和實踐成果進行高質量的轉譯，以實現更有效的相互學習。

7.2 生態環境領域的國際合作

景觀治理作為綠色發展和應對氣候變化的關鍵手段，可以成為中國打造更加完善的全球伙伴關系網絡的通道，從而助力中國提升國際形象、融入國際熱點議題、擴大在全球景觀治理層面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在全球景觀治理層面，中國的研究機構應積極參與國際景觀監測與評估標準的制定，開展政策研究、景觀技術應用與案例研究，并促進人員交流與能力建設等領域的國際合作。以增進更多國家對中國倡議、中國方案及中國經驗的認同和推廣，助力中國在全球生態治理中從重要參與者、貢獻者走向引領者的角色。

注：文中圖片均由作者繪制。

免責聲明：本文表達的均為個人觀點，不代表任何聯合國機構或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