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地區出土先秦兩漢時期鐵器研究現狀及相關思考

摘要：云南地區的青銅文化具有濃厚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風格，與青銅器一起出土的銅鐵合制器物也很多，如銅柄鐵劍、銅柄鐵矛等，此外，純鐵器物也發現不少。這些鐵器（即銅鐵合制器、純鐵器）的發現相對于青銅器的出土數量來說較少，但隨著近年來考古發掘的不斷深入，云南地區出土的銅鐵合制器和純鐵器越來越多，與過去相比有了新的發展，例如在鐵器的時代、種類、分布范圍上都有了較大的研究空間，所以學界對云南鐵器時代的關注也就更多了。

關鍵詞：云南；先秦兩漢；鐵器

冶鐵技術的誕生對人類歷史進程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恩格斯認為，鐵器的產生為手工業者提供了更加堅固銳利的工具，是其他材質工具所無法替代的，這就使得開墾更多荒地、開辟更廣闊的空間成為可能。鐵器的發明和廣泛使用，使人類能夠更好地開發和利用自然，整個社會經濟因此迅速發展起來。隨著鐵器時代的降臨，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隨之而來，經濟基礎的變革促使整個社會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云南地區擁有輝煌燦爛的青銅文明，研究文章不計其數，相比之下，學者們對鐵器的研究就稍顯薄弱。作為時代更替的重要組成部分，鐵器亦有巨大的研究價值。

近年來，隨著不斷對云南地區進行考古發掘，越來越多的考古學資料呈現在大眾面前，神秘的古滇國也不斷被探索，并且有了巨大的進展和突破，但是人們對于云南地區鐵器時代的社會發展狀況尚處于相對懵懂階段。綜合目前有關云南地區出土秦漢時期鐵器的研究性文章，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類：第一，器物的形式分析；第二，對出土鐵器的時代分析；第三，對其來源問題的討論。下面將對其進行一一回顧。

一、云南地區鐵器的出土情況及其分型定式研究

正式的考古發掘報告和簡報中都會對出土器物進行分型定式，這樣方便普通讀者以及研究人員對發掘地區出土器物的時代、類型、質地等方面有一個初步認識，也有利于后續的深入研究。云南地區出土的鐵器有兩種，一種為銅鐵合制器，另一種為純鐵器，隨著時間推移銅鐵合制器逐漸減少。目前云南地區出土鐵器的發掘地點和數量有：澄江市金蓮山墓地（84件）、江川縣李家山墓地兩次發掘（399件）、宜良紗帽山（5件）、石碑村兩次發掘（60件）、金砂山古墓地（71件）、呈貢天子廟（8件）、安寧太極山古墓群（3件）、石寨山古墓群（179件）、嵩明鳳凰窩古墓群（13件）、昆明市羊甫頭墓地（318件）、東川縣普車河墓地（3件）、曲靖市八塔臺墓地（61件）、曲靖市橫大路墓地（4件）、曲靖市瀟湘平坡墓地（20件）、大理大展屯2號墓（7件）、劍川鰲風山墓地（1件）、祥云檢村石棺墓（2件）、賓川紅土坡石棺墓（1件）、夕照寺土坑墓（2件）、賓川古底石棺墓（2件）、大理海東龜山（1件）、大理金梭島（1件）、寧蒗縣大興鎮古墓（1件）、永勝金棺龍潭墓地（8件）、昌寧墳嶺崗墓地（3件）、水富張灘古墓群試掘和正式發掘（8件）、水富樓壩崖墓（12件）、昭通象鼻嶺崖墓（7件）、昭通白泥井東漢墓（2件）、昭通雞窩院子漢墓（1件）、會澤水城（2件）、昭通得馬寨崖墓（1件）、個舊黑馬井墓地（1件）、瀘西石洞村大逸圃墓地（9件）。這些鐵器的年代為先秦至兩漢時期，幾乎所有的發掘報告中都對它們進行了分型定式，其中一部分銅鐵合制器與銅器的器型相似，所以分型定式時有些報告將它們放在一起進行劃分。撰寫報告者掌握一手資料，他們對器物類型的認識可能比后續研究者有更加直觀的體會，這也對后期研究中產生的鐵器本地制造說帶來了一定的參考價值。

綜合各地發現的鐵器資料來看，早期鐵器以銅鐵合制器為主，而銅鐵合制器中又以銅柄鐵劍為大宗。器物的分型定式，只有基于器物一定的量才更具有說服力。其實，對銅柄鐵刃劍加以分析，更能反映出一些實質性問題。張增祺在《云南的早期鐵器》《云南古代鐵的冶煉工藝及鐵器制作技術》兩篇文章中將銅柄鐵劍分為A、B、C、D、E五大類（見圖），通過對不同類型器物的制作工藝分析，得出其發展序列為自成發展序列的結論，其中A、C型時代較早，B、D型較晚，E型最晚，且銅柄鐵劍的器型來源于當地青銅劍的原型。這是對云南地區所出銅鐵合制器的首次整體分型定式，所得結論被廣泛認可。

二、對于云南地區出土鐵器最早使用年代的分析

對于云南地區最早使用鐵器的時代問題基本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應是在西漢時期開始使用鐵器；另一種認為是在春秋末戰國初開始使用。針對第一種觀點，考古界目前公認中國最早使用鐵器的時間應為公元前5世紀中葉，而云南地處西南邊陲，人力、物力自然是無法與中原地區相比，文化傳播滯后性的特點在此被放大，從而導致得出這樣的結論，但隨著云南地區考古材料的逐步增多，這一觀點開始被打破。曾在江川李家山墓地中第21號墓發現銅柄鐵劍1件，通過對其伴生的青銅器木柄進行C-14測定，最終確定其年代為公元前5世紀初。換言之，即春秋末戰國初云南地區已經出現鐵器。這一數據的提出，無疑對云南地區開始使用鐵器的年代定論做出了徹底的顛覆。此時一些學者覺得這個數據比較孤立，測年的準確性有待商議。然而，除此之外在麗江市寧蒗縣大興鎮古墓葬中的M5曾出土1件銅柄鐵刀，對其伴生的青銅劍進行對比分析，認為該墓葬年代早于西漢時期。通過上述墓葬中出土早于西漢時期的銅柄鐵刀分析，可以認為云南地區最早使用鐵器的時代應在春秋末戰國初。白云翔綜合分析各類研究資料，得出西南地區云貴高原一帶在戰國晚期前后開始制作和使用鐵器。

上述材料分析其實各有千秋，持西漢時期觀點的學者對于中原地區的實力分析過于夸大，有違客觀事實判斷，不過他們的擔心也不無道理。一個測年數據太過單薄，其真實可靠性值得商榷，但是不同意客觀事實的存在也是不妥當的。張增祺根據器物類型對滇西地區的時代劃分當然有一定道理，但是根據這些主觀判斷得出結論也稍顯不足。筆者認為，出現這個分歧歸根究底還應該討論鐵器的來源問題。原因在于如果是外地輸入鐵器，這樣最早使用鐵器的時代爭論就沒有討論本土制造進入鐵器時代來得重要了。

三、云南地區出土鐵器的來源問題

目前對此問題存在三種觀點：1.本土制造；2.外來傳入；3.原料外來，本地加工。

汪寧生和張增祺是持本地制造觀點的云南學者代表，他們通過器物類型分析，認為銅鐵合制器大部分是由滇式青銅器轉變而來的。張增祺還認為，云貴川相距甚近，不排除會有部分鐵器傳入。林聲也認為這些銅鐵合制器明顯是模仿當地青銅器制造的，認為云南地區當時已經擁有自己的制鐵工藝。

1935年，馮漢驥提出汶川縣石棺墓中發現的銅柄鐵劍與云南地區出土的器物相似，同時指出西漢時期“滇族尚未掌握冶鐵技術”，從而得出云南早期鐵器來源于四川。李家瑞據古文獻提出，石寨山出土鐵器均來自四川，東漢時期才能本土制造。除了四川輸入的主流觀點外，還有部分學者認為這是“里番文化”的傳入或者是斯基泰—西伯利亞文化類型。

另外一些學者綜合以上兩種觀點，提出了早期（戰國—西漢）為外來輸入鐵刃原料，而西漢中期及之后則為本地制造的觀點。童恩正認為，西漢時期云南地區未掌握冶鐵技術，只掌握制作技術。因制作較冶鑄而言相對簡單，所以當時可以利用一些廢料制出鐵刃，但是鐵銎就很難完成了，因此就用銅柄、銅銎來代替。他還引用民族學調查資料，即不會冶煉只會鍛造亦可生產鐵器的情況來佐證其觀點，并提出四川地區只提供原料，而加工者是滇族。蔡葵贊同此觀點，將石寨山出土的銅鐵合制器研究分為兩大類，銅銎鐵矛、銅銎鐵斧等器物與當地青銅器形制相同，應為本地制作而成。銅柄鐵劍與當地青銅器略有不同，劍身長度和格都有些許變化，但這都是一種工匠為了討好貴族而進行的繁文縟節的加工，所以也應為當地制作。但是，其鐵刃來源值得思考，因為這些鐵刃是材質很好的鋼材，而且云南地區沒有發現漢代及之前的冶煉遺址，而漢初成都平原西南的臨邛成為西南的冶鐵基地，從而可以推斷出晚期滇文化的鋼鐵原料來源于臨邛。宋治民也認為西南地區發現時代較早的鐵器，上限不過戰國，下限可至西漢。這些鐵器大多為小件器物，數量稀少，可能也恰巧說明是外來品，在西漢中期以后西南本土對于鐵的冶鑄和制造業完全成型。

就以上三種觀點來看，其論理、論據都是有事實依據的，所以都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筆者更加贊同本土制造觀點。根據對器物的觀察，銅鐵合制器確實和青銅器有相似之處，在石寨山早期發掘的一些報告中，還將銅鐵合制器歸為銅器一類。蔣志龍在《金蓮山墓地研究》中對于銅柄鐵劍的分型定式，也是按照青銅劍的分型定式進行歸類分析的，所以不得不承認這一事實的存在。至于產生分歧的原因，歸根結底是對于鐵器的冶煉鑄造技術相混淆從而產生了對于時間上的劃分分歧，希望在接下來的工作中能夠將上述情況進行綜合分析，從而得出更加科學的結論，以達到還原歷史真相的目的。

根據此次對前人研究資料的整理不難發現，對于云南地區出土鐵器的時代分析，大部分學者都在關注最早使用鐵器的時代，但是忽略了何時進入鐵器時代的問題，而且大部分研究關注點仍然是墓葬中出土的鐵器，聚落遺址出土的鐵器研究則較為少見。李曉岑教授通過科技手段對云南鐵器進行研究分析，對于鐵器的制作技術有了新的認識，并開始關注遺址中出土的鐵器，通過對劍川海門口遺址出土的鐵器進行制作技術分析，并結合測年數據得出人工鐵器出現的時間上限不過春秋，下限則至戰國。這一例證對于云南地區最早使用鐵器的時代算是一個標志性說明，但其測年數據仍然存在問題，文章中提到其上限可至商代，經過綜合分析，才舍棄上限數據。存在此類問題應該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雖然不盡如人意，但其測試數據依然可作為以后研究的重要參考。

近年來云南地區考古發掘了較多遺址，遺址中所發現的鐵制品不在少數，且比墓葬中的鐵器更加貼近于當時的社會生產狀況。遺址發掘有清晰的地層和時代序列，對于云南鐵器時代到來的研究工作可能更加具有說服力。當然，這也可能和新的發掘資料未能及時公布有關，為更好地了解當時的社會生活狀況，期待更多新的考古學資料出現，為中原一體化研究闡釋添磚加瓦。

產生上述爭論的原因，歸根究底是因為產地不清晰。由于沒有找到同時期的冶鑄遺址，一直無法對本土生產還是進口舶來得出結論，此問題不解決就難以找到證明云南鐵器時代上限的確鑿證據，希望進一步加強對云南地區冶煉遺址的調查和發掘工作。根據過往在云南地區開展調查及發掘工作來看，筆者偏向于早期鐵器本土制作的觀點，云南是有色金屬王國，而且部分礦藏埋藏很淺顯，古滇人有著精湛的鑄銅技術，這些都有可能催生冶鐵鑄造業的硬性條件。隨著發掘和調查的不斷開展，一定會出現更多有用的信息來佐證這一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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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邢翔宇（1992—），男，漢族，山西大同人。碩士研究生，考古學及博物館學專業，文博助理館員，研究方向：秦漢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