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教育匹配對生育意愿與行為的影響研究

徐洋洋 胡耀嶺

一、引言

生育水平是決定人口發展趨勢的主要因素，也是生育政策研究的重要焦點。進入21 世紀以來，我國育齡婦女生育水平長期持續處于低位，2010 年“六普”時的總和生育率甚至達到1.18。為扭轉這一局面，國家于2013 年、2015 年、2021 年三次調整生育政策，力求釋放生育潛能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隨著政策生育空間的擴展，生育規模從2011 年的1600 萬緩慢上升至2016 的1786 萬，年均增速為2.33%，后轉而下降至2022 年的956 萬，年均下降138 萬，人口出生率創歷史新低，僅為6.77‰，可見生育政策調整并未引起生育數量顯著增加。伴隨生育水平日益低迷的是女性相對教育水平大幅提升。受教育水平提高不僅增加女性實際收入水平，提高個體時間價值，而且改變生活與婚姻的價值觀念，逐漸增加個體獨立性與自主性。①陳友華、孫永?。骸渡呒捌渑涮字С执胧赫J知偏誤與政策偏差》，《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 年第4 期。因此，隨著外部政策作用式微與女性個體生育自主性增強，亟需從家庭層面分析女性生育行為的影響因素，探尋形成長期低生育現象的主要機制，有效提升我國育齡婦女生育水平。

婚姻作為家庭產生的基本前提，是維持子女撫育的重要社會制度，夫妻間的婚姻匹配模式一定程度上決定了生活滿意度與婚姻穩定性，進而影響著家庭層面的生育決策行為。那么，隨著女性個體教育水平提升與經濟獨立能力增強，夫妻間婚姻教育匹配程度是否影響女性生育意愿與行為？ 婚姻教育匹配通過何種路徑影響女性生育意愿與生育行為？ 面對不同收入水平、不同區域與城鄉的家庭而言，婚姻教育匹配對生育意愿的影響是否存在異質性？ 基于此，本文構建家庭內部生育決策模型，利用中國社會綜合調查數據（CGSS2017），將家庭婚姻、教育水平與女性生育意愿和行為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下，在充分考慮教育與收入相關性的基礎上構建婚姻教育匹配指數，實證檢驗婚姻教育匹配對女性生育意愿與行為的影響程度及路徑機制，有助于了解女性生育意愿與行為的影響因素并把握應對低生育率的政策導向，促進我國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二、文獻綜述

生育意愿作為實際生育行為的指向標，不僅受到教育水平提升帶來的直接影響②Becker S O，Cinnirella F，Woessmann L.，“The Trade-off Between Fertility and Education: Evidence from Before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Vol.15，No.8，2010，pp.177-204.，還會受到夫妻婚姻教育匹配差距所產生的間接影響?，F有研究針對女性的生育意愿與行為及其影響因素、婚姻匹配模式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理想層面的生育意愿與現實層面的生育行為緊密相連，通過了解個人生育意愿能夠洞悉生育行為。一方面，已有研究關注生育意愿的測量。生育意愿是出于個人與家庭對于子女的偏好并考慮到限制條件后的生育表達。作為一個多梯度概念，具有不同的衡量方式，現有研究主要以理想子女數、期望子女數以及打算生育子女數來進行測度③鄭真真：《生育意愿的測量與應用》，《中國人口科學》2014 年第6 期。，依次接近女性真實生育水平，但仍存在一定偏離現象。當前我國城鄉居民的生育意愿已低于更替水平，越年輕的出生隊列其生育意愿越低④王軍、王廣州：《中國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意愿與生育行為差異研究》，《人口學刊》2016 年第2 期。。另一方面，生育意愿作為微宏觀因素互動的結果。就宏觀層面來看，經濟社會發展轉型必然伴隨著生育意愿的降低。我國不僅存在鮮明的人口政策介入特征⑤王軍、王廣州：《中國三孩政策下的低生育意愿研究及其政策意涵》，《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 年第2 期。，而且社會保障、公共服務、住房負擔、收入不平等等諸多宏觀因素均對生育意愿產生顯著影響①王天宇、彭曉博：《社會保障對生育意愿的影響：來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證據》，《經濟研究》2015 年第2 期；Lovenheim M F，Mumford K J，“Do Family Wealth Shocks Affect Fertility Choices?Evidence from the Housing Market”，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95，No.2，2013，pp.464-475；於嘉、周揚、謝宇《中國居民理想子女數量的宏觀影響因素》，《人口研究》2021 年第6 期。；就微觀層面而言，女性生育能力會隨著個體年齡發生變化，同時身體狀態與生殖能力等個體因素②Virtala A.Childbearing，“the Desire to Have Children，and Awareness about the Impact of Age on Female Fertility among Finnish University Students”，The European Journal of Contraception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Care，Vol.16，No.2，2011，pp.108-115.，職業選擇與朋輩壓力等環境因素③Murphy M，Knudsen L B.，“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Fertility in Contemporary Denmark：The Effects of Number of Siblings （full and half），Birth Order，and Whether Male or Female”，Population Studies，Vol.56，No.3，2002，pp.235-248.，生活滿意度與婚姻穩定性等家庭因素也會對女性生育意愿與行為產生影響④楊雪、謝雷：《主觀幸福感、婚姻滿意度與當代青年的生育安排》，《人口學刊》2022 年第2 期。，尤其是隨著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增加了生育機會成本并推遲生育時間，從而降低整體生育水平⑤周曉蒙：《經濟狀況、教育水平對城鎮家庭生育意愿的影響》，《人口與經濟》2018 年第5 期。?？偠灾?，女性生育意愿日漸低迷已成不爭事實，宏觀層面與微觀層面的生育意愿影響因素探究逐漸豐富，但是女性生育意愿與行為作為家庭內部決策結果，多由夫妻雙方共同協商決定，更需從家庭視角探究其影響因素。

第二，婚姻搜尋與匹配作為家庭產生的前提條件，影響著家庭內部成員的個人福利水平?；橐鍪袌鲋须p方為追求自身經濟利益最大化，通常會選擇與自己具有相似特征的人進行匹配，實現穩定的婚姻匹配機制。⑥Becker G S，.“A Theory of Marriage：Part I”，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81，No.4，1973，pp.813-846.按照雙方某一特征是否保持一致可以將婚姻匹配類型劃分為“同類匹配”與“梯度匹配”⑦Mare R D.，“Five Decades of Educational Assortative Mating”，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56，No.1，1961，pp.15-32.，若考慮到不同的匹配維度，也可進一步細分為年齡匹配、社會地位匹配、職業匹配、教育匹配及收入匹配等⑧李建新、王小龍：《初婚年齡、婚齡匹配與婚姻穩定——基于CFPS2010 年調查數據》，《社會科學》2014 年第3 期；Choo E S，Siow A.，“Who Marries Whom and Wh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14，No.1，2006，pp.175-201.。隨著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有關婚姻教育匹配模式的探討逐漸增加。王立軍等⑨王立軍、王玥、胡耀嶺：《中國教育獲得性別差異逆轉下婚姻有效供給匹配失衡研究》，《中國人口科學》2022 年第3 期。指出我國女性受教育程度與男性的差距逐漸縮小，甚至性別教育的差異發生逆轉，“女高男低”的新格局正在逐漸形成?；橐鼋逃ヅ淠Ｊ綄嶋H是夫妻雙方教育程度的相互比較，受教育程度較高的一方通常能夠掌握更多的經濟社會資源⑩李安琪：《父母的婚姻教育匹配與子女學業表現》，《社會》2022 年第2 期。，在家庭內部決策過程中具有更多的話語權；但是目前婚姻教育匹配的衡量多為夫妻雙方教育水平的同質性對比，因而需要充分考慮受教育程度與個體收入水平之間的相關性，全面科學地衡量婚姻教育匹配程度。

第三，生兒育女作為婚姻延續的重要紐帶，夫妻雙方博弈過程中女性的受教育程度與經濟狀況會決定其家庭談判能力，進而會影響生育意愿與生育行為。對女性而言，生育行為會降低女性的健康福利[11]宋月萍、宋正亮：《生育行為對老年女性健康的影響》，《人口研究》2016 年第4 期。，容易產生產后焦慮、抑郁等心理疾病與妊娠期高血壓等生理疾病，同時受到“男主外、女主內”傳統性別分工思想影響，女性承擔了撫育子女過程中的主要責任，這將降低女性的勞動參與率、阻礙人力資本投資與職業發展，使其遭受不同程度的“母職懲罰”①王鵬、吳愈曉：《養育子女對社會網絡資源的影響：母職懲罰和父職獎賞？ 》，《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 年第3 期。，以至于女性所付出的生育養育成本遠高于男性，使得生育意愿呈現出男高女低的顯著特點②石智雷、鄭州麗：《性別視角下生育意愿研究》，《財貿研究》2023 年第6 期。。Manser&Brown③Manser M E，Brown M.，“Marriage and Household Decision-Making：A Bargaining Analysis”，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Vol.21，No.1，1980，pp.31-44.曾將家庭內部的一系列決策視為家庭博弈的結果，女性的生育意愿與行為便是家庭生育決策最直接的反映。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與經濟地位的獨立將成為女性在家庭內部博弈過程中的重要談判籌碼，決定了女性在談判過程中能否掌握足夠的話語權。由此可見，不同婚姻匹配模式影響著夫妻雙方博弈過程中的優勢地位，進而可能影響女性的生育意愿并改變家庭生育決策。

綜上所述，現有文獻對女性生育意愿的影響因素與婚姻匹配模式進行了大量探究，多關注經濟社會等宏觀層面的影響因素，但是使用宏觀政策措施調控微觀生育行為效果甚微，首先，更需從個人與家庭層面深入思考并精準施策以提升女性生育意愿；其次，重視女性受教育程度對生育意愿與行為的影響，卻忽略生育行為是家庭決策的結果，夫妻雙方受教育程度所決定婚姻教育匹配模式同樣會對生育決策產生重要影響；最后，婚姻匹配模式多以對比質性分析為主，如婚姻教育匹配以“男高女低”的簡單比較并借助虛擬變量進行表示，同時與受教育程度提升相伴的是收入水平的增加，這也決定了高等教育婚姻匹配與低等教育婚姻匹配存在明顯差異性?；诖?，本文將探究婚姻教育匹配對女性生育意愿與生育行為的影響，可能的邊際貢獻包括：（1）構建婚姻教育匹配指數，以不同教育層次的平均收入水平對婚姻教育匹配程度進行賦權，區分不同教育水平的婚姻匹配的差異性，避免了傳統的婚姻教育匹配中“男高女低”、“丈夫高一級”等無差異的測度方式；（2）構建家庭內部生育決策模型，從理論上分析婚姻教育匹配與生育決策之間的關系，并通過實證計量模型進行檢驗；（3）探究婚姻教育匹配對女性生育意愿與行為產生的異質性及其影響機制，有針對性地提出相關建議提升我國育齡女性生育意愿。

三、理論分析

我國家庭生育養育成本分擔模式已經發生變化，經濟供給模式由“男性養家”轉變為“夫妻共同養家”，而家庭養育模式仍然保持“女性參與”為主，無疑增加了女性兼顧家庭與工作的壓力。隨著女性受教育水平與社會經濟地位的提升，其在家庭內部的相對優勢逐漸增加，為了保證自身效用水平而存在與丈夫不同的生育意愿。借鑒McElroy and Horney、Eswaran④Eswaran M.，“The Empowerment of Women，Fertility，and Child Mortality：Towards a Theoretical Analysis”，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Vol.15，No.3，2002，pp.433-454；McElroy M B，Horney M J.，“Nash-bargained Household Decisions：Toward a Generalization of the Theory of Demand”，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Vol.22，No.2，1981，pp.333-349.的研究并進行拓展，構建家庭內部生育決策模型。假設婚姻市場的個體是充分理性的，已婚家庭僅包括丈夫（H）與妻子（W），面臨生育意愿與行為的抉擇。夫妻雙方會根據自身健康水平、家庭經濟狀況等因素決定生育子女的數量。假設uH（c）與uW（c）分別代表夫妻雙方家庭消費為c 時的效用，則夫妻雙方決定生育子女數量所獲得的效用分別為：

其中，y 表示家庭收入水平，n 表示夫妻意愿子女數或實際子女數，b 代表女性在生育與撫養期間的成本?？紤]到我國長期受到傳統性別分工思想影響，女性往往承擔更多生育、養育成本，包括花費在孩子身上的時間成本與機會成本，同時女性的生育行為是以健康為代價，生育胎次增加會顯著降低女性壽命，并且產中會產生妊娠期高血壓疾病影響生理健康，產后出現抑郁癥的比例更是高達24.2%—32.53%，嚴重損害心理健康并造成沉重的生理成本①張小松、趙更力、陳麗君、狄江麗：《產后抑郁發生、轉歸及其影響因素》，《中國婦幼保健》2009 年第22 期。。因此，在效用函數引入一個乘法因子D（n），表示相對丈夫而言，妻子因生育行為而導致自身效用下降的比例，即：

對于所有的n，存在D（n）＞0，D'（n）＜0。

假設妻子的談判能力（Bargaining Power）為γ（EM），丈夫的談判能力則為1-γ（EM），EM 代表婚姻教育匹配差距，即妻子與丈夫受教育水平的差距，且γ'（EM）＞0，即妻子在婚姻教育匹配中所占據的優勢越大，在家庭內部決策過程中談判能力越強。當γ=0 或1 時，生育決策僅由夫妻中的一方所決定。隨著女性相對教育水平提高及經濟獨立性增加，妻子談判能力γ 也隨之增加。一般情況下，生育子女數量是夫妻雙方共同決定，即0＜γ＜1。那么在夫妻博弈過程中，最終生育子女數由非對稱納什均衡解給出。則生育子女數為家庭帶來效用為：

因此，非對稱納什均衡解使得夫妻雙方效用加權平均最大化，權重分別γ 是與（1-γ）。對（4）式關于最大子女數n 求一階導與二階導，令一階導等于0、二階導小于0 求其極大值。即：

四、數據來源與模型構建

（一）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2017 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庫（CGSS 2017)，該數據庫收集了社會、社區、家庭與個人多層次數據，樣本覆蓋全國31 個省份（自治區、直轄市），滿足隨機性與代表性，具有較強權威性與時效性。CGSS2017 年數據完成有效問卷12582 份。根據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對抽樣調查樣本進行篩選處理，主要處理方法如下：首先，本文研究對象是女性生育意愿與生育行為，剔除樣本中性別為男性的樣本；其次，本文研究內容主要討論夫妻雙方的婚姻教育匹配程度，剔除樣本中未婚、離異與喪偶的樣本；最后，剔除存在“拒絕回答”、“不確定”、“不知道”等數據缺失樣本。完成有效樣本篩選后，最終保留樣本4274 個。

（二）變量選取

（1）被解釋變量：選擇女性生育意愿與實際生育行為兩個被解釋變量。其一，生育意愿以問卷中“如果沒有政策限制，您希望有幾個孩子？ ”的回答進行衡量；其二，生育行為以問卷中“請問您有幾個（親生）子女？ 男孩與女孩分別為幾個？ ”的回答進行加總來表示。

（2）核心解釋變量：婚姻教育匹配指數。以往研究中，關于婚姻教育匹配多為夫妻雙方教育水平的簡單對比劃分，以“同質婚”“夫高妻低差1 級”“夫低妻高差1 級”等虛擬變量表示①牛建林：《夫妻教育匹配對男性平等分擔家務的影響》，《人口與經濟》2017 年第2 期。，但這種婚姻教育匹配測量方法存在一定不足，例如妻子為初中學歷、丈夫為小學學歷與妻子為本科學歷、丈夫為高中學歷的婚姻教育匹配度雖然相同，但是隨著學歷層次提高與收入水平提升，高學歷與低學歷層次的婚姻教育匹配相差一級難以相提并論。因此，本文在衡量夫妻教育水平差異的基礎上，以收入作為權重進行賦權，構建婚姻教育匹配指數，確保隨著教育程度提高與收入水平增加，不同教育層次的婚姻匹配具有異質性。具體表達如下：

其中，eduw、eduh分別代表妻子與丈夫的受教育水平，wmax 是指最高受教育群體（本文指研究生及以上學歷）的平均年收入水平，wwi、hwi 分別代表妻子與丈夫實際受教育程度所對應的平均年收入水平。若妻子受教育水平高于丈夫，則Edu_matchingi＞0，且兩者教育差距越大，在收入水平作用下，Edu_matching 值越大；同理，若妻子受教育水平低于丈夫，則Edu_matchingi＜0，當夫妻教育水平相同，Edu_matchingi=0。根據圖1 可以發現，不同婚姻教育匹配程度的女性意愿子女數在1.86—2.10 之間，隨著婚姻教育匹配指數增加，妻子的生育意愿越低，初步來看二者呈負相關關系。

圖1 不同婚姻教育匹配程度與女性生育意愿

（3）控制變量：包括個人層面與家庭層面變量。就個人層面而言，將女性宗教信仰、政治面貌、年齡區間、婚姻態度及健康狀況作為控制變量。其中，若無宗教信仰賦值1，否則為0；若為中共黨員，政治面貌賦值為1，否則為0；女性年齡區間劃分為18—34 歲、35—49 歲、50—64 歲及65 歲及以上四個區間；婚姻態度以婚前性行為、婚外性行為及同性性行為認同程度的加權平均值表示；健康狀況按照其健康程度由很不健康到很健康依次賦值1—5。就家庭層面而言，將家庭住房面積、自評家庭經濟地位、夫妻雙方受教育程度、養老觀念及養老保險等變量納入模型中。其中，夫妻雙方受教育程度以妻子受教育程度與丈夫受教育程度之和表示；養老觀念以是否準備依靠子女養老表示，若依靠子女養老賦值為1，否則賦值為0；養老保險變量以是否參加商業養老保險衡量，若參加商業養老保險賦值為1，未參加賦值為0。此外，控制調查訪問所在省級固定效應，以消除省份經濟發展水平對女性生育意愿與生育行為的影響差異。

（4）中介變量：生活滿意度以問卷中詢問被訪者“您覺得您生活是否幸福？ ”的回答表示，既包含了妻子對日常生活幸福度的主觀評價，也包含了妻子對婚姻幸福程度的評價，從非常不幸福到非常幸福依次取值為1-5；性別角色轉換度衡量當前性別平等認知程度，以女性對以下四個問題認同程度的加權平均來表示，分別為“男人以事業為重，女性以家庭為重”“男生能力天生比女性強”“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在經濟不景氣時應該先解雇女性員工”，取值1—5 依次為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其值越小，表示女性性別平等觀念越濃厚，角色轉換度越高。

（三）描述性統計

表1 為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析。女性生育意愿的平均值為2.009 個，實際生育子女數平均值為1.747 個，均低于更替水平，生育偏離程度均值為0.262 個；婚姻教育匹配指數均值為-0.671，說明我國婚姻教育匹配程度整體仍呈現“男高女低”現象。女性養老觀念逐漸發生轉變，期望依靠子女養老的家庭規模已經低于50%；商業養老保險的參保率仍然較低，僅不超過10%的人購買商業養老保險。生活滿意度均值為3.889，整體比較滿意，性別角色轉換度的均值為2.787，體現性別平等認同程度不斷提高。

表1 變量描述性統計

（四）模型構建

考慮到女性生育意愿與生育行為兼具離散性與排序性特征，為了探究婚姻教育匹配對女性生育意愿與生育行為的影響，本文使用Order-logit 模型進行回歸分析。模型中不同女性生育意愿與生育行為取值的概率為：

其中，F_Di表示第i 個女性意愿子女數或實際子女數，其取值為{0，1，...，n}，X 為解釋變量向量集合。則回歸方程為：

其中，P（F_D＞n|X）表示生育意愿大于n 個累積概率，P（F_D≤n|X）表示生育意愿小于等于n 個的累積概率，Edu_Matching 表示婚姻教育匹配指數，xi表示相關控制變量，εi為誤差項。

五、實證結果分析

（一）基準回歸結果

表2 報告了婚姻教育匹配與女性生育意愿、實際生育行為的回歸結果，均控制了省份固定效應。第（1）和（3）列被解釋變量為女性意愿子女數，婚姻教育匹配的系數為-0.023，加入控制變量后，婚姻教育匹配指數仍與女性生育意愿呈負相關變動關系，并在5%水平上顯著，即婚姻教育匹配指數越大，女性的相對教育水平與經濟地位越高，生育意愿下降的可能性越大。第（2）和（4）列被解釋變量為女性實際子女數?；橐鼋逃ヅ渲笖翟酱?，實際生育子女數量也越少，加入控制變量后仍顯著抑制了女性生育行為。第（5）列以生育偏差為被解釋變量，由意愿子女數與實際子女數之差表示?；橐鼋逃ヅ渲笖翟酱?，生育意愿與實際生育行為的偏離程度增加的概率越高。由于婚姻教育匹配差距擴大，女性相對受教育水平提高，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概率上升，生育子女的機會成本增加，從而難以維持生育意愿數量，擴大生育意愿與行為的偏離程度。

表2 婚姻教育匹配對生育意愿與生育行為的回歸結果

就控制變量來看，出生隊列越早的女性，生育意愿與實際生育行為越高?；橐鰬B度趨向現代化的女性意愿子女數與實際子女數往往越少，由于受經濟社會發展與時代生育氛圍的共同作用，年輕女性的婚姻態度更加現代化，趨向于少生。家庭住房面積在1%顯著性水平下提升女性的生育意愿與生育行為，由于我國存在“買房安居”的傳統觀念，兒女成婚多需要單獨購置房產，以提高個人與家庭的歸屬感與安全感，那么家庭住房面積越大，子女成婚時購房壓力越小，對生育意愿具有明顯的正向促進效應。夫妻教育年限之和越高，擁有高生育意愿的概率越低，越傾向于少生優育。此外，養老觀念對女性的生育意愿與行為也存在顯著影響，期望年老時由子女養老的家庭會存在更高的生育意愿與生育行為，與已有研究保持一致。①王天宇、彭曉博：《社會保障對生育意愿的影響：來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證據》，《經濟研究》2015 年第2 期。

（二）穩健性檢驗

為了保證結果的穩健性，本文進行了一系列穩健性檢驗。首先，替換核心解釋變量。借鑒何林浩、陳夢①何林浩、陳夢：《夫妻博弈與家庭生育率——對我國生育率下降的一個解釋》，《世界經濟文匯》2021 年第4 期。的做法，選擇傳統婚姻匹配的衡量方式，使用妻子與丈夫受教育水平之差來衡量婚姻教育匹配程度。根據表3 第（1）與（2）列所示，妻子的教育水平越高于男性，其意愿子女數與實際子女數減少的概率越大。其次，更換模型回歸方法，使用普通線性估計方法OLS 進行估計，如（3）與（4）列所示，夫妻婚姻教育匹配指數每增加1 個單位，意愿子女數會減少0.019 個，實際子女數也會降低0.014 個。最后，由于女性意愿子女數與實際子女數均為非負計數變量，選擇使用泊松回歸（Poisson）繼續估計，如（5）與（6）列所示，控制其他變量后，婚姻教育匹配指數增加同樣會抑制女性的生育意愿與生育行為，且在5%置信水平上顯著?？梢园l現，這些結論均與基準回歸保持一致，進一步保證了本文結論的穩健性。

表3 婚姻教育匹配對生育意愿與生育行為的穩健性檢驗

（三）內生性討論

上述回歸結果可能由于內生性問題存在估計偏誤，繼續討論內生性問題。本文主要的內生性來源包括：（1）遺漏變量，女性的生育意愿與實際生育行為往往受到某些不可觀測因素的影響，如人生經歷、性格特征、感情經歷等因素，這些因素難以量化而常被忽略，需進行控制以保證回歸結果的偏誤盡可能減??；（2）選擇偏誤，由于婚姻教育匹配指數越大的女性，受教育水平相對更高、生育意愿較低，而具有低生育意愿的女性為躲避“母職懲罰”，也可能會選擇受教育程度比自己低的男性成婚，由此產生自選擇偏差(self-selection)導致的內生性問題。本文選擇工具變量法與傾向匹配得分法來緩解內生性問題，保證回歸結果的穩健性。

1.利用工具變量法解決遺漏變量問題

借鑒Billari 等①Billari F，Giuntella O，Stella L.，“Does Broadband Internet Affect Fertility”，Population Studies，Vol.73，No.3，2019，pp.297-316.構造工具變量的思路，選擇位于同一調查省份除被訪者本人以外的其他被訪者，并求其婚姻教育匹配指數的均值作為工具變量來緩解遺漏變量所導致的內生性問題。從表4 中可以看到，第（1）列為第一階段回歸結果，F 統計量顯著大于10，表示工具變量與婚姻教育匹配具有顯著相關性；第（2）列與第（3）列分別為以意愿子女數和實際子女數為被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可以發現，Kleibergen-Paaprk LM 統計量和Cragg-Donald Wald F 統計量遠大于其臨界值，通過識別不足檢驗及弱工具變量檢驗。隨著女性在婚姻教育匹配中的優勢越大，女性的生育意愿與生育行為下降越多，且實際子女數的下降幅度大于意愿子女數。

表4 婚姻教育匹配與生育意愿、生育行為的內生性檢驗

2.利用傾向得分匹配解決選擇偏誤問題

借鑒Rosenbaum & Rubin①Rosenbaum P R,Rubin D.，“Constructing a Control Group Using Multivariate Matched Sampling Methods that Incorporate the Propensity Score”，The American Statistician，Vol.39，No.1，1985，pp.33-38.的方法，按婚姻教育匹配程度將總樣本分為兩部分，以婚姻教育匹配模式為女性教育程度高于男性（婚姻教育匹配指數＞0）的樣本作為處理組，將匹配模式為夫妻教育水平相同或丈夫教育程度高于妻子（婚姻教育匹配指數≤0）的樣本納入控制組，使用Logit 模型計算傾向得分值再進行匹配。為檢驗PSM 的有效性，繪制處理組與控制組的核密度分布圖，圖2 為使用近鄰匹配1∶1 法的匹配結果，可以發現匹配前，處理組與控制組分布存在一定差異，其峰值相差較大；在匹配之后，控制組與處理組的分布較為一致，匹配效果較好。

圖2 匹配前后核密度分布圖（以近鄰匹配1∶1 為例）

表5 回歸結果顯示，采用五種不同匹配方法的估計結果基本保持一致，表明傾向匹配得分的結果具有良好的穩健性?？梢钥吹?，不論采用何種匹配方法，平均處理效應均保持在-0.09—-0.12 之間，并至少在10%顯著性水平上成立。由此可知，婚姻中妻子受教育程度偏高的婚姻匹配模式會顯著降低女性的生育意愿與生育行為，再次驗證了基準回歸中的結論，具有一定穩健性。

表5 不同匹配方法的結果對照

（四）異質性分析

為了分析不同類型家庭的婚姻教育匹配對生育意愿與生育行為的影響，繼續將所有樣本按照收入高低、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城鄉、所屬地區及意愿子女性別進行分組回歸，回歸結果如表6 所示，由于篇幅限制，僅展示生育意愿的回歸結果。

表6 婚姻教育匹配對生育意愿的異質性分析

首先，家庭收入水平是影響女性生育意愿與生育行為的重要因素。根據CGSS2017 年數據計算發現家庭收入水平的中位數約為45000 元，將夫妻收入之和高于45000 元的家庭設定為高收入家庭，剩余的劃分為低收入家庭。發現婚姻教育匹配指數增加對低收入家庭的女性生育意愿抑制作用顯著大于高收入家庭。這可能是因為，相對低收入家庭而言，高收入家庭夫妻雙方的受教育水平相對更高，一定程度上縮小夫妻間教育差距與收入差距，同時高收入家庭的女性面臨著更高的生育機會成本，從而使得其生育意愿本就較低，婚姻教育匹配指數所產生的生育抑制作用相對較小。

其次，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對女性生育意愿也會產生影響。若按照夫妻雙方是否接受高等教育來看，在雙方均未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家庭中，隨著婚姻教育匹配指數增加，妻子的意愿子女數減少的可能性更大，而對于至少有一方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家庭，婚姻教育匹配差距的擴大對生育意愿的影響并不顯著，主要源于這一類型家庭受到生育機會成本與生育文化觀念束縛，更加重視孩子質量而非數量，從而保持較低的生育意愿。若按照妻子的戶口登記狀態將所有樣本劃分為農村與城市家庭，發現不論城市家庭還是農村家庭，婚姻教育匹配的系數均為負，農村家庭婚姻教育匹配指數對女性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明顯大于城市家庭，這主要是因為，農村地區“男主外、女主內”等傳統觀念更加明顯，以至于妻子的生育、養育成本遠比丈夫更高，因而婚姻教育匹配指數一旦增加，其對農村女性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更大；若按照調查所在區域劃分，對于東部和西部地區家庭，夫妻婚姻教育匹配指數越大，女性的生育意愿越低，而對于中部地區家庭而言，夫妻婚姻教育匹配未對生育意愿產生顯著影響。

最后，生育意愿的衡量不止包括生育的數量，還包括子女的性別偏好。①張霞、夏巧娟：《生育意愿與生育率研究進展》，《經濟學動態》2018 年第12 期。傳統性別偏好會影響女性意愿子女數，引致出生性別比失衡。本文按照不同性別的意愿子女數進行劃分，發現婚姻教育匹配指數越大，對意愿男孩數將產生顯著的抑制作用，即妻子的教育水平越高于男性，其意愿男孩數減少的可能性更大，對意愿女孩的數量并無顯著影響。這可能是因為，隨著社會生育文化轉變，傳統的“男孩偏好”在女性生育群體中的地位逐漸式微，以至于妻子的相對教育水平越高，對意愿生育男孩數量的抑制作用越明顯。

（五）機制分析

為了探究婚姻教育匹配對女性生育意愿與生育行為的影響路徑，借鑒江艇①江艇：《因果推斷經驗研究中的中介效應與調節效應》，《中國工業經濟》2022 年第5 期。的方法，只考察婚姻教育匹配對中介變量的影響，以克服原有中介效應模型存在的內生性問題。模型構建如下：

其中，被解釋變量life_satisfaction 為生活滿意度，role_transformation 為性別角色轉換度，α1為婚姻教育匹配對中介變量的影響程度，其他與前文保持一致。

一方面，根據表7 第（1）列可知，婚姻教育匹配的回歸系數為-0.019，且在5%置信水平上顯著，說明婚姻教育匹配指數越大，妻子生活滿意度越低。由于本文研究對象僅為已婚婦女，生活滿意度不僅包括妻子對日常家庭生活滿意度的評價，也涵蓋女性對婚姻生活的主觀評價。女性對生活與婚姻的主觀感受往往影響著未來生育計劃，若生育一個孩子后生活滿意度與婚姻滿意度降低，均會顯著降低妻子的生育意愿，并改變生育行為①楊雪、謝雷：《主觀幸福感、婚姻滿意度與當代青年的生育安排》，《人口學刊》2022 年第2 期；Luppi F，Mencarini L.“Parents’Subjective Well-Being after Their First Child and Declining Fertility Expectations”，Demographic Research，Vol.39，No.9，2018，pp.285-314.，同時日常生活中女性對公共服務、公共教育及自身就業等方面滿意程度作為生活滿意度的具象化表現，亦會顯著影響女性的生育意愿②魏煒、林麗梅、盧海陽、鄭思寧：《主觀幸福感、公共教育滿意度對居民二孩生育意愿的影響——基于CGSS 實證分析》，《社會發展研究》2019 年第6 期；張樨樨、崔玉倩：《高人力資本女性更愿意生育二孩嗎——基于人力資本的生育意愿轉化研究》，《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 年第2 期。。因此，婚姻教育匹配差距擴大將會降低生活與婚姻滿意度，從而減少女性生育意愿與生育行為。

表7 婚姻教育匹配對生育意愿的機制檢驗

另一方面，根據表7 第（2）列可知，婚姻教育匹配差距對女性性別角色轉換的影響顯著為負，即婚姻教育匹配指數越大，女性相對教育程度與收入水平提升，性別平等觀念越強。首先，性別平等觀念作為影響生育意愿與生育行為的重要因素③胡榮、林彬彬：《性別平等觀念與女性生育意愿》，《求索》2020 年第4 期；姜春云：《性別角色觀念與育齡人群的生育意愿——基于性別差異和社會變遷視角的分析》，《蘭州學刊》2022 年第5 期。，傳統性別角色模式往往遵循“男強女弱”、“男主女從”的不平等觀念，而性別不平等觀念又與生育觀念相互滲透，加深對“多子多?！钡葌鹘y生育觀念的認同度，所以性別平等觀念越傳統（角色轉換度取值越大）的女性往往更會傾向多生。其次，隨著社會變遷與經濟發展，女性性別角色轉變明顯，具有現代化性別觀念的女性逐漸擺脫家庭束縛，走向工作崗位，承擔著有償工作、家務勞動及養育子女等多重負擔，面臨的機會成本更大，弱化了女性的生育意愿。④計迎春、鄭真真：《社會性別和發展視角下的中國低生育率》，《中國社會科學》2018 年第8 期。因此，性別角色轉換成為婚姻教育匹配影響生育意愿與行為的另一路徑。

六、結論與啟示

提升女性生育意愿、增加生育行為是提振生育水平的關鍵。本文基于家庭層面，采用CGSS2017 年數據，構建婚姻教育匹配指數，探究婚姻教育匹配對女性生育意愿與生育行為的影響及其機制路徑。得到以下結論。

第一，隨著婚姻教育匹配指數增加，即妻子的教育水平越高于男性，會顯著降低生育意愿、減少生育行為，擴大生育意愿與生育行為的偏離程度。不僅女性自身受教育水平會影響其生育意愿，夫妻雙方的婚姻教育匹配程度也會產生顯著影響。通過替換變量、更換模型以及使用工具變量法與傾向得分匹配法緩解內生性后，婚姻教育匹配指數對生育意愿與生育行為的影響仍顯著為負。

第二，婚姻教育匹配對女性生育意愿與生育行為的影響存在顯著異質性。具體來說，婚姻教育匹配指數對低收入家庭、夫妻雙方均未接受過高等教育、農村家庭的女性生育意愿與行為的抑制作用更為明顯；就地區異質性而言，婚姻教育匹配僅對東、西部地區女性的生育意愿與行為存在顯著影響。此外，隨著婚姻教育匹配指數增加，女性意愿子女性別為男孩的數量顯著減少。

第三，婚姻教育匹配通過改變生活滿意度與性別角色轉換水平兩條路徑對生育意愿與行為產生抑制作用。女性在婚姻教育匹配中所占優勢越大，不僅會顯著降低女性生活滿意度與婚姻滿意度，影響自身的主觀感受，同時也會影響女性的性別平等觀念，使其更加傾向于現代化性別觀念并走向勞動力市場，增加生育的直接成本與間接成本，從而降低生育意愿與生育行為。

影響女性生育意愿的因素繁多，產生的影響效應錯綜復雜。就教育層面而言，不僅個體受教育水平會影響生育意愿，夫妻間的婚姻教育匹配程度同樣會對生育意愿產生顯著影響。在婚姻匹配愈發自由、多樣的背景下，提升育齡婦女生育意愿的著力點并不是限制婚姻教育匹配的多樣性，而是應當通過縮小教育差距來提高全社會適配比例，平等分擔家庭責任提升女性生活滿意度、緩解工作—家庭的沖突。因此，本文的政策啟示包含兩個方面。

一方面，優化教育資源配置?；橐鼋逃ヅ洳罹鄶U大的根本原因是我國教育不平等現象依然存在，尤其是地區、城鄉的教育差距。政策制定部門應制定多種干預措施縮小教育差距，如針對公共教育資源，要建立制度性教育平衡機制，不斷縮小城鄉、區域間公共教育資源數量與質量差距，構建優質均衡的公共教育服務體系；針對教育資源獲取劣勢群體，通過相關的教育政策適度傾斜，再配合其他社會政策，盡可能緩解農村地區、低收入群體的教育劣勢，并通過開展職業技能培訓、鼓勵在職教育等方式增加教育機會，從而在總體上縮小適婚群體間的教育差距，緩解婚姻教育匹配差距過大對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

另一方面，積極倡導新時代的婚姻家庭觀念。本文機制分析發現，婚姻教育匹配差距增加會通過生活滿意度與性別平等觀念影響生育意愿與行為，這就要求在全社會倡導公平互助的婚姻關系與良好和諧的家庭氛圍，不斷增強家庭內部凝聚力。同時積極倡導現代婚姻中夫妻雙方地位平等、家庭責任平等的觀念，尤其在農村地區、低收入家庭；通過強化男性的家庭意識，既能分擔女性的家庭責任，減輕女性育兒照料壓力，提升夫妻雙方的生活與婚姻滿意度，也能緩解女性工作與家庭之間的矛盾，從而提升女性生育意愿、增加生育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