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體功能區視角下的滇中城市群人口-經濟-資源環境時空耦合分析

龍曉惠,陳國平,2,3,林伊琳,2,3,趙俊三,2,3,王榮耀,馮怡翔

(1.昆明理工大學國土資源工程學院,昆明 650093;2.智慧礦山地理空間信息集成創新重點實驗室,昆明 650093;3.云南省高校自然資源空間信息集成與應用科技創新團隊,昆明 650211)

人口是國家最基本且最重要的國情之一,人口問題是目前最重大的全球性問題之一[1]。人口的時空變化與經濟發展、社會建設和生態資源等現實問題息息相關,密不可分[2]。在經濟發展、自然資源和生活條件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下,人口遷移導致區域性人口聚集,給區域的經濟和資源承載力帶來不同影響,進而影響城市的發展速度與發展方向[3]。主體功能區劃的有效推行利于城市的社會經濟和環境可持續發展,縮小發展差距[4],是優化國土空間格局的主要內容[5]。根據《滇中城市群發展規劃》,要求到2025年進一步提高人口和經濟密度,基本完善滇中城市群主體功能區布局。重點開發區域通常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利于推動區域經濟和區域協調發展。其中,云南省內國家層面的重點開發區域都位于滇中地區,是支撐云南省經濟增長的重要增長極。重點開發區域的正向發展影響著滇中城市群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滇中城市群作為云南省的核心城市群,對云南省經濟起著強勁的帶動作用,其社會經濟的發展狀況影響著云南省未來的發展。在滇中城市群經濟快速發展的背景下,人口與環境問題凸顯,探究重點開發區核心要素間的協調發展狀況勢在必行。因此,對人口的時空演變進行分析研究時,在考慮到人口規模對社會經濟發展影響的同時,結合主體功能定位,特別是對區域社會經濟產生較大影響的重點開發區域,綜合探討在主體功能區劃實施的背景下的區域協調發展情況與發展規律,為未來國土空間格局優化提供參考依據。

研究區域協調發展狀況的相關文獻中,常用的評價方法有系統動力學(SD)[6]、數據包絡分析法(DEA)[7]、主成分分析法(PCA)[8]和耦合協調度模型等[9]。大部分學者運用耦合協調度模型來研究區域間的協調發展水平。Zeng等[10]通過耦合協調模型,分析了我國三大城市群城鎮化與生態安全的協調層次。趙良仕等[11]為協調黃河流域的人地關系,構建了流域水-能源-糧食安全系統,利用耦合協調度模型測算耦合協調指數。杜霞等[12]構建耦合協調度模型,以山東半島城市群為例,分析了生態環境與城鎮化二者協調發展中存在的問題,為其他同類城市群提供參考依據。在與主體功能區結合方面,郭宇等[13]基于主體功能區的視角,在市域尺度上探究長江經濟帶各子系統的耦合協調水平。涂建軍等[14]以四川省重點開發區為例,研究人口與經濟作為主體功能區核心要素之間的耦合協調關系,便于順利推進主體功能區劃的實施。孫小濤等[15]建立一套重點生態功能區人口-經濟-生態環境評價體系,對沿河縣2010—2014年三系統耦合協調發展現狀及發展規律進行分析。

總體而言,學界對區域協調發展水平的研究,較多的是根據各地區自身情況運用耦合協調模型進行協調度評價,沒有與主體功能區定位結合,缺乏一定的實踐性。通過已有文獻的查閱,發現人口-經濟耦合協調評價研究較多,基于主體功能區視角從縣域尺度針對城市群重點開發區人口-經濟-資源環境3個核心要素的研究較為鮮見。本文對滇中城市群的縣域人口時空分析及對未來的發展趨勢研究探討,從主體功能區的視角,結合重點開發區的特征,構建一套重點開發區耦合協調評價模型,揭示發展現狀的影響因素,科學反映地區發展情況,提出合理建議,促進滇中城市群國土空間格局優化與經濟社會環境可持續發展。

1 研究區概況與數據來源

1.1 研究區概況

滇中城市群位于云南省中東部(22°59′34″—27°03′19″N,100°43′7″—104°49′40″E),包括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楚雄州全境及紅河州北部共49個縣級行政區,氣候適宜、環境優質、生物資源種類繁多,擁有優越的自然地理條件。以全省28.3%的國土面積,占據了2/3的平地,土地資源相對豐富,但土地使用的問題仍然突出。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其人口為2 195.38萬人,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2.15%,地區生產總值占云南省61.47%。城市群的經濟聯系比較緊密,區內交通網絡發達,昆明、曲靖和玉溪等城市擔當經濟重心的重任,成為帶動和促進全省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滇中城市群的重點開發區如圖1所示,國家層面包括:五華區、盤龍區等27個市(區、縣),省級層面包括個舊市、開遠市和蒙自市。

圖1 研究區域及重點開發區域分布Fig.1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areas and key development areas

1.2 數據來源

本文人口和經濟數據主要來源于2011—2021年《云南省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及滇中城市群各縣區統計年鑒、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等,資源環境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數據中心和地理空間數據云,根據研究區和計算機處理能力的實際情況,運用GIS 軟件把數據整合統一柵格尺度,提取分類面積并計算指數。

1.3 技術路線

本文以重點開發區域為視角,首先對重點開發區影響因子進行選取歸納,其次結合人口特征,研究滇中城市群2010 年、2015 年、2020 年人口-經濟-資源環境的耦合協調時空演變特征,著重探究重點開發區域在主體功能區規劃實施前后耦合協調度的變化,分析成因。為未來國家政府的規劃實施提供參考依據,進一步完善主體功能區戰略和制度,達到優化主體功能區的目的。

2 研究方法

2.1 耦合協調發展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研究區域的耦合協調關系的前提是合理全面地構建相應的評價指標體系。主體功能區需要對地域功能進行識別,是地域功能區劃的應用實踐[16]。本研究中,主要根據重點開發區域的開發條件來選擇指標,借鑒一些研究成果并結合滇中城市群發展狀況[17],篩選出具有代表性的與人口相關的可計量指標項,構建人口-經濟-資源環境耦合協調發展的指標體系(表1)。

表1 人口-經濟-資源環境耦合協調發展的指標體系Table 1 Index system of population-economy-resources environment coupl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人口指標體系中選取“人口數量”“人口密度”和“男女比”反映滇中城市群各縣區人口的基本情況;人口“年增長率”反映人口自然增長的程度和趨勢。

經濟發展水平指標體系選取“地區生產總值”“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反映地區經濟規模,“GDP 增長率”作為體現地區經濟活力的指標選入經濟規模指標中;選取“工業總產值”“第二產業值占比”和“第三產業值占比”作為反映經濟結構的指標;此外選取“人均GDP”“職工平均工資”和“城鄉居民人均儲蓄存款”反映經濟質量與水平。

資源環境指標體系選取參考《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和國土空間開發適宜性評價指南(試行)》和相關文獻[18],結合滇中城市群地域特點選擇與人口相關的指標因子,資源類的“人均耕地面積”“耕地面積占比”和“建設用地占比”指標用來反映土地資源狀況;“人均水資源量”“森林覆蓋率”和“人均糧食產量”指標作為人類活動需求的重要資源類補充;針對高原城市群自然資源稟賦條件,選取“植被覆蓋指數”“生物多樣性指數”“平均海拔”“平均坡度”和“年降水量”5個指標因子,體現潛在的環境承載力。

2.2 指標體系權重法

采用主客觀結合的組合賦權方法,綜合各權重計算方法的優點,獲得最優組合權重,以消除主、客觀因素對指標權重影響,達到客觀且因地制宜[19]。設置三大系統:人口指標(U1)、經濟指標(U2)和資源環境指標(U3)。按年份將評價指標(m=25項)和評價對象(n=49個)形成原始數據矩陣R=(rij)n×m。

主觀權重法采用序關系分析法(G1法),它是在層次分析法的基礎上改進的,無需構造重要性判斷矩陣,解決了一致性檢驗難問題,進一步簡化計算步驟[20]。首先選出重要的指標記為X1,依次類推,確定序關系為X1＞X2＞…＞Xm;再對指標相對重要性量化,相對重要性程度rk=wk/wk+1,表2為rk參數重要性分析;最后確定權重系數Wk=1/(∑∏ri)。

表2 r k 參數重要性分析Table 2 r k parameter importance analysis

客觀權重法采用熵值法(EW 法),計算指標的信息熵能真實地反映各指標在綜合指標中的重要性[21]。根據相關文獻,計算第Xij項指標權重的公式為。

綜合主觀權重W1j和客觀權重W2j,用拉格朗日乘子法優化可得綜合權重計算式為對于部分市縣存在數據缺失的問題,本文采用均值填補法完善數據。

2.3 人口-經濟-資源環境耦合協調評價模型

本文選用耦合協調度模型[22]分析人口、經濟和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水平。耦合程度可以反映多個系統之間的相互依賴和約束程度[23],耦合程度影響協調狀況。結合相關研究[24],選取符合重點開發區域開發條件且與人口相關的兩個指標系統:經濟發展水平系統(U2)和資源環境指標系統(U3),將其與人口指標系統(U1)三個系統之間相互促進程度定義為耦合度,三系統協調發展的程度定義為耦合協調度,構建人口-經濟-資源環境耦合度模型如下:

式中:U1為人口指標系統評價指數;U2為經濟發展水平指標系統評價指數;U3為資源環境指標系統評價指數;C為耦合度,且C∈[0,1];D為耦合協調度;T為綜合協調指數。α,β和γ分別為人口、經濟和資源環境的待定系數,且α+β+γ=1,因3個子系統的協調效應相同,本文α,β和γ均取1/3。

為進一步分析市縣區人口-經濟-資源環境兩兩之間相互作用程度,參照公式(1)—(3),構建3個體系兩兩耦合協調模型:

參考前人研究經驗[25],根據研究區實際情況,表3對耦合度C與耦合協調度D的大小進行科學合理等級劃分。

表3 耦合度類型和協調度類型劃分等級Table 3 Coupling degree type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type are classified into grades

3 結果與分析

3.1 人口時空演變及特點

昆明是云南省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玉溪和曲靖為較為密集的州市。在滇中城市群人口密集度高的縣區,主要是以五華區為中心,向四周擴散的分布模式,相對較低的人口密度分布在中北部和西部,主要以雙柏縣、永仁縣和大姚縣為主。運用GeoDa軟件對研究區提取的人口密度進行全局空間自相關分析,結果如圖2所示。2010年、2015年和2020年的莫蘭指數均為正,即人口密度高的地區在空間上比較集中,人口密度低的地區在空間上也比較集中,Moran′sI介于0.4～0.5,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滇中城市群人口存在顯著的空間相關性,且在縣域尺度空間上逐向聚集,各縣區的空間聯系正逐漸增強。

圖2 滇中城市群人口密度Moran散點圖Fig.2 Moran scatter map of population density in central Yunnan urban agglomeration

局部空間莫蘭指數模型可以表明各縣區間的空間關聯特征[26]。如圖3所示,2010年、2015年、2020年滇中城市群49個縣區的局部莫蘭指數集聚圖除了姚安縣波動外幾乎無變化。其中,局部正相關類型(高-高集聚)的縣區有五華區、官渡區、盤龍區和西山區,其人口分布表現為人口密度高的縣區被人口密度高的縣區所包圍;弱勢L-L 型(低-低集聚)的縣區有大姚縣、永仁縣、元謀縣、牟定縣、姚安縣、楚雄市、雙柏縣、新平彝族傣族自治縣和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縣,其人口分布表現為人口密度低的縣區被人口密度低的縣區所包圍;L-H 型(低-高集聚)的縣區有富民縣和嵩明縣。這表明:研究區人口密度具有明顯的空間差異性,呈現出正向局部空間自相關和局域地理聚集特征。從LISA 集聚圖總體來看,H-H 型(高-高集聚)集中分布于昆明主城區,這些縣區間經濟聯系密切且經濟都比較發達;L-L型的縣區主要位于滇中城市群西部,且常年保持這種局域空間自相關關系。

3.2 耦合度時空分異特征

通過上述方法測算滇中城市群49個市縣的耦合值,運用GIS方法對2010年、2015年和2020年滇中城市群人口-經濟-資源環境耦合度結果進行空間可視化處理,得到空間分布圖(圖4)。

圖4 人口-經濟-資源環境耦合指數分布Fig.4 Population-economy-resources environment coupling index distribution map

從2010—2020年耦合指數時序演變看(圖4),其空間分布變化顯著,耦合度均值呈現上升的態勢,整體耦合度較高。2010—2020年磨合型耦合區占比減少6.12%,2020年高水平耦合區和最高耦合區的縣區占比高達97.96%,整體的平均耦合指數達到0.859 4。楚雄彝族自治州變化最為顯著,除武定縣倒退至磨合型外,其他縣區的耦合水平均上升。通過計算3個時期的綜合得分,發現武定縣從高水平耦合反向至磨合耦合的主要原因是經濟綜合得分上升的同時,人口規模綜合得分幅度大下降,這說明人口與經濟之間的依賴性減弱。武定縣近幾年的人口增長率為負增長,因就學就業等原因導致的人口流出有直接關系。從空間格局來看,最高水平耦合區集中在重點開發區相對重合的都市功能發達區,呈現明顯中部與東北部聚集的空間分布形態與趨勢,人口、經濟和資源環境三者之間存在很強的相互作用關系,這與地理位置優越、人口條件優渥與經濟發達等因素密切相關,且在經濟等各方面輻射的作用下帶動周圍地區的發展,使聯系更加緊密。整體有序地從磨合耦合類型向高耦合及最高耦合類型發展。從國家與省級重點開發區域來看,最高水平耦合度占比明顯高于滇中城市群總體情況,在云南省主體功能區劃實施前后的耦合度整體都處于較高水平,且不斷上升。通過分析發現,人口、經濟和資源環境作為重點開發區的核心要素在被定位為滇中城市群重點開發區的地域范圍中具有非常緊密的聯系,并且在主體功能區劃的作用下不斷加強,一方面說明土地功能定位合理,另一方面體現了國家政策帶來的成效。

3.3 協調度時空分異特征

2010年、2015 年和2020年滇中城市群人口-經濟-資源環境耦合協調度空間分布如圖5所示。

圖5 人口-經濟-資源環境耦合協調指數分布Fig.5 Population-economy-resources environment coupling coordination index distribution map

從時間維度來看,2010—2020年期間有11個縣區呈上升協調趨勢,5個縣區呈衰退失調趨勢,嵩明縣和姚安縣分別呈現先升再降和先降再升的波動態勢。其中,5個衰退類型的縣區都有較好的資源環境基礎,但人口與經濟的評價指數太低制約了三系統間的協調發展。整體上瀕臨失調一直是占比最多的主要協調類型,大范圍縣區停留在瀕臨失調類型且常年穩定。到2020年消除了嚴重失調類型,53.06%的縣區進入協調區內,較2010年相比增加6.12%。從空間維度來看,呈現勉強協調類型環繞瀕臨失調類型再包圍良好協調類型的空間分布格局。稍高協調水平的縣區都屬于重點開發區且與耦合程度高的地區相吻合,主要有較好的人口和經濟基礎,人口和經濟評價指數發展趨勢一致。從局部看,東北與南部地區協調類型穩定,楚雄彝族自治州變化最大,如永仁縣耦合協調度在3個時期中發生了從嚴重失調到瀕臨失調再到勉強協調的躍進,在資源環境條件平穩的狀態下,人口與經濟協同發展,三者間的聯系更加緊密,保持穩定可控的發展態勢。嵩明縣波動態勢主要是因人口與經濟協調發展指數的上升而上升,又因資源環境條件的倒退與經濟的迅速發展之間的不協調而下降,說明嵩明縣在經濟發展的同時,生態環境有所退化。姚安縣主要是因為人口規模的變動產生了波動,人口對該地區的協調發展影響顯著,是主要的推動者?？傮w來說,局部的協調水平有所提高,但整體的耦合協調度不高,這說明滇中城市群大部分縣區存在人口、經濟和環境等問題,總體上人口、經濟和資源環境之間協調性在一定程度上處于制約狀況。從國家重點開發區域來看,耦合協調水平的地域差異明顯,相對較高協調水平的縣區都集中在昆明主城區,但對周邊地區帶動效應不明顯。滇中城市群半數以上瀕臨失調的縣區都在國家重點開發區域中,人口、經濟和資源環境長期處在這種發展狀態下,是重點開發區發揮作用的一大阻力,更牽制了滇中城市群的城市建設。這些縣區的共同特點是資源環境評價指數較高,人口與經濟之間的協調性較差,經濟與人口條件都是重點開發區中落后的,需要采取提高社會福利水平、改善生活環境等措施吸引和留住人才,促進人口聚集和增長,進而帶動經濟的發展。從省級重點開發區域來看,開遠市、個舊市和蒙自市3個縣區常年穩定在勉強協調的發展狀態中,人口滯后經濟和資源環境的發展,導致協調狀態停滯不前。

3.4 兩兩耦合協調格局及演化特征

為了進一步探討研究并反映子系統之間的相互關系,結合相關研究[27],計算兩兩耦合度和協調度,探究各子功能系統的相互作用情況,并通過GIS 將其空間顯化,得到兩兩耦合等級分布圖(圖6)和協調等級分布圖(圖7)。

圖6 人口-經濟-資源環境兩兩耦合指數分布Fig.6 Population-economy-resources environment coupling index distribution map

圖7 人口-經濟-資源環境兩兩協調指數分布Fig.7 Population-economy-resources environment pairwise coordination index distribution map

人口-經濟耦合度在2010年、2015年和2020年都處于高水平耦合度和最高水平耦合度,3個時期的耦合度最低值為0.872 9,說明人口與經濟之間呈現很強的相互聯系關系,區域人口與經濟同步,人口與經濟聯系密切,處于有序的狀態。人口-經濟協調度的地域差異在3個時期都很明顯,2020年最小協調指數為武定縣的0.326 7與最大指數官渡區的0.867相差0.540 3。由昆明主城區等經濟水平占優勢的區域協調度高一些,低經濟水平區域的經濟與人口嚴重失調。到2020年的嚴重失調縣區數量明顯減少,西部縣區協調指數明顯提升。良好協調與優質協調縣區都處在國家與省級重點開發區域中,但其整體協調度有回縮趨勢,如易門縣在2010—2015年人口和經濟都有不同程度的發展,協調度也從嚴重失調上升到瀕臨失調,但在2015—2020年人口數量和人口密度等方面有回縮跡象,跟不上經濟的發展,導致協調度又縮回嚴重失調類型,相鄰的安寧市也是類似情況?？紤]到人口與經濟在一定程度上處于制約的狀態,協調度較高的市縣區對周邊城市的帶動效應不顯著。

人口-資源環境耦合度在2010 年、2015 年和2020年耦合度偏高的地區從中東部集中往西北部轉移,呈現中部與周邊地區耦合度高、西南部耦合度較低的空間分布。耦合協調度變化明顯,西北部多縣區在2015—2020年耦合協調度類型從瀕臨失調向良好協調躍進,考慮到在主體功能區劃實施后,西北部重點生態功能區人口與環境資源兩者互相促進,存在明顯協調狀態。國家和省級重點開發區域的人口-資源環境耦合協調度大部分逆向發展,瀕臨失調類型面積擴大,說明在經濟開發的大趨勢下,資源環境承載力下降。如尋甸縣原本的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程度不高,在人口和自然環境都有所退步的情況下,協調度退縮至失調。主體功能區的規劃讓重點生態功能區更加重視環境維護和資源保護,但重點開發區域大范圍還處于瀕臨失調與勉強協調狀態,在注重人口聚集的同時需要進一步重視資源環境的重要性,優先滿足國家戰略的空間需求及發展定位。

經濟-資源環境耦合度在2010 年、2015 年和2020年正向發展,拮抗耦合類型完全消失,高水平耦合區增長幅度最大,區域耦合呈良性發展。到2020年經濟-資源環境的協調度類型以勉強協調為主,相比前兩個時期存在的嚴重失調類型已消除,失調縣區占比從2010年的34.69%減小到2020年的2.04%,失調縣區大幅度縮小且國家和省級的重點開發區域全部進入協調區?？傮w來說,經濟-資源環境兩者間無論是耦合度還是協調度都是三者間相互耦合協調分析中發展最為可觀的。僅官渡區在經濟迅猛發展下資源環境有所退化,導致耦合協調度評價指數倒退以外,各縣都是正向同步發展,相互作用關系增強,有相互促進效果。在社會經濟迅速發展和城鎮化的快速推進下,不能以破壞生態環境作為代價,資源環境與經濟的協調發展才是滇中城市群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4 討論與結論

本文從主體功能區視角,選擇重點開發區域為重點探究對象,通過選取重點開發區域三核心要素中與人口相關的指標構建指標體系及引入耦合協調模型,以滇中城市群為例,分別評價2010 年、2015 年與2020年滇中城市群人口-經濟-資源環境相互間協調發展狀況,結合兩兩耦合協調評價結果分析發現:

(1)滇中城市群地區的人口、經濟、資源環境耦合度和協調度時空格局差異明顯。到2020年嚴重失調的協調類型完全消除,但瀕臨失調類型依然是最主要的耦合協調度類型,其中國家重點開發區的沾益區從協調區跌落至失調區,南華縣從失調區躍進至協調區。協調縣區占比由2010年的46.94%增長到2020年的53.06%,定位在國家重點開發區域的縣區近半數停留屬于失調狀態,但對比還未實行主體功能區規劃的2010年協調縣區的比重增加了,省級重點開發區域勉強協調狀態穩定不變。研究區總體和重點開發區域的協調狀態都有微弱提升,重點開發區域的變化不明顯,還需要重視區域功能定位,在注重資源環境保護的同時大力發展經濟,引導人口聚集。

(2)滇中城市群兩兩之間的耦合協調水平存在差異,人口-經濟耦合協調度普遍滯后于人口-資源環境和經濟-資源環境的耦合協調度,整體水平最低且空間差異明顯。與人口-經濟-資源環境耦合協調評價結果對比,協調度水平時空分布吻合度是兩兩耦合協調評價中最高的,說明人口-經濟的耦合協調度評價結果對人口-經濟-資源環境耦合協調評價結果影響巨大。

(3)主體功能區劃實施前后,兩兩之間的耦合協調水平變化顯著且與重點開發區域的分布關聯性高,在主體功能區劃實施的背景下,人口、經濟和資源環境三者之間的耦合協調關系得到重視,實施以后效果明顯,但某些縣區依然存在問題。

要實現區域的可持續發展,提高滇中城市群主體功能區協調發展水平,就要抓好各重點要素的內部協調。本文在縣域尺度上分析滇中城市群人口-經濟-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程度,對于2010—2020年國家重點開發區域倒退趨勢縣區的建議如下:安寧市從良好協調退至勉強協調主要在于人口的發展跟不上經濟水平的迅速提升,且資源環境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破壞,資源環境評價指數下滑,應合理利用水資源,提高土地利用率;祿豐縣從勉強協調跌落至瀕臨失調主要因為是人口和經濟水平都有所倒退,人口占主要原因,因為人口數量、人口密度等原因滯后經濟水平與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的發展,需要吸引人口帶動經濟發展,優化人居環境,引導人口聚集。對于長期處在勉強協調水平的省級重點開發區域的縣區:需要通過提升城市吸引力來吸引人口聚集來突破長期處于勉強協調狀態。對于2010—2020年停留在失調類型的縣區:晉寧區在人口和經濟發展的時候,資源環境承載能力有所退減,需要重視資源環境的保護,在開發資源的同時,加強資源環境的保護,促進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富民縣、尋甸縣、馬龍區和紅川區等縣區都是人口問題導致人口水平的縮減,嚴重滯后經濟和資源環境的發展,導致這些縣區一直停留在失調狀態。綜合來看,人口-經濟-資源環境三系統間的高耦合協調性主要在于人口對市縣區經濟的帶動作用,提高城市吸引力,引進創新性人才,加強滇中城市群的交通可達性。注重人口的宏觀調控政策有助于耦合協調性的提升,人口和經濟協調是未來優化主體功能區的重點方向。

從縣域尺度測算3個系統間的發展狀態與發展關系,明確優化協調的方向,縮小市縣間發展差距,引導區域整體協調有序發展,提供有價值的參考。然而主體功能區的定位因素眾多,是復雜的巨系統,本文僅從重點開發區特征視角,構建了人口-經濟-資源環境耦合協調評價模型,為人口演變背景下研究區域耦合度、協調度分析提供一種思路。但拘囿相關資料來源、數據精度及龐雜性,選取指標體系有待完善。在未來的研究中會更注重指標的選取以及評定等級的劃分,對主體功能區其他功能類型的區域進行各自核心要素間的耦合時空分析,更能全面綜合分析主體功能區劃的發展情況,為優化主體功能區劃與國土空間格局提供參考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