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技能人才發展現狀、問題及對策建議

馬玥

數字經濟是中國經濟的新引擎、新優勢，把握其發展趨勢和規律，對于優化配置國際國內要素資源、重塑全球經濟結構、繪就競爭新格局具有重要現實意義。2022年，我國數字經濟產值達50.2萬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1.5%，是全球第二大數字經濟體?！叭瞬攀堑谝毁Y源”，高速增長的數字經濟體量要求相適應的數字高技能人才支撐。為促進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聯動發展，推動數字中國建設，需要從理論與實踐層面同步響應黨的二十大報告中“人才強國戰略”的重要部署。數字經濟對就業產生的“創造效應”，擴大了數字技能人才需求。目前，數字技能人才缺口持續放大，高技能人才相對缺乏。從需求方看，企業培養數字技能人才的主體意識有待提高，在成本壓力下動力相對不足。從供給方看，院校培養數字技能人才的教學環境有待創新，并對建設高質量的專業師資隊伍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數字經濟對就業產生的“創造效應”擴大數字技能人才需求

（一）產業數字化加速轉型對數字技能人才需求規模逐步增加

在數字技術加持下，傳統制造業加快數實融合進程，產業鏈升級向著數字化、智能化目標發展，釋放出新的就業潛能，進一步拓寬了就業渠道。以智能制造產業為例，根據《產業數字人才研究與發展報告（2023）》調查，未來三年數字技能人才供需比預計達到1：2.6，目前約七成被調查企業的數字化員工比例低于10%。隨著制造業企業數字化轉型發展，對數字技能人才的需求與日俱增。

（二）數字產業化創造出新就業形態擴大數字技能人才需求范圍

隨著數字技術衍生的新興產業崛起，以數據為核心生產要素，以智慧物流、智慧能源、智慧醫療等為代表的重點領域對數字技能人才需求增加。拉勾招聘發布的《智能汽車行業數字化人才白皮書》顯示，在2022年智能汽車不同崗位新發職位占比中，軟件工程師職位需求量占比為18%，位居2022年榜首熱招職位，算法工程師、測試工程師和硬件工程師緊隨其后，職位數量占比為10%左右。

（三）數據價值化快速發展對數字技能人才需求范圍逐步擴大

數據價值化遵循“資源化—資產化—資本化”路徑，涉及“供應—流通—應用”全產業鏈環節，包含收集、加工、流通、交易等若干細節流程，是一個龐大復雜的系統工程，其實現對高技能人才有大量需求，尤其是對具有學科交叉融合背景的高技能人才。智聯招聘發布的《數字技術新職業趨勢洞察報告》顯示，數字孿生應用技術員、數字化解決方案設計師、數據庫運行管理員近三年的招聘規模持續上漲。如果將2019年的招聘規模視為1，到2022年，上述三種新職業招聘規模分別已升至12.9、5.2、2.3，是招聘規模增幅排名前三的職業。

（四）數字化治理吸納數字技能人才以不斷提升現代化治理水平

隨著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數據治理業務的重要性逐漸被認可，數據治理相關崗位與人才需求逐漸旺盛。根據企查查發布的《2020—2021年中國數據治理與隱私保護服務領域研究報告》可知，截至2021年底，全國已有超過6100家數據治理與隱私保護服務企業，從業人員約13.6萬人。

二、數字技能人才發展存在三大難題

（一）數字技能人才供需缺口持續放大，人才儲備相對不足且結構尚待優化

數字技能人才缺口持續放大。伴隨產業數字化不斷推進、數字產業逐步發展、數據要素市場化、數字化治理加深，數字技能人才重要性凸顯，但目前我國數字技能人才供需規模出現矛盾。據《產業數字人才研究與發展報告（2023）》統計，數字化綜合人才預計未來三至五年內都將呈現出緊缺狀態，目前缺口約2500萬人至3000萬人，人才供給難以支撐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需求。

數字技能人才儲備相對不足。一方面，我國“高、精、尖”數字技能人才儲備與其他國家相比尚有差距。根據領英中國智庫調查統計，我國人工智能行業僅5萬數字技能人才從業，相較美國、印度和英國各低了80萬人、10萬人和9萬人，人才儲備差距明顯。另一方面，我國數字技能人才國際凈流失相對較多。在2012—2021年全球主要國家數字科技領域人才流動中，我國為全球人才凈流失第一大國，流失人數達684人。

數字技能人才結構尚待優化。從產業結構看，數字技能人才規模呈現第三產業顯著多于第一、第二產業的特征。根據《2023中國數字人才發展報告》顯示，2019—2022年數字人才主要集中在IT/互聯網/游戲行業，人才占比4年均在40%以上。從數字技能結構看，尚未形成數字技能人才梯隊。以數據技術領軍人才為例，首席數據官發揮作用有限，尚未形成數據戰略“制定—開展—執行—監控—評估”閉環，企業數據治理能力有待提升。據《2023中國首席數據官調研》統計，我國設置專業數據管理崗（如首席數據官）的上市企業僅占1.3%，遠低于27%的世界平均水平。從教育結構來看，我國現有的勞動力教育水平與數字經濟對于勞動力教育水平的需求不匹配。據教育部測算，國內IT行業每年新增人才需求超300萬人，但大學、大中專畢業生規模僅百萬出頭，每年存在近200萬人的供需差，預計到2025年，僅IT人才供需缺口就高達950萬人。從區域分布看，數字技能人才的分布與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東部地區數字技能人才聚集程度要高于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智聯招聘數據顯示2022年1—7月，東部、中部、西部、東北地區數字職業招聘量在當地的占比分別為14.2%、11.4%、10.7%、10.1%，依次遞減。同時，數字經濟加劇了數字技能人才區域間流動，進一步擴大了地區發展不平衡。

（二）從需求方看，企業培養數字技能人才的主體意識有待提高，在成本壓力下動力相對不足

企業尚未充分發揮主體作用。一是企業主動參與性有待加強。企業在培養數字技能人才方面缺少長期規劃，在現有的產教融合、校企合作中，制造業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尚未有效利用自身需求方的優勢，提供數字技能提升的培訓平臺，企業主動參與性不高，出現“校熱企冷”的壁爐效應。二是政策性保障機制有待完善。目前，工業技改等專項資金政策主要用于支持制造業企業對生產設施、工藝條件及生產服務等進行數字化技術改造，尚未有效覆蓋至企業的數字技能人才引進與培養，導致部分企業存在“重設備、輕人才”的現象，忽視了培養數字技能人才在企業發展中的重要性。

企業數字化轉型投入成本較高。從企業數字化轉型投資意愿看，企業數字化設備投資規模較大，受新冠疫情、產業鏈外遷等不確定因素影響，投資意愿分化。近年來，企業經濟壓力較大，尤其是中小企業面臨巨大的成本投入，且財政補貼額度有限，加之難以估算轉型預期收益，企業“不敢投”現象突出。施耐德電氣發布的《轉型中的中國制造企業——數字化賦能綠色智能制造高管洞察》發現，高達54%調研企業認為只有部分達到預期或者沒有達到預期，且“投入過高而回報率偏低”是制約數字化轉型的首要原因。從企業數字技能人才儲備看，企業不僅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人力、財力培養數字技能人才，而且面臨機器換人、改革創新等技術手段帶來的人員流失風險。以數據標注行業為例，行業內外包現象嚴重，企業為避免成本損失，傾向于“招來即用”，培養方向設置不明確，造成數據標注員在職業發展“天花板”限定下流動趨勢明顯。

（三）從供給方看，院校培養數字技能人才的教學環境有待創新，并對建設高質量的專業師資隊伍提出更高要求

專業課程內容與數字技能適配度有待提升。一是傳統專業課程體系內容與產業數字化需求相對錯位。傳統專業課程教學內容一般以理論為主，學生缺少實踐機會，脫離產業數字化轉型實際所需，而目前數字技能培訓可依托的實訓基地數量相對有限，無論是線上還是線下的培訓方式，都僅停留在技能理論知識理解階段，缺乏具體應用實踐，尚未與產業發展所需深度融合。二是新設數字相關專業與市場需求之間存在“時間差”。新設數字相關專業需經過科學性、可行性等教學論證，具有一定的時間性，加之人才培養周期長，而數字技術持續迭代，崗位要求變化較快，造成人才培養供給往往滯后于市場需求的變化。

專業教師的數字化技能教學能力仍需提高。從國際經驗看，發達國家對專業教師具有明確要求。歐盟于2019年發布《歐洲學校的數字教育》，推進教育者數字素養培育。美國于2021年發布《教師數字學習指南》《學校領導者數字學習指南》，鼓勵更多的主體參與到教育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日本于2023年3月發布《關于下一屆教育振興基本計劃》，鼓勵教育者提升自己的數字化能力，并有效地將其應用于教學過程中。從國內實際看，我國數字技能專業教師數量相對緊缺。大部分教師數字化實踐經驗有待加強，數字化與專業知識的復合交叉能力和融合程度仍需進一步加深，且數字技能培訓指導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精準性。

三、加快完善“政府主導、企業主體、院校主動”的協同育人機制

（一）充分發揮政府主導作用，完善統籌規劃

加快完善數字技能人才培育機制。從數字技能人才培養主體看，完善“政府主導、企業主體、院校主動”的協同育人機制，促進產業鏈、教育鏈、人才鏈、創新鏈有機銜接。從數字技能人才評價體系看，完善數字技能類職業分類，深入研究不同數字技能核心標準，針對崗位實際需求設定不同評價指標體系，推進數字技能相關職業等級認定。從數字技能人才培養環境看，提升全民數字素養，樹立數字技能人才培養意識，設立數字技能人才專項培育項目，營造尊重數字技能人才的濃厚社會氛圍，增強技能人才身份認同感，提高技能人才社會地位。

建立完善的配套支持體系。在動態監測方面，建立數字技能人才需求動態監測機制，掌握市場所需數字技能類型，精準識別需求與供給，及時調整人才培養方向。在財政金融方面，鼓勵中小企業逐步數字化轉型，對參與數字技能人才培養的企業在租金、稅收、補貼、融資等方面提供更多支持，為中小企業提供專項數字技能人才培養經費支持。在人才保障方面，健全人才“引育留用”機制，擴大數字技能人才流入，強化不同類型數字技能人才培養，緩解高技能人才外流趨勢。在法律制度方面，完善數字技能培養法律制度，明確企業在數字技能人才培養中的責任，利用相應獎勵與懲罰機制，為校企合作提供良好的法治環境。

（二）積極發揮企業主體作用，滿足需求對接

加強校企合作以培養高質量數字技能人才。鼓勵企業主動承擔培養數字技能人才義務，與高等院校、職業學校等建立數字技能人才培養戰略合作機制，共同開展企業新型學徒制培訓，推動校企合作深度融合。一方面，圍繞智能制造、人工制造等數字化發展需求，企業加快開設技能學習實訓基地，通過真實操作、真實業務、真實場景提高學生數字化技能。另一方面，企業依托學校資源，在員工培訓、技能提升等方面降低企業成本，將需求提前融入到教學實踐環節，化被動為主動，提高企業運營能力。

建立行業間數字化人才培養合作平臺。在同一行業內，聚焦產業鏈全環節全要素協同數字化轉型，設立數字技能人才培養聯盟，加快培育更多的“燈塔工廠”，并強化入選企業的示范引領作用，鼓勵“燈塔工廠”輸出技術、以點帶面，促進產業上中下游的數字化人才流動，全方位掌握對整個產業數字化轉型中的數字技能需求。在不同行業間，加強數字技能人才知識拓展和實踐能力提升，鼓勵龍頭企業建立培訓學?；虍a業園區培訓平臺，強化不同行業間的數字技能人才交流學習，進一步擴大復合型技能人才規模。

（三）強效發揮院校主動作用，增加供給服務

主動適應需求變化更新培養理念。圍繞產業數字化轉型發展需要，根據不同類型學校定位方向，以產定教、以產改教、以產促教。在課程方面，完善數字技能培養教育計劃，促進學科專業設置，深化學生對數字技能知識的掌握。在師資方面，著力培養“雙師型”教學骨干，培養教師提高數字素養和專業技術能力。在硬件方面，完善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引進先進的數字化、智能化設備，建設專業技能實驗室，為學生提供更多實踐機會。

設立多元化交流平臺。借助校企合作機制，充分對接產業鏈需求和人才鏈供給，提高人才供需精準匹配度。一方面，引進來。邀請國內外知名數字領域專家講解數字化知識和技能前沿理論；邀請數字化水平先進的企業人員到校分享市場中所用的應用系統方式、操作流程等。另一方面，走出去。鼓勵在校學生外出實踐，并在學校不定期舉辦的交流論壇中展示所學到的數字化技能，共享實訓基地學習經驗；支持在校教師參與校外數字技能培訓，提高數字化專業技能的同時，進一步推動產教深度融合。

（作者單位：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決策咨詢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