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民主圣地”
——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民主實踐與探索的歷程回顧

楊靜

（西北政法大學法治學院，西安,710122）

延安是見證中國共產黨民主實踐探索的圣地。在延安，民主政治建設不僅取得了豐富的理論成就和積極的實踐效果，而且對推動中國革命進程也產生了重大影響。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和理論上不斷成熟，對民主的重要性認識也顯著增強。結合抗戰的大背景，中國共產黨沿著近代中國民主道路立足國情創設新的民主理論，通過民主普選工作的開展、對“三三制”原則的全面踐行、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強調民主對治理效能的監督檢查等實踐方式，有力地推動了中國式民主的發展。在地理位置、經濟條件、國內環境等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延安成了“民主圣地”?？箲饡r期中國共產黨在此地形成的民主思想、開展的民主實踐，奠定了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基石，為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提供了十分寶貴的借鑒經驗。

一、延安作為“民主圣地”的形成歷史

（一）陜甘寧邊區政府的由來

陜甘寧地區，位于陜西北部、甘肅隴東、寧夏東南部，原為中國最落后的地區之一，世代居住于此的人們深受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勢力的雙重政治壓迫和經濟盤剝，加之惡劣的地理氣候條件，廣大勞動人民備受其苦。1927年，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苦難的工農群眾在劉志丹、謝子長的組織下開始反帝反封建的英勇革命，通過武裝斗爭于1934年召開了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陜甘省工農兵民主政府和陜北省民主政府。習仲勛和馬明方分別擔任兩個蘇維埃政府的主席。

1935年春，由劉志丹、習仲勛、謝子長領導的陜北、陜甘邊兩塊革命根據地連成一片，統一為陜甘革命根據地。這塊根據地在土地革命戰爭后期成為黨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的落腳點和八路軍奔赴抗日前線的出發點。在1935年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到達陜北之前，這里一直作為蘇維埃共和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實行工農民主，是中國民主建設的實踐前沿和民族革命的經略后方。作為十年內戰碩果僅存的根據地，陜甘寧邊區以革命的武裝和政權的力量迎接了黨中央和中央紅軍的到來。

1936年西安事變后，這里建立了陜甘寧邊區革命根據地，開啟了黨中央在延安的十三年。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經國共兩黨談判，根據地改稱為陜甘寧邊區政府，成為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期建立的民族統一戰線性質的局部執政地①。中國共產黨局部執政既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權的繼承和發展，也對新中國成立后在全國范圍執政產生了重大影響，在黨的民主建政歷史中具有承上啟下和繼往開來的地位。陜甘寧邊區政權繼承了蘇維埃工農民主政權的優秀傳統，汲取了抗日民主政權建設的豐富經驗，結合了人民民主專政政權建設的革命實踐。作為特區，邊區實施普選制度、實行議會制度、建立統一戰線、進行國防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中國共產黨在陜甘寧邊區政府的局部執政創造了當時中國的民主典范，是中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典型政權。

“民主制度在外國已是歷史上的東西，中國則現在還未實行，邊區的作用，就在做出一個榜樣給全國人民看?！雹趶?935年10月黨中央到達陜北成立陜甘寧邊區政府至1950年成立西北軍政委員會代行西北人民政府的職權，彭德懷任主席，習仲勛、張治中任副主席，于當年6月19日到西安就職，陜甘寧邊區政府局部執政落下歷史的幕布，新中國治下的陜甘寧地區迎來了新的歷史篇章。陜甘寧邊區政權前后共存在15年，實行以“三三制”為組織原則的抗日民主政權和人民民主政權。陜甘寧邊區前后歷經工農民主、三三制民主、人民民主三個階段，是當時中國民主的示范地，為白區人民帶來了民主的曙光與解放的希望。

（二）延安“民主圣地”的形式

1937年5月3日,毛澤東在延安召開的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作了題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報告指出實現“民主”的兩項具體目標：一是“將政治制度上國民黨一黨派一階級的反動獨裁政體,改變為各黨派各階級合作的民主政體”；二是爭取“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③。延安作為黨中央所在地，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創建中國式民主道路的重要見證地，在國內外享有“革命圣地”“民主圣地”的贊譽。

抗戰爆發后，中國共產黨站在中華民族與全中國的立場上勇擔使命，凝聚全民族、全中國之力，建立抗日民主政權，形成最廣泛的抗日民主統一戰線。以陜甘寧邊區為首的抗日民主政權強調民主和抗日互為條件，在革命和建設中力倡民主。廣大公務人員和人民群眾經過民主宣傳、選舉活動、邊區建設等一系列民主政治建設活動日漸適應并習慣了民主生活。人民從中獲得了寶貴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認識到民主是個好東西，認為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可以保證人民當家作主。黨中央在延安的十三年期間，以邊區為代表的各根據地實行民主選舉，建設民主政治，頒行《抗日救國十大綱領》《陜甘寧邊區選舉條例》等一系列政策法規，以制度化、法治化的方式保障民主實施。這段光輝歷程對近代以來的中國式民主道路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動作用。

縱覽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在延安的民主實踐探索，其歷經了紅色蘇維埃時期的工農民主、抗戰時期的三三制民主、解放戰爭時期的人民民主三個重要歷史階段，中國民主道路經此實現了從工農民主到人民民主的過渡。特別是以1945年彪炳史冊的“窯洞對”為標志，中國式民主道路在延安走出了打通古今的新歷程，在中國歷史上踏出了一條依靠群眾走出歷史周期率的民主新路。

二、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踐行民主的具體實踐

（一）民主普選的廣泛開展

1.民主政治，選舉第一。在延安的中國共產黨看來,中國當前最大的問題就是缺乏民主?！懊裰髡问侨嗣癯鰜碜h事管事，不能每個人都來議來管，要選舉出人來管，于是選舉就成了民主政治的基本一環?！雹苊裰髌者x工作在邊區的廣泛開展體現了共產黨堅持走群眾路線的基本原則。1940年3月，毛澤東在《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中指出：“民選各級政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革命民主政權。未經過選舉的地區，各級政府都是臨時的，必須由老百姓選舉，才能叫正式政府?！雹荨翱谷战y一戰線政權的選舉政策，應該是凡滿十八歲的贊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國人，不分階級、民族、黨派、男女、信仰和文化程度，均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雹?/p>

民主普選工作的順利開展，極大地調動了邊區群眾參與民主政治的熱情，同時提升了群眾的政治覺悟，還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選舉知識，增強了群眾的權利意識。邊區政府通過民主選舉工作同人民群眾建立了血肉聯系，人民通過民主選舉選出稱民心、合民意的代表參與邊區政府管理以及參議會決策工作，民眾向心力進一步增強。邊區政府在民主選舉的推行下，成為真正的民主政府，而非少數人的專政政府。周恩來在《統一戰線的策略》中提出：“堅持民主政治，首先在陜甘寧、晉冀察等邊區樹立模范的民主政治，以推動全國?！雹哌x舉權與被選舉權作為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權利，是保障人民參與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定期普選，是陜甘寧邊區民主政權的首要特點”⑧。

2.自由選舉，選舉好人。邊區不僅在普選上優于國統區，在競選上更是整個中國選舉的首創。中國共產黨在延安開展得轟轟烈烈的選舉活動，其最大特色就是在普選的基礎上開展競選活動。毛澤東指出，“開展選舉而不進行候選人競選制度，選舉只是工具”⑨。為此，他專門發文強調競選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選舉權,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選舉權”,“不僅不應該以資產多寡、地位高下、權力大小為標準,而且也不該以學問優劣、知識多少為標準。唯一的標準就是能不能代表人民的意思和利害,是不是為人民所擁護,因而也就只有讓人民自己去選擇。如果事先限定一種被選舉的資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選人,那么縱使選舉權沒有被限制,也不過把選民做投票的工具罷了”⑩。

毛澤東在《論選舉權》中指出，“選舉權是一個民主國家的人民所必須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碼的政治權利……如果人民沒有選舉權，不能選舉官吏和代議士，則這個國家決不是民主國家，決不是民治國家……凡是真正的民主國家,就必須讓人民享有選舉權”?。選舉是邊區廣大勞動人民行使自由的一件大事，無論哪個黨派、群眾團體和個人，都無要求人民多選自己的權利。選民有提出候選人的自由，有為自己或者他人實行競選的自由，有憑著自己真實意愿選舉代表的自由，延安的相關規定賦予了自由選舉真實含義，并將之付諸實踐。自由選舉成為大大小小選舉活動必須遵行的原則和法律準則。

選舉好人是指把積極抗日、擁護施政綱領、贊成民主政治、辦事公道的人選成代表。自由選舉是邊區選舉立法的基本原則和最高準繩。為了切實踐行民主政治，使得民主普選工作能夠在陜甘寧邊區順利開展，在黨的領導下一系列涉及選舉工作如何開展的法令法規得以頒布實施。譬如，1941年通過的《陜甘寧邊區選舉條例》就邊區選舉的程序及方式作了如下規定：“采取普遍、直接、平等、無記名的投票選舉制，選舉邊區縣（或等于縣的市）及鄉三級參議會的參議員，組織邊區縣（或等于縣的市）及鄉參議會?！?再如，1941年通過的《陜甘寧邊區各級參議會選舉條例》規定，“凡是妨害選舉自由或以威脅利誘等方式進行競選或當選的，除制止其行動外，并將當事人及參加人提交法庭依法懲處”?，用以保障人民自由選舉、選舉好人的權利。

3.直接選舉，方便群眾。邊區發揚民主政治，采用直接、普遍、平等、不記名的選舉制度?！蛾兏蕦庍厖^施政綱領》規定的選舉制度在《陜甘寧邊區憲法原則》形成綱憲，有力確保了選舉人資格的廣泛性。直接選舉給了人民群眾直接管理和監督政權的渠道，參議員與群眾之間有了直接且固定的聯系，貫徹了黨的群眾路線。平等選舉賦予任一選民效力完全相等的一票選舉權，選舉的人數比例上一律平等、沒有差別。這與國民黨的選舉形成鮮明對比，邊區選舉里沒有“指定代表”和“當然代表”的國統代表。邊區直接、普遍、平等、不記名的選舉以相信群眾大多數、尊重廣大貧困勞動者為基礎，其制度建立將中國近代選舉帶入了新階段。

4.尊重群眾意愿，參照善良習慣，細心慎重開展選舉工作。邊區政府在黨的領導下積極做好民主普選、自由選舉、選舉好人的宣傳工作，充分發動人民群眾，使人民群眾認識到民主權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尤其是針對一些偏遠山區、農村中的群眾，由于交通閉塞導致信息不流通，如若不進行前期宣傳動員工作，勢必會影響普選工作的順利開展，選舉結果的民主性也無法得到保障。因此，邊區組成的選舉委員會組織宣傳隊，深入偏僻的農村給當地的群眾普及選舉知識，選舉委員會還會組織籌辦選舉培訓班來有針對性地為邊區群眾“掃盲”，以填補當地群眾相關選舉的知識空白。

在選舉工作中，群眾有許多創造，選舉委員會認真研究，總結概括出來從實際出發，尊重人民意愿，參照善良習慣，細心慎重開展選舉工作的經驗。對于不同群眾的不同狀況需要有所變通，以取得盡如人意的效果。例如不同群眾的識字狀況不同，為保障其具有相同的選舉權需要采取不同的方案：對于識字但識字不多的群眾，可以采用畫圈法、劃杠法參與選舉；對于完全不識字的群眾，則可以采用投豆法。又例如對于不便參與選舉工作的群眾，可以組織選舉的人員背著選舉箱到其家中開展選舉工作?？傊?，循序漸進的選舉宣傳工作再加上靈活變通的投票選舉手段，使得邊區民主普選工作進展得如火如荼。

（二）三三制的全面有效貫徹

1.三三制政權組織原則。在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實踐探索中，歷史意義最為重大的當數三三制政權組織原則的建設，三三制的實質就是堅持黨的領導實現民主執政。在三三制框架下新政權的構成為：“共產黨員占三分之一，他們代表無產階級和貧農；左派進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他們代表小資產階級；中間分子及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他們代表中等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只有漢奸和反共分子才沒有資格參加這種政權?！?三三制政權組織原則既體現了黨的新民主主義理論的總要求，又適應了抗日戰爭尤其是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中國特定政治形勢的需要。在眾多的抗日根據地中，陜甘寧邊區是實行三三制政權組織原則全面有效貫徹較為典型的根據地，有學者將延安時期的“三三制”政權組織原則看作是現代協商民主政治的前身?。

為了應對艱難的敵后抗戰困境，加強抗日民主政權建設，中共中央于1940年3月發出《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的指示?！包h領導的各抗日根據地內建設起來的抗日民主政權，乃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權，它既不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的專政，也不是無產階級一個階級的專政，而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的專政。只要是贊成抗日又贊成民主的人們，不問屬于何黨何派，都有參加這個政權的資格?！?三三制政策是應對抗日民族革命需要，契合20 世紀40年代中國國情的民主政權建設?！笆俏覀凕h的真實政策，必須認真實行，不能敷衍塞責?！?這從第二屆、第三屆邊區常駐參議員和邊區政府委員組成人員上可以看出：“第二屆邊區常駐參議員共9 名，其中民主人士6 名；第三屆邊區常駐參議員共12名，其中民主人士8名；第二屆邊區政府委員共18 名，其中黨外人士12 名；第三屆邊區政府委員共19名，其中黨外人士13名”?。

2.三三制與黨的領導。三三制的實質是堅持黨的領導與實行民主問題。自1940年三三制被提出以來，邊區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各敵后抗日根據地開始普遍推行三三制，在三三制的框架下進行的民主選舉自然能夠保證社會不同階層的參與度，中國共產黨只在選舉比例中占據三分之一，在這種情況下黨又如何保證自己對政府的領導力？毛澤東同志發表過一段精辟的言論，“必須使占三分之一的共產黨員在質量上具有優越的條件。只要有了這個條件，就可以保證黨的領導權不必有更多的人數”?。毛澤東說：“但是我們的毛病還很多。我們不怕說出自己的毛病，我們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們要加強黨內教育來清除這些毛病，我們還要經過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來清除這些毛病?！?可見，三三制的有效實踐的又一前提是保證黨員質量達標，如此才能在三三制模式下仍保持中國共產黨對于政權的絕對領導力。

三三制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出現的一種新的政權組織原則，三三制的確立和實踐對于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以及中國共產黨的民主政治建設具有重要意義，提高了邊區各級政權機關的工作效率，有力地調動了社會各階層團結抗日的積極性，成為民主政治建設的一大典范?！霸陉兏蕦庍厖^‘三三制’政權的選舉中，根據黨的政策和邊區的實際情況，按照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原則，采取了票決民主和協商民主相結合的方法，既保證了‘三三制’的政權性質，又兼顧了抗日的各階級、各黨派、各階層和各民族的利益，為陜甘寧邊區的民主政權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三）黨內民主的充分發揚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黨內民主方面的建樹頗具時代意義，在整部中國共產黨建黨史上也是濃墨重彩的一筆。這一時期黨內民主在黨員思想教育、黨內紀律建設、注重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黨員權利義務等方面都積累了大量經驗，為現如今黨內民主工作的開展提供了有益借鑒。

中國共產黨并非一開始就重視發揚黨內民主，而是在歷史發展中摸索，逐漸形成并實施了這一正確之舉。黨內民主倡導和發揚是自遵義會議始，至延安整風運動時達到高潮。1945年中共七大召開期間，黨內民主作為黨章規范的形式被最終確定下來。遵義會議被看作是中國共產黨走向成熟的標志，這里所說的“成熟”很大程度上是指黨的領導集體的確立。遵義會議后，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黨中央領導集體被正式確立下來，這一領導集體重視發揚黨內民主，不斷健全黨內民主新理論，完善民主集中制，使得黨內生活逐漸擺脫了宗派主義的困擾。

中國共產黨的健康發展離不開黨內民主，充分發揚黨內民主是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民主實踐的重要內容。毛澤東同志指出：“擴大黨內民主，應看作是鞏固黨和發展黨的必要的步驟，是使黨在偉大斗爭中生動活潑，勝任愉快，生長新的力量，突破戰爭難關的一個重要的武器?！?2劉少奇同志也曾在《關于白區的黨和群眾工作》的報告中提到：“領導機關應當尊重每一個同志的意見和應有的權利。負責人員在黨內沒有特權，不應斤斤于自己個人的領導地位，不自高自大，應服從多數，服從紀律，接受下面的批評，傾聽同志的報告，詳細地向同志解釋，用平等的兄弟的態度對待同志，把自己看作是一個普通的同志，大公無私地處理問題……這正是黨內所需要的民主?！?

談及發揚“黨內民主”，主要從以下幾方面展開：第一，發揚黨內民主必然要涉及制約監督機制，沒有民主化的監督機制，民主自然無法扎根。制約監督機制可以看作是發揚黨內民主的實質內涵，黨內民主的監督機制主要是由黨內監督、行政監察、司法監督、審計監督、群眾監督、參議會監督等六部分組成，它們之間相互配合，共同擔當著黨內民主的監督職責。第二，在黨的內部堅持批評與自我批評。1942年的延安整風運動頗具代表性，整風運動是針對黨內廣大干部存在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的弊病開展的。在整風運動開展過程中，毛澤東就提出“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則，毛澤東闡述說：“對以前的錯誤一定要揭發，不講情面，要以科學的態度來分析批判過去的壞東西，以便使后來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這就是‘懲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們揭發錯誤、批判缺點的目的，好像醫生治病一樣，完全是為了救人，而不是為了把人整死?！薄叭魏畏稿e誤的人，只要他不諱疾忌醫，不固執錯誤，以至于達到不可救藥的地步，而是老老實實，真正愿意醫治，愿意改正，我們就要歡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變為一個好同志?！?第三，黨內民主注重加強領導干部的民主修養。各級黨的領導干部，作為具體踐行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的一把手，所起到的帶頭作用是不容小覷的。劉少奇強調：“擴大黨內民主，首先就要我們的干部有民主修養，在行動上做模范，然后才能在同志中群眾中進行民主的訓練?！?第四，黨內民主是在黨的領導下有序開展活動?！包h內民主制，不是沒有領導的民主，不是極端民主化，不是黨內的無政府狀態?！?做好黨內民主規范，領導廣大黨員自覺接受黨的紀律，增強黨的活力，加強黨的團結與統一，以黨內民主示范黨外民主，建設抗日民主，引領社會風尚都離不開黨的領導。

（四）依靠群眾監督構建民主監督體系

毛澤東曾一針見血地指出：“當前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缺乏民主?！?為此國內外組成民主考察團到訪延安，民主人士黃炎培在延安楊家嶺窯洞里向黨的領導核心提出了一個著名問題，史稱黃炎培之問?。黨中央的第一代核心人物毛澤東胸有成竹地回答道：“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為此，在延安為首的邊區實行“三三制”，進行了民主選舉，人們放手檢查政府工作，批評缺點，淘汰了不稱職的干部。

延安民主在實踐環節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依靠群眾構建民主監督體系，提升政府履職和社會治理的效能水平。在邊區，共產黨自省自惕自覺接受人民監督。毛澤東在《在陜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中指出：“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它應該受人民的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旨。它的黨員應該站在民眾之中，而決不應該站在民眾之上?！?1941年4月鄧小平在《黨與抗日民主政權》就如何落實黨對抗日民主政權采取指導與監督的政策時講道：“我們共產黨是不怕民主政治斗爭的，因為我黨的主張是正確的，只有那種不相信黨的主張正確的右傾機會主義者，只有那種投機分子、官僚腐化分子、貪污分子，才懼怕民主政治斗爭，懼怕把黨的面貌放在群眾面前。所以，黨要有意識地去發展民主政治的斗爭，首先要糾正某些同志中的武斷不民主的錯誤，要使非黨干部敢于講話，講所欲講，敢于工作，不對我疑懼。做到這一步，那不僅民主政治開展有了內容，而且政府威信和工作效率都會大大提高起來?！?1941年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第一次會議召開前夕，邊區政府要求各縣縣長和群眾面對面檢查政府工作，征求群眾意見。清澗縣群眾檢舉解家溝區長包庇貪污分子，要求查處，最終其區長職務被撤銷。農民參議員劉德富感慨地說：我們這些農民還能批評政府的干部，而且都虛心地接受，真是開天辟地沒有見過的事?。參議會主席謝覺哉認為：“有廣大人民的力量來監督政府，監督工作人員，人可以幸逃法網，但不能逃出人民的視線?！?謝覺哉在《關于工作作風問題》一文中強調：“防止官僚主義有效的藥劑是發動人民自下而上的批評、監督、控告以至要求罷免(對上級人員)或直接實行罷免（對鄉村人員）?！?“在延安市第一屆參議會上，參議員們通過討論、質詢、批評等方式，充分的行使詢問權，廣泛而徹底地檢查延安市政府各項工作以及政府工作人員的工作作風，這既是參議會對政府實行監督的主要表現，也是邊區民主施政、政治協商的集中體現?！?

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曾明確指出，“政府工作的缺點是不可能避免的，而且也并不少”，因此“只有在人民的監督下政府才能把工作做好”。?延安的民主實踐以民主監督兼顧民主效果和社會效果為初衷，尊重民眾參與感的同時強調民眾參與后的獲得感，特別注重提案化為政府指令后的落實解決，效果令人民滿意，實現“案結事了”。作為民意載體的提案一經參議會審查通過，就變成了參議會向政府發出的指令，成為政府匯聚民意民智、提升決策水平和治理能力的有效途徑。在民主監督的過程中，發動群眾實現社會治理多元參與，實打實推動問題解決與建議落實，確保事事有回應、件件有著落，實現監督者滿意，讓邊區民眾滿意，充分發揮了邊區民主制度對基層社會治理效能的提升作用。

總覽中國共產黨在延安發展中國式民主，走出歷史周期率，踏出民主新路，實現人民當家作主，踐行民主實質，探索民主制度架構和政體運行實踐，可知民主對于當時中國時局，對中國共產黨局部執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三、民主政治建設對中國共產黨執政重要性闡述

（一）民主是中國共產黨自身建設發展的需要

延安見證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民主政權下勇擔使命，凝聚力量，深得民心，不斷地發展壯大。中國共產黨出于發展壯大的自身需要，順應時代的發展，在民主實踐中貫徹群眾路線，組織引導人民群眾逆向參與，進行民主選舉、代表提案、民主決策、民主監督的全過程民主實踐。

抗戰爆發后，以陜甘寧邊區為代表的各抗日根據地成了人民團結抗日的指揮中心和戰略后方。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共產黨由三萬人不斷壯大，其中就包括延安民主政治建設下廣泛吸收的社會各階級的民主人士、愛國青年、基層廣大群眾等，迅速擴大了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隊伍，僅1938年統計數據顯示就有40 萬之眾，并在此基礎上不斷擴充新鮮血液。不僅如此，三三制讓數量更少、質量更優的共產黨人與廣大非黨人員共同參加到民主政權建設中去，在保證黨的領導地位的前提下加強了黨的領導，使共產黨的綜合素質進一步提升，成為更優質的黨。

“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民心所向，勝之所往”?。中國共產黨在自身不斷壯大的過程里開展轟轟烈烈的民主實踐，不僅調動了民眾的積極性，保障了民眾的參與感，而且維護了民眾的權益，增強了邊區民眾的獲得感，讓人民群眾真切感知到民主是個好東西。

（二）民主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法理基礎

抗戰勝利以后，共產黨不同于與國民黨，身體力行踐行民主，響應人民呼聲，著手建立民主聯合政府，抗日與民主互為條件、相得益彰的實踐經驗促使邊區繼續進行民主實踐，建立人民民主。中國共產黨在延安的不同時期，歷經的不論是工農民主、抗日民主還是人民民主，均是中國共產黨提高自身革命能力和執政能力的需要。中國共產黨為了推翻壓迫在人民群眾身上的“三座大山”，力圖構建全過程的人民民主，以群眾路線為牽引，立足中國實際，引導群眾逆向參與民主政治建設，不僅關注民眾的參與感，而且重視民眾的獲得感，使得民眾在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上實現雙贏。

（三）民主是中國共產黨革命和建設正當性的來源

對于實質民主的時代追求，對于民族復興的歷史擔當，是中國共產黨的初心使命使然。在嚴峻的政治經濟形勢下，中國共產黨帶領邊區人民服務抗戰國防，進行經濟社會建設。照顧統一戰線下人民群眾的利益，依靠政策法律充分發揚民主，本著公平原則，以民主方式充分發動民眾參與經濟建設保衛邊區。在邊區團結一致抗戰的民主政治環境里，從人民群眾中大批地產生和涌現出各階層、各行業的先進分子。他們是注入共產黨肌體的新鮮血液，消除了政治肌體上的癰瘡，是新事業和邊區建設的代表者。推陳出新的中國共產黨在建章立制、移俗更法，改善人居環境，豐富民眾精神物質生活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成就。中國共產黨通過民主政治建設的與時俱進，不斷充實各級參議會和政府機構，使得人民政權肌體更為健康，如春竹般持續拔節，強大生命力如潮水般滾涌奮勇直前。

（四）民主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創建政體的根本遵循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以民主建政作為自己的政治目標，并為之進行了艱苦卓絕的不懈奮斗。所謂民主建政，就是建立保障人民民主的政權。毛澤東同志指出，“一定的社會階級取何種形式去組織那反對敵人保護自己的政權機關。沒有適當的政權機關，就不能代表國家”。在民主政治建設上，共產黨在延安創造性建立了自己的政體——參議會。陜甘寧邊區參議會作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前身，脫胎于“蘇維?！?，在工農民主的基礎上，以“三三制”為政權組織原則，建立了最廣泛的民主統一戰線，將蘇維埃制變為“民主共和制”，擴大了團結奮斗的范圍?！叭啤笔侵袊伯a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民主執政的政權組織形式，是實現工農民主向人民民主轉換的重要載體，也是以全過程民主實現“人民當家作主”這一民主實質的創造性成果。

結語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歷史的車輪走到今天，中國式民主道路有了新的征途，堅持黨的領導，踐行全過程民主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應有之義。中國共產黨在建立新中國和建設新中國的征途中，勇擔民族歷史使命，順應民主時代潮流，以規范化、制度化的方式發展中國式民主，認定民主是個好東西，做到民眾參與感與獲得感并重，真正做到了踐行民主實質，實現人民當家作主。

堅持和發展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等一系列民主制度，拓展民主渠道，豐富民主形式，增強民主效能，全面發展協商民主、積極發展基層民主，注重民主監督對政府職能履行和社會治理效能水平提升作用，始終確保人民依法通過各種渠道參政議政、管理國家事務，行使民主權利，在實現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同時，實現廣大人民群眾個人的自我發展，增加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是中共二十大繪制的中國式現代化藍圖，亦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開創的中國式民主一路向前的初心目標。

注釋

①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局部執政是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期間，以陜甘寧邊區為核心，依托全國抗日民主革命根據地所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權形態。參見侯斌：《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局部執政的政治經驗》，《光明日報》2020年11月11日11版。

②《和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三記者的談話》，《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588-589頁。

③《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256頁。

④???《謝覺哉文集》，人民出版社，1989，第470、458-459、357、610頁。

⑤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752、751、750、741、742頁。

⑦《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人民出版社，1984，第43頁。

⑧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3，第397頁。

⑨⑩?《論選舉權》，《新華日報》1944年2月2日。

?陜西省檔案館，陜西省社會科學院編：《陜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五輯），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第318頁。

?參見宋?。骸丁叭啤闭嗍侵袊鴧f商民主的最早實踐與探索》，《重慶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3年第4期。

?《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見《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751頁。

?梁星亮、楊洪：《中國共產黨延安時期政治社會文化史論》，人民出版社，2011，第70頁。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10、827-828、809頁。

?曾鹿平：《協調各階級階層利益的有效機制——略論陜甘寧邊區‘三三制’政權中的協商民主》，《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4期，第65頁。

?《毛澤東著作選讀》，人民出版社，1986，第283頁。

???《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第66、68、359頁。

?《毛澤東接見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的致辭、問題與答復》，《解放日報》1944年6月13日。

?黃炎培：《八十年來》，中國文史出版社，1982，第148-149頁。

?《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第144頁。

?《鄧小平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14頁。

?中共慶陽地委黨史資料征集辦公室編：《陜甘寧邊區時期隴東民主政權建設》，甘肅人民出版社，1990，第758頁。

?楊靜、薛永毅：《1941年延安市第一屆參議會的民主實踐——基于〈解放日報〉相關報道的考察分析》，《中共中央黨校學報（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21年第1期，第131頁。

?陜甘寧邊區政權建設編輯組：《陜甘寧邊區參議會（資料選輯）》，1985（內部發行），第240頁。

?中央宣傳部、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中國外文局：《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第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