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城市群城市韌性時空演變特征及空間差異研究
——基于改進的PSR框架

周 霞，王 佳

（北京建筑大學 城市經濟與管理學院，北京 100044）

0 引言

面對復雜嚴峻的外部沖擊及內生擾動，單一線性思維和靜態管理框架已無法處理城市發展的外源性和內源性安全問題，傳統城市風險防控手段在應對各類“黑天鵝”或“灰犀?！笔录r的局限性更加凸顯，亟需通過“韌性”建設引領城市安全穩健發展。為筑牢公共安全穩固底盤，探索城市適應轉型路徑。城市韌性強調城市在遭受急性沖擊或慢性壓力時能夠及時有效地抵抗、吸收風險，并通過學習、適應進行持續性結構調整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的能力。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首提建設韌性城市，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打造宜居、韌性、智慧城市。城市群空間集聚效應凸顯，城市聯系緊密且日益復雜，城市面臨著洪澇、疫情等各類急性沖擊及由人為因素干擾造成的慢性壓力，然而突發事件因可預見性差、破壞性大、不確定性高，極易引發災害級聯效應，制約城市群可持續發展。京津冀城市群是北方地區人口和經濟規模最大的城市群，也是在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推動下打造的世界級城市群。因此，探究京津冀城市群內13 個城市如何提高韌性發展水平以應對干擾與沖擊，增強區域韌性能力，提高城市可持續發展水平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城市韌性理念總體上經歷了工程韌性——生態韌性——演進韌性的迭代。工程韌性強調系統穩態存在且唯一，韌性強弱取決于其受擾失穩后恢復如初的迅捷程度［1］。生態韌性認為系統多重均衡狀態間的轉換取決于沖擊力度與回彈門檻［2］。而演進韌性源于適應性循環理論，強調系統應對沖擊時是動態變化而非均衡，其能夠建立并增強自身適應學習能力，通過調整自身結構與自身狀態來適應沖擊擾動［3，4］。城市韌性評估方法目前主流以某種結果狀態來描述并測度系統所具有的韌性，主要有綜合指標評價、函數模型法等方法。綜合指標評價法主要從基本構成要素、韌性特征等角度進行指標體系的構建［5］，并通過熵值法、層次分析法、德爾菲法等方法確定各指標權重來測算城市韌性指數。如，Hudec等從經濟、社會及社區管理等維度測度城市韌性［6］；Yang 等從社會、經濟、環境、基礎設施等方面構建韌性指標體系［7］。這些城市韌性綜合評價體系多基于狀態進行評估，忽略了壓力、響應等階段，難以反映城市韌性的動態性［8］。2022 年，焦柳丹等從壓力-狀態-響應角度構建省級韌性評價指標體系［9］，但是模型機理及指標選取理由闡述不充分，且并未考慮除目標、驅動力等其他要素。函數模型法通常是基于數學思維分析韌性構成要素和其作用關系，以此來構建的函數模型能夠明晰城市韌性的成因及內涵，如仇保興基于復雜系統理論的特征來建立數學模型［10］，但韌性構成要素及其相互作用尚未統一，且構成要素定量表達較為困難。此外，部分韌性評估針對基礎設施［11］、經濟［12］等專門化的研究領域來構建韌性水平隨時間變化的函數［13］。綜上所述，現有城市韌性綜合評價體系多基于狀態進行評估，忽略了壓力、響應等階段，難以反映城市韌性的動態性［8］。因此，基于系統論提出城市韌性改進的PSR 分析框架，并將其與韌性機理曲線過程、韌性特征及韌性四大支柱進行邏輯重合分析，這充分反映了城市韌性的過程屬性和特征，揭示了人本系統及物理系統間的相互關系?；谠摽蚣?，本研究構建韌性綜合評估模型分析京津冀城市群城市韌性的時序和空間變化，并利用Dagum基尼系數探尋區域差異來源，以期為促進京津冀城市群可持續發展提供參考。

1 指標體系與研究方法

1.1 城市韌性評價指標體系構建與優化

1.1.1 改進的PSR框架

由PSR 模 型 衍 生 出 的PSIR［14］、DPCSIR［15］、DPCTSIR［16］、DPSRC［17］等要素概念模型，分析全面且要素關系明晰，但指標選取極易重疊［18］。系統論主張從整體出發，研究系統與系統、系統與核心要素以及系統與環境之間的普遍聯系。故將系統理念應用于DPCTSIR模型，考慮核心與背景要素間系統分析邏輯，得到改進PSR 模型，即在驅動力（D）、目標（T）、抗沖擊力（C）、影響（I）等背景要素作用下探究壓力（P）、狀態（S）及響應（R）三大核心要素系統間的相互關系，通過“作用—反饋—再作用”系統循環評估城市韌性狀況［16］。

基于系統視角提出改進的PSR 模型的過程特征，即擾動前的壓力維度、擾動中的狀態維度、擾動后的響應維度。該過程特征與韌性機理曲線的平滑、震動、維持、恢復過程［19］，韌性的4R 特征，即穩健性、冗余性、敏捷性和智慧性及城市韌性的四個基本支柱，即抵抗，恢復，適應和轉型［20］，之間相互對應（圖1）。因此，基于改進的PSR 分析框架，提出城市韌性包含壓力、狀態及響應三大維度，以因果邏輯框架來充分反映人本系統與物理系統間相互關系，突出韌性的動態特征。同時，改進后的PSR 分析框架契合反思性城市的理念，即不斷反思壓力對功能的影響并探究城市系統內因果關系，通過有機重組轉型來降低不確定性，促進城市遵循高可持續性的發展路徑。

圖1 韌性的特征和內涵、系統機能曲線和改進的PSR框架（改編自文獻［21］）Figure 1 Characterization and connotation of resilience，system function curves，and improved PSR frameworks（Adapted from the literature［21］）

由圖2 可知，在城市建設發展目標（T）的約束下，人口增長、資源有限、投資與產業擴張等因素驅動（D）了城市面臨著人口、資源、生態等三方面的常態壓力（P），壓力間的相互作用增加了城市遭受急性沖擊與慢性擾動的風險，使得城市處于特定狀態（S），這種狀態具備一定的抵抗沖擊能力。同時受城市建設發展目標（T）和抗沖擊能力（C）的制約，如果該狀態（S）的抗沖擊能力不足（C）或違背城市發展建設目標（T），就會對城市繁榮發展、人民生命財產、社會健康穩定產生嚴重的影響（I）。為避免或降低急性沖擊及慢性擾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I）且兼顧城市建設發展目標（T），主體行為人會根據當前城市韌性狀態，通過提高自身素質、加大創新培育等響應手段（R）來增強城市自我恢復能力及學習適應能力，遵循建設目標（T），調整驅動力（D），減小壓力（P），降低影響（I），促使城市可持續發展。該運行邏輯可歸納為壓力（T→D→P）、狀態（T→S，C?S）及響應（I（T）→R）三大維度。

圖2 改進的城市韌性PSR研究框架（改編自文獻［16］）Figure 2 The improved PSR research framework applied to urban resilience（Adapted from the literature［16］）

1.1.2 指標體系的構建

基于上述分析，基于改進的PSR 分析框架選取指標，并通過鑒別力分析進行優化。鑒別力分析常使用變異系數（CV）表征評價指標區分評價對象的特征差異能力，可用于剔除區分度差、代表性弱的指標。一般認為變異系數小于0.25 的指標應予以剔除。最終構建的指標體系如表1 所示。

表1 城市韌性綜合評估指標體系Table 1 The comprehensive urban resilience assessment index system

壓力維度表示城市發展過程中受到的壓力要素：T→D→P要素運行路徑。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打造宜居、創新、智慧、綠色、人文、韌性城市是城市建設的前提與目標。隨著城市發展，人口增長、資本集聚等勢必會加速城市規模擴張，而資源有限，開發與環境協調矛盾突出，城市發展遭受人口、資源、生態等方面的壓力。人口集聚會增加城市醫療、教育、交通等方面的運行壓力，甚至會引發人口擁擠、環境污染、住房困難等城市病問題。而人口是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要素，人口密度過度減小會嚴重影響經濟發展。同時，城市人口年齡結構老化致使城市養老服務剛性支出增長與經濟增長、財政增收下行矛盾凸顯，社會陷入“未富先老”的結構性緊張局面［22］。因此，選用人口密度、老年人口撫養比占比作為人口壓力指標。能源壓力表示城市所面臨著維持人類基本生存所需能源的壓力，如燃氣、水、電等。生態壓力則包括自然壓力及人類污染壓力。地震、臺風、火災以及暴雨、干旱和高溫熱浪等極端天氣是城市的典型災害?？紤]數據可得性及災害風險性兩方面的原因，僅通過高溫及暴雨方面的指標來衡量自然壓力。此外，人類活動導致全球變暖已成定論，為突出城市目前所面臨的碳減排壓力，綜合選用碳排放量、工業廢水排放量表示人類污染壓力。

狀態維度用于表征人口—資源—生態三重壓力下的城市基本系統在遭遇沖擊時的抵抗作用強弱：T→S與C?S 要素運行路徑。圍繞城市建設目標，城市各基本系統處于特定狀態，蘊含一定的抗沖擊能力，而抗沖擊能力的強弱制約著城市安全發展。城市的這種特定狀態可從產業經濟、社會狀況及物理環境等方面進行表征。產業經濟狀況是城市抗沖擊擾動能力的經濟基礎，通過生產、消費、產業結構3個方面衡量。其中，多樣化的產業結構具有“自動穩定器”的特征，能夠鈍化經濟波動，選用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從產業結構角度側面反映經濟的多樣化程度。社會狀況則可體現城市的社會保障、城市管理及應急通訊等方面。社會保障是社會為個人提供的安全網和緩沖器，城市災害預警信息的快速準確傳遞是城市避免損失的重要途徑，城市管理則體現城市面對風險時的問題解決能力。由于數據獲取原因，暫未考慮城市社會保障功能。物理環境分為生態及基礎設施環境。良好的生態環境能通過自身循環凈化功能來減緩人類活動對生態造成的慢性壓力，是人民的長遠福祉，可用建成區綠化覆蓋率、人均公園綠地面積進行表征?；A設施選用建成區排水管道密度、人均城市道路面積等指標，城市排水系統是抵抗暴雨災害的重要力量，城市道路是受災 群眾快速疏散及災區救援實施的重要資源。

響應維度則主要用來說明城市應具備的恢復、適應與轉型的能力：I（T）→R 要素運行路徑。城市所遭受的急性沖擊與慢性壓力會對社會穩定、人民安全與滿意度等方面會造成負面影響。為降低負面影響，城市各方主體會遵循城市建設目標，采取減小沖擊影響、增強抗沖擊能力、調整驅動力等方面的一系列措施進行恢復轉型以適應環境變化。城市恢復能力由資金儲備、緊急醫療兩方面衡量。資金儲備是災后恢復的基礎，可選取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支出等指標，從個體自我修復、政府緊急救濟兩個角度進行衡量。社會系統所提供的緊急醫療服務是城市從沖擊中恢復的關鍵性變量，選用醫院床位及衛生技術人員數量指標從救治空間和醫療力量角度進行表征。此外，創新可能會幫助城市重組轉型以在壓力下實現預期的功能，進而促進城市向高可持續性轉型。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民能抑制由人類壓力源所引起的危機或災難，并且作為創新的關鍵載體，其豐富的知識儲備是實現創新的有力保障。故城市適應轉型能力從學習教育及創新能力兩方面進行衡量，學習教育包括城市教育水平、教育資金投入以及社會學習資源等方面，創新能力則從人力、資金等投入及創新成果等方面衡量。

1.2 熵值—CRITIC組合權重模型

CRITIC方法是一種由Diakoulaki 提出的客觀賦權方法，該方法使用指標的對比強度和沖突性來確定權重，但該方法并不能衡量數據的離散程度，而熵值法正是基于信息熵原理及變異系數來確定權重，突出指標間的離散程度。CRITIC方法與熵值法的有機結合能夠有效彌補各自不足，具有顯著的優勢，計算步驟具體參考相關文獻［33］。設年份、省市及指標的數目分別為d、m及n個，則熵值—CRITIC組合權重模型具體如下：

式中：i ＝1，2，…，m；j ＝1，2，…，n，θ ＝1，2，…，d；xθij為采用極差法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后的數據；xθij為第i個對象在第θ年的第j項指標值；wj為CRITIC法所確定的客觀權重；Cj、σj、分別表示第j 項指標的信息量、標準差及均值；rkj為指標k 與指標j間的相關系數；σj、Aj分別為指標的對比強度及沖突性為熵值法所確定的客觀權重為第j項指標的信息熵；pθij為第i個省市在第θ年的第j項指標值在該指標下的占比；Wj為第j 項指標的綜合權重。假設熵值法及CRITIC法的重要性等同，取β ＝0.5；ERθi為第i個對象在第θ年的韌性水平。

1.3 Dagum基尼系數及分解

利用由Dagum 提出的基尼系數及分解方法［34］解釋京津冀城市群城市韌性的區域差異及來源。該方法能夠充分考慮區域及子樣本的空間特征，有效解決了樣本數據間交叉重疊及區域差異來源問題，克服了傳統基尼系數和泰爾指數的局限?？傮w的基尼系數G 可分解為：區域內差距Gw、區域間差距Gnh、超變密度Gi，計算過程參照相關文獻［35］。

1.4 數據處理與來源

樣本數據主要來源于2001—2020 年《中國地面氣候資料日值數據集V3.0》《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城鄉建設統計年鑒》《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河北省經濟統計年鑒》以及各地級市統計年鑒。部分缺值數據由線性插值進行補齊。老年人口撫養比是指該地區常住人口中65 歲以上人口占比與15—64 歲人口占比的比值；人均供氣量考慮了人工煤氣、液化石油氣、天然氣，采用2.35kg/m3的密度對液化石油氣進行單位換算。

2 城市群韌性水平的時空分異特征

2.1 城市群韌性水平的描述性分析

2.1.1 演變趨勢

2001—2020 年京津冀城市群城市韌性水平如表2 所示。①總體上，京津冀城市群韌性水平在研究區間內總體呈波動式上升的趨勢，韌性水平由2001 年的0.26 增加到2020 年的0.39，增加率為52.69%。②均值視角下，京津冀城市群各區域韌性水平均值排序為：北京＞天津＞秦皇島＞承德＞廊坊＞京津冀＞張家口＞河北＞石家莊＞唐山＞邯鄲＞保定＞衡水＞滄州＞邢臺，存在一定的階梯式失衡。其中，北京韌性均值約是京津冀城市群韌性均值的1.68 倍，而邢臺韌性均值僅為京津冀城市群韌性均值的0.82 倍，河北省內僅秦皇島、承德、廊坊三地韌性均值超過京津冀城市群，韌性均值最高地北京約是韌性均值最低地邢臺的2.05 倍。③演進視角下，北京在研究期內增幅最為明顯，年均增速為5.5%，天津增幅次之，年均增速為2.7%，河北總體呈波動上升趨勢。

表2 2001—2020 年京津冀城市群城市韌性水平Table 2 Resilience level of each city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city agglomeration

具體來說：北京韌性水平在研究期間內基本以每年4.05%的速度保持上升狀態，2020 年韌性水平為0.76，較于2001 年的0.36，上升109.0%。北京作為我國政治中心，地理位置得天獨厚，狀態維度等級在研究期初便最高，歷經20 年發展，環境治理成效顯著，產業經濟狀況良好，社會通訊水平及生態環境質量得到快速提升。同時，科技創新是驅動社會轉型升級的重要力量，在城市適應沖擊并進行轉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近年來，北京堅持創新引領全局發展，加大創新投入，成果斐然。專利授權量在研究期間內增加了25.83 倍，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獨角獸企業和專精特新企業數量均居全國各城市首位，已然成為京津冀城市群的科技創新高地。因此，北京韌性水平在研究區間內始終維持較高水平，增幅明顯高于其他地區。天津韌性水平總體以2015 年與2018 年為界呈現“升—降—升”的演進趨勢，天津作為典型工業城市，過往受益于工業投資和重工業發展，產業經濟及社會狀況得到了快速發展，韌性水平持續上升。但進入經濟新常態以來，天津傳統發展路徑難以為繼，固定資產投資驅動力失靈，石油化工等重工業經濟拉動作用回落，負拉動效應顯現，而天津并未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面提前部署，產業提檔升級進程滯后，城市發展面臨產業結構偏重偏舊、資源環境保護任重道遠、計劃經濟觀念根深蒂固等問題。但隨著天津近幾年解放思想，積極優化產業結構與布局，推動質量、效率、動力“三大變革”，注重資源節約與環境保護，培育城市發展新動能已卓有成效，韌性水平逐步回升。河北整體與京津存在一定差距，主要因為自身創新基礎薄弱、產業發展動能不足，但省內多數城市韌性水平在研究期間內總體保持上升趨勢。其中，石家莊省會優勢突出，醫療及創新人才等韌性資源豐富，年均增速全省最高；廊坊地理區位優越，創新生態良好，研究期間內專利授權量增幅第1，現高新區數量已成全省第1，故韌性年均增幅最大。此外，秦皇島在研究期間內呈現“上升—下降—穩定”的演進趨勢，其地處環渤海經濟圈中心地帶，資源稟賦獨特，旅游服務業發達，社會管理人員、社會通訊、公園綠地、緊急醫療、高教人才等韌性資源豐富，韌性水平持續上升，但受產業轉型、環保限產等因素的影響，韌性水平后期略有回落；唐山韌性演進趨勢大致以2011 年為界線呈“上升—穩定”兩階段，作為省域中心城市，唐山鐵礦資源豐富，鋼鐵產業發達，第二產業比值高，產業經濟與消費狀況良好，社會通信及暴雨抵抗能力強，韌性水平自2001 年后持續上升至2011 年的0.30，但困囿于其經濟發展對重工業依賴程度高，資源環保壓力重，且生態綠化程度不高，韌性水平一直較為穩定，研究期末略有上升。

2.1.2 空間分布格局

為進一步探究京津冀城市群城市韌性的空間演化特征，利用自然斷點法對其進行聚類劃分：高等韌性［0.535 256，0.761 332）、中高等韌性［0.394 033，0.535 256）、中等韌性［0.327 197，0.394 033）、初中等韌性［0.275 719，0.327 197）和初等韌性［0.206 630，0.275 719）5 個等級，并選取2001、2005、2010、2015、2020 年及研究期均值6 個時間進行可視化（圖3）。由圖3 可知：①京津冀城市群高韌性區域由點到面、由中部至南北部進行蔓延。2001 年，京津冀城市群僅北京為中等韌性，天津和秦皇島處于初中等水平，其余區域韌性均為低等水平；2005 年，承德由初等韌性轉為初中等韌性；2010 年，京津冀城市群中北部區域韌性均為初中等水平及以上，北京韌性水平由中等上升為中高等；南部區域邯鄲由初等韌性轉為初中等韌性；2015 年，京津冀城市群除邢臺外，其余城市韌性均處于初中等及其以上水平，北京成為京津冀城市群首個達到高等韌性水平的城市。②京津冀城市群呈現“北京—天津雙核驅動，中北強南弱”的韌性格局。北京和天津韌性水平在研究期間內明顯高于河北省內城市，如北京和天津2020 年的韌性水平分別是河北的2.15 倍和1.29 倍；研究期間內，京津冀城市群除滄州、衡水及邢臺韌性均值仍處于初等水平，其他城市韌性均超過初中等水平。

圖3 京津冀城市群城市韌性的空間分布Figure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urban resilience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city agglomeration

2.2 區域差異及來源

前文從時間和空間視角考察了京津冀城市群城市韌性發展水平，結果表明，京津冀城市群城市韌性差距較為顯著。為進一步揭示京津冀城市韌性水平區域差異大小及其來源，基于Dagum基尼系數及其分解方法計算2001—2020 年京津冀城市群城市韌性發展的區域內差異、區域間差異及相應貢獻率（圖4）。京津冀城市群城市韌性水平總體基尼系數介于0.07—0.12 之間，均值0.097 2，相較2001 年，2020 年總體基尼系數增幅達32.96%，總體差距有所上升，存在韌性水平發展區域失衡問題。具體來說，京津冀城市群城市韌性區域間不均衡現象突出而區域內發展較為均衡。北京—河北區域間差異最大，平均基尼系數達0.282 0，且區域間差距在考察期間內呈波動上升趨勢，由2001 年的0.104 上升至2020 年的0.252；北京—天津區域間差異次之，平均基尼系數為0.175 9，區域差異大致呈“升—穩—升—降”的波動趨勢；天津—河北區域間差異最小，平均基尼系數為0.112 7，區域差異大致呈“穩—升—降—升”的波動趨勢。河北區域內差距在研究期間內略有波動，但總體保持基本穩定，其基尼系數均值為0.047。為探尋區域差異來源，進一步將京津冀城市群城市韌性總體分解為區域內部差異、區域間差異和超變密度后可知，考察期間內，區域間差異是總體差異的主要來源，區域間差異貢獻率自2001 年的54.06%波動上升至2020 年的80.48%，年均差異貢獻率達67.71%，且差異貢獻率呈上升趨勢。區域內差異是總體差異的次要來源，貢獻率變化趨勢基本和區域間差異變化趨勢相反，總體呈現下降趨勢。具體來說，區域內差異貢獻率自2001年的45.15%波動上升至2020 年的19.52%，降幅達56.77%，年均差異貢獻率達32.18%。超變密度貢獻率最低，年均貢獻率為0.106%。

圖4 京津冀城市群城市韌性組內差異、組間差異及差距貢獻率Figure 4 Intra-group differences，inter-group differences and gap contribution rates of urban resilience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city agglomeration

3 結論與建議

基于改進的PSR框架，構建了城市韌性綜合評估模型，運用熵值—CRITIC 權重模型、Dagum 基尼系數揭示2001—2020 年京津冀城市群內13 個城市韌性水平及區域差異來源。主要結論如下：①從時序演變來看，京津冀城市群各區域韌性水平在研究區間內總體呈波動式上升的趨勢，但存在明顯的階梯式失衡。其中，北京韌性增幅最為明顯，年均增速5.5%，天津增幅次之，年均增速2.7%，河北多數城市呈波動上升趨勢，石家莊年均增速全省最高，廊坊韌性年均增幅全省最大。②從空間分異特征來看，京津冀城市群高韌性區域由點到面、由中部至南北部進行蔓延，總體呈現“北京—天津雙核驅動，中北強南弱”的韌性格局。③從區域差異來源來看，京津冀城市群城市韌性區域間不均衡現象突出而區域內發展較為均衡；區域間差異與區域內差異是京津冀城市群城市韌性總體差異的主要、次要來源；北京與天津、河北間的韌性差距仍在擴大，而天津與河北間韌性差距有所縮小。

基于上述實證結果，提出如下幾點建議：①多維度緩解城市“人口—資源—生態”承壓。京津冀“未富先老”結構性緊張矛盾突出，未來應構建多層次居家養老服務體系、推進老舊小區適老化改造、推動養老服務由政府政策驅動向市場驅動過渡；堅持“結構—技術—管理”多舉措并進推進資源節流，優化產業結構，推動節約集約技術應用，完善用能節能標準，健全市場化長效節能機制，構建資源節約型社會；積極應對氣候變化，以“綠色低碳循環”與“先立后破”為原則積極調整能源結構，推動減污降碳協同增效。②多手段增強城市“產業—社會—環境”狀態。京津冀產業結構差距大，應持續統籌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中關村為核心促進數字經濟協同發展，提升經濟系統抗沖擊能力；京津冀基層治理水平不一，未來應持續“授權賦能”以提升基層政府行動力與社會參與意愿，構建黨建引領、社會參與等凝聚模式，有機融合多元社會治理主體，并以科技賦能提升基層社會治理水平，助力社會系統抗沖擊能力的提升；京津冀綠地空間及道路資源梯度效應明顯，未來應加大天津、石家莊等城市的綠化建設力度，積極構建韌性城市生態空間格局，推進新老城區建綠與增綠，優化城市綠地生態系統。③多舉措提高“恢復—適應—轉型”響應能力。京津冀創新高峰突出但區域差距巨大，單環節創新成效凸顯但區域鏈式創新不足，而創新是推動城市轉型升級的重要力量來源，創新驅動缺失或不足將致使城市發展陷入新舊發展動力轉換銜接不足的困局。未來應推動創新成果轉化并釋放驅動效能，強化產業鏈與創新鏈對接，提升津冀地區產業承接能力，逐步形成“點狀突破—鏈式創新—創新網絡化—創新成果產業化—產業擴容升級”的產業合作模式；京津冀醫療資源、居民及政府收入等表征韌性恢復能力的指標高峰低谷差異嚴重，未來應堅持推進京津冀醫療一體化促進緊急救援能力提升，堅持共同富裕原則縮小居民收入差距。④強化區域核心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要充分發揮北京、天津、石家莊、唐山、保定等高韌性城市的引領帶動作用，促進低韌性城市有序梯級發展，實現城市韌性穩定空間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