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有利不公平的拒絕是直覺還是反思？

姚宇航

摘 要｜拒絕利己追求公平是大部分個體存在的一種親社會偏好，表現為有利不公平厭惡?；陔p系統理論，許多研究試圖回答這種有利不公平厭惡是快速的直覺反應還是理性加工的結果，但目前結論并不明確且尚無研究從個體的社會文化背景角度探討這一問題。本文從自我構念（獨立vs互依）的角度入手，啟動個體的獨立或互依自我構念，通過時間限制（時間壓力vs時間延遲）操控個體的直覺或反思思維。以對有利不公平的拒絕率為指標，探究有利不公平厭惡是直覺還是反思是否以及如何受到自我構念的調控。結果發現互依自我構念啟動后，直覺思維個體表現出更強的有利不公平厭惡；獨立自我構念啟動后，反思思維的個體表現出更強的有利不公平厭惡。說明互依自我構念下，有利不公平厭惡是直覺的，而獨立自我構念下是反思的。本研究首次發現社會文化因素能夠調控有利不公平厭惡的直覺反思性，增進了對自我構念在親社會行為認知加工作用上的認識，也為更好解釋公平直覺反思之爭提供實證依據。

關鍵詞｜有利不公平厭惡；雙系統理論；自我構念；社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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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82年，古特（Güth）等為了更好地研究討價還價情境中人們基于預期產生的策略互動，設計出一個簡單的雙方兩階段分配游戲［1］。他讓兩個玩家分別作為分配方案的提出者和回應者，提出者決定固定總數籌碼如何在自己和陌生玩家（回應者）間進行分配，而回應者選擇接受還是拒絕。古特將這個過程稱為“最后通牒”?；貞叩膽B度對結果起著決定性作用：拒絕意味著雙方都不能得到報酬。按照理性經濟人假設，博弈的最終均衡為：提議者分配給回應者1單位最小不可分割籌碼，而回應者選擇接受。實驗結果與該假設相悖，回應者會非理性地拒絕不公平的分配。而作為提議者，70%以上被試分配給回應者40%以上的籌碼，揭示了當作為博弈的分配者時，人們有著公平主義傾向，這種公平傾向既包括對自己不利不公平的拒絕，也包含對自己有利不公平的拒絕。

1986年，卡尼曼（Kahneman）等在古特博弈范式基礎上，強調提出者中存在的公平傾向可能是出于對回應者拒絕的恐懼而非真正的公平偏好。古特研究中90%的回應者會拒絕籌碼低于40%的分配。為此，他們在實驗2中改進古特的博弈，剝奪回應者拒絕的機會，讓提出方作為獨裁者選擇公平方案（等分$20）還是利己方案（留給自己$18）［2］。結果發現，在完全匿名以及缺少報復性回應的情況下，76%的獨裁者選擇了公平分配，即在無需考慮他人決策情況下，大部分人會拒絕利己，追求公平。

以上兩篇經典研究揭示：在社會分配情境中人們存在著對公平的偏好。面對陌生的分配對象，作為處在有利地位的方案提出者，人們傾向于追求彼此公平的分配，即使這種公平主義意味著放棄更多的利益。即人們對有利不公平存在厭惡。之后30年來，經濟學、心理學大量研究運用經典博弈或博弈變式為這種公平利他偏好提供實證支持［3-5］。越來越多證據顯示兒童早期便能夠拒絕高于同伴的分配［6-8］，為現實成人世界存在的有利不公平厭惡提供發展依據。

雙系統理論的提出是對人類偏離規范行為理性、非理性之爭的一種回應。斯坦諾維奇（Stanovich）等從已有的啟發法和偏見文獻出發，通過一系列經典任務的實證研究，從個體差異角度破除人類認知無限理性假設的狹隘性［9］。試圖用推理的雙過程理論來解釋不同任務中個體表現出的非理性行為。

簡單概括，雙系統理論涉及個體在決策和判斷行為中的兩種思維模式，分別為進行無意識自動加工的快系統和需要較多注意控制的慢系統。前者表現為快速的直覺反應，非完全理性含有偏見，不需要消耗認知能量；后者表現為慢速的主動思考，需要消耗認知資源。作為對立的認知加工方式，兩系統在個體決策行為中通常以其中一種形式出現，慢系統可以監督和控制思想活動，抑制快系統的結果。區分兩個系統的顯著標志是所需要的時間［10，11］。

雙系統的不同特點決定了研究行為直覺反思的方法。一方面，可以通過測量被試固有的理性直覺能力和傾向來對行為進行預測［12］；另一方面，通過操作概念啟動、時間限制，以及認知負荷等方法來控制個體的理性加工過程。概念啟動方法是讓被試寫下經歷過的受直覺引導進入正確方向的情景或是經過理性思考進入錯誤方向的情景；時間限制操作包括要求被試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完成決策的“時間壓力”條件和要求被試盡可能審慎決定的“時間延遲”條件［13］；認知負荷操作是指在實驗前讓被試完成消耗認知資源的判斷任務，來促進被試在接下來任務中的直覺反應［14］。

基于雙系統理論，考察社會交互行為是直覺的還是反思的，能夠幫助我們理解社會行為背后的認知加工機制。蘭德（Rand）等開始將關注點放在社會交互中的合作行為，試圖回答個體是直覺地追求合作還是直覺地追求利己［15］。十項研究結果顯示對合作的追求是一種直覺反應。蘭德認為可能是個體所處的文化背景鼓勵合作行為，而個體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通過交互習得合作努力帶來的長期效益，并將其發展成為一種直覺反應。后期的研究發現合作是否是直覺需要一定的限制條件，即直覺—合作效應只出現在那些信任日常交互伙伴的個體身上，并且他們通常身處鼓勵合作的社會環境中［16］。提示人際關系對于回答“合作是否是直覺的”這一問題非常重要。

公平作為社會互動中一種重要的行為傾向，也受到眾多研究者的關注，但是基于雙系統理論，探討不公平厭惡（尤其是涉及積極公平的有利不公平厭惡）是一種快速直覺反應還是深思熟慮的結果，已有的證據存在矛盾。埃利蘭（Eliran）等在分配前通過認知控制任務讓被試自我“損耗”來促進直覺反應，發現自我損耗狀態下的被試，作為最后通牒博弈的提出者時表現得更加公平，而在缺少回應的獨裁者博弈中表現得更加利己，這一結果說明，對有利不公平的厭惡只有在回應者有權利拒絕分配方案而使提議者收益受損時才是一種直覺反應，提示這種直覺反應更多的源于對自身利益的維護［17］。但是，舒爾茨（Schulz）等讓處在高低認知負荷下的被試完成系列獨裁者分配，認知負荷被用來減少反思。結果發現相比低認知負荷條件，高認知負荷下被試表現得更加慷慨，更多選擇公平而非有利的分配方案，有這一結果支持了對有利不公平的厭惡可能是一種直覺反應［18］。哈爾森（Hallsson）等回顧了經濟學、心理學、神經科學研究中對公平直覺反思加工的研究，認為在有利不公平厭惡結果上的差異很大程度受不同實驗方法以及分配數額大小影響［19］。在分析產生不同結果原因時，他們參照社會啟發假說并對其加以擴充。提出如果個體傾向于相信彼此未來會繼續互動，那么即時地維護公平就可能得到回報；暫時犧牲自身利益維護公平的直覺反應也可以表達個體未來與之結交的意愿，并且這種交往能夠提供長期收益。也就是說，研究者將公平直覺、反思之爭的關鍵引向個體在多大程度上期待在未來與他人建立和諧的人際關系。若該假設成立，越期待與他人建立和諧人際關系的個體越有可能發展出反對有利不公平的直覺反應。前人研究結果的矛盾也可能是因為并未考慮這一人際關系因素所導致。但是，目前尚未有實證依據證實這一觀點。

與他人建立和諧人際關系的意愿是描述個體自我構念的重要特征。因此本研究從自我構念的角度出發，探討個體對于有利不公平的厭惡是否是直覺反應。自我構念研究來自不同文化中對自我概念的探討，其關注的核心是個體相對于集體如何定義自我。大量研究的普遍結果為：西方文化崇尚個人主義，強調自我的獨特性；而東方文化以集體主義為重，強調與他人構建和諧的人際關系。自我構念理論認為個體具有獨立和互依兩種不同的傾向，分別對應不同的自我表征方式。前者多通過個人內在特質（能力和偏好）表征自我；后者則強調追求良好人際關系，以社會交往為背景表征自我［20，21］。個體的自我構念也可以通過實驗操縱臨時改變，例如讓被試閱讀含有“我”或“我們”的短文，短時間啟動個體的獨立型或互依型自我構念，從而改變個體的行為方式［22］。研究中常以此方法探討自我構念對其他行為的調控作用。

通過文獻綜述，我們發現“有利不公平厭惡是直覺還是反思”這一問題尚不明確。探討這一問題值得關注的一個潛在影響因素是個體與他人構建人際關系的意愿。從對人際關系態度的角度思考公平是直覺的還是反思的，自我構念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本研究試圖通過獨立、互依兩種自我構念思維來探討有利不公平拒絕是直覺還是反思這一問題。

對這一問題的探索，一方面，有利于從文化視角，理解公平背后自我的心理機制，以及更好地解釋這種有利不公平厭惡在快、慢思考上的差異；另一方面，能夠擴充自我構念在親社會行為作用上的認識，了解不同的自我概念文化是否可以促進一個人在不同情況下做出親社會的選擇?；蛟S可以為不同群體面對公共危機事件中的決策判斷提供文化解釋。

2 方法

2.1 被試

線上招募大學生被試103名。剔除無效數據13份后，實際被試量90，男44，女46，年齡21.3±3.1歲。

2.2 實驗設計

實驗采用2（自我構念：獨立、互依）×2（時間限制：壓力、延遲）×2（分配：有利不公平、公平）的混合實驗設計。自我構念啟動和時間限制為被試間變量，不同分配方案為被試內變量。在隨后的獨裁者博弈中，有利不公平分配方案涉及（1，9）（2，8）（3，7）（4，6）（括號中前者代表分配給被試的報酬，后者代表分配給同伴的報酬，下同）；公平分配方案涉及（5，5），同時，為了保證分配方案的連續性，我們加入（9，1）（8，2）（7，3）（6，4）為填充任務。在實驗中，（5，5）方案會重復兩次，每名被試一共需要對10輪方案做出判斷。

實驗考察的因變量為有利不公平拒絕率（AI拒絕率）。

2.3 實驗材料和程序

實驗通過問卷星發放問卷，采用E-prime2.0.10.182進行編程和實驗，使用SPSS 23.0進行數據處理

2.3.1 啟動材料

Utz通過暫時性地啟動被試突出的自我構念思維來探究合作行為是否會受其影響［23］。該方法可能存在的問題是暫時啟動的自我構念思維類型與被試原本的自我構念特質發生沖突時，啟動是否還有作用。但許多研究表明，啟動可以暫時地令某種特質處在優勢地位。例如，博斯（Bos）等對被試進行反本文化啟動操作（對個人主義文化被試進行互依型自我構念思維啟動；對集體主義文化被試進行獨立型自我構念思維啟動），發現啟動操作對被試的相對剝奪和滿足產生了可靠影響。足以證明暫時性啟動可以激活被試某種傾向［24］。

研究采用Wang提出的代詞啟動材料——六篇關于旅游的短文［25］。三篇使用單數代詞“我”作為啟動獨立自我構念的目標詞；三篇包含復數代詞“我們”作為啟動互依自我構念的目標詞（獨立自我構念啟動三篇，互依自我構念啟動三篇，兩兩配對）。啟動刺激與之后的博弈任務一起由E-prime2.0 軟件實現。每篇短文包括25個句子，每對短文包含同等比例的代詞句子（第一對：6句、7句；第二對：11句、12句；第三對：9句、8句）。

2.3.2 自我構念量表（SCS）

自我構念量表中文版（self-construal scale，SCS）分為兩個維度：獨立、互依［26，27］。每個維度包含12道題目。例如：獨立維度的“我在家里和學校都是同樣一個人”“對于剛認識的人，我喜歡很直率地和他們相處”；互依維度的“為了我所在的團體，我愿意犧牲自己的利益”“在升學、擇業方面，我應該考慮父母的建議”等。兩個分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數分別為 0.74、0.70。

2.3.3 理性—經驗量表（REI-40）

研究使用中文版大學生理性—經驗思維方式量表，量表為5點評分（1：“非常不同意”；5：“非常不同意”）［28，29］。包括理性思維方式和經驗思維方式兩個子量表，其下又各自分為能力和思維兩個分量表。每個分量表有10個項目，總量表共包括40個項目，其中有19個是反向計分項目?？偭勘淼膬炔恳恢滦孕哦葹?.87～0.90，分量表的信度在0.79～0.84之間。

2.3.4 實驗程序

實驗開始前，被試完成SCS與REI-40兩個量表。之后進行啟動任務和分配任務實驗。

啟動任務要求被試逐句、完整閱讀一段文字。獨立型啟動材料要求被試在閱讀句子的同時判斷是否出現“我”；互依型啟動材料要求被試判斷是否出現“我們”，并作出相應的按鍵反應。每句話呈現4s，被試被告知當看到關鍵詞時便可進行按鍵反應。啟動刺激全部呈現完畢后，會進入問題界面，被試需要就剛才閱讀的短文回答兩個小問題，用來檢測被試是否認真、完整閱讀實驗材料，同時也是啟動效果的檢測指標。

啟動任務結束后，被試進入分配任務。研究為被試營造一個多人同時進行博弈的情景，實際上每輪被試面對的是程序設定的組員編號。研究給所有被試匹配的編號為“二號”。任務共進行10輪，被試也將以“二號組員”身份完成十輪實驗，每輪決策中都會為被試隨機匹配另一名成員，同時隨機呈現該輪分配方案（同伴以編號的形式顯示），在每一輪任務中，被試作為分配方案的決定者對實驗給出的總數固定（10個籌碼）的分配方案選擇接受還是拒絕，接受籌碼會按照該方案在被試與匹配組員間進行分配；選擇拒絕則雙方本輪收益為零。十輪任務完成后，被試需要完成一個小調查，其中包括兩道分配任務理解問題“如果分配方案中，你得到5，而你選擇接受，我將得到_______；對方將得到________.”（正確答案：5，5）和“如果分配方案中，你得到7，而你選擇拒絕，你將得到________；對方將得到_________.”（正確答案0，0）。在被試的視角報酬是由 “同時進行的多人分配博弈”結果按照一定比例計算得到，并且知曉1個籌碼=￥0.2的換算比例。被試最終的實驗報酬由實驗參與費￥8和額外報酬組成。額外報酬的計算方法是從十種分配方案中隨機選三組按上面的比例計算得出。

根據蘭德的研究，將理解問題放置在分配任務之后而非實驗開始之前，避免讓被試在決策之前處于反思的心理狀態［30］。在事后問卷中設置兩個問題，即“每一輪中，我都在和不同的人進行分配”“每一輪中，我的決定會影響我和對方的收益”，讓被試進行五點評分（1：“完全不同意”；5：“完全同意”）。前一項問題考察被試對分配情景的信任程度，后一項問題考察被試是否擁有對分配結果的控制感，來確保在博弈中公平偏好是否發揮作用［31］。

另外，通過時間限制操作控制被試的直覺、反思反應。該操作分為兩種條件：時間壓力和時間延遲條件。時間壓力條件下被試的反應時間被限制在5s之內；時間延遲條件下被試被要求至少思考10s作出反應［32］。為了更好實現該效果，在指導語中告訴被試如果實驗結果不符合時間要求將無法得到報酬。同時，在時間延遲條件下，每輪博弈決策界面前的分配方案呈現界面會持續10s，期間被試不能通過按鍵進入下一界面。

3 結果

3.1 情境設置有效性分析

第一個理解性問題的平均正確率為100%；第二個理解性問題的平均正確率為98.9%。傾向于相信每一輪都在和不同的人進行分配的被試比率為92.2%（5點評分結果大等于3，下同）；傾向于相信每一輪中的決定會影響自己和對方收益被試的比率為96.7%。說明大部分被試相信自己身處多人共同決策的實驗情景，并且很好地理解了博弈任務。

3.2 不同自我構念啟動和時間限制組AI拒絕率差異分析

描述統計結果顯示，實驗中75名被試（總被試的83.3%）接受了全部的利己分配，即使是極端的（9，1）。特別地，將填充任務中的不利不公平分配結果納入分析，發現面對不利分配，76.7%的被試會選擇拒絕，完全接受的被試有21名（23.3%），間接證明了損失厭惡的存在。Fehr曾構建數學模型，通過計算有利不公平厭惡系數和不利不公平厭惡系數來模擬現實生活中不同博弈情況，發現相比于有利不公平，不利不公平讓被試體會到更多不公平感，負性偏離結果（因損失帶來的厭惡）心理效用在絕對值上強于正性偏離結果（因處于優勢產生的厭惡）［33］。

接下來，為了回答自我構念是否會影響不同時間限制條件下被試對不公平的反應。將自我構念、時間限制作為自變量，有利不公平拒絕率作為因變量進行2×2的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發現，自我構念的主效應不顯著［F（3，86）=0.22，p= 0.64］，時間限制的主效應不顯著［F（3，86）s = 0.16，p=0.69］。兩者交互作用顯著［F（3，86）=5.576，p=0.02］。

3.3 SCS與REI-40量表結果分析

自我構念不同維度對應著個體不同心理特質，在分析自我構念啟動對拒絕率影響的同時，不可忽視個體本身自我構念特質水平；同樣，直覺反思的不同信息加工過程表現為個體日常處理信息、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實驗可以通過時間限制地讓被試暫時處于或直覺或反思的認知狀態，但無法控制個體固有的理性、經驗思維傾向，其是否會對實驗結果產生影響需要進一步明確。為解決該問題，我們計算被試SCS量表與REI-40量表的得分情況。分別得到SCS獨立子量表、互依子量表得分情況（Ind、Int）；REI-40理性思維方式量表、經驗思維方式量表得分情況（Rational、Experiential）。并將四組得分作為潛在因變量，自我構念和時間限制實驗操作作為自變量進行同樣的2×2方差分析，分別看不同得分在組間有無差異。結果發現，自我構念的主效應不顯著［F（3，86）=0.063和F（3，86）=2.573，Ps>0.1］；時間限制主效應在REI量表得分上不顯著［F（3，86）=0.54和F（3，86）=0.97，Ps>0.3］；在SCS獨立分量表得分不顯著［F（3，86）= 0.171，p>0.6］，但是在互依分量表得分上顯著［F（3，86）=5.229，p<0.05］。兩者交互作用在SCS獨立、互依兩個分量表得分上不顯著［F（3，86）=0和F（3，86）=2.401，Ps>0.1］，在REI-40理性思維分量表得分上不顯著［F（3，86）=2.022，p>0.1］，但是在經驗思維分量表得分上顯著［F（3，86）=4.727，p<0.05］。對出現差異的量表得分進行事后比較發現，獨立思維啟動下，直覺組的Experiential得分顯著高于反思組（p=0.007）；時間限制條件下，互依組的Int得分顯著高于Ind組（p=0.026）；時間延遲條件下，互依組的Experiential得分顯著高于獨立組（p=0.011）。

為了更好地探究這兩個分數是否影響主要實驗結果，重復剛才的2×2二因素方差分析，分別將Int分數與Experiential分數作為協變量納入方差分析中，觀察他們是否影響自我構念與時間限制在AI拒絕率上的交互作用。結果發現，自我構念和時間限制交互作用依舊存在并顯著［F（3，86）=4.481和F（3，86）=5.66，Ps<0.05］，即被試在量表得分結果上的差異不足以影響自我構念的調節作用。

主要方差分析結果顯示，互依啟動促進個體拒絕有利不公平的直覺反應，即使個體本身的經驗思維水平很低；在要求被試通過反思決策時，經驗思維水平高分者變得更加利己；要求被試盡可能做出直覺反應時，互依子量表得分高者更多地追求公平。

4 討論

4.1 自我構念的調節作用

本研究啟動被試的獨立、互依的自我構念狀態，通過時間限制方法操控個體的直覺或反思思維方式，采用獨裁者博弈范式構建有利不公平情境，以對利己不公平的拒絕率代表個體維護公平的意愿，考察何種思維方式下（直覺或反思）被試對利己不公平的拒絕率更高，即可反映對于公平的維護是直覺的還是反思的。按照假設，自我構念會調節個體追求公平的直覺反思反應，并且互依型自我構念會促進拒絕行為的直覺反應，也就是在啟動互依型自我構念思維下，個體會在時間壓力下更多地拒絕利己分配。

研究發現，相比啟動獨立自我構念思維個體，啟動互依自我構念思維個體會更加直覺地拒絕利己分配；而在獨立自我構念思維下，個體會更加直覺地追求利己。從而得出，自我構念存在著對拒絕有利不公平直覺、反思反應的調節作用。

根據哈爾森的觀點，公平的直覺反思之爭需要考慮個體與他人構建和諧關系的意愿，受到長期的社會文化環境的影響。越期待與他人建立和諧人際關系的個體更可能發展出反對有利不公平的直覺反應［34］。普羅茨科（Protzko）的研究也發現時間壓力下，個體表現出親社會行為的原因是符合社會期待［35］。建立良好人際關系通常符合人們的社會期望，而互依型自我構念強調與他人的關系構建，在面臨利己與公平的抉擇時，拒絕有利不公平有助于維系未來的人際關系。因此我們假設，在追求良好人際關系的互依思維下，個體會傾向于直覺地拒絕有利不公平。反之，在獨立型思維下，拒絕有利不公平更可能是反思的結果。

特別地，本研究考察了被試固有的自我構念特質與理性經驗思維特質水平，發現量表結果輔助支持自我構念的調節作用，本身傾向于理性思維的個體在互依自我構念啟動下更加直覺地追求公平，而傾向于直覺思維的個體在獨立自我構念啟動下更直覺地追求利己。雖然發現互依啟動下直覺追求公平的個體固有的互依特質得分較高，但其不足以撼動互依啟動操作對結果的影響。

4.2 研究貢獻

Utz發現啟動互依思維個體會更多地追求合作，從而證實不同的自我構念思維會影響個體的親社會行為。我們將目光轉向同屬親社會領域的公平行為，想要從雙系統理論視角探究對公平的追求是直覺還是反思，但已有結果相互矛盾［36］。哈爾森等在總結了大量關于公平認知加工直覺反思探討的研究后提出個體對人際關系看重程度或許是影響公平直覺反思加工的關鍵，而自我構念是涉及人際關系的很重要的自我概念范疇［37］。本實驗結果證實了自我構念對公平直覺反思加工的調節作用，揭示個體對人際關系和諧的看重程度能夠影響是直覺還是反思地拒絕利己，追求公平，并為該方向的后續研究提供理論和實證基礎。

從自我構念出發解釋個體追求公平是一種直覺還是反思的問題也可以引申為，個體在社會互動中是更傾向于追求和諧的人際關系還是個人利益的積累，而且這極大程度受到個體所處社會文化影響。按照社會啟發假設，在更看重人際和諧的社會環境里，個體更傾向于習得追求公平的直覺反應，并且能從未來良好的人際關系中獲得利益；相反，在更看重個體成就而非人際和諧的社會環境中，個體對公平的直覺追求未必能獲得期望的回報，從而容易發展出對利己的直覺追求［38］。這或許可以解釋不同文化人群在面對不同社會公共危機事件上的態度，例如在此次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國發揮出以往抗震救災的“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精神，無論是作為集體的企業、工廠、各省物資管理部門，還是作為個體的醫院人員、科研人員、建設人員等都不遺余力地貢獻自己的利益和力量來維護整個國家的共同利益。這是很多秉持著個人主義西方國家難以完成的事情。其不同程度親社會行為背后，自我構念的作用不可忽視。

4.3 研究局限和展望

本研究揭示了自我構念在公平直覺反思加工中的調節作用。但是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本實驗擁有的被試量較少，分配到各組時不夠隨機，沒有很好平衡不同組內個體個人特質得分，這也是Int、Experiential子量表得分在組間有所差異的主要原因；另外，本實驗采用網上實驗形式，對被試的指導通過網絡遠程完成。一方面無法實際控制被試實驗中的行為，會一定程度上削弱實驗操作的影響；另一方面在缺少真實人際互動的情況下，被試表現得更加利己，雖然自我構念調節了個體對有利不公平的拒絕，但整體上個體傾向于接受有利分配，相對不利分配而言。雖然事后調查顯示大部分被試相信自己處在多人博弈情境中。實驗后對個別被試進行詢問，發現“如果在面對面的博弈互動中”，他們傾向于拒絕極端利己的分配；而問道“如果你的分配對象是朋友時”，會有更多被試選擇拒絕利己分配。在之后的實驗設計中需要對此進行完善。

基于此，提出對未來相關研究的展望：一方面，通過提高樣本量平衡各組被試自身特質的差異來檢驗自我構念對公平直覺反思加工的調節作用；另一方面，可以通過神經影像學方法探究不同自我構念啟動下被試進行公平決策時的生理機制，幫助解釋這種直覺反思加工上的差異。

5 結論

本研究得出以下結論：自我構念有力調節了個體拒絕有利不公平的直覺反思加工?；ヒ浪季S個體更傾向直覺地追求公平，而獨立思維個體更傾向直覺地追求利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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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tageous Inequity Aversion is Intuitive or Reflective？ The Moderation Role of Self-construal

Yao Yuhang

Faculty of Educatio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Abstract： Rejecting advantageous inequity to pursue interpersonal fairness is a prosocial preference of most individuals， which manifests as advantageous inequity avers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dual-process theory， previous research has attempte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is advantageous inequity aversion is a quick intuitive response or the result of reflective thinking. However， the answer is not clear and whether individuals cultural orientation （i.e.， self-construal） matters is still unknown. In current study， we used self-construal priming to temporally activate individuals independent or 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 and manipulated individuals intuitive or reflective thinking through time constrain （time pressure vs time delay）. Taking rejection rate of advantageous inequity as an indicator， we tested whether and how self-construal modulates intuition/reflection of advantageous inequity aversion. Results showed that， after interdependent priming， individuals with intuitive mindset showed stronger advantageous inequity aversion than reflective mindset， while after independent priming， individuals with intuitive mindset showed weaker advantageous inequity aversion than reflective mindset. That means， for individuals with 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 advantageous inequity aversion is intuitive， while for individuals with independent self-construal， it is reflective. Our study provides first empirical evidence that the intuition/reflection of advantageous inequity aversion was modulated by individuals cultural orientation， which helps to clarify the debate of intuitive or reflective advantageous inequity aversion and also provides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of self-construal on prosocial behavior.

Key words： Advantageous inequity aversion; Dual-process theory; Self-construal; Sociocultur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