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學術著作引文和參考文獻常見著錄錯誤辨析與思考

許運娜

摘 要：引文和參考文獻是學術著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規范著錄對提升學術研究水平，助力出版界打造學術精品，提升我國學術國際話語權具有重要意義。盡管相關國家標準和行業標準與規范實施已近十年，但學術著作引文和參考文獻著錄錯誤仍然普遍存在。本文結合編輯實踐，從引文、引文注釋和文后參考文獻三個方面對學術著作中引文和參考文獻常見著錄錯誤進行辨析，并提出了從出版機構加強制度建設到編輯提高個人學術素養等多方面的解決之策。

關鍵詞：學術著作 學術出版規范 引文 參考文獻 著錄錯誤

引文和參考文獻是學術著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引文和參考文獻體現著學術研究的傳承有序，是對他人智力成果的尊重，也體現了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更為讀者的學習研究提供了檢索便利。同時，引文和參考文獻的規范著錄，對于出版界打造學術精品，助力我國學術思想國際交流，提升我國學術國際話語權也具有重要意義。

2012年9月，原新聞出版總署發布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學術著作出版規范的通知》，對學術著作出版規范提出了嚴格要求；2015年1月，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進一步發布新聞出版行業標準CY/T 122—2015《學術出版規范引文》、CY/T 121—2015《學術出版規范注釋》，中國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也于2015年5月發布GB/T 7714-2015《信息與文獻 參考文獻著錄規則》，替代原施行標準GB/T 7714-2005《文后參考文獻著錄規則》。這些通知和標準從頂層設計角度對我國學術著作出版規范提供了權威依據，實施十多年來，大大改善了我國學術出版風氣，規范了學術出版行為，提升了學術出版品質。然而，在編輯出版實踐中，學術著作引文和參考文獻著錄不規范的現象依然普遍存在，并且隨著時代和技術發展出現一些新問題，加強學術著作出版規范依然任重道遠。本文結合編輯實踐，辨析當前學術著作出版過程中引文和參考文獻著錄的一些常見問題，并探討應對解決之策。

一、相關概念

本文所指的引文和參考文獻是對編輯實務中常用的引文、出處、注釋、參考文獻等概念的統稱，這組概念的內涵有相互交叉和重合的部分，編輯實務甚至學術研究中經常模糊使用。根據《關于進一步加強學術著作出版規范的通知》的定義，“引文是引自他人作品或文獻資料的語句，對學術著作的觀點起支持作用”[1]?！锻ㄖ愤€規定，凡引用的資料都應真實、詳細、完整地注明出處，這就引出了出處、注釋和參考文獻的概念。出處即引用資料的來源。注釋是對書稿中某些特定內容、術語的補充、解釋或說明，按功能分為出處注和內容注，出處注即引文注釋，是對引用資料來源的說明。引文注釋是參考文獻的一部分。參考文獻是為撰寫或編輯著作而引用的有關文獻信息資源，是學術研究依據的重要體現。據國標GB/T 7714-2015《信息與文獻 參考文獻著錄規則》的定義，參考文獻是“對一個信息資源或其中一部分進行準確和詳細著錄的數據，位于文末或文中的信息源”[2]。筆者理解，其中位于文中的信息源，指的就是引文注釋，而位于文末的信息源即文后參考文獻。

本文主要關注學術著作中引用資料及相關文獻信息的規范著錄，因此主要涉及的概念有引文、引文注釋（出處注），以及文后參考文獻。為便于表述，統一將其稱為引文和參考文獻。

二、當前學術著作出版中引文和參考文獻常見著錄錯誤

（一）引文部分

引文是學術著作中引用的相關文獻的詞語、句子和段落[3]，位于正文中，引文內容要與上下文貫通。引文分為直接引用和間接引用，無論是直接引用還是間接引用，均需對引文注明出處。編輯實踐中常見的引文錯誤主要有兩種。

1.應注未注

即引用他人作品的內容而未注明出處。這是一種很明顯的引文錯誤，特別是在直接引用時。如有的書稿段落中存在多處加雙引號的內容，明顯是引自他人作品，卻對文獻來源不作任何注釋說明，不符合學術規范。間接引用時應注未注的情況相對隱蔽，也應注意識別。應注未注是對他人智力成果的不尊重和對知識產權的無視，這或是因為作者缺乏對引文和參考文獻的著錄意識，或是撰寫作品過程中出現了錯漏。出版社作為學術成果呈現的最后一環，編輯應有把關意識，仔細核對引文，與作者溝通修改補充相關注釋。

2.錯引、漏引和偽引

錯引、漏引的現象普遍存在于直接引用時。所謂直接引用，即指原原本本抄錄原作內容，并加雙引號以區別于上下文，要求忠實于原文。許多學術著作在直接引用他人作品時，經常出現字詞、標點錯誤或者遺漏的情況，這違背了忠實原文的原則。比如，某書稿中有這樣的引用：列寧所說的“國家掌握大的生產資料”。經核對原文，發現應為“國家支配著一切大的生產資料”。出現這種情況，或是因為粗心，或是因為轉引二手甚至多手資料導致的以訛傳訛的結果。錯引、漏引看似事小，但在某些情況下，如在引用中央文件、文獻以及法律法規等內容時，一字之差可能導致嚴重后果，必須給予重視。

偽引既包括標注了出處但查遍原文卻無任何相關信息的情況，也包括大量引用自己以往作品的自我抄襲，還包括歪曲、錯誤理解他人觀點的惡意引用。在筆者編輯的書稿中，出現過一些為創作需要而故意歪曲、更改他人觀點的引用情況，看似行文流暢、天衣無縫，核對原文時卻發現漏洞百出，這屬于學術不端的行為。還有一種情況，則是作者客觀理解錯誤導致。如某書稿引用了一部英文著作中的一段話，經核對原文發現，該段內容原意并非如書稿所述，且與書稿關聯不大，做了刪除處理。在引用外文文獻時，這種情況并不少見，也需要認真核對原文，仔細甄別。

（二）引文注釋部分

引文注釋是對引文文獻來源的說明，在學術著作中以腳注和尾注的形式居多。引文注釋的主要功能一是為體現學術研究的延續和傳承，二是為便于讀者查閱相關資料，三是以一種標準化的表達方式增進學術溝通，同時也是尊重他人智力成果和知識產權的需要。因此，引文注釋應力求準確、完整、統一。但在實踐中，學術著作的注釋錯誤非常普遍，以下從格式和內容兩個方面來分析。

1.格式方面

首先是形式體例不統一。引文注釋的形式有注釋-編號制（Notes-Numberic System of Citation）和著者-出版年制（Author-Date System of citation）兩種。前者指依序在引文處標識注碼，以對應的腳注或尾注呈現引文出處信息的文獻征引方式；后者指在引文處括注引文的著者、出版年，文后參考文獻詳列征引信息的文獻征引方式。[4]無論選擇哪一種注釋形式，應全書統一。常見的錯誤是體例不統一，有的部分用注釋-編號制，有的部分用著者-出版年制，甚至還有在同一處注釋中同時采用兩種形式的，編輯在審稿時需注意修改統一。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選擇著者-出版年制，那么對應的文后參考文獻就需要詳細列明各著錄要素，特別是頁碼不能省略，而選用注釋-編號制時，文后參考文獻可不注明文獻頁碼。標注頁碼的必要性將在后文講述。

其次是著錄要素缺漏和格式不統一。關于著錄要素和著錄格式，GB/T 7714-2015《信息與文獻 參考文獻著錄規則》進行了詳細規定，各出版機構根據各自出版物特點分別制定了具體的規范要求。如筆者所在的人民出版社制定的《學術著作出版規范手冊》規定引文注釋的要素和一般格式為：

責任者和責任方式—文獻名（卷次）（—譯者—）—出版者和出版時間（版次）—頁碼。示例：［德］康德：《純粹理性批判》，鄧曉芒譯，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頁。[5]

編輯實踐中，引文注釋著錄要素缺漏的現象非常普遍，主要有著者國籍、頁碼、副標題、出版時間、標點符號缺漏等。值得說明的是頁碼（文獻為著作時）和副標題缺失。GB/T 7714-2015沒有明確規定這兩項為必須著錄項目，但筆者認為此兩項對文獻注釋非常重要，應作為必須著錄要素。當文獻為著作時，如果不標注引用信息的頁碼，檢索相關內容時無異于大海撈針，很難實現注釋的文件檢索功能。文獻的副標題常常具有非常重要的解釋性作用，是著作或者文章標題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缺失可能嚴重影響文獻標題所傳達的信息，因此建議完整著錄。如《藝為人生——徐悲鴻的學生們藝術文獻集》一書，如缺副標題，則書名很難傳達原有信息。

著錄格式不統一的主要表現是同一書稿不同位置的引文注釋，著錄要素順序、標點符號等前后不一致。

再次，注碼與引文位置關系錯誤。注碼應緊跟被注文字，用右上角標來標注。當被標注事項為完整句時，注碼應放在句號后；被注事項為詞語、短語或者非完整句時，注碼應緊跟被注內容。常見錯誤是完整句子引用時注碼放在文末句號前，或者非完整句子引用時注碼卻放在句末，遠離被注事項。如：康氏“鄙薄四王，推崇宋法，務精深華妙，不尚士大夫淺率平易之作”。注碼應放在文末雙引號與句號之間。

最后，常見的著錄格式錯誤還有英文文獻的格式問題。如英文書名、刊物名、報紙名該用斜體未用斜體，文章名、論文名漏掉雙引號，作者姓名縮寫格式不規范等，由于語言特點和規范的差別，出現錯誤的概率很大。

2.內容方面

首先，引文注釋內容方面最明顯的錯誤就是各著錄要素錯誤，比如人名錯、書名/文章名錯、出版日期錯、頁碼錯，幾乎所有著錄要素都可能出錯。其中不太為人注意的是責任方式錯誤。責任方式有著、主編、編、譯、編著等，注釋中除“著”的信息可以省略外，其他信息都必須準確標注，但很多書稿要么隨意標注，要么干脆缺失。

如某書稿有如下注釋：

彼得·F·德晉克.創業精神與創新（后來譯為創新與企業家精神）[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

其中出現多處錯誤，包括缺著者國籍、缺副標題、缺譯者、缺頁碼，人名錯、英文標點錯以及包括無關信息等，極不規范。按人民出版社學術著作出版規范，應改為：

[美]彼得·F.德魯克：《創業精神與創新——變革時代的管理原則與實踐》，柯政譯，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第120頁。

其次，文獻出處不規范問題。注釋中的出處要準確、規范、完整，但很多書稿對此卻經常模糊隨意處理。比如，某書稿引用黨的二十大報告內容，注釋出處時僅標注“《二十大報告單行本》”，顯然是極不規范的?！岸髨蟾鎲涡斜尽辈⒎菚?，應完整標注書名，還應該補充出版社名、出版日期和頁碼。正確標注方式應為：

《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9頁。

再次，文獻版本的選擇也是一個經常被忽略的問題。前述各種學術出版規范對注釋中文獻的版本選擇并沒有作出具體要求，但編輯實踐中卻經常面臨這個問題，各出版機構均有各自的要求或慣例。如人民出版社要求所引用的文獻要優先使用最新版本，中央文件、文獻，黨和國家領導人著作，已有圖書出版的要引用圖書且用最新版本，尚未有圖書出版的，要引用權威媒體來源。比如，在引用習近平總書記相關講話時，應以《習近平著作選讀》《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以及最新出版的講話單行本等圖書為準，如果相關內容尚未有圖書出版，需采用《人民日報》、新華社等權威媒體文章。

比如：

習近平.為建設世界科技強國而奮斗——在全國科技創新大會、兩院院士大會、中國科協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EB/OL][2023-10-6].https：//www.rmzxb.com.cn/c/2016-05-31/844120.shtml.

應改為：

習近平：《為建設世界科技強國而奮斗——在全國科技創新大會、兩院院士大會、中國科協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頁。

最后，網絡文獻來源無效問題。隨著網絡、數據庫等文獻資源在學術著作中引用的增多，這類文獻信息注釋的錯誤也很常見，最明顯的就是網絡鏈接失效問題。很多書稿提供的網絡鏈接檢索時往往已失效或查找不到網頁，失去了文獻檢索的基本功能。針對這種情況，需要查找到該文獻的原始網頁而非轉載網頁，確保提供的鏈接真實有效。

（三）文后參考文獻

文后參考文獻是對學術研究依據的重要體現，對研究內容起著支持、強調和補充作用，學術著作必須列有文后參考文獻。所有引文注釋中標注的引證文獻都應列入參考文獻；沒有直接引證或間接引證但對撰寫書稿有重要參考價值的文獻資料，也應列入文后參考文獻。但在編輯實務中，遺漏文后參考文獻的情況經常見到，將未研讀或參考的文獻資料列入參考文獻中的也大有人在。

另一種常見錯誤是文后參考文獻分類和排序混亂。有的不加分類直接羅列，如果參考文獻條目較多，則顯得混亂且難以查找；有的分類標準不清，交叉重疊。這里建議幾種分類和排序方法：可根據參考文獻對書稿寫作的重要性不同，分為主要參考文獻（或重要參考文獻）和一般參考文獻，并先后排序；也可根據參考文獻的形式，將圖書文獻和文章（包括其他文獻）分別著錄，并先后排序；還可按文種不同，將中文文獻和外文文獻分別著錄。無論采用哪種著錄方式，都要注意全書統一。

三、關于應對和解決之策的思考

引文和參考文獻是學術著作區別于通俗讀物最明顯的標志之一，其規范著錄是確保圖書質量的重要方面。出版機構和圖書編輯作為學術著作出版質量的把關者，擔當著構建先進文化、傳承學術發展的重任，理應成為學術規范的積極建設者和模范帶頭人。[6]對引文和參考文獻著錄規范掉以輕心，或對引文和參考文獻著錄失范熟視無睹，會助長學術著作出版市場的亂象風氣。[7]因此，出版機構應對引文和參考文獻的編輯工作給予足夠重視，編輯更不能因其工作繁瑣而畏難放棄。

對于出版機構來說，首先是強化學術著作精品意識，加強制度建設，在各出版環節重視引文和參考文獻規范工作。相關措施包括制訂符合本社圖書特點的學術出版規范；建立和實施嚴格的“三審三?！敝贫?；積極開展編輯培訓；在圖書質量檢查環節突出引文和參考文獻規范的重要性，設置相關標準和監督、懲罰措施等。學術著作作為出版物質量的標志性、骨干性產品，其出版規范應該更加全面和嚴謹，并且與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要求相適應，率先實行有利于與國際同行交流的標準。[8]如《人民出版社學術著作出版規范》對學術著作的基本體例、文本、圖表、引文、注釋、參考文獻、索引、附錄、翻譯等方面的規范要求進行了詳細的說明和例示，對馬列經典著作及黨和國家領導人著作的出版要求，在各個環節都作出了嚴謹周密的規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等機構也在參照國內外標準的基礎上制訂了與本社特點相適應的學術出版規范。人民出版社每年均為新進編輯人員舉辦編校業務培訓，在職編輯也要求每年參加繼續教育培訓，其中均包括對引文和參考文獻著錄規范的業務知識培訓。其次，應對編輯工作提供工具保障和資源支持。包括購買編輯工作參考必需的各種文獻資源數據庫，或為編輯購買工作用書提供補貼等。如人民出版社為編輯開通知網賬號，提供中國共產黨思想理論資源數據庫免費查閱，有的出版機構購買讀秀數據庫服務等。

對于編輯來說，一是要培養良好的政治素養和學術素養，尊崇學術規范，以身作則做好學術出版工作。學術出版是編輯出版工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一項政治性、政策性、科學性和技術性都很強的工作。[9]學術編輯需要以專業技能為學術文化提供服務，就要以學者型編輯的標準要求自己，提升學術責任感、敏感力和鑒別力，尊崇學術規范，按照學術出版規范開展工作。二是認真學習掌握相關規范要求，包括前述國家標準和新聞出版行業標準，以及各出版機構制定的學術著作出版規范，并根據技術和形勢發展及時更新掌握最新規范要求。三是工作前置，與作者保持良好溝通。如在約稿、創作階段告知作者出版社對引文和參考文獻規范的要求，提醒作者注意；或在拿到初稿發現問題時，及時退問作者補充修改，提前介入可省去大量后期的編輯加工工作。四是重視核對引文內容和文獻來源，這是解決引文和參考文獻著錄錯誤最根本的方法。學術著作出版中，核實引文對編輯來說是一項無法規避的重要工作。[10]引文核對工作細碎繁瑣，但絕不可偏廢。要遵循準確、完整、規范、統一等原則，從引文內容、文獻出處、著錄格式等多個方面進行比對核實，同時要注意引文背后的隱藏問題?？沙浞掷弥W、讀秀、中國共產黨思想理論資源數據庫、文津搜索、孔夫子舊書網等數據庫和網站作為參考工具。

（作者單位系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