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領導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演進脈絡與內在邏輯

彭一鳴

[摘要]新中國成立之初，為改變中國“一窮二白”的經濟發展落后樣貌，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富裕，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同中國經濟發展的具體實際和時代大勢有機結合，成功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時代化。以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科學理論為指導，毛澤東領導全體中國人民經過艱辛探索實踐，在中華大地上通過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在生產資料所有制、分配制度和經濟體制機制三大領域確立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奠定了新中國進步興旺的根本經濟制度基礎。之后，在社會主義經濟大規模建設發展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人敏銳把握社會主義中國經濟發展的新變化和時代大勢，通過調整完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不斷開辟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新中國成立初期特別是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和社會主義經濟大規模建設發展這段歷史時期，毛澤東領導建立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壯闊歷史進程，繪就了新中國成立初期這一重要歷史階段經濟發展亮麗的新歷史圖景。

[關鍵詞]毛澤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時代化；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歷史演進脈絡；歷史內在邏輯

[中圖分類號]F091.93?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274（2024）01—0105—06

[作者簡介]彭一鳴，男，廈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研究實習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研究員，研究方向：政治經濟學、新中國經濟史。

引言

1850年，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中指出，“每一個社會時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偉大人物，如果沒有這樣的人物，他就要創造出這樣的人物來”[1]。毛澤東同志就是中華民族在擺脫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泥淖的偉大歷史進程中涌現出的偉大歷史人物，他團結帶領中國人民經過浴血奮戰、付出艱辛努力，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并持續推動新中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人民幸福安康，為中華民族、中國人民建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勛，作出了光耀千秋的歷史貢獻，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習近平同志在《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3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強調，“毛澤東同志帶領人民創建了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才能發展中國?！盵2]新中國成立70多年的發展歷史有力證明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先進性和人民性，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那樣，“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給我們開辟了一條到達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實現還要靠我們的辛勤勞動”[3]，這一“理想境界”便是國家富強和人民富裕，“到達這一理想境界”歸根要靠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中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提供經濟上的內驅力。

新中國成立之初，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積極引導下，新中國的農民、手工業主和資本主義工商業主積極響應社會主義改造的號召，轉變為自食其力、勤勞努力致富的社會主義勞動者。與此同時，公有制經濟逐步在中華大地上發展起來，成為新中國經濟的主要形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確立奠定了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根基，社會主義經濟的大規模建設和改革在此基礎上展開。新中國成立初國內“一窮二白”的落后狀態迫切要求國家對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分配結構和經濟體制機制作出社會主義層面的全方位建構，以促進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高質量完成并順利開啟社會主義經濟的大規模建設。新中國成立之初這一重要歷史發展階段，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探索實踐秉持國家富強和人民富裕價值意蘊，將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探索實踐重點聚焦于社會主義集體生產制度的探索實踐、社會主義全民按勞分配的探索實踐和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機制的探索實踐三個領域。這三大領域的探索實踐有機構成了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領導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歷史演進脈絡，同時也是毛澤東同志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領導構建中國自主的經濟學知識體系的重大歷史發展標識，是毛澤東經濟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和重大歷史貢獻。任何一種領域的歷史演進發展都有其“歷史靈性”，這種表現為在歷史的發展中所展現的傳承、延續、革新以及超越的精神[4]的所謂“歷史靈性”，正是歷史進步的內在否定性的生動詮釋，亦是歷史普遍性與歷史特殊性[5]的有機統一體，共同構筑起“歷史進步文明大廈”的“地基”。通過對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領導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歷史演進脈絡的深入透視，可以清晰窺見該偉大歷史進程背后蘊藏的深刻歷史內在邏輯，能夠為我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全體中國人民共同富裕提供重要借鑒。

一、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領導社會主義集體生產制度的探索和實踐

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社會主義社會化大生產的基礎支柱，更是社會主義社會性質的集中體現。集體生產制度主要表現為公有制經濟，其在城市體現為國有經濟，在農村體現為集體經濟。國家通過對個體農業和手工業的合作化改造，實現了生產資料私有制向生產資料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的飛躍；國家通過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和平贖買改造，將私營經濟轉變為國營經濟，實現了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向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飛躍。致力于改善新中國落后生產力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工業化運動——“一五計劃”需要通過“三大改造”建立起促進生產力快速發展的先進生產關系?！叭蟾脑臁钡耐瓿蓸酥局陨a資料公有制為核心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在我國的確立，這一重要經濟任務的完成奠定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快速發展的制度基礎，為新中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快速推進社會主義工業化并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開辟了前進道路。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借鑒蘇聯發展經驗，在城市不斷增強國有企業的力量，在農村采取公社組織形式發展農業。在工業方面，國有企業的生產經營權集中在政府手中，高度計劃性集中性使得政府和國企具有全面、絕對的壟斷經濟權力，為實現經濟規?；l展創造了有利條件。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我國確立后，我國的所有制結構逐步變成單一的公有制經濟，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逐步退出我國歷史舞臺。國家通過兩次立法將單一公有制確立為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制度，在1954年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首次將生產資料公有制確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制度，在1975年通過修改憲法再一次被確立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進一步將完善了的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經濟形態——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寫入憲法?？梢钥吹?，在社會生產力發展落后的新中國成立之初，生產資料公有制以自身“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強大制度效能最大限度凝聚民心、民力，極大地激活了中國的社會生產力，推進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國有經濟、國民產業體系等快速發展，促進人民生活水平極大提升。但長期生產經營權的高度集中削弱了廣大勞動者生產經營的積極性，禁錮了社會生產力的高質量發展。隨著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深入開展，農業合作化程度不斷提高。公社包攬統購統銷的本意是利用人民公社促進農業增產，但當時在農業生產力水平不高的狀態下一味追求農業產值的高指標，違背了農業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導致農民生活水平的邊際效能和幸福感下降，甚至產生了較為嚴重的經濟困難。

1956—1966年間我國意識到單一所有制結構的缺陷，著手采取措施進行調整。陳云同志指出，“一化三改”后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在工商業經營方面主要體現為：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的主體，但是附有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這種個體經營是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的補充。[6]陳云同志的報告一定程度上觸及了單一公有制產生的問題，被黨的八大采用，一定歷史時期內優化了所有制結構，促進了生產力的健康發展。此外，毛澤東同志在八大后也說我國經濟發展“可以搞國營，也可以搞私營?！盵7]但這些正確意見受經濟領域“左”的思潮影響遭到廢棄，導致我國對所有制多種結構和形式的探索實踐也處于停滯，經濟發展出現滑坡。

透過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領導社會主義集體生產制度探索實踐的歷史演進脈絡可以發現：在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前夕這一歷史階段，中華大地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后居于生產資料所有制領域主導地位的始終是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對社會主義經濟的高水平有序運行發揮著“定海神針”的支柱作用，是毛澤東同志對推動新中國成立初期，社會主義經濟高水平發展的重大歷史貢獻。一句話，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領導社會主義集體生產制度的探索實踐成果奠定了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推動社會經濟高質量發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全體中國人民共同富裕的制度根基。

二、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領導社會主義全民按勞分配的探索實踐

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受生產力水平和經濟結構制約，需要通過按勞分配提升社會生產力，進而實現向按需分配質的規定性的根本轉變。生產資料公有制在我國的確立，決定了我國公民不能按照私人占有的生產資料參與分配，只能遵循各盡其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通過勞動者的勞動數量和質量獲取相關工資等收入。此外，在社會主義的不發達階段，勞動未成為人生活的第一需要，還只是人謀生的手段，人們長時間固定在比較穩定的勞作崗位上，人的勞動存在后天和先天，智力和體力的差別，需要勞動者的工資等收入體現勞動差異，所以只有按勞分配能公平穩定地保障勞動者的物質利益。我國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確立后按照馬克思主義設想的社會主義分配方案進行分配實踐，但這種方案只是宏觀層面上的方法論指導，還要結合中國國情進行分配實踐。

在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即將完成之際，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國務院通過《關于工資改革的決定》《關于工資改革中若干具體問題的通知》《關于工資改革方案實施程序的通知》等文件，并確立了依據技術、職務、行業、區域等要素發放工資的全國分配標準。同年9月，國家出臺了《關于加強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生產領導和組織建設的指示》，要求全國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必須遵循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和男女同工同酬的分配原則。這些文件的出臺以及全中國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的推行，標志著我國成功實現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中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理同新中國具體經濟發展實際的有機結合，激活了全體中國人民投身于大規模社會主義經濟實踐的內在主體性。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大規模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時期，按市場價值規律進行的社會主義分配不僅難以滿足我國民眾的分配需求，還容易導致較大的貧富差距乃至產生兩極分化。而由社會主義國家掌握分配主動權進行的全民分配，則有效緩和了分配不均可能引發的社會矛盾和經濟風險，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穩步向前發展。分配權由國家掌管，逐步形成了平均主義式的全民按勞分配，其主要以滿足人民的日常生活需要為原則，以定額定量的票據進行物資和財富分配，維持經濟社會健康運轉。當時國家以實現絕對公平為分配取向，民眾的收入差距整體上均維持在相差不大的區間內，是新中國探索實踐分配公平正義路徑的一次偉大嘗試。毛澤東意識到平均主義分配對生產的消極影響，對分配進行了一定調整，指出：“反對平均主義，是正確的；反過頭了，會發生個人主義。過分懸殊也是不對的。我們的提法是既反對平均主義，也反對過分懸殊?！盵8]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在具體的分配實踐中未能堅持下去，最終導致平均主義式的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占據上風。

平均主義式的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確保了經濟社會領域的稀缺財富、資源能夠維持人民群眾的基本生活需要，加速了人的再生產，為人力資本的高效轉化準備了一定規模的人力資源。另一方面，其在當時很大程度上保障了社會公平，在一定時期內保證了全體勞動者積極投身于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加快了物質財富的積累。但因平均主義分配違背了價值規律，加上未充分考慮到對經濟效率進行提高，導致商品經濟發展較為落后。國家依靠布票、糧票等各種票據進行定額分配，弱化了市場在社會主義分配中的主導作用，甚至一段歷史時期內一度取消商品經濟和市場，勞動者的生產勞動積極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挫傷。

透過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領導社會主義全民按勞分配探索實踐的歷史演進脈絡可以發現：在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前夕這一歷史階段，中華大地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后居于分配制度領域主導地位的始終是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為社會主義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內在驅動力，是毛澤東同志對推動新中國成立初期一段時期內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重大歷史貢獻。一句話，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領導社會主義全民按勞分配的探索實踐成果形塑了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推動社會經濟高質量發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全體中國人民共同富裕的內在動能。

三、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領導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機制的探索實踐

馬克思曾經指出：“設想一個自由人聯合體，他們用公共的生產資料……要在他們之間進行分配?！盵9]這是馬克思關于計劃經濟的基本設想，即在共產主義社會，勞動者共享生產資料和勞動產品，市場交換喪失存在價值，社會普遍實行按勞分配。這時，“勞動時間就會起雙重作用……所占份額的尺度?！睋Q言之，馬克思認為在共產主義社會，勞動時間成為計劃經濟分配的核心指標，依據勞動時間長短直接獲取勞動報酬。隨后，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又指出：“在一個集體的、以生產資料公有為基礎的社會中……直接作為總勞動的組成部分存在著?！盵10]即在公有制社會，價值和交換價值失去存在的必要，個人勞動直接轉化成社會勞動，不用再經過商品、貨幣、價值和市場等一系列中介來實現，市場經濟的價值規律也將失去對經濟的支配作用。恩格斯也持有類似觀點，他在《反杜林論》中指出：“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盵11]恩格斯認為建構在私有制基礎之上的市場經濟體制存在著物對人的奴役，生產者的勞動被異化，要實現人的自由和解放就要消除商品生產產生的異化勞動。概括來說，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市場經濟的弊端加劇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而取代私有制的公有制及立于其上的計劃經濟將消滅經濟領域的剝削和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確保社會化大生產有序進行，實現人民自由而全面的發展。

由于馬克思和恩格斯設想的社會主義社會以社會化大生產為生產模式、按勞分配為分配模式，按社會需要而對生產進行計劃管控，因此這一時期我國在經濟發展中選擇了計劃經濟的體制機制。1949—1954年這段歷史時期，中國先后成立了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國家計劃委員會和編制五年計劃綱要草案的工作小組等中央計劃經濟管理組織機構。1950年國家出臺了《關于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并召開了全國計劃工作會議。1954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大典更是在第十五條直接規定：“國家用經濟計劃指導國民經濟的發展和改造，使生產力不斷提高，以改進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鞏固國家的獨立和安全”[12]，標志著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機制在我國正式確立起來。計劃經濟體制機制在中華大地的確立意味著市場在我國經濟發展中力量的弱化，這與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落后、集中國內有限的資源人力最大限度最快調動全民生產勞動積極性做強國家總體實力的需要以及排除資本的剝削等因素有著極大關系。一句話，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人，旨在通過社會主義的“純潔度”[13]在最大限度保障中國人民公平正義的框架內快速發展社會生產力和國民經濟，推動中國式社會主義現代化和全體中國人民共同富裕。

盡管國家在主要發展領域和環節大規模大范圍采用計劃經濟體制機制建設發展國民經濟，但也經常對經濟發展模式和資源配置模式進行實踐調研和一定程度的反思調整。1956年毛澤東同志在推動我國獨立自主探索實踐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道路的經典著作《論十大關系》中指出：“把什么東西統統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給工廠一點權力，一點機動的余地，一點利益，恐怕不妥?！薪y一性，也要有獨立性?！鱾€生產單位都要有一個與統一性相聯系的獨立性，才會發展得更加活潑?！盵14]周恩來同志也指出：“一切東西都靠國家生產不行，各方面都應該有百分之幾的自由活動，太死了不行?！盵15]政府將一定的生產經營自主權下放至工廠，一定范圍的簡政放權優化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機制，但最終未能按照價值規律和生產力發展規律推進經濟發展，計劃經濟仍居于經濟發展主導地位。計劃經濟體制機制是建立在國民經濟生產力高度發展基礎上的高層次的經濟體制機制，需要完善的經濟金融財稅體系作為支撐。但當時中國經濟財政金融體系不完善、生產力不發達，只追求純而又純的公有制和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只是在形式上打造出了計劃經濟的輪廓，并不具備真正實行計劃經濟的條件。計劃經濟在社會主義生產力落后的中國長期占據主導地位，對生產力和經濟的健康發展產生了負面影響，主要體現在“政企不分”削弱了生產者和企業積極性，阻礙了商品經濟發展，導致人均GDP和收入增長緩慢。此外，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計劃完全代替市場決定資源配置，將企業在市場產生的交易成本轉嫁到政府身上，增加了其組織成本，扭曲了資源配置。

透過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領導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機制探索實踐的歷史演進脈絡可以發現：在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前夕這一歷史階段，中華大地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后居于經濟體制機制領域主導地位的始終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機制，但也有對于市場經濟體制機制的一些探索實踐，為新中國成立初期一段時期內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提供了體制機制保障，是毛澤東同志對推動新中國成立初期社會主義經濟高水平發展的重大歷史貢獻。一句話，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領導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機制的探索實踐成果一定程度上為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全體中國人民共同富裕作了生產力和物資儲備。

四、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領導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進程的歷史內在邏輯

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領導建立和完善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奠定了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國家進步興盛和人民富裕安樂的物質和財富生產力基礎，是毛澤東同志的偉大歷史貢獻。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領導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進程透視出該歷史過程實際上就是毛澤東同志領導確立和完善以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和高度集中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為基本特征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發展過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這一制度化的經濟基礎決定并引領著與之相適應的以制度化形式存在的現實上層建筑——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作為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核心要素，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的基本標志，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發展完善推動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發展完善。概言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演變決定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隨之發生相應變化的歷史內在必然性。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從本質上說是具有強大生命力和遠大發展前途的科學制度體系，具有自我調整、發展、完善的先進機能，其中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就是能夠有力佐證的鮮活樣本。

縱觀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領導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歷史演進脈絡，可以清晰發現并深刻領悟到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演變蘊藏的歷史內在邏輯。第一，社會主義發展史是由人民大眾創造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創造、完善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必須以全體中國人民利益作為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促進社會生產力提高、全體中國人民共同富裕和中國式現代化穩步向前。第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確立與完善的，要始終堅持作為無產階級先進政黨的中國共產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保持持續激活中國人民自覺投身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內在主體性的一以貫之性，高質量完成完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這一偉大歷史工程。第三，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作為世界先進的社會主義經濟文明，以創造比資本主義經濟文明更高效的勞動生產率、更高水平的社會生產力和更大規模的社會財富為歷史使命，為世界上渴望獨立自主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提供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第四，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社會主義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制度驅動力，其歸宿是指導經濟發展實踐，但同時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亦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實踐鮮活經驗的提煉，在對經濟實踐經驗的制度化凝練與升華過程中，不可避免會因囿于有限的經濟材料、復雜多變的現實經濟實踐等難以規避的問題，在建國初期出現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對社會生產力發展起到前期推動、后期阻滯兩種截然不同的效果。具言之，在社會生產力落后的新中國經濟發展歷史前期，高度集中的計劃社會生產關系確實可以通過追求平均主義式的社會經濟公平推動社會生產力高效提升；而隨著社會生產力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后，平均主義和計劃社會生產關系便難以滿足人民對于剩余產品市場交換和財富利益私人獲取增多的社會需求，導致社會生產力水平停滯甚至下降。第五，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作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自身就具有自我調整、發展、完善的先進機能，當其滯后于社會生產力發展時，在先進馬克思主義執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迅速歸于適合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本位”，推動社會化大生產高效運行和社會生產力高水平提升。第六，以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社會主義分配制度、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機制為基本特征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毛澤東經濟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生產資料所有制、分配制度和經濟體制機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三大要件，作為具體的、歷史的經濟范疇，這三者通過“三位一體”的動態演進，推動社會主義中國的經濟在一定歷史發展時期內實現高質量發展，三者有機構成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調整完善深刻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同中國具體經濟發展實際和時代大勢有機結合的發展過程。

余論

美國著名社會學家愛德華·希爾斯指出：“與自身社會的過去割裂，就如同與現今割裂一樣，都會使個人和社會失去秩序?！盵16]成熟的民族，總是能正確地看待“昨天”，在關于歷史的客觀認識中獲得寶貴的經驗和啟示；也總是能準確把握“新的歷史特點”，在關于未來的合理規劃中為民族國家的發展設定正確的發展路線。[17]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國家經濟治理體系完善和經濟治理能力提高的源泉，對于下活中國經濟棋局具有重要意義。[18]中國共產黨領導中華民族通過黨史學習，獲得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領導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歷史演進脈絡與歷史內在邏輯的清晰理性認知，在思維中建構起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理想經濟發展方案，并結合具體經濟發展實踐和時代、世界發展現實，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進行調整完善，努力推動其成熟定型，持續釋放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經濟治理效能，推進國家富強和人民富裕在中華民族“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歷史發展鏈條中變為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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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彭銀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