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空間統計分析和地理探測器的中國海洋文化遺產空間區劃

牛小溪，譚立峰,，劉 芳，王曉豐

（1.天津大學 建筑學院，天津 300072；2.天津城建大學 建筑學院，天津 300384；3.鄭州大學綜合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鄭州 450000）

海洋文化遺產是海洋文明的重要載體，歷史上的人類海洋活動、涉?；顒蛹坝纱硕纬傻乃枷胍庾R、社會制度、科技創造、物質生活、民俗風情等文化遺存，都是海洋文化遺產（曲金良，2012）。2021年由聯合國發起的“海洋科學促進可持續發展十年（2021—2030年）”倡議將“文化遺產框架計劃（CHPF）”列為實施該倡議的首批行動之一。CHPF 致力于將歷史時期的人海關系納入海洋科學和政策管理，使文化遺產能在“海洋十年”期間為可持續發展做出貢獻（Ocean Decade Heritage Network, 2021）。文化影響是海洋保護區每個管理決策的一部分①，將海洋文化納入海洋管理體系，對實現海洋資源的綜合性管理及海洋可持續發展目標意義重大（李偉 等，2016；Trakadas et al., 2019; Lees et al., 2023）。

然而，對海洋文化遺產資源認識不足，難以為具有社會文化價值的地區劃定具體的空間邊界（Strand et al., 2023），是各國海洋空間規劃面臨生態、經濟與文化失衡問題的重要原因之一（Gee et al., 2017）。如Lees等（2023）根據愛沙尼亞的發展過程，借助利益相關者的參與進行文化測繪和知識合作的生產，刻畫“地方形象”，探索將文化遺產融入海洋空間規劃的方法；Khakzad 等（2015）提出可根據不同要素之間的聯系來定義沿海文化中間地帶，這種聯系可通過文化實體以物質的、社會的、經濟的形式存在，也可通過非物質形式存在，其邊界主要取決于物質和非物質遺產的存在狀態；Pinillos 等（2023）以海岸帶綜合管理原則為基礎，針對Chiloé島嶼及其海域提出以自然生態、社會經濟、文化、政治和其他5種特征為標準的分區方案；梁智堯等（2022）依據河流水系和方言分區對中國海洋文化遺產分布范圍進行分區。上述劃定海洋文化遺產邊界的方法，均是以定性分析為主，一方面在實際操作中難度較大且主觀性較強，另一方面缺乏對遺產資源整體狀況及其歷史背景的考察。

中國擁有長達1.8萬km的大陸岸線和1.4萬km的島嶼岸線，先民為適應、利用復雜的海陸環境在數千年的涉海實踐中留下豐富的文化遺存。海洋文化遺產描述了過去人類與海洋空間的互動過程，具有構成類型復雜、時空差異顯著等特點。為從宏觀上厘清中國海洋文化遺產的地域分異特征，本研究參考自然和文化區劃的方法和思路（鄭度 等，2008；Khakzad et al., 2015；方創琳 等，2017；王世金 等，2022），提出將定性和定量方法相結合，基于對海洋文化遺產資源時空演變、地域差異的認識，以時空格局為主導因素進行“自上而下”分區，同時依據影響因素進行“自下而上”分區，形成中國海洋文化遺產資源空間區劃方案。以期為國土空間規劃下海洋資源管理提供參考，助力海洋文化遺產的區域化保護。

1 區劃范圍、原則及路徑

1.1 區劃范圍及對象

區劃范圍為中國沿海11 省市，包括遼寧、河北、天津、山東、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和海南（由于數據缺乏，不包括港、澳、臺地區）。從該11省市八批共1 770個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中遴選出具有海洋文化典型特征（Qu,2012；曲金良，2012，2019；楊國楨，2014；燕海鳴 等，2016；牛小溪 等，2023）的遺產點共330處作為研究樣本，將其編號、名稱、時期、所屬時段、批次、地理坐標、行政區劃等信息進行編碼整理（圖1）。參考楊國楨（2014）、Qu（2012）、燕海鳴等（2016）對中華海洋文明、海洋遺產和“海上絲綢之路”的時代劃分，將“所屬時段”分為史前、夏商周、秦漢、隋唐、宋元、明清、近現代7個時段，跨時段遺產點“所屬時段”按其最早出現時段賦值。

圖1 研究區內海洋文化遺產分布Fig.1 Distribution of marine cultural heritages in the study area

1.2 區劃目的及原則

1.2.1 區劃目的 區劃的初衷是科學認知地域發展的規律性與空間分異性，并最終服務于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楊保清 等，2021）。海洋文化遺產區劃屬于區域區劃，是綜合海洋文化遺產的產生變化過程、空間格局以及自然、文化、社會、經濟等影響因素，以整體性、區域化遺產保護為出發點，對海洋文化遺產資源進行空間整合。主要目的包括2方面：1）明晰中國海洋文化遺產資源的動態演變規律和空間分異特征，從整體上提高對海洋文化遺產資源的認知，彌補當前海洋資源管理中對海洋文化遺產認識的不足；2）探究不同地區人類活動對海洋文化遺產分布的影響，動態反映人類對海洋文化遺產存量的作用與反饋機制，為不同區域海洋文化遺產資源的發掘、利用和保護提供決策依據。

1.2.2 區劃原則 區劃原則是形成區劃方案的主要指導思想，區劃方法的選擇、指標體系的建立以及空間化過程均是依據區劃原則進行選取，參考已有文化及自然區劃原則（傅伯杰 等，2001；鄭度 等，2008；劉沛林 等，2010；鄭景云 等，2010；方創琳 等，2017），結合海洋文化遺產區劃目的，確定原則：1）發生統一性原則。不同區域間的分異往往由關鍵性歷史事件所導致，而各分區內部的歷史形成過程應具有相對的一致性。2）主導性原則。海洋文化遺產區劃研究主要從宏觀角度考慮，以點狀遺產的時空分布特征為主導因素，不觸及海洋文化遺產的具體形態、空間構成、建筑風格等微觀內容。3）綜合性原則。自然及人文環境為海洋文化遺產的產生和發展提供必要的物質基礎，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人類活動對海洋文化遺產存續產生直接影響，因此區劃方案需綜合考慮自然和人文等多種歷史和現實因素影響。4）空間分布連續性原則?？绾Ｎ幕涣魇呛Ｑ笪幕z產形成的途徑之一，海洋文化遺產在某些不連續的地域空間也可能具有相似的形態或文化內涵。由于本研究主要從宏觀角度考慮，以時空分布為主導原則，不對微觀內容進行溯源，因此區劃方案以空間分布連續性為原則，同時保證縣級行政區劃的完整性。

1.3 區劃方案架構

1.3.1 區劃思路 “自上而下”演繹和“自下而上”歸納是自然和文化區劃常用的區劃思路（方創琳 等，2017；張海燕 等，2020）?！白陨隙隆敝饕腔谘芯繉ο笤诖?、中尺度上的地域分異規律，按照區際差異最大化，從高級區域單位開始逐級劃分；“自下而上”則是從最小研究單元開始，按照區內相似性原則，依次合并為較高級區域單位。

根據地理學第一、第二定律，任何東西與別的東西之間都是相關的，但近處的東西比遠處的東西相關性更強（Tobler, 1970），而空間的隔離，造成地物之間的差異（Goodchild, 2003）。海洋文化遺產時空分布的相關性和異質性成為開展區劃工作的前提條件，其時空分布特征是海洋文化遺產在宏觀尺度上地域分異規律的直接體現。在此基礎上，根據地理相關分析，確定現有區劃方案如流域區劃、方言區劃、氣候區劃、地貌類型、農業自然區劃、經濟區劃與海洋文化遺產分布的相關關系，以對海洋文化遺產分區邊界進行初步劃定。不同于地貌、地形、氣候等自然要素，海洋文化遺產屬于空間非連續體，最終邊界的確定還需借助在空間上連續的、可量化的變量，將點的屬性特征進行變量轉換并映射到最小研究單元。因此需進一步建構影響因素指標體系，對影響地域分異相關因素指標進行量化，計算最小研究單元的綜合指數，再進行空間聚類，以劃定更為精確的空間范圍。最后將初步區劃方案與聚類結果疊加，并結合專家經驗進行邊界校正，確定最終區劃方案（圖2）。

圖2 中國海洋文化遺產空間區劃框架Fig.2 The spatial zoning framework of China's marine cultural heritage

1.3.2 區劃工具 為實現該區劃方案，借助Arc-GIS空間統計、空間分析工具和地理探測器。

1）空間統計分析的核心是認識與地理位置相關數據間的空間依賴、空間關聯或空間自相關（陳斐 等，2002）。ArcGIS空間統計工具可用于標識具有統計顯著性的聚類、評估聚類或離散的整體模式、根據屬性相似性進行分組等。借助該工具依據海洋文化遺產的空間位置建立遺產點間的統計關系，為進一步的空間分析提供依據。

2）在ArcGIS空間分析工具中主要借助核密度分析，依據海洋文化遺產的點狀分布特征計算整個區域的概率密度，用以觀測海洋文化遺產不同時段的空間集聚特征，進而從宏觀上認識海洋文化遺產的時空演變規律。

3）地理探測器既可檢驗單變量的空間分異性，也可探測兩變量之間可能的因果關系。其核心思想是基于假設：如果某個自變量對某個因變量有重要影響，那么自變量和因變量的空間分布應具有相似性（王勁峰 等，2017）?？赏ㄟ^4 種探測器實現：風險探測器、因子探測器、生態探測器和交互作用探測器。本文主要借助因子探測器，探測現有區劃方案以及自然、文化、社會、經濟因素對海洋文化遺產分布格局的解釋力，一方面為區劃邊界的確定提供依據，另一方面用以確定指標體系中各因子的權重。

2 依據海洋文化遺產時空格局進行“自上而下”分區

2.1 海洋文化遺產時空分布特征

宏觀區劃主要關注海洋文化遺產的時空演變規律，時間和空間是決定海洋文化遺產格局的關鍵變量，借助ArcGIS 空間統計工具對海洋文化遺產點的“所屬時段”字段作空間自相關分析。全局空間自相關結果（圖3-a）顯示，Moran'sI指數為0.26，z得分為7.47，表明隨機產生此聚類模式的可能性＜1%；通過聚類和異常值分析（圖3-b），集聚區（包括高/高聚類區和低/低聚類區）主要集中在山東半島、長三角和海峽西岸；異常值主要出現在長三角一帶，表明長三角地區海洋文化遺產時間跨度較大，即該地區海洋文化遺產延續性最強。

圖3 海洋文化遺產點空間統計分析Fig.3 Spatial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marine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依據增量空間自相關，測量各時段遺產點在不同距離下的聚類程度，并將z得分峰值狀態下的距離確定為該時段核密度的搜索半徑。從各時段遺產核密度結果看（圖4），史前至夏商周時期遺產空間分布變化較小，集聚區均出現在山東半島和長三角一帶，該時期涉海生活生產對海洋自然環境依賴較大；秦漢時期，廣西北部灣一帶成為新的熱點區域，秦征嶺南、漢平南越促使漢文化南下，該時期成為南方土著海洋文化產生變革的轉折點；隋唐時期，伴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新增熱點區北上轉移至珠江口和福建沿海；宋元至明清時期，經濟重心南移，加之海禁帶來的倭亂，福建地區遺產的密集程度進一步加強；近現代以后，整個沿海地區經歷了東西方文化的碰撞，除東南沿海遺產分布仍保持集聚狀態外，在遼東半島、山東半島、天津三地還形成環拱渤海的格局。整體上，海洋文化遺產分布呈現兩大密集區，主要集中在長三角和福建一帶，此外環渤海、珠三角、海南島地區也出現集聚現象。海洋文化遺產的時空格局佐證中華海洋文化的發展進程，隨著時間的積淀，逐漸形成具有中華海洋文明特質的地理空間結構（高樂華，2016）。

圖4 各時段海洋文化遺產核密度估計Fig.4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of marine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in each period

2.2 時空要素加權疊加確定大致分區范圍

從各時段遺產核密度（見圖4）可以看出，歷史進程是海洋文化遺產產生地域分異的關鍵因素，鑒于中華海洋文化在不同歷史時期并非平穩、均質化發展，因此有必要先對時序要素加權處理再進行疊加。借鑒為劃分自然區而進行的古地理研究，結合時間演替和空間分異對研究對象進行解讀，并依據其所記錄時間上的階段性和空間上的差異性對空間進行劃分（龔一鳴 等，2015），即海洋文化遺產區劃的實質是對其時空分布的空間劃分，無需追溯區域的全部歷史，僅需查明對區域分異特征的形成起關鍵作用的事件，便可闡明區域分化的歷史進程。楊國楨（2014）把中華海洋文明的演進分為興起、繁榮、頓挫、復興4個階段，具有轉折意義的事件主要有秦征嶺南漢平南越、宋元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以及15 至16 世紀歐洲新航路的開辟。結合中華海洋文化發展歷程，采用層次分析法，通過構建判斷矩陣計算7個時段的相對權重分別為：史前20.8%，夏商周16.7%，秦漢20.8%，隋唐12.5%，宋元16.7%，明清8.3%，近現代4.2%。借助ArcGIS 疊加分析工具，得到經加權疊加后的海洋文化遺產整體核密度（圖5-a）?；诩訖嗪嗣芏葓D大致劃分出四大海洋文化遺產區，分別是：以山東半島為核心的環渤海地區、長三角地區、海峽西岸地區、以珠江口和海南島為核心的嶺南地區。

2.3 地理相關分析確定初步分區邊界

自然和人文本底環境是海洋文化遺產產生并得以存續的根本。中國沿海地區跨越3個氣候帶，以秦嶺－淮河一線為界，北部沿海地區多為平原，屬溫帶季風氣候且具有明顯的大陸性特征，南部多為丘陵且降水量豐富、河網密布。綜合考慮中國沿海地區自然、文化及經濟因素的差異，選取地貌類型、流域區劃、氣候區劃、農業自然區劃、方言區劃、經濟區劃6大區劃作自變量，以各遺產點核密度值作因變量，借助地理探測器進行地理相關分析（表1）。其中地貌類型、流域區劃、氣候區劃、農業自然區劃數據從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科學與數據中心網站②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科學與數據中心.https：//www.resdc.cn/Default.aspx獲??；方言區劃根據《中國語言地圖集（第2 版）》（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等，2012）中國漢語方言地圖整理，借助ArcGIS 地理配準工具對柵格圖像進行地理配準，并繪制漢語方言區劃矢量圖；經濟區劃參考楊吾揚等（1992）對中國十大經濟區的劃分。

表1 已有區劃因子力探測Table 1 Factor detection of existing zoning

結果表明，整體上，流域區劃對海洋文化遺產分布解釋力最強，其次是方言區劃；從南部和北部沿海地區看，方言區劃均具有最強解釋力，其他類型區劃的解釋力在南北地區具有較大差異?；谝蜃恿μ綔y結果，一級區劃優先參考流域區劃，同時兼顧方言區劃、農業自然區劃確定邊界；南部沿海地區應優先參考方言區劃、農業自然區劃、流域區劃確定邊界；北部沿海地區優先參考方言區劃確定邊界，從而形成一級區劃的初步方案（圖5-e）。

3 依據影響因素進行“自下而上”分區

3.1 指標體系構建

參考已有研究（Fang et al., 2017；楊保清 等，2021；Wu et al., 2022），以自然、文化、社會、經濟4大要素為主導，以縣域行政區劃為最小研究單元。首先選取各主導要素下具代表性的指標，結合SPSS 共線性診斷和因子探測結果，剔除高度共線指標和解釋力較弱的指標，最終確定用以表征自然要素、文化要素、社會要素、經濟要素的12 個指標，構建海洋文化遺產二級區劃指標體系。

氣象、社會經濟數據來源于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科學與數據中心網站①；河網密度數據來源于中國科學數據網站③中國科學數據網.http://www.csdata.org/；路網數據來源于Open Street Map④Open Street Map.https://www.openstreetmap.org/；文化資源數據來源于國家文物局綜合行政管理平臺⑤國家文物局綜合行政管理平臺.http://gl.ncha.gov.cn/；人口相關數據來源于《2020 中國人口普查分縣資料》（國務院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2022）。以上數據除人口相關數據為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其他數據均采用2019年數據（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公布時間）。

3.1.1 自然要素 自然環境反映文化現象地域分異的外在機制（張曉虹，2000）。根據前述地理相關分析，流域、氣候、農業自然區劃與海洋文化遺產分布特征耦合度較高，選取與水文、氣候、濕潤度相關的河網密度、年平均氣溫和年降水量作為自然要素指標。

3.1.2 文化要素 選取文化資源密度、少數民族人口比重和平均受教育年限刻畫縣域尺度的文化分異。對文化資源的統計主要包括博物館、歷史文化名城（鎮、村）、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借助SPSS 采用熵值法對各類文化資源的重要性進行計算并賦予相應權重，計算公式為：

文化資源密度=［博物館（一級×19.3%+二級×14.4%+三級×11.7%+未定級×5.2%）+歷史文化（名城×17.2%+名鎮×14.3%+名村×13.1%）+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4.7%］/縣域面積 （1）

3.1.3 社會要素 選取人口密度、一代戶占比、道路密度刻畫研究單元的社會環境狀況。人口是社會環境子系統的主體（楊保清 等，2021），人口密度反映地區的吸引力大小和承載能力，一代戶占比反映地區的人口結構。道路密度用于表征城市發展建設水平，將不同的道路等級按時速賦予相應權重，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支路設計時速分別以80、60、40、30 km為標準：

道路密度=（快速路×1+主干路×0.8+次干路×0.5+支路×0.4）/縣域面積 （2）

3.1.4 經濟要素 選取經濟密度、人均GDP 和城鎮化率刻畫研究單元的經濟發展水平。經濟密度和人均GDP將地區生產能力與土地和人口規模聯系起來，能更好表征地區經濟活動的效率，經濟密度=地區生產總值/縣域面積。城鎮化率反映地區的城市化進程，是衡量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文明程度重要標志。

3.2 因子力探測

各指標對海洋文化遺產時空格局的貢獻權重借助地理探測器進行確定。借助ArcGIS 空間分析工具提取各遺產點的核密度和影響因子屬性值，通過多次嘗試綜合采用SPSS最優分箱、K均值聚類、自然斷點、分位數、幾何間隔對各影響因子屬性值進行重分類，導入GeoDetector，分別對整個沿海地區、南部沿海地區、北部沿海地區影響因素指標進行因子力探測，并進行要素權重計算。要素權重W為相應因子權重之和，各因子權重w通過計算公式為：

式中：qi為因子Xi的q值，i=1，...，n。

因子力探測及權重計算結果（表2）表明，不同要素對海洋文化遺產時空分布的貢獻值差異顯著，且在南北沿海地區呈現明顯的地域分異特征。從整體范圍看，自然要素是影響海洋文遺產時空分布的主要因素，貢獻值為37.4%，其次為經濟要素24.8%；北部沿海地區經濟要素居首位，要素權重為30.2%，其次為文化要素28.9%；在南部沿海地區自然要素居首位，貢獻值為32.0%，文化和經濟要素貢獻值相差不大。該結果與上文基于已有區劃的因子力探測有一定差異，主要原因在于所選取已有區劃均以全國為研究范圍，當僅截取沿海地區時，部分分區特征無法凸顯。

表2 海洋文化遺產分布的影響因素因子力探測Table 2 Factor detection of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the distribution of marine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3.3 綜合指數計算及空間聚類

鑒于不同指標在單位及數量級上的差異，先對各指標數值進行標準化處理，將標準化處理后的數據與縣域行政區劃進行連接，再進行空間約束多元聚類?？臻g約束多元聚類兼顧研究對象的空間位置信息和屬性信息，將二者同時作為聚類條件，較傳統聚類方法擴展了空間信息在聚類過程的作用。

首先，依據整體因子權重計算整個沿海地區各區縣的綜合指數。以所屬流域分區作為約束字段，以僅鄰接邊作為空間約束條件，對綜合指數進行空間約束多元聚類。通過觀測不同聚類數下的聚類結果發現，當聚類數為5 時，出現顯著的南北分異（圖6-a），當聚類數逐漸增加，依次在北部和南部沿海出現新的分區（圖6-b、c）。其次，分別依據南部和北部地區的因子權重計算各區域內區縣的綜合指數，以所屬方言分區作為約束字段，重復前述操作過程（圖6-d）。最后，疊加多次聚類結果和一級區劃初步方案，并結合專家經驗進行修正，確定最終海洋文化遺產分區邊界（圖6-e）。其中，一級區4 個，命名方式為“區域名+通名”，二級區12個，命名方式為“區域名+特征+通名”。

圖6 最終區劃方案生成過程Fig.6 Generation process of final zoning scheme

對比《全國海洋文化發展綱要》（曲金良，2016）中提出的五大海洋文化圈、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區范圍、相關學者（高樂華，2016；梁智堯等，2022）對海洋文化及遺產區域的研究初步證實，以海洋文化遺產時空格局為主導因子，通過構建影響因素指標體系并進行空間聚類的方法所確定的區劃方案，能較準確反映中華海洋文化的地域分異特征。

4 各分區典型特征

各分區典型特征的剖析有助于深化對地域分異規律的認識（鄭度，1998）。各海洋文化遺產區內遺產空間分布特征迥異，加之遺產構成在年代、類型上的差異，形成各分區的典型特征（表3）。

表3 各海洋文化遺產分區的典型特征Table 3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marine cultural heritage zone

4.1 環渤海海洋文化遺產區

環渤海地區是東夷海岱文化、齊文化的發源地，也是中國北部海洋文化的核心地帶（張紓舒，2016），其海洋文化受到儒家文化思想的影響（鄭玉香 等，2017）。環渤海海洋文化遺產區見證了海洋文化與中原文化的深度融合，以及“海上絲綢之路”北方航線的繁榮。由于毗鄰中原腹地且受中原正統文化影響較早，該區域遺產的傳統海洋文化特征相對較弱，整體呈現小聚集、大分散的格局。西周至春秋戰國時期，地處山東半島的齊國便提出了“官山?！闭撷蕖肮偕胶！币辉~見于春秋齊國管仲《管子·海王》：“唯官山海為可耳”。司馬遷《史記·平淮書》載：“官山?！币鉃椤搬瑁ㄇ笕〉囊馑迹┥胶Ｖ畼I”，即礦山出鐵，海里出鹽，謂于山海設官管理鹽鐵之政。（司馬遷，1959；管子，2015），早期的鹽鐵官營使山東半島較沿海其他地區的鹽業遺址規模更大，年代更早。山東半島和遼東半島間的島鏈為中原文化向遼東半島的傳播提供了便利條件，同時還承擔著聯通中原、朝鮮和日本的跳板作用。海河流域因大面積為退海之地，為制鹽業發展提供了先天條件，至元朝定都北京，中國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的分離使北方海運再次崛起。近代開埠后，山東半島、遼東半島、天津成為拱衛京畿的門戶，近代海防遺址較為密集。

4.2 長三角海洋文化遺產區

長三角地區是吳越文化的發源地，東西有長江貫通、南北有大運河往來，是溝通內陸、沿海與海外的重要樞紐。長三角海洋文化遺產區見證了南北文化的交融和東西文化的碰撞。長三角海洋文化遺產區文化起源早、歷史延續性最強。長江口及杭州灣一帶的史前文明與稻作農業息息相關，如河姆渡遺址、跨湖橋遺址、錢山漾遺址中均發現有大量碳化稻谷。稻作農業也是長三角地區吳文化、海漕文化的奠基石，在長時段的歷史進程中，該地區與稻作農業相關的水利設施見證了其魚米之鄉的輝煌，如奉賢華庭海塘、鹽官海塘、海神廟、太湖溇港圩田、?；~塘等。江淮地區是明清時期的重要產鹽地，與海河流域類似，大面積的退海之地為制鹽業的發展提供了先天條件，江淮鹽業遺產區以產鹽地鹽城和銷鹽地揚州為核心區。浙東地區以海防文化遺產最為典型，明清時期，以浙江、福建為首的東南沿海是倭患最為嚴重的地區（高揚文 等，2004），海防遺產沿海岸線分布較為均衡。

4.3 海峽西岸海洋文化遺產區

海峽西岸地區是閩越文化的發源地，以古閩、吳越文化為基礎，以中原文化為養料，并受到西方文化的催化（王曉文，2002）。海峽西岸海洋文化遺產區是最具傳統海洋文化特征的區域，雖接連受中原文化和海外文化的影響，但仍較大程度地保留了傳統海洋文化的特質并將中華海洋文化遠播海外。受宋元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和明朝頻繁的“海禁”“開?！闭哂绊?，海峽西岸地區形成具有顯著港口集聚特征的分布格局，遺產核心區也主要位于泉州、福州和漳州等古代港口城市。如泉州港是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中心；自“隆慶開關”至明末，漳州月港一直維持對外開放“特區”的地位（龔高健 等，2007），相關碼頭遺址是民間海外貿易首次得到官方認可的重要見證；清初開海后，樟林古港由于扼守閩粵水陸交通要道，成為商人出海、移民的重要口岸。涉海的宗教信俗是閩東地區與航海事業相伴而生的典型遺產類型，以媽祖信俗為代表，隨著遠洋航運、近海航運、大運河、內河航運等遠播至海內外（鄭衡泌，2010）。由于山地的阻隔，閩西地區主要以山地型客家聚落最具代表性，見證了中原漢族與閩越土著族群融合發展的歷史進程。

4.4 嶺南海洋文化遺產區

嶺南地區的土著文化為南越文化，夏商周時期，受楚文化、長江下游越文化影響，至秦定嶺南漢平南越以后，基本完成了漢化的進程（李巖 等，2021）。同北部環渤海地區類似，優良的海域環境為嶺南海外交通的發展提供了先天條件，使嶺南地區成為“海上絲綢之路”南海航線的起錨地，珠江口以廣州港為核心，北部灣以徐聞港和合浦港為核心，此三港自漢代起便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出海港⑦我國關于海上航道最早的官方記述見于《漢書·地理志》（班固，1962），其卷28中記述：“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余，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厓相類?！睗h代以后，海道逐漸增多，至唐代，《皇華四達記》（歐陽修，1975）中則詳細記述了有明確稱謂的“廣州通海夷道”，這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最早稱謂。，隨著航海技術的進步和航線的變遷，僅廣州港繁盛不衰，從秦代造船遺址、唐代懷圣寺光塔、明代西廳渡到清代十三行見證了廣州港持續近兩千年的繁榮。由于遠離中央王朝，嶺南地區是歷朝歷代海疆經略的重點區域，秦朝開鑿的靈渠，廣布嶺南地區的馬伏波廟、冼夫人廟等見證了上至國家下至地方致力于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的歷程（譚其驤，1988；滕蘭花，2010）。此外，廣西防城港市聚居著中國為數不多的以海洋文化為主要特征的少數民族（廖國一，2005）——京族，京族海洋文化遺產是中國傳統海洋民族文化的生動寫照，對研究歷史時期的人海關系意義重大。

5 討論與結論

5.1 討論

海洋文化遺產分布的時間和空間異質性使基于有形文化資源的分區成為可能。本研究提出的區劃方案依賴于海洋文化遺產的存量、指標體系的構建，因此，該區劃方案也是一種動態區劃。隨著海洋文化遺產數據庫及相關數據的更新，區劃邊界可能在小范圍內發生變動，但整體分區格局基本保持穩定。需要說明的是，與島國和群島國家不同，廣袤的陸地是中國海洋文化得以形成的基礎，中國海洋文化遺產的分布不完全依賴海岸線而存在，在某些區域內，海洋文化遺產的分區邊界有必要向內陸延伸。如長沙銅官窯遺址是海絲史跡之一，為適應外銷的需求，銅官窯瓷器在裝飾和色彩上吸取西亞和波斯的藝術風格，遠銷20多個國家和地區，在世界陶瓷史及“海上絲綢之路”發展歷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外銷瓷貿易是中國海洋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因此海峽西岸海洋文化遺產區也應包括銅官窯所在地及與外銷相關的水運航路區域。其他地區亦有類似情況，還需結合歷史及考古學專家進行綜合考量。

本文提出的區劃方案能較準確地反映中華海洋文化的地域分異特征，但在數據樣本的遴選和指標體系建構等方面仍需深入研究。海洋文化遺產資源體系的建構必須在國際法制定領域、歷史和考古學等學科、商業領域以及公共實踐之間來回切換（Lehman, 2018），已定級和未定級的具有海洋文化價值的物質及非物質遺產都應通過健全的遴選機制被納入；此外，如何在區縣尺度下納入政策因素尚未得到有效解決。由于區劃方案主要基于宏觀視角，未觸及海洋文化遺產具體的形態特征、空間結構等微觀內容，為提升區劃方案在表現形式和文化內涵中的一致性，還需從微觀及非物質等方面做深入研究。

借鑒自然和文化區劃的方法和思路，本研究提出針對海洋文化遺產的分區方法，有助于從宏觀上認識中國的海洋文化遺產資源，為海洋空間規劃提供人文維度的參考。該方法對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其他主題性文化遺產的分區研究也適用。在已有研究基礎上，還需綜合多個維度（Khakzad et al.,2015; Pinillos et al., 2023） 進 行 多 圖 層 的 疊 加（Balague et al., 2008）為海洋空間規劃提供具體的決策依據，并通過社區參與制定因地制宜的方法，以保持文化生態系統的多樣性及可持續性，以此應對海洋空間規劃中所面臨的諸多挑戰（Santos et al.,2021）。

5.2 結論

本研究借助ArcGIS 空間統計、空間分析工具和地理探測器，對海洋文化遺產的時空格局和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結論：

1）海洋文化遺產空間分布具有顯著的集聚特征，集聚區主要集中在山東半島、長三角和海峽西岸，且長三角地區海洋文化遺產延續性最強。

2）不同歷史時期，海洋文化遺產分布具有明顯的空間異質性。先秦時期山東半島、長三角一帶海洋文化遺產分布最為密集；秦漢時期，廣東、廣西成為新的熱點區域；隋唐時期，新增熱點區北上轉移至福建；宋元至明清時期，福建地區遺產的密集程度進一步增加；近現代以后，東南沿海遺產分布仍保持集聚狀態，北部在遼東半島、山東半島、天津三地形成了環拱渤海的格局。

3）地理相關分析結果表明，整體上，流域對海洋文化遺產格局最具解釋力；而具體到南北沿海地區，方言最具解釋力。影響因素指標的因子力探測結果表明，從整體范圍看，自然要素是影響海洋文遺產時空分布的主要因素，要素權重為37.4%，其次為經濟要素24.8%；北部沿海地區經濟要素居首位，要素權重為30.2%，其次為文化要素28.9%；在南部沿海地區自然要素居首位，貢獻值為32.0%，文化和經濟要素貢獻值相差不大。

4）依據海洋文化遺產時空分布、相關影響因素及構成特征，沿海11 省市可劃分為4 個一級區，即環渤海、長三角、海峽西岸、嶺南海洋文化遺產區，以及12個二級區。各區域內海洋文化遺產在文化背景、形成年代、構成類型和分布特征上均具有顯著差異，該差異由人、海洋、陸地共同構成的地域系統決定，是社會性海洋的歷史地理表征，對未來人海關系及其可持續發展研究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