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治理的地域領域化與階級生命政治的變遷
——以珠海市A鎮產業園區為例

李輝霞，陳世熠，胡玨瀅，林錦標

（1.佛山科學技術學院 環境與化學工程學院，廣東 佛山 528000；2.中山大學 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廣州 510006；3.云南師范大學 教育學部，昆明 650000）

伴隨中國城市化發展模式由空間增量的發展模式向空間存量的治理模式的轉向，如何構建有效的現代化治理體系以提高基層治理能力，是當前國家-社會共同體面臨的棘手難題（戴歡歡 等，2022）。當前中國城市化模式主要是人口在城市中聚集形成區塊，導致城市問題與城鄉分異、階級分化耦合，為城市領域的治理帶來諸多難題（王禎等，2022）。

同時目前國內關于微觀區域治理的研究，在內容上主要聚焦規劃層面上的社區功能構成分析（侯璐璐 等，2020）、管理層面上的空間哲學思考（藍江，2022）、及治理層面上的經驗模式探討，但仍缺乏對現有規劃、管理及治理框架運轉過程中的政治邏輯，特別是其背后的國家-社會關系的闡釋，導致領域化研究中的政治性不足。在研究方法上，當前仍以“摸著石頭過河”的經驗式探索為主，缺少對地域內主體行動邏輯的理論探討，造成理論創新能力局限于描述而難以于造成微觀區域治理困難的“全能主義”轉型對話。

因此，本文從政治下的空間視角出發，首先闡述對領域政治和生命政治、社會資本和領域空間的理解，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社會資本—空間生產—生命政治”的分析框架；繼而以珠海市A鎮工業園區為例，運用定性分析方法對城市基層地域管治為何出現生命政治嵌入領域化的現象進行剖析；最后結合案例研究結果，對基層地域管治政策提出展望和建議。

1 領域空間中的生命政治

1.1 生命政治中的空間與空間領域中的政治

領域作為一個擁有多重外延的概念，在不同學科中有不同的解釋（劉云剛 等，2015a）。在地理學上，領域指現代民族－國家管轄的領土、領海、領空等實體空間（Taylor, 1994）。在文化概念和人類學上，領域是集體身份構建的文化空間，是獨特的人類現象（Johnston, 1991）。在政治學上，領域是權力與社會關系交集下的表現體（Cox, 2003）。而薩克認為領域除了具備宏觀的國家政治屬性外，更存在個人的社會關系調整、權力變化等微觀屬性（Sack, 1986）。

生命政治的空間視角是關注領域化中主體生命政治的塑造過程，即各主體圍繞領域結構的空間競爭機制。劉云剛等（2015b）認為領域的政治化可細分為領域化、再領域化和去領域化3種形式。領域化是政治主體劃分邊界和生產領域，即規訓客體的過程；再領域化是政治客體服從或者策略性抗爭的過程。這種形式是依靠政治主體修改空間的權力結構，掌握空間實體來實現的。在城市建設、治理過程中，國家和地方政府塑造空間，實施城市規劃、調整行政區域便是自上而下地的領域化（馬學廣，2010a）。但隨著公民社會的擴大，城市空間的開發、修繕、治理也逐步出現公民團體（吳結兵 等，2022）、社會資本（徐苗 等，2010）、民間組織（劉云剛 等，2011）等參與實現再領域化。

在生命政治的理論中，領域化應包含無形的權力生產關系（米歇爾·?？?，2012），即領域化并非韋伯權力觀中主體對客體的規訓，而是?？吕碚摰臐B透（王鴻宇 等，2021）。這意味著在領域化過程中，資本家、政府等社會強勢主體建立領域化的過程都受到歷史客觀規律的影響，而非自我意識的絕對支配（米歇爾·?？?，2018）。這種學術路徑強調領域化是從身份作為起點，即普通群眾先成為公民、人民后，主動參與或被動參與到工廠、居委會的治理中。因此，本文認為理解領域理論需引入國家-社會關系，討論生命政治如何受到空間分布的影響。

生命政治下的領域理論應包含國家-社會關系的滲透、標準化、結構運轉和去結構化4個部分（圖1）。領域化理論的開端是國家向基層延伸完成滲透能力建設的過程，即現代國家城市化完成基層控制能力的過程（安東尼·吉登斯，1998）。在初步領域化中，國家作為絕對強勢的政治主體，以資本密集型或強制密集型的現代國家構建模式賦予群眾以公民身份，由此公民從政治客體轉化為國家共同體的主體（蒂利，2012）。這使領域化的過程存在顯像性和隱像性（肖濱，2021），即微觀視角下個體力量的抗爭具有巨大作用；但在宏觀環境下，“機制”對這些主體力量有明確的建構作用，主體并非隨完全的自我意志而行動。

圖1 生命政治視角下的領域化理論Fig.1 Theories of domaining in a life-political perspective

在完成上述的滲透過程后，國家面臨如下問題：公民通過公民權利、義務獲得一致的生命起點，但身份的賦予并無法使普通群眾具有行使身份的能力。如何通過標準使個體的生命歷程符合國家統一的構建，而不是個體脫離國家，就需要標準化的過程（摩根索，2006）。因此，國家在領域邊界內的治理不僅需要通過滲透完成下沉，更需要構建標準意識形態，才能在后續進行結構運轉中實現國家共同體的保持。

在國家完成了超大范圍的滲透和標準化后，則存在超大型國家統一性與地方多樣性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代表公民處在不同地域必然經歷不同的生命政治，必須完成微觀自治，從而降低超大型國家的常態化成本，避免國家權力的內卷化（周雪光，2019）。于是國家建構“結構”后，區域內部需展開后續領域化的工作。結構奠定了社會資本—空間關系—生命政治三方耦合互動機制的基礎（斯考切波，2007）。在后續領域化中，強勢方通過暴力、強權、政商關系獲取社會資本的優勢，成為空間塑造中的強勢方。強勢方依照資本密集的生產邏輯，塑造對其有利的空間格局，并管理弱勢方生產、生活的空間。這種管理模式使弱勢方由國家建設的主體轉為社會建設的被動方，弱勢方對權力的獲取能力也逐漸減弱，最終影響個人生命政治。

再領域化，即弱勢方反對社會主體爭奪的過程（Lefebvre, 2021）。弱勢方通過國家的財政、政策支持得以改善空間生產關系中的劣勢局面。在公民權利的影響下，獲取社會資本對自身生命政治加以改善。再領域化是弱勢方在政治體制內完成的，其并未跨越標準化制造的框架。最后，去領域化是弱勢方以革命形態破壞原有的領域內附屬的權力關系（安東尼·吉登斯，2000），借助社會資本的重塑再次打造不同的生命政治，改變上層建筑形態，從而重塑生命政治，再次成為共同體中的主人。

1.2 社會生產關系與空間領域化治理的歷史演變

社會生產關系是以社會資本為基礎構建的物質生產、意識形態的生產關系（豐子義，2022）。社會資本是集體或者個體嵌入社會網絡獲取社會資源，從而獲得回饋的構造物（Knight and Yueh，2008）。強勢方通過社會資本產生的社會網絡在“結構”內對弱勢方進行生命政治的統治。而社會資本的創造與個體的人際行為有重要關系，即影響生命政治（李曉光 等，2022）。

社會生產關系對生命政治與空間生產的領域化關系研究的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社會生產關系的分析方式在宏觀上決定主客體需遵從生產力的發展規律，在微觀上揭示個體行為背后的必然性規律。因此，在進入對具體場域領域化前，必須對中國空間領域化過程是如何受到社會生產關系影響的問題進行梳理。

建國初期，中國需要完善對領域“滲透”“標準化”從而實現現代國家建設的任務，更需要以這兩個任務的完成推動工業化的發展。這一背景使“單位制”的推行符合“資本密集”對空間生產關系的要求：以計劃方式調動人力來彌補社會資本的不足。因此計劃性的生產關系促使領域管理體制的單位制和人民公社體制改革，以實現國家制定的“一化三改”的目標（溫鐵軍 等，2019）。同時，由于“鞍鋼憲法”的“兩參一改三結合”用于治理工廠生產和社區管理，使塑造共同體關系需要依靠單位社會的封閉性實現?！皢挝簧鐣毙纬瑟毺氐墓餐w（施雪華 等，2021），既滿足人衣食住行的需求，也由此完成社會的穩定控制（馬學廣，2010b）。

20 世紀90 年代，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改變了生產關系，這使單位制的力量逐漸削弱。資本生產的機制同樣以人口密集的方式協調資本密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作，此時勞動生產需要工人在衣食住行方面做出一定改變。于是工人的生命政治軌跡也從原本的“單位主人”，轉變為對工廠宿舍的依附（汪暉，2014）。值得注意的是，單位制的減少并不代表國家初步領域化的失效，現代國家的基礎構建仍存在，這也是各式社區依舊存在封閉性，同時中國司法、行政、黨建的力量能深入基層也是很好的證明。這種削弱主要來源于國家能力與交易治理成本的考量，而騰出的空間產生社會主體競爭（周黎安，2022），有了完整的領域化構建。于是，伴隨著地方政府逐漸公司化，社區制度的建設也在有條不紊地進行著。地方政府退出社區的基本治理，轉而交由社區-居委會-物業等社會資本的強勢方完成基層的日常形態治理（杜潔 等，2017；沈潔 等，2021）。這種空間領域化的完全完成，也正式標志公民生命政治活動由主體化向專業客體化轉變，政治事務的管理轉變為行政-理性事務的關系（高天駒，2022）。

但街居體制與社區制并未有特殊的耦合反應，同時也未促成公民社會的快速發展，反而在國家管治的基本單元上衰落，致使社區制徒有其表（肖林，2011）。在人員的管理上，社會組織也出現借以公共權威治理社區或者基層地域單位的權威轉讓現象。權威轉讓的產生致使階級的管理方式由上述經濟依附轉為徹底的依附關系。但權威轉讓造成處理緊急公共事件或監管、治理常態化時，容易出現社會組織或非行政單位“越位”現象，導致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加（周雪光，2011）。

從領域化的過程看，中國的基層社會的治理是以單位制帶來的國家能力（Mann, 1986）為基礎的領域體系。如圖2所示，行政機關在基層社會的治理主要是依靠單位制帶來的初步領域化，從而實現經濟幫扶、司法保障、政治穩定等效能。而完全領域化的實現是在初步領域化的基礎上，由社會組織、半官方單位、市場主體完成的，這些領域化的區域主要包括商業設施、商品房住區、工廠廠區等。這些社會強勢主體在斗爭中借助社會資本的優勢完成對空間生產的優先權，成功塑造獨特的碎片化管轄區域（You-Tien, 2010）。而弱勢群體也從空間的主體性中抽離變成空間中帶有依附性的客體。最后，在碎片化與地方政府公司化的背景下，社會主體完成再領域化，弱勢群體從依附性客體轉變為完全性客體（Hsing, 2012）。弱勢方不僅接受行政機關在領域化中建構的治理，也需要在強勢方再領域化構建的場域接受管理。

圖2 中國空間領域化的變遷Fig.2 The changing face of spatial domaining in China

2 珠海市A鎮產業園區的領域化

本文以珠海市A鎮的A產業園區為例，詳細解析中國城市基層社會的領域化過程和不同階級的生命政治變化。其中領域化過程可看作是國家完成領域化，市場主體再領域化，國家介入與公眾參與下的再領域化和去領域化。

2.1 案例地及調查概述

A產業園區借助金灣區的產業政策，以及借助大灣區的區位條件、完善的基礎設施、及相關政策條件，成功吸引眾多企業入駐。據工業園區管理機構統計，園區總人數約980 余人，目前累計進駐數十家實體企業。A產業園區是較為典型且大型的產業園區。園區內不僅擁有先進的生產設備和管理設備，還包含了居住設施、生活設施等，由此可構建出領域化過程。

筆者于2022年進入A鎮開展扎根調查，分別于2022 年6—7、9—10、11—12 月共3個階段對該A 鎮A 產業園區（圖3）以及周邊工廠的產業發展狀況和工人生計展開定性研究：第一階段，與珠海市相關市政府部門和鎮政府進行座談；第二階段，對A產業園區內的3個居民社區中部分企業的工人進行訪談，以了解基層管理狀況和工人生計現狀；第三階段，針對A產業園區和周邊企業的工作人員展開無結構式訪談，此后根據38 組無結構訪談的結果設計半結構化訪談的問卷，再有針對性地展開半結構化訪談。通過系統抽樣，對128人展開半結構式訪談，其中訪談有效資料為114份，有效率達89.06%。在此基礎上，形成對珠海市A 鎮產業發展區域的領域化和生命政治變遷的綜合認識。訪談問卷調查樣本和訪談對象基本信息見表1、2。

表1 訪談問卷調查樣本基本信息Table 1 Survey questionnaire samples

表2 訪談對象基本信息Table 2 Survey interview samples

圖3 珠海市A產業園地理位置Fig.3 Location of the A Industrial Park in Zhuhai

以工資收入、工作場域內地位為基本劃分依據（埃里克·奧林·賴特，2008），根據調查樣本工資收入的分布特征確定階級劃分標準，對128個訪談者的階層身份進行劃分（表3），其中低收入階層68人、中等收入階層43人、高收入階層27人。

表3 階級劃分標準Table 3 Survey interview samples

2.2 以政府為主體的領域化建設

新中國成立后，國家以土地改革和集體經濟建設的方式完成領域層面的滲透和標準化。初步領域階段建立了以人民公社為基礎的領域化，并且完成了基礎的司法、行政控制，實現了國家對基層的控制（陳國濤 等，2022）?！皬V東省國營A 鎮機械農場”的正式建立也標志國家以集體經濟制度的方式滲透A鎮產業的領域化初步完成，國家在產業區域內管理工人的生活資料、生產資料，工人的教育、社會保障、文化等方面都以“合作主義”的方式被納入國家建立的人民公社中。該時期，國家在領域內具有極強的存在感和控制力。

“我們當時全部都是有組織，像看病呀、吃飯呀上面都分配好了，我們平時參與表決。像日常的管理運轉，（生產隊）隊長會搞定?！?/p>

——PS2209-03普通工人

初步領域化的過程中，有大量的知青參與到A鎮農場的建設中，在該過程中，A鎮機械農場逐漸成為全國著名的甘蔗生產基地。同時，A鎮糖廠也完成了建設，村民由農民轉為工人。A鎮糖廠的建設得以將更多村民的管理納入國家初步領域化的過程中，村民形成了工廠—村民、黨組—村民、政府—村民等3 種聯系狀態。在1978 年后，“廣東省國營A鎮機械農場”改名為“A 鎮華僑農場”，同時，A鎮糖廠的管理權也逐漸收歸地方政府所有。同時，國家大規模的管理基本退場，初步領域化留下的基礎性成果，被地方政府和鄉鎮企業收攬。

“當時廠里就沒怎么分配東西了，以前有很多“福利”，后來就沒什么了……管理當時換了人，沒有大隊呀那些組織了，但大家當時都還是在那工作只不過廠子里沒提供那么多東西了?！?/p>

——PS2208-01工人

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珠海市經濟特區的建立使得珠海市政府進入了公司化模式，并且在領導班子的決定下，珠海市推動全市土地國有化。地方政府加入社會主體競爭，并完成土地的全面國有化，使得土地在集體和個人身上的功能效用減少，這也致使珠海市出現政府作為強勢方的第一次再領域化的形式。

“我們用地的時候政府存在感一直很強，像什么建新房報批都要和他們報備，所以我們也很難建新房，不像佛山那些城市一樣?！?/p>

——PS2210-05村民

2.3 以資本為主體的再領域化建設

隨著市場經濟改革的推進，A鎮的產業從原有的國有企業、市屬企業向社會企業轉變，這也標志工人生命政治歸屬的變化，但這些都是基于國家完成領域化的基本結構所產生的。領域的資本化進程與A 鎮產業多樣化的建設是同步的，如船舶、電子、家電等。而產業園的布置在生活和經濟上重新提供務工者勞動的機會，工人的生產所需都在產業園的內部完成。這一部分可被認為是再領域化，港澳僑商、存有資本的商人成為社會生產關系的強勢方。強勢方在國家退出基層直接管制時，通過地方政府對資本的需求影響產業園、地塊用地、公共設施等的選擇，同時也形成對工業園的管理。

調研中發現工業園實際以低成本的內部運作和管理邏輯取代政府的日常管理形態。除了違法犯罪、法律援助等司法問題，大多數工人的日?；顒邮窃诋a業園內展開，而工人也因產業園提供宿舍、伙食等條件，需要承擔執勤、打掃等職責。這些通過交易的形式提供生活服務等，營造出以市場為主體的權力空間。有一位工人在采訪中表示：

“我們平常就待在園區里面，也比較少出門，很多事情都是老板定好的規矩，我們照做就是了……老板說在這住的，大家一起打掃一下衛生、看一下大門安全?！?/p>

與本科類中外合作辦學相比，?？茖哟蔚闹型夂献鬓k學往往在辦學定位等方面十分尷尬，許多報考高職中外合作辦學的學生都是因為在國內沒有學?？梢陨匣蛘呤窍肓粼谳^發達地區就讀，很少有人能真正出國留學，真正奔著留學目的的學生幾乎是鳳毛麟角，而實際上有意愿報考此類項目的考生往往在語言能力和經濟實力等方面比較尷尬，這就使得當前不少高職院校開辦的中外合作辦學項目“淪為雞肋”，有名無實，難以得到學生、家長乃至社會的認可。

——LL2210-05普通工人

受到新集體經濟的影響，A鎮建立了資源資產公司對全鎮的“二級市場”進行管轄和調整。資源資產公司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弱勢方被納入龐大集體，可以借助談判、協商等方式對廣場、村落綠化、生產設施等宏觀上的布置進行調整，而不是完全隨著資方投資的計劃走。因此，資源資產公司的創建可認為是政府通過注入資本，賦予弱勢方社會資本，使其能擁有改善空間關系的可能，從而構建更為優良的環境，以實現個人生活的提升。

“政府創建資源資產公司以后，我們有機會參與A鎮各個項目的決策，到底怎么建、建什么我們有了知情權。雖然我們可能沒他們有文化，但起碼我們可以提一下大多數人的意見?！?/p>

——HP2209-02 村民

資源資產公司的創建確實有助于提升推動再領域化，實現更為公平的公共空間分配，達成初步平等的生命政治。但資源資產公司是基于直接收集資源形成的“二級市場”，由于“一級市場”的缺乏以及資源資產公司的市場屬性，依舊不可避免地會面臨在利潤面前，人民再次回到弱勢方的可能。

總結以上歷史變遷可發現，A鎮產業園的社會生產關系實質是從早期工人—村社—政府的三重主體關系向工人—廠區—政府的關系轉變。在該關系下，工人在生活和生產領域依賴廠區塑造的空間，而政府則提供公共服務設施、社區服務設施等。工人的生命政治也主要嵌入于廠區所營造的生產空間中，工人—廠區—政府的關系實質上是一種縱向關系，只有在廠區無法提供時才會出現工人跳出廠區空間訴求于政府的情況。相比之下，由于土地國有化的全面實施，社會群體缺少最基本的生產資料與廠區抗爭，因此并沒有出現以社會弱勢方通過改變空間生產關系實現的再領域化，更不可能存在弱勢方借助土地生產走出原有結構的去領域化。

3 珠海市A 鎮產業園區生命政治的變遷

基于生命政治視角下的領域化理論（見圖1），本文認為領域化主要表現為空間生產關系改變－社會資本爭奪－生命政治變遷的過程邏輯。通過對A鎮產業園區領域化過程的梳理，著重介紹在國家完成領域化后，以市場為主導的再領域化力量如何改變社會資本的積累和生命政治的變遷。

3.1 社會資本的地緣積累

整理問卷和訪談資料，將工人、中層員工、高層董事的相關信息繪制成圖。如圖4所示，隨著產業園區內職工的階層不斷提升，居住點與產業園區的距離不斷增大。工人通常在產業園區分配的宿舍或周邊社區居住，而中層員工和高層董事居住地點離產業園區距離則相對更大。這種懸殊的空間關系擴大了社會資本分配的不平均，然而這并非是強勢方有意識地規劃設計，而是社會斗爭中形成的以資本為中心框架的必然結果（見圖4）。

圖4 珠海市A產業園區不同階層的生活點分布Fig.4 The distribution of living points of different classes in A Industrial Park, Zhuhai

這種框架下的社會資本分配使得工人在教育、醫療以及生活體驗上的不同，這種不同也塑造了層級之間很難產生交互性的社會資本。同時這種社會資本實質只可能在階級內部運作，社會資本出現了地緣上的積累差異。

圖5 珠海市A產業園區不同階層周末外出的距離（a）和頻率（b）Fig.5 The distance(a) and frequency(b) of different classes going out on weekends in Zhuhai A Industrial Park

這表明在一定程度上階層與周末生活的豐富性有線性的相關性，大多數普通工人的周末生活更為單調或者缺少周末社會交際活動。同時，在出行距離上，普通工人也遠低于另外2 個階層的人群，即他們的周末更多是在工廠宿舍中度過的。值得關注的是，普通工人中不同交往人群和帶來的生命體驗的不一致也造成社會資本積累的斷裂，即隨著階層的逐漸向下，同個階層的社交活動逐漸減少、社交活動所創造的的社會資本也逐漸減少。

當然并不是所有普通工人周末都在宿舍居住，也有年輕人嘗試突破地緣邊界，周末常在市區內部活動。但這為他們的生活帶來較高的社交成本，導致生活壓力上升。這些活動更多也是以消費的形式存在，但并沒有將參與活動的年輕工人拉入市區的生活，反而因為參與了大量活動后，日常生活更加拮據。因此，來自不同領域的生命主體在嘗試對其他領域的公共服務或社會服務展開體驗后，便容易回到更窮迫的困境中，從而更難以維系社會網絡。有一位年輕的工人邊說道：

“我周六日也很常到市區找朋友玩或者去看看電影什么的。但市區消費太高了，而且離我們住的地方很遠，來回就要花上很長時間。這種活動方式開銷太大了，像我們這種工人的工資根本撐不住多久，就沒錢了?！?/p>

—— SK2301-02普通工人

而領域政治產生社會資本積累方式的地緣化分異，帶來不同區域以階級為特征的領域化過程。不同的階層在以資本累積作為驅動力的城市中被自覺地分化到不同的“社群”，“社群”的交互網絡帶來不同社區內部關系的不一致，也影響不同階層在“結構”中對意識形態和自我認識的看法。這種領域化外部的差異比領域化內部的結果影響更為明顯，而這種差異更為深刻的影響是推動不同階級生命政治角色的變遷。

3.2 生命政治角色的變遷

在社會資本積累和空間關系的影響下，不同階級的生命政治角色產生主體性變化。在國家后續領域化的過程中，“國營A 鎮機械農場”和A 鎮糖廠是以工人作為生產階級在廠區內活動的，雖然工人需要依靠“三重依附”的關系才能完成領域內的活動，但工人可以依靠“兩參一改三結合”的“鞍鋼憲法”，實現在場內的自我決定與參與廠內生產事務。有一位在廠內工作的老工人說：

“當時大家都是把廠子當家看，雖然不在那里住，但是都很有感情……當時廠子里面做決定會開會，把大家都叫來一起決定要不要做。不管你是技術專家、工人還是隊長，那都一樣的，大家就像整個廠子里的主人?！?/p>

——PS2208-01普通工人

這種“主人翁”的生命角色實質上依賴于國家初步領域化的建設，工人被賦予共和國公民的平等角色。而“結構”的框架跳躍出資本運轉的“市場邏輯”使得工人的主體性得到增強，同時全體職工的平等勞動和“單位社群主義”體系（李懷印 等，2017）使社會資本出現互惠現象，工人實質上無需依賴于其他客體，即可成為自身的“決定者”。除此之外，工人通過參與職工代表大會和工會參與基層治理，是為數不多的中國領域化治理中出現社會群體作為強勢方的時期。

“工會還有職工會（即職工代表大會）都是大家選出來的，每年又給我們爭取很多福利……他們也可以幫我們和領導提意見，工會也總有辦法讓領導聽我們提的意見。像附近（指周圍的村）出了事，工會就會組織我們去幫忙，幫一些老鄉修一下房子，收（甘蔗）的時候幫幫”。

——PS2208-02普通工人

在20 世紀80、90 年代后，農場和糖廠的經營轉交給不同的分管單位。隨著地方市場公司化的進程，兩者回到“市場邏輯”，工人從生活、政治、經濟的歸屬轉變為對工廠的經濟依附。工人不再作為主體存在于工廠的運作邏輯中，這也意味者工人需要依靠外部關系來獲取社會主體性的存在意識。因此，社會資本的獲取不再是工人的工會、代表會議，而是需要依靠對外的社交。

不過在該時期，工廠的員工更多是本地人為主，因此當自身勞動和經濟價值不再代表主體性地位時，工人的身份能在村中獲得認同和尊重，由此在村內的基層選舉或者事務管理中起主體作用。

“那時候廠里工會倒還是有，只不過職工會（即職工代表大會）沒了，普通工人的話確實說不上什么話了，畢竟管理還是他們那些有知識的人更在行嘛……”

——PS2209-03普通工人

“我們雖然在村里面說不上什么話，但是我們回到村里面很受人尊敬的。而且當時在搞鄉鎮企業，我們這些在有工作經驗的老工人可以參與村里面事務的管理，像有個工人就被選成了村長，我以前也干過村干部”。

—— PS2208-02普通工人

A鎮產業園區的第一次再領域化便是在這種環境下進行的，地方政府受到分稅制和發展績效的鼓動，推動產業園的管理從行政領域走向市場管理。再領域化的推動與上述材料所述相似，生命政治的訴求外化，工人的生命政治開始出現斷裂，在經濟上依賴于工廠的賦予成為客體，而政治上通過村內認同依舊保存著主體認知。

隨著地方政府公司化和產業競爭的加劇，A鎮糖廠和農場都退出了A鎮產業園區的舞臺，轉而代之的是其他更具規模效應的其他企業。產業的變化在工人身份也出現了其他特征，即產業規模增大，吸收了更多的外地工人。這給工人的生計活動帶來不一樣的變化：以純經濟為紐帶的社群關系逐漸替代了原地緣關系等為紐帶的社群、團體關系。

而這種變化帶來的是工人的經濟、生活、管理全方位都在廠區內部完成活動，特別是大多數普通工人外出活動頻次低的情況下（見圖5），工人的生命政治從經濟依附狀態轉向全面的依附。工人的全面依附意味者中層管理者對普通工人的全面管理。但第二次的再領域化是在初步領域化形成的“結構”中實現的，企業不可能嘗試推翻國家對標準化的建設，自我建立執法、行政事務。因此，作為強勢方的資本對區域的領域化都是以隱形的“權威轉讓”實現的。

企業需要對工人活動的直屬管理權，而地方政府作為行政發包體制中的管理方希望降低行政成本（Vafai, 2005），這種“交易成本理性”（Oliver,1985）促使雙方完成產業園區隱形的領域化。產業園需要對工人生活、行徑量化管理，從而降低企業經營管理的成本，地方政府希望借助產業園減少下滲基層的成本，于是地方政府轉交部分管理權威給企業，從而達成“權威轉讓”。而這種轉讓在疫情期間格外明顯。

“當時（疫情期間）很少能夠出門，廠里面不讓我們出去，有個廠聽說有在外面住的員工也被主任要求回宿舍住不能外出”。

——JQ2210-01普通工人

“企業當時要求我們上報所有行程還有每次出入都要檢查粵康碼的狀態，如果不去做核酸就要扣錢或者被開除”。

——SW2210-01普通工人

工人的生命政治也被權威轉讓的方式納入工業園區中，即階級內部很難跨地緣產生社會資本。同時，工人以社會運動的方式只改變了原有的空間生產關系，并未改變資本運作的“再領域化”范圍。在這種情況下弱勢方實現去領域化的可能性較低。在工人完成“全面依附”的生命政治歷程中，區域的領域政治也完成了“政治強力－資本經營”的第二次再領域化。資本借助政治強力的權威轉讓實現了對特殊區域的管理，這種管理與波蘭尼的經濟、社會的“嵌入關系”相似（Bandelj, 2020）。資本嵌入社會過程影響了社會的其他方面，而工人也從早期的經濟依附轉化為全面依附。當這種現象越明顯，公民社會的成長性越弱，自然也不存在社會團體參與公民治理的可能性，這也是為何在相似的領域內，社區建設失敗的原因。

綜上，在國家逐漸褪去“全能主義”的色彩后，地方政府獲得了相當大的剩余控制權。在激勵與壓力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推動了土地財政，使得地理分異影響了公共服務和社會服務的分布。更高昂的地價便包含了更昂貴的公共服務，地方政府在國家構建的初步領域化上對照土地價格完成了第二次的領域化。而需要大量廉價土地的工廠，自然被分隔至土地價格便宜的地區，形成與昂貴地區不相同的領域。其次是管理方式的嬗變，從技術手段上構建了工人在領域化過程中的地位。這使得工人居住在工廠的生活與那些非工人居住在其他地區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樣的，背后扭曲了工人原本應該具有的基本服務和社會參與熱情，改變了工人的生命政治歷程。

4 結論與討論

本文從工人生命政治變遷和社會資本變化2個視角引入領域化過程的分析，并基于中國基層治理的現實情況建立了社會資本—空間關系—生命政治三方耦合互動的領域政治框架。從生命政治的視角看，以國家主導的領域化過程，為工人帶來主體身份上的認同；而后續地方政府公司化帶來的資本密集型的城市化，導致出現第二次的再領域化，產生權威轉移的現象。以上認識在珠海市A鎮的產業園區研究案例中得到印證。不同年代的工人經歷了“自我主體－經濟依附－全面依附”的生命政治歷程，伴隨全面依附關系的形成，空間關系也形成了“政治強力-強勢方（資本）經營”的領域化圖景。而這種圖景實質是經濟嵌入社會過程中的“反噬”，帶來公民社會的羸弱。這也是本文認為同樣的理論可以用于解釋社區制度建設失敗的原因。

本文為理解城市空間正義和工人生計演變提供了地理論視角，不同階層的生命政治具有空間特征，而領域在不同的階段具有可分性，不同階層的領域受到土地、公共服務等多重方面的影響。另外，國家與社會視角的切入讓人們認識到任何階層都是在“結構”的框架內依照標準化的意識行動的，在資本為中心的現行生產力條件下，最符合資本密集和推動生產的空間結構也正是以工人“全面依附”為代價實現的。而實體化的個人只是作為領域化過程中推動的具象主體而非意識的發生者。而這種過程的發生是帶有資本發展的必然性的，這也是A鎮的產業園區能為研究基層治理中領域政治如何影響空間生產關系這個科學命題提供案例借鑒的原因。

因此，在國家能力允許的情況下，應對工人生命政治的主體性進行恢復。一方面，國家應搭建好基層治理的框架，讓主體的任何一方都可以通過空間關系改善實現領域結構的改造，使得階級沖突和空間沖突得以內化。如推動工人組建權益維護類的組織，并為組織提供活動基金、確定其合法地位、權利范圍和搭建政府—企業—民間組織的渠道。因此將現代國家的“參與”“分配”制度完善是深化改革治理體系的重要方向。特別是空間規劃中的公眾參與機制，政府應該加強權責統一，完善不同層級體系的任務分管，從現行空間政策混亂管轄者的局面中走出來，讓各級政府有更明確的定位。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應注重以人為本的空間生產關系，推動弱勢方的生產關系在政治領域的平等化。誠如，政府與外界社會組織提供相應的法律、經濟的援助，并對弱勢方單獨召開相關規劃的討論會議等。以此，才能培養公民社會的力量，完善國家-社會的耦合體系。

本文也存在部分不足：1）研究過程中未考慮企業類型對空間關系和工人生命政治的影響，本文選取企業都是實體產業而并未考慮以服務為主要業務的企業。2）本文重點關注的是城市內部的空間生產關系變化，對當前發展型政府帶來的“績效效應”關注不足。受到地方政府公司化影響，產業同質競爭可能壓縮基礎設施，導致工人生計問題更加嚴重，加劇空間不正義；也有可能推動地方政府實施產業轉型政策，推動工人生活改善。未來可從產業類型、城市競爭關系和其他行業的格局演變等方面拓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