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自從容天地寬

張國旺

從《一句頂一萬句》開始，接上《我不是潘金蓮》和《一日三秋》，劉震云的三部作品無一例外地都在聚焦人生問題，討論不同的人究竟會如何對待自己的生活，不同的方式又會帶來怎樣的結果，甚至，這些不同的態度之間還隱約潛藏著一條逐步向上的階梯。這一點最直觀地體現在各色人物為生活所找到的諸般“出口”之上；在劉震云的敘述里，他有時也稱其為人物的“喜好”。

無論是內容，還是創作的野心，《一句頂一萬句》都堪稱劉震云最成熟的作品；作者曾夫子自道，稱自己在此書中約略摸到了中國人生活中最根本的一些東西，它們可以超越歷史和政治的變遷。在其中，作者刻畫了許多別具一格的人物。最先出場的是趕車的老馬，雖以趕車謀生計，卻不喜歡趕車。他喜歡“吹笙”。別人趕車打盹兒，他趕車吹笙。最能代表村莊生活之氛圍的是楊家莊的羅長禮，本業是做醋賣醋，他的醋卻容易變味長毛。他喜歡“喊喪”，掌管喪禮中祭奠次序的調度。還有老胡，延津縣的縣長。老胡的心思不在白天做官，而在晚上做木匠，縣衙的公差都是他的徒弟。別的縣衙一股潮氣，他的縣衙一股刨子花的味道。

這樣的“喜好”已經超越單純的娛樂，而是一種逃離，一個出口，一扇他們為自己打開的窗?；蛘哒f是一種生活，一種“生活在別處”的生活。按照小說隱藏的時間線，他們皆是二十世紀初葉的一代人。同樣是清末民初，魯迅先生曾專門討論鐵屋子的問題：如何叫醒沉睡的人們，究竟是拆房子，還是破門而入。以及娜拉出走的問題，離家之后又去往何方。但在劉震云的筆下，這個民族那些沉默的大多數，就算沒有出走也早已不在原處，也無須破門而入，因為每個人都為自己打開了一扇別樣的窗。

上卷的主人公楊百順是他們精神的實際代表，不但有“舞社火”這樣一扇窗，而且一次次決絕地離開，最后連名字也改成了毫無相干的“吳摩西”。名已無，姓已改，他厭棄的不是自己，而是既有的生活。借著楊百順的老師老汪解《論語》的話，作者一語道破這些人的心事：“有朋自遠方來”為什么讓人高興，恰恰是因為身邊的生活里沒有說得著的人。老汪是書中唯一的讀書人；透過他日常的語調，這些普通人身上似乎都生發著一種存在主義的氣息。

值得尋味的是，在《我不是潘金蓮》這本書的目錄里，作者明確地只把李雪蓮兩百多頁的人生當作“序言”，而最后三十來頁的老史的故事才是“正文”。若要理解“正文”所指為何，還得回到老史的生活態度。

老史何許人也？曾為一屆縣長，現在革職還鄉，開了一家飯店叫“又一村”，店里的連骨熟肉遠近聞名，日日排著長隊。老史平日喜好打麻將，不是沒日沒夜地打，而是四個老友一周打一次；就像店里的連骨熟肉，雖供不應求，卻每天只燉兩鍋，賣完即打烊。

在楊德昌的電影《一一》里，也會有一個類似的問題若隱若現。電影的主人公是一個中年男人，既不滿意在公司里的工作，家里也一團糟。而他的妻子敏敏同樣身心疲憊，經常上山去廟里做齋戒。電影的結尾是敏敏從山上下來了，哭著說再也不去了，一家人仿佛重新啟程要開始新的生活。為什么回來就能好起來，或許楊德昌是想要告訴觀眾，生活的困厄和消耗無法由生活之外的山廟來解決，只有回到生活本身才可能找到答案。

不過，老史舉重若輕的平衡在書中卻筆墨極少，突兀其來，令人費解之余，更像是一個為了凸顯李雪蓮之倔強而立的隱喻。而在其后的小說《一日三秋》中，劉震云不僅刻畫了一個與此相仿的形象，而且描寫之豐富，正為我們理解這種心境提供了線索。

相比起來，《一日三秋》的故事要復雜得多。主人公明亮自幼喪母，與父亦有千里之隔，可謂身世曲折，生活坎坷。與“出延津記”里的諸人物一樣，明亮自高中即有一種“喜好”：吹笛子。高二時，他被迫輟學，在一家名為“天蓬元帥”的飯館做學徒，想著別的同學都在為高考而奮斗，不免黯然神傷，卻又無可奈何，便想起了吹笛子。飯館后面有一條河，過橋往前走，是一大片田野。每天下午忙完，河邊和田野里也沒人了，明亮就會走過去拿出笛子吹。

不過，同樣是一種出口，明亮的吹笛子卻有根本的不同。老馬的吹笙，羅長禮的喊喪，都是打開一扇逃離出去的窗，窗外和屋里是兩個迥異而相斥的世界。輕重虛實之間，他們選擇的是別處的輕和虛。而明亮的吹笛子，卻不是逃離到一個相反的地方，而是“照著自己的心思吹”，“照著自己一而再再而三想起的事情吹”。有時吹的是記憶中奶奶家的那棵棗樹，奶奶去世時，這棵棗樹也跟著死了；有時吹的是難以名狀的對延津的陌生；有時吹的是媽媽上吊那天自己坐在路邊喝汽水。

明亮三四歲時，媽媽和爸爸因為一把韭菜吵得不可開交，最后媽媽賭氣上吊。當時明亮正在路邊喝汽水，等他喝完回到家，就看到媽媽懸在空中。從此以后，這個巨大的陰影就一直籠罩在明亮心頭；不僅是因為媽媽的死，更是因為他一直懊悔自己那天為什么沒有早點回去。他總覺得是自己害死了媽媽。誰也料不到一個孩子的心里竟壓著生死的重量。

然而，當他能夠將這無可告人的心事吹進笛子，讓它隨著笛聲飄蕩開來，所有的自責和痛苦就不再是明亮對這件事本身的痛苦，而是變成了他對整個世界之感觸的抒發。就像當他把對故鄉延津的陌生吹進笛子的時候，這個陌生就變成了他對整個世界的陌生?；蛘哒f，當笛聲響起之時，明亮也融化在了笛聲里，恍惚之間，仿佛有另一個明亮在高處在遠處觀看著自己，而自己現在不過是茫茫原野中微不足道的一處風景。所以，笛聲不同于情緒的宣泄，它更像是一首言志抒情的詩，一種心物互動的藝術創作。在這個由藝術而重新打開的世界里，一棵樹一棵草也都會有自己的心事，一個人便可以不再執念于自己的痛苦。生活之困厄沒有被排斥，而是得到了化解，生活空間也得到了延展。

其實，《一日三秋》整本書都在極力呈現：人即使無路可走時，也可以去營造和創設空間。營造的方式有很多種，有藝術的方式，像劉震云的六叔那樣的畫畫；有日常的方式，像明亮奶奶那樣的“噴空”；還有占卜的方式，像老董算命時講的前世和今生。甚至，作者唯恐讀者不明白，還借著花二娘的神話傳說暗示，轉化和創設空間是每一個普通人都必備的生存技能，否則即有性命之虞。

花二娘不是人，也不是鬼，她千里迢迢來到延津，是為了等一個叫花二郎的人，等了三千年，也沒等到，心中悲苦，只得每天去延津人的夢里找笑話做吃食。講得出笑話，她就嫣然一笑，飄然而去，講不出笑話，她就瞬時變成一座山，將人壓死。夢和笑話是花二娘化解千年之重的空間，而這個空間成了所有延津人旦夕之間的普遍命運。

花二娘還曾在夢里給明亮說，她之所以要以夢為馬，以笑話為食，不是因為她自己，而是為了另一個人。這個人患了一種病，只有不斷地吃笑話才能活下去。其實，這個人并非真有其人，他不就是每一個延津人嗎！活著的死去的。哪里是花二娘非要找延津人聽笑話，而是生活逼迫著延津人必須去開辟另一片天地。如同劉震云在訪談中所陳述的：

當一個民族，遇到的苦難特別多的時候，對嚴峻苦難應該有一個態度，如果你用嚴峻來對付嚴峻，嚴峻就變成了鐵，雞蛋往鐵上碰的話，雞蛋就沒了。換一種幽默的態度的話，馬上這塊鐵就變成了冰，幽默變成了大海，冰掉到大海里面就溶化了，這是一種生活的態度。當幽默是一種生活態度的時候。你突然會發現，這是我們這個民族生存的秘籍。（《劉震云：幽默是民族生存秘籍》，《人民日報海外版》，2011年8月）

花二娘與花二郎的故事背后，原來是凝重的歷史，但這個歷史的重量最后在每一個笑話里，又被輕輕拆解了。所以，花二娘就是所有延津人的出口，而笑話就是生死攸關之際打開的一片新的空間。在小說里，死在花二娘手上的人看起來是“因大意而未備笑話”，其實是以沉重對沉重，不能把沉重化成幽默的結果。吳大嘴的心重，明亮媽媽的執拗，皆是如此。與此相比，明亮的“明亮”處就在于，他不僅曾兩次在夢里碰見花二娘，而且兩次皆能有驚無險，絕境逢生。

二十年后，明亮已經定居西安，開了一家飯館，也叫“天蓬元帥”。無論是妻子早年“做小姐”的舊事被再次揭開，還是父親遠在武漢重病住院，生活中的難題并不比當年少，明亮現在卻不吹笛子了。更讓人奇怪的是，雖然不吹笛子了，但那些難題仿佛都自消其困難一般，明亮皆能輕松找到應對的辦法。為人處事，每一句話都能說得妥帖，每一件事都能做得周到。不妨再看看他如何對待一個欺騙他的人。

奶奶已去世多年，明亮想找到那棵隨奶奶而死的棗樹，就算做成桌椅板凳，也好留個念想。幾經波折，方知棗樹只留下一塊樹心，被湯陰縣的老景雕成了門匾，上面刻著“一日三秋”。但老景移民加拿大之后，門匾也不知被人扔到了哪里。有人聽聞明亮的高額懸賞，便做了個一模一樣的門匾，企圖以假亂真。明亮識破其陰謀后，看那人還算老實，仍將門匾買了下來，掛在自己的飯店里作為店訓，而且還說：“贗品雖然是贗品，但曲曲折折……自己找上門來，也算個緣分?！保ā兑蝗杖铩?，花城出版社2021年）

境由心生，一個欺騙自己的人未必就是壞人；自己對奶奶的念想是真的，卻也未見得非要執著于棗樹的那塊樹心；這塊門匾是假的，字是現雕上去的，但萬物有靈，門匾和自己之間也有一場緣分。真真假假，人生不也是場玩笑嗎，何必作繭自縛。這是許多人都不明白的道理，而在明亮這里，這些還不止于道理，更是生活中波瀾不驚的一言一行。所以，明亮之所以不吹笛子了，不是不喜歡了，也不是生活不需要空間和出口了，而是他找到了生活自身就有的天地。就像劉震云記憶中的吳組緗一樣，大象無形，一把掃帚，一件小事，處處皆可有笛聲。

三部作品的背后是作者對不同人生狀態的洞察：楊百順生活在別處的決絕，牛愛國囚困于生活的凝重，老史舉重若輕的平衡，還有明亮的平和通達與溫厚。這些狀態的接續更像是人之心境的階梯，明亮總能步步趨向更高處。有一次，明亮和遠在英國的高中同學郭子凱視頻通話，說來說去說到人生漫漫，明亮自述心曲：“活到這個年齡了，想起過去許多糟心事，當時樁樁件件，都覺得事情挺大，挺不過去了，現在想想，都是扯淡?！保ā兑蝗杖铩罚┭哉Z之間，與劉震云對吳先生之境界的仰慕遙相呼應。

正可謂，沉舟側畔千帆過，心自從容天地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