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公園抵達近代北京

涂航

城市與文學想象是現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一項歷久彌新的課題。清末民初以來的中國面對歐風美雨的侵襲和新興現代物質文明的洗禮，城市的空間格局與地理景觀也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在傳統與現代、本土文化與西方文明的漫長互動過程中，如何重塑城市空間，創造公共領域，進而啟蒙、教化民眾，培養公民意識和文化品位，成為學界爭論不休的話題。林崢教授的著作《公園北京：文化生產與文學想象（1860-1937）》（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以下簡稱《公園北京》）以小見大，考察“公園” 作為一個新興的西方城市規劃理念，如何進入中國，影響從晚清至民國時期的北京城市空間以及文學想象，并以此回應城與人、美育思想與烏托邦空間、市民階層的文化趣味，以及士人群體與文學生產機制等諸多重要議題。不僅如此，嚴肅的學術思考還浸潤著作者私人記憶和情感。正如林教授在《后記》中提及，對于這一代“八○后” “九○后”而言，兒時學校組織赴公園春秋游的經歷構成了共同的童年回憶。于是乎，從習以為常的日?？臻g出發，觸摸歷史，進入現代中國文學，打撈被宏大敘事所壓抑的執拗低音，復原文學想象的豐潤和幽微之處，使得本書的學術旨趣始終與生命體驗緊密相連。

平心而論，類似研究空間與文學的著述近年來在中西學界并不少見，但何以《公園北京》如此受到矚目，引發學界和公眾媒體的關注？自從蘇賈（Edward William Soja）、大衛· 哈維（David Harvey）以及杰姆遜（Fredric Jameson）等后現代主義理論家將空間哲學引入文學批評，反思城市景觀、批判資本主義空間生產的血跡斑斑的聲音此起彼伏，論爭者對人文景觀背后的權力關系的揭露固然值得關注，但也經常凸顯理論先行、以論帶史的問題。在中國語境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哈貝馬斯的“公共空間”理論曾經激發海內外學者探索和發掘近現代中國歷史上的市民社會。從江浙一帶的廟宇到成都的茶館，從隋唐士人之“優美門風”到明清之際方興未艾的民間結社運動，毫無疑問，這些研究無一不寄托了論者對近代中國市民社會崛起、公共輿論應運勃興的追憶與期許。我以為，《公園北京》之所以別具特色，是因為林崢教授的學術旨趣不僅建立在前輩學者對于現代中國啟蒙空間的追尋之上，更以迷人的筆觸描繪了宏大敘事之外有關飲食男女、聲光色電的日?？臻g：萬牲園里品茗用膳的晚清士紳，“來今雨軒”中的京派文人，泛舟北海的青年伉儷，宛若一幅近代北京的動人畫卷，多姿多彩，意蘊綿長。最重要的是，作為深受陳平原、王德威、李歐梵等學者影響的文學研究者，林崢不斷地叩問：在時代的劇烈變革下，在高屋建瓴的理論大說引領風潮的近代中國，為什么文學想象有如此“不可思議之力”， 得以塑造近代北京政治、社會、歷史、文化諸方面繁復的變革？

全書分為五章，選取萬牲園、中央公園（即今北京中山公園）、北海公園、城南游藝園與陶然亭為案例，借以一一對應傳統士紳、新文化人、新青年、普通市民與政治團體這五種團體，由此以點帶面，折射清末民初北京在啟蒙、文化、文學、娛樂以及政治方面的變遷。作者在緒論“公園作為方法”中開宗明義，提出雖然“公園”（public park）是一個全新的舶來品，與古代中國的官家園林所彰顯的私人屬性可謂是南轅北轍，但自從這個西方文明裝置進入近代北京，便與清末的洋務運動、啟蒙訴求以及衛生現代化等歷史潮流發生了復雜的關系，由此彰顯了有別于十九世紀西方大都會文明范式之外的另一種城市現代性。同時，林崢特別指出，她的關注，不等同于地理學或政治學意義上的公共空間，而是由文學生產和文化想象構筑而成的“城市意象”（the image of the city）。

在林崢用文字精心編織的五座“公園”里，誕生于清末新政的萬牲園最能體現近代北京新舊交替、中西混雜的時代風貌。晚清士大夫對公園的認知，逐漸從散發著異域風情的洋人景觀，轉變為對于“公家”“衛生” 以及“道德”等現代都市文明的嚴肅反思?！拔煨缱兎ā敝?，梁啟超、康有為游遍歐美大陸，對西方國家的都會文明贊不絕口，而大都會中星羅棋布、干凈整潔、風景如畫的公園則作為衛生現代性的代表而為晚清啟蒙者所青睞。一九○六年，清廷遣“五大臣”分赴歐美日本東西洋各國考察憲政，端方和戴鴻慈歸來后上折奏請效法西人“導民善法”，設立萬牲園與公園。端方甚至在出訪途中選購了不少珍奇動物共計五十九籠運回北京，為籌辦萬牲園奠定基礎。值得玩味的是，萬牲園的設計離不開清末士大夫效法西洋“公”園、引入現代城市公共空間、改造國民的啟蒙理想。但在建成之后，由于資費和品位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士大夫階層休閑、交往的場所，因而并未普及到廣大的市民階層。在這個意義上，萬牲園所打造的游賞空間更多地延續了中國古代文人在私人園林雅集交友的傳統，士大夫們在繪畫和詩文中有意識地追尋萬牲園與士人雅集傳統之間的淵源。由此可見，傳統與現代、新與舊之間的轉換并非遵循歷史進化論的規律，而是隨著時勢或張或弛，凸顯公園理念與清末民初的政治現實之間極為復雜的糾纏。

第二、第三章以“來今雨軒”和北海公園為例，切入新文學的生產機制以及五四美育理念兩大重要議題。新派文人為推介其啟蒙思想、爭取青年、培育后進，需要充分利用城市空間，通過公園茶座、客廳沙龍、文學副刊等形式推廣自身的人文主義理念，因此，“來今雨軒”的茶會就成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京津文化人交往的重要場合。早在二十年代，胡適與徐志摩等社會名流便在“來今雨軒”發起“聚餐會”，凝聚志同道合的友人，醞釀了新月社、雨絲社等重要文學社團。此外，鄭振鐸等文學研究會的成員也經常在中央公園舉行活動。一九三三年，沈從文接替學衡派領袖吳宓執掌《大公報》文學副刊，入主北方文壇重鎮，與楊正聲、林徽因、梁思成、朱自清、鄭振鐸、周作人等京派核心人物定期在中央公園的茶座聚餐，將漸行漸遠的幾派知識分子重新匯聚于“來今雨軒”。他們一方面凝聚京派骨干作家，另一方面提攜文學新秀，推行自身和文學理念。不僅如此，知識人團體、公共空間、文學期刊之間具有三位一體的同構性：公園茶座上的交流往往延伸至《大公報》副刊專欄的“圓桌對話”，使得物理的空間與紙上的空間相互啟發，最終成為醞釀京派文學生產的溫床。

如果說“來今雨軒”是新派文人交往、傳播、策劃新文學的空間，那么北海公園則折射了其美育治國的理念。北海作為歷代皇家御苑，采取中國皇家園林“一池三山”的傳統布局，且汲取了南北園林的精華，兼有“宏大的氣魄和婉約的風韻”，本來就是富有詩情畫意的審美空間。蔡元培執掌北京大學之后，大力推行美育理念，提出要以文學、美術、樂理等教育陶冶情感。從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說”到朱光潛的《給青年的十二封信》，從宗白華的“氣韻生動”說到張競生的全盤美治主義，現代中國美學家推崇美育的創化之功：制造“良政美法”，熏陶“佳男美女”，以此重塑道德個體和民族氣象。在此思潮的影響之下，“到北海去”逐漸成為踐行美育烏托邦主義的青年時尚。青年學子、藝術家、游客、詩人們喜歡在此閱讀、創作、探討文學。正因為北海作為美育烏托邦的形象深入人心，抗戰之后不少人士依然對民國時代的美育烏托邦心有戚戚。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間，沈從文以充沛的想象力在紙上重構了北海美育烏托邦：他設計在北平圖書館附近，建造一棟面朝北海、設備齊全的文化宿舍，供國內各學校圖書館員及休假進修教授寄住。與此同時，在梁思成對未來北京的設計構想中，北海亦成為“花園城市”（garden city）理念之體現：他建議將以“三?！睘橹行牡呐f城區作為“博物館，公園，慶典中心”保存起來，把北海作為青少年的美育空間的功能發揚光大。

第四、第五章筆鋒一轉，討論了普通市民的城市活動。清代的北京實行內外城滿漢分治，漢官與進京士人常聚居于城南，久而久之形成會館林立、書肆昌盛的人文環境。到了近代，滿漢分治的分野被打破，文化中心逐漸由外城向內城轉移，城南也逐漸成為五方雜處的市井之地，形成一個以香廠、先農壇，以及天橋為核心的平民商業娛樂區。這是一個魚龍混雜的民間世界：充斥著商業氣息和低俗趣味的游藝園，京劇場中的文武老生，耍雜場中的相聲、口技、京韻大鼓和魔術表演。與中央公園和北海公園的烏托邦情懷不同，城南游藝園里到處可見新奇刺激、雅俗共賞的娛樂噱頭，因而廣受市民階層的歡迎。流俗之地里既沒有北海的詩情畫意，也缺乏“來今雨軒”的文人墨客。這里沒有美育理想，來往過客必須和浮世百態妥協，退至生命的幽暗之處。然而，文學家們卻從城南市井發掘潛德之幽光：這個黑白相間、雅俗糅雜、眾聲喧嘩的世界吸引了通俗作家和記者的興趣。林崢以鴛鴦蝴蝶派代表作家張恨水的長篇小說《春明外史》為例，剖析游藝園中的眾生百態：求財騙色的拆白黨，眉目含情的交際花……由此刻畫出一個光怪陸離的欲望都市。更令人稱奇的是，市井之地不僅招徠難登大雅之堂的下里巴人，也滋生各種各樣的浪漫傳奇。

讀罷全書，仔細品味每一座公園的歷史意蘊和文學想象，我們于是理解，林崢的敘述看似瑣碎，卻苦心孤詣，為讀者構筑一個業已失落的“時空體”（Chronotype）。德國批評家瓦特·本雅明曾以漫游者的姿態凝視巴黎的拱廊街道，由此進入十九世紀的都市文明，發掘著有關現代性的集體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