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衰有道：清代北商的磚茶貿易

賴惠敏 王惠敏

主持人語（南炳文）：本專欄此期刊出的賴惠敏研究員和王惠敏副研究員撰寫的《興衰有道：清代北商的磚茶貿易》一文，詳論了磚茶在蒙古地區社會的功用和廣泛滲透，清中前期販至蒙古地區和恰克圖的磚茶狀況，磚茶的商運、官運路線，以及咸豐十一年后北商磚茶貿易的衰落等。衰落的具體表現包括販至蒙古地區的磚茶數量的顯著下降和晉商喪失恰克圖貿易壟斷地位。本文涉及的內容非常繁多，頭緒復雜，專業性極強，將之徹底掌握相當不易，而本文作者能以其深厚的學術底蘊為依靠，以準確、易懂的語言將之深入淺出地論述、介紹出來，實為難得，不僅學術價值極高，而且學風令人佩服。（廊坊師范學院特聘教授、南開大學資深教授）

摘 要：茶葉是清代國內外貿易的大宗物資，也是銷往邊疆民族地區具有戰略意義的特殊商品。磚茶對清廷維護邊疆統治秩序極其重要。借助康雍乾三朝對準噶爾部的軍事行動所帶來的商業契機，北商販售磚茶至蒙古地區的經濟活動在清中前期邊疆貿易領域寫就了壯麗篇章，促進了商貿線路、物資交易網絡和商業市鎮的形成。磚茶自產茶區流向萬里之外的蒙古地區，成為當地居民的日常必需品和廣泛流通的“貨幣”，并且終清之世位列輸入品首位。咸豐十年《中俄北京條約》簽訂后，經恰克圖與俄國貿易的北商群體嚴重受挫，遂將視野轉向蒙古地區，并改變經營策略。清末，北商在蒙古地區的商業活動基本得以撐持，磚茶貿易仍保持一定的優勢，但盈利情況一落千丈。由是觀之，清代北商的磚茶貿易興衰之道與清朝國力的盛衰走向高度契合。

關鍵詞：清代；北商；蒙古地區；恰克圖；磚茶

磚茶（黑茶）是蒙古地區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品，康熙二十七年（1688）張鵬翮出使俄國時，便說道：“塞外不用銀錢，專喜中國黑茶、藍青梭布?！?sup>①黑茶產自湖南地區，由山西商人販賣到蒙古地區和恰克圖。清朝歷經康雍乾三朝長期與蒙古準噶爾部交戰和對峙，最后取得勝利。磚茶成為清朝統治蒙古地區的利器，清廷派官商從事運茶與貿易。官商領有理藩院的院票，從張家口、歸化兩處出關到蒙古，并進行中俄貿易。學界有關清代邊銷茶的研究成果可謂“蔚為大觀”。其中，不乏與本文研究相關且不無啟發的成果：李今蕓《恰克圖茶葉貿易與晉商（1862—1917）》一文側重19世紀中期以后因不敵俄商近代化的制茶技術和經營之競爭，山西商人在恰克圖的茶葉貿易迅速萎縮；【李今蕓：《恰克圖茶葉貿易與晉商（1862—1917）》，《漢學研究》，2010年第3期?！亢螐姟哆呎c財政：邊疆治理視閾下的清代茶葉邊銷模式》一文強調對茶葉邊銷是清政府治邊的重要策略，為邊疆治理提供了財政支持，也促使清代邊疆地區形成點、線結合的貿易網絡；【何強：《邊政與財政：邊疆治理視閾下的清代茶葉邊銷模式》，《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2期?！筷愇娜A《清代中俄茶葉貿易路線變遷》一文指出，隨著茶葉貿易在不同地域的拓展與變動，多種聯運方式和多支線的開辟，最終形成了主線、支線兼備的網絡茶葉運輸結構?！娟愇娜A：《清代中俄茶葉貿易路線變遷》，《江漢論壇》，2022年第2期?！窟@些文章有助于筆者考察磚茶對清王朝鞏固邊疆統治秩序的戰略意義，以及討論清代北商的磚茶貿易路線的多樣性。以往，筆者在探討清代北商的茶葉貿易問題時已注意到君眉茶、白毫茶、青茶，但對磚茶著墨甚少?！举嚮菝簦骸妒攀兰o晉商在恰克圖的茶葉貿易》，陳熙遠主編：《覆案的歷史：檔案考掘與清史研究》，“中研院”2013年版，第587-640頁；賴惠敏：《山西常氏在恰克圖的茶葉貿易》，《史學集刊》，2012年第6期；賴惠敏：《清代北商的茶葉貿易》，《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胯b于此，本文利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清宮檔案、蒙古國國家檔案局藏檔案，以及“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檔案，探討安化黑茶的功用。它除了是民生必需品外，庫倫辦事大臣衙門、科布多衙門將磚茶當作貨幣使用，用于稅收和賞賜官兵。同時，本文還討論了茶葉運輸路線，以及1860年以后俄羅斯在漢口建茶廠引發的晉商販售危機。

一、磚茶在蒙古地區社會的功用及廣泛滲透

黑茶是什么？清代檔案云：“山西商販所辦帽盒茶，向系運往口外蒙古地方銷售，蒙古地區所銷茶葉只有兩種，一名磚茶、一名帽盒茶，因其似磚與帽盒，故以命名，皆象形也。帽盒茶較磚茶尤粗，蓋茶中之最下者，西商運此，初頗獲利，及俄商磚茶減稅，西商受其充斥，生意遂衰。從前山西業茶者數十家，俱號為巨商，邇來式微甚矣?！薄荆ㄇ澹├铠櫿拢骸蹲蓳〉涝攺臀魃堂焙胁韪陌葱玛P納收磚茶稅銀數目以示體恤等情請迅飭核復由》（光緒四年七月二十六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檔案號：01-20-005-05-002，“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亢习不呒蚁?、馬家溪、蔣家坳和八甲灣等地出產的黑茶均銷至蒙古地區和俄國，紅茶則主要銷往俄國?！就醵骱疲骸栋不枞~調查》，《貿易月刊》，1940年第1期?！慷邊^別在于制造之異，茶葉原質并無差別，均以黑毛茶為原料?！尽栋不h署茶業調查報告》，《湖南省農會報》，1917年第9期，第2-3頁?！匡@然，清代最受蒙古地區居民喜愛的黑茶就是磚茶。這種磚茶是以安化黑毛茶為原料運至陜西涇陽被壓制而成，稱為安化黑茶或磚茶。目前筆者掌握的蒙古國國家檔案局藏檔案，以及種類豐富的清宮檔案，為聚焦北商的磚茶貿易問題提供了堅實的史料依據。相關清代私人筆記和民國時期茶葉調查報告等資料，亦有助于豐富和加深對磚茶貿易的認知。鑒于此，本文著重探討清代北商赴蒙古地區和恰克圖的磚茶貿易，他們販售的正是安化的千兩茶和百兩茶等【道光十五年（1835），陜甘總督瑚松額具奏：“北商所販雜茶內千兩、百兩二種，即系湖南安化縣所產之湖茶?！眳⒁姡ㄇ澹┖魉深~：《酌議分別新疆運販雜茶名色》（道光十五年閏六月十六日），《宮中朱批奏折》，檔案號：04-01-035-0558-002，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亢诓杌虼u茶。

清朝從事邊疆茶葉貿易的商人可以分成四種：“新疆地區稱為西商，所販茶為珠蘭、建旗、千百兩、封子茶。與俄羅斯貿易的稱北商，販售的白毫茶、青茶。另有東商和南商，東商指甘新茶政，由晉商承辦，謂之東商口岸?；貋y后，東商逃散，左相求之不得，歲飭湖南人承辦，謂之南商，所銷運皆湖南磚茶。及晉商歸，復向南商承撥分銷。至今東商僅十之三，南商十之七?！薄荆ㄇ澹埻⒃溃骸蹲蓳】藞D報稱西北兩商所販茶斛名色等因抄錄該商原稟呈閱由》（同治十年七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檔案號：01-20-026-02-034，“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控準鄞u茶至蒙古地區和俄國的商業活動便屬于北商貿易范疇。不過，旅蒙商中的北商群體不是一般的商人，而是從理藩院領取部票、【部票，又稱院票、龍票、照票等，是理藩院頒給內地商人赴蒙古各部進行貿易的官方憑證。乾隆二十四年（1759），直隸總督方承觀在奏折中提道：“恰克圖庫倫貿易人等向來由部領票前往?！鶠趵镅盘K臺等處貿易商民俱照庫倫、恰克圖之例，給予部票前往，無票者不準貿易?！眳⒁姡ㄇ澹┓接^承：《奏報邊口商販情形》（乾隆二十四年二月初三日），《軍機處檔折件》，檔案號：009770，臺北故宮博物院藏?！肯碛刑卦S經營權的官商。其崛起與康雍乾三朝對準噶爾部的戰爭有莫大關系——以協助清廷運輸軍需物資為條件，獲準進入蒙古地區開展貿易。清廷設立的卡倫和臺站也為持票商人赴蒙古地區和恰克圖經商提供了便利。

然而，正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隨著清朝國力的下降，依附于清廷的官商也隨之式微。咸豐十年（1860）《中俄北京條約》簽訂后，俄國茶商很快開始擠占中國的茶葉市場。北商在恰克圖的磚茶貿易陷入萎縮，但在蒙古的貿易尚能竭力維持。北商不敵俄商近代化經營的競爭而趨于衰落，同時還與其未能掙脫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e）【路徑依賴理論是新制度經濟學分析制度變遷的重要理論之一。諾斯·道格拉斯是經濟學家中第一個使路徑依賴理論聲名遠播的人，將路徑依賴的相關概念和分析方法引入制度變遷的分析方法中。參見時曉虹等：《“路徑依賴”理論新解》，《經濟學家》，2014年第6期?！坑嘘P。路徑依賴的特定含義是指人類社會中的技術演進或者制度變遷均有類似于物理學中的“慣性”，即一旦進入某一路徑，無論該路徑是“好”還是“壞”，慣性的力量會使這一選擇不斷自我強化，讓現有路徑很難被改變，或者轉換的成本很高，于是只好沿著這條既定道路發展下去。在清中前期的一百多年里，北商依賴理藩院的“給票制度”，【“給票制度”，是指內地商人出關前往庫倫或恰克圖貿易時，需攜帶理藩院發給的執照，出關和進入市場均要接受查驗?！吭诿晒诺貐^和恰克圖的磚茶貿易取得了巨大成功，傳統的經營模式（如手工壓茶、馱載運輸）和“官商結合”的文化理念因之固化。于是，在面對俄商的近代化磚茶壓制技術，以及貿易路線和運輸方式變化帶來的嚴峻挑戰時，北商起初未曾積極應對，后來又在清廷開征茶厘和朝中新貴支持其他商幫等不利因素的沖擊下，陷入內外交困的泥潭，無力做出根本性的改變。

（一）蒙古地區居民日常生活與節慶中的茶飲

劍橋大學社會人類學系教授艾倫·麥克法蘭指出，“從青藏高原到西伯利亞，廣袤亞洲高地上的游牧民族”，“生活在勁風凜冽、冬季嚴寒極大考驗人體耐力的地區”，飲茶“可以增強體力，幫助他們抵御高原地帶的惡劣氣候”，“到了12世紀前后，磚茶的飲用變得非常普遍，竟然成為中亞很多地區的‘硬通貨”?！綶英]艾倫·麥克法蘭、[英]艾麗斯·麥克法蘭著，扈喜林譯，周重林校：《綠色黃金：茶葉帝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69-70頁?！恳驗?，“（蒙古）風俗隨水草畜牧而轉移，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以肉為飯，以酪為漿，無五谷蔬菜之屬，衣皮革，處氈廬，見中國之茶布則寶之，而金銀非其好也”?！荆ㄇ澹堸i翮：《奉使俄羅斯日記》，忒莫勒等主編：《中國邊疆研究文庫·北部邊疆卷（外八種）》，第53頁?！恳虼?，除充當流通貨幣【有學者認為：“從磚茶傳入蒙古地區，逐漸在人們生活中占據重要地位始，磚茶便迅速得寵于蒙古族牧民，并取代其它實物貨幣的地位，成為主要的交換媒介之一?！眳⒁婈愐圾Q：《磚茶貨幣》，《內蒙古金融研究》，2003年第3期。實際上，磚茶作為支付手段并不僅限于蒙古牧民，在蒙古地區謀生的漢人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要用磚茶作為交易媒介?！客?，磚茶還廣泛而深刻地浸染了蒙古地區社會的諸多層面。

康熙五十八年（1719）蒙古都統法喇曾上疏曰：“蒙古及西番人民，皆藉茶養生?！薄荆ㄇ澹┩鯌c云：《石渠余紀》之“紀茶引”條，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66頁?！繗夂蚱?、蔬果匱乏的蒙古地區素有“寧可三日無糧，不可一日無茶”【轉引自張景編著：《中國茶文化》，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2018年版，第231頁?！恐f。光緒十八年（1892）波茲德涅耶夫注意到，在歸化城及其周圍地區，即使再富有的商人和人家也都不喝白毫茶和花茶，而只喝二四磚茶?！綶俄]阿·馬·波茲德涅耶夫著，劉漢明等譯：《蒙古及蒙古人》第２卷，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2-93頁?！靠梢?，磚茶早已融入蒙古地區居民的日常生活?！睹晒棚L俗鑒》一書指出，蒙古地區人們每天早晨煮磚茶兌牛奶，盛上半碗炒米泡茶喝，他們對茶非常重視，在婚喪嫁娶、重要節慶等場合，都要用到磚茶；在蒙古地區人們的觀念里，用磚茶隨禮比較體面，可以促進和維護人際關系，因此在娶媳婦、姑娘出嫁、晉級、祝壽、增人進口等喜慶宴席上互相送禮物時，哪怕是家境貧寒的人家也會至少送一塊價值五兩白銀的磚茶?！玖_布桑卻丹著，趙景陽譯，管文華校：《蒙古風俗鑒》，遼寧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6、61頁?！?/p>

在蒙古地區的官商往來中，磚茶作為禮品也承擔了人情度量的角色。北商給衙門官員送禮出手十分闊綽。乾隆五十七年（1792）至嘉慶四年（1799），合裕安、美玉公、萬盛隆、廣和興、豐玉成等多家商號送給恰克圖章京的禮品可謂琳瑯滿目，其中就有磚茶?！尽肚∥迨吣昶鹬良螒c四年止恰克圖商人饋送歷任官員回錢禮物賬冊》（乾隆五十七年至嘉慶四年），《蒙古國家檔案局檔案》，檔案號：020-011，臺灣文化事務主管部門蒙藏文化中心藏復印件?！看送?，用磚茶精心熬制的奶茶在維系清朝和蒙古王公貴族的政治聯系方面扮演了禮儀性的角色。乾隆皇帝習慣給入宮朝覲的蒙古王公們賜奶茶，以示皇恩。蒙古貴族也以奶茶招待清朝皇帝派來的使者。咸豐八年（1858）正月，太仆寺少卿文祥奉旨赴內蒙古昭烏達盟巴林左旗，代表清廷賜奠已故札薩克貝子多爾濟薩穆魯布，祭奠禮畢后主家馬上呈上一壺熬好的磚茶和四色茶食，恭“請天使以自帶之茶盞遞茶”，以示格外尊敬?！荆ㄇ澹┪南椋骸栋土旨o程》，忒莫勒等主編：《中國邊疆研究文庫·北部邊疆卷（外八種）》，第159頁?！?/p>

（二）磚茶：庫倫辦事大臣衙門的貨幣

與清代新疆的雜稅（如牲畜稅、葡棉稅等）一律用銀繳納【王啟明：《從檔案看牙行與晚清新疆稅收》，《歷史檔案》，2016年第1期?！坎煌?，庫倫辦事大臣衙門的各種稅收和陋規均折磚茶繳納。庫倫辦事大臣衙門除了官員薪水外，經費主要源自各種陋規和落地稅。例如，商人至衙門領取限票【地方衙門發給的“限照”“限單”，系限定行程日期之憑證，領取時需要繳納規費?！繒r應按規定繳納磚茶，最高需付六箱半磚茶?！綶俄]阿·馬·波茲德涅耶夫著，劉漢明等譯：《蒙古及蒙古人》第1卷，第184頁?！苛頁渡啼伋蓄I限票清冊》載，商鋪承領給限100天票38張、給限200天票30張；給100天的票收1塊三六磚茶；出門報單241張，收421塊三六磚茶?！尽豆芾韼靷惿堂袷聞照戮┰焖托y三年二月分各商鋪承領限票清冊》（宣統三年二月二十九日），《蒙古國家檔案局檔案》，檔案號：089-040，臺灣文化事務主管部門蒙藏文化中心藏復印件?！繌募螒c、咸豐朝的官員貪腐案件中可以發現，庫倫辦事大臣和恰克圖章京的陋規收入遠高于養廉銀?！举嚮菝簦骸肚宕吔睦糁巍钥撇级酁槔?，周東平、朱騰主編：《法律史譯評》第5卷，中西書局2017年版，第166-190頁?！坑秩?，庫倫的查地陋規銀須折磚茶繳交。光緒二十二年（1896）十月，元順明、協裕和、天興德、雙舜全、萬隆魁、萬源長、三和正等7個商號在貝子朋楚克車林和札薩克納遜昆布等旗種地、蓋房和畜養牲口，被罰二六磚茶300箱?！举嚮菝簦骸稘M大人的荷包：清代喀爾喀蒙古的衙門與商號》，中華書局2020年版，第166-174頁?！吭偃?，清代蒙古地區人們偷盜按律應罰之牲畜均折磚茶繳付。據《嘉慶七年衙門官項罰九牲畜變價銀兩磚茶等物銷算清冊》記載，嘉慶七年（1802）喇嘛巴哈桑、羅布桑、沙畢屬下奔巴等三人偷俄羅斯馬，各該管頭目均被罰，其中一頭目晉巴所罰牲畜需折交磚茶405塊；同年十二月初五，庫倫辦事大臣衙門在辦案時將按例應罰牲畜悉數變價折銀220.5兩和磚茶270塊?！尽都螒c七年衙門官項罰九牲畜變價銀兩磚茶等物銷算清冊》（嘉慶七年十二月），《蒙古國家檔案局檔案》，檔案號：023-001，臺灣文化事務主管部門蒙藏文化中心藏復印件?！?/p>

庫倫的貨物落地稅亦用磚茶繳納。嘉慶五年（1800），商民事務衙門章京奇德在奏折中提道，自庫倫設立集市以來，從張家口、多倫諾爾、庫克城、烏里雅蘇臺和恰克圖等地來的貨車，每車抽收磚茶1.5塊，如果是來自各札薩克蒙古地區商人的貨車，則每車抽0.75塊?！荆ㄇ澹┨N瑞多爾濟：《準向庫倫商人抽收茶葉并將庫存銀兩貸給商人生息作為公費銀折》（嘉慶五年九月二十五日），《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折》，檔案號：03-3616-006，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科娴孪Ｍ钩槭肇浳锫涞囟?，而以發商生息銀充辦公經費。同治九年（1870）以后，清廷開放各地商人到庫倫經商，運至庫倫的每馱貨物需繳2塊三六磚茶?！举嚮菝簦骸稘M大人的荷包：清代喀爾喀蒙古的衙門與商號》，第174頁?！抗P者通過查閱蒙古國家檔案局所藏檔案發現，光緒年間又全面恢復了抽收茶塊的落地稅，無論是外地商人進入庫倫商圈，還是庫倫商人出外經商，均需用磚茶繳納該稅種。其一，庫倫對外地商人進入庫倫商圈征收落地稅。由張家口新入保甲的商人每家需付126塊磚茶；在多倫諾爾領取部票的商人，【凡赴蒙古邊疆貿易，都要領取理藩院發給的院票（部票），由直隸出關者，在察哈爾都統或多倫諾爾同知衙門領票；由山西出關者，在綏遠城將軍衙門領票。參見《戶部為奉上諭一道》（乾隆二十四年二月），《內閣大庫原藏明清檔案》，檔案號：230703，“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康謳靷惿倘r每張部票需繳122塊磚茶；自歸化城領部票的商人，至庫倫需繳納三六磚茶65塊。針對這三類外地商人，光緒十九年（1893）清朝共收落地稅三六磚茶1720塊；光緒二十年（1894），共收三六磚茶9174塊；光緒二十一年（1895），共收三六磚茶8357塊。其二，庫倫商人出柵欄赴外地貿易者，需向商民事務衙門領取小票，每天繳納三六磚茶3塊。柵欄外“無甲”入里甲者繳茶1塊，貨物每車馱繳納三六磚茶6塊，編入里甲的商人則繳茶4塊?！尽妒资壮蔬f一年留支各款數目清賬》（光緒二十年十月至光緒二十一年九月），《蒙古國家檔案局檔案》，檔案號：068-029，臺灣文化事務主管部門蒙藏文化中心藏復印件?！?/p>

（三）熬茶：蒙古地區牧民信仰表達的媒介

清朝統治者大多主張“興黃教以安眾蒙古”?！緟⒁娗』实塾频摹独镎f》碑文。該碑立于北京雍和宮，采用滿、漢、蒙、藏四體文題記，刻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妒ノ溆洝芬喾Q：“以黃教柔順蒙古，中國之上計也?！眳⒁姡ㄇ澹┪涸矗骸妒ノ溆洝肪硪欢?，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500頁?！坑谑?，清廷一面敕修大寺，如“敕建慶寧寺”，【有關敕建慶寧寺之事，參見[俄]阿·馬·波茲德涅耶夫著，劉漢明等譯：《蒙古及蒙古人》第1卷，第66、72-75頁?！恳幻婀膭蠲晒胖T部廣建喇嘛廟，以致廟宇林立?！澳厦晒琶科旖ㄓ兴聫R ，最少的旗也有十幾個，寺廟的總數可能達到上千”，“喀爾喀蒙古所建的寺廟約有一百（座）”，“大廟的喇嘛有的達到數千人，小廟大喇嘛也有十余人”?！静讨炯儯骸对囌擖S教在蒙古的傳播和影響》，《內蒙古社會科學》，1985年第5期?！勘娎镓叫璐u茶作為生活物資和流通貨幣?？撇级嘌瞄T不僅要給普寧寺供品和經費，還要給喇嘛們每4個月發放50塊磚茶及50斛黍?！綶俄]阿·馬·波茲德涅耶夫著，劉漢明等譯：《蒙古及蒙古人》第1卷，第397-398頁?！克略哼€向租種土地的漢民征收以箱為單位的磚茶作為地租；有的札薩克竟將本已捐給慶寧寺的土地強行收回，“并把烏遜色哩地方的耕地出租給兩名漢人，每年租金為五箱磚茶”，喇嘛們不肯放棄這筆磚茶收入，遂提起訴訟并最終勝訴?！綶俄]阿·馬·波茲德涅耶夫著，劉漢明等譯：《蒙古及蒙古人》第1卷，第81-82頁?！繛樵黾邮杖?，蒙古喇嘛還設法私帶磚茶、布匹等物資與俄商進行貿易?！荆ㄇ澹┖鲌D靈阿：《庫倫協理臺吉噶爾桑家產變價解交內務府》（乾隆三十一年七月），《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折》，檔案號：03-2322-006，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窟@些都表明，磚茶是蒙古地區眾多寺廟高度依賴的物資。因此，蒙古地區牧民篤信黃教，常去寺廟熬茶禮佛的宗教實踐顯得尤為重要。虔誠的牧民根據自身的能力不時向寺廟捐獻數量不等的磚茶，這既是宗教情感的表達，也是個人修行的一部分。喇嘛們則通過熬茶儀式向敬獻磚茶的信眾賜福。于是，磚茶成為蒙古地區連接僧俗、溝通人神和維系信仰的重要媒介。

（四）維護邊疆統治的戰略物資

軍事駐防是清王朝控制喀爾喀蒙古的重要手段。磚茶作為蒙古地區邊防必備物資頗具戰略意義，為邊疆開拓與治理做出了積極貢獻?？涤呵L期與蒙古準噶爾部交戰和對峙，在漠北屯聚重兵。雍正末年，清朝派駐喀爾喀蒙古的官兵數量一度高達 60 300 余名?！就鮿偅骸赌睗h兵：清代烏里雅蘇臺將軍轄區的綠營換房》，《清史研究》，2021年第3期?！繛楣澥≠M用，清廷還設置屯田兵。雍正初年，清朝在烏蘭固木、多諾伊昆堆、察罕廋爾三處墾田4997畝，在烏爾哲圖戈爾、博爾廓、特里的田畝足夠千人耕種?！局袊谝粴v史檔案館譯編：《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折全譯》上冊，黃山書社1998年版，第549-550、796-800頁?！壳∧┠?，科布多“復添屯田官四員、兵六十四名”?！荆ㄇ澹┗鄢桑骸蹲嗾垖Q防官兵并班更換撙節經費事》（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十二日），《宮中朱批奏折》，檔案號：04-01-01-0843-058，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窟@些官兵對磚茶的需求很大，朝廷對此十分重視。雍正八年（1730），清朝向軍營運送北路黑茶，每箱裝茶130斤?！荆ㄇ澹└岛悖骸额}為遵旨查核晉省本年題銷辦運烏里雅蘇臺茶煙等用過價腳銀兩事》（乾隆二十三年六月初九日），《內閣題本戶科》，檔案號：02-01-04-15149-009，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壳∈拍辏?754）八月，甘肅巡撫鄂昌奏稱，由撫標左營守備白粹領運黑茶200 000斤，分4次轉運至北路軍營?！荆ㄇ澹┖Ｍ骸稇舨繛樽棉k運送茶斤事》（乾隆十九年八月十六日），《內閣大庫原藏明清檔案》，檔案號：021003，“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繛趵镅盘K臺的軍餉由山西省協撥，而向烏里雅蘇臺轉運茶和米糧等物資，則由歸綏道承辦。乾隆二十二年（1757）六月，據山西布政司劉慥稱辦運至烏里雅蘇臺茶葉181 818斤，運至歸化后改馱運出關?！荆ㄇ澹┧缹帲骸蹲噤N辦運茶煙價腳銀兩折》（乾隆二十三年三月十九日），《宮中朱批奏折》，檔案號：04-01-035-0896-044，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p>

清廷供應給蒙古地區駐軍日用所需的磚茶，以及獎賞臺站、卡倫官兵、屯田官兵和恩賞喇嘛等的磚茶，每年都有固定的數量。道光七年（1827）《烏里雅蘇臺科布多官兵銀糧數目清冊》記載，科布多衙門一年內發放給眾安廟磚茶200塊，賞給卡倫侍衛、臺吉、兵丁等磚茶1807塊，又因屯田豐收賞給官兵磚茶177塊，共計2184塊?！荆ㄇ澹╈鳎骸恫楹吮甭窞趵镅盘K臺科布多道光七年份供支駐扎官兵銀糧等項數目事》（道光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內閣題本戶科》，檔案號：02-01-04-20341-022，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窟@批磚茶由山西巡撫備辦。據保英、桂祥奏稱：“科布多蒙民雜處賞賚多用磚茶，每歲所需不下二千余塊。如遇不敷支放，先行奏聞行知山西巡撫購辦，以備委員領取歷經遵辦在案。今查庫存磚茶約放至年底所剩不過一千五百有余，而明年應給眾安廟及屯田卡倫各蒙兵賞項僅敷一歲之需，查照舊章預為采買。如蒙俞允，由奴才等咨行山西巡撫備辦磚茶八千塊運解歸綏道庫，再由奴才等派員領取由驛遞運科城?！薄荆ㄇ澹┍Ｓ?、（清）桂祥：《循例奏聞委員赴山西領取茶塊緣由》（乾隆二十四年二月初三日），《宮中檔奏折·光緒朝》，檔案號：408004578，臺北故宮博物院藏?！靠撇级嘁虼u茶不夠發放而循例采辦。嘉慶九年（1804）戶部咨稱，查科布多庫貯茶葉不敷支放，請交山西省采買磚茶8000塊解往?！荆ㄇ澹┎耄骸额}報蒲州府永濟縣辦運科布多磚茶用過茶斤價值并制辦箱只工價共銀一千一百余兩核與成例價值相符請照原議在于八年地丁銀內動支核銷》（嘉慶九年六月初九日），《內閣大庫原藏明清檔案》，檔案號：109964，“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p>

磚茶在維護清朝邊疆統治秩序方面極其重要。為籠絡蒙古各部，清廷不吝賜茶，以示天恩。雍正十年（1732），將軍傅爾丹呈稱將察罕廋爾的茶葉3117包賞給喀爾喀厄魯特?！局袊谝粴v史檔案館譯編：《軍機處雍正朝滿文議復檔譯編》第2冊，商務印書館2021年版，第1052頁?！壳∈拍?，大學士傅恒等謹奏：“查甘省官茶額引二萬七千余道，每年應交茶二十余萬封，舊例由商人按引交納，以為招換番馬之用。嗣因換馬之例久經停止，此項商辦茶斤，除應存備賞給蒙古約十余萬封外，余俱變價充餉?！薄荆ㄇ澹┒鯓匪矗骸稄突I辦茶斤運送北路軍營備用折》（乾隆十九年四月十八日），《清代宮中檔奏折及軍機處折件》，檔案號：403006254，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客瑫r，為保障塞外臺站通暢，清廷也會不時賞給守臺站驛丁米、茶等物資，以示體恤。雍正朝曾多次給蒙古站臺驛丁補給銀、米、牲畜、茶、布和蒙古帳房等物資?！局袊谝粴v史檔案館譯編：《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折全譯》上冊，第784、1615頁?！坑赫┠?，駐四十三臺原員外郎音柱，自從來到臺站后資助給蒙古地區等綿羊、山羊1000余只，茶8000余包?！局袊谝粴v史檔案館譯編：《軍機處雍正朝滿文議復檔譯編》第9冊，第5267頁?！壳《辏?761）《烏里雅蘇臺科布多官兵銀糧數目清冊》記載，烏里雅蘇臺衙門有磚茶34 865.5塊?！荆ㄇ澹﹣肀＃骸额}為核查烏里雅蘇臺支給王公貝勒并官兵跟役口食等銀兩奏銷事》（乾隆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內閣題本戶科》，檔案號：02-01-04-15395-008，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考螒c二年（1797）烏里雅蘇臺衙門舊管磚茶3429余塊，除去已用539余塊，實有約2890塊。道光七年，烏里雅蘇臺舊管磚茶435余塊；科布多舊管磚茶8807余塊，除去已支放2184塊，實有約6623塊。同治四年（1865），烏里雅蘇臺衙門存磚茶7190.5塊?！荆ㄇ澹┖瞳|：《題為遵旨匯核北路新疆烏里雅蘇臺科布多二處嘉慶二年供支駐防兵銀糧牧場牲畜各款數目事》（嘉慶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內閣題本戶科》，檔案號：02-01-04-18135-002，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禧恩：《查核北路烏里雅蘇臺科布多道光七年份供支駐扎官兵銀糧等項數目事》（道光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內閣題本戶科》，檔案號：02-01-04-20341-022，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寶鋆：《題為查核定邊左副將軍奏銷烏里雅蘇臺科布多二處同治四年供支養廉等項銀兩并孳生牲畜事》（同治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內閣題本戶科》，檔案號：02-01-04-21877-004，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壳】藞D衙門也存有磚茶，每年照例賞給官兵?！咀韵特S六年（1856）七月初一日起至咸豐七年（1857）六月三十日，恰克圖每季賞給官兵磚茶126塊，年終賞磚茶180塊，柵欄外官兵每月給磚茶4塊。參見《恰克圖部員公費用項冊》（咸豐七年六月三十日），《蒙古國檔案局檔案》，檔案號：031-005，臺灣文化事務主管部門蒙藏文化中心藏復印件?！苛頁断轺肴沼洝房芍?，光緒十二年（1886）至光緒十六年（1890），商人赴烏里雅蘇臺約有120次，若按例收取規費應當有一筆“衙門創收”，可惜未留下相關檔案?！举嚮菝?、王士銘：《清代陜甘官茶與歸化“私茶”之爭議》，《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1期?！?/p>

綜上可知，磚茶在蒙古地區被用作主要流通貨幣，直觀地詮釋了其具有價值衡量尺度、交換媒介、支付手段和財富存儲等功能。磚茶因之得以深度介入蒙古地區社會的政治、軍事、經濟、宗教等公共事務空間，以及蒙古地區居民的私人生活領域——吃喝嫖賭、置衣租屋、理發修面、婚喪嫁娶等均涉及磚茶?！净閱始奕⒅懊嬉呀浟信e，至于嫖娼和賭博均用磚茶支付的情況，分別參見冰潔：《漫談茶磚》，《邊疆建設》，1946年第1期；《刑部為領催與民人聚賭事》（道光七年六月初三日），《內閣大庫原藏明清檔案》，檔案號：130462，“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漢人在蒙古凡置衣租屋、理發修面都用磚茶付費，參見[俄]阿·馬·波茲德涅耶夫著，劉漢明等譯：《蒙古及蒙古人》第1卷，第81-82、151-154頁?！吭谇〕镣纬稙趵镅盘K臺科布多官兵銀糧數目清冊》中，磚茶一直赫然在列，并數量頗為可觀，這應與磚茶在蒙古地區擁有無與倫比的“硬通貨”特質，及其作為日?！皠傂琛毕M品和社交場合“排面擔當”密切相關。同時，磚茶既是烏里雅蘇臺、科布多、恰克圖的衙門獎賞卡倫或臺站兵丁、屯田官兵，以及籠絡喇嘛的“利器”，也是蒙古地區各旗、黃教寺廟均十分看重的實物地租。毋庸置疑，磚茶與蒙古地區居民之間存在著深刻的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的互動，并在蒙古草原上成為集工具價值和人文價值于一體的獨特存在。

二、清中前期販至蒙古地區和恰克圖的磚茶

康雍乾三朝，為平定準噶爾部，清軍多次深入蒙古草原。為緊縮財政開支和有效管理資源，清廷鼓勵商人轉運軍糧，作為回報允許他們攜帶布匹、煙草和茶等售賣，若因軍需之用可以免稅?！局袊谝粴v史檔案館譯編：《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折全譯》上冊，第908頁?！侩S軍商人因之獲利不菲。雍正朝納蘭常安稱：“當大軍云集，斗米白鏹十兩，酒面果蔬雖少售，亦需數金，一收十利，意猶未足?！且允绽f億，致富不貲?！薄荆ㄇ澹┘{蘭常安：《行國風土記》，謝國楨編：《明代社會經濟史料選編》（?？北荆┫聝?，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38頁?！坑谑?，“凡糧餉之運搬、軍需品之購買，皆須假手商人。故軍隊所至之地，商人隨之，其后大軍撤退，商人仍留各地，設置商店，開始營業，遂形成一市場焉。如庫倫、烏里雅蘇臺、科布多、恰克圖等處皆依此沿革而成今日之一大城鎮者也”?！臼蹇骸墩{查：外蒙古之商業》，《上?？偵淘聢蟆?，1925年第5卷第4號，第1-7頁?！窟@一總結十分妥帖，例如乾隆二十七年（1762），“赴科布多貿易之漢民等絡繹不絕”，清廷遂籌劃“擇一高燥之地”，“從容建城”?！局袊谝粴v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滿漢對照》第3冊，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542頁?！可倘嗽谀厦晒诺纳庖埠芘d隆。乾隆十四年（1749），理藩院在奏準刑法名例中提道，“蒙古一切衣食等物，大半買之內地。內地人持貨赴邊，日積月累，迄今歸化城、八溝、多倫諾爾數處所集之人，已至數十余萬”?！荆ㄇ澹├茸耄骸稓J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九九四，光緒二十五年刻本，第32頁?！柯妹缮倘俗プ√娉⑥k理軍需的契機，獲得赴蒙古地區開展邊疆貿易的特許權利，不僅得以與牧民互通有無，促進了當地土產的商品化，而且推動了內外蒙古地區的貿易線路、物資交易網絡，以及商業市鎮的形成。

具體而言，“中蒙貿易，約分數種，一曰‘坐莊，一曰‘行商。坐莊多設于東口庫倫，西口較少，東口莊由內地運貨至張家口，再由庫倫莊轉運于蒙境，其貨物以磚茶及日用品為多，而三六磚茶及二七磚茶為最通行，且有用以代貨幣者，故其銷路，遠在他品之上。日用品、布匹、綢緞、煙草及衣食住所需之物，此項商店，俗稱碎小鋪，其時營業甚為發達，如布匹、煙草兩項，每年銷路，均有二百余萬兩，而磚茶之銷路，更數倍之，營此業者，以汾陽、孝義、祁縣等處人為多。行商者，資本較小，不設商鋪，或由內地自運貨物，或由坐莊轉運物品于內外蒙古各境，其貨物種類，亦與坐莊相同，此項貿易雖小，而利息尤厚，營此業者，亦以汾陽等縣人為多，而雁門道一帶之人亦有之。蓋蒙人知識不開，不知內地物價，由華商任意居奇，又蒙古地區無通用貨幣，往往以牲畜交易貨物，例如布一匹可易馬一匹，以磚茶一二塊易羊一頭，甚至有以篦子一件易羊一頭者。是項易定之牲畜，商人如不能即時驅回，蒙人且為負代牧之責，俟其貨物售罄，乃向各地收取現款，群驅牲畜結隊南歸，及至東西兩口，即得善價而沽，此項利益，蓋不知其倍蓰矣”?！尽渡轿魃倘宋鞅辟Q易盛衰調查紀》，《中外經濟周刊》總第124期，1925年，第1-7頁?！坑梢闹小皷|口莊由內地運貨至張家口，再由庫倫莊轉運于蒙境，其貨物以磚茶及日用品為多”，“其銷路，遠在他品之上”，以及“布匹、煙草兩項，每年銷路，均有二百余萬兩，而磚茶之銷路，更數倍之”等內容可知，磚茶是清代北商在蒙古地區貿易份額和獲利空間均十分可觀的“暢銷品”。

（一）咸豐十一年以前販至蒙古的磚茶

蒙古地區人民對磚茶高度依賴，具有巨大消費需求，為北商的磚茶貿易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然而，在清代史料中，我們很難找到類似賬簿式記載商人轉運磚茶至蒙古銷售的具體數據。前述乾隆十九年和乾隆二十二年供應北路軍營采辦運輸之黑茶，以及后來山西省采買磚茶，這些都是因軍需運茶。商人領票運茶的資料不太齊全，主要是因為歸化商人理應每年都需要到理藩院領院票，但往往一張票用好幾年。管理院票的綏遠將軍衙門卻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所以無從得知確切的貿易數字。只能在庫倫辦事大臣衙門的刑罰案件中看到一些零星數字。乾隆二十九年（1764）正月，庫倫商人楊恭禮和同伙楊大寧二人攜帶“貨車二十一輛，內裝磚茶二十箱”，【《楊大寧招呈私出卡倫與俄羅斯貿易事》（乾隆三十一年三月），《蒙古國家檔案局檔案》，檔案號：017-017，臺灣文化事務主管部門蒙藏文化中心藏?！恳蛴咚较蚩▊悈f理臺吉噶勒桑行賄而被告發，所帶全部貨物共折銀459.25兩，悉數查抄入內務府?！荆ㄇ澹┖鲌D靈阿：《庫倫協理臺吉噶爾桑家產變價解交內務府》（乾隆三十一年七月），《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折》，檔案號：03-2322-006，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棵晒艊覚n案局藏檔案記載了嘉慶二十五年（1820）隆泰成執事人李玿攜帶的貨物清冊，其中就有磚茶80箱?！尽肚】藞D貿易民人清冊》（嘉慶二十五年），檔案號：M1D1-3697#4，蒙古國國家檔案局藏?！康拦舛辏?842）五月，庫倫蒙古辦事大臣勒克爾飭該商民事務衙門章京成祥查明近期民間債務情況，涉及蒙民除欠漢商銀15 300余兩外，還賒欠了磚茶94 620簍?！荆ㄇ澹┑吕湛硕酄枬骸哆`禁私立房柵盤踞之商民不遵例斷等情聲明請旨由交理藩院兵刑部》（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折》，檔案號：03-4235-026，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慨敃r一簍磚茶約值1.2兩白銀，茶款折銀約113 544兩，合計蒙民共欠銀約128 844兩。

清代檔案常提到的北商約有四五十家，實際赴漠北貿易的領票茶商至少有100多家。他們販至蒙古地區的大宗貨物就是磚茶。蒙古國國家檔案局藏檔案編號M1D1檔案有嘉慶二十四年（1819）、嘉慶二十五年、道光十一年（1831）、道光十七年（1837）、道光二十七年（1847）商人攜帶的貨物清冊單，所列貨物首重磚茶，另外還有米谷、麻油、冰糖和布匹等，用來與蒙古地區牧民交易毛皮和鹿茸等。但這些貨物清冊單只有執事人名字并沒有商號名稱。筆者通過比對蒙古國國家檔案局藏《恰克圖各鋪戶請領部票隨帶貨物價值銀兩并買俄羅斯貨物價值銀兩數目清冊》，找到了部分商號的名稱。清中期北商販運磚茶具體情況，參見下表1。

據表1可知，關于清中期北商販運的磚茶數量，嘉慶二十四年為1261箱、嘉慶二十五年為2024箱、道光十一年為1288箱、道光十七年為1830箱、道光二十七年為4727箱。一箱二七磚茶（每塊磚茶重55兩，一箱裝27塊磚茶）共重92.8斤，一箱三六磚茶（每塊磚茶重42兩，一箱裝36塊磚茶）共重94.5斤?！厩宕?斤等于16兩，約600克。參見丘光明編著：《中國歷代度量衡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513頁?！颗e例來說，表1中道光二十七年北商攜帶的磚茶按三六磚茶折算，約計4467擔，但是根據俄國方面的檔案，該年中國磚茶輸出高達35 180.88擔（見后文表2倒數第5行第5列）。因目前搜集到的蒙古國檔案尚不夠齊全，所以導致數量差距頗大。同治七年（1868），一位恰克圖商人在懷念往昔販茶興盛情形時感慨道：“從前貿易之盛，由于俄商不能自行運茶，該國之于商等處換給茶斤。彼時領票茶商百有余號。每年辦茶約在十七、八萬箱上下。且南北道路平靖，商等即以所換俄人之貨，沿途販運銷售，既獲重利，再赴兩湖販茶來恰，是以日見興隆?！薄荆ㄇ澹c春：《咨復西商領票改販白毫等茶一事咨查監督查明聲復由》（同治七年六月六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檔案號：01-20-026-01-039，“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p>

（二）咸豐十一年以前販至恰克圖的磚茶

磚茶在外貝加爾邊區的一般居民當中飲用極廣，是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以致往往可以當錢使用。當地農牧民或布里亞特人出售貨物時，“寧愿要磚茶而不要錢，因為他們確信，在任何地方他都能以磚茶代替錢來使用”?！綶俄]瓦西里·帕爾申著，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俄語編譯組譯：《外貝加爾邊區紀行》，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第47頁?！?8世紀中國茶葉的出口需求不斷增加，但飲茶者存在地域和身份上的區別。居住在俄羅斯亞洲地區的布里雅特人原是蒙古人，保留了喜歡喝磚茶的生活習慣?！居袑W者認為：“受游牧的蒙古人和恰克圖山西商人影響較深的西伯利亞和中亞地區保存著中國北方的飲茶法，多習慣飲用濃烈的中國磚茶?！眳⒁姽畲海骸?9世紀的中俄恰克圖茶葉貿易及其影響》，《經濟研究導刊》，2020年第23期?！壳∈迥辏?750）運往布哈拉的磚茶為391塊，乾隆十七年（1752）增至11 326塊?！綶俄]特魯謝維奇著，徐東輝、譚萍譯，陳開科審校：《十九世紀前的俄中外交及貿易關系》，岳麓書社2010年版，第188頁?！?18世紀下半葉，俄國已盛行飲茶之風。乾隆二十九年（1764）俄國六等文官米勒在《關于赴華使團的意見》中寫道：“茶在對華貿易中是必不可少的商品，因為我們已經習慣喝中國茶，很難戒掉?！薄綶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緬斯基編著，中國人民大學俄語教研室譯：《俄中兩國外交文獻匯編（1619－1792年）》，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420頁?！?/p>

恰克圖是連接中俄茶葉貿易的邊疆重鎮。雍正五年（1727），清廷同俄國簽訂《恰克圖條約》，劃定了兩國在漠北蒙古北部的邊界。沙俄在恰克圖河北面修建城堡、要塞、營房和貿易的貨棧。雍正七年（1729），清廷在此成立專供貿易的集市，并派理藩院司員入駐，監理貿易。次年，清廷在俄商所在的恰克圖貿易區對面建買賣城。俄商、北商、蒙商聚集于此，進行貨物交易。茶占俄國在恰克圖進貨量的最大部分，道光二十七年至咸豐元年（1851）俄國在恰克圖貿易全部進貨量總計為31 058 844銀盧布，而茶的進貨量達29 534 738銀盧布，約占全部進貨量的95%?！綶俄]阿·科爾薩克著，米鎮波譯，閻國棟審校：《俄中商貿關系史述》，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197頁?！?/p>

中國的茶葉種類繁多，尤以紅茶和安化黑茶壓制成的茶磚在俄國最受歡迎。乾隆五十七年三月至五月恰克圖商民銷往俄國的磚茶達 4622.5 箱?！尽肚】藞D貿易商民人數清冊》（乾隆五十七年三月至五月），《蒙古國國家檔案局檔案》，檔案號：021-008至021-016，臺灣文化事務主管部門蒙藏文化中心藏復印件?！繐呶骼铩づ翣柹杲y計，道光十八年（1838）買賣城內包括達興友、尤慶源、喬發成等在內的18家字號共與俄商交易磚茶4724箱?！綶俄]瓦西里·帕爾申著，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俄語編譯組譯：《外貝加爾邊區紀行》，第48-49頁?！侩S著磚茶在歐俄居民中的普及，恰克圖的磚茶貿易量持續增加。據貿易清冊可以發現，道光三十年（1850）至咸豐元年間完稅后運進俄國的磚茶總計有15萬普特（約42 000擔）?！綶俄]阿·科爾薩克著，米鎮波譯，閻國棟審校：《俄中商貿關系史述》，第211-222頁?！抗P者通過閱讀蒙古國國家檔案局藏《恰克圖各鋪戶請領部票隨帶貨物價值銀兩并買俄羅斯貨物價值銀兩數目清冊》，統計出嘉慶二十一年（1816）至同治十年（1871）在恰克圖從事中俄貿易的字號約161家?！举嚮菝簦骸肚宕鄙痰牟枞~貿易》，《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康拦馐辏?836）以前俄國輸入的茶葉，在貿易種類中合并統計，道光十六年以后才將白毫茶、磚茶分別統計，具體情況詳見表2。

據表2可以了解到，19世紀上半葉是中俄茶葉貿易上升期；道光十六年至咸豐元年中國輸往俄國的茶葉總計1 201 586.96擔，其中白毫茶共計806 338.4擔，約占總數的67%，磚茶共計395 248.56擔，約占總數的33%；自道光十六年以降，運至俄國的白毫茶數量除道光十七年和道光十八年兩年略有下降外，其余每年都在增加。咸豐元年白毫茶的銷售量約是道光十六年銷售量的1.78倍。同樣以道光十六年為起點，銷往俄國的磚茶除道光十七年至道光二十年和道光二十二年等年份有所下降外，其余每年的銷量都有程度不一的增加。咸豐元年磚茶的銷量售量是道光十六年銷售量的1.27倍。銷往俄國的茶葉種類與飲茶者的身份和生活區域的差異息息相關。白毫茶主要行銷于歐俄城市居民或貴族，磚茶則銷售至中亞、西伯利亞、貝加爾湖地區，特別是布里雅特人、吉爾吉斯人尤喜飲用。隨著磚茶消費在俄國普通人群中的普及，除外貝加爾地區外，磚茶亦大量行銷于歐俄的韃靼人和卡爾梅克人，因而磚茶的批發貿易在這一時期不斷增加。

筆者還注意到，蒙古國家檔案局檔案記載北商在恰克圖的細茶銷量時，也記錄了幾家字號的磚茶銷售情況。譬如，道光十五年（1835）至同治十年大泉玉總共販賣茶葉共銀1 474 500兩，其中青茶占1 365 200兩，磚茶占9900兩；道光十九年至同治元年（1862）萬盛成總共販賣茶葉的白銀為386 520兩，其中青茶占126 500兩，磚茶占193 260兩；道光二十五年至同治十年恒義承販賣茶葉共銀830 000兩，其中青茶占741 000兩，磚茶占9000兩；道光二十九年至同治十年天來昌販賣茶葉共銀344 786兩，其中青茶占274 200兩，磚茶占3300兩；咸豐八年至同治二年（1863）復盛裕販賣茶葉共銀61 200兩，其中青茶占57 600兩，磚茶占3600兩?！举嚮菝簦骸稘M大人的荷包：清代喀爾喀蒙古的衙與商號》，第519-524頁?！窟@些數據足以說明，雖然銷往蒙古地區的磚茶高居茶類首位，但是北商在恰克圖的磚茶銷量卻遠不如青茶。

（三）磚茶的商運與官運路線

湖南安化的黑茶（磚茶）能夠源源不斷地流向外藩蒙古，離不開晉商開辟的商道和清廷創設的官道。

1.安化黑茶的商運路線

咸豐七年的《歸化城布施碑》記載，廣和永、萬順昌、二合公等字號各施錢3000文；萬和成、廣和興兩個字號各施錢1500文?！驹S檀編：《清代河南、山東等省商人會館碑刻資料選輯》，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531-532頁?！拷褴フ\二輯的寺廟碑刻中有三盛全、三義成、元盛和、順義公、萬和成、萬順昌、廣和興、廣興隆和興盛成等字號，他們沒有參加公義茶社組織，因而分莊均設在張家口?！窘褴フ\二：『中國封建社會の機構：歸綏（呼和浩特）における社會集團の實態調查』、東京：汲古書院、1955年、254頁?！吭⒑蜑榧x社經理，鄉總義合成等都是活躍于歸化、張家口、庫倫的大商號?！窘褴フ\二：『中國封建社會の機構：歸綏（呼和浩特）における社會集團の實態調查』、775、776、782頁?！苛硗?，筆者在實地考察中發現，嘉慶十年（1805）的張家口《上堡市臺重修關帝大宇碑記》記載了商號捐獻名單，長發成記（施銀140兩）、興玉和記（施銀80兩）、通順永記、隆泰成記（施銀74兩）、順義誠記、永興泉記（施銀105兩）、萬發成記（施銀210兩）、萬順昌記（施銀兩）、興玉中記（施銀109兩）、美玉德記（施銀200兩）、廣隆光記（施銀140兩）、廣發成記（施銀140兩）?！居嘘P嘉慶十年《上堡市臺重修關帝大宇碑記》的情況，可參見賴惠敏：《清代北商的茶葉貿易》，《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頁后注第60。此處所列各商號施銀數字系筆者通過實地考察從碑文錄得?！恳虮套舟E模糊，若干商號的捐款資料尚未被筆者發現。不過，這些史料足以說明赴蒙古地區販賣磚茶的商人系經由歸化、張家口抵達蒙古地區。

《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料（1840—1895）》搜集的各種商業調查、貿易調查資料確認了晉商的陸路貿易路線，即由漢水運往距漢口約350英里的大市鎮樊城，在樊城起岸后，裝大車運往張家口；運往歸化廳的路線則是經漢水運至距樊城約50英里以上的老河口大市鎮，再從老河口用騾子和大車運往山西省靠近長城口的歸化廳，然后分銷于蒙古全境?！疽t鎬編：《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1840—1895）》第2冊，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289-1290頁?！?/p>

俄國人馮·里奇瑟芬考察茶葉路線時發現：磚茶來自湖北和湖南，從漢口經樊城和賒旗鎮到山西，再經過潞安府、沁州到太原府；在距大同西南34英里處分兩路，一部分茶葉直接運往歸化廳；一部分運往張家口。他還統計出同治十年華商由漢口經山西運往張家口及歸化廳的磚茶及茶葉數量，共為28萬擔?！疽t鎬編：《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1840—1895）》第2冊，第1292頁?！?/p>

盡管前文已交代為保障軍需及維系邊疆統治秩序，朝廷經常命地方官員運黑茶至西、北二路軍營，并不吝賞茶給蒙古諸部，但商運才是滿足蒙古地區居民對磚茶高度需求的關鍵。張萍和楊蕊認為清代西北所銷之茶大多來自湖南，紅茶在加工過程中需要二次發酵，擠壓成磚，形成“茶磚”，發酵過程中對水質要求很高，涇陽人炒茶“所用水為井水，味咸，雖不能做飲料，而炒茶則特殊，昔經多人移地試驗皆不成功，故今仍在涇陽”，可見涇陽的優質水源適合制作磚茶。道光年間，“官茶進關，運至（涇陽）茶店，另行檢做，轉運西行，檢茶之人亦萬有余人”，涇陽縣從事這一行業的人員多、利潤厚，他處無法與之相比?！緩埰?、楊蕊：《制度與空間：明清西北城鎮體系的多元建構與經濟中心的成長——以西安、三原、涇陽為中心的考察》，《人文雜志》，2013年第8期?！可轿魃倘藢a茶區的茶葉運到陜西涇陽再輸往蒙古地區，這條茶葉之路是可以探討的。

山西《祁縣茶商大德誠文獻》抄本詳細記載了自祁縣至安化的水陸路程。從祁縣至澤州共行7日，陸路計580里；從澤州行至賒旗鎮（又名賒旗店、賒店，位于今河南社旗）共行11日，陸路計775里；從賒旗鎮走水路（沿唐河順流而下）到樊城，計水路345里；再從樊城至漢口，水路計1215里；從漢口至益陽，計水路840里；從益陽抵安化，計水路255里。以上陸路（從祁縣到賒旗鎮，共19站）行程總計1355里，水路（從賒旗鎮至安化）行程總計2655里，水陸路程共計4010里?！旧轿髌羁h至湖南安化的水陸路程里數，參見史若民、牛白琳編著：《平、祁、太經濟社會史資料與研究》，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81-488頁?！?/p>

不過，該水陸路程未交代山西商人從安化辦茶后要先運至涇陽壓制成磚茶，再經張家口或歸化城出關銷往蒙古地區各處的史實。有研究指出，安化黑茶運輸路線，系由商人雇民船運至益陽，再由船行負責換大民船運至漢口，再由漢口運至襄陽，溯丹江停泊龍駒寨，轉陸起旱，然后經商洛道直達關中，與官馬驛路直接相通?！緩埰迹骸秴^域歷史商業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明清陜西的個案考察》，三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4頁?！客ǔ?，安化黑茶先踩壓成90千克一塊的篾簍大包，再運往陜西涇陽壓制成磚茶，因在伏天加工，故稱“茯磚”，然后往北經張家口出關，或經塞爾烏蘇運往烏里雅蘇臺和科布多，或經庫倫運往恰克圖?！緩埣铱诮浫麪枮跆K、烏里雅蘇臺到科布多城，全長5850里。庫倫到恰克圖有920里。參見金峰：《清代外蒙古北路驛站》，《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9年增刊第2期?！繗w化城和多倫諾爾則是漠南蒙古地區的重要磚茶集散地。當然，在涇陽壓制的磚茶也可以向西運至蘭州，再分銷至青海、新疆、西藏等地。

2.安化黑茶（磚茶）的官運路線

雖然販至蒙古地區和恰克圖的磚茶主要依賴商運，并由此形成較為穩定的運銷路線，但是清廷基于軍事物資保障而選擇的茶葉官運路線同樣值得關注。在相當程度上，官運磚茶的過程控制和結果導向，集中展現了清朝統治者（康雍乾三朝尤為突出）在節省開支和管理資源方面的能動性。乾隆二十一年（1756）湖南巡撫陳宏謀奏請酌定采辦官茶章程時稱：“陜甘兩省商領引采辦官茶，每年不下數十萬斤，皆于湖南之安化縣地方采辦以供官民之用，所關甚要?！薄荆ㄇ澹╆惡曛\：《奏為酌定采辦官茶章程以便商民折》（乾隆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清代宮中檔奏折及軍機處檔折件》，檔案號：403012249，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堪不诓柽\至涇陽壓制成磚茶后，一路向北自張家口運往蒙古地區和恰克圖，一路向西運抵蘭州。因此，蘭州亦是清代安化黑茶的重要集散地。乾隆朝平定準噶爾部前夕，甘肅省官員多次奉命運庫存陳茶至北路軍營，這為我們了解官運磚茶至漠北的路線提供了依據。

（1）蘭州→托克托城→土默特→毛明安→吳喇忒→喀爾喀→北軍大營

乾隆十九年四月，清廷獲悉甘肅省歷年陳茶積至110萬余封，打算將其中一部分運往北路軍營備用。時任甘肅巡撫鄂樂舜奉命詳細查明：甘肅至北路軍營原有兩路，其一自寧夏石嘴子出關，經拖里布拉格、察漢拖羅海、推必拉、察漢素爾等處，可至烏里亞素泰卡倫。雍正年間調撥寧夏八旗駐防官兵赴軍營時皆經由此路，但后來沿途井泉淤塞，道路荒僻難行，且在鄂爾坤軍營以北千余里，路程迂回費時費銀，不如歸化城一路更為方便。其二自蘭州沿黃河順流而下直達托克托城，托克托城距歸化城160里?？趦葎t經皋蘭、靖遠、中衛、平羅等縣，口外則經由達本鹽、磴口、薩拉齊、查漢庫連，計程3800余里，沿黃河用木筏載運。每萬封茶重5萬斤不過需銀百兩上下，約四十日便可抵達托克托城。自托克托城前往軍營用駱駝馱運，經由土默特、毛明安、吳喇忒、喀爾喀各部落，計程3000余里。鄂樂舜提出的自蘭州轉運陳茶至北路軍營的路線未免過長，但出發點是為節省運茶費用和便于用駱駝馱運。對此，他這樣分析道：“查鄂爾多斯部落與托克托城僅隔一河，上年曾將寧夏官駝八百只，并孳生余駝交給該札薩克等牧養，原備不時需用。請于前項官駝余駝內調撥一千只，至托克托城聽候馱運，甚為省便。計駝一千只，約可運茶二十萬斤，每駝五只用牽夫一名，共需牽夫二百名。即用鄂爾多斯原派養駝之蒙古（人），酌議每名給予往回盤費銀六兩，仍令該札薩克派官一員沿途管束，亦照內地委官之例，量行賞給盤費。至鞍屜等項在所必需，應請動項制備，統俟事竣一并照例報銷。倘需用茶斤，官駝不敷運送，即于歸化城就近添雇，亦屬易為辦理?！薄巨D述和直接引用之鄂樂舜奏折內容，參見（清）鄂樂舜：《復籌辦茶斤運送北路軍營備用折》（乾隆十九年四月十八日），《清代宮中檔奏折及軍機處折件》，檔案號：403006254，臺北故宮博物院藏?！?/p>

（2）蘭州→寧夏→拖里布拉格→察漢拖羅?！票乩鞚h素爾等處→北軍大營

數月后經軍機大臣議定各項細節，非但沒有同意鄂樂舜酌籌的路線，反而采用了他建議放棄的從寧夏出關之舊路。乾隆十九年八月十六日，戶部尚書海望奏復運送北路軍營茶斤支給腳價銀兩事，交代了甘肅巡撫、署布政使等辦運20萬斤黑茶至北路軍營的詳情。據新任甘肅巡撫鄂昌奏稱：“查運送茶斤在蒙古地方行走，必需滿員料理。有蘭州府知府勒爾金，為人明干，辦事勤敏，且曾任綏遠城同知，于蒙古地方情形，素所明悉，即飭委該員為總運。蘭州府雖系首郡，而政事尚簡，其印務已委臨洮道王守坤兼攝，不至貽誤。至臣前奏派委同知通判各一員，今甘省現在辦理軍需，在在差委，人員不敷，臣酌委同知一員，亦足辦理。查有河州同知世德，為人謹慎，辦事勇往，即委該員為協運。又臣標左營守備白粹，曾經出師北路，往來軍營數次，熟習道路，人亦強干，即委該備在前領運。兼派佐雜四員、千把四員，分管押運，共運茶二十萬斤，分為四起，間日一行。頭起于七月初五日自蘭起程，初七初九至十一日四起全數起程，至寧夏轉運北路軍營?！笔鸩颊故忿劝褐鹨婚_報了運茶所需各項費用：“查運茶二十萬斤，自蘭州至寧夏系雇騾馱運，照依甘省供應之例，每騾一頭馱茶一百八十斤，共需馱騾一千一百一十二頭，每頭每站給腳價銀二錢。自蘭至寧計一十二站，共該腳價銀二千六百六十八兩八錢。自寧夏至北路軍營系雇駝馱載，每駝一只馱茶二百四十斤，共需駱駝八百三十四只，照依客商雇覓之價，每一百二十斤日給腳價銀一錢五分。自寧出口至北路軍營，約行五十余日，共約需腳價銀一萬三千七百六十一兩。又裝盛茶斤需用木箱工料及繩索等項，估需銀六百三十七兩四錢零。至領運官弁及跟役人等，均須量給盤費腳力，以便遠行?！弊詈蠊浪愠觥斑\送北路軍營官茶二十萬斤，約需馱價盤費腳力等項共銀一萬九千七百八十七兩零”?！荆ㄇ澹┖Ｍ骸哆\送北路軍營茶斤支給腳價銀兩事》（乾隆十九年八月十六日），《內閣大庫原藏明清檔案》，檔案號：021003，“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p>

據鄂昌呈奏的內容，我們不僅可以強烈地感受到甘肅巡撫和署布政使在為北路軍營辦官茶時朝乾夕惕之情狀，而且可以看出他們對運黑茶至北路軍營的差事并不陌生。至于鄂樂舜提出的從蘭州順黃河而下至托克托城，再轉陸運至北路軍營的路線未被清廷采用，應與運路過長和官員缺乏經驗有關。

（3）山西省采辦→沿途州縣協運→歸化城→烏里雅蘇臺→科布多

筆者曾在《清代陜甘官茶與歸化“私茶”之爭議》一文中談道：“蒙古地理形勢特殊，戈壁草原水源稀少，臺站水源較充沛且有官兵駐扎。歸化商人得地利之便，領理藩院部票只需交0.2兩銀，便能安全運輸茶葉。而且，乾隆皇帝逐漸降低北路軍營的開支，并要求山西巡撫每3年從地丁銀中撥20萬兩負擔喀爾喀蒙古駐防軍費； 駐防兵丁所需的茶葉及煙草亦由山西巡撫委托歸化商人運到蒙古臺站，轉送烏里雅蘇臺及科布多?！薄举嚮菝?、王士銘：《清代陜甘官茶與歸化“私茶”之爭議》，《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1期?！壳笆銮《炅律轿鞑颊緞V辦運茶葉至烏里雅蘇臺、嘉慶九年山西巡撫奉命采買8000塊磚茶解往科布多等案例，都是由歸化城出關為北路軍營的駐防官兵補給磚茶的例證。仔細比照磚茶商運路線還可以發現，從歸化城出關至烏里雅蘇臺和科布多的官運路線，其實與北商的磚茶運輸路線部分重合（由庫倫運往恰克圖除外）。因此，對運茶至漠北的官道或商道之理解應避免僵化，無論是清廷兵丁還是北商，走臺站都可以獲得水源和物資補給，往來臺站的官兵也可以幫助商人挽運商茶，這顯示出臺站官道與商路的重疊性。

三、咸豐十一年后北商磚茶貿易的衰落

需說明的是，使用咸豐十一年這一時間節點是基于兩大原因：第一，咸豐十年簽訂《中俄北京條約》，爾后漢口于咸豐十一年開埠，【19世紀中期，漢口已充分利用“九省通衢”之地理區位優勢，成為全國性的大宗商品集散中心，此乃列強迫切希望漢口開埠的大背景。咸豐十一年，英國為了開辟中國中西部市場，扭轉對華貿易劣勢，利用清政府正處于內外交困（太平天國戰爭和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要求將漢口作為開放口岸，以便深入中國腹地進行貿易。清政府此時急于擺脫太平天國軍隊東征之威脅，同時也想借助漢口開埠來增加關稅收入，于是很快答應了該要求。漢口開埠后，英商可以深入產茶區采購茶葉，并利用長江航道將茶葉販運至上海出口。參見王惠敏：《明清漢口商鎮的社會變遷（1465-1861）》，中州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鄭彬彬、張志云：《江漢關開埠與漢口國際貿易（1858-1869）》，《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2期。按照咸豐八年簽訂的《中俄天津條約》，俄國享有利益均沾權利，英國在漢口開埠后享有的一切通商便利，俄國也同樣享有，因而咸豐十一年后俄商可以深入內地開展貿易?！慷砩炭梢宰孕羞M入中國內地進行貿易，并很快在華中地區設立近代化茶廠，北商在蒙古地區和恰克圖的磚茶貿易遇到強勁挑戰，尤其是在恰克圖的貿易迅速萎縮。第二，晚清迄民國來自湖北羊樓洞的青磚茶、米磚茶（也叫紅磚茶），陸續成為蒙古地區居民的消費品和輸入俄國的重要商品，以湖南安化黑毛茶壓制的磚茶不再獨領風騷，但仍是茶葉貿易的大宗品類。對這一復雜問題，需另撰專文討論。在此，僅探討咸豐朝以后北商的磚茶貿易發展態勢，借以管窺“官商群體”在國家走向衰敗的歷史大潮中的命運走向。

（一）販至蒙古地區的磚茶數量顯著下降

同治七年章京李常華赴庫倫調查發現，領票前往產地販茶的茶商只有七家，而且“皆系勉強支持，近年辦茶，每歲不過四、五萬箱”?！荆ㄇ澹c春：《咨復西商領票改販白毫等茶一事咨查監督查明聲復由》（同治七年六月六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檔案號：01-20-026-01-039，“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窟@一調查結果大抵是可信的，因為張家口的厘金征收反映出的磚茶年運銷情況與之甚是吻合。如同治四年出關的磚茶18 629.5箱；同治五年（1866）出關的磚茶為39 623箱?！荆ㄇ澹埻⒃溃骸恫樵兾魃碳俚狼樾挝茨苌钕さ纫蛴伞罚ㄍ伟四昶咴鲁跏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檔案號：01-20-026-01-012，“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颗c前述北商在全盛時期年販售磚茶十七八萬箱不可同日而語。波茲德涅耶夫在訪問張家口稅務司主管官員時獲悉，自從俄國人開始自行向俄國運輸茶葉后，中國人在張家口的茶葉貿易就衰落了，及至光緒十八年，雖然輸出的茶葉全部都是稅率較白毫茶為高的磚茶，但輸出總數不過七萬三千余箱?！綶俄]阿·馬·波茲德涅耶夫著，劉漢明等譯：《蒙古及蒙古人》第1卷，第745頁?！克€了解到，19世紀80年代二四磚茶“在歸化城的銷售量竟達四萬箱”，但十年之后“運來的數量卻連三萬箱也不到”。19世紀末隨著俄商自行運銷茶葉范圍的不斷擴大，大量華人茶商被迫關閉鋪面。不過，磚茶在蒙古地區銷量逐漸下降并非全因為俄商搶占市場所致，也與蒙古地區農業連年歉收、物價上漲、消費疲軟等因素有關?！綶俄]阿·馬·波茲德涅耶夫著，劉漢明等譯：《蒙古及蒙古人》第2卷，第92-94頁?！?/p>

面對俄商帶來的巨大競爭壓力，中國商人并未一蹶不振，而是通過調整貿易策略，竭力深耕在蒙古地區的商業貿易——銷往蒙古地區的貨物仍以磚茶、生煙、綢緞、布匹為大宗，從蒙古地區運入內地的貨物則以牲畜、毛皮、蘑菇為大宗，同時附銷多種洋貨，另外就地制造酒、醋、燭、面等日用消費品轉售給蒙古地區人民?！娟惞偅骸吨故夜P記·奉使庫倫日記》，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252頁?！窟@無疑是基于現實境況做出的理性選擇。筆者據《考察蒙古日記》發現，光緒二十二年至宣統二年（1910），輸至蒙古地區的磚茶雖總體呈下降趨勢（該15年間年均銷量為32 491箱，銷量最好的年份達62 000余箱，最差的年份也有15 000余箱），但與青茶和雜貨的銷量比，磚茶的銷量仍一直位列榜首?！矩骸犊疾烀晒湃沼洝?，畢奧南整理：《清代蒙古游記選輯三十四種》上冊，東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381-382頁?！靠梢?，有清一代，磚茶始終是銷往蒙古地區和俄國的大宗商品，并在販至蒙古地區的各種茶葉中穩居首位。

（二）晉商喪失恰克圖貿易壟斷地位

咸豐十一年之前，恰克圖的茶業市場是由北商（晉商為主）壟斷的，他們在湖北、湖南采購和包裝茶葉后，運至陜西涇陽完成壓茶工序，然后由陸路運往蒙古地區和恰克圖。咸豐十一年以后，俄商在漢口和天津開辦企業，以便和晉商競爭恰克圖市場。同治二年以后山西商號的數量由100家縮減為60家或70家。同治三年（1864）俄商開辦磚茶制造工廠，在同治四年有半數以上經由天津發往恰克圖的磚茶為俄商制造。同治五年以后所有運到天津的磚茶都是由俄商制造。同治朝（1862—1875），在恰克圖買賣城只剩下4個山西的商號，不及此前的十分之一?！举嚮菝簦骸妒攀兰o晉商在恰克圖的茶葉貿易》，陳熙遠主編：《覆案的歷史：檔案考掘與清史研究》，第600頁?！抗饩w四年（1878）漢口有4個磚茶廠，其中有兩個用蒸氣做動力。機器一天可制作80塊茶磚，浪費的茶葉只有5%，而手工一天只能完成60塊茶磚，廢茶率卻是25%?！纠罱袷|：《恰克圖茶葉貿易與晉商（1862-1917）》，《漢學研究》，2010年第3期?！吭僬?，晉商的陸路運茶自咸豐十年開始征收厘捐，從安化到張家口每箱72斤磚茶的稅捐繳費為8.46兩白銀，而俄國的磚茶只需繳納4.43兩白銀，多繳了將近1倍的銀兩。由此可知，俄商在漢口設立的茶廠采用蒸汽動力，壓制磚茶的質量和效率均遠超當時中國手工作坊生產的磚茶，加上享有免減稅的優惠，推動了俄商從中國直接販茶量的持續增加。有關晚清磚茶外銷（主要銷往俄國）情況，詳見表3。

由表3不難看出，19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磚茶外銷總體上呈現跳躍式增長趨勢，但光緒十一年以后外銷磚茶（主要銷往俄國）數量大幅上升。這與該時期銷往俄國的磚茶數量增長趨勢相吻合。據《中蘇貿易史資料》可知，光緒十一年至光緒十九年，每年銷往俄國的磚茶，按每擔100斤換算，分別為：579 683普特（約162 311.24擔）、768 129普特（約215 076.12擔）、974 928普特（約272 979.84擔）、775 556普特（約217 155.68擔）、726 807普特（約203 505.96擔）、723 565普特（約202 598.2擔）、593 906普特（約166 293.68擔）、789 664普特（約211 105.92擔）、831 935普特（約232 941.8擔）?！久蠎椪轮骶帲骸吨刑K貿易史資料》，第257頁?！慷砩痰拇u茶貿易持續增長，意味著北商的茶葉市場份額嚴重受損。光緒七年王先謙片奏云：“查中國紅茶、磚茶、帽盒茶均為俄人所需，運銷甚巨，此三種茶，湖南、湖北所產為多，向系山西商人運由滿洲、蒙古所屬之東口、西口以達俄國，獲利甚厚。自江漢關通商以后，俄商在漢口開設洋行，將紅茶、磚茶裝入輪船，自漢運津，由津赴俄，運費省儉，所運日多，遂將山西商人生意占去三分之二?！薄荆ㄇ澹﹦⒗ひ唬骸锻跸戎t片奏華商運茶赴俄華船運貨出洋各情由》（光緒七年元月二十四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檔案號：01-20-005-05-009，“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p>

（三）運銷路線的改變及其他挑戰

晚清時期，由于蒸汽輪船在運輸中的應用，北商的茶葉運銷路線發生改變。山西商人運茶向來多取道漢水，由老河口尋路運往蒙古地區，但從光緒四年起山西商人改變了茶葉的運輸路徑，先由水路自上海至天津，再由天津尋路經張家口將茶運至恰克圖。這一改變有兩方面原因：一是因為，同治十一年李鴻章等籌辦輪船招商局，其后磚茶便由該局承運，遂改走海運路線。二是因為，在光緒四年以前的一段時期內，有相當數量的磚茶是經漢水運達老河口，再經陸路運至蒙古地區，但由于鬧饑荒，很難再找到陸運所需的馱運牲畜，故不得不改變通商道路?！昂Ｂ愤\輸茶葉在成本、人力投入、運輸時間節省等方面都極具優勢”，【宋時磊、劉再起：《晚清中俄茶葉貿易路線變遷考——以漢口為中心的考察》，《農業考古》，2019年第2期?！窟@也是晚清時期晉商在恰克圖茶葉貿易陸路運輸遇阻后，轉而利用國內蒸汽輪船公司的開設而采取海路運茶的重要原因。

不僅運費減少，在磚茶抽稅方面亦有減少。光緒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準貴大臣稱：“據輪船招商局候補道葉廷眷等稟稱，南省商販以絲茶大宗，山西商販向辦磚茶、帽盒茶二種轉運關外，蒙古每年出口之數頗非細微。茲據晉商稟稱，自咸豐年間迭值軍興，商民裹足磚茶，遂為俄商獨善其利。尚幸同治十三年，蒙中堂（李鴻章）體恤商艱，準晉商磚茶關稅與俄商一律辦理，磚茶一項由此漸興。惟帽盒茶一種，竟難規復，皆因關稅未有變通，以致生意阻塞，緣新關稅則每百斤稅銀二兩五錢，無分粗細，迨同治元年，俄人請將磚茶稅項改為每百斤六錢，而帽盒茶遂置不問，帽盒茶價值較細茶未及十分之一，比磚茶僅有半價，仍援照系茶收稅，而晉商不能納二兩五錢之稅，不獲與磚茶同為海運，只得每擔六錢之例納課，以昭平允等情?！薄荆ㄇ澹├铠櫿拢骸蹲蓳〉涝攺臀魃堂焙胁韪陌葱玛P納收磚茶稅銀數目以示體恤等情請迅飭核復由》（光緒四年七月二十六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檔案號：01-20-005-05-002，“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恳谋砻?，在晉商之茶葉貿易利潤被俄商侵占的情況下，清政府并未坐視不理，而是力圖通過減少茶稅以“體恤商艱”，“磚茶一項由此漸興”。然而，北商的磚茶貿易仍難“有利可圖”。光緒七年王先謙片奏云：“山西商人運茶赴西口者，仍著走陸路，赴東口者，于同治十二年，稟請援照俄商之例，免天津復進口半稅，將向由陸路運俄之茶，改由招商局船自漢運津，經李鴻章批準照辦，惟須仍完內地稅厘，不得再照俄商于完正半兩稅外，概不重征，仍難獲利，是以只分二成由漢運津，其余仍走陸路。同治十二年東口華商稟稱：‘凡由招商局運茶自漢運津者，只完正半兩稅以外概不重征，庶幾有利可圖，商情自能踴躍?！薄荆ㄇ澹﹦⒗ひ唬骸锻跸戎t片奏華商運茶赴俄華船運貨出洋各情由》（光緒七年元月二十四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檔案號：01-20-005-05-009，“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p>

為扭轉頹勢，晉商向清政府提出“減少浮稅，酌減厘金”的請求。據商總祥發源稟稱，西商運往西口的茶葉向來由漢口起旱運，但道路紆遠，運輸不便，各商擬按成案改海運，統歸商總承攬；雖然清政府允準按照“東口西運茶章程，專由招商局輪船運津及在漢上稅，出口到津后免完半稅”之成案辦理，但考慮到“從天津運赴西口歸化城一帶，事屬創始”，沿途必須設立的駝腳店鋪需商總自己出資，希望通過創設駝店包運到口，使“各商均臻利便”，同時“茶運漸推而漸廣，關稅亦愈征而愈多”于國家有利，但“惟恐他商覬覦，趨巧于舉之后乘便射利分攬爭衡”，導致“商本虧累，而創辦之苦心所用之經費盡廢”，于是，晉商懇請清政府減輕“由津運赴西口，凡經過關卡應完稅厘”，以恤商艱。針對這一呈請，負責核辦的大臣據成案指出，西口運茶之“積困情形與從前東口磚茶未改海運之時情形將埒，若不籌辦法酌量變通，恐自然之利全為俄商所奪，中國茶商以后更無生路”，按照茶商祥發源的擬請，“將西口磚茶仿照東口章程試辦，由招商局輪船裝運，借此疏通銷路，可杜洋商壟斷而固華商利權，于稅務亦有裨益，該商既能獨力承辦，自出資本包運到口一手經理，尤易稽查，應準責成該商遵辦”，并且強調“至該商請減稅厘一節”，“應無庸議”?！敬硕无D述和直接引用內容，參見（清）李鴻章：《津海關詳西口磚茶仿照東口章程由輪船裝運免納進口半稅由》（光緒十九年十月二十一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檔案號：01-20-005-05-017，“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繛椤岸叛笊虊艛喙倘A商權利”，進而“于稅務亦有裨益”，清政府態度鮮明地支持晉商減稅的請求。此乃清末北商的磚茶貿易能夠繼續撐持的重要原因。

清末，晉商的茶葉貿易遭遇國內其他競爭對手和俄商的雙重夾擊，更趨衰落。光緒初年，經左宗棠奏請，清廷允準將新疆、甘肅改為湖南茶商引地，每年由湘商“在部領票”。每票可販茶5700斤，但需“繳部費銀”343.6兩。新疆、甘肅之茶葉貿易，遂由“湘商獨專其利”，自此禁止晉商在該區域銷售茶葉。湖南茶商雖然壟斷“新甘等處運銷權利”，但卻購買劣茶，任意勒銷。因其所銷之茶既粗老不堪，又色味不佳，以致所運之茶無人問津。結果，“歷年存貨未能清銷，部費銀亦因而不能清繳”。光緒二十九年（1903），湘商（字號合作公）不僅“改定部奉，減少部票至三分之二”，而且重申禁令，不準晉商運銷茶葉至“新甘等處”，導致“運不敷銷”。這恰好給了“俄商乘間而入”的機會。西伯利亞鐵道開通后，俄商“照例獲準運茶至新甘諸省”。民國年間，道路梗阻，湘商合作公為求穩妥，不敢運輸，以致“向日所專之利竟全為俄人攫奪”。俄商為侵奪利權，不惜偽冒商標，即悉數仿照晉幫行銷外蒙及貝加爾湖等處之各樣磚茶，銷往西北各?。ㄆ欤??！颈径无D述和直接引用之內容，參見《山西茶葉失敗俄商侵入鈔送歸綏商會來呈請核辦見復由》（1913年7月10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檔案號：03-18-123-07-001，“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坑墒怯^之，晚清迄民國，晉商在西北地區的茶葉貿易開始為湘商把持，繼而被俄商侵占。

結 語

北商的磚茶貿易興衰之道與清朝國力由盛轉衰的走向高度契合。清前期，北商既富有與時俱進的商業開拓意識（敏銳地抓住配合國家軍事行動需要，以便獲得進入內外蒙古開展貿易的機會），又具有極強的敬業精神（不懼塞外苦寒和長期遠離家眷的凄惶【前引納蘭常安《行國風土記》稱“（晉商）甘勞瘁，耐風寒”，參見謝國楨編：《明代社會經濟史料選編》（?？北荆┫聝?，第37頁?！堕單⒉萏霉P記》記載：“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歲輒從人學貿易。俟蓄積有資，始歸納婦。納婦后仍出營利，率二三年一歸省，其常例也?！眳⒁姡ㄇ澹┘o曉嵐：《閱微草堂筆記》，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1655頁?！浚?。此乃磚茶得以大量販至蒙古地區并售與恰克圖俄商的重要原因。北商也因此在清中期臻于鼎盛，且獲利甚豐。不過，從根本上講，身為領取部票的官商，擁有赴蒙古地區和恰克圖進行貿易的特許權利，才是北商得以興起和走向全盛的關鍵所在。然而，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通過領取部票與清廷建立的“官商結合”機制，既成就了晉商在蒙古地區和恰克圖的光輝業績，也使他們對朝廷過分依賴，一旦失去官方的扶持，便會很快陷入困局。咸豐十年，清廷被迫與俄國簽訂不平等條約，俄商得以進入中國內地自行采茶、制茶和運銷茶葉，并享有減免稅的優惠政策，形成了對中國茶商的壓倒性競爭優勢，導致北商在恰克圖的磚茶貿易壟斷地位全面喪失。光緒初年，封疆大吏左宗棠通過“給票制度”力挺湖南茶商獨占甘新茶葉貿易之利，不僅在很大程度上擠壓了晉商的生存空間，而且給了俄商趁虛而入的機會。正是在“內外夾擊”之下，北商的磚茶貿易舉步維艱。

還應指出，晚清時期北商走向衰落，既與外商和國內其他商幫的強力競爭、抽稅較重、陋規亦多等外在壓力有莫大關系，也與山西商幫面對亙古未有之社會變局未能自行掙脫經營慣性之路徑依賴有關。傳統商業思維的固化，限制了北商群體向近代商人的轉型。他們在賺取了巨額利潤后，更愿意將之投入購買土地、修建豪宅、追逐奢華等與擴大生產和降本增效無關的領域，自然對引進先進的生產技術、提高生產效率、提升中長期盈利空間等缺乏動力。正因為如此，自咸豐十一年漢口開埠后，北商無力與進入中國的俄商資本相抗衡。

[附記：本文部分蒙古國國家檔案局所藏檔案，由在印第安納大學歷史系執教的謝?。↗onathan Schlesinger）博士提供，在此致以深謝！]

責任編輯：孫久龍

Paths of Prosperity and Declining： The Brick Tea Trade of Northern Merchants in Qing Dynasty

LAI Hui-min¹， WANG Hui-min²

（1.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Taipei， Taiwan， 11529;2.Institute for Western Frontier Region of China，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2， China）

Abstract：Tea was a kind of large commodity traded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and it was also a special commodity with strategic significance sold to border ethnic areas. Brick tea was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the Qing court to maintain the order of border ruling.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commercial opportunities brought by the military operations in the Junggar region during the Kangxi， Yongzheng， and Qianlong periods，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of northern merchants selling brick tea to Mongolia wrote a magnificent chapter in the border trade field before the middle Qing Dynasty，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commercial routes， material trading networks， and commercial towns. Brick tea flowed from the producing area to Mongolia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becoming a daily necessity for local residents， and widely circulated “currency”， and ranked first among imported goods throughout the Qing Dynasty. After signing the Beijing Treaty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in the tenth year of Xianfeng Emperors reign， the group of Northern merchants who traded with Russia through kyakhta（恰克圖）suffered serious setbacks， so they shifted their focus to Mongolia and changed their business strategi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commercial activities of northern merchants in Mongolia were basically maintained， and the brick tea trade still kept a certain advantage， but the profit situation plummeted.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 prosperity and decline of brick tea trade of the northern merchant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was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Qing Dynastys national strength.

Key words：Qing Dynasty; Northern merchants; Mongolia; kyakhta（恰克圖）; brick t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