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為什么愿意從事技能工作？ ＊
——制度理論視角下德國青年技能投資意愿研究

賀艷芳

（湖南師范大學工程與設計學院職業教育研究所，長沙 410081）

一、問題提出

我國青年技能投資意愿一直處于較低水平。從中等職業教育發展來看，近年來普職比結構逐漸失衡，中職教育滑坡速度加快，而高職教育同樣在部分區域出現了招生困難、滑檔的現象，這些都充分說明了當下我國青年技能投資意愿低的現實。由于技能投資意愿較低，大部分青年學生向普通教育通道擁擠，造成了青年就業率較低、失業率較高的社會現象。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3 年6 月我國青年失業率為21.3%，且隨著畢業季的到來進一步提高。同時，就業的總量壓力和結構性問題依然不容忽視，高技能人才短缺，青年人的“求職難”和部分行業“招工難”并存（國家統計局，2023）。44%的企業反映招工難，包括一線的普工難招，高技能人才難招，技術工人難招（國家統計局，2021）。青年人的就業問題成為亟需解決的社會問題。

然而，相比我國青年不愿意選擇從事技能工作的現狀，德國青年技能投資意愿較高，同樣在普職分流過程中，選擇職業教育通道的青年達到60%左右（BIBB, 2023, pp.38-40），這也從側面反映了德國職業教育吸引力較強。德國專業技術工人的職業生涯是從職業教育開始的，雙元制職業教育培訓和健康類、社會類職業的學校職業教育共同培養德國的技術技能型人才，為降低青年失業率提供了重要支持。根據德國聯邦勞動局統計，2023 年6 月青年失業率為4.6%（Bundesagentur für Arbeit，2023），遠低于歐盟其他國家，甚至低于全球青年平均失業率水平（Statista，2023）。德國通過職業教育培訓儲備專業技術工人，以合格的專業技術工人隊伍支撐企業生產與發展，取得了全球認可的成績。

已有研究證明了技能勞動力不僅對社會具有重要價值，技能投資和技能形成也與國家和社會的制度模式密切相關。而制度是影響個體行為的結構性制約因素（河連燮, 2014, 第41 頁），它對個人行為具有形塑作用。對于德國青年而言，在德國選擇從事技能工作就意味著選擇投資專用性技能，而專用性技能投資的意愿更加需要制度化的保障（伊斯特維斯-亞伯, 伊韋爾森, 索斯凱斯, 2018, 第128 頁），由此可見，制度對于德國青年的技能投資意愿有重要作用，因此，本研究將以制度理論為基礎，對德國青年技能投資意愿進行深入分析。

二、分析框架建立

在制度理論的發展過程中，學者們對制度的解釋經歷了將制度視作單一體到視制度為多重要素構成的復合體的過程。在各種具有代表性的定義中，霍爾將制度界定為在政治和經濟各領域形塑個人之間關系的正式規則、順從程序和標準化的慣例（Hall, 1986, p.19）。而諾斯則從更高的層面以動態的視角將制度界定為由法律和規定等正式制約因素、規范和習俗等非正式制約因素，以及能夠保證交易當事人之間合約履行的強制執行機制共同構成的影響個人間互動關系的人為設計的制約因素（North,2005, p.48）。在諾斯的定義中，規范和意識形態也被納入到制度的范疇中。

學者們雖然從不同角度提出制度的概念，但是一致的認知都是將制度的意義集中在規范個人之間的互動方式上。諾斯認為，認知結構是每個人的認知體系為解釋環境而形成的內在機制，而制度是人們為賦予環境秩序而形成的外在機制（North, 1998, p.251），人們根據對環境的解釋形成自身的信念體系進而而產生行動和選擇。在此基礎上，斯科特提出了更加綜合的制度定義，即制度包括為社會生活提供穩定性和意義的規制性、規范性和認知性要素，以及相關的活動資源（斯科特, 2010, 第56 頁）。德國青年技能投資意愿的形成是規制性、規范性和認知性制度要素共同作用下的結果。

規制性是所有學者都強調的制度要素，包括規則設定、監督和獎罰以制約、規制并調節行動者的行為（斯科特, 2010, 第60 頁），強調制度的制約、規制和調節功能。影響德國青年技能投資意愿的規制性制度要素，是指技能工作中所涉及的各類法律、法規和政策等，例如保護德國專用性技能投資的就業保護、失業保護和工資保護制度。在德國，這些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制約和調節著青年人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專用性技能投資意愿。

規范性要素指社會生活制度中的說明性、評價性和義務性維度所形成的價值觀和規范。價值觀是指行動者所偏好的觀念或者所需要的、有價值的觀念，以及用來比較和評價現存結構或行為的各種標準。規范規定了事情應該如何完成，并規定了所追求結果的合法方式與手段（斯科特, 2010, 第63 頁）。影響德國青年技能投資意愿的規范性制度要素是指德國職業文化所形成的價值觀以及通過技能資格證書制度使職業價值具象化，和隨之而來的社會對技能工作及回報的認可程度等。觀念因素的納入是制度理論發展的重要階段，它能夠更加全面地解釋德國青年為什么愿意投資專用性技能，從事技能工作。

認知性要素是關于社會實在的性質的共同理解，它是外部世界刺激與個人機體反應的中介，是關于世界的、內化于個體的系列符號表象（斯科特, 2010, 第65 頁）。斯科特強調，要分析和理解任何行動，不僅需要關注行動的客觀條件，還需要考慮行動者的主觀理解。本研究中影響德國青年技能投資意愿的認知性制度要素是指個體對于技能工作和技能投資本身及價值的認知。例如，德國青年對技能工作專業化程度的認知、對技能學習過程質量的認知以及對自身職業生涯路徑選擇的認知。

規制、規范和認知性要素作為基礎性要素形成了制度的結構，對于德國青年技能投資意愿而言，在強調制度對于技能投資行為的控制和制約作用的同時，也要強調制度對德國青年及其意愿形成產生的支持作用。作為制度的基礎要素，規制性、規范性和認知性要素構成了一個連續體，并且也以相互獨立或相互強化的方式，構成一個強有力的社會框架，這種框架既能容納又能展示這些結構性力量，是一種具有彈性的框架（斯科特，2010，第59 頁）。格爾茨曾指出，社會現象的研究所尋求的目的是通過“深度描寫”后理解特定情境下發生的個人行動的意義（Geertz, 1973, p.5）。因上，本研究以制度理論為分析框架，深入分析制度的規制性要素、規范性要素和認知性要素在德國青年技能投資意愿上的具體表現，以期回答德國青年為什么愿意選擇從事技能工作這一問題（圖1）。

圖1 德國青年技能投資意愿的分析框架

三、規制性要素在德國青年技能投資意愿形成中的表現

制度的規制性要素在德國青年技能投資意愿形成中承擔著保護和監督的強制功能。國家作為規則的制定者，利用法律手段規制、制約和調節社會經濟運行中的勞資關系。在德國，國家以立法的形式承擔“工人保護者”的角色，在協同合作的勞資關系中將勞動者個體作為弱勢方進行保護，對企業進行約束。德國《勞動法》《集體談判法》《勞動爭議法》《公民法》《公司共同決策法》《工作時間法》《持續支付補償法》《聯邦休假法》等法律構成了完善的技能勞動者保護體系，這些法律除了其嚴格地保障了勞動者的權益外，最大特色是保障了工人與雇主之間的平等關系，以及工人參與企業管理的權利。作為規制性要素的法律法規從根本上保證了技能工作與其他工作的平等地位以及青年人專用性技能投資的可能性。

（一）制度立法保障了雇主和技能勞動者之間權利地位的平等性

德國法律保護技能勞動者享有平等的工作及共同參與管理的權利。德國《勞動法》是就業相關的基本法律?！秳趧臃ā钒撕蛣趧诱邆€體相關的領域以及和勞動群體相關的領域兩個部分。和個體相關部分涉及員工和雇主之間的關系，主要包括員工的工作場所和工作條件。例如，勞動合同的訂立以及確定工作時間、解雇權、員工義務和員工休假權等。和群體相關部分涉及雇主和工人代表（如工會或雇主協會）之間的關系，其中包括《集體談判法》《勞動爭議法》和《公司共同決策法》等。以這些法律為基礎建立的共同決策制度和產業勞動協約交涉制度構成了德國協同合作的勞資關系。

德國完善的法律制度體系規定和約束著企業的雇傭關系和從屬雇傭關系，也形成了雇主和雇員之間相對平等的制度化關系。例如，罷工是德國員工依法享有的權利，罷工的可能性可以讓員工在勞資談判中擁有更大的籌碼。又如，代表勞工利益的德國總工會如果對德國法定最低工資金額持反對意見，就可以要求提高法定最低工資金額至每小時13.5 歐元并保留進一步抗爭的權利（DGB, 2023）。德國法律賦予了所有技能勞動者都擁有和雇主平等對話的可能性，這種平等的勞動關系不僅體現在勞資雙方自治、共同參與企業管理的制度上，也體現在對特殊群體的平等保護上。例如在就業過程中德國法律特別強調性別平等以及要求企業在一定的條件下要設置殘疾人工作崗位，平等對待殘疾人勞動者等。

德國的法律制度落實到技能勞動者個體層面，體現在通過立法的形式保護了技能勞動者和雇主之間的平等關系以及技能工作和其他工作之間的平等關系，為青年人選擇從事技能工作提供了根本基礎，使青年從事技能工作不會受到職業歧視或工作歧視，而且協同合作的勞資關系使每一個技能勞動者在工作過程中都能擁有一定的話語權和參與管理的權利。

（二）技能工作的相關立法制約雇主的權利

通常來講，技能工作除了腦力勞動之外，還需要付出更多的體力勞動，其工作環境和工作條件也是青年人所看重的因素。德國通過立法保護技能工作的工作環境和工作條件?！豆穹ā芬幎ü椭饔辛x務保護員工免受生命和健康危險，因此，企業必須提供和維護工作場所和工作設備，使技能勞動者能夠在沒有危險的情況下開展工作。例如，在高溫下應確保良好的通風和溫度，需要提供飲品和風扇等設備及必要條件。在極端天氣或溫度等特殊情況下，工會發揮著重要作用，可以在共同決策權的框架內提交相應的意見和建議，以減輕勞動者在炎熱的或其他極端天氣下工作的負擔。如果員工生病，那么德國《持續支付補償法》規定，生病員工可以繼續領取6 周的工資，之后將從醫療和護理保險中獲得長達72 周的疾病福利（Bundesministerum für Arbeit und Soziales, 2015）。

為確保技能勞動者的身心健康和工作安全，德國《工作時間法》保護所有員工享受同等的工作和休息時間?！豆ぷ鲿r間法》不僅限制每日最長工作時間不得超過8 小時，同時也規定了工作期間以及下班后的最低休息時間。當員工工作時間超過6 小時且最多9 小時，則需要休息至少30 分鐘或兩次15 分鐘；當工作時間超過9 小時，那么員工必須至少休息一次45 分鐘或三次15 分鐘。法定休息時間規定了兩個工作日之間至少有11 小時的休息時間，也就是說，如果員工直到晚上21 點才停止工作，那么他最早可以在第二天8 點恢復工作。除醫院等特殊單位及特殊職業外，員工不得在星期日和公共假日受雇（Bundesministerum für Arbeit und Soziales, 2021）。

在《工作時間法》的基礎上，《聯邦休假法》為德國青年提供認真工作之后享受生活以及持續健康工作的可能性?！堵摪钚菁俜ā芬幎▎T工可以在一段時間內免于工作，且應該利用這段時間恢復精力和健康，以更好地投入工作，在此期間，工資將繼續正常支付。每位員工，包括學徒工、臨時工、兼職工人、志愿者和實習生等，都有權享受最低帶薪假期?！堵摪钚菁俜ā返? 條規定的最低帶薪假期如表1所示，根據每周工作天數的不同，每年的最低假期天數也略有不同。即使是集體談判協議或公司協議的規定也不得低于法定的最低休假天數。一般情況下，德國員工享有24—30 天不等的帶薪假期（Deutscher Bundestag, 2023, p.4），如果包括周末和公共節假日，德國員工一年有130—140 天左右的假期，這是所有技能勞動者依法享有的權利，企業必須遵守。

表1 德國員工最低帶薪假期

和技能工作相關的如工作環境和條件、工作時間以及帶薪假期等方面的立法，在保護技能勞動者權益的基礎上限制了雇主及企業的權利。技能工作相關立法最大程度保護技能勞動者的身心健康，保障他們和從事其他工作的從業者同樣的權益。這些基本權益的保障避免了青年人就業選擇時的后顧之憂，能夠盡可能遵循自己的興趣或特長來選擇職業。

（三）就業保護立法調節就業關系的穩定性

就業保護指制度化的就業保障。就業保護的程度越高，技能工人被解雇的可能性就越低?！兜聡摪罹蜆I保護法》為員工穩定就業提供了制度化保障，而穩定就業所提供的經濟保障也是德國人確保長期生計費用和為未來制定計劃的唯一途徑。相對于雇主承諾的不可靠性，以法律形式存在的就業保護具有充分的可信性，使員工被解雇的可能性相對而言較低，從而為德國青年投資專用性技能提供了支持。

在德國的勞資關系中，員工和企業都有權終止雇傭關系，但是，員工作為相對弱勢的群體依法享有“解約保護”，以保證員工不被企業無故解雇。根據不同的合同形式，解約也分為不同的類型。第一種是按照合同期限自動終止的有限期雇傭合同，另外一種是無限期的雇傭合同。根據《德國聯邦就業保護法》，無限期合同對員工的“解約保護”程度更高，企業解雇員工必須始終有正當理由，且需要遵守勞動合同中所約定的解約通知期。工作年限越長的員工，解約通知期越長（表2）。

表2 德國企業解約通知期

在德國，雇主和勞動者簽訂有限期雇傭合同的法律限制更多。例如，有限期雇傭合同有效期最多兩年，合同到期后雇主在有正當理由的情況下也最多只能續簽三次，之后必須簽訂無限期雇傭合同（Bundesministerum für Arbeit und Soziales, 2011）。多年來，德國70%左右的勞動者都擁有無限期雇傭合同（Statistisches Bundesamt, 2019）。這也就意味著，對于大多數的技能勞動者而言，他們都能依法享有“解約保護”?！敖饧s保護”所形成的就業保護程度越高，意味著就業關系越穩定。穩定的就業關系對技能勞動者和對專用性技能需求較高的德國企業同樣重要。對于德國青年來說，技能工作的就業越穩定，失去工作的可能性越低，那么他們投資專用性技能的意愿就越高。

（四）失業保護立法調節技能工資水平的不確定性

失業保障制度形成的失業保護能降低技能勞動者在職業生涯中工資水平的不確定性，從而形成對專用性技能投資意愿的保護機制（伊斯特維斯-亞伯, 伊韋爾森, 索斯凱斯, 2018, 第132 頁）。德國的保障制度體系為技能工人承受失業、疾病等就業相關的風險提供了支持，確保技能勞動者在相對沒有后顧之憂的條件下學習和投資行業或企業專用性技能。而且除了就業時所享受的福利之外，對于失業的技能工人而言，其依法獲得的失業金能繼續保障其基本的生活資金需求，從而顯示出了德國保障制度較高的失業保護功能，從而增強了技能工作的穩定性。

德國失業保障制度建立至今，雖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方案，但是其核心一直保持以再就業為目的（孟鐘捷, 2014; 丁大建, 張瀚予, 廖雪驕, 2015）。失業金存在的意義也是為了幫助失業者渡過重新就業的空檔期。領取失業金需要失業者履行求職登記、失業登記、失業金申請等程序。求職登記是失業人員再就業的關鍵，當勞動者面臨被解雇或合同到期且不續約的情況，要盡早去當地勞動局進行登記，以便于勞動局在早期階段提供支持，例如根據需求協助匹配相應的招工信息，以盡量避免失業或幫助失業者盡快找到新工作。除此之外，失業的勞動者還需要按時在勞動局進行失業登記，失業登記是領取失業救濟金重要的先決條件。在滿足所有其他失業金申領條件的情況下，失業金即可從失業當天開始發放，以避免因失業而帶來的財政問題。

獲得失業金的金額和月收入的多少息息相關。具備職業資格的技能工人由于高工資水平而獲得相對高的失業金，這也是對技能工人專用性技能投資的獎勵（伊斯特維斯-亞伯, 伊韋爾森, 索斯凱斯,2018, 第134 頁）。除此之外，已繳失業保險的年限和年齡以及家庭情況等因素也會影響失業者獲得的失業金金額及獲得期限。以德國專業技術工人稅前平均工資3 521 歐元為例（Statistisches Bundensamt,2023a），可領取約為1 700 歐元左右（Bundesagentur für Arbeit, 2024）的失業金（根據失業者個體情況，失業金金額存在一定的差異）。失業金保障了勞動者在失業期間的基本經濟基礎，其目的是為了幫助失業者再就業。

對于技能勞動者而言，失業保障制度所形成的失業保護增強了技能工作抵御外界經濟變化而導致風險的能力，也就增強了技能工作本身的穩定性。技能勞動者可以利用失業金渡過重新就業的空檔期，以找到符合自身技能資格要求的工作崗位，避免因經濟壓力導致其接受自己核心能力之外的工作機會，進而弱化專用性技能投資的意愿。因此，德國技能工作失業保護程度越高，青年技能投資意愿的保護性越強。

（五）工資保護立法調節市場經濟環境引起的技能工資波動

工資保護是通過集體談判協議等方式保護技能工作的工資水平不受市場波動的影響，以保證技能勞動者生活水平的穩定。德國的法定最低工資制度以及行業集體工資協議制度從薪酬方面出發保護技能勞動者的穩定收入和體面生活，從而保護了青年人的技能投資意愿。通常來說，如果工作收入與平均工資水平相比非常低，那么員工的生活水平和社會參與度就會更低。因此德國通過《最低工資法》保證了技能勞動者的工資水平以及生活水平的穩定。而且，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最低工資也會隨之相應調整。德國《勞資法》規定最低工資適用于所有從業者，包括臨時工和學徒工，是德國全國范圍內的一般最低工資。

除了法定最低工資外，一些行業還有自己的最低工資標準，即所謂的行業最低工資。行業最低工資是工會和雇主在集體談判中商定的，是在本行業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最低工資限額。如果工會和雇主共同提出申請，那么聯邦勞動和社會事務部以及工會和雇主代表委員會，可以共同宣布集體談判的結果（即相應的集體工資協議）具有普遍約束力。具有普遍約束力意味著，該行業最低工資標準不僅適用于作為締結集體工資協議的雇主協會成員的公司，也適用于該行業的所有員工，無論該企業是否參與了雇主協會或是否締結了集體工資協議。2021 年德國約43%的勞動者享受集體工資協議所制定的工資（DGB, 2023），這意味著在德國將近一半員工的工資是高于平均法定最低工資的。德國法定最低小時工資、學徒最低月工資以及部分行業最低小時工資，如表3 所示。此外，根據員工所簽訂工作合同條款，有些德國企業還提供額外的福利和特別津貼，如假期或圣誕節津貼。

表3 德國法定最低工資示例

對于技能工人和即將從事技能工作的青年人來說，最低工資制度及行業集體工資協議制度以法律的形式保證了技能工作的經濟價值，并且在最大程度上保證了技能工作的價值免于市場經濟環境波動的影響。集體談判制度不僅能維持技能工資的穩定性，還賦予了技能勞動者維護自身權益的途徑。德國的技能工作普遍享受高于法定最低工資的行業集體工資協議所制定的最低工資（DGB, 2023），為青年人的技能投資奠定了良好的經濟前景。工資和薪酬的穩定以及相應的福利制度共同保障了青年人投資技能也能夠獲得良好的經濟回報及體面生活的可能性。

四、規范性要素在德國青年技能投資意愿形成中的表現

如果說規制性要素從法律角度嚴格保障了技能工人的基本權益，從而保護了青年人的專用性技能投資意愿，也支持了企業的技能需求，那么規范性要素則是從價值觀層面和實踐層面規定事情應該如何完成而形成的規范系統。在價值觀層面，德國擁有平等、有序、實用的職業文化，鼓勵青年人通過學習技能獲得一技之長而實現個人價值。在實踐層面則通過技能資格證書制度保證青年人具備專業能力，并獲得相應的薪酬以保證體面生活及社會認可。

（一）德國職業文化引導青年人通過技能工作實現個體價值

德國傳統意義上的職業代表了一種社會結構，它有一定的準入條件、排除機制和特定的權利。職業和職業活動塑造了個人身份以及社會身份，“職業”往往是自我感覺的首要來源（Beck, Brater &Daheim, 1980, p.160）。在韋伯看來，“人們履行天職的責任”是資本主義職業文化的根基（韋伯, 2012,第49 頁），也是資本主義的工作職責觀念。所謂天職就是個體在現實生活中所處的位置以及該位置所賦予的職責。如果社會中的個體都完成了所屬位置的職責，那么就完成了所有人履行天職的責任。韋伯關于天職的論述傳達出了每一種正當的天職都具有同等價值的思想。所以，在德國的職業文化中，技能工作和其他任何正當的天職都具有同等的價值，且不存在更高貴或者更被輕視的等級區分。

新教倫理在德國乃至歐洲的職業傳統中留下深深的印記，它在就業系統中代表著國家的、有序的工作領域，也是專業技工市場的基礎（Rauner, 2005, p.21）。從事技能工作的勞動者在履行“天職”的過程中，形成了以嚴謹、勤奮、精益求精為主要特征的工匠精神和價值取向，也成為了德國職業教育培訓的應有之義，這種價值取向成為德國培養大國工匠以及保持德國制造產品競爭力的重要文化基礎。此外，德國教育家凱興斯泰納的勞動教育思想受到杜威實用主義哲學的影響，他強調人們通過職業工作所獲得的感悟是人發展的主要途徑，在教育中就體現為理論和實踐的結合（王兆璟, 張琳琳, 2022）。凱興斯泰納不僅不認為以培養技能工人為主的德國職業教育會限制人的發展，反而認為通過職業工作會使青年人獲得更好的發展。

在平等、有序、實用的職業文化中，職業以及職業技能投資成為個體價值體現的重要途徑。德國很多技能勞動者從青年學徒時期開始在自己的培訓企業學習技能，獲得技能資格證書后繼續作為專業技術工人留在該企業工作，伴隨著企業的穩定發展直至退休。通過自身技能投資他們感受到自己的價值以及對于企業的價值。專業技術工人在其職業和工作世界積累的經驗中生成和發展出對自己職業身份的認同，也激勵著他們不斷地自我成長和自我實現。

在德國職業文化的引導下，德國青年之所以選擇進入職業教育培訓學習技能，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投資技能為他們提供了實現預期職業目標和職業價值的機會（Christe, Eberhardt & Rempel, 2013）。在德國，人們普遍看重和認可技能工作的價值。德國青年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成長，進入職業教育領域學習技能就成為自然而然的主動選擇。而且比起就職于某個世界知名企業，德國技能勞動者更看重自己作為例如機電一體化技術工人或機電一體化技師這樣的職業身份，這也是德國技能工作給技能勞動者所帶來的一種職業自信和職業自豪感。

（二）技能資格證書制度保障青年人的技能投資獲得認可

德國的技能資格證書具有很高的含金量，代表著青年人的技能投資被認可。而且德國的技能資格證書不僅被德國本土企業認可，也被其他國家的企業所認可。獲得技能資格證書的青年人能獨立主動解決工作問題并承擔工作責任。德國技能資格證書獲取的要求決定了在技能學習過程中，青年人不僅要學習技能操作，更重要的是理解從事技能工作的完整過程和工作價值。因此，在技能學習過程中，青年學徒需要以積極自主的、全程參與的、過程導向的行動和學習代替以往科層制的線性和等級制控制下的思想和行為模式，特別是要將在現代企業中占據越來越重要位置的自主學習和經驗學習融入技能學習過程中（Rauner, 2008, pp.60-62）。而且，技能學習過程中的工作任務要能持續使學徒獲得新的知識、技能，并保持學徒的新鮮感和成就感。隨著技能學習時間的推移，學徒在完成工作任務的過程中不僅要將知識和技能內化，同時更要將完成工作任務時所涉及的諸如環境保護意識、經濟成本意識、社會發展意識等價值觀念內化于心，為成為合格的專業技術工人奠定基礎。

德國的技能資格證書制度證明青年人具備獨立自主地完成該職業的技能工作任務的能力。合格的專業技術工人通過自己的技能工作獲得企業及客戶的認可。尤其是當前德國正面臨著人口結構變化帶來的挑戰，無論是電工還是安裝工等各類專業技術工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預約都變得越來越困難。因而，成為訓練有素的專業技術工人成為人們所向往的職業選擇，也是德國社會目前所急需的職業類型。

技能資格證書制度不僅保障了青年人的技能投資獲得認可，也保障了德國企業和社會的技能需求。合格的專業技術工人對德國企業的發展至關重要。一家有資格參與職業教育培養專業技術工人的企業，在支持了青年人技能投資的同時，自身也將擁有更好的社會形象和地位。因為企業在承擔了自己、行業以及社會發展的責任的同時，另一方面也擁有了可持續發展的穩定性而獲得社會和青年人的認可，從而形成了企業和青年人都愿意參與職業教育投資技能的良好局面。

技能資格證書的獲得，能使技能勞動者憑借自己的專業技能體面地生活，給他們帶來職業安全感和幸福指數，同時也能使技能工作獲得社會各界的尊重和認可。對于青年人來說，實現社會認可以及加強社會地位和身份認同是其選擇技能工作的重要因素（Ebbinghaus, 2022, p.3）。因此，德國青年選擇投資技能不僅意味著明確的就業前景及未來生活的可靠保障，同時也意味著社會的高度認可。而且，具備高含金量的技能資格證書制度還提供了就業的相對靈活性和可能性，進一步降低了青年人專用性技能投資的風險。

（三）技能工作的薪資幫助青年人維持體面生活

就業無論是對個人還是社會都發揮著重要作用。大部分人要依靠工作收入維持生計，而技能工作的薪酬和福利為青年人提供了相對穩定且體面生活的可能性。在技能學習期間，即德國雙元制職業教育培訓期間，學徒就能獲得學徒津貼。德國聯邦統計局數據顯示，2022 年德國學徒平均津貼為每月1 057歐元（Statistisches Bundesamt, 2023b）。青年學徒在16—18 歲的年紀，就可以通過自己的勞動承擔起自己的生活，相對于進入普通教育的學生而言經濟更加獨立，因此學習技能為青年人提供了穩定的經濟前途。對于大部分德國青年而言，學習技能不僅能具備一技之長，而且成為合格的專業技術工人也能保證他們獲得穩定的工作和穩中有升的薪酬，為體面富足的生活提供了保障。

當青年人完成技能學習并成為專業技術工人后，其工資水平也會得到相應的提升。正常家庭的體面生活需要在薪酬收入和生活成本之間達到平衡。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數據顯示（表4），2021 年德國人均稅后年收入為29 106 歐元，平均每月稅后收入約2 425 歐元。家庭平均可支配稅后月收入約3 880歐元，家庭平均支出為每月2 623 歐元（Statistisches Bundensamt, 2023c）。該數據表明，在德國一位家庭成員的稅后收入需要全部用來支付家庭開支。值得說明的是，聯邦統計局統計的家庭平均支出中不僅包括衣食住行、醫療、教育等基本開支，還包括了興趣愛好以及休閑度假等全部開支在內。從德國所有家庭的可支配平均收入和支出的比例來看，一般家庭均能負擔生活成本。

表4 稅后平均月收入與支出統計

對于大部分擁有技能資格證書的專業技術工人來說，依靠技能工作維持家庭生計是完全沒有問題的。例如，機動車機電一體化工人的稅前平均工資為每月3 204 歐元，老年護理專業人員稅前平均工資為每月3 559 歐元（Statistisches Bundensamt, 2023a），而稅后工資則根據個體的實際情況決定?？傮w而言，家庭負擔的大小和稅后收入具有比較直接的影響關系。一般來說，家庭負擔越重的員工會享有更多的稅收抵消與減免待遇。

隨著入職年限和經驗的增加，專業技術工人的工資也會隨之增加。如果獲得技師等職業資格，技能工作的薪資也會得到更大幅度的提升。德國聯邦統計局數據顯示，德國專業技術工人稅前平均工資為每月3 521 歐元，技師稅前平均工資為每月4 826 歐元（Statistisches Bundensamt, 2023a）。更重要的是，在德國獲取技師資格后，就擁有了獨立成立相關企業的資格，你可以成為經營者，或者成為企業培訓師繼續為企業培養后備專業技術工人。

如果僅從薪資回報的角度來看，在德國傳統的優勢行業如機械制造、電子信息、化工、制藥等領域學習技能，成為相關領域的專業技術工人，其薪資能夠保證德國青年及家庭的體面生活（Statistisches Bundensamt, 2023a）。當然，根據行業和職業的不同，德國專業技術工人的薪酬水平也有較大差異。例如，同樣是職業教育培訓的軟件開發人員稅前平均工資為每月5 541 歐元，而理發師稅前平均工資為每月1 778歐元（Statistisches Bundensamt, 2023a）。當技能工作薪酬不能負擔正常開支的時候，德國的福利制度就發揮了通過輔助薪酬保障體面生活的作用。例如，在德國每個有孩子的家庭，都可以按月獲得兒童津貼、父母津貼等補貼。在任何情況下有困難的家庭都可以申請額外的資助補貼，以最大程度保證居民日常生活。

五、認知性要素在德國青年技能投資意愿形成中的表現

認知性要素是在規制性和規范性要素的基礎上，行為者對行為的主觀理解所形成的共同框架。相比規制性要素和規范性要素的外部性，認知性要素強調個體的認識、理解和內化。也就是說，要理解德國青年技能投資行為，需要在考慮客觀條件的同時，深刻理解青年對技能工作本身及技能學習價值的主觀認同。對于德國青年來說，技能工作的專業性及挑戰性不僅使德國制造具有競爭力，同時也更加吸引青年人的投資愿望。被全球廣泛認可的德國職業教育保證了高質量的技能學習過程，也打通了青年的就業通道。隨著德國職業教育的縱向貫通及橫向融通，青年人的技能投資前景愈發多樣化。

（一）技能工作的專業化水平形成德國制造產品競爭力

“德國制造”享譽全球，成為了質量的代名詞。作為高端制造業強國，德國企業產品以具備高價值、高技術、高附加值為主，產品結構和工作任務具有定制化、單件、小批量、非標準化、結構復雜、多樣性、唯一性等特點。這些特點說明德國經濟發展采用了典型的多樣化優質生產戰略，而這種生產戰略需要企業的專用性技能和高水平工藝技能（伊斯特維斯-亞伯, 伊韋爾森, 索斯凱斯, 2018, 第131 頁）。在德國，甚至有些復雜產品不僅技術含量高且具有獨創性，無法使用機械化和自動化來取代手工技藝，需要技術工人具備多領域的知識和技能（賀艷芳, 2022, 第168 頁）。因此，與追求規模的大而全相比，德國企業的發展更注重的是在本領域內的深和專，這種多元化高質量生產體制決定了技能工作內容專業性強且富有挑戰性，往往更加吸引青年人。

在如今全球化的市場競爭中，產品要求越來越復合化，產品質量在客戶感受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相比產品數量，產品質量更為重要，這也是德國企業的共識。國際市場競爭的激烈還在于需求不斷重疊和復雜化，例如對質量、靈活性、價格、產品創新和過程創新以及面市時間的要求。技能勞動者通過勞動將原材料轉換成為可以進行交易的產品，產品結構的復雜程度體現出所生產產品對勞動者技術技能資格的要求。面對種類繁多的產品種類及高標準的質量要求，德國企業將培養具備專用性技能的專業工人看作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并納入到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決策中。無論是企業職業教育學徒培訓期間，還是成為具備職業資格的專業技術工人之后，技能工作都是專業性極強且需要持續創新的工作。因此，在德國從事技能工作的通常是接受過雙元制職業教育培訓，并獲得全德國認可的技能資格證書的專業技術工人。熟悉產品制造工藝的專業技術工人對德國企業產品研發和工藝創新也發揮著重要作用，因為產品制造本身就包含了創新研制的過程，產品背后實質上是對復雜精密制造工藝的開發，這種工藝能以經濟可行的成本生產出大規模高品質的產品（皮薩諾, 史, 2014,第94 頁）。德國專業技術工人的工作為企業持續的、小規模的工藝流程改進和高端制造業的積累型創新提供了重要的支持，而工藝和產品的持續創新也能保證專業化技能工作的不可替代性。

德國技能工作的專業化水平和要求以及德國制造的產品競爭力，都決定了技能工作的專業性和技能學習的重要性。對于德國青年來說，從事技能工作意味著高度的專業化水平以及充滿挑戰性和無限創新的可能性。而學習技能、投資技能可以在學習和工作中保持持續不斷的探索與進步，實現專業知識和技能等各方面的持續提升，這種認知逐漸轉化成他們技能投資意愿的動力來源。技能投資對于青年人自身和企業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可以說合格的技能勞動者才是德國制造產品競爭力的核心來源。

（二）高質量職業教育體制打通技能學習與就業的通道

以雙元制職業教育為典型代表的德國職業教育體制同樣獲得了全球的認可和關注。雙元制職業教育最大的特點就是為青年人打通了技能學習和就業的通道，使他們能在真實的工作環境和要求中學習技能，以最大程度滿足工作世界的需求，并通過工作中的技能學習獲得自身的價值認同與發展。當技能學習和就業融為一體時，青年人的技能投資回報的穩定性也隨之增強。

德國企業工作任務專業化程度高更意味著高質量技能學習過程的重要性。德國職業教育培訓質量在國際社會備受青睞。在職業教育培訓期間，作為后備技術技能型人才儲備的學徒，在企業的真實工作環境中學習，這就要求用于學習的崗位工作任務除了是真實的工作任務外，還需要考慮該崗位工作本身經驗的復雜性和思考過程的深度，按照從新手到專家的職業能力要求，合理劃分適合不同發展階段學徒需求的工作任務（Franke, 1999, p.61）。通過解決不同階段的工作任務，學徒系統性學習如何勝任未來的專業技能工作。

在德國的職業教育技能學習過程中并不強調對單個技能的重復訓練，而是更加重視真實職業工作世界的全面性。因為德國企業分工更加強調職業的整體性以及員工獨立自主完成工作的能力。無論從事哪個行業的技能工作，都不是簡單地執行體力勞動的命令，而是既要懂得組織生產工作所需要的材料和過程，能判斷和解決生產過程中的問題，又要在實際操作時具備純熟靈巧的動手能力。

因此，在職業教育技能學習過程中，職業教育培訓就格外注重培養學徒獨立工作的能力。和專業技術工人一樣，學徒在技能學習過程中，自己掌握和控制著工作過程，而不是被動執行工作，這充分體現了勞動過程理論中思想與執行，腦力與體力之間的統一。工作的組織、計劃、質量保障以及與其他生產線的協調等內容，都需要工作過程知識、交流溝通、技術認知等能力，而這些也是德國高質量職業教育技能學習過程中的重要內容。

進入德國雙元制職業教育體系的青年人只要通過技能資格考試，成為合格的專業技術工人，并且自己也有意愿，那么基本上就可以獲得企業的就業崗位，因為德國企業參與職業教育培訓就是為了獲得后備專業人員。據統計，近年來約有74%—77%的獲得技能資格證書的專業技術工人留在自己的培訓企業繼續工作（BIBB, 2023, p.96）。技能學習通道和就業通道之間的暢通也使德國青年的技能投資顯示出較高的就業回報率。青年人通過技能學習實現較好的就業，而且他們熟悉自己的企業及工作崗位，因此沒有就業適應期，能夠最大程度地為企業創造生產價值，也維護了企業就業的穩定性。

（三）“高級資格化職業教育”實現職業體系與學歷體系的價值等同

自德國2020 年新《職業教育法》實施以來，對于技能勞動者而言，不僅可以通過以往大家所熟知的學歷教育路徑進行學歷提升，更是明確了技能勞動者可以通過他們更為熟悉或擅長的職業路徑獲得和學歷教育同等的價值地位。技能勞動者的學歷教育路徑是指獲得技能職業資格證書的專業技術工人有機會繼續進入應用科學大學、普通大學等類型的高等教育機構進行學習，并獲得相應的學位證書。

德國新《職業教育法》的核心內容之一就是明確了“高級資格化職業教育”的職業路徑通道，將技能勞動者的傳統職業生涯路徑與學歷教育路徑實現價值等同。獲得技能資格證書的專業技術工人可以根據不同的進修法案，在本職業及行業領域中持續提升專業能力，通過考試后可以依次獲得“經考試認定的職業行家”“專業學士”和“專業碩士”三級資格。這些職業性資格與學術性資格在名稱及所處資格等級上具有可比性，既促進了技能勞動者的國際認可度和流動性，也更加彰顯了技能資格的價值地位。

例如，原有的技師資格在新《職業教育法》的規定中屬于“專業學士”階段，等同于高等教育中的學士學位。如果再繼續通過其他相應的職業進修與考試，可以獲得等同于碩士學位的職業資格?！案呒壻Y格化職業教育”明確了職業繼續進修教育的地位，彌補了德國社會長期以來更加重視以雙元制職業教育培訓為代表的初次職業教育而相對忽視職業繼續進修教育的制度缺陷，也確保專業技術工人的資格能夠滿足工作場所不斷變化的需求?！案呒壻Y格化職業教育”所代表的職業繼續和進修教育是與高等教育并行的、具有與學歷體系同等價值的替代路徑。

德國青年技能投資擁有貫通且比學歷教育更加多樣化的上升路徑，他們既可以選擇和進入普通教育軌道的青年同樣的高等學歷教育路徑，也可以選擇也許更為擅長和適合的職業路徑通道，成為深耕于本職業或本行業內的技能能手或技能專家，真正體現了技能和學歷的同等價值。對于青年人來說，德國職業路徑的貫通和與學歷體系的價值等同，為技能投資提供了更豐富的出路和更多元化的選擇，使得技能學習具有更高的投資回報率，從而促進了青年人的技能投資意愿。

六、結論

（一）制度的規制性要素通過建立穩定的規則系統保障德國青年的技能投資意愿

德國青年技能投資意愿的規制性要素包括勞資關系的平等程度、工作保護程度、就業保護程度、失業保護程度和工資保護程度。德國通過立法的形式保障了勞資雙方的平等關系、限制企業的權利并保障技能工作的環境和條件及福利，通過就業保護、失業保護及工資保護制度形成了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為青年人從事技能工作奠定了制度性基礎，使他們在投資專用性技能的時候沒有后顧之憂。這符合德國社會性市場經濟秩序的特性，既承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又將社會保障制度和人民福祉作為社會發展的重要方面。而已有研究也證明了依賴高技術技能工人的企業對社會保障制度更感興趣（馬雷什, 2018, 第177 頁）。如果社會保障水平較高，那么企業的雇傭及解雇的靈活性就比較低，雖然一方面限制了企業對新興商業機會的靈敏響應，但是另一方面卻有利于企業挖掘深層次技能，使生產技術和工藝不斷升級，更有可能實現高端制造。而且較高的社會保障水平需要企業做好長遠規劃和長期投資的準備，因此，企業選擇的發展模式和產品市場戰略是其人力資源戰略的基礎，而企業的人力資源戰略則影響著技能社會的建設成效。

（二）制度的規范性要素在價值觀和實踐層面激勵德國青年的技能投資意愿

德國青年技能投資意愿的規范性要素包括職業價值觀、技能資格證書含金量和薪酬回報程度。相比制度的規制性要素所提供的基本保障，規范性要素更能發揮對青年技能投資意愿的激勵作用。德國職業文化中履行“天職”的職業價值觀賦予技能工作和其他工作平等的地位，人們通過承擔職業職責完成職業使命，在工作過程中形成了獨特的德國職業精神和職業規范。而且，德國技能資格證書的高含金量不僅保證了青年人技能投資的可靠性和可回報性，也為技能工作贏得了社會的認可和尊重。擁有技能資格證書的青年被認為是企業和社會所需要的技能人才，也因此能夠獲得相應的薪酬及體面生活。制度的規范性要素從價值觀層面和實踐層面激勵和促進了德國青年的技能投資意愿。

（三）制度的認知性要素通過德國青年對技能工作的理解而轉化為內生性意愿

德國青年技能投資意愿的認知性要素包括技能工作專業化水平、技能學習過程質量水平、發展路徑多樣化水平。德國青年作為技能投資的行動者，他們自身對技能工作及技能投資的理解才是其意愿形成的根本。德國制造的高質量優勢離不開專業且富有挑戰性的技能工作，這樣的工作吸引青年人愿意在職業的領域中不斷探索和創新。而且德國職業教育培訓提供了優質的技能學習過程，青年人能在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真實工作環境中學有所得，也能夠通過職業路徑實現專業成長和突破。此外，獲得和學歷教育具有同等價值的職業資格，這些內化于心的認知才是德國青年技能投資意愿的內生性動力。制度的規制性要素、規范性要素和認知性要素在德國青年的技能投資意愿的形成中共同發揮了控制、制約以及支持作用。

（賀艷芳工作郵箱：heyf91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