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宮切除術后盆腔感染的危險因素調查及風險評估模型的構建

趙麗雅，郝潔倩，楊春穎

天津醫院婦產科，天津 300160

子宮切除術是臨床治療宮頸癌的常見術式之一，通過對病變部位及周圍組織的切除或清掃達到治療目的［1-2］。盆腔感染是子宮切除術后高發性的并發癥，高望朔等［3］研究顯示，宮頸癌根治術后感染患者中陰道和盆腔感染占比達到了10.87%，是繼手術切口感染、泌尿系統感染后的第3 大常見感染類型。子宮切除術后盆腔感染的發生會加重患者病情，對臨床預后有負性影響，導致患者康復進程緩慢、住院時間延長［4］。臨床針對子宮切除術后盆腔感染強調“早預防、早干預”，但當前文獻對子宮切除術后盆腔感染危險因素并未形成統一結論，且缺乏有效的評價工具，難以為臨床預防護理提供參考。本研究探究子宮切除術后盆腔感染的危險因素，并構建風險評估模型，現將結果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2019 年1 月—2021 年6 月天津醫院婦產科收治的子宮切除術患者共200 例，回顧分析患者臨床資料，統計術后盆腔感染患者例數，采用便利抽樣法將其分為感染組、未感染組。樣本量計算：樣本量N=［μα/2×π（1-π）］/δ2，其中π為發生概率，δ為容許誤差，μα/2為統計量，研究置信度為95%，μα/2=1.96，容許誤差δ為0.05，查閱其他文獻確定子宮切除術后盆腔感染發生率π為10.43%，則有N= ［1.962×0.104 3（1-0.104 3）］/0.052，計算得到樣本量N為143 例，即研究樣本量≥143 例，本研究結合實際情況最終確定樣本量為200 例。納入標準：確定行子宮切除術，手術過程順利，且術后生命體征穩定；術前無明確潛伏期感染；無盆腔疾??；患者認知、溝通能力良好；研究符合《赫爾辛基宣言》要求，患者均知情同意。排除標準：合并重要臟器功能異?；蚱渌麗盒阅[瘤，合并免疫系統疾病，伴有盆腔感染外的其他部位感染，術后病情惡化死亡或轉院退出研究，臨床資料缺失。

1.2 方法

1.2.1 盆腔感染診斷標準 子宮切除術患者符合下述所有條件，則可診斷為盆腔感染。子宮切除術后14 d內患者感染部位或周圍部位疼痛；術后檢測患者體溫，6 h/次，連續2 次＞38 ℃；影像學檢查顯示，患者盆腔有膿腫；白細胞計數大于13×109/L、中性粒細胞絕對值大于0.9×109/L；血培養結果顯示陽性［5-6］。

1.2.2 臨床資料收集方法 （1）組建調查組。研究從科室招募護士組建調查組，選拔標準：工作年限超過5 年；護師及以上職級；熟悉子宮切除術圍術期護理或盆腔感染預防護理；對研究內容感興趣，自愿加入；有橫斷面研究經驗。研究共招募了4 名護士，工作年限為5～10 年3 名，＞10 年1 名；職稱級別為護師3 名，護師以上1 名；學歷為大專2 名，本科及以上2 名；調查研究經歷為1 次2 名，＞1 次2 名。（2）收集臨床資料。研究通過回顧性分析獲取患者臨床資料及相關信息，調查人員進入醫院信息管理系統，調取患者資料，有病歷資料、手術記錄、圍術期護理記錄等，借助一般資料問卷對上述資料中信息進行整理，調查人員2 人1 組，分別負責原始資料讀取、一般資料問卷錄入和信息錄入完成后，調查人員交換工作，通過唱讀式雙人核對法對錄入信息進行核查，確保錄入信息與原始資料保持一致，確認無誤后，將一般資料問卷轉交數據統計人員。一般資料問卷調查項目有年齡、體質量（BMI）、合并糖尿病、術前貧血、宮腔鏡手術史、術前預防性用藥、接受化療、手術時間、既往生殖道感染、術中出血量、引流管放置時間、尿管留置時間、住院時間、抗菌藥使用時間、抗菌藥物種類。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2.0 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數資料以例數和百分比（%）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子宮切除術后盆腔感染危險因素的單因素分析

經診斷、統計得到，子宮切除術后盆腔感染患者共21例，發生率為10.50%；單因素分析得到，子宮切除術后盆腔感染危險因素有年齡、合并糖尿病、接受化療、尿管留置時間、住院時間、抗菌藥使用時間、抗菌藥物種類、相關護理宣教，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子宮切除術后盆腔感染危險因素的單因素分析結果 例

2.2 子宮切除術后盆腔感染危險因素的二類logistic 回歸分析

變量賦值說明，二類logistic 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子宮切除術后盆腔感染的獨立危險因素有，年齡≥60 歲、合并糖尿病、接受化療、尿管留置時間≥7 d、抗菌藥使用時間≥7 d、抗菌藥物種類≥3種、未接受相關護理宣教，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表3。

表2 變量和賦值

表3 子宮切除術后盆腔感染危險因素的二類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

2.3 回歸分析預測法構建子宮切除術后盆腔感染危險風險評估模型

研究結合子宮切除術后盆腔感染危險因素的二類logistic 回歸分析結果，基于回歸分析預測法構建子宮切除術后盆腔感染危險風險評估模型，基礎形式為logit（P）=β0+β1×S1+β2×S2+···+βn×Sn，β為偏回歸系數，S為變量，代入回歸分析中變量數值，可得到logit（P）=-2.117+0.976×年齡≥60 歲+2.256×合并糖尿病+2.037×接受化療+1.308×尿管留置時間≥7 d+1.160×抗菌藥使用時間≥7 d+1.325×抗菌藥物種類≥3種+1.158×未接受相關護理宣教。

2.4 檢驗子宮切除術后盆腔感染危險風險評估效果

（1）ROC曲線分析。采用ROC曲線對盆腔感染風險評估模型的區分能力實施評估，結果顯示，曲線下面積（AUC）為0.888，95%CI為0.849～0.927，最大約登指數為0.621，靈敏度、特異度分別為0.880、0.741，見圖1。（2）Hosmer-Lemeshow 擬合優度檢驗。研究對評估模型實施Hosmer-Lemeshow 擬合優度檢驗，結果顯示預測值與觀察值，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3.635，P=0.057）。（3）外部驗證結果。研究采用便利抽樣法選擇2021 年7 月—2022年3月收治的子宮切除術患者共90例，納入、排除標準同前文，采用模型預測患者術后盆腔感染風險，統計預測感染、預測未感染患者例數，并與實際感染情況進行比較，據此計算預測準確率，結果顯示，預測感染患者12例中實際感染患者9例，預測未感染患者78例中實際未感染患者74例，預測準確率為（12+74）/90×100%=95.56%。

圖1 子宮切除術后盆腔感染風險評估模型的ROC曲線

3 討論

3.1 子宮切除術后盆腔感染受多方面因素影響

研究單因素分析、二類logistic 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年齡≥60 歲屬于子宮切除術后盆腔感染的獨立危險因素；與中青年人群相比，老年人機體呈退行性變化，機體器官功能有所減退，抵抗力、免疫力降低，且部分患者伴有慢性疾病，經子宮切除術患者盆腔遭受不同程度損傷，病原菌入侵后患者感染風險大［7］。有研究［8］顯示，老年人機體免疫力、抵抗力差，細菌感染風險高于一般成年人，證實了本研究結論。合并糖尿病屬于子宮切除術后盆腔感染的獨立危險因素；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合并糖尿病患者術后盆腔感染風險是未合并糖尿病患者的9.548 倍，合并糖尿病患者機體血糖控制效果差，為細菌繁殖創造了有利條件，加之糖尿病患者多伴有不同程度的抵抗力下降、代謝失衡，術后病原菌入侵機體免疫屏障作用有限，難以實現對病原菌的有效清除，導致感染風險增大［9］?；熓桥R床治療宮頸癌的主要方法之一，能抑制癌細胞生長或殺死癌細胞，但對正常細胞也有一定的毒副作用，為病原菌入侵、引起盆腔感染創造了機會［10］。有研究［11］顯示，化療是宮頸癌根治術患者醫院感染的危險因素之一，該研究顯示，化療患者術后醫院感染風險為未接受化療患者的2.775 倍。尿管留置時間≥7 d 屬于子宮切除術后盆腔感染的獨立危險因素；經子宮切除術患者膀胱功能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難以實現自主排尿，而通過留置導尿管能協助排尿，緩解膀胱壓力；但因留置導尿管屬于侵入性操作，不僅會對尿道形成刺激，還會造成尿道損傷，加之導尿管或尿袋管理不當，極易引起病原菌逆行感染，患者并發盆腔感染風險增大；研究通過回歸分析得到，尿管留置時間≥7 d 的子宮切除術患者并發盆腔感染的風險是＜7 d患者的倍?？咕幨褂脮r間≥7 d、抗菌藥物種類≥3種屬于子宮切除術后盆腔感染的獨立危險因素；抗菌藥物在子宮切除術患者中的應用，能降低感染風險，但聯合應用或長時間應用抗菌藥會影響宿主自身菌群平衡，導致病原菌對抗菌藥物的敏感性下降，藥物對病原菌的抑制或清除作用減弱，病原菌大量增殖，患者盆腔感染風險大。陳游沓等［12］研究顯示，抗菌藥物使用天數、抗菌藥物使用時間均屬于術后感染的危險因素，長時間、聯合應用抗菌藥會導致部分病原菌耐藥性增強，感染率顯著上升。通過相關護理宣教能強化患者對盆腔感染風險、因素、癥狀及預防措施的了解，可提升患者護理依從性，配合護士積極開展盆腔感染預防護理，以保證預防護理效果。

3.2 子宮切除術后盆腔感染風險評估模型區分能力強

本研究結果顯示，構建的盆腔感染風險評估模型區分能力可接受，有較為理想的鑒別效果；外部驗證結果顯示，模型預測準確率達到了95.56%，高于同類研究構建模型的預測效果，提示本研究構建的模型預測效果好。

綜上所述，子宮切除術后患者伴有不同程度的盆腔感染風險，且其危險因素復雜，研究根據回歸分析結果構建的風險評估模型準確率，能實現對患者術后盆腔感染風險的有效識別，為臨床預防護理提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