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質量視角下收入差距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
——基于環境質量中介與門檻效應的實證分析

吳潔，劉吳健，盛永祥

（江蘇科技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江蘇 鎮江 212003）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民生領域仍然存在不少問題，而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問題尤為突出?！碑斚轮袊?，經濟增長伴隨著收入差距過大，構成了我國經濟轉型中的“特征事實”，收入差距的持續擴大對我國經濟增長產生了眾多負面影響[1]，由其引發的區域經濟不均衡、社會動蕩、資源分配不均等問題嚴重阻礙了我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因此，如何在實現經濟增長效率的同時，兼顧收入分配機制的公平是政府在發展經濟過程中亟須解決的重要難題。與此同時，環境質量作為影響經濟增長的另一重要因素，一直是黨和國家關注的重點。通過綠色經濟、低碳經濟、循環經濟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進而實現經濟增長是當下中國發展的必然選擇[2]。然而，自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我國經濟雖實現了長期的快速增長，但與之相隨的環境質量問題如霧霾、水質污染、土地沙漠化卻一直未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如何協調環境質量與經濟增長的發展關系，實現可持續發展是黨和政府在國家治理中面臨的重要挑戰[3]。

隨著我國經濟增長過程中收入差距與環境質量問題的日益突出，關于二者關系的研究亦引起眾多學者的關注，已有研究表明收入差距會從消費偏好、社會責任感、環保需求等方面對環境質量產生影響[4-6]。在此背景下，基于收入差距、環境質量在我國經濟增長過程中的重要地位，且二者所代表的“共享”“綠色”亦是當下中國貫徹的新發展理念，探索并明晰“收入差距是否對我國經濟增長產生影響、收入差距能否以環境質量為路徑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環境質量在收入差距影響經濟增長過程中是否發揮門檻效應”等問題對我國推進經濟可持續增長，實現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1 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1.1 收入差距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現有文獻中有關收入差距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55 年美國經濟學家KUZNETS[7]首度提出的收入分配狀況隨經濟發展而變化的曲線——庫茲涅茨曲線。該曲線表明國民收入差距隨著經濟增長，會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變化態勢。隨后GALOR 等[8]經過實證研究認為收入差距擴大會從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兩個方面來制約經濟的發展。鈔小靜等[9]研究發現收入差距的擴大會對經濟的持續增長產生負面效應。耿蕊[10]經過研究發現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會抑制低收入人群的消費，進而阻礙經濟增長。劉生龍[11]基于理論分析發現，收入差距會以有效需求路徑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萬廣華[12]認為收入差距與經濟增長呈負相關關系，前者的惡化會損害國民福利，進而阻礙經濟增長。曹裕等[13]基于面板數據模型，實證分析認為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不利于城市化進程，亦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黃應繪等[14]通過逐步回歸與時間序列分析認為，縮小收入差距有利于提升社會穩定與公平，進而對經濟增長產生正向溢出效應。

通過梳理上述文獻可知，收入差距會作用于經濟增長，且眾多研究表明收入差距的擴大會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雖然這些文獻已形成較為豐富的研究成果，但系統介紹收入差距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特別是其中作用機理的文獻仍然較少?；诖?，本文嘗試從以下三個方面闡釋收入差距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機理：

（1）收入差距通過消費影響經濟增長。首先，根據新經濟增長理論，居民消費需求是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激發居民消費需求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15]。同時凱恩斯的絕對收入假說認為高收入者的平均消費傾向易于低收入者群體，因此在收入差距擴大的情況下，社會財富大量集中于少數富人手中，這會造成全社會平均消費傾向的降低，進而導致消費需求不足而阻礙經濟增長[16]。其次，由于不同收入人群消費偏好的差異，即高收入人群的消費層次會領先于低收入人群，因此收入差距的擴大會導致低收入群體受制于收入水平而無法升級消費結構，此時若高收入群體的消費需求已經飽和，則會引發消費需求的斷層，繼而抑制經濟增長[17]。

（2）收入差距通過社會穩定影響經濟增長。穩定的社會環境是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的重要前提，混亂無序的社會狀態往往會導致經濟倒退。首先，在馬太效應的刺激下，收入差距的持續擴大會導致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繼而諸如仇富、為富不仁等問題的出現會加劇社會動蕩，削弱經濟增長活力[18]。其次，收入差距的擴大增加了低收入階層向高收入階層跨越的難度，這使得社會階層的流動性趨于僵化。久而久之，隨著階層固化的加深，底層民眾意識到實現階層躍遷無望，則會失去勞動創造的活力并出現消極、極端的負面情緒[19]。這不僅極易引起階層間的對立與仇視，亦會加劇社會動蕩，抑制經濟增長。

（3）收入差距通過投資影響經濟增長。眾多經濟增長理論表明投資作為實現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其規模、結構、質量對經濟增長均有重要影響[20]。首先，收入差距的擴大降低了全社會的平均消費傾向，由此引發的消費需求不足使得企業產品銷售的難度大大增加，這不僅降低了企業投資的預期收益率，也迫使企業不得不減工減產，減少投資，最終導致宏觀經濟出現衰退[21]。其次，收入差距的擴大會導致人力資本投資失衡。具體而言，收入差距的擴大會使得高收入人群在教育、醫療、健康等方面比低收入人群獲得更多的投資，如此惡性循環不僅會導致貧富人群在就業與創收能力方面差距的拉大，并會嚴重降低低收入人群的勞動力素質，進而在弱化人力資本積累的同時抑制經濟增長[22]。

基于上述文獻成果與理論分析，提出假設H1：收入差距擴大會抑制經濟增長。

1.2 環境質量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現有文獻中有關環境質量于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最早開始于1993 年PANAYOUTOU[23]提出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假說。根據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理論，經濟增長與環境質量之間呈現出一種“U”型發展關系，即伴隨著經濟增長，環境質量會出現先惡化后改善的發展趨勢。隨后國內學者何一農等[24]構建了環境—人口內生經濟增長模型，發現環境質量會通過人口因素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黃茂興等[25]通過Romer 模型分析發現環境資源的消耗、再生及管理都會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張喬萌等[26]基于TSQCA 分析法研究發現，環境質量具體可通過能源消耗、工業排放、環保投資、環保產值、環保資源等路徑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且能源消耗是其影響經濟增長的主要路徑。李菲菲[27]以長江經濟帶為研究對象，運用面板數據模型研究發現，以環境規制為推手的環境質量改善能有效促進區域經濟增長。趙文凱等[28]從公共衛生支出角度出發，提出由政府在公共衛生領域擴大財政支出帶來的環境質量改善會提升勞動力身體素質，進而對經濟增長產生積極促進作用。

通過梳理上述文獻可知，環境質量會作用于經濟增長，且眾多研究表明，環境質量的改善會對經濟增長產生正向溢出效應。雖然這些文獻已形成較為豐富的研究成果，但系統介紹環境質量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特別是其中作用機理的文獻仍然較少?；诖?，本文嘗試從以下兩方面闡釋環境質量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機理：

環境質量通過產業結構影響經濟增長。一般而言，環境質量改善的過程亦是相關高能耗、高污染產業被淘汰，新興產業崛起的過程[29]。通常情況下，環境質量的改善普遍依賴于環保法規與監管的完善，在此過程中，國家的環保政策加速了傳統落后產業的落幕，迫使大量企業為求生存而致力于技術優化或轉型升級，在“優勝劣汰”法則與市場競爭環境下，這不僅促進了整體產業結構的升級，亦能以此為著力點促進經濟持續增長[30]。

環境質量通過人力資本影響經濟增長。一方面，環境質量的惡化會給地區居民帶來一系列健康問題，這些問題不僅會增加地區政府在社會醫療與公共衛生領域的支出成本，亦會耗費社會資源，阻礙經濟增長[31]。另一方面，地區環境質量的優化會吸引更多勞動力，特別是高素質人才來此發展，由此引致的人力資本積累能為經濟增長注入強勁動力[32]。

基于上述文獻成果與理論分析，提出假設H2：環境質量改善會促進經濟增長。

1.3 收入差距對環境質量的影響

1994 年BOYCE[33]首次展開收入分配對環境質量影響的研究，并提出收入—環境質量需求理論。該理論認為收入差距會從環境利用時間的偏好和環境政策兩方面影響環境質量。隨后RAVALLION 等[34]研究發現產品的邊際污染釋放是收入差距對環境質量影響的關鍵，窮人消費產品帶來的污染高于富人消費的產品，因此收入差距的縮小會減少對環境的污染。VONA 等[35]認為收入不平等與環境質量存在非線性關系，收入不平等的深化，會極大破壞環境質量，這一點在高收入國家尤其明顯。井波等[36]基于我國274 個地級市數據實證研究發現，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會加劇我國大氣污染程度，惡化環境質量，并且這一特征在我國西部地區尤為明顯。楊曼莉[37]認為收入差距對環境質量存在非線性影響，這種影響在收入水平不同的地區間存在著閾值效應。孟凡杰等[38]從空間溢出效應角度出發，實證研究發現，收入差距的擴大會對環境質量產生負面效應，同時這種效應還具有空間溢出特征，會誘使廢水、廢氣、廢渣等污染物向周邊地區擴散，其中以廢渣最為明顯。

通過梳理上述文獻可知，收入差距作用于環境質量，且眾多研究表明收入差距的擴大會對環境質量產生負面效應。雖然這些文獻已形成較為豐富的研究成果，但系統介紹收入差距對環境質量的影響，特別是其中作用機理的文獻仍然較少?；诖?，本文嘗試從以下三方面闡釋收入差距對環境質量的影響機理：

（1）收入差距通過消費影響環境質量。一般而言，收入水平會影響人們的消費行為以及對于環保產品的消費偏好。對于高收入群體而言，收入差距擴大意味著其收入的增長，由于消費偏好的局限性，相較于環保產品，其對彰顯地位的奢侈產品更為青睞[39]。對于低收入群體而言，收入差距的擴大往往伴隨著購買力的下降，這會致使其更傾向于維持基本物質生活的消費，而無暇對環境質量以及環保產品產生需求。因此在收入差距擴大的背景下，人們對于綠色環保產品的消費需求降低，這不僅會影響環保產品的供給，亦會抑制環保產品的發展，進而會阻礙環境質量的改善[40]。

（2）收入差距通過環境政策影響環境質量。通常情況下，環境政策的實施需要民眾為之付出相應的社會成本。對于低收入群體而言，收入差距的擴大往往會使其聚焦于基本的生活保障、就業、福利等領域而降低對環境政策成本的支付意愿，不利于環境政策的制定與實施[41]。對于高收入群體而言，由于其能轉移財產和移民來規避環境政策成本，且由環境政策實施所帶來的經濟環境風險性、不確定性會影響其收入，其同樣對環境政策持排斥態度。因此，收入差距的擴大不利于環境政策的制定與實施，進而抑制了環境質量的改善[42]。

（3）收入差距通過技術發展影響環境質量?，F實情況中環境質量的改善通常需要技術升級作為支撐。收入差距的擴大，減少了社會對于綠色產品的需求，使得企業對于綠色產品的創新以及相關技術迭代升級不再迫切，這不僅導致相關綠色技術的發展出現停滯，也阻礙了環境質量的改善[43]。同時，收入差距擴大增加了環境政策制定與實施的難度，使得環境規制強度降低，弱化了企業對環保技術的研發投入，不利于環境質量的改善[39]。

基于上述文獻成果與理論分析，提出假設H3：收入差距的擴大會惡化環境質量。

1.4 環境質量的中介效應

目前關注收入差距以環境質量為路徑影響經濟增長的研究較少。從理論分析上來看，收入差距的擴大會通過滯后技術發展、減少消費綠色產品消費需求來抑制環境質量的改善[39,43]，而在此情況下，環境質量也會通過產業結構、人力資本等方式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效應，抑制經濟增長[29,31]。因此從中介效應角度看，收入差距通過影響環境質量進而對經濟增長產生作用具有一定邏輯關聯性與合理性。

基于上述理論分析，提出假設H4：環境質量在收入差距影響經濟增長過程中發揮中介效應。

1.5 環境質量的門檻效應

目前關注環境質量在收入差距影響經濟增長中發揮門檻效應的研究較少。從理論分析上來看，在當前經濟發展實踐背景下，當地區環境質量水平較低時，其經濟發展往往處于經濟增長初期，地區經濟的增長模式主要以傳統的粗放型要素驅動為主。此時收入差距的擴大往往會促進微觀經濟主體的生產創新活動，形成激勵效應，進而帶動經濟增長。而當地區環境質量水平較高時，其經濟發展一般處于成熟階段，地區經濟增長模式主要以創新驅動為主。此時，收入差距的擴大不僅會引發社會動蕩和資源錯配[21,44]，也會阻礙經濟增長。因此，收入差距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會因環境質量的不同而產生變化，環境質量達到一定門檻值后，收入差距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才會由促進轉換為抑制，即存在非線性影響。

基于上述理論分析，提出假設H5：環境質量在收入差距影響經濟增長過程中發揮門檻效應。

綜上所述，首先，收入差距擴大會抑制經濟增長，據此提出假設H1；其次，環境質量改善會促進經濟增長，據此提出假設H2；再次，進一步探究收入差距通過影響環境質量，間接作用于經濟增長，此時環境質量在收入差距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中發揮中介效應，據此提出假設H3、H4；最后，環境質量也作為門檻變量在收入差距影響經濟增長中發揮門檻效應，據此提出假設H5。本文的理論分析框架如圖1 所示。

圖1 理論分析框架

2 模型設定及變量說明

2.1 面板模型設定

鑒于實際經濟現象中，經濟增長可能具有一定的滯后性，即上一期的經濟增長可能會對后期的經濟增長產生影響。因此，本文采取動態面板模型進行估計，用經濟增長的1 階滯后項作為解釋變量，這樣也有助于解決因滯后變量造成的內生性問題。模型設定如下：

式中：i代表省份；t代表時間；Ingdp為被解釋變量，表示經濟增長；wge和env為解釋變量，分別代表收入差距和環境質量；X為其他一系列可能影響經濟增長的控制變量；C為截距項；u是個體固定效應；v是時間固定效應；ε是隨機誤差項。

由于系統GMM 估計能在提高估計效率的同時解決不隨時間變化的變量系數問題，因此本文對動態面板模型采用系統GMM 估計方法進行估計。

2.2 中介效應模型設定

為識別環境質量在收入差距影響經濟增長過程中的中介效應作用機制，本文在借鑒溫忠麟等[45]提出的中介效應檢驗程序基礎上建立中介效應模型，模型設定如下：

式（2）～（4）中：i代表省份，t代表時間，C為截距項，ξ為隨機擾動項，Ingdp為被解釋變量，wge為解釋變量，env為中介變量，X為一系列控制變量。

2.3 動態門限面板模型設定

為進一步探究收入差距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否會因區域環境質量的不同存在非線性特征，同時為有效解決傳統回歸模型潛在的內生性問題，本文借鑒DANG 等[46]、WU 等[47]的方法，對HANSEN[48]靜態面板模型進行擴展，將門限模型內嵌于GMM 模型中，并通過網格搜索算法確定門限值。具體模型設定如下：

式中：β2、β3分別表示不同環境質量門檻取值下收入差距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系數，Ingdp為被解釋變量，wge為解釋變量，env為門檻變量，η是門檻估計值，θ代表指示函數，u是個體固定效應，v是時間固定效應，ε是隨機誤差項。

2.4 變量定義

（1）被解釋變量：經濟增長（Ingdp）。國內生產總值以及人均GDP 均能不同程度上反映經濟增長。本文借鑒陳荊松等[49]、錢亮亮等[50]的做法，選用經過消費者價格指數縮減之后的地區人均GDP 作為度量經濟增長的指標。

（2）解釋變量：①收入差距（wge）。目前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標主要有泰爾指數、基尼系數，但由于各地區的統計內容、算法規則不同且省級數據難以獲得，本文借鑒高連水[51]、鈔小靜等[9]、李江一等[52]的方法，將城鄉居民收入比即“實際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作為衡量收入差距的變量。②環境質量（env）。環境質量的選取本文參考劉海龍等[53]、肖權等[54]的方法，利用Topsis 熵權法從綠化建設、污染排放、垃圾處理三方面構建環境質量指數。具體指標層及權重如表1 所示。

表1 環境質量指標評價體系

（3）控制變量。本文參考吳敬偉等[55]、金浩等[56]的研究內容，控制了一組影響地區經濟增長的變量，以盡可能降低遺漏變量帶來的誤差。具體如下：①就業（hc）以地區就業人數占全國就業人數比重衡量。②資源稟賦結構（cap）以固定資產投資與勞動力就業人數比重衡量。③外商直接投資（Infdi）以實際利用外資額的對數形式衡量。④政府財政支出（Ingov）以地區政府財政支出經當年消費者價格指數縮減的對數形式衡量。⑤人口規模（Inpeo）以各地區年末戶籍人口數量的對數形式衡量。

2.5 數據來源與處理

本文基于數據的完整性和可獲取性，以2009—2020年中國30 個省份（西藏及港澳臺地區除外）為樣本展開研究，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各省份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勞動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國能源統計年鑒》、國泰安數據庫、中經統計數據庫。其中，對于個別數據缺失的情況，采用線性插值法進行處理。為了減少異方差和多重共線性對模型估計產生的影響，本文對部分變量進行對數化處理。

3 實證結果分析

3.1 動態面板模型估計結果

表2 報告了全國樣本的收入差距和環境質量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回歸結果。其中，列（1）的解釋變量只有收入差距，列（2）的解釋變量只有環境質量，列（3）中同時加入這兩個解釋變量。根據回歸結果來看，所有模型中的AR(2)的P值均大于0.1，拒絕了存在二階序列相關的原假設；Sargan 檢驗對應的P值均大于0.5，說明不存在過度識別，整體回歸結果可信。列（1）～列（3）的經濟增長滯后1 期均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經濟增長的滯后變量對當期具有正向溢出效應。具體來看，列（1）不考慮環境質量時，收入差距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系數為-0.203 2，即收入差距擴大會抑制經濟增長，由此H1 得到驗證。列（2）不考慮收入差距時，環境質量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系數為0.269，即環境質量改善會促進經濟增長，由此H2 得到驗證。列（3）綜合考慮收入差距、環境質量后，收入差距的影響系數變為-0.300 6，說明引入環境質量會加劇收入差距對經濟增長的抑制作用。這是因為當環境質量的改善可以推動經濟增長意味著國家經濟進入到更高發展階段，此時收入差距的擴大會導致資源錯配，降低經濟運行效率，不利于經濟增長[57]。就控制變量而言，同一組控制變量在不同列中的回歸系數符號和顯著性基本一致，說明回歸結果具有一定穩健性。本文選取列（3）對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進行分析。在5%的顯著水平下，就業的回歸系數為正，表明就業的提升有助于經濟的增長，這也與實際經濟情況相符；在5%的顯著水平下，資源稟賦結構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表明面對經濟下行的壓力，投資仍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在10%顯著水平下，外商直接投資的回歸系數為正，表明當下中國走對外開放之路，利用外商帶來的資金、技術、生產模式，仍能實現經濟的穩定增長[56,58]；10%顯著水平下，人口規模的回歸系數為負，這是因為過多的人口會引發城市擁擠、污染加劇、公共資源共享效率降低等一系列“城市病”[59]，從而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此外，政府支出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并不顯著。

表2 動態面板回歸結果

3.2 中介效應模型估計結果

為了驗證收入差距是否通過環境質量對經濟增長產生作用，本文選取環境質量作為中介變量進行回歸。首先為檢驗中介效應的存在性，運用Bootstrap 法進行檢驗，結果顯示P值為0，證明了環境質量中介效應的存在。在此基礎上，分別建立收入差距對經濟增長、收入差距對環境質量以及收入差距、環境質量同時對經濟增長的回歸模型，進行逐級回歸。結果見表3。由列（1）可知，收入差距對經濟增長的總效應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系數為-1.018 7，說明收入差距擴大會明顯抑制經濟增長，H1 再次得到驗證。由列（2）可知收入差距對環境質量的影響在10%的水平上顯著，系數為-0.206 9，說明收入差距的擴大會導致環境質量的惡化，這與現有研究結論相一致，由此H3 得到驗證。列（3）檢驗了收入差距和環境質量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在收入差距對經濟增長抑制總量的傳導中，環境質量的影響系數為0.293 5 且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表明收入差距通過其外部作用抑制環境質量的改善，從而阻礙經濟增長，由此H4得到驗證。具體來看，環境質量的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5.9%，說明環境質量起到了顯著的部分中介效應，同時也從側面反映出收入差距對經濟增長還存在其他影響渠道。此外，雖然目前收入差距通過環境質量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較小，但隨著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穩定前行，人們對環境質量的要求越來越高，收入差距通過環境質量因素對經濟增長產生的影響也會逐漸增強。

表3 中介效應回歸結果

3.3 門檻效應模型估計結果

為對面板模型的門檻存在性進行檢驗，本文基于Hansen 的方法估計動態門限面板模型，通過相關門限值進行有效性判斷與檢驗。根據表4 所示結果，單一門檻通過了1%統計水平的顯著性檢驗，雙重門檻未通過，故模型選擇單重門檻是合理的。

表4 門檻值估計與檢驗結果

為了進一步檢驗門檻變量的穩健性，本文選取五組不同的控制變量做門限回歸。根據表5 所示結果，在不同控制變量的模型回歸下，列（1）至列（5）的門限值差異不大且均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這表明選取環境質量作為門檻變量具有一定科學性和合理性。

表6 是不同控制變量下門限模型的回歸結果。本文選取列（5）來分析環境質量對經濟增長的門檻效應。當環境質量小于0.461 3 時，收入差距的作用系數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且為0.198 6，即收入差距的擴大會促進經濟增長。當環境質量大于0.461 3 時，收入差距的作用系數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且為-0.058 2，即收入差距擴大會抑制經濟的增長。這是因為環境質量處于較低水平時，恰好也是在改革開放后，我國以一種“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粗放式發展模式來促進經濟飛速發展的時期，該階段政府著力于打破收入分配制度的平均主義，通過差異化個人收入實現提高工作效率的目標，因此收入差距的擴大有利于對微觀經濟主體形成激勵效應，從而促進經濟的增長[1]；而隨著環境質量的提高，表明中國經濟逐漸從最初的以犧牲環境資源為代價的粗放型增長轉向以創新為驅動力的高質量發展，此時收入差距的擴大不僅會惡化社會資源的錯配，降低經濟運行效率，同時也會因破壞社會和諧、降低人民幸福感而阻礙經濟增長。說明環境質量的改善會使收入差距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性質發生變化，具有門檻效應，由此H5 得到驗證。

表6 動態門限估計結果

4 結論與建議

本文選取2009—2020 年30 個省份的面板數據，從綠化建設、污染排放、垃圾處理三個維度，利用Topsis熵權法計算出各區域的環境質量指數，采用動態面板模型分析收入差距、環境質量與經濟增長三者之間的關系；運用中介效應模型識別環境質量對經濟增長影響的中介傳導機制；運用動態門限模型分析環境質量帶來的門檻效應。主要結論如下。

（1）收入差距、環境質量分別對經濟增長具有抑制和促進作用。此外，就業、資源稟賦結構、外商直接投資均對經濟增長有正向溢出作用，人口規模與經濟增長負相關，政府支出對經濟增長影響并不顯著。

（2）從中介效應來看，環境質量在收入差距影響經濟增長的過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表明收入差距通過發揮其外部性，引致環境質量下降，從而阻礙經濟增長。

（3）從門檻效應來看，環境質量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存在單重門檻。當環境質量低于門檻值時，收入差距的擴大對經濟增長具有促進作用，反之則有抑制作用。

基于上述結論，本文提出如下建議。

（1）應加強宏觀調控來縮小收入差距。具體而言，政府應擴大公共服務供給，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逐步消除戶籍人口與非戶籍人口在公共服務與社會福利方面的待遇差別，通過合理分配公共資源、完善轉移支付等措施增強社會保障體系的托底功能和可持續性[60]；應深化稅制改革，特別是個人所得稅改革，強化自動穩定器作用，完善稅收征管制度與地區工資增長機制，通過嚴格執行個人所得稅累進稅制、提高最高稅率、出臺財產遺贈稅、降低資本要素向少數人群集中的乘數效應、建立健全捐贈機制、鼓勵高收入群體參與慈善公益事業等措施來縮小社會貧富差距[57]；應著力推動區域一體化建設、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通過城鄉互助、農村合作社、土地經營改革等措施來促進鄉村發展，并以此緩解由城鄉發展不均衡而引致的城鄉收入差距過大等問題[61]。

（2）充分發揮環境質量促進經濟增長的中介效應。具體而言，地區政府應當積極探索“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轉化路徑模式，加強環境治理、發展綠色金融、支持綠色創新[62]，推動傳統產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以改善環境質量，推動綠色低碳發展為抓手，構建產業生態化和生態產業化的生態經濟體系，發揮生態環境倒逼、引導、優化和促進經濟增長的加速器作用[63]。

（3）實施適宜的環境規制與收入分配政策，確保收入差距對經濟增長的正向促進作用。環境質量與收入差距的匹配性對促進經濟增長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政府應保證環境規制與收入分配政策的穩定性與適應性[62]，結合區域環境與收入分配特征，精準實施各類政策規劃，通過優化環境質量與收入差距的匹配模式，降低資源錯配程度，實現以提升環境質量為目的的收入分配改革，為區域經濟增長開辟新路徑[64]。

與現有研究相比，本文率先關注了環境質量視角下收入差距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并運用動態面板模型、中介效應模型、動態門限面板模型展開實證分析，這是對經濟增長理論的有益嘗試，但也存在一定不足。首先，本文以中國30 省份為研究對象，但由于部分相關收入差距和地區環境數據的缺失，對地區收入差距與環境質量水平的測算有所不足。其次，本文未能充分結合中國區域收入、環境、經濟發展的特征，細致探究不同區域背景下三者的作用機制。最后，本文未能從空間關聯角度出發，進一步探究環境質量視角下收入差距對經濟增長空間溢出效應，研究深度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