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環保背景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研究
——基于上市企業的實證分析

■ 楊先

中國科學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北京 100190

0 引言

2015 年10 月召開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把創新和綠色擺在一個非常突出的位置。并且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我們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而且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023年11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亞太經合組織第三十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加快推動發展方式綠色低碳轉型，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為了實現經濟與環境協同共進，今年來我國大力實施綠色創新戰略，將綠色創新戰略作為解決環境問題的根本之策[1]。對于綠色創新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世紀90年代，主要是指綠色技術創新。綠色技術是指降低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減少污染類型的技術[2]。綠色創新不僅體現創新的經濟效應，而且還強調與生態效應相統一，如何推動綠色創新是綠色發展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在影響綠色創新的因素研究中，通常會把環境規制因素作為重點考慮因素，比如：采用環境強度來衡量環境制度研究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2][3]。但是鮮有文獻考慮到企業高管相關背景對于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企業高管的相關經歷會對企業的決策和績效產生重要影響。企業高管綠色背景意味企業高管擁有綠色、可持續、環保相關的專業學習、項目以及工作等經歷[4]，也意味著將稀缺的注意力投入到企業可持續發展問題上來，從而可能對企業綠色創新產生促進作用。在異質性分析方面，由于國有企業和重污染企業受到政策規范程度比較大，故是否國有企業和是否重污染行業企業為重要考慮的情景因素?；诖?，本研究以上市企業為研究對象，構建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分析企業的異質性，來研究企業高管環保背景對于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

本研究的邊際貢獻：（1）研究企業高管環保背景能否對企業綠色創新產生影響，是不是企業具有環保背景的高管越多那么企業綠色創新的程度就越高；（2）由于重污染行業企業和國企自身綠色創新驅動力比較強，綠色創新與高管環保背景可能相關性不大，高管環保背景對于企業綠色創新只會在非國企和非重污染行業企業發揮作用；（3）進一步豐富高層梯隊理論和烙印理論，為政府機關制定企業可持續政策和企業實施綠色化戰略提供指導意義。

1 理論綜述與研究假設

1.1 企業高管背景相關研究

根據高層梯隊理論，企業高層會根據自己的價值觀和經驗等特征對企業經營和績效產生影響[5]。烙印理論探討了企業績效改變的背后原因，起源于生物學，在特定環境中會存在“敏感期”，在敏感期會形成適應環境的“印記”，這些印記會產生慣性并對主體產生持續的影響,最早引入組織研究是組織的成立初期如何影響組織結構[6]?；诟邔犹蓐犂碚摵屠佑±碚?，企業高管團隊特征會對企業的決策和績效產生重要影響，例如：高管團隊信息技術背景、年齡、教育背景、職業背景、海外經歷會對數字化戰略決策和推進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產生影響[7][8][9][10]。CEO 金融背景通過提升自信程度和緩解融資約束推進實體企業金融化[11]；高管學術經歷能夠降低企業債務融資成本[12]。擁有貧困經歷高管的企業會提升其所在企業的慈善捐贈水平[13]。高管的政府背景更有利于獲取政治資源和貸款從而使其對公司價值產生影響[14]。CEO 職業經歷越豐富，那么在行為決策上越會表現出強烈的風險偏好傾向，從而促進企業創新水平[15]。除此之外，還有企業高管的財務經歷[16]、從軍經歷[17]、家鄉任職經歷[18]會對企業金融策略、綠色創新等績效產生影響。

1.2 企業高管環保背景與企業綠色創新的關系

高管的環保背景可能會對企業績效產生影響，一方面具有環保背景的企業高管對企業綠色創新具有更加高的認知能力，更能推動企業綠色創新。公司高層對于企業可持續發展的決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高管對于綠色發展的關注程度[5]。具有環保背景的企業高管具有更高的道德標準和社會責任感，關注企業的可持續問題，將企業更多資源投入到企業綠色發展上面。企業綠色創新強調創新的可持續性[3]，與綠色化發展高度相關。具有環保意識的高管更能將外界環境規制和綠色化產品需求識別為企業發展的機會，使企業經營往綠色化模式發展。高管具有環保經歷，更加熟悉可持續發展的行動，具有更強的意識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更加能夠意識到開發綠色產品和采用綠色技術的好處，那么更能意識到綠色創新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具有環保背景的高管更加具有資源獲取能力推動企業綠色創新。根據社會資本理論，個人通過他們的成員身份在社會結構中獲取稀缺資源的能力，那么具有環保背景的高管根據自身過往經歷更加具備獲取綠色資源的能力。根據市場信號理論，環保背景的企業高管向外界傳遞了環保信號。綠色創新涉及大量投資，那么企業綠色創新就需要企業獲取資源，能實施綠色創新戰略并及時將其轉化為綠色專利成果，更加有利于企業獲得資金投入[19]。投資人受到道德約束影響，會把資金投入到綠色創新程度高的企業[20]，企業聘請環保背景高管越多越能吸引綠色投資者的進入[4]。同時，企業聘請環保背景高管順應了政府環保政策發展目標，政府更愿意將資源投入到環保背景高管所在企業。

順應過往研究，我們的研究提出相應的理論假設：H1：高管環保背景能夠促進企業綠色創新。

1.3 企業高管環保背景的異質性分析

根據高層梯隊理論，企業管理者會根據自己所處的特定環境來制定策略。是否國企在公司治理以及公司的許多方面存在很多差異[21]，國有產權的實際控制權屬于政府部門，也意味著政府部門有著極其集中的控制權[22]。 國有企業的負責人主要是由政府任命[23]，那么國有企業在制定策略時，規范約束比較強，會更加考慮政府綠色化轉型政策。在企業高管團隊的權力分配上，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也存在著明顯區別[24]。由于重污染行業企業往往更能受到國家政策關注，面臨更大的環境規制和約束[25]，重污染行業企業對綠色創新的意愿和動力可能更強[1]。因此企業所有制性質和是否重污染行業的異質性是本文所要重要考慮的情景。

企業所有制的異質性。一方面，我國國有企業比民有企業占據更好的發展優勢[3][26]，政府會向國有企業投入更多的資源，例如國有企業相對于非國有企業會獲得更多補貼。國有企業獲取資源能力更強，也自然會使用更多資源投入到企業綠色創新之中；另外一方面，國有企業具有更強的談判能力，聘任具有環保背景的高管是為了樹立企業良好形象，從而具有環保背景的高管并不會推動企業綠色化發展[4]。國有企業更能獲取經濟資源，受到環境制度約束的程度更大，國有企業自身更能夠推動企業綠色化發展。因此，本研究提出第二個假設：

H2：高管環保背景在促進企業綠色創新中，非國有企業比國有企業發揮的作用更強。

企業是否屬于重污染行業的異質性。企業的綠色創新與所處行業是否屬于重污染行業密切相關[27]，重污染行業企業受到政府政策約束比較多，在環保問題上受到政府關注比較大。重污染行業企業為了緩解金融約束和合法性壓力，重污染企業更加傾向于實施綠色創新戰略[3]。因此，本研究提出第三個假設：

H3：高管環保背景在促進企業綠色創新中，非重污染行業企業比重污染行業企業發揮的作用更強。

2 研究設計

2.1 樣本選取與數據

本研究采選用2011～2021年A 股上市企業數據進行實證分析，高管環保背景數據借鑒王輝等[4]方法來測算上市企業高管環保背景狀況，通過文本分析企業高管簡歷來判斷企業高管是否具有環保背景，如果相關企業高管簡歷中包含 “清潔能源”“環境”“環?！薄靶履茉础薄吧鷳B”“低碳”“可 持 續”“節能”“綠 色”等關鍵詞的樣本，那么該企業高管為具有環保背景高管。根據企業相關職責崗位，選取董事長、副董事長、總裁、總經理、以及副總經理為企業高管樣本。企業綠色創新程度用企業當年獨立申請綠色專利數作為替代變量，該數據來源于國泰安數據庫、CNRDS 數據庫、wind 數據庫，其余數據來源于國泰安數據庫。

為了保證回歸結果的準確性，對數據進行常規化處理：一是去掉金融類、ST企業和數據缺失的樣本；二是對連續變量上下1%的縮尾處理。

2.2 模型設定

環保背景高管是否能夠促進企業綠色創新，為探討高管環保背景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參考研究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因素相關文獻，采用當期綠色專利數據當作被解釋變量[2][28]，本研究構建如下模型：

其中，被解釋變量Patenti,t表示企業i 在t 年綠色創新程度，核心解釋變量是Epddumi,t和Epdi,t,Epddumi,t表示i企業在t 年有無環保背景高管，Epdi,t表示i 企業在t 年高管環保背景程度的代理變量,Epd 是環保背景英文首字母的縮寫，Controls 表示控制變量集合。ε是指時間固定效應，σ表示企業固定效應，ui,t為隨機擾動項。

被解釋變量：企業綠色創新程度。企業綠色專利申請數量通常代表著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方案已經成熟，研究通常采用綠色專利申請數量衡量企業綠色創新程度[2][3][28][29]。本研究采用當期上市公司獨立申請的綠色專利數(綠色發明專利和綠色實用新型專利)作為企業綠色創新程度的代理變量，并且加1取對數，記為Patent。

核心解釋變量：高管環保背景。參照王輝等[4]衡量高管環保背景方法，本文采用是否聘任環保背景高管（Epddum）和聘任環保背景高管的程度（Epd）作為核心解釋變量，前者為虛擬變量，如果企業當年聘請環保背景高管則為1，否則為0；后者為企業聘請高管環保背景的程度，企業當年聘請環保背景高管數量加1取對數。

其他控制變量：公司規模（Size）、公司年齡（FirmAge）、資產負債率(Lev)、總資凈利潤(ROA)、現金流比(Cashfow)、董事人數(Board)、獨立董事比例(Indep)、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Top1)、兩職合一(Dual)、是否國企(SOE)會對企業的績效產生影響，把以上變量當做本研究的控制變量。時間跨度為2011～2021年。

主要描述性統計如表1。

表1 描述性統計

3 實證結果

3.1 高管環保背景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

如表2所示，第（1）列是有無環保背景高管對企業綠色創新影響的基準結果，結果表明在其他因素不變條件下，高管環保背景對綠色創新的影響系數為0.026，通過了顯著性檢驗。換言之，高管環保背景對企業綠色創新具有促進作用。第（2）列是高管環保背景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基準結果，結果表明在其他因素不變條件下，高管環保背景對綠色創新的影響系數為0.0356，通過了顯著性檢驗。換言之，高管環保背景對企業綠色創新具有促進作用，企業具有環保背景的高管越多企業綠色創新程度就越大，從而驗證了研究假說H1。

表2 基準回歸結果

3.2 高管環保背景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的異質性分析

如表2 回歸所示，本文檢驗不同所有制企業高管環保背景對于綠色創新的影響。（3）至（4）列是非國有企業聘任環保北京企業高管對于綠色創新的影響，（5）至（6）列是國有企業高管環保背景對于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從第（3）列可得，在對非國有企業數據進行回歸中，有無高管環保背景（Epdum）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系數為0.05，并且在1%水平下顯著。從第（4）列可得，在對非國有企業數據進行回歸中高管環保背景(Epd)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系數為0.0612，并且在1%水平下顯著；從（5）和（6）列得知在國有企業中，有無高管環保背景（Epddum）和高管環保背景（Epd）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系數分別為-0.00168 和0.0082，并且都不顯著。由上可得，通過分組，高管環保背景在促進企業綠色創新中，在非國有企業的作用更明顯，驗證了研究假設H2。

如表2 回歸所示，本研究檢驗是否重污染行業企業高管環保背景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第（7）列和第（8）列是非重污染行業企業高管環保背景對企業綠色創新影響的實證結果，第（7）列是非重污染行業企業有無高管環保背景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系數為0.0352 且在5%水平下顯著；第（8）列為非重污染行業企業高管環保背景程度對企業綠色創新影響的實證結果，系數為0.0533 且在5%水平下顯著。以上表明，在非重污染行業企業中，企業高管環保背景促進企業綠色創新。第（9）列和第（10）列是重污染行業企業高管環保背景對企業綠色創新影響的實證結果，重污染行業企業對企業綠色創新影響的回歸系數為負且不顯著。由上可得，高管環保背景在促進企業綠色創新的過程中，只在非重污染行業企業發揮作用，重污染行業企業綠色創新與企業高管的環保背景沒有太大關系。因此驗證了研究假設H3。

3.3 滯后效應檢驗：高管環保背景的時滯性分析

考慮到高管制定政策會從長期出發，企業的政策實施會對企業產生持續影響。參考王馨等[27]、he 等[30]的做法，本研究選取t+1期和t+2期的企業申請綠色專利數量進行考察，通過高管環保背景對于企業綠色創新的滯后期進行實證檢驗。

表3 回歸結果，表明高管環保背景對企業綠色創新滯后期的影響。第（1）列是高管環保背景對企業綠色創新未來第1年的影響，系數為正，且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高管環保背景對于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企業高層在制定政策后，會產生比較長的時間影響，考慮到高管環保背景對于企業綠色創新會產生長期影響。

表3 時滯性分析回歸結果

3.4 穩健性檢驗：綠色專利的衡量范圍是否影響高管綠色背景的作用機制

更換被解釋變量。在替換被解釋變量方面，理由與上文類似。企業綠色專利申請數量通常代表著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方案已經成熟，研究通常采用綠色專利申請數量衡量企業綠色創新程度[2][3][27]。參考靳毓等[1]方法將企業獨立申請綠色專利數量和聯合申請綠色專利數量作為兩個衡量企業綠色創新程度的代理變量，本研究采用當期上市公司聯合申請的綠色專利數量(綠色發明專和綠色實用新型專利)作為企業綠色創新的代理變量，并且加1取對數，記為P1。數據來自CSMAR 數據庫，時間跨度為2011～2021 年。表4 第（1）列回歸結果表示，有無高管環保背景對企業綠色創新產生影響；表4第（2）列回歸結果表示，高管環保背景能夠促進企業綠色創新。

表4 穩健性檢驗

3.5 內生性檢驗：高管環保背景促進企業綠色創新的內生機制分析

不考慮到企業管環保背景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會存在內生性。綠色創新程度高的企業，為了尋求企業可持續發展，會聘任環保背景高管參與到企業管理之中，故高管環保背景與企業綠色創新之間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關系。

參考相關文獻，通常會把同行業其他公司高管相關經歷均值作為工具變量，用同行業高管經歷上一期的均值對該企業當年高管相關背景產生影響。比如：盧建詞等[3]將同行業前兩期其他公司企業高管綠色經歷作為工具變量；周楷唐等[13]將同行業其他企業前一期學術經歷均值作為工具變量。

本研究將同行業其他企業高管環保背景比例均值作為工具變量（Instrumental Variable, IV），因為考慮到同行業其他企業高管環保背景均值會影響企業聘請環保背景高管決策，不會對企業綠色創新水平產生影響，所以滿足外生性和相關性的條件。

表5是工具變量檢驗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實證檢驗結果。第（1）列和第（3）列為第一階段回歸結果，回歸系數分別是1.831 和2.57，顯著為正，表明該企業所在行業環保背景均值比例與企業高管環保背景呈顯著正相關關系，工具變量具有相關性。第一階段F值分別為249.8和233.8，大于經驗值10。不可識別檢驗Kleibergen-Paap rk LM 統計量和弱工具變量檢驗Cragg-Donald Wald F統計量都大于Stock-Yogo 弱工具變量10%偏誤水平下的臨界值16.38，拒絕原假設，則說明不存在弱工具變量問題。第（2）列和第（4）列是第二階段回歸結果，在2SLS估計下，系數分別為0.922 和0.656，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上述檢驗表明，本文選取的工具變量合理可靠，說明企業高管環保背景對企業綠色創新有正向促進作用，假設1仍然成立。

表5 內生性檢驗

4 結論

本研究以上市企業2011～2021 年的29686 個樣本，實證檢驗了高管環保背景對于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并將研究樣本進行分組進一步探索高管環保背景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1）有無高管環保背景會對企業綠色創新產生影響，企業聘任高管人數越多越有利于推動企業綠色創新；（2）企業高管環保背景對企業綠色創新的促進作用只會在非國企和非重污染行業企業發揮作用，在國企和重污染行業企業不會發揮作用；（3）企業高管環保背景凸顯了企業決策層的“環?！蹦芰?，具有更強的認知和資源獲取能力推動企業綠色創新。

本研究基于以上結論提出以下政策建議：（1）政府要采取積極的措施推動企業綠色創新。要推動企業綠色化發展，增強其創新能力，政府要對非國企和非重污染行業企業要加大政策規范力度，對國企和和非重污染行業企業的高管要增加環保培訓力度，使其高管具有更強的綠色化轉型能力；（2）企業要增強高管的環保意識和經歷。企業要促進其綠色創新，一方面可以聘任一定數量的環保背景人才擔任企業高管，另一方面企業可以對高管組織環保培訓學習，增加企業高管的綠色創新意識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