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定量法學研究的發展趨勢及經驗啟示

*［收稿日期］2023-10-14

［基金項目］湖南大學重點前沿交叉學術研究項目：數量法學理論、方法及其應用（521208163）。

［作者簡介］謝欣，湖南大學法學院與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法學院聯合培養博士研究生。

［1］ 在實證法學研究中，通過對研究對象的觀察、實驗和調查會產生大量數據，必須對這些數據進行統計分析，探尋各個影響變量之間復雜的因果聯系。此即所謂的計量法學研究方法，也即“定量法學研究方法”，采用該方法的法學研究范式即“定量法學研究”。 參見屈茂輝：《民法實證研究中的計量方法》，載《法學研究》2012年第1期，第52頁。

文章編號：2097-020X（2024）01-0050-14DOI：10.20034/j.cnki.hxfxpl.2024.01.005

[摘 要]國際上采用定量法學研究范式開展研究發軔于20世紀初，已有100多年的歷史，該研究范式逐步成為法學學科的重要范式，學術深度與廣度逐步拓展?？v觀國際定量法學研究的最新動態，在合同法、家庭法、侵權法、犯罪學、司法制度、憲法、法制史、法學教育、法律職業等領域均有廣泛涉及。國際定量法學研究表現出如下三大發展趨勢：研究趨勢呈現科技化、智慧化、未來化，研究主體、研究內容與方法采用逐漸多元化，研究陣地與平臺建設呈擴散趨勢。當今，國際定量法學研究在世界法學學術界逐漸成了一種主導趨勢，對其前沿進展與發展趨勢進行考察，能夠使我們更好地了解該研究范式的發展邏輯和國際影響。

[關鍵詞]法學研究方法；定量研究；實證研究；前沿進展；發展趨勢

[中圖分類號] G254.21 [文獻標識碼] A

定量法學研究是研究具有數量關系的法律現象的法學研究方式，是采用社會科學定量研究方法來對法律制度與法律現象進行研究的范式。［1］定量法學研究至今已有100多年的歷史。20世紀初，美國就出現了采用定量方法對法學與法律問題進行研究的雛形。到目前為止，北美洲的美國及歐洲、亞洲等地的頂尖法學院已成為定量法學研究的學術重鎮，產生了大批研究成果，定量法學研究在國際法學學術界逐漸成了一種主導趨勢。當下，國內學者對國際定量法學研究的成果梳理十分稀缺，分析該領域的國際前沿進展與發展趨勢，對我們擴展法學研究學術視野、梳理定量法學研究學理思路、建立定量法學研究平臺不無裨益。

一、國際定量法學研究的前沿進展

從國際上看，定量法學研究成果數量豐富，涉及法學學科領域種類繁多。筆者通過登錄Hein Online、Google Scholar、Web of Science等數據庫，使用“Quantitative Legal Research”“Empirical Legal Research”等關鍵詞，主題或全文檢索《實證法律研究期刊》（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法律與社會評論》（Law & Society Review）及《法律與經濟學期刊》（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等期刊，梳理并選取近年來有關定量法學研究的代表性論文，解讀該領域最新的研究成果。［2］

（一）定量法學研究與合同法

眾多學者對合同法的細分主題采用了定量法學研究方法開展研究。倫納特（Lennart）等采用實驗方法，比較了短期合同與長期合同在信息不對稱情境下買賣雙邊關系中的表現。他們發現與短期合同相比，長期合同能夠使買賣雙方實現更穩定的供應關系，因為在短期合同的情形下買方將更可能拒絕履行合同。［3］湯特魯普（Tontrup）等考察了如何在合同行為中對抗和消除誘導者和被誘導者間存在的復雜性誘導性干預，他們認為人們具備自我管理（BSM）的能力。他們擴展了BSM策略在退休儲蓄計劃中的應用，認為采用該方法能夠在不增加成本的情況下提高儲蓄率。［4］針對買賣合同中普遍存在的注意條款，阿貝爾（Arbel）等考察了“大寫或加粗”條款的有效性。研究使用了實驗方法，發現大約四分之三的買賣合同至少包含一個全大寫段落，且發現增加注意條款并不能明顯達到其初始目的，研究人員呼吁放棄該類型條款的使用。［5］還有研究者從定量方法的角度出發探討違約的道德價值，米特朗德（Mittlaender）認為法律并不懲罰違約行為，也不必然要求承諾人履行承諾，而是旨在補償真正的受害者。文章認為如果違約是公平的，且承諾人避免了異常高的損失而發生違約，那么則可以合理地將合同解除。［6］戈杜西（Ghodoosi）探討了不可抗力條款在合同中是如何分配風險的，他采用機器學習和自然語言處理方法，基于對不可抗力條款和行為經濟學的實證分析，提出了一種基于承諾人依賴程度的后驗分析方法，以確定最公平和最有效的風險分配框架。［7］卡利里斯（Moszoro）等運用算法數據閱讀和文本分析方法，將受到公眾監督行業使用的合同（又稱“公共合同”）與非政府實體的合同進行比較，發現公共合同篇幅更長，且具有更多基于規則的嚴格條款。［8］

（二）定量法學研究與家庭法

在家庭法方面也出現了采用定量研究方法的研究成果。米勒（Miller）研究了由疾病導致的收入降低對家庭脆弱性的影響，研究使用了縣級季度層面的面板數據，并利用《帶薪病假法》實施過程中所產生的地理和時間差異，對政策實施差異進行了事件分析。研究發現《帶薪病假法》使個人破產申請數量減少了11%，但該項法律的出臺對企業的破產申請幾乎沒有產生影響。［9］在已婚婦女收入法案（MWEAs）和已婚婦女財產法案（MWAs）的差異比較方面，阿爾沙（Alshaikhmubarak）等研究了兩部法案對人類行為的影響，以及該影響是如何進一步影響女性財富持有和教育成就的。他們使用回歸分析考察了1860年至1920年美國人口普查個人數據，最終發現財產法案可能導致單身女性生育率的降低。［10］遺囑爭議案件是家庭法乃至法學領域的新話題?；纛D（Horton）等對遺囑爭議案的一些關鍵問題，包括遺囑類型、遺囑條款、導致沖突的因素以及訴訟的成本、時間和結果等方面進行了探討，研究以近年來加利福尼亞州舊金山的443次遺囑認證為基礎，發現了遺囑類型和遺囑條款與爭議的發生有一定的關聯性，還得出了遺囑爭議案件的成本、時間和結果與案件的復雜程度和爭議程度有關的結論。［11］丹妮拉（Daniela）等研究了2006年《意大利家庭法》中一項制度的改革，即離婚夫婦的共同監護制度。該制度的出臺使共同法定監護率提高了約75個百分點。該研究采用雙重差分法，發現共同監護制度的頒布顯著增加了起訴率和庭審的審判時長。［12］

（三）定量法學研究與侵權法

在侵權法方面，也有學者針對眾多細分主題采用了定量研究方法開展研究。張永健等發現不少國家和地區的司法機關會判決侵權人對被侵權人受到的人身損害支付賠償，但法官或陪審團卻難以量化人身損害程度。他們采用我國臺灣地區法院的案件數據，分析了有關人身損害賠償構成的詳細信息，發現人身損害造成的醫療費用、受傷程度和原告索賠的金額高度相關。［13］迪爾巴里（Dillbary）等認為群體責任會鼓勵侵權行為，并刺激個體與盡可能多的侵權者一起行動。他們采用200多名受試者的數據，通過一系列刺激性實驗，對以上的假設進行了實證檢驗，研究表明群體責任可以通過使個體認為侵權行為對受害者和社會而言是公平的來刺激其侵權行為的發生。［14］達夫（Dove）等研究了美國侵權法案改革是如何影響各州的創業活動的。他們使用了《國家侵權法改革數據庫》（第6版）以及考夫曼指數，發現侵權法案改革通常與創業活動的增加呈正相關的關系。［15］澤農（Zenon）等研究了美國侵權法是否能夠防止疏忽行為。他們探討醫療過失責任制度改革是否會影響住院患者的安全，發現與對照州相比，改革后住院患者的安全水平有不同程度的下降，進而提出了侵權法無法防止疏忽行為的觀點。［16］

（四）定量法學研究與犯罪學

定量法學研究對警務領域保持著高度關注?？扑估↘oslicki）對從美國200個警務機構收集來的視頻進行定量內容分析，發現非軍事化警務在社區警務中出現的頻率更高。［17］比約克（Bjerk）討論了增加警方資金是否有助于逮捕更多的罪犯。研究使用2007年至2017年美國50個大城市的故意殺人案數據，在對警察預算進行衡量以及對不同類型社區的受害者進行統計后，最終并沒有發現假設是正確的。［18］在警察人事管理政策如何影響警察不當行為方面，珊森巴赫（Schanzenbach）通過將各類警務人員的工作行為作為數據來源，并整合現有關于警察不當行為的文獻來分析警務人員管理，發現警務是一份安全且高薪的工作，警察在退休之前幾乎沒有職業的流動，但缺乏經驗的警察可能會出現不當行為，同時也更有可能接受高風險的任務。［19］

從多個角度對死刑進行分析，也是國際定量法學研究的熱點之一。在評估死刑的威懾能力方面，帕克（Parker）采用帶有工具變量的兩階段最小二乘法來研究。研究發現，沒有證據能夠表明死刑能阻止行為的發生。［20］尤默（Ulmer）等通過使用2000年至2010年賓夕法尼亞州18個縣的880起故意殺人案的數據，通過傾向得分加權模型，來研究縣與縣法院之間對死刑案件起訴和量刑的變化因素。研究發現特定的縣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他們認為除了廢除死刑外，沒有切實方法來消除地域的差異性。［21］法爾（Farr）對婦女殺母行為導致死刑判決結果的具體因素進行了考察。研究采用故意殺人審判結果的數據，發現被判處死刑的婦女患嚴重精神疾病的比率較低，而因為受虐待引發報復以及經濟利益因素而實施殺人行為的比率較高。［22］

（五）定量法學研究與司法制度

在司法制度國際定量法學研究中，與法官相關的研究成果繁多。恩格爾（Engel）等探索了存量案件數量對司法決策的影響，以及增加司法人員對改善司法決策是否有效。他們在以色列司法部門進行了一項自然隨機實驗，發現案件數量的減少對司法決策結果產生了重大影響，并發現了增加司法人員后司法決策將對原告更有利的現象。［23］托雷斯（Torres）等采用來自新澤西州兩個司法管轄區的284起保釋聽證會案件數據進行研究，發現司法判決過程中的疲勞因素使一名法官中斷了庭審，并影響了另外兩名法官保釋金額決定的正確性。［24］坎貝爾（Campbell）等從1960年至2015年涉及行政部門的案件數據中發現，美國聯邦地區法院法官（審判法官）隨著年齡的增長，對行政部門的支持程度將會降低，政治變量、法官的資歷以及引入的其他變量不會逆轉這一結果的發生。［25］克諾什（Knoche）等從美國西南部一所少年法院收集的86起犯罪案件的聽證會錄音和檔案材料中發現，法官與青少年的互動（例如，對話的長度）和青少年案件的判決結果有著顯著關聯。［26］加勒特（Garrett）等研究了刑事案件中目擊者證詞的作用。他們招募了1684名模擬陪審員來進行模擬審判，研究發現目擊者在作證過程中，作證時越自信，模擬陪審員認同該證詞的概率將會更大。［27］卡利里斯（Kalliris）等討論了單人法官小組能否加快刑事司法審判速度。他們利用了2012年6月至2014年1月間希臘法庭所審理的1463起毒品販賣案件數據集，并以審判所需時間作為效率的衡量標準，發現單人法官小組與三人法官小組的效率是相當的。［28］

對最高法院進行研究一直是國際定量法學研究的傳統之一。對于最高法院的工作內容，博雅（Boyea）等采用新近數據研究并揭示了美國州最高法院的案件類型呈現穩定趨勢。刑事與合同上訴案件呈增加趨勢，債務和不動產上訴案件有所減少，侵權上訴案件則相對穩定。行政法、家庭法和房地產上訴案件在表現出一段時間的穩定趨勢后，最近一段時間有顯著下降趨勢。［29］博德里（Boddery）等探討了最高法院傳達其政策法令的方式是否會影響公眾對其的評價。研究人員使用實驗設計，發現當美國最高法院將政策法令傳達至整個法院系統，而非特定法官時，公眾更傾向于給予法院正面評價。［30］霍頓（Holden）等考察了最高法院的同行效應。他們使用1946年以來美國最高法院所有的裁判數據，來構建法官同行對法院裁判的影響模型，發現大法官同行的態度可能會以直接或間接方式對最高法院法官的裁判產生影響。［31］索爾伯格（Solberg）等使用司法選舉數據庫和兩個在線實驗進行研究，發現選民在決定是否支持美國州最高法院女性候選人時，不會受到法院性別多樣性的影響。［32］阿希（Ash）使用1947年至1994年所有美國州最高法院發布的判決構建了一個數據集，研究并發現法官本質上是有動機作出高質量司法裁判的，且在一定程度上更偏向于提升案件質量而非僅追求案件數量。［33］

（六）定量法學研究與憲法

對憲法相關的數據集進行定量研究是實證法律研究學者的關注點，但近年來成果明顯減少，本節將呈現2010年以來較重要的幾項研究。奇爾頓（Chilton）等利用196個國家的憲法權利數據集和《世界發展指標》數據，采用實證檢驗來驗證教育與醫療權利的保有是否與政府支出增加有關，進而考察憲法與社會權利對社會支出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兩者在統計意義上并無關聯。［34］維爾斯蒂格（Versteeg）等通過對1776年至2011年間美國所有州的憲法進行編碼并將美國各州憲法與世界各國憲法進行系統比較，發現了州憲法的三個特征。其一，州憲法與世界上大多數憲法一樣，文件同樣是相當冗長而詳盡的；其二，各州憲法經常被修改或大修；其三，州憲法均包含與教育、勞工、社會福利與環境相關的權利。［35］維爾斯蒂格（Versteeg）通過對世界憲法文本綜合數據集的分析，來考察美國憲法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其他國家正式憲法的頒布和修訂。數據表明，幾十年來，其他國家越來越少地以美國憲法為藍本來制定本國憲法，但發現《加拿大權利和自由憲章》越來越多地影響了其他國家憲法的制定。［36］

（七）定量法學研究與法制史

采用實證方法對法制史進行定量分析一直受學者關注，但關注點主要落腳于方法論構建層面。默雷爾（Murrell）等在法律史研究中首次使用主題建模方法，該方法是一種用于分析大型語料庫的無監督機器學習技術。他們認為，主題建模方法可以成為法制史研究的有力工具，并能夠使傳統的法制史與經濟學產生連接效應。主題建?？梢詾榉ㄖ剖费芯刻峁┒繑祿?，反過來，這些數據可以在今后的法制史研究中以另外一種形式呈現。［37］拉斯克（Laske）提出了語料庫方法，采用該方法可以快速閱讀法律史料，使用檢索語言數據的計算技術來研究源文本，它可以對單詞、短語以及語法模式進行詳細檢索，提供定量與定性的經驗數據。該方法更加適合于比較法制史研究。［38］米勒（Miller）等創建了一個全球沖突事件的數據集，時間跨度為公元前1468年至2003年，數據集內附有沖突發生的精確地理坐標、年份、參與者和最終結果，他們通過該數據集評估了沖突發生與國家經濟發展之間的互動關系。［39］辛格（Singh）使用從美國版權登記局、國會圖書館和版權公共記錄官方網站中挑選出來的包含瑜伽版權標題組成的數據集，發現從1937年到2015年，有關瑜伽的版權增加了14000%。但同一時期，美國版權作品總體增長徘徊在300%左右，這一差距突顯了一個世紀以來瑜伽版權在美國的極端增長，證明瑜伽這一世界遺產的私人持有已被美國版權法“合法化”了。［40］

（八）定量法學研究與法學教育

據統計，從法學院畢業的法科學生人數逐年上升，凸顯了法學教育研究的重視程度。近年來，有多項關于法學教育的重要研究從定量方法角度進行了切入。如麥金泰爾（McIntyre）等研究了法學院畢業生就業時的經濟狀況是否能夠預測收入的長期差異，研究發現在法學院學生畢業的頭四年收入有較大差異，但在他們獲得工作經驗之后這種差異正在逐漸消失。同時，研究還發現長期收入差異也趨向于變小。［41］納文（Naven）等通過解讀《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前14強法學院的各項指標來衡量前14強這一信號對法科學生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影響。他們利用美國律師協會提供的學生數據，來估計就讀特定法學院的因果影響，然后使用非連續回歸方法來估計前14強和非前14強法學院間的學生差異，研究發現是否從前14強法學院畢業是學生畢業后從事律師工作能力強弱的一個顯著信號。［42］對于《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對法學院進行排名會對學生哪些方面產生影響，羅科尼（Rocconi）等使用法學院學生學習參與度調查數據，探索法學院排名與學生學習參與度之間是否存在關聯。調查結果顯示，法學院排名與學生學習參與度之間沒有關系，該排名只與學生對法學院的滿意度存在微弱正向關系。［43］

（九）定量法學研究與法律職業

20世紀中葉以來，法學學者對法律職業，主要是律師職業的研究淵源深厚、成果豐富，當然也不乏通過定量研究方法進行研究的成果。從美國排名前十的法學院畢業即從事律師的畢業生收入是否會高于其余法學院，奧耶爾（Oyer）根據對律師問卷調查的數據，發現以上假設是成立的，即法律勞動力市場中可能存在精英學校的溢價。［44］凱（Kay）等研究了律師提供公益法律服務的過程，他開發了一套綜合理論模型，并發現心理特征、律師事務所規范以及資金提供等一系列因素共同影響著律師提供公益法律服務的積極性。［45］利斯托金（Listokin）等則通過美國疾病控制中心管理的國家健康數據，系統衡量了律師的幸福感水平。研究使用了較大的律師樣本量，發現與傳統觀點相反，律師的幸福感并非處于高水平，他們還發現律師的心理健康程度與其他受過教育的專業人士（如醫生）心理健康程度相當。［46］馬爾科維奇（Markovic）等研究了法律職業的性別是否會引起薪酬差距，根據得克薩斯州全職律師的調查數據，他們發現由于性別產生的男性與女性的薪酬差距約為每年3.5萬美元。［47］

二、國際定量法學研究的特征趨勢

在對國際定量法學研究進行前沿進展考察的基礎上，可以觀察到進入新世紀以來，該研究領域顯現出諸多新特征。當今國際定量法學研究文章發表數量較以往呈現井噴趨勢（見圖1），并且形成了以美、德、英、西、中為主要發表國家的研究版圖（見圖2）。［48］同時，在研究關注點、研究陣地、研究基礎、研究主題和研究趨勢等方面，與以往相比呈現出諸多變化，值得我們特別關注。

圖1 Web of Science定量法學研究文章發表數量走勢圖

圖2 Web of Science定量法學研究文章發表作者國家分布條形圖

（一）研究趨勢呈現科技化、智慧化、未來化

隨著新興科技在世界范圍內的出現與發展，國際上越來越多學者將大數據、人工智能技術與定量法學研究進行了深度結合。［49］定量法學研究是一種通過收集和分析法律數據來研究法律現象的方法，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能幫助研究者更有效地處理和分析龐大的法律數據，［50］從而揭示法律現象的深層次規律和趨勢。計算機科學的誕生和發展為法律研究帶來了新的可能性。最開始，國際定量法學研究學者主要使用基本的統計方法和計算機技術來處理法律數據，由于計算機技術和數據收集手段的限制，定量法學研究在這一時期的發展相對較慢。隨著個人電腦的普及和互聯網的發展，研究者開始關注如何將計算機科學應用于法律文本分析、法律信息檢索等領域，代表性成果包括詞頻統計、法律數據庫建立等。［51］21世紀以來，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的快速發展為定量法學研究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在此階段，研究者開始嘗試利用機器學習、自然語言處理等先進技術分析法律數據。［52］同時，大量的法律數據被整理成結構化格式，為定量法學研究提供了豐富素材。當下，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在國際定量法學研究領域的應用已經成為主流。［53］研究者不僅能利用各種先進的技術和算法處理海量的法律數據，還可以通過預測模型、推薦系統等方式為研究提供支持。質言之，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與定量法學研究進行結合可以看作計算機科學、互聯網技術與定量法學研究相互交融的過程。同時，我們也應看到，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在國際定量法學研究領域的應用仍然面臨諸多挑戰，如數據質量、隱私保護、倫理道德等問題，我們需要關注這些問題，以確保定量法學研究的可持續發展。

當下國際定量法學研究與大數據、人工智能結合的方式有很多。在數據收集方面，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可以幫助研究者收集整理海量的法律數據，如法律法規、案例、公共政策等。通過網絡爬蟲、自然語言處理等技術，研究人員可以自動從互聯網上抓取相關數據，來提高數據收集的效率。芝加哥肯特法學院丹尼爾·馬丁·卡茨（Daniel Martin Katz）開發了一種專注于法律和監管文本的自然語言處理和機器學習程序，用于針對法律數據庫中各種司法文檔構建預訓練模型。［54］在數據預處理方面，對于定量法學研究，數據預處理是其中的關鍵步驟。自然語言處理（NLP）技術可以幫助研究者從非結構化的法律文本中提取關鍵信息，如法條、案由以及裁判結果等。日本先端科學技術大學院佐藤?。↘en Satoh）作為國際法律信息學領域的知名學者，認為傳統的自然語言處理技術在處理長句時存在困難，提出用抽象意義表示（AMR）來分析法律文件，并捕捉單詞級別的語義信息，試圖解決以上問題。［55］此外，人工智能還可以用于文本清洗、去重和標注等任務，以提高數據質量。［56］對于數據分析，通過機器學習和數據挖掘技術，研究者可以發現法律數據中的潛在規律和趨勢。例如，可以運用關聯規則挖掘、分類和聚類算法，找出不同類型案件的特征和相似之處；或者利用時間序列分析，預測未來的裁判趨勢。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邁克爾·博馬利托（Michael Bommarito）基于機器學習和司法預測技術，通過提取1816年至2015年間超過24萬次大法官投票和28000起裁判案件結果，構建了一個定量模型來預測美國最高法院的裁判走向，這項技術在案件結果預測層面達到了70.2%的準確率。［57］總之，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為定量法學研究提供了強大支持。國際定量法學研究學者利用這些技術提高了數據收集、處理、分析的效率，有利于發現法律現象的深層次規律和趨勢，從而為法律實踐和政策制定提供有力支持。斯坦福法學院法律信息學研究中心（Stanford Center for Legal Informatics，CodeX）、佐治亞理工學院法律分析實驗室（Legal Analytics Lab）等機構，都為大數據、人工智能與定量法學研究的結合作出了重要貢獻，推動了該交叉領域的快速發展。

（二）研究主體、研究內容與方法采用逐漸多元化

國際定量法學研究的主體包括了司法和行政機構，如英國司法部、皇家法律委員會、勞工和養老金事務部，德國聯邦議院、聯邦司法部，美國聯邦司法中心、執法援助署、國家法院中心等；以及受福特基金會、美國律師基金會、羅素·塞奇基金會、國家科學基金會等資金資助的法律研究機構，如著名的蘭德公司受資助出版了大量以定量研究方法進行研究而取得的法律研究成果。［58］在世界范圍內，牛津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明尼蘇達大學、英國憲法研究所、英國罪犯研究所、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法蘭克福社會科學研究所等科研機構，都在大量產出定量法學研究成果。實際上，以定量法學研究方法為重心的研究學派，在某種意義上使本國的法學研究實現了轉向，［59］在研究成果中摻雜了多學科因素，研究學術基礎得到了強化，研究的跨學科性逐漸凸顯。在研究方法論的跨學科特征上，許多具備經濟學、［60］政治學，［61］甚至是信息科學等學科的自然科學背景學者加入了定量法學研究領域。

隨著世界法治進程向縱深發展，國際定量法學研究選題逐漸多元化，早期的研究領域集中于犯罪統計學、司法程序、法律職業等比較單一的研究主題。目前，研究主題日漸關注新型法律制度、知識產權、［62］公司法、破產法研究，［63］研究選題領域愈來愈廣泛，國際定量法學研究的學術選題也逐漸多元化。例如，在環境法領域，定量法學研究深入探討了環境法的法律效果、實施情況、司法適用等問題；［64］在知識產權法領域，定量法學研究分析了知識產權法的保護效力以及法律制度設計等問題；［65］在人權法方面，研究了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人權法律制度和實踐情況等。［66］除此之外，定量法學研究還可以涉及國際商法、金融法等領域，以及法律教育、法律實效、司法行為等更具體的主題。國際定量法學研究選題多元化反映了該領域學者對法律領域不斷發展的關注。

另外，在具體定量方法的選擇上，學者逐漸使用大數據等新方法、新手段來探究法律現象。［67］自里·洛文杰（Lee Loevinger）在其1948年發表的《數量法學：法學的未來》一文中首創“法學統計學”以來，定量法學研究方法已從法學研究方法上升成為法學研究范式，他將統計方法引入法學研究領域之中，對傳統的以定性分析為主的法學研究方法造成了很大沖擊，對傳統法理學（Jurisprudence）也造成了巨大沖擊。［68］定量法學研究在早期流行描述性統計分析，但隨著計算機的出現和統計軟件的運用，運用推斷性統計分析在目前成為主流。前沿的定量法學研究已經采用大數據進行相關性和因果推斷，目前定量法學研究聚焦于法律現象的因果關系，［69］甚至有采用機器學習方法進行因果推論的文獻出現。［70］定量法學研究本身就是一種方法論，有學者指出，“如果研究無法作因果推論（causal inference），只能發現相關性（correlation），或只是作描述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就很難登在第一流的期刊”。［71］據筆者觀察，國際定量法學研究學者采取該類方法進行研究的成果在數量上遠遠多于國內學者，我們要特別關注定量法學研究方法的最新進展。實證法律研究可分為兩類：一類主要進行法社會學研究，以社會科學定性研究方法為主；另一類則為定量法學研究。通過文獻可以發現，目前國際上的趨勢并非兩種方法的分化，而是更加強調如何將兩種方法進行融合，以更好地服務于研究主題。［72］定量和定性方法可以和平共存，甚至能形成共生關系，只要研究者保持開放的心態，并對每種方法的優勢和劣勢保持敏感態度。［73］定量法學研究方法應用的多元化還需在以下方面引起警示，如在研究方法采用不斷拓展的情形下，如何確保研究結果的準確性和可靠性，如何確定研究設計和方法的合理性，如何平衡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的關系，等等。這些問題需要定量法學研究學者在研究過程中認真考慮和解決，從而提高定量法學研究的信度與效度。

（三）研究陣地與平臺建設呈擴散趨勢

某個學術領域研究學者、研究成果數量的眾寡根本上取決于該領域研究陣地打造的力度，學科領域是否活躍往往和研究陣地密切相關。國際定量法學研究在協會及年會機制建設方面的經驗源遠流長。學科領域發展的基礎在于學者，建立學者學術交流機制在國際定量法學研究的歷史經驗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定量法學研究已經在實踐中發展了百余年，該領域的交流機制已經趨于完善。重要的啟示是，國際定量法學研究協會、年會與期刊的機制建設是歷史規律發展的結果，學者互動對定量法學研究的發展起著關鍵作用。質言之，國際定量法學研究學界的陣地可以分為協會、年會、期刊以及網絡平臺等幾個層面。

首先是協會方面。以美國為例，社會科學學科領域的學術性協會，不管是全國性還是地區性的，都是由大學二級機構成立或共同成立，力圖凸顯該協會的學術性、專業性。耶魯大學法學院的美國法律經濟學協會、馬薩諸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法學院的法律與社會協會、康奈爾大學法學院的實證法律研究協會，都是美國定量法學研究方面有影響力的學術性協會。其次是年會方面。由學術性協會定期舉辦學術年會是定量法學研究學者交流互鑒的重要方式，方式一般情況下是面對面的，不開放線上直播。例如，2022年第16屆美國實證法律研究協會年會在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法學院舉辦，參會學者近300人，三天會議時間內設置了26個分會場和112篇會議報告?？梢哉f，定期舉辦的每一場年會都是一次學術盛宴。歷屆經過會議報告后的論文，經過專家反復打磨，大部分被推薦發表在世界知名期刊上，如《實證法律研究期刊》、［74］《金融經濟學雜志》（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75］《芝加哥大學法律評論》（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76］另外在歐洲，每兩年也定期召開一次實證法律研究年會。再次是期刊方面。同樣以美國為例，定量法學研究期刊往往附屬于協會，是學者成果交流的主要陣地，如《法律與社會評論》《法律經濟學期刊》《實證法律研究期刊》。期刊不論是在定量法學研究理論和方法論更迭，還是在定量法學研究領域拓展，抑或是在對定量法學研究成果向世界擴散傳播方面，均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期刊具有跨時間與跨地域的特點，越來越多的國際學者加入了定量法學研究的隊伍之中。最后是學術網絡平臺。學術網絡平臺是國際定量法學研究成果擴散傳播的又一利器，國際社會科學領域和定量法學研究學者在研究過程之中主要使用SSRN與Google Scholar。這兩個平臺具備文章快速發布與引用兩大功能特點。許多國際法學學術期刊在注釋方面都需要標注Google Scholar的出處鏈接，據此便能看出其地位。然而，不排除有一部分上傳平臺的文章存在文章質量不足和時效性弱的問題。因此，我們對這一類型的陣地要給予足夠的辨別力并力求取之精華。

三、國際定量法學研究的經驗啟示

從國際定量法學研究的前沿進展與發展趨勢可以看到，定量法學研究在國際法學界逐漸成了法學的主流研究范式。這種范式在生成過程中，包括了定量法學研究方法的進化、研究基礎的夯實與研究平臺的建立等若干因素，對包括我國在內的世界各國學者產生了重要的學術影響，也為我國在推動定量法學研究方面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研究經驗。定量法學研究本質上是法學方法論的變革。從方法論的視角來考察，國際定量法學研究蘊含了社科性和流程化雙重顯著特征，值得我國相關學者熟悉與借鑒。［77］

（一）明確定量法學研究的社科性

關于法學是否屬于社會科學，在我國出現過一段時期的學術爭辯。［78］針對此問題，國際法學界也發出過不同的聲音。［79］可以肯定的是，定量法學研究的研究對象是法律制度與法律現象的運行過程，它注重對運行過程中所產生的數據進行系統收集，結合定量方法對法律制度提出假設進而檢驗該假設。［80］實際上，定量法學研究就是運用社會科學領域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來探究法律現象的運作規律。國際定量法學研究學界主要采用社科研究方法中的定量研究方法來展開學術研究。［81］強調定量法學研究的“社科性”，意味著必須將法學研究置于社會科學的范疇中進行。法學研究不僅僅是單純的“書本上的法”，更要關注法律在現實社會中的實際運作及其效果，展開“行動中的法”（law in action）研究。［82］國際定量法學研究的社科性特征，是國內法學學者可資借鑒的寶貴經驗。

國際上，定量法學研究使用的定量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兩種類型，即描述性統計和推斷性統計。描述性統計是研究數據本身的特征，它主要用于對數據的分布、中心趨勢、離散程度等特征進行描述和總結。描述性統計不考慮樣本的大小和抽樣誤差，其目的在于對數據進行簡要概括和描述。［83］如貝克（Baker）等學者通過對美國殘疾人就業狀況的描述性統計分析，以及對實施美國殘疾人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ADA）后殘疾人就業變化數量進行分析，探討ADA對殘疾人就業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在ADA實施后，殘疾人就業人數增加了，而且他們的就業狀況也有所改善。［84］推斷性統計是研究總體參數的特征，它基于樣本數據對總體參數進行推斷和估計。推斷統計通過抽樣和統計推斷方法來推斷總體參數的特征，并通過假設檢驗、置信區間等方法對推斷結果的可靠性進行評估。［85］因果推斷是推斷性統計中的一類方法，其研究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它需要排除其他可能的解釋因素來推斷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因果推斷需要進行實驗設計和隨機化控制，以消除其他可能的因果解釋因素的干擾。定量法學研究學者往往使用政策評估定量方法對因果關系進行測度，學者采用該方法對刑事司法、律師職業、知識產權、隱私權等法學分支領域進行了深入研究。具體方法包括實驗、斷點回歸、雙重差分、工具變量、配對、事件研究法等。［86］我國學者也逐漸開始采用國際上最新的研究方法進行定量法學研究。屈茂輝創新性地采用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方法對違約金酌減的影響因素進行了考察，發現不同性質與不同類型的合同會對違約金的酌減結果產生不同影響。［87］陳天昊等采用雙重差分法對檢察行政公益訴訟制度進行了研究。［88］吳雨豪采用傾向得分匹配方法對認罪認罰“從寬”裁量模式進行了分析。［89］

（二）推進定量法學研究的流程化

“流程化”是國際定量法學研究的另一顯著特征。定量法學研究的流程化主要是指學者在運用定量法學研究方法時，通常包括三個確定不變的研究流程：即確定研究問題、數據收集和數據分析。［90］確定研究問題是進行研究的第一步，即需要明確研究的目的、假設和問題等。確定研究問題需要根據待研究法學或法律問題的理論和實踐，結合實際情況與數據來源等影響因素，以保證研究問題具備科學性和可研究性。［91］數據收集是定量法學研究的核心環節，操作上往往需要采集和整理與研究問題相關的數據來回應問題。定量法學研究通常采用問卷調查、實驗、統計數據等方法來收集數據。在數據的收集過程中，需要考慮樣本選擇、數據來源可靠性以及有效性等因素，來保證數據的信度與效度。定量法學研究方法的使用依賴于數據是否相關和完善。在法律數據庫的建立與完善方面，國際上一些國家的立法、司法與執法數據建設得非常完善，如大學間政治研究聯合會數據庫（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ICPSR）、聯邦法院綜合數據庫（Federal Court Integrated Database）、比較憲法項目（Comparative Constitutions Project，CCP）數據庫等，數據庫的完善建立給定量法學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最重要的是它們基本上都面對公眾開放。數據分析是指將收集到的數據進行描述和解釋的研究過程。在此過程中，要根據研究問題和所收集到的數據特點選擇合適的分析方法，如假設檢驗、回歸分析和干預分析等，來確保數據分析的科學性。流程化方法使得研究更具科學性和可操作性，要重點關注流程化對指導國內定量法學研究的基礎性作用，以期研究者能更好組織和開展定量法學研究。

總之，國際定量法學研究歷史悠久，學理完善，學術沉淀。近年來，我國定量法學研究的發展迅速，如湖南大學法學院已經開始招收數量法學博士研究生，并主辦數量法學論壇，至今已組織了九屆，論壇組織在研究成果交流、學者互動方面提供了良好平臺。期刊方面，《湖湘法學評論》《山東大學學報（哲社版）》等期刊逐漸成為中國定量法學研究學者的陣地。當然，在未來發展過程中，我國法學法律研究在借鑒和引入國際定量法學研究的前沿方法論、研究視角時，必須秉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揚棄思維，正確把握我國國情，并立足本土，做符合我國法治、法律和法學真實情況的研究，力爭在中國法學的數智化轉型進程中逐步提升我國定量法學研究的世界影響力。

【Abstract】The use of quantitative legal research paradigm i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riginated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nd that research paradigm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branch of the legal discipline. It has gone through more than one century of history， and the academic depth and breadth have gradually improved. Looking at the latest development in international quantitative legal research， it is widely involved in the fields such as contract law， family law， tort law， company law， criminology， judicial system， constitution， legal history， legal education， and legal profession. The international quantitative legal research reflects the following three major development trends： the research trend presents a trend of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and futurism， the research subjects， research content， and methods are gradually diversified，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esearch platforms and platforms is showing a diffusion trend. Today， international quantitative legal research has gradually become a dominant trend in the world legal academic community. Examining its cutting-edge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can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logic and international impact of this paradigm.

【Keywords】legal research methods; quantitative research; empirical research; frontier progress; development trends

（責任編輯：王中）

［2］ 以下前沿進展分類方法綜合考慮了國內和國際共同適用的法學領域劃分標準，因英美法系并無一個統一獨立的民法部門，故在劃分時使用了合同法、侵權法等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通用的標準。

［3］ Lennart C. Johnsen， Abdolkarim Sadrieh & Guido Voigt， “Short-term vs. long-term contracting：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the ratchet effect in supply chain interaction，”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Vol.30 （2021）， p.2252.

［4］ Stephan Tontrup， Christopher Jon Sprigman， “Self-nudging contracts and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autonomy—Analyzing the prospect of behavioral self-management，” 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Vol.19 （2022）， p.594.

［5］ Yonathan A. Arbel & Andrew Toler， “All-Caps，” 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Vol.17 （2020）， p.862.

［6］ Sergio Mittlaender， “Morality， compensation， and the contractual obligation，” 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Vol.16 （2019）， p.119.

［7］ Farshad Ghodoosi， “Contracting risk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aw Review Vol.2 （2022）， p.805.

［8］ Marian Moszoro & Pablo T. Spiller & Sebastian Stolorz， “Rigidity of public contracts，” 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Vol.13 （2016）， p.396.

［9］ Michelle M. Miller， “The impact of paid sick leave laws on consumer and business bankruptcies，” 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Vol.19 （2022）， p.844.

［10］ Hazem Alshaikhmubarak， Geddes R. Richard & Shoshana A. Grossbard， “Single motherhood and the abolition of cover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Vol.16 （2019）， p.94.

［11］ David Horton & Reid Kress Weisbord， “Probate Litig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aw Review Vol.3 （2022）， p.1149.

［12］ Guido De Blasio & Daniela Vuri， “Effects of the joint custody law in Italy，” 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Vol.16 （2019）， p.479.

［13］ Chang Y. C. & Eisenberg T. & Li T. H. & Wells M. T.， “Pain and suffering damages in personal injury cases： an empirical study，” 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Vol.14 （2017）， p.199.

［14］ Dillbary J. Shahar & Cherie Metcalf， “Incentivized tor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115 （2020）， p.1337.

［15］ John A. Dove & Laura R. Dove， “US state tort liability reform and entrepreneurship，” Review of Law & Economics Vol.16 （2020）， p.45.

［16］ Zenon Zabinski & Bernard S. Black， “The deterrent effect of tort law： Evidence from medical malpractice reform，”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Vol.84 （2022）， p.102638.

［17］ Wendy M. Koslicki， “Recruiting warriors or guardians？ A content analysis of police recruitment videos，” Policing and Society Vol.31 （2021）， p.702.

［18］ David Bjerk， “Mandatory minimum policy reform and the sentencing of crack cocaine defendants： an analysis of the Fair Sentencing Act，” 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Vol.14 （2017）， p.370.

［19］ Max Schanzenbach， “Policing the police： personnel management and police misconduct，” Vanderbilt Law Review Vol.75 （2022）， p.1523.

［20］ Brett Parker， “Death penalty statutes and murder rates： Evidence from synthetic controls，” 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Vol.18 （2021）， p.488.

［21］ Jeffery T. Ulmer & Gary Zajac & John H. Kramer， “Geographic arbitrariness？ County court variation in capital prosecution and sentencing in Pennsylvania，” Criminology & Public Policy Vol.19 （2020）， p.1073.

［22］ Kathryn Farr， “Maternal filicide： risk factors for a death penalty outcome，” Criminal Justice Studies Vol.35 （2022）， p.385.

［23］ Christoph Engel & Keren Weinshall， “Manna from heaven for judges： judges reaction to a quasi-random reduction in caseload，” 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Vol.17 （2020）， p.722.

［24］ Luis C. Torres & Joshua H. Williams， “Tired judges？ an examination of the effect of decision fatigue in bail proceedings，”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Vol.49 （2022）， p.1233.

［25］ Tom Campbell & Nathaniel T. Wilcox， “Younger federal district court judges favor presidential power，”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63 （2020）， p.181.

［26］ Victoria A. Knoche & Shawn C. Marsh & Tahliah Skinner-Ling， “Exploring juvenile court outcomes as a function of judge‐youth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actions，” Juvenile and Family Court Journal Vol.73 （2022）， p.23.

［27］ Garrett B. L. & Liu A. & Kafadar， K. & Yaffe， J. & Dodson， C. S.， “Factoring the role of eyewitness evidence in the courtroom，” 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Vol.17 （2020）， p.556.

［28］ Konstantinos Kalliris & Theodore Alysandratos， “One judge to rule them all： Single‐member courts as an answer to delays in criminal trials，” 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Vol.20 （2023）， p.233.

［29］ Brent D. Boyea & Paul Brace， “Revisiting the business of state supreme courts in the 21st century，” 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Vol.18 （2021）， p.684.

［30］ Scott S. Boddery & Laura P. Moyer & Jeff Yates， “Naming names： the impact of supreme court opinion attribution on citizen assessment of policy outcomes，” Law & Society Review Vol.53 （2019）， p.353.

［31］ Richard Holden & Michael Keane & Matthew Lilley， “Peer effects on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Quantitative Economics Vol.12 （2021）， p.981.

［32］ Rorie Spill Solberg & Christopher T. Stout， “Is nine too much？ how the gender composition of state supreme courts influences support for female candidates，” Justice System Journal Vol.42 （2021）， p.291.

［33］ Elliott Ash & MacLeod W. Bentley， “Intrinsic motivation in public service：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state supreme courts，”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58 （1949）， p.863.

［34］ Adam Chilton & Mila Versteeg， “Rights without resources： the impact of constitutional social rights on social spending，”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60 （2017）， p.713.

［35］ Mila Versteeg & Emily Zackin，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exceptionalism revisite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Vol.81 （2014）， p.1641.

［36］ Mila Versteeg， “Law versus norms： The impact of human-rights treaties on national bills of rights，”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2015）， p.87.

［37］ David S. Law & Mila Versteeg， “The evolution and ideology of global constitutionalism，” California Law Review Vol.99 （2011）， p.1163.

［38］ Caroline Laske， “Corpus linguistics： the digital tool kit for analysing language and the law，” Comparative Legal History Vol.10 （2022）， p.32.

［39］ Charles Miller & Bakar K. Shuvo， “Conflict events worldwide since 1468BC： Introducing the historical conflict event datase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67 （2023）， p.522.

［40］ Singh Roopa Bala， “Yoga as property： a century of united states yoga copyrights， 1937-2021，” Denver Law Review Vol.99 （2021）， p.725.

［41］ Frank McIntyre & Michael Simkovic， “Timing law school，” 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Vol.14 （2017）， p.258.

［42］ Matthew Naven & Daniel Whalen， “The signaling value of university rankings： evidence from top 14 law schools，”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Vol.89 （2022）， p.102282-1.

［43］ Louis M. Rocconi & Austin T. Boyd， “Measuring quality in legal education：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w school rank and student engagement，”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 Vol.63 （2022）， p.1261.

［44］ Paul Oyer & Scott Schaefer， “The returns to elite degrees： The case of American lawyers，”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Vol.72 （2019）， p.446.

［45］ Fiona Kay & Robert Granfield， “When altruism is remunerated： Understanding the bases of voluntary public service among lawyers，” Law & Society Review Vol.56 （2022）， p.78.

［46］ Yair Listokin & Raymond Noonan， “Measuring lawyer well‐being systematically： evidence from the national health interview survey，” 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Vol.18 （2021）， p.4.

［47］ Milan Markovic & Gabriele Plickert， “The gender pay gap and high-achieving women in the legal profession，” Law & Social Inquiry Vol.48 （2022）， p.32.

［48］ 圖1、圖2數據來源于Web of Science文獻數據庫，該數據庫收納了較為全面的學術期刊文獻，檢索該數據庫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有效反映當今國際定量法學研究現狀。檢索方法：以“Quantitative Legal Research”為主題關鍵詞，在Document Types分類欄點擊“Article”，得到共計2957篇有關定量法學研究的文獻資料。

［49］ DoCarmo， T. & Rea， S. & Conaway， E. & Emery， J. & Raval， N.， “The law in computation： What machine learn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big data mean for law and society scholarship，” Law & Policy Vol.43 （2021）， p.170.

［50］ Devins， C. & Felin， T. & Kauffman， S. & Koppl， R.， “The law and big data，” Cornell Journal of Law and Public Policy Vol.27 （2017）， p.357.

［51］ Herbert M. Kritzer， Advanced Introduction to Empirical Legal Research， 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21.

［52］ Fahad ul Hassan， Tuyen Le & Xuan Lv， “Addressing legal and contractual matters in construction using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 critical review，” Journal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Vol.147 （2021）， p.03121004-1.

［53］ Wolfgang Alschner & Joost Pauwelyn & Sergio Puig， “The data-driven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20 （2017）， p.217.

［54］ Michael J. Bommarito II & Daniel Martin Katz & Eric M. Detterman， Research handbook on big data law， 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6， p.216.

［55］ Sinh Trong Vu & Minh Le Nguyen & Ken Satoh， “Abstract meaning representation for legal documents：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a human-annotated datase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 Vol.30 （2022）， p.221.

［56］ Venkat Gudivada & Amy Apon & Junhua Ding， “Data quality considerations for big data and machine learning： Going beyond data cleaning and transform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Advances in Software Vol.10 （2017）， p.1.

［57］ See Daniel Martin Katz & Michael J. Bommarito II & Josh Blackman， A general approach for predicting the behavior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https：//journals.plos.org/plosone/article？id=10.1371/journal.pone.0174698.

［58］ See Shamena Anwar， Patrick Bayer， Randi Hjalmarsson， et al.， Racial disparities in misdemeanor speeding convictions， https：//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research_reports/RRA1300/RRA1317-1/RAND_RRA1317-1.pdf.

［59］ Frans L. Leeuw & Hans Schmeets， Empirical legal research： A guidance book for lawyers， legislators and regulators， 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6.

［60］ Barseghyan L.， Molinari F.? & Morris D.S.， “The cost of legal restrictions on experience rating，” 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Vol.17 （2020）， p.38.

［61］ Phoebe Henninger， Marc Meredith & Michael Morse， “Who votes without identification？ using individual‐level administrative data to measure the burden of strict voter identification laws，” 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Vol.18 （2021）， p.256.

［62］ Jay P. Kesan， Anne Layne-Farrar & David L. Schwartz， “Understanding patent ‘privateering： a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Vol.16 （2019）， p.343.

［63］ Michelle M. Miller， “Who files for bankruptcy？ The heterogeneous impact of state laws on a households bankruptcy decision，” American Law and Economics Review Vol.21 （2019）， p.247.

［64］ Jason J. Czarnezki，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judicial decision-making，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and the chevron doctrine in environmental law，” the University of Colorado Law Review Vol.79 （2008）， p.767.

［65］ Irene Calboli & Maria Lillà Montagnani eds.， Handbook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search： Lenses， Methods， and Perspectiv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p.453.

［66］ Todd Landman，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A comparative study， Washington：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05.

［67］ Diamond， Shari Seidman， “Empirical legal scholarship： observations on moving forward，”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113 （2019）， p.1229.

［68］ Lee Loevinger， “Jurimetrics： the next step forward，” Minnesota Law Review Vol.33 （1949）， p.455.

［69］ Dane Thorley， “Randomness pre-considered： Recognizing and accounting for ‘de-randomizing events when utilizing random judicial assignment，” 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Vol.17 （2020）， p.342.

［70］ Barak-Corren Netta & Yoav Kan-Tor & Nelson Tebbe，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antidiscrimination laws on children in the foster care and adoption systems，” 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Vol.19 （2022）， p.1003.

［71］ 參見張永?。骸读炕蓪嵶C研究的因果革命》，載《中國法律評論》2019年第2期，第135頁。.

［72］ Aikaterini Argyrou， “Making the case for case studies in empirical legal research，” Utrecht Law Review Vol.13 （2017）， p.95.

［73］ Mark C. Suchman， “Toward a new legal empiricism：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and new legal realism，” Annual review of law and social science Vol.6 （2010）， p.555.

［74］ Robert P. Bartlett III & Justin McCrary， “Subsidizing liquidity with wider ticks： Evidence from the tick size pilot study，” 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Vol.17 （2016）， p.262.

［75］ Liu， Claire， Ronald W. Masulis & Jared Stanfield， “Why CEO option compensation can be a bad option for shareholders： Evidence from major customer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142 （2021）， p.453.

［76］ Talia B. Gillis & Jann L. Spiess， “Big data and discrimina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Vol.86 （2019）， p.459.

［77］ 不同于第二節對國際定量法學研究前沿方法發展趨勢的梳理，本節更側重于對定量法學研究方法特征的總結，以供國內定量法學研究學者借鑒。實際上，國際上有多部實證法律研究方法論著作可供國內定量法學研究學者學習并熟悉定量法學研究社科性與流程化的具體操作方法，例如：An introduction to empirical legal research（作者為Lee Epstein與Andrew D. Martin，Oxford University Press于2014年出版）；Advanced Introduction to Empirical Legal Research（作者為Herbert M. Kritzer，Edward Elgar Publishing于2021年出版）；Empirical legal research： A guidance book for lawyers， legislators and regulators（作者為Frans L. Leeuw與Hans Schmeets，Edward Elgar Publishing于2016年出版）。

［78］ 參見謝暉：《論法學研究的兩種視角——兼評 “法教義學和社科法學” 邏輯之非》，載《法學評論》2022年第1期，第17頁。

［79］ Kazimierz Opa?ek， Theory of Legal Science， Dordrecht： Springer Netherlands， 1984， p.531.

［80］ Tracey E. George， “An empirical study of empirical legal scholarship： the top law schools，” Indiana Law Journal Vol.81（2006）， p.141.

［81］ Michael McConville， Wing Hong Chui， Research Methods for Law，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7， p.46.

［82］ 參見程朝陽：《“行動中的法”教學理念及其實踐展開——以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法學院為例》，載《法學教育研究》2020年第4期，第231頁。

［83］ Christian Heumann & Michael Schomaker Shalabh， Introduction to statistics and data analysis， Gewerbesra?e：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Switzerland， 2016.

［84］ David C. Stapleton & Richard V. Burkhauser eds.， The decline in employment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 policy puzzle， Kalamazoo： Upjohn Press， 2003， p.279.

［85］ Pradip Kumar Sahu， Santi Ranjan Pal & Ajit Kumar Das， Estimation and inferential statistics， New Delhi： Springer New Delhi， 2015.

［86］ 參見徐文鳴：《法學實證研究之反思：以因果性分析范式為視角》，載《比較法研究》2022年第2期，第177頁。

［87］ 參見屈茂輝：《違約金酌減預測研究》，載《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5期，第108頁。

［88］ 參見陳天昊、邵建樹、王雪純：《檢察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的效果檢驗與完善路徑——基于雙重差分法的實證分析》，載《中外法學》2020年第5期，第1328頁。

［89］ 參見吳雨豪：《認罪認罰“從寬”裁量模式實證研究——基于部分城市醉酒型危險駕駛罪的定量研究》，載《中外法學》2020年第5期，第1231頁。

［90］ Lee Epstein & Andrew D. Martin， An introduction to empirical legal researc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15-20.

［91］ Herbert M. Kritzer. Advanced Introduction to Empirical Legal Research. 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21， p.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