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焦慮與父母教養方式的關系:現狀、不足與展望

白潔瓊,郭力平

(1.忻州師范學院 教育系,山西 忻州 034000;2.華東師范大學 教育學部,上海 200062)

焦慮是兒童常見的心理問題之一,是在面臨壓力和沖突時產生的一種情緒體驗。研究顯示,我國兒童中患有焦慮障礙的比例是10%-15%[1]。與攻擊、說謊、罵人等外化行為問題不同,焦慮往往具有較高的隱蔽性,容易被家長和教育者忽視。而焦慮得不到及時疏導,會給處于焦慮狀態中的兒童帶來更多問題。焦慮的兒童更難適應學校和社會,且多伴隨口吃、咬指甲、交流差、多動等常見行為問題[2]。兒童焦慮與孤獨等內化情緒問題有關[3]。

家庭是兒童成長的重要環境,父母教養行為會對其心理健康產生重大影響。西方學者于20世紀40年代開始關注父母教養方式與兒童焦慮的關系,國內二者關系的研究出現在21世紀之初。以往關于父母教養與兒童焦慮的研究雖然在樣本、方法和工具上存在差異,但結果卻是一致的,即父母教養方式與兒童焦慮之間存在相關。探討二者之間的復雜關系,對提升父母育兒的質量具有重要價值。

一、父母教養方式與兒童焦慮關系研究的核心議題

父母教養方式與兒童焦慮之間的關系研究主要關注兩個問題,一是父母教養方式與兒童焦慮的關系及其影響因素,包括教養方式與焦慮的不同類型、被試年齡及教養人性別;二是二者關系的作用機制。

(一)父母教養方式與兒童焦慮的關系

父母教養方式與兒童焦慮之間的關系是復雜的,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教養方式的不同類型。父母教養方式的類型很多,籠統地可以分為積極教養和消極教養兩大類。積極教養方式包括權威、民主、情感溫暖、接受參與、鼓勵自主等;消極教養方式包括專制、放任、拒絕、嚴厲懲罰、過分干涉等。不同類型的教養方式會對兒童焦慮產生不同影響。一方面,消極的教養方式與兒童焦慮普遍呈現出正向相關,即父母采取消極的教養方式會導致兒童高水平的焦慮。例如,父母過度干涉、拒絕否定、控制等會降低兒童的自我效能感,形成依賴性人格,進而引發更高水平的焦慮;父母的情感冷漠、敵意和攻擊會導致兒童對環境充滿敵意和威脅的感知,導致對自我的負面看法,從而增加焦慮。另一方面,積極的教養方式與兒童焦慮呈負相關。采用鼓勵獨立和情感溫暖等方式養育子女的父母,能民主平等地與孩子交流,有利于提高其自主性和成就感,進而緩解或消除焦慮。

第二,兒童焦慮的不同類型。兒童焦慮的類型包括:社交恐懼、考試焦慮、分離焦慮、廣泛性焦慮、軀體傷害、強迫性神經癥障礙、恐慌障礙等,其中社交焦慮和考試焦慮受到了較多關注?？傮w而言,無論焦慮類型如何,父母教養方式與兒童焦慮之間都存在著密切的關系。

第三,不同性別教養人對兒童焦慮的影響。家庭結構功能理論指出,家庭作為一個結構,每個成員都有其獨特的功能。近年來,父親參與教養受到學界廣泛關注,父親教養對兒童社交焦慮、分離焦慮、學習焦慮和考試焦慮等方面的影響已得到證實。然而,在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分工中,母親在教養時間、精力投入等方面遠超父親;父親和母親在教養實踐中的關注點也存在明顯差異,母親比父親更關注孩子的學業問題。加之男女先天條件不同,女性相較于男性更容易表現出焦慮特質,母親與子女交互的過程中更容易傳遞焦慮情緒和行為,從而使兒童習得焦慮[4]。這些因素均可能導致父親和母親在對兒童焦慮影響的過程中發揮不同作用。元分析也指出,母親教養方式與兒童焦慮之間的相關強度要高于父親教養方式與兒童焦慮之間的相關關系[5]。

第四,不同年齡段兒童的焦慮與父母教養方式的關系。年齡是焦慮的重要影響因素,兒童發展的每一階段都有其特殊的目的、任務和沖突。這意味著不同年齡段兒童的壓力源不同,因此焦慮體驗也是有差異的。這要求父母隨著兒童年齡的增長,一方面能夠準確識別兒童的焦慮類型,另一方面能夠靈活調整自己的教養方式,以緩解兒童的焦慮。目前,學界已經關注到了不同年齡段兒童的焦慮問題,也證實了不同年齡段兒童的焦慮均與父母的教養方式有關。這提示我們,父母教養方式對于任意年齡段兒童的發展都是至關重要的。

(二)父母教養方式對兒童焦慮的影響

隨著研究的深入,學界已不滿足于孤立地考察父母教養方式對兒童焦慮的影響,轉而關注父母教養與其他潛在因素的相互作用,以揭示父母教養方式對兒童焦慮影響的內在機制。

第一,中介作用。父母教養方式除了直接影響兒童焦慮外,還會通過中介因素對兒童焦慮產生間接影響。其中一個重要的中介因素為兒童的自我概念。當父母采用負向消極的教養方式時,自我概念起部分中介作用;采用正向積極的教養方式時,自我概念起完全中介作用[6]。這說明,父母的過度干涉、拒絕否定等教養方式一方面可以直接引發兒童的焦慮情緒,另一方面還會導致兒童形成錯誤的歸因和自我概念,否定自我能力,進一步加重焦慮情緒。而當父母情感溫暖、理解兒童時,有利于兒童形成積極客觀的自我認知,面臨問題時更為自信,焦慮水平更低。中介研究佐證了父母教養方式是兒童焦慮的一個風險因素,且會與其他因素共同作用,影響兒童的焦慮水平。

第二,調節效應。在現實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父母教養方式不良的兒童都會出現高水平的焦慮。大概有20%的兒童在遭受父母拒絕后,仍能保持良好的心理適應狀態[7]。據此,本文推測存在一些保護因素,可以緩解父母不良的教養方式對兒童帶來的負面影響。不同易感性模型指出,即使作用于兒童的環境要素相同,不同氣質類型的兒童也會產生不同的反應。兒童氣質的消極情緒維度在母親拒絕對兒童焦慮的影響中起到調節作用,較低水平的消極情緒可以緩解母親拒絕對兒童焦慮的消極影響[8]。家庭環境也是重要的調節因素,當家庭環境紛雜度較低時,父母積極教養方式能夠顯著負向預測兒童焦慮,而家庭環境紛雜度較高時,這種預測作用變得不顯著[9]。

二、研究不足與拓展空間

(一)父母教養與兒童焦慮的作用方向未明

目前父母主效應模型在國內該領域研究中仍占據主導地位,多數學者探討了父母教養對兒童焦慮的單向影響并得到了近乎一致的結果,即積極的教養方式與兒童低焦慮水平相關,消極的教養方式與兒童高焦慮水平相關。然而,有學者指出,兒童的廣泛性焦慮與父母放任型教養方式之間存在雙向預測關系[10]。在控制了母親初始的拒絕水平之后,兒童的焦慮能夠顯著預測一年后的母親拒絕[8]。據此本文推測,兒童焦慮與父母教養方式之間存在互為影響因素的“雙向作用”關系。

家庭影響的動態相互作用模型(Transactional Model)指出,發展是兒童與其環境之間雙向作用的結果。根據該理論,兒童焦慮不僅會受到父母教養方式的影響,還會反作用于父母的教養方式?？刂葡到y理論也指出,兒童和父母雙方通過上限控制和下限控制互相調節和塑造對方行為。當一方并不能改變另一方的行為時,會引發憤怒、挫折等過度反應,包括父母會選擇使用消極的教養方式。強迫模型(Coercion Model)理論也指出,困難型氣質的兒童容易引發其父母強制性的教養行為。上述理論指出,兒童自身的某些特點會影響父母對待兒童的行為。這提示未來研究可以突破環境對兒童的單向作用模型,基于雙向作用模型,采用追蹤研究或交叉滯后設計,以更好地探討二者之間的相互作用。

(二)特定焦慮類型與父母教養方式的關系未明

兒童在成長過程中會體驗到不同類型的焦慮情緒,但無論焦慮情景和類型如何,父母教養方式始終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這一點已經得到了實證研究證實。然而,尚未有研究探討某種特定的教養方式是否會對兒童某種特定的焦慮產生獨特而較強的作用。因此,我們無法判斷在面對兒童某種特定的焦慮問題時,采用何種教養方式能夠最為有效地緩解兒童焦慮,而哪種教養方式更容易引起某種特定焦慮,應該避免。未來研究可以采用更為復雜的設計,探討兒童焦慮的水平是如何隨著父母教養方式的變化而改變的,以更好地判斷特定教養方式對兒童焦慮的影響,從而為父母的教養實踐提供科學依據。

(三)父親和母親的交互作用未明

父親和母親作為育兒的合作伙伴,雙方對于彼此參與教養的態度和支持,會影響到其教養行為,進而影響兒童的發展。然而,目前學界仍處于單獨探討父母各自作用的階段,缺乏對父母交互作用的研究?！澳赣H守門”概念指出,與父親相比,母親通常承擔著兒童教養的主要責任,在孩子養育和家庭決策等方面擁有更多話語權。母親會認為父親在教養孩子上是“門外漢”,并出現“關門行為”,即對父親的參與持一種拒絕、阻礙、甚至否定的行為或態度?！瓣P門行為”會降低父親參與教養的意愿,而母親對父親參與教養的肯定、表揚等則會增加父親參與教養的信心與主動性。一方面,父親參與教養對減少兒童的壓力源、降低焦慮水平具有直接影響;另一方面,根據家庭系統理論“溢出”假說,父親參與又會通過母親的積極情緒、行為“溢出”對母親和兒童的互動產生影響,進而降低母親對兒童的負面影響?；诖?未來研究可以關注父母雙方的交互作用,可能更符合當前家庭教育的實際情況。

(四)年齡的累積效應或者消退效應未明

兒童年齡越小,父母在照顧低齡子女時越容易出現包辦代替、過度保護和溺愛等行為,這種控制會增加兒童的焦慮情緒[11]。隨著年齡增長,兒童各方面的能力都有所提高,父母會給兒童更多獨立自主的機會,從而降低其焦慮水平。從這一角度出發,父母教養方式對兒童焦慮的影響,可能會隨著年齡的增長出現消退效應。也有學者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父母與兒童之間的交互作用越來越多,加之父母對兒童學業表現等方面的期望和焦慮上升,二者的關聯也會隨年齡增長而增強[12],即年齡的累積效應。目前國內研究仍局限于橫斷設計,對于二者之間關系的變化無法給出科學而準確的結論。未來研究可通過追蹤研究,更好地揭示年齡對二者關系的影響。

三、研究展望

今后關于父母教養方式與兒童焦慮關系的研究可以在以下幾方面繼續探索。

第一,進一步明確二者之間相關的強度。未來研究有必要通過元分析等方法,對已有實證研究的數據進行再分析,以進一步揭示二者之間的關系問題。譬如,父母教養方式到底對兒童焦慮具有多大的解釋力度?哪種教養方式對兒童焦慮的影響最大?哪個年齡段兒童的焦慮與父母教養關系最強?兒童焦慮在性別上是否存在差異?城市正常兒童、流動兒童、留守兒童的焦慮強度是否有差異?這些問題都有待進一步明確。

第二,以系統化思維思考二者關系。未來研究可以構建更為復雜的模型,如通過有調節的中介模型,探討兒童自身因素(氣質類型、自我效能感、對沖突的解釋機制)、父母自身因素(父母情緒狀態、父母養育壓力)、成員關系(親子關系、親子依戀、同胞關系、夫妻關系)、家庭因素(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環境)、社會環境因素(社會支持)等對二者關系的影響。

第三,考慮研究方法的多樣性。國內對父母教養方式類型的判斷,基本上是通過問卷來確定的。國外學者將父母教養方式的研究方法(問卷法和觀察法)作為調節變量所做的元分析發現,觀察法所獲得的二者相關強度要高于問卷法[13]。這提示我們問卷法在收集數據上可能存在一定偏頗,造成數據分析中對二者關系的低估。未來研究可以將觀察、情境測驗等方法納入研究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