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文學—理論”三重動因與后人類生命世界的塑形

王 茜

（華東師范大學 國際漢語文化學院，上海 200062）

1977 年，美國后現代理論家伊哈布·哈桑發表了《作為表現者的普羅米修斯：走向一種后人類的文化》一文，其中說到“人類的形式——包括人類的欲望及其所有外在表現——可能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五百年的人類主義可能即將終結，它將自己轉變成我們不得不無奈地稱之為后人類主義的東西”①［美］伊哈布·哈桑著；張桂丹，王坤宇譯：《作為表現者的普羅米修斯：走向一種后人類的文化》，《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4期。，這是“后人類”概念的首次提出。普羅米修斯是古希臘神話中人類與女神的孩子，是天空和大地、自然和文明的聯結者，哈桑借助這個神話形象隱喻一種有可能融合“想象與科學、神話與技術、語言與數字”的新文明和新生命模式的未來?！昂笕祟悺辈⒎侵肝覀冏兂闪耸裁磁c之前不同的新物種，它是對一個人類自我認知、生命存在形態以及生命倫理觀正在悄然變革的時代的敏銳勾勒。這是一個由計算機科學、現代生物學以及新材料物理學等領域的科技創新開啟的時代，與歷史上前兩次技術革命相比，20世紀技術變革的與眾不同之處在于，技術已經不只是供人類改造世界的外在工具，而是反過來逐漸滲透主體的生命邊界，與主體融合，成為主體自身的內在塑形力量。當人工智能開始替代人類工作和從事藝術創作，輔助性醫療器械能夠與病人的身體有機融合，生命基因可以被編輯和改寫時，由文藝復興至啟蒙運動以來形成的近代人本主義生命觀便開始動搖，生命觀的變化又會引發人類對機器、動物以及人類社會中的弱勢群體等各種存在者的倫理態度的變化，一個歷史上從未曾有過的新生命世界正在形成中?！吧澜纭奔劝嫵梢粋€文明世界的全部物質存在，也包括其生存者的情感體驗、思想觀念、價值理想等一切使自然物理空間彌散著意義感的精神內容。技術、文學藝術和理論共同參與了后人類生命世界的塑形：文明世界的蛻變總是始于技術變革，技術使打破人類與非人類存在者的生命邊界在實踐上成為可能；文學藝術作為存在者在世經驗的表達與交流，既傳遞人們對于變革的期冀與憂患，又是對正在漸次鋪展的未來生活的“免疫式”適應訓練，文學不僅想象未來，而且作為行動的預警和提示影響著未來的走向；理論則負責從現實的砂礫之下發掘隱匿的礦脈，它通過創造新概念與新理論話語系統加速舊觀念的衰朽，并使那些原本微弱的發展傾向明晰化，發出關于新生命倫理觀和價值觀的洪亮宣言。并沒有突然降臨的后人類生命世界，我們已經處在由“技術—文學—理論”三重動因共同牽引的后人類生命世界的塑形過程中，下文將對這三重動因在彼此聯動關系中發揮作用的具體機制加以解釋。

一、科技：生命跨界的科學理論實踐與物質塑形

作為20 世紀最重要的科技成果之一，計算機科技不僅改變著人們的交流與工作方式，更引發了對主體性、人類與非人類生命邊界以及生命活動的本質等諸多問題的深層哲學思考，正如格雷戈里·貝特森［1］按：格雷戈里·貝特森（1904-1980）是英國著名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他將系統論和控制論引入社會和行為科學領域，在人類學、心理學、傳播學以及基于控制論和生態學的認知理論等多個領域做出了卓越的先驅性貢獻，代表著作包括《心靈與自然》《心靈生態學導論》《納文》等。［美］格雷戈里·貝特森著，殷曉蓉譯：《心靈生態學導論》，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第422頁。（Gregory Bateson）所說：“最近25 年，在我們關于環境是怎樣一回事，有機體是怎樣一回事，尤其心靈是怎樣一回事的認識方面，已經取得了非常巨大的進步。這些進步來自控制論、系統論、信息論以及相關科學?！雹侔矗焊窭赘昀铩へ愄厣?904-1980）是英國著名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他將系統論和控制論引入社會和行為科學領域，在人類學、心理學、傳播學以及基于控制論和生態學的認知理論等多個領域做出了卓越的先驅性貢獻，代表著作包括《心靈與自然》《心靈生態學導論》《納文》等。［美］格雷戈里·貝特森著，殷曉蓉譯：《心靈生態學導論》，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第422頁。在2023 年年初首映的電影《流浪地球2》中，計算機科學對社會生活的影響以生動的藝術形象得以呈現，影片中有兩個情節特別引人注意。其中之一是協助工程師工作的人工智能MOS，在影片前半段與人類進行語言交流時還完全無法對幽默做出恰當反應，發展到劇情后半段時已經能夠和人講冷幽默開玩笑，其表達方式越來越接近人類。第二個情節則是構成整部影片的一個關鍵主線，即人類未來究竟選擇像丫丫那樣變成數字化生命，將生命信息存儲在網絡上，還是堅決保留我們的物質性肉身，與地球一起流浪。這兩個情節關聯著計算機科學發展引發的兩個重要問題：一是由人工智能技術引發的對人類主體性的思考，二是在信息論、控制論影響下對生命的“祛物質化”理解。從心靈到肉身，構成人類生命的兩個基本支柱都在新技術面前遭遇質疑，發生動搖；并且由于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技術在日常生活多個領域中的應用，這種質疑與反思已經開始引起大眾的普遍興趣，這些都說明后人類生命世界的帷幕已經拉開。

在向后人類生命意識轉變的過程中，信息是一個關鍵詞。信息論的創始人、美國科學家香農（Claude Shannon）認為信息是用來消除隨機不確定性的東西，比如當我們在收音機嘈雜的沙沙聲中突然分辨出一句話時，這句話就代表著信息，信息意味著從隨機性中出現了某種模式，它是一種“沒有維度、沒有物質、與意義沒有必然聯系的概率函數”②［美］凱瑟琳·海勒著，劉宇清譯：《我們何以成為后人類》，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24頁。?？刂普摰牡旎司S納認為“信息既不是物質，也不是能量”。貝特森則認為信息的本質是差異性，感知就是從捕捉差異性的信息傳遞活動的開始。按照貝特森的看法，“人類感覺器官只能接收差異的信息，而且這些差異必須被編碼成時間進程中的事件（即成為有關變化的信息）后，才能被知覺到”③［英］格雷戈里·貝特森著，錢旭鴦譯：《心靈與自然》，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81頁。，所以信息是一個“與時間有著特殊關系的概念，它與‘改變’的概念有關，而非‘物體’的概念”④［英］格雷戈里·貝特森著，錢旭鴦譯：《心靈與自然》，第126頁。?？傊?，信息不是物質或實體，一旦信息傳遞被視為生命活動的本質，對生命存在的“祛物質化”理解也就順理成章。信息可以通過數學運算來表達，計算機從事信息處理工作的基本原理就是將外部指令轉化為以硅基芯片為媒介傳輸電信號的二進制運算活動?！坝嬎銠C在進行運算時，不過就是根據事先決定的一套固定規則從1和0 這兩個數字中進行一系列新的選擇。換句話說，計算機是由一組結構相同的替續器構造起來的，每個替續器只能處在兩個狀態中的一個，即‘通’或‘不通’?！雹伲勖溃菥S納著，郝季仁譯：《控制論或關于在動物和機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學》，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 年版，第93頁。在控制論的創始人科學家維納看來，有機生命體的神經系統運作機制正好與計算機的二進制運算原理相同，因為神經元細胞“動作起來就像理想的替續器……它們通常的生理活動極其符合‘全或無’原理，就是說，它們或者處在休止狀態，或者在‘激發’（fire）時歷經一系列與刺激性質和強度幾乎無關的興奮”②［美］維納著，郝季仁譯：《控制論或關于在動物和機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學》，第94頁。。以信息為中介，人腦與機器的隱喻關聯在控制論誕生之初便已經建立起來了。

20世紀三四十年代，科學家們嘗試研制一種能像有機生命體那樣對環境做出靈活反應的控制論機器。發明控制論機器的初衷原本是要模仿生物機體的活動方式與效果，但維納又反過來將作為被模仿對象的生物機體比喻為作為模仿者的機器，認為作為穩態機構的身體的內部組織本身就是“一個由恒溫器、氫離子濃度自動控制器、調速器等構成的系統，它相當于一個巨大的化學工廠”③［美］維納著，郝季仁譯：《控制論或關于在動物和機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學》，第90頁。，而“任何組織所以能夠保持自身的內穩定性，是由于它具有取得、使用、保持和傳遞信息的方法”④［美］維納著，郝季仁譯：《控制論或關于在動物和機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學》，第121頁。。許多科學家都嘗試通過研究大腦這個最完美的控制論系統獲得啟發，比如，1943 年美國科學家麥卡洛克（W. McCulloch）和瓦爾特·皮茨（W.Pitts）共同提出的神經元網絡模型，就是把神經元當作一種二元閾值邏輯元件，這開創了神經網絡研究的先河，也將計算機科學與神經生物科學密切地綁定在一起。在后來的理論發展過程中，雖然并不是所有研究者都贊同將主體活動解釋為大腦的邏輯運算，但這種觀點卻一直頗具影響力并成為人工智能技術的理論基礎。被稱為“人工智能之父”的科學家馬文·明斯基（Marvin Lee Minsky）就曾表示，“大腦不過是肉做的機器”，它通過其擁有承擔不同功能的數千個部件進行運作，“感覺”“情感”“意識”不過是眾多部件在極其復雜的配合關系下運作的結果。明斯基通過將大腦活動解釋為機器運算消除了主體的神秘性，在他看來，“人類的尊嚴正來自人類自身的構造：處理多種情況和困境的不計其數的方法。多樣性正是人和動物以及與過去所制造的機器的主要區別所在”⑤［美］馬文·明斯基著，王文革等譯：《情感機器》，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頁。，所以只要是對大腦的運行方式研究足夠細致，就必定能設計出接近人類智能的機器。這樣，通過把生命活動解釋為以邏輯運算為本質的信息活動，在大腦神經元活動與計算機運算之間建立隱喻關聯，將人類認知活動聚焦于大腦功能這幾個關鍵步驟，人類與智能機器的親緣關系就牢固地建立起來。

除了把人類生命視為一種高度復雜的控制論機器以外，推動人與機器生命邊界的融合還有一個關鍵步驟，就是人工生命的出現。凱瑟琳·海勒曾將控制論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以動態平衡反饋系統的研究為中心，第二階段以“反身性”概念為中心，就是將觀察者對系統的觀察也納入到原本只是作為被觀察對象的系統中，使之成為激發系統生成發展的一個內在構成部分，第一階段作為智能主體的動態平衡反饋系統發展為第二階段具有自組織自創生能力的遞歸系統。而“當自我組織不僅僅被當做內部組織的生產/再生產，而開始被理解為誕生新事物的跳板時，第三波控制論就涌現了。在急速發展的虛擬生命領域，計算機程序被設計出來，允許那些‘生物’（具體的計算機數據/編碼包）自發地向著程序設計員從未預想過的方向進化”①［美］凱瑟琳·海勒著，劉宇清譯：《我們何以成為后人類》，第14頁。，這就是控制論發展的第三階段，人工生命誕生的階段。人工生命的特點在于它能以人類意想不到的方式方法進行自主學習和自主進化，這時，對生命的理解就已經不限于傳統觀念中的有機生命，無論是碳基還是硅基，只要能實現自主進化的物質存在形態都可以被納入進生命的范圍。今天，人工智能產業在全球蓬勃發展，機器人的智能性不斷提升，人們在生活中豢養電子寵物，數碼體生命也越來越多地介入日常生活。變成后人類不僅意味著給身體安裝假體設備，意味著將人想象成精密復雜的信息處理機器，還意味將更加多元化的物質存在形態接受為“有生命的”。

計算機科學對后人類生命世界的塑形沿著消解物質性的路徑進行，而由現代生物學推動的生物技術革命則通過深入到物質性的內部—基因結構—對生命存在產生影響。自從1953 年英國科學家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Harry Compton Crick）發現DNA 是一種存在于細胞核中的可以決定生物遺傳的雙螺旋分子后，科學家們便致力于破譯人類和動植物的基因密碼，掌握基因密碼就等于掌握了操控生命的密鑰。通過將生命的本質解釋為基因結構，人類與動物、植物、微生物等一切受制于有形身體結構的區隔被消解，它們本質上都是攜帶著遺傳信息的DNA 螺旋體，人類不僅和某些動物的基因有高度相似，甚至和植物也享有某些共同的基因片段?，F代基因工程可以在分子水平上對基因進行操作，它將外源基因通過體外重組后導入受體細胞內，使之能在受體細胞內復制、轉錄、翻譯和表達?；蚬こ炭梢杂糜谂囵B轉基因農作物，進行動物和器官克隆，也可以用來治療疾病或進行生物制藥。通過基因工程，人類已經制造出了一些作為“混合體”的非純粹自然生命。它們一方面給生活帶來便利，一方面也引發了公眾對生態安全、生命政治、動物倫理等一系列問題的憂慮和爭論。在面臨由于基因技術濫用而淪為生命政治操控對象的共同風險這一點上，人類愿意將動物、植物等各種非人類生命納入捍衛自然生命神圣性、生命的平等權利以及保護生態環境的聯盟。如果說計算機科學推動了人與機器之間的生命邊界交融，那么現代生物科學則帶來了人對更多非人類有機生命體的身份認同。

二、文學：基于憂患的后人類未來敘事與情感塑形

除了包括各種具體的物質實存者，生命世界還包括生活于其中的人們所擁有的情感、態度和觀念。這些情感、態度和觀念是人們在接觸新技術、新事物的過程中通過持續不斷的自我心理調試逐漸形成的，文學藝術，尤其是科幻文學，在后人類生命世界的發展過程中承擔著這種精神調試的功能。

未來意識是科幻文學的靈魂。雖然人們習慣于將時間劃分成過去、現在和未來，但從存在者的角度看，人卻永遠只能生活在現在。胡塞爾提出內時間意識現象學的獨特之處，在于他將“過去—現在—未來”的三維關系從基于外部視角對客觀歷史時間的階段性劃分轉換為對主體內在意識結構的描述，一切現在，即當下意識中，都包含著過往記憶在當下的滯留以及朝向將來的前攝。如果將這個本屬于個體的內時間意識結構作為比喻運用到人類社會群體上，則可以發現，社會整體的文化意識結構中也具有同樣的時間維度，并且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文化意識結構呈現出對于三個時間維度的不同偏向。古典時代是歷史意識發達的時代，現實被看作不斷循環的歷史在當下階段的重演，人們推崇歷史并從中獲得理解世界的圖示、行動的依據以及意識形態確立的標準，史詩、神話、傳奇等各種歷史敘事也相應地成為最重要的文學體裁。步入現代文明之后，理性主義和實用主義精神的盛行使“現在”的維度空前膨大，人們相信依靠自身的理性可以解釋和洞察一切，現實主義與批判現實主義風格的文學敘事成為主流。而未來意識向現實的侵襲則成為走向后人類時代的重要特征，這主要是因為加速發展的科技及其造成的生活驟變將許多歷史上前所未有過的議題向人們迅速拋擲過來，既令人感到無成規可依的焦慮，又點燃了人們探索的沖動與熱情，能夠表達這些情感的科幻文學也因此備受關注。

20世紀的科幻文學佳作迭出，星際旅行、賽博世界、人工智能、基因工程，幾乎所有當代科學的重大進展都成為科幻文學的表現主題。美國航空航天局每年都會邀請科幻作家做預研究項目，從科幻作品中汲取科學發展的靈感?？苹梦膶W“在文化語境中主動地形塑各種技術的意圖和科學理論的能指。它們也表達一些假說……科學理論利用這些假設作為啟發性的命題，有助于引導了推論和形成研究議程”①［美］凱瑟琳·海勒著，劉宇清譯：《我們何以成為后人類》，第28頁。，比如威廉·吉布森創作于80年代的小說《神經漫游者》（1986），其中描繪的賽博空間就成為今天互聯網和虛擬現實技術的先聲。不過，諸如此類“幻想成真”的情況并不意味著科幻文學的本質就是預言未來。它的主要功能還在于將普通人對之懷有陌生感的科學技術通過文學想象的具象形式與日常生活經驗綁定在一起，從而“為我們自己的經驗宇宙提供實驗性變種”②［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遜著，吳靜譯：《未來考古學：烏托邦欲望及其他科幻小說》，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356頁。。正如蘇恩文所說：“科幻小說既不是預言式的未來學，也不是諸如象棋之類的空洞游戲，它同樣是一種‘好像’，一項充滿想象的實驗，一個在人類與社會和自然的關系史中求新的方法性器官，一種認知模式……正如烏托邦小說一樣，科幻小說也是一種‘嚴肅的游戲’，一場與各種現實之間的關系中展開的嬉戲，它教我們如何去理解，并且必要時，如何去改變我們的經驗現實?！雹郏奂樱葸_科·蘇恩文著，郝琳等譯：《科幻小說面面觀》，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162-163頁?？苹梦膶W常常利用一些科學本身無力涉及的道德與社會問題作為構思核心，擇取現實生活中的部分元素作為材料進行合乎邏輯的推演，編織出栩栩如生的未來世界，使讀者通過仿佛身臨其境的閱讀體驗深入反思科學發展可能帶來的社會風險或倫理困境，從而為讀者適應科技變革帶來的社會變化做好心理準備?？梢哉f，科幻文學實質上是一種幫助人們適應科技導致的社會變局的精神操練和心理調試，它建立起心理免疫機制，使我們不至于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措手不及地面對后人類世代的全面到來。

從總體上看，科幻文學對后人類生命景觀的勾勒常常以“憂患”為主調，即更多表達人類在面對各種新生命形態時的迷惘、惶惑和恐懼，甚至不乏對未來的災難性渲染。想象以計算機科學為基礎的人工智能的未來是科幻文學的一個重要主題，從阿西莫夫《銀河帝國》（1941）中的機器人，到菲利普·迪克《仿生人會夢見電子羊嗎》（1968）中的仿生人，再到特德·姜《軟件體的生命周期》（2010）中的數碼生命，科幻文學貢獻了被哈拉維稱作賽博格（cyberorg）的新生命形式，它是“一種控制生物體，一種機器和生物體的混合，一種社會現實的生物，也是一種科幻小說的人物”④［美］唐娜·哈拉維著；陳靜，陳義誠主譯，《類人猿、賽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05頁。。賽博格的情感活動和倫理地位，以及它們與人類充滿矛盾沖突的關系常常會成為推動敘事情節展開的焦點。比如，《仿生人能夢見電子羊嗎》勾勒了一幅由正常人類、仿生人、特障人、自然動物及仿生動物共同構成的生命群像。仿生人雖然在藝術才能、情感體驗以及愛的能力等各方面都不亞于甚至超越人類，卻依然因為它們的仿生人身份被人類追殺。小說里的人類警察會因為殺死仿生人而心懷愧疚，仿生人則為了證明自己和真實人類一樣而去豢養自然動物。仿生人的生命困境其實是人類自己在面對人工智能時身份焦慮的投射，愛的能力與藝術創造力是人類獨一無二的身份標志嗎？人與機器的本質區別何在？敘事中流露出對自然生命高于人造生命這一價值判斷模棱兩可的態度，意味著界定生命的傳統標準正在發生動搖。石黑一雄的小說《克拉拉的太陽》（2021）則以一個兒童陪伴型機器人的視角出發描繪它所見的人類生活，機器人克拉拉心智初開的目光充滿混沌與迷惘。是否會以及何時會出現克拉拉這樣的機器人另當別論，但想象性地進入人工智能的情感世界這種陌生化的文學敘事視角，卻使讀者嘗試用一種更開放包容的方式去思考生命。我們不可能依賴科幻文學去建立后人類生命世界的具體倫理規范，但科幻文學卻為我們接受倫理觀的變革奠定了心理基礎。

科幻文學也經常表現現代生物技術改造自然生命的主題并對此表達出強烈批判。小說《獻給阿爾吉儂的花束》（丹尼爾·凱斯，1959）講述實驗室小白鼠阿爾吉儂與同樣作為腦科學研究實驗品的、智力低下的人類查理之間的情誼。在手術治療下，智力逐漸恢復的查理日益強烈地感受到作為試驗品被擺布的痛苦，他與小白鼠的共情越來越多，直至最后兩者均因為實驗手術失敗死亡，人與動物的邊界區分在科學與資本聯手操控造就的生存痛苦面前顯得不再那么重要。小說《發條女孩》（保羅·巴奇加盧皮，2009）的主線是在基因技術濫用的未來世界，跨國種子公司試圖奪取泰國珍藏的自然種子基因。這個未來世界充滿著基因改造工程的受害者，作為廉價勞動力被工人肆意驅使的巨象，因基因改造失敗而被認為沒有靈魂可以被隨意殺戮的柴郡貓，轉基因橡皮蟲和生著“銹病”的農作物，再加上流落色情酒吧的發條人惠美子以及處于社會底層的泰國人民，他們共同構成全球資本主義生命政治的被壓迫對象。未來當然未必如《發條女孩》所想象，但這種災難敘事卻真實地傳遞著人們為技術受資本驅動可能產生的僭越而感到的威脅與恐懼。如果生命可以被模擬或仿造，那么它勢必會被編織進受資本操控的物化體系；如果生命的自然性神圣不可顛覆，那么該又如何限定基因技術的倫理邊界？

科幻文學的“憂患意識”既不意味著未來必然是災難性的，也不代表反科技的保守論調，它主要是作為“一種診斷、一種警告、一種對理解和行動的召喚”①［加］達科·蘇恩文著，丁素萍等譯：《科幻小說變形記》，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頁。，推動人們深入思考科技發展隱含的危險或變革潛能。萊布尼茨曾經提出過“可能世界”的概念，認為現實世界只不過是各種可能世界中唯一獲得實現的那一個。未來由每一個發生在當下的選擇造就， 唯一的現實世界正是在推動世界發展的無數個可能瞬間中不斷做出選擇的結果，科幻文學正是對無法全部成為現實的多種可能世界的展演。它讓我們看到，倘若如小說中所描繪的那樣不去限制資本對技術的操控，那么未來將會陷入怎樣的危險；倘若在不斷突破自然生命邊界的技術冒險中從不思考關于生命之根本和存在意義的問題，那么人類自己的存在終將會遭到技術的反噬?？苹梦膶W的憂患意識其實是對當下正在展開著的行動的提示或預警，督促我們盡量將技術進展的雄心放置進對人類生命世界復雜圖景的綜合考量中，以便使行動更加審慎。

杰姆遜曾說：“最典型的科幻小說并沒有真正地試圖設想我們自己的社會體系的‘真實的’未來。相反，它的多種模擬的未來起到了一種極為不同的作用，即將我們自己的當下變成某種即將到來的東西的決定性的過去?！雹冢勖溃莞ダ锏吕锟恕ふ材愤d著，吳靜譯：《未來考古學：烏托邦欲望及其他科幻小說》，第379頁。與其說科幻文學在想象未來，不如說它正在作為現實行動的一種特殊方式塑造未來。它作為“有關世界和經驗的一種衍生的構造性視界”③［美］唐娜·哈拉維著，趙文譯：《靈長類視覺——現代科學世界中的性別、種族和自然》，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5頁。，作為供人們綜合生活世界中諸多復雜因素進行未來推演的“思想實驗室”，為現在提供著選擇的依據。這個實驗室通過把遙遠模糊的未來變成一種具體可見的情景成功地激發起人們的怕與愛，讓人們在技術發展產生的未來迷霧中認清楚自己所珍視和所厭惡的，所渴望和應拒絕的。未來世界的具體形態無法確知，唯一能確知的，是未來的形態取決于現在的一切所思所感和行動。未來世界既為科技進展和物質實踐所造就，也為人們的憂慮、恐懼、期待等心靈的合力所造就，正是那些鮮活的情感力量充當著影響物質實踐前行方向的深沉動力，也正是在看似表達幻想的科幻文學所生產的真實精神動力的作用下，我們才能夠不斷“把當下變成某種即將到來的東西的決定性的過去”。此外，科幻文學的情感塑形作用還表現在它可以疏泄新技術帶來的強烈心理沖擊上。人們在新技術成果真正普及進入日常生活之前，就已經通過科幻文學獲得了與新技術遭遇的虛擬經驗，這些經驗作為“一種關于世界的陳說，它使情感中心在真正接觸這個世界時有所準備”①［美］約翰·克羅蘭·瑟姆著；王臘寶，張哲譯：《新批評》，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60頁。。

總之，從新技術能夠模仿或改動自然生命的那一刻起，后人類生命世界就已經啟程，展現可能世界的科幻文學通過其對現實世界的情感影響力，在通向未來的道路上發揮著調整航向的作用。沒有文學想象的多維可能世界與單一現實世界的交相映射，現實向未來延伸的道路就可能會像在黑暗中踽踽獨行一般艱難。

三、理論：生命本體的理論建構與觀念塑形

如果說科技是后人類生命世界的物質塑形力量，科幻文學是后人類生命世界的情感塑形力量，那么理論則通過圍繞人與技術、人與非人類存在者的關系以及生命本體論等問題的哲學思考，對后人類生命世界進行觀念塑形?！昂笕祟悺苯o予我們所處的時代一個清晰的身份命名，唐娜·哈拉維、凱瑟琳·海勒、布拉依多蒂等學者正是圍繞這個概念進行理論建構，創造性地提煉出新的生命本體論，挖掘出顛覆性別歧視、物種區隔和社會壓迫的革命潛力。隨著后人類文化理論的建構，與科技變革相匹配的倫理取向也逐漸得以明了，后人類生命世界由分散的物質技術實踐和充滿不確定性的文學想象，逐漸生成為一種可經由倫理實踐變革而實現的更加完整的社會形態。后人類理論沖擊的是歐洲近代人本主義個體生命觀，在這種觀念中，又以男性的、白人的、歐洲中心主義的個體作為“人”的標準范本。其實在后人類概念提出之前，女權主義、性別理論、后殖民主義、生態批評等各種文化理論就一直致力于拆解歐洲文明傳統中的邏各斯中心主義，挑戰那些造成社會和自然危機的傳統觀念，而這些充滿解構氣質的理論隨著后人類概念的提出得以聚集，匯聚成推動一個擁有更加平等、包容、多元的生命倫理觀的未來世界生成的積極能量。

在《賽博格宣言》中，哈拉維認為自從20 世紀晚期以來，“在我們所知的范圍內，無論在正式話語中（例如，生物學），還是在日常實踐中（例如，集成電路中的家庭工作經濟），我們都發現自己變成了賽博格、混血兒、鑲嵌畫、怪物凱米拉。生物有機體已經和其他東西一樣變成了生物系統和通訊裝置。在我們關于機器和有機體、技術和有機的正式知識中，沒有根本的本體論區分”②［美］唐娜·哈拉維著；陳靜，吳義誠譯：《類人猿、賽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第247-248頁。。以賽博格界定生命意味著懸置生命起源，即生命體不再從其起源和誕生過程中獲得先驗性或本質性界定，而是作為構成機體系統的各部分的組合關系被定義，這就可以避免陷入與起源論相關的男性與女性、文明與自然的二元論等級模式中。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主體是通過人與自然事物建立起差異性區分，從與自然的原初統一中分離得以確認的，人類的勞動者身份意味著人對自然的改造和征服；精神分析學則認為自我（其實主要是男性自我）身份是在嬰兒與母親分離并對父親所代表的文明秩序的認同過程中確認的，所以人類自我意味著父親（男性）話語模式的主導權。而當賽博格理論懸置起生命起源問題后，人類需要經由征服和改造自然或者認同父親而獲得自我身份確認也不再具有必然性。當機器可以和有機身體相聯構成生命體，當人可以移植他人乃至動物的器官，當生命可以通過基因編輯被制造時，我們就“不需要有機整體論來給出不可滲透的整體性、完整的女人及其女權主義變體”①［美］唐娜·哈拉維著；陳靜，吳義誠譯：《類人猿、賽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第248頁。。哈拉維以非本質主義方式解釋生命的賽博格理論中，隱含著推進女性解放與動物解放的潛力。

海勒則在《我們何以成為后人類》中通過梳理控制論發展歷程表明，成為后人類意味著將生命體理解為一個控制論的分布式認知系統?？刂普搹淖畛跄M大腦的神經活動機制發展到后來強調具身認知，在智能機器與人類生命彼此之間不斷翻轉的模仿與隱喻關系中達成了對“主體”的重新理解。認知并非始于頭腦，而是發生于身體知覺和行動中；主體性并非與生俱來，而是在機體與環境的互動關系中逐漸涌現，并分布在對環境做出反饋的身體行動中。從古至今，人類一直生活在使用工具應對物質環境的生命活動系統中，工具越復雜，對環境的認知也越精細。所以海勒認為，“現代人類比洞穴人具有更精密復雜的認知能力，不是因為現代人更聰明……而是因為他們為自己建構了更加聰明的工作環境”②［美］凱瑟琳·海勒著，劉宇清譯：《我們何以成為后人類》，第391頁。。人類主體既不是神以自身為摹本的天生高貴的受造者，也不是憑先驗理性和自由意志凌駕于萬物之上的操縱者，而是“人-工具-環境”構成的生命世界系統中的生成者。無論現代人、古代人還是智能機器人都是“從既定的網絡中誕生，變成物質的真實，被社會約束，被話語建構-暗示，由于相似的原因，我們一直都是后人類”③［美］凱瑟琳·海勒著，劉宇清譯：《我們何以成為后人類》，第394頁。。海勒的后人類理論通過突出具身行動與物質環境的互動關系消解了由孤立大腦活動支撐的主體性，以作為具身化分布式認知系統的新主體身份挑戰了“人是通過個人力量和選擇實踐自我意志的自主生物”這種傳統觀念。

布拉依多蒂在《后人類》中提出，以“普遍生命力”為中心的平等主義是后人類轉向的核心。她認為生命本質上是“通過實在化能量流動，通過跨越復雜肉體的、文化的、技術化的網絡系統的活力信息符碼”④［意］羅西布拉依多蒂著，宋根成譯：《后人類》，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79頁。生成的關系聯結體，看似以封閉的身體邊界相區隔的個體與物種，其實都是生命信息傳遞和生命能量流動的產物。以“普遍生命力”為核心的后人類生命世界風險與機遇并存：風險是因為資本把人類生命和其他物質都變成了榨取利潤的對象，生命貿易也將成為全球資本主義的重要表現形式；機遇則是因為這種生命風險會使身陷其中的人類更容易與非人類物種之間產生認同，更容易“意識到個體是不可抑制的遭遇、相互作用、情感性和欲望的共同效應”⑤［意］羅西布拉依多蒂著，宋根成譯：《后人類》，第146頁。，從而形成更加開放包容的生命倫理態度。正如布拉依多蒂所說：“我作為所謂發達資本主義的后工業主體所居住的這個星球，在女性人類、腫瘤鼠和克隆的多莉羊之間，在具身化和嵌入式定位的方式上存在很高的熟悉度及很多共性……我的狀況與人類的不可侵犯和完整概念相比，更接近于這些有機體?！雹蓿垡猓萘_西布拉依多蒂著，宋根成譯：《后人類》，第116頁。人類自己在面對生命操控時的恐懼和脆弱，使其更容易聆聽到多莉羊、腫瘤鼠、臨近瀕危的物種和正在消失的種子這些似乎無法言說的生命發出的咆哮聲，更清醒地意識到人類自我正分布在與這些非人類存在物之間的鏈接關系中。因此，后人類轉向意味著一個“決定我們能夠生成什么和生成誰的神奇機遇，一個讓人性重新以肯定方式更新自我的獨特機會”⑦［意］羅西布拉依多蒂著，宋根成譯：《后人類》，第288頁。，新的倫理觀也將在對主體性的重新理解中逐漸生成。

以上三種后人類生命本體理論——賽博格理論、控制論的系統分布式主體理論、普遍生命力理論——都強調了自然與文化、物質與精神、人與非人類生命存在者的連續性，都從跨物種、跨性別視角出發理解生命，也都是對依靠先驗自我以及普世性價值觀界定的人類主體的超越?？萍急旧硎侵行缘?，它既可以為資本利用成為生命操控和權力壟斷的工具，也可以成為消除壓迫和社會不公的革命力量。而后人類文化理論作為架設在科學話語與人文理論之間的橋梁，正是通過促使科學理論向哲學、美學、倫理學等人文理論的創造性轉化來對抗操控，使物質進步最大限度地向著為地球生命創造福祉的動力轉變。后人類理論也常常結合科幻文學批評來陳述觀點，它們從科幻文學的未來想象中揀選出最有價值的議題，從文學作品充滿含混與不確定性的敘事空間中捕捉最有活力的思想生長點用作理論創造的資源，并將文學經驗中那些憂慮與惶惑的情緒以及游移不定的態度通過理論反思轉化成堅定的信念。后人類理論以其富有創造力的言說將原本隱匿在分散事實中的變革潛能放大，為其推波助瀾，使其成為可以推進行動的思想力量。正是通過這種方式，富有先鋒精神的理論話語充當了后人類生命世界的觀念塑形力量。

四、結論

也許我們沒有辦法為后人類生命世界找到一個準確的發生起點，因為，與其說它是一個既成的、具有完整結構的生命世界形態，不如說它是一個由新科技引發的漫長歷史漸變過程。在此過程中，對生命的新認知方式、新的生命倫理觀和價值標準都將逐漸樹立，以便人們能在觀念、制度和規范層面都能真正容納并恰當安置那些與我們有著多多少少相似性、相關性的自然和人造生命。后人類生命觀念意味著，對人的理解不再局限于以自然肉身為載體，以理性頭腦和自由意志為標志的封閉孤立個體，人可以被理解成在與環境進行持續信息交換的過程中涌現生成的具身認知主體，在與其所屬生命活動系統中各種存在物的互動關系中被造就的關系構成式主體，以及在萬物并作的自然進化史中與非人類生命共享某些基因片段或結成伴侶關系的生態主體?？傊?，當我們開始從人與機器、與動物以及與自己身體的內、外部環境的關系中重新考慮何為主體時，就意味著開始與歐洲近代人本主義的“前人類”主體觀分道揚鑣了。倘若有一天，我們能夠在倫理實踐中真正踐行這種對生命的理解，并且有社會規范、制度為這些實踐提供保障，便意味著一個成熟的后人類生命世界初具雛形了。

科技、文學和理論這三者共同充當了后人類生命世界的塑形力量。首先，計算機科學和現代生物科學催生的那些具有生命跨界力量的技術成果，使后人類生命世界有了訴諸物質現實的可能，科技是后人類生命世界的物質塑形力量。其次，科技飛躍帶給人們的強烈情感沖擊在對未來生活進行模擬演練的文學想象中找到了疏泄的出口，文學（尤其是科幻文學）作為一種幫助人們適應技術發展與社會變遷的心理調適手段，是后人類生命世界的情感塑形力量，而文學的情感影響力最終又落實在人們如何選擇朝向未來的行動方向上。最后，后人類文化理論作為連接科學理論與人文話語、物質實踐與思想創新的橋梁，從生活實踐和文學作品中提煉思想資源重構生命本體論，闡發新的生命倫理價值觀，是后人類生命世界的觀念塑形力量。物質世界的變革總能在情感體驗與思想觀念世界中獲得映射與回應，情感活動與思想觀念反過來又影響、制約著物質實踐的走向，科技、文學和理論三重要素在后人類生命世界的生成過程中建立起前所未有的緊密聯結互動。雖然在我們今天所處的生活中，新技術產物與新文藝作品迭出、新科學概念與新文化理論亂花漸欲迷人眼，但由科技引領的物質實踐、令情感流淌的文藝創造的河床以及使行動明確有力的倫理追求，這三者之間的互動關系卻始終是涌動在繁雜表象背后的基本力量，對這三重因素聯動關系的分析顯示著跨學科視域對于理解后人類生命世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